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变政/日本/东学/游历

 

    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的《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①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其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②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革命性的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差异。这些千差万别，实际上不能简单地用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概言之，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一、游学与游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博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从甲午战败看到必须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而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如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全面讨论了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余地。这样说并非苛求文采之类，而是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
    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办实事具体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个，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称：“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③他们地位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加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草创之际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如高阳的《慈禧全传》中有所体现，近年来有学人如王晓秋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即使有所论述，也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例如曹汝霖等人参与的编制官制馆，究竟有无正式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局还是馆，是编定、编纂还是编制？目前坊间和学界众说纷纭。根据李家驹所奏，应是设立编制局，而清廷上谕，则仅及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奕劻等总司核定，并无设局之说。④此事各种政书失载，只有《东方杂志》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记，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⑤如此大事，官书典籍没有记录，至少不够正常。实情如何，还要进一步考究。
    按照清廷的设想，改官制为预备立宪的起点，至关重要。由十几位少年得志的留日学生实际操纵如此重大决策，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赵炳麟奏称：
    臣闻此次编定官制，虽经简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公同编订，然主其事者不过一二人，而主笔起草亦只凭新进日本留学生十数人。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此次编制率出其手，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国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是以此次编制随员中之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夫职员录者，即日本每岁刊行之搢绅也，成规类聚者，即日陆军省岁集之案例也。臣尝以此两种与所闻拟订官制逐节比对，其符合者凡十之九，即间有出入之处，盖亦承受一二当道意旨，为推广其权力起见，即臣所谓权力又加甚焉者也。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若其各部节目条分缕析之处，具体虽微，关系极重，应请饬令京外各大臣各举所知，须博通中外之故谙习古今之变名儒宿学，送入政治馆，令以现在所拟定官制各条，详为磨核推究，申明理由，悉心厘订，庶几切实可行，不得以一二留学生塞责，则于订定官制必有裨益。⑥
    赵炳麟虽然意在攻诋，所说却也并非无中生有。留学生能够大展拳脚，未必是他们新的知识水准如何高明，清季京师官场的变化和结构，是他们赖以发挥的凭借依托。在南北、清浊相继化解之后，光宣之际朝局的枢纽关键何在，实情更为复杂，而看法却趋于简化，很难亲临其境。可以说，对清政府的研究严重不足，而且研究的态度方法大有可议，是最为薄弱的一环。留学生发挥超强作用的背景之一，是官绅游历的普遍化。曹汝霖回忆：“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李家驹即官派游历的典型。李是汉军正黄旗人，光绪进士，授翰林。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由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和御史李盛铎、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1902年制订壬寅学制时，李家驹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该学制基本是以日本为蓝本变通而成。1907年他出任驻日公使后，又兼任考察政治大臣，率团听受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人所讲短期培训课程如日本宪法等，并用一年半时间坚持听完有贺长雄讲授的长期专业课。由此李家驹一举成为清朝官员中少有的法政专家，他主持编译编撰了各种关于制度变革的著作，其中包括通过达寿与伊藤博文、伊东已代治等协商选择，为清廷专门编译了一套介绍现行日本官制及宪法的书籍。⑦根据所掌握的法政学理知识，依靠日本顾问和留日毕业生的帮助，他提出的各种改制方案，备受清廷赏识，奉命协理资政院事务，并被奏保为宪政馆提调，成为摄政王主政时炙手可热的红人。⑧
    而在保守官员看来，李家驹却是“一意阿时，懵不晓事，徒袭东洋皮毛”。他在宪政编查馆一意孤行，不与同僚商酌，便提出行政纲目，刊行之后，人情汹汹。游历与游学相互结缘，掌握改制实权，天下堪忧，“宪政编查馆起草各员如汪荣宝、吴廷燮、章宗祥等，何一非丙午遗孽，又益以杨度，使实行革命于政治之中。故彼党谈新政者，皆言变法当从官制入手。盖官制既乱，倾去旧臣，援用私党，使布居要地，乃得尽逞其谋。”⑨如果任其发展，戊戌变法的一幕必将重现。
