吴大澂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权再探讨

于逢春

发布时间：2015-2-28

内容提要：1860年前，中国是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沿岸国，数千年来不间断地拥有此二海域。惟因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及其后来清朝勘界大臣成琦颟顸无能，加之沙俄强横狡诈，中国最终丧失了日本海。所幸1886年中俄再次勘界时，中国谈判代表吴大澂与沙俄谈判代表斗智斗勇，中国最终恢复了由图们江东出日本海的权利。从此，被俄罗斯封闭的中国东北东部陆疆的尽头虽止于距离日本海30华里的珲春防川，但中国有权借助图们江进入日本海的航道也始于斯。

关 键 词：日本海/吴大澂/图们江/出海权

       历史回溯到公元1860年前，中国是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沿岸国，数千年来不间断地拥有此二海域。惟因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及其后来清朝勘界大臣成琦颟顸无能，加之沙俄强横狡诈，中国最终丧失了日本海。所幸1886年中俄再次勘界时，中国谈判代表吴大澂与沙俄谈判代表斗智斗勇，中国最终恢复了由图们江东出日本海的权利。从此，被俄罗斯封闭的中国东北东部陆疆的尽头虽止于距离日本海30华里的珲春防川，但中国有权借助图们江进入日本海的航道也始于斯。那么，中国图们江出海权问题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原来，通过咸丰八年(1858)中俄《瑷珲条约》与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固有领土侵占。但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仅仅过了十数年后的1870年代末期，它在占领中国西北的伊犁的同时，还将其军队大批调集到东北的三姓、珲春界外，屡屡蚕食残存的中国东北领土，严重威胁清皇室发祥地的安全。光绪五年(1879)底，吉林将军铭安以珲春一带边防废弛、境况堪忧，奏请朝廷简派贤员赴吉林，协助其守边。清廷谕令“李鸿章于直隶候补人员内遴选为守兼优之道府州县各员。奏明发往吉林交铭安差遣委用”。①李鸿章自然明了东北边疆的重要性，故力保可资重用的吴大澂前往赴任。

       吴大澂(1835－1902)，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进士，授编修。先后任陕甘学政、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后因在中日甲午之役中兵败辽南而被革职。

       吴大澂首次赴吉林是光绪六年(1880)，朝廷授其三品卿衔，以帮办身份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处防务及对俄交涉事务。②九年(1883)，法国占领越南后北窥中国，清廷以“天津密迩京师，防务关系尤重”，调吴大澂率所训练的吉林防军三千人拱卫京师门户，并“与李鸿章会商，妥为布置”③。

       吴大澂离开吉林期间，沙俄步步为营，不断侵占东北领土的行径没有丝毫收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决定设置钦差大臣一员驻守宁古塔，派遣吴大澂以督办吉林中俄边界事宜身份赴吉林公干。十二年(1886)正月十七日，正当辽东大地千里冰封的季节，吴氏由天津启程。从天津到盛京的道路尚属平坦，容易行走，但从盛京到宁古塔的路途却是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加之经常冰雪交加，馆驿窄小而难寻，偶尔“觅一小店暂宿，又人满为患，半夜不得眠，亦不得食，苦不胜言”。经过近两个半月的长途跋涉，吴氏一行终于在四月初四翻过长白山脉与张广才岭，到达宁古塔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城关镇)西，与前来迎接的宁古塔副都统容山一行相见。二位抗俄战友分别三年后再次相见，自是分外亲切。一番酣畅淋漓的豪饮后，吴氏回到官邸，乘兴泼墨，题写了一阕慷慨豪迈、饱含故国深情的《登抱江楼题诗一律兼呈峻峰都护》：

       忆昔临江筑小楼，与君樽酒话中秋。

       自从一去三年别，那想重来两日留。

       旧事思量纪龙节，新图商榷定鸿沟。

       国恩未报归程远，敢把闲情寄白鸥。④

       抱江楼，亦称望江楼、褒江楼，系宁古塔副都统容峻于光绪八年(1882)特意为吴大澂在牡丹江畔建造的官邸。吴大澂两次查勘边界、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权之事迹，均与此楼有关。当然，论及吴大澂查边与图们江出海权问题，需从东北疆域之奠定与中俄东段边界之变更谈起。

