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先行·资本渗透与“女性先驱”的日本人流

——近代日本人染指东北之始及殖民谋求

王希亮

发布时间：2014-2-24

    摘要：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为推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首先派遣一批现役军官潜入中国东北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并有一批右翼团体成员参与其中，为军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营口开港及甲午战争后，日本资本及人流涌进东北，在展开经贸活动的同时，铺垫了殖民经营的基石及社会基础，迈出了大陆扩张的切实步骤。   

    关键词：日本间谍活动/日本资本的早期活动/日本女性与日本人流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侵吞中国东北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首选目标之一，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先遣性的军事谍报活动，同时伴随着营口开港，商业资本及日本人流也相率涌进东北，为后来一系列的武装入侵提供了情报资源等各方面条件，进而铺垫了殖民经营东北的基石和社会基础。本文揭示日俄战争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早期活动，分析其谋求东北殖民地的本质意义，并从另一侧面昭示日本由来已久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
    一、日本军人的谍报活动
    1872年，正是日本国内“征韩论”和“征台论”喧嚣盛极之时，积极主张大陆扩张的明治政府参议西乡隆盛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参议板垣退助共同谋议，决定选派陆军少佐池上四郎、大尉武市正干及彭城中平等3人，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秘密潜入营口。3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经烟台到达营口后，以营口为据点，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尝尽千辛万苦”，“仔细观察了辽河结冰的状况，辽河何月何日结冰，何时人马可以在冰上行走，何时开化等，以及(南满洲)地形、政治、兵备、产业、人情、风俗、气候、交通、物价等，同时详尽调查了俄人的活动”，“踏遍了邦人未曾涉足的地方。”①这该是日本军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谍报活动之始。池上等人回国后，西乡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汇报中称，“盛京将军虽然频频上奏朝廷请求改革，对常备军进行训练，但士气腐败、士兵怯懦已是积弊日久，常备军有名无实，且纲纪废弛，贿赂盛行，商民无不抱怨。以今日之状况，不出数年支那必将崩溃，正是我解决韩国问题之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②
    1873年，日本陆军省派遣8名军官潜入中国，要求选派之人一律化名并隐匿军人身份，先在北京和天津学习中国语，任务是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翌年(1874年)，为配合日本侵犯台湾，陆军省又派出7名军官，潜入中国南方收集情报，前后历时1年。其中，被派赴广州的相良长裕在广州潜伏3年半之长，撰写了一份有关广东地区兵制和兵备的详细报告书。后来，相良又转赴福建、香港等地，前后达6年之久。有日本学者认为，此两批15名军官是日本军方正式派遣军人进行军事谍报活动之开端。③
    1877年，日本陆军省正式出台了派遣军官“驻在”中国的规则，明确规定派遣军官在中国的期限为3年，并指定驻在地区，支付在中国的旅行及调查经费等，从而将派遣军事谍报人员纳入正规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当年4月，陆军中佐岛弘毅受命潜入中国东北。其人是上述陆军省派遣的第一批人员之一，曾在天津等地学习中国语。岛弘毅潜入东北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步行调查了(满洲)地理、气候、物产、兵备……以及清国的政治动向，与列国的外交关系等。”岛弘毅回国后，撰写了《满洲调查报告书》，被认为是“迄时为止最详细的报告书”，因此成为后来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兵要地志》的重要基础资料。④
    1878年7月，日本驻德国公使官武官桂太郎少佐回国，被任命为陆军省参谋局谍报提理，这是日本陆军部最早成立的谍报机构。1878年12月，参谋局升格为参谋本部，作为天皇的辅弼机关直属天皇统辖，参谋本部除设立作战部(第一部)外，还特别设立了情报部(第二部)，具体负责情报工作，明确规定“桦太(库页岛)、满洲、勘察加、西伯利亚、朝鲜、清国沿海的地理政志为调查对象。”⑤
    1879年，陆军中尉伊集院兼雄奉参谋本部之命潜入中国，在华北和东北活动达两年之久，并绘制成盛京省(辽宁省)地图，为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派上了大用场。
