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中俄西段边界的划定
樊 明 方
一 18世纪中叶确定的清朝西北疆界
清统治者在消灭准噶尔割据政权、一统西域之后, 宣布: “准噶尔荡平, 凡旧有游牧, 皆我版图。”1同时在西北边疆设立军政机构, 对此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唐努乌梁海的克穆齐克河以东地区早在18 世纪初就在清政府的治理之下, 1727 年的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对此作了确认, 规定西萨彦岭的沙宾达巴哈为蒙古北境中俄国界西端的终点, 在此立有第24 号界牌2。沙宾达巴哈以西的阿穆哈河一带在平定准噶尔以后归入清朝版图, 与克穆齐克河以东地区一起统归驻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管辖。沙宾达巴哈以西,居住着喀尔喀蒙古三音诺颜部所属的13 佐领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的10 佐领。三音诺颜部所属13 佐领的牧地西邻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 北至阿穆哈河(今俄罗斯阿巴干河) 和察罕米哈河(今俄罗斯切罕河) 汇合处与俄罗斯为界。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的10 佐领北至阿勒坦河和哈屯河(今俄罗斯卡通河) 汇合处与俄罗斯为界3。游牧于阿勒淖尔周围和哈屯河一带的乌梁海人, 清朝称之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清政府把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人编为二旗。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和斋桑湖以东的乌梁海人, 清朝称之为阿尔泰乌梁海, 清政府把他们编为七旗。这两部乌梁海人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西面与俄国的交界点在恰雷什河的支流白河。1756 年, 准噶尔宰桑根久什卡等人逃往俄国, 清军“追赶他们一直到白河, 进入了俄国边境”, 清政府为引渡这批人与俄国进行过交涉4。从白河往西南, 中俄分界点在额尔齐斯河畔的铿格尔图喇即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1757 年, 清军追捕阿睦尔撒纳,“至俄罗斯境之铿格尔图喇, 遣人告之, 十八日, 俄罗斯喀丕坦等至额尔齐斯河滨相见”。清军将领告以“贼众大概逃入尔境, 应遵彼此不纳逃人之议, 擒拿送出”5。1761 年, 清朝罪犯塞卜腾等逃往俄国, 清军“追至俄罗斯之铿格尔图喇, 向玛玉尔索取”。经过交涉, “俄罗斯铿格尔图喇玛玉尔等奉伊吉纳尔衙门来文, 将玛哈沁塞卜腾等一百余人及军器马匹等物全行送出”6。从额尔齐斯河至帕米尔的广大西北边疆地区, 统归伊犁将军管辖, 其下又分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3 个地区, 当时与哈萨克中帐、大帐7及浩罕、巴达克山等国为邻。
塔尔巴哈台地区北面与俄国接壤。乾隆年间的著作《西域闻见录》记载, 1771 年, 土尔扈特首领乌巴锡率领部众从伏尔加河地区返回新疆, 俄将率兵追赶,“乌巴锡人众已逾坑格勒图拉(即铿格尔图喇) 而南, 已入中国地界, 济纳拉喇引兵还”8。铿格尔图喇西边的中俄交界点在喀喇玛岭。1757 年, 清朝将军富德追捕阿睦尔撒纳时曾带兵“在喀拉玛岭驻扎”, 并在岭西“古尔班察尔一带, 俱安设卡伦防守”9。清代前期, 中国西北边疆与俄国的交界只有上述沙宾达巴哈至喀拉玛岭一段。塔尔巴哈台的西北部以爱古斯河与哈萨克中帐为界10。
伊犁地区西北、西南分别与哈萨克中帐、大帐及浩罕交界。清代文献记载, 伊犁西路“北至巴勒喀什卓尔(即巴尔喀什湖) 接左哈萨克界”11, “ (巴勒喀什) 淖尔之北为哈萨克界”12。伊犁地区的边界走向是, 从巴尔喀什湖北岸至塔拉斯河的西端, 然后沿塔拉斯河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到纳林河; 塔拉斯河下游两岸、伊犁河南的古尔班阿里玛图(今阿拉木图) 等地, 都是清朝的领土13。
喀什噶尔地区西部自纳林河起, 与浩罕、巴达克山交界。纳林河南岸图古斯塔老一带是布鲁特14萨喇巴哈什部的牧地, 西与浩罕连界15。图古斯塔老之南有噶布兰岭和苏提布拉克岭, “岭东为回部(即新疆南部) , 岭西为霍(浩) 罕”16。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辖的帕米尔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布鲁特人, 这一地区主要与巴达克山接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是清朝的领土, 这个事实是俄国学者明确承认的。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写道: “到1759 年, 满洲人就成了远达帕米尔、伊塞克湖和布赫塔尔玛河的全部领土的所有者。”17