       关于上述问题，从晚清至今已有多人研究。其中，陈复光、刘家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佟冬、赵中孚等成果，征引文献比较全面，内容也相对翔实。⑤本文拟在充分汲取上述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一些新开放的档案，着重于图们江出海权问题的探讨，以期有些新意。

       一、清朝东北疆域的奠定、划定与变更

       1.清朝东北疆域的奠定

       天聪七年(1633)，清统一之东北疆域大致范围：东北起鄂霍次克海，沿库页岛东岸，顺宗谷海峡，傍鞑靼海峡及日本海北部、日本海西岸以至图们江口一线，西越大兴安岭，接蒙古喀尔喀部牧地；北逾外兴安岭以北一线，南抵黄、渤海沿岸。

       崇德十年(1643)春，以俄国雅库茨克总督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132人的哥萨克武装队伍，初次翻越外兴安岭，进入清朝辖境黑龙江中游之精奇里江。接着进入黑龙江中游，沿江而下，一路侵扰，烧杀抢掠。

       顺治九年(1652)二月，清军开始反击入侵俄军，迨至十七年，入侵黑龙江流域之俄军基本被肃清。康熙四年(1665)，一支俄军复沿黑龙江窜犯，并在上游雅克萨城旧址修筑塞堡。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清军先后两次击败入侵俄军于雅克萨城。二十八年，中俄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线之南归属清朝，线之北归属俄国。

       2.清代中俄东段边界的变更

       俄国因战败而签订边界条约，但其觊觎中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从来都没有熄灭。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败北，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等待，沙俄终于等来了可以公开染指中国内河黑龙江的良机。这也应了俄国的谚语：“坐岸静候，可得顺风。”道光二十七年(1847)，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强行在中国内河黑龙江流域实施扩张。自咸丰二年(1852)开始，由于洪、杨起事于广西，旋即占领南京，加之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关内清军屡屡败北，逼得清廷不得不从其根本重地——吉林、黑龙江征调八旗劲旅入关作战。当时东北的主要驻军为满洲八旗，其额设官兵，吉林为10100名，黑龙江为10300名。而数量本来就少的官兵因“征调频仍，官弁兵丁效命疆场者，十居七八，生还故里者，十仅二三”⑥。与之相反，当时沙皇为了侵略中国，于1851年开始在外贝加尔征兵，到了翌年9月，用来入侵中国的军队总数已达48000余名。⑦一俟准备完毕，俄军便于咸丰四年四月入侵黑龙江，逮至翌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黑龙江下游之非法占领。咸丰七年，俄国又侵占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大片清朝领土，并将之与此前占领的黑龙江下游连成一片。

       咸丰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穆拉维约夫闻讯后于四月十一日兵临瑷珲城下，要求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进行边界谈判。四月十六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订立《瑷珲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内河黑龙江成为界河，清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固有领土，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固有领土成为中俄“共管”之地；此外，俄国还获取了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中俄东段法定边界随之变更。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六日，俄使伊格纳切夫利用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北京之机，以所谓“调停有功”，诱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该约使得与前黑龙江将军签署的《瑷珲条约》得到清政府的确认，将原约内中俄“共管”的清朝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变为俄国占有。与1689年《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相比，清东北边疆百万陆地领土、濒临之鄂霍茨克海、日本海及岛屿丧失殆尽。