    1883年，时为陆军大尉的福岛安正以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收集了大量地方政治、军事、地理、风俗、交通等情报。1892年2月11日，他又以驻德国使馆武官(途中晋升中佐)的身份单骑从柏林出发，经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然后横穿西伯利亚到达赤塔，再从赤塔进入中国东北，详尽考察了黑龙江和吉林省域的驻军、官厅、交通、水路、民风民俗、地形地物以及俄、英等国在东北的活动情况等，仅“考察”的城镇就有爱珲、黑河、齐齐哈尔、吉林、墨尔根、宁古塔、沙兰、珲春、老松岭、牡丹江等十几个之多。⑥1893年6月12日，福岛走遍大半个东北后从海参崴乘船回国。6月29日回到东京，受到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以及万余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报界称，“如此壮举大振日本男人的声誉，横跨五洲二洋的健儿令后世瞠目，炫耀国光于列国之间，世上能有几人！”⑦福岛此次“考察”亘时488天，又是单骑横穿西伯利亚，一时在日本引起相当轰动，被誉为“中国通”、“俄国通”和“大陆探险英雄”，福岛从此活跃在陆军部的情报战线上，官运也步步亨通，一直晋升至陆军大将。
    在日本派遣的谍报军官中，青木宣纯是不能不提及的人物。1884年，还是陆军中尉的青木宣纯被派往广州。从这时开始，青木在华达13年之久，四度担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发挥着日本在华情报总据点的作用，他也因此晋升为将军。
    附带提及一笔，除上述人等被派赴中国东北从事谍报活动外，日本参谋本部还向中国内地派遣了一批谍报人员。1886年，参谋本部派遣“支那课”陆军中尉荒尾精潜入中国汉口，以开设乐善堂药店为掩护，表面上从事眼药水的销售，实际是网罗日本浪人及右翼团体成员，从事情报收集活动，汉口乐善堂便成为日本军部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早期情报据点。在这个据点里，聚集着一批右翼团体的成员，诸如玄洋社的山崎羔一郎、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树、白井新太郎、石川伍一、片山敏彦、维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宗方小太郎等人。不久，参谋本部又派出根津一、浦敬一等军官前往汉口协助荒尾工作。一时间，汉口乐善堂日本谍报人员云集，这些人蓄发留辫，着中国人服饰，学中国语言，每日出入于街市，徜徉于要害机关、部门和军队驻地，展开了不可告人的军事谍报活动。
    1890年9月，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实则是一所货真价实的间谍学校。后来，日清贸易所改称东亚同文学会，附设东亚同文学院。进入日清贸易所和东亚同文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属于玄洋社和后来黑龙会体系的大陆浪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不仅日本官方承认其学历，而且多被日本设在中国的军、政、外交、官营会社聘用。他们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刺探中国情报，干扰中国内政，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多数学员直接投身到战争之中，或者潜入战地窃取情报，或者随军充当翻译或向导，成为侵略战争的重要帮凶。
    二、日本民间人的“满洲考察”
    继日本军人对东北的早期谍报活动之后，日本民间人也开始涉足东北，以“考察”为名，实则进行情报收集的间谍活动。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批日本人进入东北的时间是1883年，他们是曾根俊虎、清水元一郎、东次郎、町田实一、东靖等5人，这些人实际身份是右翼团体玄洋社成员。他们首先进入当时东北唯一的开港口岸营口，任务是搜集中国东北的情报。1883年4月，曾根等5人化装成中国人，从营口出发，绕道河北越过长城潜入东北。当年4月15日，曾根等一行人潜入吉林境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境)，因其行动诡秘，腔调怪异，被当地政府逮捕。当时，日本在营口并未设领，而是聘请英美人担当日本的名誉领事，经英美名誉领事的交涉和施压，当年6月13日，宁古塔地方政府不得不将曾根等5人释放。⑧曾根俊虎后来充任驻上海领事馆武官。
    继曾根等人之后，还有一人独自闯进东北“考察”，此人名岛川毅三郎，毕业于三重县师范学校，后入伍当兵，与中队长神尾光臣交厚。后来，神尾调任北京公使馆武官，通过神尾的关系，岛川也去了北京，任《东京日日新闻》的北京通信员，期间与日本军人以及公使馆人员频繁接触，成为狂热鼓吹大陆扩张的激进分子之一。1894年，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此关键时刻，岛川在北京公使馆参事官小村寿太郎、陆奥宗光(此二人后来相继担任日本外相)以及公使馆武官神尾的支持下，化装从张家口出发，首先进入蒙古地区，然后沿中俄边境收集了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的大量情报，半年后经海参崴回国，并向小村详尽汇报了“考察”状况，受到小村的盛赞，并资助他赴俄“留学”。
    日本民间人中，较早以“考察”为名潜入中国东北活动的还有一位小越平陆。其人是新潟县人，曾服役日本海军，退役后加入右翼团体黑龙会。为谋求日本的“国益”，他把目光投向朝鲜、西伯利亚以及中国东北，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因此被誉为黑龙会五大调查员(实为间谍)之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潜入海参崴，调查西伯利亚的地理和人文情报。战争爆发后，他渡海到元山，徒步“旅行”朝鲜半岛，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以后，他曾三次考察长江三峡天险，三次深入西安、洛阳等中国内地，去过云南、贵州、四川，还到过东北的长白山区，除新疆、西藏、广西等几个偏远省份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全土。