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的管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设置旗和佐领, 委任总管、佐领等官吏, 这些官吏分别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提名、皇帝委任, 清政府按年发给俸银; 征收貂皮作为赋税, 这种征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司法管辖, 这些地区的刑事案件由清政府委派的将军大臣审理, 报请皇帝批准; 建立巡边制度,驱逐越界外国人。从18 世纪70 年代初起, 清政府每年派兵巡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边境1 次18。
清政府对斋桑湖南北、巴尔喀什湖、特穆尔图淖尔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管理措施主要有: 1. 建立巡边制度。1761 年, 清廷根据参赞大臣阿桂的建议决定每年派兵巡查塔尔巴哈台地区1 次, “有越界者照前驱逐”19。1764 年, 经伊犁将军明瑞奏准, 伊犁西边一带“每年巡查一次”20。从此, 巡查塔尔巴哈台和伊犁边境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伊犁巡查队伍至勒布什与塔尔巴哈台巡查队伍会哨, 塔尔巴哈台巡边队伍至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左岸的辉迈拉扈与科布多巡边队伍会哨。2. 向境内哈萨克、布鲁特征收赋税。清政府允许哈萨克人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游牧以后, 每年向他们收取贡赋; 在特穆尔图淖尔一带游牧的布鲁特人也向清政府缴纳马匹牛羊作为赋税。3. 设置卡伦、鄂博和石碣。清政府在塔尔巴哈台地区设置卡伦29 座, 其中辉迈拉扈、和通等卡伦在斋桑湖的北面和西面。清政府在伊犁地区设置卡伦93 座, 其中霍尔果斯河以西有40 多座。新疆当局原拟在塔尔巴哈台靠近边境的地方设卡防守, 后来考虑到地广兵单, “派兵往守, 有鞭长莫及之势, 恐不足以资防范”, 决定不在边远地区设卡, “所余之兵, 即交领队大臣, 裹带口粮, 于周围地方从容巡查, 方为有益”21。此后, 新疆卡伦的设置基本上按照这一思路。在没有设置卡伦的一些边远地方, 清政府堆立了石碣和鄂博。4. 兴办屯田。塔尔巴哈台以西的雅尔、伊犁河南的达尔达木图、霍尔果斯河以西的春济、特穆尔图淖尔以西楚河流域, 都有清政府建立的屯田区。
二 西北边防的废弛与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蚕食
清政府统一西北边疆之际, 哈萨克人在巴尔喀什湖以北、以西广大地区游牧。1757 年和1758 年, 哈萨克中帐、大帐先后归附清朝, 成为清朝的属国, 汗、王由清政府册封, 并经常派人前来中国朝觐进贡。清政府要求哈萨克人“谨守本境”22, 不要越境游牧。当时新疆沿边地方地阔人稀, 大片草场闲置, 哈萨克人不断越界, 清政府多次派兵巡边驱逐, 并檄谕哈萨克首领约束部下, 但是收效甚微, 涌入清朝边界的哈萨克人越来越多。有些哈萨克人主动请求清政府如同对待自己臣民一样对待他们。清政府遂对主动请求内附的哈萨克人予以收纳安插, 在他们中间编设佐领昂吉, 派员进行管理23。这种人只占越界哈萨克的少数, 多数越界哈萨克人只向清政府缴纳赋税, 清政府对其首领封官授爵, 并未划定其游牧区域, 清政府对归附的哈萨克人的管理措施很不完善。乾隆帝认为: “哈萨克性情无定, 或私自逃遁, 亦无关紧要。”24这就使这部分哈萨克人仍可自由出入国界。平定准噶尔之前已在巴尔喀什湖西南游牧并隶属于准噶尔的一些哈萨克大帐部落, 早已是清朝属民, 清政府也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国界。对在卡外界内游牧的已归附哈萨克人与邻近民族的纠纷, 清政府也不予过问。这一特殊政策给中国西北边防造成了严重危害: 国界洞开, 巡边成为形式。巡边部队原先的主要任务是驱逐越境者, 此时变为与守卡官兵配合, 管理卡外界内的游牧部落, 向这些游牧部落收取赋税。为了让已归附于己的哈萨克部落进入卡内地区躲避风雪, 清廷下令一些离边界较近的卡伦冬季内撤, 使卡伦更难发挥控制国界的边防作用。卡伦以外地区治安陷于混乱, 边防官兵逐渐不能有效地控制卡外地区。乾隆年间, 清朝国势强盛,西北边疆之外又有哈萨克等属国作为屏障, 西北边防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危害并不明显。嘉庆年间, 清朝由盛转衰, 清政府为了节省兵力, 命令换防部队兼任巡边任务, 巡边次数减少, 巡边路线内移, 对卡外界内各游牧民族地区的管理更为松弛。鸦片战争以后, 清朝内外交困, 无力西顾, 为了应付海防, 1842 年, 清廷决定将伊犁镇总兵移驻天津。伊犁驻军减少十分之二三, 西北边防进一步废弛。在此情况下, 沙俄侵略势力轻而易举地侵入了中国境内。