       3.清勘界大臣成琦昏聩，致使中国乌苏里江、图门江流域领土损上加损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清朝钦差大臣成琦与沙俄全权代表卡札凯维奇于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九日在兴凯湖举行会议，会勘中俄东界。五月二十一日，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北京条约》补充条款。同时，还签署并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此“记文”又称《中俄东段交界道路记文》，规定了此段已勘中俄边界设立界碑之数目及其位置。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白棱河为划分两国东段边界兴凯湖段的依据之一，清谈判代表认为兴凯湖西南之白珍河乃白棱河，俄方则强指位于兴凯湖西北之奎屯河支流，即土尔河口为白棱河口。清代表成琦颟顸无能，又系大烟鬼，加之俄方强行派兵侵入中国境内奎屯必拉西北，蜜蜂山至穆楞河一带，丈量地亩，刨土立堆，插牌为界，在既成事实和军事压力下，成琦最终接受俄方之讹诈，从而使得兴凯湖之大半落入俄国之手。

       同时，即使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后，图们江口与日本海沿岸一带仍属中国。其法律根据来源于该条约第一条之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之东南段，“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⑧在成琦与卡扎克维赤签订《自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地图》上，亦标明耶、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十二个俄文字头之界标。“乌”字界标在图们江入海处的江口东岸、日本海边。中文分界地图于图们江口亦标有“界牌乌”三字。“乌”字碑之设，意味着图们江下游入海段——自珲春河注入图们江处到海中间之岭一线以西(南)属于中国，以东(北)属于俄国。换言之，图们江下游北岸一线与珲春河入图口至海中间之岭一线之间的土地——罕奇海岸仍归属中国。也就是说，按照中俄《北京条约》之条款，俄罗斯与朝鲜之间并不以图们江为界，中国通过图们江下游东(北)岸狭长的沿江之地分割着俄朝两国之间。前面提到的罕奇海岸系指图们江口左(北)岸至摩阔崴(今波西耶特湾)之间的濒海地区。摩阔崴系满语汉译地名，又译称窝阔崴，或毛口崴，是中国人世代居住的小渔村。摩阔崴也是有唐一代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到日本国的——“日本道”陆路终点与海路起点。

       令人沮丧的是，咸丰十二年(1862)俄罗斯交换给中国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中只规定设立八座界碑，少了“乌”字等7座界碑。此“乌”字界碑之遗漏，使清朝丧失了对图们江口与日本海沿岸一带的罕奇海岸主权。此诸遗漏，源于清朝勘界使臣成琦由于犯了大烟瘾，亟须到吉林城补充大烟，将立碑之事托付给俄方勘界代表包办。俄方代表获此良机后，单方面绘制了交界图，并在该图上着意地将罕奇划于“红线”之外，将中国在日本海海岸仅存的一小块土地也抢走了。对俄国而言，得此海岸地带便可以与朝鲜半岛隔江相连，在封锁中国出海通道的同时，获得了侵略朝鲜的立足点。

       二、吴大澂着手珲春界务交涉与勘界的准备工作

       光绪元年(1875)前后，俄国人并不满足于从成琦手里额外获得的大片领土，又派兵侵入蚕食珲春所属黑顶子地方，并建立哨所。同时，白棱河至瑚布图山顶一段中俄边界中国一侧以及图们江口以北、沿江岸长一百三十余里，宽十余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的地方，多为俄国人侵占。

       光绪六年(1880)，吴大澂初次赴吉林协助将军铭安办理边务后，“始知珲春黑顶子地方久为俄人侵占”⑨，遂上奏朝廷，请“派员奔赴珲春照会俄官，定期屐勘，按着旧图所定红线，将沿海地段划清界地，于明年二月，限令俄官撤去卡伦，从前侵占珲春地方一律交还”⑩。但经过与沙俄几次直接交涉之后，吴大澂领教了俄国人的强横与狡诈。深知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非口舌可与抵挡，如我有求和之议，彼必有挑战之心，不但不能和，并恐速之使战。譬如无赖之徒百般讹索，愈迁就则愈骄横”。所以，“我不求和，庶有可和之机”。总而言之，“俄人习水战，当于陆路困之；俄人利火攻，当以骑兵避之；俄人轻我兵单，当以民力济之”(11)。

