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作为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华侨团体在华侨海外发展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华侨宗亲组织，则是海外华人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宗亲组织，是指基于血缘、地缘以及方言纽带的地域性宗亲团体，由于海外地区华人人数较少，难以集结成合力，另有一部分以“较大范围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或以传统兄弟结盟的特殊团体为基础的非地域性组织”，也被列入宗亲团体之列。①本文将以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②的华人宗亲社团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海外华侨宗亲组织的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一、近代海外华人宗亲组织概述
    追溯海峡殖民地海外宗亲组织的历史，可以上至19世纪初，在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移民潮之前，海峡殖民地所辖的新加坡、槟城以及马六甲地区，都有华人建立的宗亲组织。一般认为，在海峡殖民地地区，第一个宗亲组织是建于新加坡的曹氏宗亲组织——曹家馆，建立于1819年，与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历史同时开始。在槟城和马六甲，宗亲组织也相继建立。1825年，江夏堂黄氏宗祠建立于马六甲；1928年，槟城广东街上，也出现了江夏堂黄氏宗祠。这些宗亲组织，成为了海峡殖民地地区最早的华人宗亲组织。
    此后，华人宗亲组织在各地蓬勃发展。以新加坡为例，根据学者吴华的统计③，新加坡华人姓氏超过百个，有102个姓氏先后建立了超过200个以上的宗亲组织，其中历史超过百年的宗亲组织就有20个。在诸姓氏中，陈姓宗亲组织最多，为23个；林氏次之，为18个。槟城与马六甲地区，华人宗亲团体也蔚为大观。槟城地区超过百年的宗亲组织有11个，马六甲则有2个。
    除了宗亲组织，华人社会的其他社团组织，还包括地缘性的组织——会馆以及业缘性的组织——公所。尤其是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是“海外华人社会两个重要的组织法则”④，相比较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规模较大、出现较早的是地缘组织，规模较小的是血缘组织，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财力上，血缘组织都远难与地缘组织相比，⑤但是相比较其他地区的华人宗亲组织，海峡殖民地地区的宗亲组织出现得更早，历史更长⑥，组织和构成更接近国内宗族，更具有原生性和典型性。
    二、近代海外宗亲社团具有国内宗族的一般特征
    海外华人移民是典型的“连锁式”移民，移民带动家庭乃至家族的迁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选择最熟悉的生活原则和基本方式，共同抵御“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而这种选择反过来也促进了血缘的维系以及传统的承继。
    从海外宗亲组织诞生开始，就与华侨在国内的宗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祠堂(或宗庙)是国内的宗族(宗亲)“分炉”而建，新加坡兴利芭的“炉内潘”的宗祠“横山庙”就是典型的例证。“横山庙”始于成员潘春膑南下新加坡时，从南安炉内的横山庙的香炉中，捧了一捧香灰，在自家供奉。宗亲组织的内部论资排辈，沿用国内同宗族的谱系为同一辈的成员取名，分配家族权益；槟榔屿的邱公司与杨公司都是如此，杨公司的辈分名单中，罗列了40个辈名，甚至包括了未来的辈分。⑦这种种的做法，都证明了海外华人对于故土亲缘传统的坚持，海外宗亲组织也具有一般宗族的特征。
    关于华人宗族的一般特征，美国人类学者许烺光曾有经典描述。他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华人宗族的特征归纳为15点，包括：(1)名称；(2)外婚；(3)单系共同祖先；(4)作为核心的性别——父系宗族为男性；(5)在所有或大多数成员之间相互交谈或指某个人时使用亲族称呼；(6)许多社会的宗族还有某种形式的公共财产；(7)某种程度的连带责任；(8)父方居住；(9)因婚姻关系妻子自动成为其配偶所属宗族之成员；(10)有用来教育和公共福利的财力；(11)共同的祖先崇拜仪式；(12)宗族的祠堂；(13)宗族的墓地；(14)行为规则的制度；(15)有一个进行裁决、平息纷争的宗族长老会议。⑧考察国内宗族的情况，并对这些特征再进行概括，可以得到五个特征，海外华人宗亲组织皆有所对应。