19 世纪20 年代, 俄国已控制了哈萨克小帐和中帐。哈萨克大帐的领地大部分已被浩罕占领, 一部分大帐哈萨克人进入新疆境内, 归顺了清朝; 另外的一些大帐哈萨克人归属了俄国。俄国废除了哈萨克的汗王体制, 由俄国地方当局直接对哈萨克人进行管理。俄国完成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兼并以后, 进而窥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25 年夏, 俄国军官舒宾上校率兵300 名窜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哈喇塔拉地方, 建造房屋, 向当地哈萨克人勒索租税。同年秋, 清朝领队大臣率兵出卡巡查边界, 俄军闻讯, 慌忙撤走。伊犁将军庆祥将俄军入侵一事报告清政府, 指出: “向例查边至勒布什河止, 勒布什河外五百里始为爱古斯河边界, 勒布什内七百里为哈喇塔拉, 离博洛霍济尔(博罗胡吉尔) 卡伦仅四百余里, 彼处断难令其侵占。”25清朝理藩院就此事件照会俄国枢密院, 严正指出: “我朝自平定准噶尔后, 厘定疆界, 凡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哈喇塔拉系我朝勘定疆土, 舆图所载甚明。今俄罗斯越境远来, 盖房侵占, 经我查边领队大臣查出⋯⋯特此行知萨纳特衙门, 即询问尔国属下头人因何擅越边界, 建盖房间。此处距我卡伦仅四百里, 断难令其侵越, 应即饬令尔国守边头目速行拆毁。”26沙皇政府自知理屈, 含糊其词地答复说: 俄兵是否曾在哈喇塔拉建房, “并未呈明国王, 即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 自系因当时暂避风雨起见, 谅不日亦坍塌”。同时又狡猾地提出: “哈萨克人数众多, 应归何国统属, 从前定立之条约, 并未议及。”27俄国由此开始制造卡外游牧的哈萨克归属未定的舆论。同年, 50余名俄兵窜入特穆尔图淖尔地区, 清政府提出了抗议。19世纪30年代, 俄国侵略者对巴尔喀什湖一带进行了多次侦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清朝的积弱明显暴露, 俄国加快了侵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步伐。1844 年秋, 一支百余人的俄国炮兵部队, 携带6门大炮, 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拉套山区, 在科帕尔附近的一个山口安营盘踞。1847年, 俄军筑成科帕尔寨堡。次年, 俄国在科帕尔设立“大玉兹监护官”, 负责管理伊犁西路地区的哈萨克人和当地俄国军队及哥萨克移民。入侵俄军强行向当地哈萨克人收取租税, 蛮横拦阻清朝官兵巡查边界。清政府得悉此情, 由理藩院向俄国枢密院发出抗议照会, 指出科帕尔一带是清朝领土, 要求俄军“全数撤出”, “毋得占越”28。沙皇政府接到照会, 密令西西伯利亚总督增加科帕尔堡的军队, 然后复照清政府, 胡说科帕尔一带的哈萨克部落是俄国所属, 俄国建立科帕尔堡、派兵驻扎是为了“保护伊等, 以备强暴”29。清政府无力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 俄国更加肆无忌惮, 公然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实行武装占领。1852年, 俄军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原驻地雅尔建立乌尔扎尔堡。1854 年, 俄军侵入伊犁河南的阿拉木图河上游, 建立外伊犁堡, 第二年, 更名为维尔内(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1856年末, 沙皇政府批准设立以维尔内为中心的阿拉塔夫州。俄国西西伯利亚当局迅速将堡垒线从阿亚古斯经科帕尔延伸至维尔内, 沿线每隔20至25俄里设立1个哨所, 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条长达750 多公里的“假定国界线”, 伊犁西路的一半以上领土被圈入俄国的堡垒线之内, 俄国政府将大批哥萨克和农民移往上述地区。1856—1860 年, 俄国几次武装入侵伊塞克湖(特穆尔图淖尔) 和楚河上游地区, 1860 年10 月以2000 余人的重兵强占楚河上游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别克。伊犁、塔尔巴哈台常设卡伦以外的边境地区基本被俄国占领。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区在18 世纪60 年代就遭到俄国侵略, 清政府曾派遣官兵拆毁俄国人非法在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境内建造的房屋栅栏30。后来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落, 该地边防废弛, 清朝军队巡边仅只巡到远离边界的库克乌苏鄂博, 俄人在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境内建房贸易, 清朝当局不闻不问31。1860 年之前, 在阿穆哈河地区游牧的唐努乌梁海人由于俄国势力的逼压, 已内迁至上叶尼塞河盆地32。这样, 俄国在1860 年西疆划界谈判之前就已基本控制了它所想要的地区, 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方代表巴布科夫曾狂妄地说: “剩下的工作, 是要把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土地, 通过庄严的国际条约归并入俄罗斯的领域。”33
