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00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中外军事冲突。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匈帝国8个国家以解救在华本国公民为由，向中国派兵，并一度占领了天津和北京。美国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也派出了自己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参与了对华军事行动。关于这场军事冲突的历史，中国的读者或许并不陌生。国内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革命范式出发，将其视为西方侵华的一部分，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国各方如何抵御西方的军事侵略，而对于与中国作战的另一方的情况则论述较少。美国学界虽然对美国方面给予了关注，但或是从军事史的角度考察美国海军的军事策略①，或是从外交史的角度考察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和形成过程②。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这段历史，关注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所采取行动的文化意义。将文化与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这似乎并不容易被理解③。一般认为，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与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有关，与政府内的制度发展，尤其是军事部门的机构增长有关，与大国政治和世界经济竞争有关。确实，对军事行动的讨论离不开上述因素。但是，军事行动的意义却不止于这些，军事行动通常也能反映出行动者的文化观念。就本文的讨论而言，1900年中国发生的危机和美国选择出兵中国，都吸引了很多美国民众的注意。当人们对此发表看法、表达意见和进行评论时，这一军事行动就被带入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支持(或反对)出兵？美国人在联军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美国人赋予了这一军事行动以一定的意义，并借此进一步阐明和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1900年7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麦金莱在获得新一任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发表讲话，提到政府对菲律宾和对中国的用兵政策时，强调说：“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荣誉和责任的指导下完成的。”④本文的结论是，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出兵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救侨，而且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大国荣誉。
    一　美国对华军事行动和政策
    1898年年底，义和团运动最先在中国山东地区爆发，由于运动主要以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攻击目标，所以很快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广泛关注。不过在1900年4月之前，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并没有向中国派兵的打算。当时在华的各国公使希望因循过去一贯的做法，通过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压，迫使其惩处地方排外势力的方式来解决山东新出现的排外事件。虽然迫于压力，清政府在1899年年底委任了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但各国公使对此仍不满意。为了敦促清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1900年春，美国公使康格与英、法、德、意四国公使分别向各自的政府报告，请求采取联合军事示威。美舰惠灵号(Wheeling)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在中国天津大沽口附近的。以军事示威的方式来强迫清政府就范，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此前出现教案时，西方列强也曾用过同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是这一次，军事示威却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军事行动。
    经过袁世凯的镇压，山东地区的排外运动逐渐平息。但是，在直隶地区却新近出现了大批义和团团民。1900年5月中旬，义和团团民进入了离北京约六十五公里外的涿州城，并转而向北京进发。5月17日，康格致电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海军少将坎卜夫(Louis Kempff)：“情势严峻，速派军舰至大沽保护。”⑤
    1900年5月29日，美国军舰纽瓦克号(Newark)抵达天津大沽口，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当然，出兵的不单是美国一个国家，英、法、俄、日、意五国的军舰此时已在大沽口待命。在各国驻京公使的要求下，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与其他各国的300余名士兵，不顾清政府对洋兵人数的限制，共同组成卫队，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⑥。
    虽然此后在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是与其他大国共同行动的，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早已警告公使康格，“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与其他大国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我们一定不能与其他国家正式结盟，必须保持独立”⑦。6月初，海约翰再次致电康格，“我们的利益只在于保护美国的公民……不得参加任何同盟”⑧。海约翰的这两封电报奠定了美国整个在华军事行动的基调和准则。
    6月10日，随着北京形势的日益危急，一支由8个国家的2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其中美国士兵112名。但是这支军队并没有及时到达北京。由于义和团拆毁了京津铁路，并沿线设置障碍，这支由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带领的联军最终无功而返。
    6月17日左右，驻扎在天津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决定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考虑到此前国务院的政策，美国海军少将坎卜夫向海军部发电报，请求上级给予明确指示，美国海军是否参与此次攻击行动。但是因为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Long)当时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而奔走，这封电报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复。当其他各国军队发动攻击时，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的坎卜夫不敢擅自行动，只能在一旁观战⑨。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这位指挥官这样解释说：“我没有被授权对一个我国一直与之和平相处的国家首先做出任何战争举动。”⑩坎卜夫的这份报告不仅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了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美国出兵性质的问题提到了华盛顿政府决策者面前：美国目前是在与中国作战吗？
