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治理问题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边疆治理中的勘界、划界以及对边疆的相关管理行为，是边疆治理中的重要研究指向。基于此，本期特刊登有关清代边界治理问题的3篇文章，对清代北疆和南疆的边界治理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末中印边界东段察隅南界标界史实考》考证1910年至1911年赵尔丰部属程凤翔在察隅压必曲龚等地标示国界的活动，论证赵尔丰派遣程凤翔率部南下察隅的目的是彰显国界，阻止英人北犯，所标示的边界是依据传统边界的，是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的走向相符的。《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统治政策的失误及其影响——以兵役制度为中心》剖析清廷对漠北喀尔喀的兵役制度，指出这一制度使漠北喀尔喀承受了深重的负担，民生陷入困境，高压政策激起了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乃是外蒙走向分离的又一内因。《〈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指出：珲春东南所滨之“南海”曾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世居地，清政府以派驻卡伦、定期巡查等方式，对该地区实施了长期和有效的管辖；咸丰十年(1860)中俄签订《续增条约》，这片海域始划属俄国，清政府由此终止了对沿岸参山和海岛的巡查。
值得指出的是，这3篇文章在史料的发掘与引用、史实的考证上都用力较多，所得出的结论切实可靠。本组文章的刊发，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边疆边界治理问题的重视和回响。
在清末诸多封疆大吏中，赵尔丰是一个功劳与罪过都很显著的能臣。他镇压保路运动，杀人如麻，罪孽深重。他在川滇边大刀阔斧改土归流，雷厉风行推行新政，于巩固疆域有功，但也挟带着血雨腥风，在民族关系上划下了深深的伤痕。功不抵过，过不掩功，在他的一生功过中，有一件事是应当表彰宣扬的，这就是他派遣边军后营管带程凤翔南下察隅，在压必曲龚树龙帜，建界牌，阻止英人北犯。关于赵尔丰、程凤翔在压必曲龚树龙帜之事，吴丰培先生曾有提及，房建昌先生也有论说，笔者也曾在著作及论文中陈说，但仍有诸多不甚清晰之处。①比如，在压必曲龚的标界地点是否有依据？该地是否为传统习惯线的分界点？在此的标界进行了几次？如果是多次，各次标界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再如，除在压必曲龚外，在其他地点是否也有标界活动，如有，标界的时间、地点如何？笔者拟依据所搜集到的中外文史料，考订上述史实。
首先谈在压必曲龚的标界。压必曲龚为藏语，曲为河流之意，龚为河口之意，压必为该河流的名称，压必曲龚即压必河口之意。在英属印度的文档中将压必河称为叶普克(Yepuk)河，并指出是洛希特河(Lohitt)的一条支流。②洛希特河在段鹏瑞宣统二年六月实地踏勘后绘制的门空、桑昂、察隅舆图中标为绰多木楚河，③现今我国出版的地图上标为察隅河。④也就是说，标界之地位于压必河流入察隅河的河口处。河口以南有一个村子，英文记为麦尼克赖(Menilkrai)，藏文记为门巩(Mon-gung)，程凤翔驻军树立的旗帜即在该村以外四分之三英里处。⑤此地正是处于中国西藏地方管辖之下的察隅与边外僜人居住地的传统习惯线分界之处。程凤翔驻兵察隅后，考察当地地理民情，多次向赵尔丰报告察隅与僜人地区分界情况。如《程凤翔杂瑜情形禀》报告调查当地民众有关边界情况：
桑昂背山之阴，山中并无人家，故人皆不肯由此道而行。沿江而下，倮、阿诸番在焉。然言语风俗各殊，亦无人肯到此地，若杂瑜倮罗交界之处，在东南三站之压必曲龚，以小溪为界，而英尚在阿子纳之外，不知是何地名等语。⑥
在《程风翔查询杂瑜等处情况禀》明确指出：
杂瑜归桑昂管辖，藏倮交界地方，实在下杂瑜正南，相距三站之压必曲龚溪，合并声明。⑦
在《程风翔段鹏瑞报详查杂瑜地情禀》报告中段鹏瑞查勘察隅地理情况：