       基于上述认识，吴大澂从光绪六年(1880)开始着手改变东北没有近代边防军与有边无防的历史，十二年(1886)再到吉林后继续执行以前的政策。这一点也得到了吉林将军铭安的认同。为此，二人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1)建议朝廷将珲春协领衙门升格为副都统衙门，以扩大其权限，增加武备。

       (2)面对吉林兵少将寡、边防形同虚设的局面，二人于光绪六年(1880)联名上奏，请求在吉林建立边防军，旋即获准。于是，二人改革八旗兵丁世袭制，实施募兵制，建立了马军与步兵计13个营，共5000人，设巩军、安军、绥军、卫军与宁靖边军。光绪七年，边防军扩大到7000人。十年(1884)，裁去巩、绥、卫、安名目，统称靖边军。

       (3)重视改善边防军武器设备，除购置“洋枪洋炮”，吴大澂在吉林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从国内、国外为吉林边防军至少购置了格林炮4尊、克虏伯大炮20尊、恰乞开枪1千支、来福枪4千支、毛瑟枪3千支。(12)

       (4)光绪九年(1883)在吉林城(今吉林市)设立吉林机器局和吉林火药厂，为新编的靖边军提供新式的自制火器。(13)这些军队与火器是后来保证吴大澂与沙俄谈判时少受讹诈的后盾。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趁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机，出兵占领东北许多地方及珲春，靖边军面对强敌，决死反击，给沙俄侵略军以重大打击。

       (5)为防御沙俄溯松花江而上，从珲春东面来侵，吴大澂分别在三姓和珲春增设卡伦，修筑炮台，开辟道路。

       (6)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派遣珲春知府李金镛主持招民垦荒事务。李氏为推动此事，又在南冈(今延吉市)、五道河(今珲春县五滴达乡)设置招垦分局，在和龙峪(今龙井县智新乡)设立通商总局，以期通过招徕汉族和朝鲜族农民前来垦荒与生产，巩固边疆。

       一俟准备完毕，吉林将军铭安与吴大澂便多次奏请与沙俄勘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深表赞同，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二十八日上奏说：中俄边界的界牌“年深月久，形迹无存”、“界地湮失”，当速派大员查勘。(14)十二年(1886)正月，清廷再次派遣会办北洋事宜大臣、都察院左都御使吴大澂与帮办吉林防务大臣、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方勘界定边。

       三、岩杵河勘界会议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初四日，吴氏抵达宁古塔后立即给俄国勘界大臣巴拉诺夫发去照会，约定谈判时间。四月初六日，吴氏首先查勘宁古塔东大川界址，接着检查该城东西两座炮台。接着，将拟谈边界事宜交给庆锡安翻译成俄文，“以便临时辩难”。在此之前，还委托吉林机器局绘制了两份图们江及黑顶子一带的地图。经过精心准备，吴大澂与依克唐阿于四月十九日赶赴岩杵河，与俄方代表东海滨省巡抚兼理事务将军巴拉诺夫、办理地图衙门大员舒经、帮办军务大臣总理营务克拉多、南乌苏里界廓末萨尔·马秋宁等在岩杵河(今珲春市东、俄国境内的克拉斯基诺)会同商谈东部边界问题，史称岩杵河勘界会议。该会议主要围绕着以罕奇海岸归属为中心的四个问题展开。

       1.关于中国在日本海海岸的固有领土——罕奇海岸归属问题

       如上所述，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丧失了乌苏里江以东所有陆疆及日本海绝大部分，进而因《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又丧失了图们江出海口及该出海口左岸之地。因为根据《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在土字牌之后还应有乌(Y)字牌，并且在地图上也有Y字牌标记。Y字牌在图们江口东北日本海沿岸3公里处。中国应拥有图们江口土字牌以下到乌字牌的领土。这块土地，当时中国人成为罕奇海岸。另外，该条还规定：“上所言者，乃空矿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人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上述所言系指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附录明确指出：“以上自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俱有卡台住址，俱系旗人渔猎之地及海中间十四岛向系旗人渔猎之处。”