    对于麦金莱政府而言，此时开战是不合时宜的。首先，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并不具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宣战权归立法机关所有。华盛顿要对中国宣战，必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批准。但是，此时正是国会的休会时间，如要宣战，总统需要以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要求召开临时特别国会，而这将是一个非常耗时而烦琐的程序。
    其次，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使麦金莱尽量避免与中国爆发战争。190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在位总统麦金莱正在谋求连任。到1900年夏天时，两党的选战已经拉开了帷幕。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紧接着，民主党大会将在堪萨斯城召开。麦金莱在任期内扩张领土、占领菲律宾的政策原本已经在国内激起了反对，再加上菲律宾当地土著又发起了反对美国占领的武装叛乱，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更是成为两党竞选的一大议题。此时如果和中国开战，很容易就会成为反对党攻击麦金莱政府滥用武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又一口实。
    最后，美国面临的军事形势也是一个不利因素。1898年美西战争后，一方面，美国军队大批复员；另一方面，美国在海外新近获得的多处占领地也需要驻军。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情况还算稳定，所需军队不多，菲律宾却在此时出现了军事叛乱，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主要力量当时也都集中在菲律宾群岛上。4月，美国海军收到情报说，菲律宾叛军准备从香港运送大批武器至岛上，这使得菲律宾的形势更加严峻。负责亚洲舰队的海军中将乔治·李梅(George C. Remey)一再向华盛顿表示，所有的战略资源必须优先用于解决菲律宾叛乱问题。5月底，美国海军纽瓦克号抵达大沽港口后，曾要求增派小吨位战船，但遭到了李梅的拒绝。李梅表示：“菲律宾战场已没有任何空余战船可供派往中国。”(11)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此时也无力再应付另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
    在权衡了各方利弊之后，华盛顿的决策者最后肯定了坎卜夫的做法，宣布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美国的出兵只是在总统的权力之下，派出一支救援军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公民。
    但是，清政府此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果说在6月之前，清廷尚抱有“剿拳”打算的话，那么，在看到列强派卫队进京，尤其是西摩远征军向北京进发之后，清政府内部的仇洋派逐渐占据了上风，清廷的政策开始转向排外和抗洋。6月20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宣战诏书。由于铁路和电报线被破坏，北京与外界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北京几乎成了一座孤城。城内，清兵和义和团向外国使馆区发起了围攻，几百名驻华外交官、外国传教士，以及一千多名本土基督徒被围困其中。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时间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
    城外，各国驻大沽的海军将领和他们各自的政府继续积极商讨着如何应对中国的局势。但是，由于各国间的猜忌和各国政府的踟蹰，西方各国一时也拿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各国只好效仿美国，一直没有对华直接宣战。只有在1900年8月22日时，德皇曾表示过“这是一场战争”(12)。6月22日，经过多次磋商，在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将领们联合发表了一份宣言，宣言称“我们的武力只针对义和团民，以及那些反对我们向北京进发以拯救各国受困国民的人”(13)。
    这一宣言很快得到了中方的回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通过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政府表示，如果各国海军不进攻长江流域，他们将尽力确保当地的秩序和外国人的安全。当日，海约翰即给出了肯定的答复(14)。7月3日，美国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要维护美国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外，照会表示，虽然北京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但只要各地方政府“没有明显地与叛乱相勾结并运用他们的权利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我们就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与之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同时“帮助防止动乱扩及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15)。
    这一照会的发布有着重要的国内外政治意涵(16)。单就军事行动而言，这一外交照会虽然没有要求各国给予答复，但却保证了各国对华行动的基本一致，军事冲突被局限在了直隶和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也被定性为一场反对中国政府的叛乱。这一政策随即得到了更多的中国地方官员的回应。山东、江苏、湖北、闽浙、广东等省地方政府纷纷与西方各国达成协议，表明了在这场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并表示将在自己辖区内维持秩序与和平。7月8日，在给好友亨利·亚当斯的信中，海约翰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们只能是尽力将这场风暴限制在北方地区，这一点看起来我们已经做到了。所有的大国都赞同我们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地方大员达成临时协议。”(17)
    军事行动继续在华北地区展开。1900年7月19日，查飞(General Adna R. Chaffee)被任命为美国远征军总指挥。他得到的命令是“帮助中国政府，剿灭义和团叛乱，救出被困美国人，同时保护在华美国人和美国利益，并在中国政府没有能够提供保护的地方，尽全力提供各种保护”(18)。8月5日，2500名美国士兵联合其他各国军队共1.6万人，向北京发动进攻。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救出了被围困在使馆区的一千多名外国人和两千多名基督徒。
    中外之间的这场军事冲突至此结束。考虑到条约尚未最后签订，并且北京城内处于一片无政府的状态，和其他各国一样，美国军队继续留驻在北京和天津。1901年5月，美国率先撤军。同年9月，中国与西方十一国签署了《辛丑条约》。此后，各国也陆续从中国撤军。
    二　美国各界呼吁维护国家荣誉
    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在政策层面只是将其定性为一场“帮助中国剿灭义和团，同时保护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救援行动，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出兵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浏览当时的报刊、政府公文和一些私人信件就会发现，在呼吁或讨论出兵的时候，“国家的荣誉”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概念。
    一方面，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在华美国人，尤其是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是对美国国家荣誉的一种冒犯，而“国家荣誉要求我们保护自己在外的居民”(19)。《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特别强调说：