但查杂瑜应行调查地面，当有标下凤翔此次奉饬插旗之倮罗界址，及渡溜，复至上杂瑜等处。⑧
段鹏瑞踏勘后，在其报告中也指明压必曲龚为边界所经之地：
州判初至下杂瑜，行至桑曲，见其两岸巉岩，壁立千仞，几于不容一骑，又偏桥栈道，簸荡虚悬，即已惊为险绝，及至压必曲龚查勘珞瑜与杂瑜交界地面，洼隆而下，亦复石峡棉亘，束镟河流，愈叹其扼塞为独绝。⑨
在段鹏瑞绘制的察隅略图中将树立龙旗之处标在瓦弄以南，并用文字说明：
至杂瑜地面位置，查东北接闷空七百八十余里，东南界滇边怒夷，皆大山无路，程站难凭，西南界珞瑜、野人地面，至压必曲龚一百八十里。⑩
段鹏瑞的报告及略图虽然将压必曲龚误认为西藏地方所属之察瑜与珞瑜的交界(此点已为赵尔丰严词批驳(11))，但压必曲龚为察隅之南界则是确定无疑的。文中的洼隆即瓦弄，而压必曲龚则在瓦弄以南。
宣统三年秋，夏瑚奉令从察隅县城南下招抚僜人，七月初八日行至压必曲龚，次日渡河至威廉森插旗之处，他记述：
其形势东西为一小河沟，水向东流，注于大江。其南岸为倮罗界，北界属杂隅县。插旗之处在河南，百姓沿河而居，十余户。椐札噶云，山里尚有数十户，原属杂隅协傲管辖，总其名曰下杂隅。是晚详图具陈，定为县界。(12)
压必曲龚为中国西藏地方察隅之南界这一史实不仅在中方文献中有所确的记载，而且其时至其地旅游的西方人也曾亲见该地所树立的传统习惯线界标。1851年，传教士克里克(Krick)溯洛希特河而上到达了瓦弄，途中在叶普克河口(亦即压必曲龚)南岸亲眼见到了作为中国西藏地方与密西米人(13)分界的一块大石头，这个地方也就是1910年至1911年间的冬季英属印度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N.Williamson)发现中国军队树立大清龙帜之地。(14)
由此可见，程凤翔在压必曲龚标识边界是有所依据的，该处就是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所经之地，并且在其标界前就树立有边界的标识。
据笔者所看到的史料，中国方面在压必曲龚标识边界共有4次，最后一次在民国元年，其余三次均为清末赵尔丰部属程凤翔在察隅的驻军所为。民国元年在察隅的标界笔者另文考证，这里只陈述前3次。
1910年1、2月间，英属印度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非法进至日马，在那里他见到两位西藏官员于2月4日到达该地。这两位西藏官员即是从桑昂曲宗逃来的桑昂土司管家若巴和达拉戴琫管家。(15)其时，程凤翔率部队进驻桑昂，他们到察隅筹集粮饷以阻击程凤翔部队。从他们口中，威廉森得知赵尔丰部属南下。未等程凤翔所部进至察隅，威廉森即返回萨地亚，5月间，他接到两名米朱密西米人邦工(Pangum)村头人传来消息称中国军队进抵日马，并要求当地的居民修筑道路。7月间又接到一名为哈拉姆(Halam)的米朱人报告说：
中国人似乎已经牢固地控制了日马，并在洛希特(Lohitt)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叶普克(Yepuk)河边树立旗帜，但他们似乎并未打算对有理由证明其为西藏范围之外的地方提出主权要求。(16)
由此可以推断，程凤翔部队首次在压必曲龚标识边界当在1910年2月至5月间，其方式是在作为传统边界标识的大石头旁边树立大清龙帜。
1911年1、2月间，威廉森再度溯洛希特而上，在叶普克河边他见到两面中国旗帜，一面已经破烂成碎片，另一面上还可以看出上面的中国龙。第二天他跨越叶普克河，向当地居民打探，瓦弄居民告诉他日马的中国军队只有40人，而在鸡贡则有500人，并说：
1910年中国人两度造访麦尼克赖大石头，一次由一个低级军官率领的一队人员，另一次是三名高级官员。
威廉森还称遇到从日马来的一位西藏商人，他告诉威廉森：
中国对待西藏人颇为尊重，他们控制西藏的这块地方，并未加重当地居民的负担。(17)
上述记载表明，除1910年2月至5月间的标识边界，程凤翔还派人再次巡视，在作为边界标识的大石头旁树立龙帜，见原来树立的龙帜因风吹雨打而损坏，又另外树立了一面旗帜。
威廉森此次到边界探查，并在程凤翔部属树立大清龙旗的对面树立旗帜，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他们向中国察隅驻军报告。《程凤翔探闻英人在压必曲龚地方插旗，未几拔去禀》记述其事：