       有鉴于此，吴大澂在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二日的岩杵河勘界会议上力主收回被沙俄侵占的罕奇海岸。罕奇海岸附近海滩是中国传统的盐场与渔场。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罕奇海岸及位于该地的村庄——摩阔崴被沙俄占领。摩阔崴被改称为波西耶特湾。罕奇海岸的丧失，成了吉林官民永远的心疾，故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曾多次请求清廷收回罕奇海岸。吴大澂认为收复罕奇，“保护珲春食盐之地，冀可自加岸”。(15)如前所述，即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罕奇也属于中国领土。凡此时距离《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之签订业已20多年，而今吴大澂再谈此事，希冀索回失地时，自然遭到巴拉诺夫的激烈反对。巴拉诺夫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必须备文转呈俄廷，能否应允须由皇帝裁决，自己断不敢擅目作主。在吴大澂准备好证据，拟继续与沙俄力争时，因中法战争即将爆发而被调往天津守护京师。从此，可能收复罕奇的良机丧失，中国永远丧失了日本海。这既是吴大澂的终身憾事，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弥合的创伤，更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奇耻大辱。

       2.关于重立图们江口“土”字界牌问题

       鉴于罕奇海岸无法收回，吴大澂决定再议“土”字界牌埋设位置问题。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但咸丰十一年(1861)中俄兴凯湖会议后，清朝谈判代表成琦将添立界碑工作委托沙俄方后，俄方将“土”字界牌埋设于距离图们江四十五里的地方，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16)

       在岩杵河勘界会议上，吴大澂认为解决这个“土”字界碑问题，“应照《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界牌，方可与《条约》相符”。巴拉诺夫则拿着沙俄单方绘制的地图，认为“海口二十里，海水灌入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彼国所谓二十里，如此核计”。(17)吴大澂据常识与条约文反驳了巴拉诺夫的说法：“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洽。”(18)巴拉诺夫明知理屈，推说发电报给总督，请其上奏俄廷，一俟有回电后再继续商议。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六日，巴拉诺夫接到总督复电，认为该“土”字界牌，“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鉴于此，吴大澂建议向沙草峰前方挪动十八里，将该界碑立于山峰南麓沿江一侧的高坡下面，不致于被江水冲塌，约计离海口不过二十四五华里。巴拉诺夫表示赞同吴氏的意见。(19)

       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七日，吴大澂派春雨鹏、廖子忠会同俄方代表到图们江口测量土地，让沈韵松到图门江口查勘补立“土”字界碑的地方。五月十九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同至图们江口，共同监立“土”字牌。具体方法是，先在立碑之地挖一个二尺深的土坑，“四面用碎石填筑。中起岩石，用土坚硪”。(20)根据中俄《珲春东界约》记载：新立的“土”字牌，如顺图们江至海滩，则俄里十五里，折合为三十华里；径直到海口的话，则俄里十三里半，折合为二十七华里。

       吴大澂鉴于以往从珲春到俄国岩杵河的要道——长岭子口，即中俄交界第八记号处向无边界标志，故建议添立铜柱，以期经久。巴拉诺夫表示同意。五月二十日，一个“高十二尺一寸五分，宽三尺零三分”的铜柱，(21)矗立于今珲春东南二十里的板石乡境内原天文台旧址上，吴大澂亲笔篆书其上，共计4行58个字：“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22)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侵略珲春时，将该铜柱盗走，现藏于俄国伯力博物馆。