    游历开始是指来华外国人周游内地的行为，后来兼指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游历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光绪十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拟订《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戊戌变法期间，设制度局于内廷，又分设十二局于京师，其中位列第十的就是游历局。和游学一样，出洋游历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阅历出身。学制颁布以前，各地官绅多有出洋游历，考察军事技术及机器制造，了解风土人情，后逐渐扩及学务、政治、工商实业、社会改良等方面。新政时期，选派王公大臣及其子弟，并京外满汉大小官员轮派出洋，以便考察一切政艺，成为清廷的既定国策，而游历的重点转向日本。从中央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乃至民间社会，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范围也由军事工艺扩大到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
    鉴于游历渐多，清政府一面鼓励支持，一面加强约束。自费出洋游学之人大都年少未学，毫无阅历，易滋流弊，已入仕途人员则多读书明理，循规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出洋游历，分门考察，可以备归国任使，并可熟稔游学生详情，帮助教化。《奏定学堂章程》奖励出洋游学，兼及游历，以游历与出使不同，须少带随从，一品大员可酌带翻译一二员，随从二三人，其余职官只可带翻译一人，随从精简。对于出洋游历，分别等第，从优给奖：一、游历遍涉东西洋各国，往返在三年以外者为上；择游欧美之一二国或二三国，往返在二年以外者次之；专游欧美之一国，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仅至东洋游历，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无论东西洋，其游历在一年以内者，无奖。二、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其章程办法为要。一二品大员须兼综博览，其余官员可择兴趣所在、职业所近而分门考察。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应奖者须有札记著作，实有所得。游历年限虽多，毫无记录者仍不给奖。三、内外职官，无论实缺候补，自费出洋游学，毕业后优予升擢补迁。游历奖励，比照游学减一等。游历游学人员，一概免扣资俸。⑩由上述规定可见，官派以外的游历，符合规定者，即自费出国带薪考察。
    除一般性号召外，京师各部院官员游历受到特别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政务处、学部议复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选派翰林出洋游历，由掌院学士于翰林院人员内遴选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者四五十人，分为游学、游历两项。(11)同年，给事中陈庆桂以科道为献替之官，部曹有办事之责，于各国政治尤应讲求。且新设之商部、学部、巡警部，以及交涉、工程、法律，事事皆当整顿，奏请各部都察院堂官，选派科道部曹出洋游学游历，一切章程，照翰林院办理。各衙门兴办要政，必须出洋调查，应准各该堂官遴选派往游历，照《奏定学堂章程》所定自费游历奖励办法办理。(12)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以学堂所重，不仅在于教员，犹在管理之人必须明于教授法、管理法。各直省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员数以多为贵，久则一年，少或数月，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及各学堂办事。欧美各国道远而费重，不能多往，而日本断不可不到，即边远贫瘠省份至少必派两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学部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其游学日本者资格宜限定，而游历官绅可稍宽限制，但也要品行端谨无劣迹，身体强健无宿疾。(13)七月，学部订立《出洋游历简章》13条通咨各省，对出洋游历官绅的资格加以限制。规定各省选派员绅出洋游历及京外员绅自请出洋游历，应由各本衙门及各将军、督抚详加考察，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柢、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政治、学术、实业等项留心考察者，始予给咨。自请游历者，应将欲游历之国及考察之事先行呈报审核。自请游历者，赴日不满三个月，赴西洋不满六个月者概不给咨。除一二品大员及特派出洋考察人员不在所限外，其余均应照章办理。(14)
    就新政而言，游学的作用或许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与游历相差无几)。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所以日本成为游历的主要目的地。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型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经商。为了适应需求，他们东渡前后，要由中日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集中组织听讲学习，进行短期培训。有关方面还为游历专门编写了各种参考书籍，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概况，说明历程步骤，并分门别类地编制了具体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骤和做法，供游历官绅参考，以便于安排行止日程。游历者则按图索骥，将日本的各种制度一一照搬来中国。1908年，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奏请仿照直隶派遣自治员办法，各省派员赴日游历每年于二、三、九、十月为到日之期，以便30人以上者，请日本法政大学专门开班讲解，使其先明学理，并逐渐熟悉日语，再行考察。七月，学部通咨各地施行。(15)
    各直省提学使司人员请旨简放，必须先行出洋游历。除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准提学使司人员先后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将该次简放各省提学使，分为三种：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后，再赴日本。考察事毕，即行赴任。(16)
    办理新政堪称全国模范的湖北、直隶两省，在派遣出洋游历方面同样领先一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往返程途不计，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悉心考察，纵不必人著一书，亦须择要记录，回鄂后呈侯核闻。并定以此后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着为定章。(17)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凡学堂、警察、农工诸大政，皆关紧要，令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又以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皆须绅董相助，令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议员随同东渡。(18)两省做法大同小异，差别在于一自费一有津贴。