    埃德温·康格是美国的官方代表，如果他所为之工作的那面旗帜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的政府就有责任让中国人知道那不仅仅只是块美丽的色彩拼凑。它的背后还站着美国这一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资源和无尽的财富……如果它的荣誉受到践踏，我们政府就要负担起一个重要的责任，即保护人民心中和世界眼中的美国的国家荣誉(20)。
    另一方面，美国人也认为出兵是维护国家荣誉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的形势变得严峻后，驻守天津的美国海军少将坎卜夫在致电海军部的时候，这样说道：“我认为现在唯一能够维护我国荣誉和树立我国声望的办法，就是动用我所能获得的一切武力，与其他大国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行动起来。”(21)不仅是坎卜夫，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在写给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查飞的信中，也有这样的表示：“我很高兴由你来负责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我相信我国的荣誉就此有了保障。”(22)即便是在1900年的大选中反对共和党扩张政策的民主党人，在中国问题上，也承认：“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政党去行动……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荣誉，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与其他基督教国家合作，共同出兵。”(23)《纽约时报》更是明确地指出，美国政府应该立刻采取行动，“无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美国民众都会给予全力支持”，因为“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并且是以国家荣誉为名提出的要求，都不会遭到拒绝”(24)。
    既然这场军事行动与国家的荣誉有着重要关系，那么，什么是国家荣誉？上述美国人在谈到国家荣誉的时候，又具体指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荣誉对个人和国家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就认识到了荣誉在战争中的作用(25)。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有所忽略，但也有不少人指出，在经济、安全这些理性因素之外，捍卫国家荣誉或者说害怕失去荣誉，也是影响一国对外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荣誉一般包含有这样一些考虑和动机：追求名望和荣耀；尽量避免丢脸和耻辱；受到冒犯后会想要报复，以洗刷耻辱和恢复名誉；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等等(26)。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之间的交往就如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一样，他们相互辱骂，挑衅对方，并以‘国家荣誉’的名义寻求报复。”(27)
    但是，学者们在谈及荣誉或者国家荣誉时，往往将其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事物，似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对荣誉有着同样的认识。并且在强调荣誉的作用时，他们大多将其视为一个补充性的解释变量，认为在经济利益、安全、权力等要素之外，荣誉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情感性的因素，对个人和国家间的关系发挥着影响。然而，由于在什么是荣耀，怎样的行为才被视为是对荣誉的冒犯，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去捍卫荣誉和恢复荣誉等问题上，各个时代和各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荣誉(不论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其实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在特定的时空中往往有着特定的内涵。而就这个意义而言，荣誉则不仅是一个补充性的解释变量，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对国家荣誉内部各个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美国人在19、20世纪之交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三　国家荣誉与美国的大国身份
    荣誉是一种外在的价值体现，它首先关注的是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因而对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的看法往往与“一个人在一个层级(ordered)社会中，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属于哪个共同体”的理解有关(28)。比如，研究美国南方荣誉观的学者们发现，南方白人的荣誉观与黑人奴隶对荣誉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并且，对于南方白人而言，在表明什么是荣誉时，他们会特别看重那些能够将自己与黑人奴隶区别开来的行为特质，并将黑人的行为视为是荣誉的对立面(29)。
    正如个人的荣誉与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有关，国家的荣誉则与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国际角色定位有关。虽然早在建国之初，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有将美国建成“世界的弥赛亚”的提法，但在19世纪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影响力仅限于西半球。美国人对自己的国际定位是“自由的灯塔”，只是通过典范作用来影响世界，或至多是“西半球的大国”。在西半球以外，由于实力有限，美国大多依靠英国海军提供的“免费的安全”(free security)保障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和贸易顺畅。根据统计，截止19世纪中期，美国海军总共只有7600人，而同期的英国海军人数则是美国的10倍之多(30)。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海军时曾这样写道：“只有四五十艘舰船，而且大都破旧不堪，但美国海军仍然奔波于世界各地……通常只是显示一下国旗。”(31)在这样一种国际身份之下，当美国公民在西半球之外遇到危险时，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是对其国家荣誉的一种冒犯。比如，1821年的德兰诺瓦事件(32)发生后，一群美国商人写了一篇案情陈述，呈送中国当局。他们在这篇陈述中说：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存有偏见。我们一旦置身于你们的海面上，我们不得不服从你们的法律，尽管它是这样的不公正。你们曾经遵从你们的正义观念，把一个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人定为有罪。但是我们的国旗决没有被玷污。它现在还飘扬在你们的头顶(33)。
    虽然内战以后，美国亚洲舰队的舰船数从最初的两三艘增加到了三十几艘，美国海军也开始在中国海域游弋，但美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依然有限，他们在中国奉行的是“追随”政策，主要依靠英法的势力来维持条约下美国在华公民的权利。哪怕在几次大的教案发生时，美国国务院发给驻华公使的训令依然是：“我们推行的是‘无为’(non-action)的政策，要尽量避免使用武力。”(34)虽然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华遇到危险时，也曾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出兵救援，但在19世纪末之前，美国在华公民呼吁出兵的理由主要是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35)，而很少有人会认为出兵与否关乎美国自身的荣誉。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这样表示说：“我们在这里完全要仰仗英国和法国的声望，当我们遇到麻烦时，我们主要向他们寻求帮助。”(36)