       3.黑顶子主权问题

       黑顶子位于今珲春市敬信乡境内，满族语称为夏渣山，或乌尔浑山，与朝鲜庆兴府隔江相望，为中、俄、朝三国相邻地区。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规定，黑顶子本系中国固有领土，但被沙俄于同治九年(1873)前后占领，在那里建立卡伦，“结幕处东边不远之地，又为构屋，时月之间，工役已讫，间架比前稍长”，“其势将至于留连屯守，广聚人口”。(23)光绪九年，吴大澂“确切查明该地方实系俄人侵占珲春之地”，“若不及时清理，珲春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为俄人窃据”，并深知“俄人占据黑顶子，则图们江一百余里不复为珲春所有”。(24)故“屡与俄员照会，索还占地，并迭次面商，据约辨论”。但“俄员一味支吾延宕，竟于黑顶子地添设卡兵，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旋经吉林将军希元专派协领穆隆阿、双寿等约同俄员会勘，仅至沙草峰，为俄人所阻，未经勘毕而回”。(25)因此之故，更增加了吴大澂收复黑顶子的决心，惟因“此黑顶子关系甚大，不能不及早清理也”，以免沙“俄将图门江东岸百余里‘误’为俄国所辖之地，并于黑顶子地方安设俄卡”(26)。于是，黑顶子问题被吴氏列入岩杵河勘界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程。在第二次堪界会议上，吴大澂用自己亲自查勘来的确凿证据，据实辩驳，意志坚决，迫使沙俄不得不将黑顶子归还中国：“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一八八六年六月迁回俄境。两国勘界大臣各派委员前往该处交接明白。”(27)吴氏收复黑顶子后。马上“于山前玉泉洞地方添修卡伦，轮派官兵常川驻守”，并派遣靖边军“前路石营步队一营进驻黑顶子”。(28)同时，在黑顶子设招垦分局，招民垦荒实边。吴大澂曾赋诗表述收复黑顶子的战略意义：“防患尤宜策未然，强邻渐与外藩连，欲从两界留中道，直为三韩计万年。铸铁岂容成大错，临机只在著先鞭，珠槃玉敦雍容会，袖里乾坤要斡旋。”(29)关于“强邻渐与外藩连”一句的内涵，吴氏自注曰：“俄人所占黑顶子地方与朝鲜仅隔图们江一水，有觊觎小邦之意”，欲吴氏执意收回狭长的图们江地带，不让俄国领土直接联结朝鲜，以杜绝沙俄进一步蚕食、吞并中国藩属——朝鲜之心。

       关于中国的图们江出海权问题在下面专题探讨。

       四、中国恢复图们江出海权

       在人们尚忽视海疆与海洋重要性的时代，吴大澂已经察觉到海洋及出海口的重要性。在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六日岩杵河勘界会议上，吴大微首先提出“将罕奇海口归还中国”(30)议题。后因该议题一时间难以谈拢，吴氏又提出“图们江出海之口，应作中俄两国公共海口”(31)议题。

       岩杵河勘界会议刚开始，吴氏首先就“俄国新画界图自长岭至图们江一带弯曲太多，应照旧一律取直”一事，“略与辩论”。(32)巴拉诺夫则不以为然，说“此岭是顺分水岭而下，水归图们江都属中国，水归海者属俄国，新图详细，较旧图尤准”。故对吴氏提出的“图们江出海口应作中俄两国公共海口”的建议，不“能速允，仍须电商总督再行定议”。迨至五月二十四日，多数议案都达成共识且写入界约草案，惟“由土字界碑至图们江口三十里与朝鲜连界之江面海口，中国有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巴大臣已将此条函商俄京总理衙门，俟有复音，再行补书于记文之后”(33)。

       在谈判期间与其后，吴大澂又数次将图们江口为中俄共同海口问题作为议案，反复辩驳。九月十八日，俄外交部照复同意图门江为中俄公共海口，今后中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图们江口，俄国“不得拦阻”。(34)十月十二日，俄东海滨省总督根据外交部上述指示，向俄方谈判代表巴拉诺夫下达了“饬令本属各官，如有中国船只由图们江口出入者，并不可阻拦”的命令。尔后，沙俄堪界官员以照会形式将该命令发给珲春副都统衙门，并称“愿此事我两国和好益敦可也”。经双方谈判代表议定，同意将这份俄方递交的《俄国关于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事的照会》作为《中俄珲春东界约》的附件，纳入该界约体系之中。该照会具体内容如下：