三 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疆划界的条款
1856—1860 年, 英法两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沙皇政府趁火打劫, 把它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强加给了中国。1857 年, 在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指挥俄军大规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同时, 沙皇政府派遣海军上将普提雅廷来华。普提雅廷一面为英法侵略军出谋划策, 一面在清朝与英法两国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 并趁势提出许多要求, 其中包括“沙毕奈岭(沙宾达巴哈) 以西直达伊犁”之边界, “亟应各派可靠之员, 迅速查明, 互相商定”34。
清政府看出俄使“欲借英、法以便其私”35, 但在战守两难的情况下, 仍对俄国抱有幻想, 在普提雅廷一再威胁诱骗下, 清政府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条件, 1858 年6 月13 日, 即《瑷珲条约》签订半个月之后,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 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 务将边界清理, 补入此项和约之内。”36
此项条款为俄国掠夺中国西北边疆领土埋下了伏笔。普提雅廷离华以后, 俄国政府指派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完成了中俄《天津条约》的换约手续。彼罗夫斯基随后提出《补续和约》八条, 其中第三条内容是中国西北边疆与俄国“自沙斌岭(沙宾达巴哈) 卡伦至额尔齐斯河、斋桑湖, 又自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地方至阿拉搭乌山考康(浩罕) 边为界”37, 明确提出了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领土的要求。清政府以该处“有向来定界”为由, 断然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38。
1859 年6 月下旬, 彼罗夫斯基奉调回国, 俄国新派的使臣伊格纳切夫少将来到北京, 伊格纳切夫与清政府代表肃顺等人进行了多次谈判。他提出了比彼罗夫斯基八条更为具体的《补续和约》六条, 其中第二条为: “西疆未定之交界, 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 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 往西直至斋桑淖尔, 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伊格纳切夫在《补续和约条目详解》中说: 过去中国西北边疆与俄国并不交界, 因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的边界未能划定, “今当商办决定此界, 预禁含混相争。倘中国仍不商办, 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 仍能自己定界立碑”39。尽管伊格纳切夫以发动对华战争相威胁, 清政府代表肃顺等人还是严厉驳斥了俄方的无理要求。
1860 年春, 英法两国派遣2 万多名侵略军来到中国, 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沙皇政府授意伊格纳切夫离开北京, 前往中国南方, 像两年前普提雅廷那样, 以中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调停人身份出现, 从中渔利, 实现俄国的目标。伊格纳切夫于6月中旬赶到上海。他师普提雅廷之故伎, 为英法联军出谋划策, 怂恿联军北上进攻天津。7月中旬, 伊格纳切夫率俄国分舰队随英法联军到达天津海面。他一面为英法联军充当谋士、提供情报和京津地图, 一面照会清政府, 声称愿“居间调处”40。