窃标下(程凤翔自称——笔者)赴杂瑜时，途间据蟒噶特巴面称，前有洋人至杂瑜东南三站之压必曲龚地方，插旗为界，未几拔去。云未奉本国明令，是为游戏等语。标下至杂之日，即传一杂瑜墨色(当地头人的称谓——笔者)讯问此事，亦云洋人插旗是实，但未见洋人由何处来，何处去，及插旗之意义等语。及问其本地耆老夷民，皆知有插旗之事，惟不知其详细。标下窃思此处距洋人皆十余站，崇山叠峨，险道而来，于此必有用意。或以此为国界，或测量途径，亦未可知。即饬该墨色将插旗附近百姓有知其事者，传来候询。至八月十八日有压必曲龚极边夷民札噶来杂面称：于去腊有洋人二人，有倮罗十余人，皆负行李来此，于河边插旗，即派人来报，而洋人仅住一夜，拔旗而去，不知何意是实等语。(18)
赵尔丰得程凤翔禀后，指示程凤翔务必确查其事。程凤翔遂派右哨哨长张绍武到压必曲龚调查，张绍武调查后回报：
该洋人插旗之后，即于是日往密巴家再三讯问，是否投过汉人，有无凭据。密巴称：去岁汉人来到桑昂，我等即投诚。又蒙汉官给予各家护照，以资保护。洋人索取护照详细看过，始谓尔等投汉甚好，我等虽插旗，尚未奉有我国明文，所插之旗，应即拔去，当将旗帜扯下收卷而去等语。(19)
程凤翔总结张绍武的调查，指出：在此之前洋人曾多次到察隅，沿途无所阻拦，“均系径到杂瑜”，而在程凤翔部属在边界树立龙帜标识边界后，前来的英人“今见龙旗，即谓不宜入其境”，察看护照后即收卷他树立的旗帜而去。(20)赵尔丰于是决定将在压必曲龚采取发放护照和建立边界标识的措施扩大到其他边境地区。在对程凤翔的禀文批示中，赵尔丰指示下发“护照千张”，令程凤翔“购觅能与倮罗通气之人前往，说令投诚，给予护照，允以保护”。(21)随后，赵尔丰又令发给程凤翔两面龙旗，指示程凤翔根据僜人(即文中的倮罗)的情况，插旗定界：“倘倮罗未投英国，而投中国，则倮罗地面与外人交界之处，务令开明界址，究山系河为界，总宜确指地处，给该处头人以龙旗定界。如倮罗早已投英，则龙旗即交杂瑜头人，凡与倮罗交界之处，亦必开明界址，造具兵丁口册，以便保护”。(22)
赵尔丰发下的两面旗帜，其中一面树立于压必曲龚原树立旗帜附近。191l至1912年间的冬季英属印度的三支远征队分别进入门隅、珞渝、洛希特流域，其中继威廉斯任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的邓达斯率队至麦尼克赖，发现了中国新树立的旗帜。他于“1912年1月12日从叶普克河报告”：
中国驻日马官员两天前派出的三个西藏人在麦尼克赖以外四分之三英里，距先前树立旗帜以北约75码处(参看第1条)树立：(1)一面带有四爪龙图形的旗帜；(2)一块有中文、藏文书写的告示牌，意为“中华帝国四川省边界之察隅南界”。1910年树立的旗帜仍在原来的位置。(23)
从邓达斯上述报告来看，此次中国驻军树立龙帜的时间为1912年1月10日，除树旗外还建立一块界牌，明确宣示边界。界牌用中文、藏文书写，邓达斯翻译的英文为：The Southern frontier of Za-yul on the borders of the Szechuan Province of the Chinese Empire。译文不甚准确，原文的意思似应为“中华帝国川边察隅南界”。此次树立旗帜与界牌从时间上来看虽然已经是民国元年，但地处边疆的察隅尚未改属民国，当地驻军仍是按照赵尔丰的命令树立他下发的四爪龙旗，在界牌上仍书“中华帝国”，故笔者将这次行动仍归诸清末。
综上，清末赵尔丰、程凤翔部属在压必曲龚树立边界标识共有3次，即1910年两次，1912年一次。1912年1月10日的标界除树龙旗外，还建立一块界牌。
再谈在杜莱河谷边界树立龙旗。如上所述，赵尔丰下发的龙旗共有两面，一面树立在压必曲龚，另一面在中文档案中并未搜寻到下落，不过在英属印度档案中透露一些信息。1911年末至1912年初，英属印度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邓达斯率领的远征队非法窜入我国境内的洛希特河上游，他的报告除上述有关中国军队在麦尼克赖树立旗帜、界牌外，还涉及中国军队在杜莱河谷的活动：
1911年10月，邓达斯率领的英国密西米使团快要进入密西米人地区时，邦工村的头人报告，大约一个月前，一位中国派出传召米朱头人到日马的西藏喇嘛访问了他的村子，他的目的是到村子后才显露出来的。米朱人担心会因此而要求他们卷入众所周知的中国正在筹划的对波密的征讨，拒绝了传召。