    但是，当义和团运动发生时，美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仰仗英法的声望”。此时，美国人已经将自己称为“世界大国”或者是“太平洋的大国”。在这样一种新的身份之下，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能否出兵不仅关乎美国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美国的大国荣誉和国际声望。在发给国务卿海约翰的电报中，驻华公使康格曾经这样解释道，如果在华美国人不得已而要向欧洲国家寻求军事保护的话，那就会让“中国人和其他各国的人看不起美国”，这对于“已经是大国(great power)的美国，简直是无法承受的”(37)。康格当然并不是唯一持此看法的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地向美国政府呼吁，要求美国出兵干涉。190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与会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用几乎同样的语言说道，“对于一个已经是世界大国(world power)的国家来说”，如果它的公民需要向其他国家寻求军事保护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极大的耻辱”(38)。美国国内一份宗教杂志也表示：“美国在北京和天津的影响力几乎是各国中最大的……如果那里的美国人被迫要求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士兵为他们提供保护的话，这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将是怎样的一个耻辱。”(39)
    美国人的这一“世界大国”的身份定位当然与美国自身国力的增强有关。19世纪末期，美国的人口已经超过除俄国外的其他欧洲工业国；农业和工业的产量大大提高，小麦、钢铁、煤炭等方面的产出居于世界首位；银行里总的资金和存储额也名列世界第一；制造业总量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根据1892年的《统计词典》，美国在每一项重要的统计标准上，都赶上或超过了欧洲(40)。这些统计数字虽然证明了美国物质力量的增强，但却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人在观念和认知层面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数字的意义；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能够真正让他们认识到美国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大国意识的，是1898年的那场战争。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关于这场战争的起源，历史学家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然而，无论冲突缘何而起，美国在战争中很快击败欧洲老牌帝国西班牙，夺得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等地，并在西半球以外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这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不仅再次证明了自己国家的伟大，而且还标志着美国正式迈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一位作者这样欢呼道：“美国首次得到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承认，一跃而位居英、德、俄等‘世界大国’之列。”(41)
    虽然事后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美国在1898年时之所以能迅速击败西班牙，并非由于美国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相反，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海军实力较弱，并且又是长距离作战，比较疲惫。论实力，美国海军当时在世界上只能排到第12位，甚至排在土耳其、中国和奥匈帝国这一内陆国家之后。但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胜利却无可避免地让美国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起来。美国人相信，他们已经拥有了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实力。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杨(James Rankin Young)这样表示：“占领马尼拉标志着一系列精彩的军事行动的完成，而这注定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版图。美国从此进入了海军和军事大国的前列。这个位置是直到美西战争之后我们才真正拥有的，此前我们一直认为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42)言下之意，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已经有必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了。
    或许正是带着这样一份自信，当义和团运动发生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有能力出兵保护自己的公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在一次公众讲话中说道：
    在过去30年中，我们在中国只部署了一条战舰，那就是破旧的“莫诺卡西”号(Monocacy)，这艘战舰已经破旧到连杜威都没法把它调到马尼拉去……如果没有在菲律宾的那场战争，我们今天仍然没法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或者只能让他们向其他大国寻求保护。但是占领了马尼拉后……我们现在有能力保护我们自己的公民了(43)。
    既然有在西半球以外保护自己海外公民的实力，既然已经视自己为一个世界大国，那么，出兵与否就关乎美国的大国荣誉和声望。正如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James B. Angell)所指出的，“过去两年发生的事已经让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享有了一种新的、并且是持久的地位……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样的与世隔绝中了。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让其他国家意识不到我们的力量。这面旗帜已经拥有的不能再被剥夺”(44)。
    四　国家荣誉与权势
    美国派出军舰参与对华军事行动，表明了保护美国海外公民的决心，维护了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国家声望和荣誉。不过，除了保护自己的国民外，“大国荣誉”还包含有其他方面的内涵。研究个人荣誉的学者们发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荣誉指的是能够维护自己的身份，“赢得来自下级的顺从和同辈的尊重”(45)。当美国人由西半球迈向“世界舞台”时，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由欧洲大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即便是在远东，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格局也基本成型。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体系主导和控制着中国等东方国家。当美国人在远东宣称自己的大国身份，捍卫自己的“大国荣誉”时，这样的“大国荣誉”内在地包含了二个维度：即赢得其他大国对美国大国地位的承认和惩罚中国人自下而上的冒犯。而出兵则被视为是维护这一大国荣誉的重要途径，正如《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有必要派出一支军队，这样才能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以及中国人的敬畏”(46)。