清廷起初没有同意。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郊以后, 咸丰帝于9月22日逃往热河, 留下恭亲王奕訢应付残局。10月13日,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安定门, 伊格纳切夫于16日来到北京。清政府请求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对奕 等人进行恫吓和诱骗说: “对俄国来说, 如果要在一万俄里的中俄两国边境线上对你方任何一地发动一次无法抵抗的打击, 那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俄国仍然不仅不愿利用你们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 而且还决心向你们证实它对贵国所抱的善意。”他提出了调停的几项前提条件, 其中之一是清政府必须满足俄国在土问题上的各项要求41。奕訢明知俄使调解的目的在于谋利, 但是也只能答应: “如能一切妥协, 其贵国未定之件, 自易速议办理。”42伊格纳切夫担任调停者以后, 压迫奕 接受英法两国的大部分要求, 说他只能在个别次要问题上斡旋。在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园以后, 奕訢完全屈服。1860 年10 月24 日、25 日,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分别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签订的当天, 伊格纳切夫照会奕訢, 要求开始中俄谈判。中俄谈判进行了9 天。伊格纳切夫“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 要求按照俄方所拟约文订约。“狡执异常,几于一字不能更易”。奕 明知订立此约, 中国损失巨大, “贻患将来, 何可胜言”, 但是想到“英夷兵既未撤, 法夷兵亦未尽回津, 该夷等狼狈为奸, 尤虑变生意外”, 奏请委曲允从, “以期夷氛早净, 及早迎銮”43, 咸丰帝允准。1860 年11 月14 日,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 此后应顺山岭大河支流, 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 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 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 自此往西南, 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 南至浩罕边界为界。”44
中俄《北京条约》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 把当时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指为界湖, 为俄国割占中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 使缔约之前俄国侵占中国西北领土的行径合法化了。该约关于按照中国常驻卡伦划界的规定, 为害尤甚。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卡伦大多数没有设在国界上, 卡伦与边防哨所并不是一回事。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界牌、鄂博在萨彦岭上, 卡伦却设在唐努山南。清代中国西北国界的标志是边界鄂博, 卡伦与鄂博的位置并不一致。当时西北边疆的卡伦分常驻、移设、添撤3 种。常驻卡伦是全年12 个月都在一地设置的卡伦, 移设卡伦是按季节不同移换设置地点的卡伦, 添撤卡伦是1 年中只在某地设置几月的卡伦。这些卡伦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游牧、维持社会秩序。卡伦大都设在交通要道、山口、河谷, 构成一个网状体系。许多常驻卡伦远离边界, 少则几百里, 多则上千里。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巴克图常驻卡伦离塔城只有十几公里, 沙皇政府强要以常驻卡伦划界, 就是要把边界划到塔城城郊。奕訢接受了俄国的“常驻卡伦划界论”45, 给西北边疆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与西北边疆大片领土的丧失
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 中俄西界具体勘分由两国代表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俄国政府指派西伯利亚独立军团作业部主任巴布科夫上校、俄国驻伊宁总领事札哈罗夫、总参谋部大尉戈鲁别夫为划界委员; 清政府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后为锡霖)、伊犁协领哈布齐贤(后为博勒果素) 为分界委员。