    (一)以父系传承为核心，供奉共同的祖先，成员资格因血缘或婚姻关系而取得
    传统的宗族组织成员，强调同姓同宗，宗亲接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家庭加入，拒绝女性以及无血缘关系的人。⑨这种观念也对海外华人宗亲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在华人宗亲组织建立之初，女性并不是宗亲组织的成员，甚至许多宗亲组织，到现在仍不接收女性会员。例如新加坡台山黄家馆(1854)，其成员资格为“台山黄姓男子，居住本国，品行端正，遵守该馆章程，履行决议案及各项义务者”。20世纪，海外华人宗亲组织会员资格有所松动，女性被允许入会，但是父系传承为核心，成员资格因血缘或婚姻关系取得的“铁律”，至今也没有改变。例如四邑陈氏会馆，规定“四邑陈氏兄弟婶姆均可申请入会”，女性会员是经由婚姻取得会员资格。
    供奉共同的祖先，是海外华人宗亲组织建立的重要目的。一般的海外宗亲组织，都会将祭祀祖先作为会馆成立的重要宗旨。例如台山黄家馆(1854)的成立宗旨第2条是“举行致祭先人坟墓及互相遵行殡葬俗例”；林氏九龙堂(1857)在其成立公告《始建新加坡九龙堂记》中也将其建立的原因，归结为“以奉我始祖比干公、坚公、开闽祖禄公，并配祀有功德者，捐巨资者”。
    (二)组织明确，成员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宗族的行动遵从为宗族规则所承认的个人权威，或集团权威的领导
    海外华侨宗亲组织内部，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国传统家族“房”的观念，在许多宗亲组织中依然通行。以槟城龙山堂邱公司为例，至今仍有四大角十三个房头的建制。所谓四大角是指邱氏第五到第八世基祖的后代，根据亲缘排序，分为四组共十三房：
    岑房、田房、松房；
    门房、屿房；
    梧房、宅房、井房；
    海长、海二、海三、海四、海五。
    宗族成员在本房之中，会获得更多的关照，也自然培养出对于本房的认同感。房与房之间的亲缘以及利益的区分，使得宗亲会内部又结成了不同的小团体。1884年敦文堂成立，其他的小房纷纷效仿，先后建立了绍德堂、耀德堂、垂德堂、金山堂等等，以提高本房在宗亲组织中的话语权，宗亲组织内权力结构不断变化。除了这种“房”的建构之外，所有成员必须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宗亲组织章程。
    各个宗亲组织章程围绕着成立宗旨而设，其核心内容，往往都是要求“维持宗亲世系永存、促进宗亲团结以及培养传统价值观”⑩。这些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从儒家传统中发展出来，不外乎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要求。
    宗亲组织日常管理具有很强的集权性质，是宗亲组织，特别是早期宗亲组织的重要特征。宗亲组织对于权威——既包括个人权威，也有集团权威的尊重，来自于国内的宗族传统。在日常事务中，族长和理事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是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婚礼的证婚人、宗族内纠纷的最高协调人，也是宗族对外代表人。他们能在宗族内“令行禁止”，主要依靠的是威信。以新加坡宗亲组织“潘家村”为例，潘家村的管理机构是横山庙理事会，在二战之前，这一理事会是各房按照人口比例推举产生，而族长则在理事中推举产生。而潘家村80年来产生的两任族长就是由四房中势力最强的二房“父子”相传。潘春膑和潘南山父子积极维护宗人利益，热心公益，在族内颇有好评。(11)槟城林氏也有过“父子相承”的历史，林汝舟和林成辉前后相继，以族长身份主理宗亲事务。
    (三)拥有一定的宗族共同财产，用来维持宗族日常运转，投资教育与公共福利
    一般而言，在宗亲团体建立初期，宗族活动的日常维持，主要依靠捐款，而宗族团体最大的需求，就是买地建馆。这些不动产是宗族主要财产，为宗族团体所有。为了确保宗族共同财产不为人窃为己用，地契房契之后，多有背书。如曹家馆地契背面便有注明，曹家馆三栋屋舍“曹家馆、中祀谯国堂、后楼魁星阁，永为永久之基业”，不可“或私按，或私变与人”以示宗族共同财产“永固于千古，世为曹氏之地”(12)。