    通过张扬权势和使用武力来捍卫大国地位，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这似乎是国际社会中普通民族国家通常会遵循的法则。但是，在建国之初，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却因其独特的国家特性而在此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杰斐逊等自由理想主义者们看来，美国不是国际社会中“普通”的一员，美国是与欧洲旧大陆不同的“新世界”，是自由的捍卫者和保护者，是自由而不是权势使美国变得伟大，并赢得世人的尊重。就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如果我们在国内是自由和幸福的，我们就会在国外获得尊重”(47)。杰斐逊也表示美国要在北美大陆建立的是“自由的帝国”，自由是美国的最高目标。他们为此特别强调，美国不仅应该摒弃欧洲通行的国际行为规范，即强权政治，而且还应该避开与欧洲的纷争，以免战争所引起的军事力量的膨胀损害到美国国内珍视的自由。虽然当时汉密尔顿等现实主义者曾针锋相对地提出，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美国有必要效仿英国，追求权势，建立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安全。但是，在建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杰斐逊等“自由”派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上风。为了保护和建设美国国内的自由，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以“孤立”和“不卷入欧洲事务”为其对外活动的准绳，并在国内维持着较低限度的军事力量。
    然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加深，美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以欧洲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权势”早已成为国际交往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工具和规范(norm)。到19世纪末，欧洲各国更是掀起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浪潮，扩充军备，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受到这种“国际时尚”(international fashions)的影响(48)，美国的一些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权力政治的重要性，开始强调发展军事力量，西奥多·罗斯福和阿尔弗雷德·马汉就是这派人中的代表。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除了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占据优势外，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海军力量做支撑。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马汉认为，海洋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战略意义上，还是在保护海外贸易活动方面，美国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49)。西奥多·罗斯福是马汉的密友，同时也是这一思想的坚定信奉者。他认为，强大的海军不仅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而且还能给国家带来影响力和声望。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海军战舰的数量必须要与“我们民族的伟大”相匹配；如果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投身于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从其中获得极大的荣誉和声望”(50)。“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宣布，我们并不属于那些为自身强大而战的伟大民族，并愿意维持无法自卫的状态……我们当然也能享受和平”，但是“这种和平并不能提升国家的名望，也不能给我们的公民带来尊严”(51)。在这些人的鼓吹和支持下，美国陆续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并将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列为保护国。
    美国的这一系列“帝国主义”政策遭到国内其他一些人的反对，认为美国追求强权、扩充军备以及在海外用兵会对美国国内的自由造成侵蚀。当时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参议员卡尔·舒尔茨就说：“美国人民不应该因为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感到骄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因为不需要它而感到骄傲，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真正的荣誉之所在。”(52)
    虽然在扩建海军、获得海外殖民地等问题上，强调荣誉来自于国内自由的一派与强调荣誉来自于国外权势的一派产生了严重分歧，但是，随着美国国内边疆的关闭，以及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各种社会弊病的出现。到19世纪末，美国社会各界精英却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美国这个“新世界”自由的存续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无论美国是否建立海外殖民地，美国现在都需要国际市场为美国国内的稳定和繁荣提供“新的安全阀”；即便中国在当时美国的对外出口中所占份额并不高，但在美国人的意识中，中国庞大的人口所蕴涵的巨大市场潜力也为解决美国生产过剩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危机提供了一帖“灵丹妙药”。于是，太平洋另一端的远东就被视为美国的“远西”新边疆。
    1899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向在华拥有势力范围的英、俄、德、法、日、意六国提出“门户开放”的外交照会，要求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保证其他大国“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由于既没有占领中国领土，又保证了美国贸易和传教的自由，这一照会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支持；同时，这一照会也被视为标志着美国在华影响力的上升，因为门户开放原则虽然应用在中国的领土上，但其实施对象却是在华西方大国，这一原则被接受，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承认了美国这一后来者在这一地区的大国地位。
    虽然门户开放原则的提出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大国地位，但这一原则却缺少军事力量的保障，它仅仅依靠大国间的合作。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仅使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和传教权利受到威胁，而且各国以护侨为名纷纷向中国派兵更引起美国人的忧心。他们担心各国会利用这次出兵长期占领中国，从而造成中国主权的瓦解和各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美国于1900年7月3日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此时美国各界人士已经意识到，如果美国不使用武力捍卫其大国地位，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和中国的敬畏，中国的大门就会向其关闭，美国国内的自由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于是，在应对这场中国危机时，自由、权势和荣誉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面对讲求强权的欧洲和“野蛮”的中国，美国必须用武力和权势来维护作为大国的荣誉，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所追求的贸易和传教自由才能有所保障。正如《华盛顿邮报》上的一个作者这样说，“我们的荣誉和国家声望”要求我们维护门户开放的原则(53)。