1861年8月, 中俄两国代表在塔城见面。1862年8月3日中俄勘界谈判正式开始。从8月3日到9 月17日, 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中俄《北京条约》汉文本与俄文本文字存在歧异。汉文本规定从沙宾达巴哈起边界线“往西直指”斋桑湖, 俄文本则规定为“向西南到斋桑湖”; 汉文本规定分界标志之一是“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 俄文本则为“中国现在卡伦路线”46。俄方代表从《北京条约》汉文本抽出“常驻卡伦”4 字, 从俄文本中抽取1 个“线”字, 凑在一起, 提出一个“常驻卡伦线”的概念, 要求以此划分国界。巴布科夫拿出俄方所绘中俄西界地图, “内点红色为限, 不论中华边疆, 止以常驻卡伦为界, 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明谊等人出示标有中国西疆范围的黄线(“黄限”) 的中国地图, 并传唤阿尔泰乌梁海散秩大臣巴雅尔莽乃到会作证47。巴布科夫等人说常驻卡伦以西地方早已建立了俄国城市和村镇, 关于这些地方, “没有谈论的余地”48。在双方辩论中, 俄方代表态度蛮横, 扬言要以武力强占卡外之地。中方代表后来表示愿作一些让步, 将辉迈拉扈卡伦至勒布什地方部分领土划归俄国, 俄方仍然坚持原来立场不变。9月20日, 俄方将他们拟定的国界草案交给中方, 并威胁说: “若不照此办理, 即可毋庸再议。”49 并限10天内答复。明谊等人表示要待请示北京后再予答复, 俄方代表宣布中止谈判。塔城谈判中断之后, 清朝总理衙门与俄国驻华公使进行了多次交涉, 毫无结果。1862 年冬和1863 年春, 清政府多次呼吁俄方早日复会, 协商划定边界, 俄方拒绝无条件恢复谈判。此时正值陕西、甘肃爆发回民起义, 新疆局势也不稳定。俄国政府命令俄军分头向中国境内推进。1863年4 月至8 月, 俄军分几路侵入塔城、斋桑湖、伊塞克湖、伊犁等地, 并炮击伊犁北方的博罗胡吉尔卡伦, 制造了打死打伤清兵的**件。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俄方提出抗议, 均无效果。在此情况下, 清政府于1863 年9 月上旬决定全盘接受俄国的分界方案, 希图尽快了结勘分西北边界事宜, 并向俄方发出了相应的照会。巴布科夫等人于1863 年10月9日赶到塔城, 要求明谊按照俄方拟就的分界方案签署、交换国界条约。此时清廷训令尚未送到塔城, 明谊没有答应俄方的要求, 巴布科夫等于10 月25 日回国。11 月初, 明谊接到上谕, 确知总理衙门已答应按俄国上年所提草案定约, 他觉得问题严重, 遂上奏清廷, 要求继续与俄方谈判, 以便尽可能减少损失。清廷担心稽延时日所失愈多, 责令明谊遵照旨意, “将分界事宜, 径行断结”50。
1864上半年, 明谊多次通知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派遣代表前来塔城谈判, 杜加麦利要求明谊对俄国分界方案“全行应允, 毫无更改”, 否则俄方立即将谈判代表“撤回停办”51。与此同时, 俄军在科布多、塔城、伊犁地区进一步向前推进。此时维吾尔等族反清斗争在天山南北相继爆发, 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明谊等人只得答应完全按照俄国草案签订界约。于是, 俄国代表札哈罗夫、巴布科夫等于1864年9月14 日再次来到塔城。10月7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了中俄两国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为止的共同边界,将新边界以西原属中国的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俄国fm。该约名义上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而订立, 实际上却超越《北京条约》的规定, 在许多地方把边界线向中国一侧推移, 使中国蒙受了更多的领土损失。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有关条款, 1869年,中俄双方派员建立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的中俄界牌, 签订了中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随后, 俄方单方面建立了塔尔巴哈台北部地区的中俄界牌, 清政府后来派代表前往, 在俄方界牌旁边另立中国界牌, 并于1870 年8 月签署了《塔尔巴哈台界约》。塔尔巴哈台南部地区和伊犁地区当时陷入了战乱, 未能勘界立牌。
注释：
1、18、24、30、《清高宗实录》，卷617，第7页；卷888，第32页；卷759，第3-4页；卷621，第1-2页。
2、《中俄色楞额界约》，《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8页。
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132，《乌利雅苏台统部》，嘉庆《大清会典图》卷132，《唐努乌梁海图说》。