    游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考察期间，官绅游历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兴办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近20年来，利用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留日中国学人做了有益的研究，总体概述的有熊大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而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在日本和中国各图书馆调查收集，整理出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19)
    与原来留学生的研究近似，对于游历的研究也着重于异国的见闻，至于回国后如何影响改革和各项趋新事业，虽已注意论及，尚未充分展开。连同日本顾问在内，诸如此类的研究课题无论资料还是视野，都必须沟通中日双方。而现行的研究却往往各顾一面。例如有贺长雄对晚清民国时的中国影响颇大，与日本思想界政法界的关系尤其深，日本所编文集，仅及其关于日本的方面，大量在中国发表的文字未予收录。而中国学人则仅在与清季民初相关史事中提及，难以知其然。晚清和明治时期的中日人士，是在西学、东学和中学的纠结中展开其心路历程和行进轨迹，近代东亚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截然分隔，分科分类分国别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那一时代的人和事。对此，还有待于两国以及其他各国关注相关研究的学人共同努力。
    二、东学的笼罩
    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但是仅仅看到中国此后公开张扬的学习日本，以及几乎举国一致的仿日风尚，仍然不足以体现日本影响中国之深广。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辛亥时期，中日两国在物质层面的差距或许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国还强于日本，但是精神学问方面的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要想达到日本学校的合格程度，则相当困难。仅此一端，不仅可见中日两国差距之大，而且还将有逐渐拉大之势。
    这样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体的学术文化水准，可是因为改用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衡量标准，使得中国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现代中国在正式场合表达思维的重要名词，大都来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汉语，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时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历史，探源难以深入堂奥，求变也很难把握脉络。以西周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词的发明者，开始或许未曾料到，这些词汇的使用和通行，绝不仅仅是对应西学那样简单，而会使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周虽然创造了许多重要概念，一则限于小范围课堂教授的口耳相传，二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自身学习西学的问题，并未广泛传播和应用。可是到了井上哲次郎、冈仓天心那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编订辞典(如《哲学字汇》)和教科书(如《东洋哲学》、《日本美术史》)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推广各种新词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理系统，使得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名词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采用西方的统一标准，将原来西周用于西学的概念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工具，重估东亚固有事物的价值，包括美术、哲学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标准来衡量的东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在重建东亚文化的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在西学的冲击之下，近代东亚各国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井上哲次郎和冈仓天心等人提供的对应概念，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这时的东洋文化已经不再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是由日本对西学解读之后的重新建构，除了尽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种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如冈仓天心以日本为东亚美术传统的中心正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解释话语完全由日本掌控。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确立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的尴尬。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思想。不过，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其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由此看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10到20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后来中国只能借助明治新汉语和日本式学术系统与西方沟通对话，虽然避免了长期以来夷夏纠结的烦恼，却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笼罩及控制。
    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预备立宪时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这成为后来文言改白话的主要支撑。泛用新名词的情况，在1903年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特意提出：
    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20)