    而门户关闭的危险则首先来自于中国内部的动乱和失序。义和团运动中，“野蛮落后”的中国人对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杀戮”与围攻，被视为是对美国国家荣誉的一大冒犯。对此，美国人呼吁，只有用武力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惩戒，才能恢复和捍卫其大国荣誉，进而赢得中国人的敬畏，防止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这样的罪行决不能姑息……文明国家……必须要让这个异教徒的野蛮国度认识到大国的力量和勇气。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中国人受到必要的教训，那就是展示不可抗拒的武力。”(54)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如果不对中国人的行为做出反应，美国的荣誉将更进一步受到损害：“联军应该同心协力，不仅要惩罚这个国家，而且还要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纵容这种暴行是非常不光彩的……我找不到任何原谅他们的理由。”(55)《观察者》上的一位作者虽然对中国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中国人受到了西方不公正的对待，并指责欧洲大国对中国的领土入侵，但是，“即便如此”，文章接着说道，“荣誉也让我们无法忽视中国人的这一挑衅”(56)。
    美国人不仅这样呼吁，而且也是这样做的。1900年7月初，联军在占领了天津后，迟迟没有向北京进发。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鲁特在报告中这样解释道：
    联军占领了天津后，中国方面透露出使馆人员已经全部遭遇不幸的传言，对此西方大国基本笃信不疑。当时文明世界的普遍看法是，我们在中国的任务不仅是要拯救在北京的西方代表，而且要为他们的被害报仇，对凶手进行惩罚。为此，出兵的时间和速度已不再重要(57)。
    另一方面，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在这次中国危机中，与大国一起出兵也是展示美国权力，赢得欧洲国家尊重，争取在中国事务上拥有发言权，从而维护美国大国声望和荣誉的重要机会。美国远征军总指挥查飞在要求美国政府增兵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在写给美国政府的电报中，他提出，美国应该增加救援军中美国士兵的数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他大国面前，拥有与我们地位相当的说话权”(58)。一份波士顿地区的报纸遵循同样的逻辑讨论道：“如果我们不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参与镇压叛乱，在决定中国未来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就一定没有多少发言权……为了让我们的意见得到尊重，我们必须全力投入到与其他大国一起恢复秩序的努力中去。”(59)《独立周刊》也认为，美国应该在出兵问题上和大国合作，“就美国未来的发展而言……东亚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现在犹豫了，我们将失去未来。我们将会为自己的软弱和迟缓而自责。今天我们加入大国委员会，不会对我们的原则有太多伤害。但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将或者失去已经获得的优势地位，或者为保存它而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60)。甚至连一向持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也坚持说，要维持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只是得到其他大国的口头承诺是不够的，美国必须有能力用“武力”来保证美国提出的原则得到各国的尊重(61)。
    五　结论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人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大国，并普遍具有了大国意识。当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捍卫大国荣誉即成为美国人出兵中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美国军队与其他欧洲大国军队并肩作战，成功救出自己的侨民，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的大国意识，并明确了他们在远东的大国身份。
    美国人以国家荣誉的名义支持出兵，这也展示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对国家荣誉的理解。在何谓国家荣誉，以何种方式捍卫国家荣誉问题上，美国国内一度出现过分歧和争论：一种声音强调美国的荣誉来自于国内的民主和自由；另一种声音则强调美国的荣誉来自于追求权势，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反映了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在19世纪，强调自由的声音始终占据上风，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这两种声音逐渐交织在一起并相互融合：美国国内的自由需要仰赖其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而为了维护其国际声望和地位，美国又必须要张扬权势，甚至动用武力。1900年美国与其他大国一起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麦金莱总统在竞选连任时喊出的口号就是，要维护美国“海外的声望和国内的自由”(62)。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国内的自由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特别是武力的使用和权势的张扬，更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自由与国际权势也就构成了20世纪美国外交史上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注释：
    ①如，威廉姆·布莱斯泰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1909)》(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奥斯丁1958年版。
    ②韩德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义和团被剿灭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北京(1900年8月到1901年5月)的历史有全面的介绍，并特别分析了中国当地官员是如何与美国占领军合作的。同时，文章的题目也表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史学界的忽视。参见韩德：《被遗忘的占领：北京，1900-1901》(Michael Hunt，“The Forgotten Occupation：Peking，1900-1901”)，《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8卷第4期(1979年11月)，第501～529页。旅美华人学者相蓝欣在其近作《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分析了中外各方的决策心理和决策机制如何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遗憾的是，相氏的研究论及美国的部分并不多。