4、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9、301卷。
5、、9、15、2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2， 第1-6页；卷45，第25页；卷56，第8-10页；卷58，第13-16页；卷41，第25页，按，喀丕坦即大尉。
6、7、19、20、21、《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4， 第9-12页；卷13，第16-17页；卷27，第3-4页；卷23，第27-31页。按：玛玉尔即少校。当时哈萨克分为大、中、小三帐，清代文献称为右、左、西三部，其自称为卢卡玉兹、鄂尔图玉兹、奇齐克玉兹。
8、椿园《西域闻见录》，卷6，按：“济纳拉喇”系俄语“将军”的音译。
10、16、徐松《西域水道记》，卷4：“爱古斯河……河东距塔尔巴哈台四百余里，与哈萨克以此河为界。”；徐松《西域水道记》卷1。
11、和绅等《大清一统志》，卷415。
12、13、《清朝通志》，卷27，《地理略》，《皇域西域图志》，卷26，《水》；卷13，《疆域》。
14、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
17、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中国西部旅行记》第2卷，1899年彼得堡出版，第121页。转引自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23、永保《塔尔巴哈台辞宜》卷1。
25、26、27、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册，第10、15-16、20页。
28、《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转引自郭绳武、陈华主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页。
29、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雅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64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全宗，外交类，第516卷，第4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3，第2页，卷18，第3页。
32、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全宗，外交类，第508卷，3号；第502卷，1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1，第31-32页。
33、48、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上册，第166、222页。
34、35、36、38、39、40、42、4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453页；中册，第489页；中册，第530-533页；中册，第668页；中册，第735-738页；下册，第980页；下册，第992页；下册，第1003-1004页；下册，第1004-1009页。
37、《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31页；《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668页。
41、布克斯盖夫登著，王瓘等译《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6-128页。
44、《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9-154页；《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下册，第1004-1009页。
45、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奕訢等人手中没有西北边界地图，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下册，第1045页。
46、《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第33页。
47、49、50、5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35-36页；卷10，第12页；卷22，第32页；卷24，第2页；卷26，第11-12页；卷27，第30页。
5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15-218页。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