    也有宗亲团体以宗族财产投资，维系宗族运转，完成宗族各项职能。成立于1865年的凤廓郭氏建立的“汾阳公司”，就是典型代表。汾阳公司成立宗旨有三：
    “纪念先祖，敦睦宗族，发挥互助精神，共谋宗人福利；
    为救济居星之潮安县籍凤廓乡大龙坑郭姓以及溜笼郭之贫苦邻人；
    为保管该公司产业(加宾打街门牌18号屋宇一座)。”(13)
    汾阳公司的日常运转，就是依靠加宾打街这栋屋宇的租金收入。凭借这份收入，该公司资助宗人教育，资助穷病族人，从事宗人福利事业。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惟有读书高”，在海外华人之中同样受用。海峡殖民地的各宗亲团体，无不重视教育。在宗族内部，受教育程度以及科举功名，是决定宗族成员在宗族内地位的重要指标，而宗族内取得功名成员的多少以及整体教育程度，则对宗族之间社会影响力比拼、话语权的取得，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宗亲团体对于教育的关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宗亲团体集资兴办家学，为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在海峡殖民地地区，宗亲团体的实力与财力，无法与地缘团体匹敌。兴办家学的宗亲团体相对较少。第一间宗亲学校建立于1907年，主办者为槟城邱氏公司。这间学校建立在宗祠之中，被命名为邱氏家学(14)，为子弟免费就读。其他的宗亲团体也效仿邱氏的做法，九龙堂林氏、颍川堂陈氏、保赤宫陈氏等也都建立了学校，或以“族学”、“学校”命名，不一而足。1915年，民国政府对海外华侨学务进行过调查，槟城邱氏学校毕业生人数52人，在海峡殖民地诸华侨学校中名列前茅。而海峡殖民地的整体教育状况，“其编制亦能按照部章办理，教科书多用审定本，并依侨民情形均加授国语一科”(15)等，获得民国政府赞许。一项关于宗亲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课程都对中国有极强的倾向。课程中包括“读经”和“修身”的设置，《孝经》和《论语》是前一课程所必读的两本经书；中国早期先贤和先哲的章句和操行，则是后一门课的主要内容。(16)第二，宗亲团体资助优秀子弟受教育或参加科举考试。直至今日，海峡殖民地的诸多宗亲团体，仍保持着奖学金制度。例如韩氏祠，“为鼓励宗亲子女勤勉向学”设立奖学金，“凡属宗亲昆季出国升学，亦予鼓励或资助”。(17)第三，宗亲团体对取得功名的成员给予名誉上的奖励。通过科举考试成功的成员，会被给予名誉上的奖励。他们的名字会被镌刻在宗祠墙壁的颂匾上。(18)
    (四)成员之间有密切的社会、经济和礼仪上的关系，有某种程度的连带责任
    祭祀、维护宗人福利以及促进婚姻，都是海外华人宗亲团体的重要职责。宗人也因为宗族义务的履行而聚集在一起，而宗族向心力的增强，也使他们之间的“连带责任”得以加强。
    祭祖、纪念传统节日以及宗教祭祀是海外宗亲组织的重要活动。宗亲组织是因为“共同祖先”而联系在一起，祭祀祖先可以使宗人增强对宗族的认同感，并增进宗人之间的感情。按照海峡殖民地各宗亲组织的传统，祭祖通常都在春秋两季(3、4、5月以及8、9、10月)，全体宗人都被要求参加。例如“炉内潘”族人，就会在每年的9月27号到横山庙参加祭祀“潘府大人”诞辰的活动，整个活动持续3～4天，并且开戏酬神，以示隆重。(19)
    海外华人宗亲组织对于宗人福利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对年老或失业的族人提供资助和补贴上。宗亲组织的建立，本就源于共同抵御海外生活风险的需求。是以许多宗亲组织在宗旨或章程中，都提到过相应的措施——承诺向成员提供补贴和救济。例如槟榔屿林公司“将尽可能地资助因老弱病残而致生计艰难之族人，如族人愿意回国，公司亦愿提供盘缠”；而潘家村则为初来乍到的族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潘家村收入中的一部分，专门用于照顾族中老人和需要帮助的族人。1933年，潘家村横山庙理事会还买下11.6公顷的地皮，以每年12元租金的低价租给族人居住生产，土地所有权则由横山庙理事会所有，“如有迁移或售于别人，须有地主(横山庙)凭准之后始作有效”(20)。
    关心族人的婚姻，也是宗亲组织的重要工作。为了避免华人男子与当地女子通婚，宗亲组织与国内本宗联手，从国内寻求适合女子，与本宗海外男子结为婚姻。
    (五)具有行之有效的成员纠纷内部解决机制