    ③将军事行动与文化联系起来，这在美国史学界已有先例。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以及外交史学界出现相应的方法论变革，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着研究文化和军事行动的互动关系。这方面，克莉丝汀·霍根森和玛丽·伦德这两位女学者的研究比较重要。霍根森在其《为美国男子气概而战》一书中，考察了男子气概(manhood)是如何影响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并激发了美西战争的爆发。她关注的是政治文化层面。伦德的研究《接管海地》则侧重两点，一是考察家长观念(paternalism)如何对在海地执行占领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产生影响，并进而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任务，以及界定他们自身与海地当地人的关系；二是分析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参见克丽丝汀·霍根森：《为美国男子气概而战：性别政治是如何激起美西和美菲战争的》(Kristin L. Hoganson，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How Gen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纽黑文1998年版；玛丽·伦德：《接管海地：军事占领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1915-1940)》(Mary A. Renda，Taking Haiti：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 S. Imperialism，1915-1940)，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2001版。
    ④关于麦金莱在提名后的致辞，多家媒体(比如《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等)都有所报道，并对演讲内容有所引用。引文出自《诉诸最高责任》(“Called to Highest Duty”)，《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00年7月13日。
    ⑤《康格致坎卜夫》(“Conger to Kempff”)，1900年5月1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0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1901年版，第122页。
    ⑥根据1898年确立的先例，中方要求各国卫队人数不得超过30人。但实际上，外交官们完全没有顾及这一限额，六国卫队总人数达到356人，其中只有日本符合中方要求，派出了26人，其他国家全部在30人以上。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00)》，第138页。
    ⑦《海致康格》(“Hay to Conger”)，1900年3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00)》，第111～112页。
    ⑧《海致康格》(“Hay to Conger”)，1900年6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00)》，第143页。
    ⑨(11)威廉姆·布莱斯泰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1909)》，第80～84、82页。
    ⑩《坎卜夫致海军部部长》(“Kempff to Secretary of Navy”)，1900年6月20日，国会：《炮击中国大沽炮台》(Congress, Bombardment of Taku Forts in China)，第57届国会第1期，第645份文件(Doc. 645，57th Congress，1[st]Session)，华盛顿1901年版，第13页。
    (12)(14)泰勒·丹涅特：《海约翰：从诗歌到政治》(Tyler Dennett, John Hay：From Poetry to Politics)，纽约1934年版，第301、300页。
    (13)《海军高级官员的公告》(“Proclamation of senior naval officers”)，1900年6月22日，国会：《炮击中国大沽炮台》，第15页。
    (15)《海约翰的照会》(“Hay Circular”)，1900年7月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01)·附录：中国事务》，第12页。
    (16)这个照会一方面向其他大国阐明了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它选择在7月3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提出，也是为了向民主党表明，美国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意图，从而避免了民主党在中国问题上指责共和党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17)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书信集(1892-1918)》(Henry Adams，Letters of Henry Adams，1892-1918)，波士顿1938年版，第429页。
    (18)《柯斌致查飞》(“Corbin,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to Chafee”)，1900年7月19日，转引自威廉姆·布莱斯泰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1909)》，第108页。
    (19)《中国出现重大危机》(“Grave Crisis in China”)，《根顿杂志》(Gunton's Magazine)，1900年7月。
    (20)《我们在中国的责任》(“Our Duty in China”)，《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00年6月17日。
    (21)《坎卜夫致海军部长的信》(“Letter from Rear-Admiral Kempff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1900年6月22日，国会：《炮击中国大沽炮台》，第18页。
    (22)《西奥多·罗斯福致坎卜夫将军》(“Theodore Roosevelt to General Chaffee”)，1900年7月10日。转引自威廉姆·卡特：《坎卜夫少将的一生》(William H. Carter, The Life of Lieutenant General Chaffee)，芝加哥1917年版，第179页。
    (23)虽然民主党将“帝国主义”问题视为1900年大选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但在中国问题上，除了最初批评政府出兵不符合程序外(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在7月之后，民主党基本对中国问题表示了缄默。根据媒体的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在接受采访时，拒绝在中国问题上发表看法[参见《布莱恩对中国问题缄默》(“Bryan Mute on China”)，《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00年7月18日]。文中引文出自著名的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德·阿尔蒙德(De Armond)(密苏里州)[参见《民主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Democratic View of China”)，《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00年7月20日]。
    (24)《我们在中国的问题》(“Our Problem in China”)，《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00年7月17日。
    (25)修昔底德曾指出，雅典人的扩张，“首先是出于恐惧(fear)，其次是荣誉(honor)，最后是利益(profit)”[修昔底德著，罗伯特·斯特拉斯勒编：《修昔底德的路标》(Thucydide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ed. By Robert B Strassler)，纽约1998年版，第175页]。
    (26)唐纳德·卡根：《国家荣誉》(Donald Kagan, “National Honor”)，http://www.cs.utexas.edu/～vl/notes/kagan.html,2011年8月6日。
    (27)巴里·奥尼尔：《调解国家荣誉：决斗年代的教训》(Barry O. Neill, “Mediating National Honour：Lessons from the Era of Dueling”)，《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第159卷第1期(2003年)，第1页。