邦工的头人还带来消息说，上一个雨季时，一队中国人访问了位于迪利(又称为德累，Delei)河谷属密西米地区塔罗安(Taroan)支系的他们的村庄。在密西米使团到访期间，邓达斯得以从多位村庄头人得到的详细情况证实了这一报告，他们所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从北边穿过格勒—达克鲁(Glei Dakhru)山口进入密西米地区，并企图宣示中国对部落地区的权威。有关中国人访问最为详尽的陈述为1911年11月30日迪利河谷奇帕(Chipa)村塔罗安密西米人头人马札农(Mazanon)所讲述，他说：7个月前，一个被叫作大佬(Ta Loh)的中国人，带领50名中国武装卫队和100名西藏苦力，翻越格勒—达鲁克山口，在奇帕附近停留了7天，派信使召唤他到中国人营地，他由于患病，派了他的儿子和数名村民代表前往。中国官员首先要求奇帕和其他塔罗安村庄开辟下至迪利河谷的道路，并让他们自由通过。部落民回答说，这条道路太糟糕了，中国人应当使用洛希特道路，英国人也是使用那条道路的。后来，中国给奇帕村民一张写有文字的纸，告诉他们可将它出示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看，但塔罗安人并没有要。中国人随即拿出一面旗帜，命令部落民将它树立在迪利河与洛希特河的汇合处。他们也拒绝了，回答说如果中国人要树立旗帜，他们必须自己去树。中国人又拿出9份食盐给村民，并说他们应当吃中国及英国的食盐。马札农说，他的村民拿回食盐，吃了一半，另一半由于害怕招致我们的恼怒，还保存在村里。西藏翻译唠唠叨叨地说“大佬”是位“大人”，他催促部落民给他合宜的礼物。塔罗安人予以拒绝，当将他们拒绝的话翻译给中国人听后，他们发怒了，威吓说派300多士兵来。第二天，他们翻越格勒—达鲁克山口朝波密方向走了，并没有将他们的威吓付诸实行。(24)
文中的邦工村，英文为Pangum；迪利河谷，英文为Dilli Valley，又记为Delei Valley，即为我国地图标示的杜莱河谷。(25)格勒—达克鲁山口，英文为Glei Dakhru pass，在我国地图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精图》中标为格勒山口。(26)从这份记述来看，这是一队从察隅来的中国军队，他们在奔赴波密的途中翻越格勒山口进入杜莱河谷作短暂停留，并召见当地位人头目，要求他们修筑道路，向他们发放护照，并在边界树立旗帜。其时，波密发生动乱，西藏的中国驻军平定动乱受挫，驻藏大臣联豫电请赵尔丰援助，赵尔丰奏请以凤山为波密督办，调边军彭日升前营由硕般多攻上波密，程凤翔后营由桑昂攻下波密援助。(27)邓达斯报告中说中国军队翻越格勒山口是1911年11月30日塔罗安密西米人头人向他讲的7个月前的事。赵尔丰奏调边军征波密为宣统三年五月初六日，即公历1911年6月2日，而公历为11月30日，即阴历十月十日，该年阴历闰六月，以阴历计算其间已有7个月，与密西米头人所说相符。报告中所说的“大佬”，即下引史料中的张大老爷，可能就是原驻察隅的程凤翔后营右哨哨长张绍武。可以推断，是原驻察隅的部队将赵尔丰下发的旗帜带到杜莱河，并要求当地头人在边界树立旗帜。邓达斯报告中密西米头人说当地民众对中国军队提出的所有要求均予拒绝，并非完全属实。1911年冬季英属印度组织3支远征军非法越界进入藏南地区，其中一支进至杜莱河谷，就在当地发现了15份中国分发的护照。
哈德卡什特尔(Hardcastle)上尉(密西米使团成员)在上行至迪利河谷的过程中于1911年12月发现了15份中国人分发的证件。这些证件用中文和藏文书写，签署有川滇边大臣赵尔丰的姓名，据查属于护照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保护证书。其目的是确认(个人，或以村庄的名义)已经呈献其归顺，(赵)大臣说：“经查询民情，有责任为保护其资产而颁发保护证书”。证件盖有印章，署上与公历1911年相对应的中国日历的日期。哈德卡什特尔上尉在迪利河谷还从3个来会见他的西藏人搜集到更多的情报，在许多细节上印证了马札农的陈述。据他们所说，当塔罗安头人来到中国营地时，那位姓张(Chang)或姓江(Chiang)的官员，其称呼为大老爷(Ta Lao-yeh)，即马札农所说的大佬(Ta Loh)，开始解释说他到这里来并不是要向民众征收任何赋税，但是以后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命令。他劝告部落民接受中国的护照，说当他们在西藏贸易时，向可能遇到中国人出示这些证件，就很管用；任何英国官员进入部落地区，向他们出示这些证件，也是有用的。张大老爷显然是一个军官，他被描述为身着黑色制服，腰束皮带，在中国进驻察隅地区时与500驻防部队在鸡贡驻扎了一年。西藏人指出他的中国卫队只有20人。(28)