    仲裁纠纷、解决矛盾是宗亲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许多早期宗亲组织，都是以“调解宗族内部纠纷”为宗旨的。例如林氏九龙堂的“调节争端”，保赤宫陈氏的“调息争端”，都是如此。其中槟榔屿的颍川堂陈氏公司最具代表性。它声称仲裁内部纠纷以及陈氏族人和别的宗族成员之间的纠纷，是它早期数十年最重要的工作。而龙山堂邱氏则顺应了“华人自治”的潮流，于1909年建立了“邱氏自治社”，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宗亲组织中，也仍然保持着这种重要的职能。(21)
    解决与其他团体之间的纠纷，也是宗亲组织的职能。根据资料记载，横山庙潘氏曾因为地界问题，与南安黄姓族人发生冲突。族长代表横山庙潘氏出面，与南安黄氏族长交涉，经过双方的谈判，纠纷终于获得解决。(22)而在槟城，华侨五大姓氏中的三姓——邱氏、谢氏、林氏为解决三族之间的纠纷，特别在1881年建立了三魁堂公司，有效地维持了华侨社会的稳定。
    三、海外华人宗亲团体有别于一般的宗亲组织
    海外宗亲团体对国内的宗族，并非是简单的重复。从域内到海外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带来文化环境的变迁，如何对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文化进行适应性改造，使其能够嵌入新的背景，进而完成两种文化的良性对接，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而这一过程体现在海外华人宗亲团体特征的演变上——海外宗亲组织出现了“公司化”经营的倾向，并出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
    (一)宗亲组织在名称上出现变革，许多宗亲组织以“公司”为名，以常务委员会—理事会—普通会员为层级，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宗亲组织以公司为名，历史非常悠久。第一个海外宗亲组织曹家馆，最初是以“曹府大公司”为名。曹家馆1849年从东印度公司取得的地契上，以及1853年的两幅木刻贺联上，均有“曹府大公司”的字样。新加坡古城会馆于1890年8月5日从殖民地当局获准注册，其当时的注册名称，为“四姓公司”(23)。在槟榔屿，则有相似的邱公司、林公司、谢公司、陈公司，这些华人宗亲社团“公司”与以经营为目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英国政府的代言人“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有趣的重合。而这些“公司”在实际的运作中，也逐渐添加了许多“公司化”的特征。在新加坡的代表是潘家村，而在槟榔屿，这一代表则是龙山堂邱公司。在二战之前，潘家村的管理机构“横山庙”已经开始实行理事会制度。炉内潘四大支房以人数多寡产生理事会，理事会经选举产生理事长。而二战之后，横山庙理事会更进一步，开始实行董事制度。理事会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设主席、总务、财政、查账、交际等各股，另有12名评议员。潮州陇西公会、符氏会等也都是以这种形式管理宗亲组织。直到20世纪80年代，横山庙完成了蜕变，成立了“横山社有限公司”，与原有理事会分离，负责照顾族人福利事务。(24)而龙山堂邱公司，则是从1917年到1919年完成了管理制度的变革。他们任用了24位信理员，对龙山堂的事务进行管理。二战后，邱公司注册为社团，1976年改注册为信托团体——槟城龙山堂邱公司信理会，将投资所得，注入房地产以及教育等成员福利的方方面面。(25)
    (二)族长主要由选举产生，较少受到辈分与年资的影响，而更看重财富累积与社会名望。辈分与年资是同时期国内宗亲组织遴选族长的决定性指标，在海外这一指标也很重要，然而“财富累积”在选举族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则充分体现了海外社会“商业化”的特色。例如槟城林公司1863年初建到1963年这一百年间共产生了六位族长，这六位族长无一例外是富商。(26)
    四、海外华人宗亲组织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外宗亲寻根活动以及修谱活动的繁盛，一度被视为“封建落后事物”的宗族开始复苏，并获得了显著发展。从1993年中国陈氏宗亲会淮阳总会成立以来，各地宗亲组织迅速发展。