    今天看来，除个别例外，这些大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通用词汇。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今人若不使用这些词汇，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沟通。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体系关系最紧密的教育和学术分科，不仅同样深受日本影响，而且几乎就是照着日本的模子铸造出来。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制定，虽然有所差异，但模仿日本国民教育和学堂体系的基本形态并无变化，只是在如何结合中国实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这实际上是按照东学的模式将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不仅如此，各个分科的教科书，开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直接翻译，有的只是改头换面。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要重解重构。
    分科治学与分科教学关系紧密而又有所分别，在清季，二者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接纳日本式的西学之外，还要解决安置中学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主讲京师大学堂史学的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21)这显然是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西学术的结果，将近代等同于西方，以为西学的优势从来如此。其实，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新生事物，其间也经历了用后来观念重构系统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使得对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舶来的抽象物。
    尽管晚清“科学”还没有后来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认定西学都是分科之学，所以发达，而中国则有学不能成科，因此落后，那么在接纳西学的同时使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就成为势所必然的目标。为此，众多学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严复、宋恕、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则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关注分科。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东学窥探西学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编织的系统虽然大体都是依据东学，实际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
    1897年出版的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不仅著录的日本新书相当详尽，据说涵盖了明治以来全部书籍的一多半，尤其是分门别类相当成熟，决非毫无凭借者可以成就。除非有可以照搬套用的依据，否则康有为的东学水准即使在日本人中也可谓出类拔萃。因为当时一般日本学人也不可能有这样完备的目录学知识。至于究竟凭借何在，多年来先后有多位学人考证推测，始终难得确证。此一悬案，终于由王宝平教授破解。《日本书目志》实际上是康有为根据1893年编辑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加以调整改造而成，虽然在著录及分类方面有所补充改动，所收书目及分类办法，基本袭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22)这不仅解决了康有为的日本学知识来源问题，也为判断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书籍分类水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民初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留学德国，所以改学制也主要参考德国。不过早期他仍然是受东学的影响，所设制的教学分科，主要是依据日本井上圆了的学科分类法。与教科书开始大都翻译日文书相似，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据日人著述。这也是坊间甚多抄袭传闻的起因。
    诸如此类的“拿来主义”不仅表现在精神学问方面，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各项政治与社会制度，从国家基本大法到政体设制、地方自治，主要也是以日本为参照甚至模本。辛亥年汪荣宝负责起草宪法，随身携带的十几本参考书，都是日本法政学家如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清水澄、有贺长雄、织田万、上杉慎吉、副岛义一、市村光忠、上野贞正、北鬼三郎、都筑馨六等人的著作，汪荣宝常常是边学边干，现炒现卖，遇到疑难，则比较各书，参证取舍。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东学的笼罩，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正如教科书的编制在今人看来大概以如何科学为衡量标准，其实最关键的是用了不同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材料，受教科书教育者便只能由所得观念来看待中国的文献、事物和历史文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今人看来便很不像是文学史，而今日通行的文学史，中国历史上何尝有过？用今日中国文学史的观念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如何知其本意和奥妙？可是若不用通行的文学史观念，大概根本无从认识历史上的“文学”。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正是今人的尴尬所在。
    三、变化未必是进化
    用进化论的观念考察，辛亥时期中国正是全面学习模仿日本，才得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虽然也有批评的意见，主要是指日方居心叵测，而中国不无改革的主动和内驱力。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文化价值，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对应西学解读中国的缠绕。迁延演变至今，这些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而且相应的制度规范早就习以为常。可是，使用这些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文献和历史，往往似是而非，与昔人本意及事实本相相左相悖。而各种制度规范与国情不相凿枘的情形，不但当时就令国人相当困惑，至今仍在不断制造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词概念和体制成为横在中国古人与今人乃至国人与外人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形成看似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实际断裂，本来相互沟通的工具媒介却导致扭曲、假象和隔膜，对于今人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造成了众多危机四伏的陷阱。这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影响中国的重要体现。