这15份护照应当就是按照上文所述赵尔丰批示下发的。至于是否将旗帜树立到边界，尚无史料可做出明确的解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中国驻军第一次在杜莱河谷安抚民众、树立旗帜。1910年5月间威廉森就曾接到过邦工村头人报告说：
两个西藏人来到他们的村子，带来消息说1000名中国士兵抵达日马并向西藏管辖官员发令征税。西藏管辖官员拒绝服从命令而被监禁。这两个西藏人还传达中国人的命令，要求开拓出一条从西藏通至阿萨姆道路，宽度要能容纳两人骑马并行。(邦工村)头人拒绝服从，说他是英国臣民，除萨地亚的政治助理官员外，他拒绝服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29)
邦工头人说他拒绝修路，并称他是英国臣民，只服从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并不属实。从哈德卡什特尔在该地区发现的护照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当地民众是接受安抚，表示愿意归属川滇边大臣的管辖，察隅的中国驻军才向他们发放护照，许诺予以保护的。此外，在段鹏瑞绘制的《闷空全境舆图》及《杂瑜全境舆图》中所标出的树立旗帜之处，均为两处。(30)《闷空全境舆图》中偏北边者为压必曲龚，并加注文字“木里岔三台山国旗标此倮罗”，“木里”当为英文所记的麦尼克赖。另外一处树立旗帜地点在压必曲龚的西南方，以其位置当为杜莱河谷南端。由此推断，在段鹏瑞宣统二年六月间踏勘桑昂、察隅之时，杜莱河谷南瑞已经树立旗帜了，而宣统三年五月间前往波密途中经杜莱河谷的中国军队只是要求当地的头人在原树立旗帜处再树立新的旗帜。《杂瑜全境舆图》中压必曲龚树立旗帜之东南方也标有一处树立旗帜的地点。这两幅图中在压必曲龚之外的地点均位于接受召抚的僜人地区的边界。
要以言之，清末赵尔丰、程凤翔所部在察隅的标界是持续的、多点进行的，压必曲龚标界有文献依据的至少有3次，除龙旗外，还建立了界牌。此外在接受招抚的僜人地界也树立了龙旗。
赵尔丰、程凤翔所标示的边界是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的走向相符的，当时不仅中国方面遵循这一走向，而且英属印度，包括英属印度负责这带边境的官员威廉森等人也是承认这一走向的。这再次表明，我国政府所主张的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是有坚实可靠的历史证据的。
注释：
①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467；房建昌.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A].中国边疆史地通报[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97，(4).
②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③段鹏瑞.门空、桑昂、察隅舆图(宣统二年六月)[A].平措次仁，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④西藏自治区测绘局.西藏自治区地图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160.
⑤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⑥程凤翔杂瑜情形禀(宣统二年二月十三日)[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74～479.
⑦程凤翔查询杂瑜等处情况禀(二月二十日)[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83.