宗亲组织的强势“回归”，给原本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带来冲击，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此前已有诸多学者通过对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学因素、文化因素、情感因素方面的分析，或从正面肯定，或从消极角度对宗族现代化这一命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亲情共同体”与“血缘认同”，依旧在农民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基于传统与现实的需求，宗族势必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如何对现代宗族进行管理，如何规制现代宗族的发展，有效地解决宗族的“副作用”所带来的纠纷，海外华人宗亲组织的百年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宗族的公司化、社团化运作
    海外华人宗亲组织的成功，为宗亲组织的蜕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融传统精神于现代经营技术，造就了新型的宗亲公司、宗亲社团，他们在保留中华传统、传承古老文化方面作出了榜样，可以成为我国宗亲组织的借鉴。事实上，在国内已经有个别的宗亲组织，采取了族人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的制度。例如浙江苍南县华氏宗族的《族内守则》(试行稿)，就提到“本族的代表大会，是统一部署和解决族内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理事会，由代表大会产生”(27)。而也有很多人更进一步，组成了以宗亲为核心的家庭股份制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淮安市曾出现了数家这种类型的企业，而到了2005年，河南商水县出现了300多家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庭股份制企业”由家长或兄长牵头，联合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进行合资入股，按股分红，民主管理(28)。这种合作分散了市场风险，有利于促进个人谋生就业。
    近些年来，宗族纠纷引发的械斗事件屡见报端。2006年4月，江西宗族“械斗”导致政府下令取缔宗亲组织并接管宗祠，引发了新的争议。(29)很显然，简单的“一刀切”取缔的办法，并不能改变农民心向宗亲的事实，绝非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以现代化的公司、社团模式运作宗亲组织，更便于有关行政部门的管理。
    (二)宗族与乡村民主
    宗族在乡村民主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为人所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宗族将造成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漫长”。如何让宗族成为乡村民主中有益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命题。长久以来，海外宗亲组织与政党关系密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地区，马来西亚华人政党对民主事业也有贡献。这对当代宗族的启示在于：宗亲组织一经建立，必然会对基层选举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并非全部为负面，若对其加以引导，凸显宗族对选举过程的监督作用，会极大地促进选举的公正性，也会促进民主的发展。
    (三)解决社会福利救济的辅助手段
    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范围相对较为狭小。而宗族恰恰在这方面可以起到补充作用。从古至今，宗族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为族人提供帮助——为年老无工作能力的族人提供生活救济，资助年轻族人接受教育，这在海外宗亲组织中极为常见。这也是我国宗亲组织发展的一个方向。目前已经有一些宗族注意到这一点，对年轻族人提供奖学金，对年老无生活能力的老人伸出援手。甚至还有宗族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如新建县郭村的郭姓族人集资修建排水工程，萍乡刘氏修桥打井等等。(30)
    综上所述，如何将古老的宗族融入现代生活，并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海峡殖民地宗亲组织无疑可以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