       大俄国乌苏哩界廓米萨尔照会与大清国珲春副都统

       为照知事：现于我们本月三十日接准东海滨省固毕尔那托尔箚文内开：饬令本属各宫，如有中国船只由图们江口出入者，并不可拦阻等因，箚饬前来，将此照会贵副都统，愿此事我两国和好益敦可也。(35)

       对于收回图们江口出海权一事，吴大澂本人亦颇感欣慰，曾做过一首七绝来抒发胸臆：“词锋敢骋笔如杠，圣德怀柔逮远邦，牛耳当年盟未久，犬牙何事气难降。分流溯到松阿察，尺地争回豆满江，我欲题铭铜柱表，问谁来遣五丁扛。”(36)

       钱恂在《中俄界约斟注》一书中曾对吴大澂在吉林勘界立碑及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权一事予以中肯的评价：“溯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惟此一次为展界、非蹙界。”(37)应该说，此评价客观且一语中的。

       遥想当年吴大澂乃一介书生，两度仗笔负笈前来宁古塔，在国家积贫积弱，东北领土面临着被沙俄逐步蚕食的窘境中，以极少量弱兵为后盾，词锋敢骋笔如杠，从侵略成性的沙俄手里，为国家收回丧失的领土，特别是图门江出海口。他敢死赴难的意志、高瞻远瞩的目光、寸土必争的精神，实在是令人感佩不已。

       关于吴大澂负面事迹，黄遵宪曾写了一首《度辽将军歌》，描述他不去学习现代军事科技，只是希冀凭借迷信来建功立业，结果在中日甲午之役的辽南重镇——营口(今大石桥市)、田庄台(在今盘锦市)、牛庄(今海城市牛庄镇)攻防战中，“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导致损兵折将，连失要地。辽南之败，吴大澂作为前敌总指挥是有责任的，说他“既无宏济艰难之才，自不合奋投笔请缨之志”是有道理的；说他是“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的空谈家也是符合实情的。但甲午之败，绝非一二个杰出将领所能阻挡的，因为此时的清廷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对于吴大澂“失足”于中日甲午之役一事，俞樾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予以另行解释：“愤外侮之侵陵，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38)每每读此，诚以为愙斋先生有知己、不孤独也。实际上，吴大澂之败，不惟是吴氏个人之败，而是中国自北宋以来防范武人，重文轻武，每每以文人墨客带兵的体制之败。

       即便如此，每临国难当头之际，吴大澂均能慨然赴死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吴氏两次与俄国勘界立碑，据理力争，为中国收回失去的领土、恢复中国图门江出海权，不惟是其人生最辉煌的风景线，也是中国近代史亮点之一。

       吴大澂能做到这点既取决于个人才干与爱国意志，也得益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就前者而言，吴氏经过潜心经营，手上已有近万名装备比较精良的正规边防军，足以抵制沙俄的军事讹诈。同时，吴氏有着为国慷慨赴死的士大夫情怀，有如他在《勘界纪事诗》里所言：“牛耳当年盟未久，犬牙何事气难降，分流溯到松阿察，尺地争回豆满江。”(39)为了收复国土，真可谓“一寸河山尽寸心”(40)，面对蛮横无礼的沙俄从不畏惧。就后者来说，当时中国因洋务运动而拥有了比较强大的海军。谈判期间，北洋水师6艘战舰借赴朝鲜巡操之际，到达海参崴。后留下超勇、扬威2舰为吴大澂谈判助威。(41)

       另外，吴大澂招民垦荒，劝农讲武，使得昔日人烟稀少的吉林边疆出现大批聚落、村镇乃至于市镇，这不但方便为中国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而且还使边防军拥有了熟悉当地情况的后备军。