    尽管东亚同属汉字文化，具有共通性，并不等于说彼此概念完全一致。况且，明治日本的新汉语，本来只是为了翻译和表达欧洲新学。而日语本身不足以承接，非借助汉语，不易准确简洁明了。如metaphysics一词，如果不是在中国典籍中找出“形而上”，用日语要想恰当表达完整意思，用字要多出不少。但如此一来，西文原意、日本译意和中国典籍的本意与新汉语的借用之间，往往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情况。用这些新概念理解西学，误解固然不少，解读中国历史的文本和本事，似是而非之处更是所在多有。同时，也造成研究各方看似探讨共同主题，但却是各说各话，不能交集的情形。
    例如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可是这并非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汉文本来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教”与“育”分指不同意涵。清末以前，传教士所译西书，偶有以“教育”为专有名词者，却没有能以近代教育观念完全涵盖指称的实事。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汉语所推行，看似从汉文借鉴，实际上语义和指称均有所不同。清季“教育”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近代以来通行的各种教育史，清季以前部分，基本是用后出外来的观念间架编排组织而成，格义附会者固多，形似而实不同之事亦复不少。其间的问题又不仅似是而非那么简单，往往适了“教育”这只外来之履，但却削了中国历史文化“教”与“育”的本事及本意之足。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在合用“教育”一词之时，往往会分别解释“教”与“育”之义，合用为新意，分解却是旧法。前者对应西文，后者则将就原典，二者形同而实异。诸如此类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文化、学术、社会、国家等等。有时以中国古典词语对应多个西文词汇，便难免纠结，如自由。所导致的误读错解，不仅大小宽窄是否合度，而且中国文化制度的精义发生变异，外来体制的奥妙也无从理解。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本来也有教育，即使不得不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也应当尽量避免简单地用后设的间架填充先前的材料，而要努力领会中国固有“教育”的观念和体系及其所以然。民国以来治教育史者，尽管偶尔也有人觉得不相凿枘，大都缺乏这样的自觉，他们的努力，只是强化后出外来框架的有效性，而将填不进去的史事加以剪裁。为了对应外来的系统，如学堂有官立、公立和私立，则原来的学校书院学塾也分为官学、公学、私学；学堂有大中小三级，则国子监对应大学，府州县学、各级书院对应于中小学，社学、义学和学塾，则对应于初级小学或蒙学；新式教育由学部统管，则礼部和国子监也被赋予相应的职责权能；清季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学务，则昔日的学政被定为省一级管理教育的地方官。
    这样的对应，看似整齐，容易理解比较，却明显存在于削足适履的情形。姑不论中日古今的“公”，分别极其复杂，以近代观念衡量故物，难以得当。除非戴上近代化的有色眼镜，藏书楼与图书馆，个人收藏与博物馆，要截然分别孰公孰私并非易事。清代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固然官办，可是官学特指八旗官学，一般学校往往不称官学。社学在一定时期官设较多，但一般而言，社学、义学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书院的经费来源形式多样，很难用官办民办加以界定。至于“私塾”一词，用于指称清代乃至历代儒学、书院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清季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贬称排斥新式学堂系统之外的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就程度而言，书院甚或高于学校，社学、义学，通常比书院层级低。但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学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清代一反前明风气，轻视讲学，重自修，用考课加以检验，且以科举为仕进之阶，学校、书院为其辅助，包括社学、义学，很难说是后来意义上教育的主体单位，民众的识字背书等基础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社学、义学与书院的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分工、定位不同。书院通常被认为是以育成才，而社学、义学则是以端蒙养，前者主要对具有一定知识的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以积蓄资治人才，后者则是向民众推广教化，形成良善风俗。社学的官方色彩较强，曾被视为基层学校，义学则较多民间公益意味。实际上，社学、义学与书院互相混称的情况比较普遍。社学、义学往往被视为书院之小者，书院改名为社学、义学者也所在多有。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各种学塾程度相差很大，甚至同一学塾之中，往往同时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教学，而且学塾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更为守旧落伍。
    与一般陈说有异，“私塾”概念晚出，不仅以西式教育体系为参照，而且用“国民教育”为标准，衡量检验固有的教育机制。其实“私塾”不一定“私”，也不一定“初”，更不一定“劣”。清季以来，政府一直仿行日本国民教育，试图统一标准。而中国幅员广大，千差万别，强行统一，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往往面临因噎废食的尴尬。况且国民教育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历届政府采取种种强制性措施大力推行国民教育体制，并且施加强大压力以限制、改造甚至取缔私塾的情况下，被称为私塾的教育机构仍然顽强地普遍大量存在于城乡各地。政府方面，鉴于国民教育面对现实确有疏漏偏蔽，有时也不得不参照塾学做法，予以变通。清季对国民教育声音微弱的批评指责，大都被视为顽固守旧，实则背后往往牵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控制，所以原有教育文化程度越高的区域，对学堂的抵触反而越大。直到民国时期，从事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人士以切身体验批评国民教育，人们才开始转变观念，有所正视。类似现象，至今仍然似曾相识，凸显此类事物绝非一个中西新旧进步落后的评价可以了得。
    将中外截然不同的学校体制加以比附，并非教育史家的发明创造，还在清季变制过程中，因为担心改变原有学校引起波动，试图以学校以外的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为基础，另行建立一套学堂体系。戊戌和新政时期，清廷两度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社学、义学也分别改为小学堂。学塾则一部分改为学堂，大部被强制性改良。而原有的府州县学名存实亡，注定了自生自灭的命运结局。这些举措，成为后来教育史立论的凭借。民国时期的学人多少还能感觉到不相凿枘的情形，偶尔试图量体裁衣，另设框架。越到后来，相关的研究，即使严谨认真之作，基本取向都是加强和确定这样的框架，而不怀疑其适当和适用。关于书院、学塾的属性、程度之类的讨论争议，大体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努力将全体的各个部分强行纳入，安放到相应的位置。如此一来，以后设观念固然求得心安，于本事却渐行渐远。