⑧程凤翔段鹏瑞报详查杂瑜地情禀(二月二十九日)[A].见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92～493.
⑨段鹏瑞.详查杂瑜地情禀[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93～495.
⑩段鹏瑞.门空、桑昂、察隅舆图(宣统二年六月)[A].平措次仁，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11)段鹏瑞.详查杂瑜地情禀[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93～495.
(12)夏瑚日记[A].平措次仁，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21.
(13)密西米人，即程凤翔、赵尔丰等人文函中的倮罗，我国正式识别为僜人。
(14)A.Lamb,The Mcmahon Line Vol.Ⅱ[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341.
(15)程凤翔禀报桑民已将达拉戴琫管家传回[A].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9：552.
(16)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17)A.Lamb,The Mcmahon Line Vol.Ⅱ[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341.
(18)程凤翔探闻英人在压必曲龚地方插旗，未几拔去禀(正月十九日)[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71.
(19)程凤翔续探外人插旗情形禀(三月二十一日)[A].赵尔丰川边务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73.
(20)程凤翔续探外人插旗情形禀(三月二十一日)[A].赵尔丰川边务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73.
(21)程风翔续探外人插旗情形禀(三月二十一日)[A].赵尔丰川边务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73.
(22)程风翔续报珞瑜情况[A].赵尔丰川边奏牍[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91～492.
(23)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24)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25)西藏自治区测绘局.西藏自治区地图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160.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精图[M].北京：地图出版社，1953：第30图.
(27)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9：952、980～981.
(28)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29)Chinese activity on the Mishmi border,1910-12,IOR[A].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L/P&S/18/B[Z].189.
(30)段鹏瑞.门空、桑昂、察隅舆图(宣统二年六月)[A].平措次仁，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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