       自吴大澂收回图们江口出海权后，中国最北面的出海口得以恢复，珲春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沿日本海的城市。嗣后，中国船只曾长期由此自由地出入日本海，从事海上捕鱼、运输和远距离贸易事业。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之规定，同意将珲春开放，三十四年清廷宣布珲春为商埠。与此同时，珲春副都统致函吉林省交涉使，“现在既经宣布开埠，似应请督抚帅从速咨行外务部，照会俄韩遵照前约办理。倘有为难情事，再按公法与之抗议，庶海口可以速开，商埠即能建设”(42)。1909年，清廷在珲春设海关总管，统管吉林东部边境涉外事宜。宣统三年(1911)初，吉林省度支司、劝业道与上海商人朱江等合作，筹集了股本上海规银48万两，成立图长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吉林省认购2400股，邮传部认购1300股，其余为商股，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珲春设立分公司，主要经营从图们江发运土产、木材等商品到上海港的航运业务。1915年，北洋政府将珲春正式开埠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1918年划定埠址，翌年成立商埠事务所，开埠营业。根据珲春地方史志等史料记载，1912－1919年间，经图们江输出的大豆为5987吨，豆粕26万吨，木材为28.5万立方米；1929年进出船只1469艘，输入输出总量达2.5万吨；1920－1930年的11年间，输出总额共达835.4万海关两，输入总额达1022万海关两。这些船只北抵海参崴，南达上海，并横穿日本海，向东往来于日本各港口。直到1938年“张鼓峰事件”爆发，上述各类出海活动才暂时中止。

       注释：

       ①(清)朱寿鹏撰、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2页。

       ②《吏部为河南河北道吴大澂着赏给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给吉林将军咨文》，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档案”，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档案号：J001－06－0164。

       ③(清)吴大澂：《吴大澂自订年谱》，《近代稗海》(13)，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1页。

       ④(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秋笳余韵》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5页。

       ⑤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昆明：崇文印书馆，1947年；刘家磊：《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沿革及其界牌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5)，1970年。

       ⑥(清)长顺等纂修；《吉林通志》第30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8页。

       ⑦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⑧步平等编：《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98－1919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页。

       ⑩(清)吴大澂：《皇华纪程》，长白丛书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20页。

       (1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12)(清)长顺等纂修：《吉林通志》第53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866－867页。

       (13)《为吴大澂奏陈机厂炮台创办及需要工料银两事给吉林将军咨文》，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吴大澂档案”，光绪七年八月初四日，档号：J001－07－0785。

       (1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5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页。

       (15)(清)吴大澂：《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转引自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

       (16)(清)吴大澂：《吉林勘界记》，收入《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轶，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印行。

       (17)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8)(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秋笳馀韵》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4页。

       (19)(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秋笳馀韵》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4－715页。

       (20)(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秋笳馀韵》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8页。

       (21)徐宗伟纂修：《珲春乡土志》卷1“国界”，吉林省图书馆，1960年油印本。

       (22)梅文昭总纂：《宁安县志》卷1《典地》，1924年铅印本。

       (23)(清)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册，卷6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44页。

       (24)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第101页。

       (25)(清)吴大澂：《吉林勘界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轶，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印行。

       (26)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5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页。

       (27)《重勘珲春东界约记》，收入步平等编：《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98－1919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8)(清)长顺等纂修：《吉林通志》卷53，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长白丛书本，第860页。

       (29)(30)(31)(36)(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秋笳馀韵》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94页，第714页，第715页，第694页。

       (32)(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罗振玉主编《殷礼在斯堂丛书》，民国十七年铅字本，第16页。

       (33)《珲春东界约》，收入步平等编著：《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98－1919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93页。

       (3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6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35)《俄国关于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事的照会》，收入步平等编《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698－1919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37)(清)钱恂撰：《中俄界约斟注》，谢文翰斋，清光绪20年刻本。

       (38)(清)俞樾：《前湖南巡抚吴君墓志铭》，《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60页。

       (39)(清)吴大澂：《皇华纪程》，收入罗振玉主编《殷礼在斯堂丛书》，民国十七年铅字本。

       (40)魏声和撰：《鸡林旧闻录》，吉长日报社1913年铅印，第1页。

       (41)(清)吴大澂：《皇华纪程》，载《东北丛刊》第15期，第14－15页。

       (42)《珲春副都统为调查在珲春开通商埠事致吉林交涉使咨文》，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转引自《东北史地》(长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