    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深化，使得上述情形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清季以来，西式学堂取代旧式学校，不仅要分科教学，而且以教科书为蓝本，在模仿日本编制教科书的过程中，各种知识陆续按照日本化的西式系统初步被重新条理。担心这种情形可能存在某种危险倾向的学人，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警示，只是在中西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他们的担忧和呼吁，很容易被视为守旧卫道而遭到攻击排斥。将科学解释为教育的分科教学和学术的分科治学，当然有西洋的原型。可是科学的含义在欧洲各国并不一致，所以更多地还是日本的再创造。辛亥时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史，如文学史、历史以及后来的哲学史等，大都是由日本人先行编撰，国人起初仿效，继而加以改造，其方向是将中国的固有学问也变成分科之学即科学。只是如此一来，经学化于无形，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失其本意。
    清季兴学，新式学堂教育要分科教学，所用教科书，大都直接取自日本或模仿日本著述改编而成，包括中国历史以及各种专史。而在尝试分科治学的过程中，以及各种杂志开辟栏目，也有如何分别才能妥当的问题。这时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不同程度地受西学分科的影响，试图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条理本国的学术。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明确表示要“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23)而且其变化绝不仅仅是稍有别，学案体以人为主，其书则以学为主。用分析的眼光，刘师培分为心理、伦理、论理、社会、宗教、政法、计、兵、教育、理科、哲理、术数、文字、工艺、法律、文章等16种学史。这显然已经开启附会套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学问的风气。只不过他们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所以不如后来者更加彻底而且并不感到不相凿枘。
    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是提倡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看来，“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24)这颇有些今天跨学科的意味。尽管他认为指中国无史太过，可是照此标准，没有这些分科的古代中国，史又从何而来呢？
    清廷停科举，旨在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培才与抡才熔于一炉，科举的规制，在学堂中得以延续。而士子的仕进之阶堵塞，纷纷转投学堂，育才和蒙养统一起来，成为社会化的必由之路。分科教学与新的知识体系建构相辅相成，人的知识传承发生突变，各种学科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译，使中国迅速进入“科学”时代。原有的知识系统则逐渐被分解重构，如经学以读经、存古和经学课程等形式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又逐渐退出，直到民初正式废止。断言科举废即经学亡未免过当，不过经学进入学堂，却由原来占据正统地位变成诸科之一科，已经注定其命运归结。以“科学”的观念看，各学科当然都是平等的。但中国社会为伦理政治，没有笼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纲常伦理，礼制、礼俗和礼教，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秩序的关键。近代学人一味就秦汉以上疑古，忽略独尊儒术其实是掌控认识两汉以下两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枢纽，独尊的时间累积起来或许不算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轴心。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影响极为深远。
    在“科学”尤其是分科之学方面，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至深且广的，是相对后起的日本和美国，包括学制建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撰以及教学方法等等。日美两国对于欧洲发源的种种分科之学及其错综复杂的牵扯纠结，如因学科、学派、文化不同而生的差异与联系，同样难知究里，因而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自认为必要同时也是不得不然的再条理和整饬，使之界限分明，容易把握。可是如此一来，各个学科发生演化的渊源脉络痕迹消失不见，对于发源地不同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议也无从认识。因缘日、美而来的分科之学，看似清晰易辨，实则极易混淆而不自觉。若以进化的观念审视，许多内容很难自圆其说。
    今人即使不涉及价值判断，且有高度自觉，也难免为后来外在的观念所左右。近代学术大家钱穆研治历代政治制度极有心得，而且明确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仍然一开始就使用中央与地方的架构，梳理历代政治制度。实则中央与地方对应的观念并非历代制度本身所有，而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新概念。清季来华日本人士以此理解清朝体制，进而影响国人。尤其是织田万所著《清国行政法》，对中国朝野的影响巨大。尽管如此，有过在京师大学师范馆任教习经历的服部宇之吉还是提醒日本人注意，清末民初有着某些复杂交错的关联，中国的地方官含义较日本为窄，直省与府厅州县有所不同。(25)清季改制之际，就连接受这些概念的官绅，一旦面对内外相维的清代原有设制，直省究竟是否地方，还是成为偌大的难题，令举国上下缠绕不清，头痛不已，找不出适当的破解之道，很难进入上下有序的状态。中国历史上的省，与明治日本一样，原在京师，后来行省不过是皇权的分身。新政改制，地方自治模仿日本，仅及府厅州县，直省和督抚的地位极为尴尬。进入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省的地位属性，一直困扰着行政体制的设置及运作。岁月流逝，原来的困惑看似已经不成问题，实际上不仅依然制约着现实社会的相关行事(如地方行政与税制层级划分)，而且导致对中国历代体制认识的隔膜，使得相关研究的取向出现偏差，甚至用功越深，离题越远。
    四、中、东、西学的异同
    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对游历和游学的批评，一般会断为保守甚至顽固。不过，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知而不好学者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26)