    (28)伯特伦·怀特布朗：《南方的荣誉观：旧南部的伦理和行为》(Bertram Wyatt-Brown, Southern Honor: Ethics and Behavior in the Old South)，纽约1982年版，第14页。
    (29)研究美国南方荣誉观的最有影响的作品除了上注外，还有肯尼斯·格林伯格：《荣誉和奴隶制》(Kenneth Greenberg, Honor and Slavery)，普林斯顿1996年版。
    (30)C.范·伍德沃德：《重新解释的年代》(C.Vann Woodward，“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6卷第1期(1960年10月)，第1～19页。
    (31)孔华润主编，布拉福德·珀金斯著，周桂银、杨光海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第1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32)德兰诺瓦是美国一艘来华商船上的水手，1821年被控将一个前来和水手做生意的中国妇人致死。中国当局经过审讯，判定这名水手有罪，命令美国人将其交出惩办。最初，美国方面并不愿依令行事，认为中国人没有给予公平的审判。中国方面很快对来华美商进行贸易封禁。德兰诺瓦最终被交出，并在几天之后被绞死。此事后来促使美国向中国要求治外法权。
    (33)转引自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页。
    (34)埃德蒙·韦尔利：《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1891-1900)》(Edmund, S.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明尼阿波利斯1966年版，第76页。
    (35)(36)斯图尔特·米勒：《目的和手段：19世纪传教士支持对华动武》(Stuart Creighton Miller,“Ends and Means：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费正清编：《传教事业在中国和美国》(John K. Fairbank，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249～283、268页。
    (37)威廉姆·布莱斯泰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1909)》，第77页。
    (38)《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00年7月18日，第134页。
    (39)《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Why we Are Ready”)，《基督教先驱报》(Zion's Herald)，1900年7月4日。
    (40)欧内斯特·梅：《帝国民主：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纽约1961年版，第6页。
    (41)约瑟夫·克莱顿：《一个老派民主党对国家危机的一点认真的看法》(Joseph Culbertson Calyton，Some Earnest Words of an Old-Fashioned Democrat on the National Crisis)，纽约1900年版，第3页。
    (42)詹姆斯·杨：《与西班牙交战的历史》(James Rankin Young，History of the War with Spain)，费城1898年，第658页。
    (43)《美国在中国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in China”)，《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00年6月24日。
    (44)《安吉尔校长的讲话》(“President Angell's Address”)，《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00年6月19日。
    (45)克莉丝汀·霍根森：《为美国男子气概而战》，第24页。
    (46)《中国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00年6月17日。
    (47)转引自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48)“国际时尚”概念的使用来自于欧里斯特·梅(Ernest May)。他的研究指明了在189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是如何受到欧洲建立殖民帝国这一“国际时尚”的影响[参见欧里斯特·梅：《美国帝国主义》(Ernest May，American Imperialism：A Speculative Essay)，芝加哥1968年版]。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国际时尚”不仅包括建立殖民地，还包括建设海军、扩充军备等。
    (49)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A. T.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波士顿1890年版。
    (50)《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1898年2月13日。
    (51)西奥多·罗斯福：《需要一支海军》(Theodore Roosevelt，“The Need of a Navy”)，《根顿杂志》(Gunton's Magazine)，1898年1月。
    (52)卡尔·舒尔茨：《天定命运》(Carl Schurz, "Manifest Destiny")，《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893年10月。
    (53)《我们在中国的政策》(“Our Policy in China”)，《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00年7月11日。
    (54)《联合行动是必须的》(“Concerted Action Necessary”)，《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00年7月7日。
    (55)《要求政府采取行动》(“Demand Action by Government”)，《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00年7月17日。
    (56)《中国局势》(“The Chinese Situation”)，《观察者》(The Watchman)，1900年7月19日。
    (57)《远征中国救援军：摘自1900年陆军部长的报告》(“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Extract from th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for 1900”)，伊莱休·鲁特等编：《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殖民政策：讲演与报告集》(Elihu Root ed.，The Military and Coloni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Addresses and Reports)，坎布里奇1916年版，第340页。
    (58)威廉姆·布莱斯泰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897-1909)》，第107页。
    (59)《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转载于《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1900年7月14日。
    (60)《与中国的战争》(“War with China”)，《独立周刊》(The Independent)，1900年6月28日。
    (61)《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转载于《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1900年1月13日。
    (62)《诉诸最高责任》(“Called to Highest Duty”)，《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00年7月13日。

（转引自：《史学月刊》(开封)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