    这样的看法与言官的批评不无契合。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清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以及东西各国官制的体要所在，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可见晚清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虽然很大程度是明治日本影响的结果，并且造成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未必都是毫无疑义的进化。日本的影响无论在思维还是行为方面，都给中国的观念和制度带来不少的困扰纠结。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普遍认同，在他供职的学部，据说也是东学派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过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其中不少是根据中国文化加以变异，以应对西学。如此一来，西学、东学与中学之间，关于同一事物，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事物，难免存在使用相同概念，却各说各话，无法交集的现象。
    如果说严复的话是在东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章太炎则是将中学与东学相分离。1910年，章太炎用白话写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长文，对渐成崇洋的时趋提出批评，劈头就说：“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中国古来有学问(当然有强弱之分)，近来有心得(也有多少之别)，“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旋]进旅[旋]退么？……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7)
    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其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现实社会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前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是缘木求鱼。首先，前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前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前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前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
    要想破解中、东、西学的纠葛，理解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有一些基本原则应当遵循，择要而言，有下列四条：
    其一，回到无的境界，理解没有后来集合概念时人们的思维行事；
    其二，把握有的发生及其衍化，寻绎相关集合概念的渊源流变，以及与所指事物的契合与否；
    其三，不以中、东、西学的概念作翻译对应式解读，而要回到各自的语境理解各自的概念；
    其四，拿捏得当作为方便名词的不得不用和作为关键概念的慎用之间的联系与分别；
    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注释：
    ①[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②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③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④⑥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443-444、548页。
    ⑤《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第5页。
    ⑦《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
    ⑧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⑩《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203页。
    (11)《清德宗实录》卷558，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己亥；《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1906年8月20日第1期。
    (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14《学校考二一》；《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请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1906年9月18日第2期。
    (13)《学部奏咨辑要》卷1，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10页；《通行各省选送游学生大略办法电》，《学部官报》1906年8月20日第1期。
    (14)《学部奏咨辑要》卷2，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36页；《通行京外各衙门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学部官报》1906年10月28日第4期。
    (15)《学部奏咨辑要》卷4，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99-500页；《通咨京外各衙门嗣后派员赴东游历应定到东期限文》，《学部官报》1908年10月15日第69期。
    (16)《附奏派员出洋考察学务片》，《学部官报》1906年10月18日第3期。
    (17)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3页。
    (18)袁世凯：《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162页。
    (19)参见王宝平主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晚清东游日记汇编》。该书先后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称也有所变动。
    (2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21)(24)《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676-677页。
    (22)王宝平：《〈日本书目志〉出典考》，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57号，第13-28页，2010年6月。
    (23)《国粹学报》1905年2月23日第1期。
    (25)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明治出版社1917年刊印，第10-49、101-148、367-380页。
    (2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1页。
    (27)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2-517页。

 

   （转引自：《江汉论坛》(武汉)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