    1898年4月，在三井物产会社营口支店长岛田久米太郎的赞助下，小越开始了对东北三省的调查活动。他从营口出发，经海城、辽阳、奉天、萨尔浒、吉林、海龙、长春、怀德、八面城、通江口等，然后顺辽河而下，再通过铁岭、奉天返回营口。一路上，小越十分“惊叹满洲的沃野千里，资源的丰富和经济价值的巨大”，⑨当然，沿途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民族民俗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回国后提供给官方，受到日本当局的嘉奖。
    日俄战争爆发前，小越“担忧东亚的前途，看破俄国的野心，”⑩从1899年4月3日到7月22日，再次从北京出发前往东北“考察”。他越过山海关，经辽西走廊到达奉天，然后去铁岭、开原、伊通，再从吉林渡过松花江进入中、朝、俄交界的珲春，从珲春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进行一番“考察”后再入中国东北的宁古塔，沿牡丹江顺流至三姓(今依兰)，然后经白杨木溯松花江至宾州、阿什河，到达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还是人烟稀少、根本没有城市风貌的小渔村。但是，小越从俄国人的种种迹象看出，这里正准备大兴土木，肯定要建成北满的大都市或中东路的枢纽站。小越离开哈尔滨后西赴齐齐哈尔，又考察了松花江和嫩江结合部一带，之后经内蒙古的伯都纳南下，经农安、长春、伊通、昌图、法库、新民、辽阳、海城到达营口。这次“旅行”历时121天，全程8200余华里，对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以及地形地物、交通水路、民情风俗，包括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有了梗概了解。更重要的是，小越通过此次对东北全境的“考察”，摸清了俄国修建中东路的大动作，意识到哈尔滨将成为未来中东路的枢纽，成为俄国人重点建设和防务的中心。提醒日本当局注意俄国在哈尔滨的动作。这些情报对于日本策划对俄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评价其“历经百余日的苦难使我朝野对满洲问题大开眼界”，“为世人敲响了警钟”。(11)后来，小越将“满洲考察”写成《白山黑水录》，先在东京和大阪的《朝日新闻》上连载，并于1901年正式出版。他在《白山黑水录》写道：“从旅顺的海角到貔子窝以北是俄人的占据地，满洲三省其他地域尚未被俄人割据，但与割据没有区别的是，俄人在满洲铁路的名目下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而且，满洲的人民、官吏、兵队等均畏服其威压，唯唯诺诺，奉其命而行事……俄人一步步威逼之势如江河倾泻，赤手空拳何以应对……余漫游所到之地，墙壁上到处张贴地方官府晓谕人民的告示，其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俄人帮我修筑铁路，我等必须优待之，如俄人需要土地，我方卖之，需要土木民夫，我方应募之，如有流言称俄人强奸妇女，殴打良民，均属谣言不可信之……”(12)内中表达了对俄国的强烈戒心，也抒发出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东北的特别关注和特殊“情结”。此外，小越还写有《对满意见书》，呈报给日本军政机关，成为日本了解东北，进而图谋东北的重要资料。
    三、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的渗透
    1858年，英法帝国主义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上签字，除继续维护五口通商外，又新增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包括牛庄，这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开港的口岸。然而，牛庄不过是面对辽东湾的一个小渔村，虽然连接大辽河的入海口，但只能行使小吨位的普通渔船，缺乏拓展空间。因此，英国人改口选中了营口。1861年，英国在营口设置了领事馆，其他欧美列强也相继在营口设领。如此一来，所谓的牛庄开港，实际是营口开港。营口也就成为日本财阀和商业资本最先踏足东北的基地。
    1876年，日本名义上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但是，以经贸活动为目的的日本人尚没有踏足营口，(13)所以聘请美国驻营口领事佛朗斯·纳特(译音)及英国驻营口领事佛雷德里库·班基纳尔(译音)担任日本的名誉领事，负责维护日本侨民的利益。
    1890年，在华北一带运营的日本邮船会社将航线延长到营口，辟营口为该会社汽船的停泊港。1891年，该会社开辟自神户到营口的定期航线，每4周往返一个航班，不久，又开辟了一条长崎到营口的航线。日本直达营口海路航线的开辟，为日本人直接进入东北提供了方便，也是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染指中国东北之始。
    1891年，三井物产会社觊觎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派遣上海支店的营业员山本条太郎进入营口，开始了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的贸易经营。山本是福井县人，1881年入三井物产会社，被派到上海支店工作。期间，他蓄发留辫，穿中国服饰，学中国文字和语言，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潘专门从事东北大豆生意，并在营口建有“东永茂”油坊，利用这层关系，三井会社派遣山本到营口，先以营口“东永茂”油坊为据点，从事大豆贸易。1896年，正式开设支店，山本为支店长，该支店便成为日本人在营口乃至东北活动的第一个据点。山本在经营大豆贸易的同时，利用潘家油坊的地下室作为联络站，四出收集情报，窥测中国军方动态，为陆军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在甲午战后受到嘉奖，并升任三井物产的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社长)。此后，山本身价倍增，后来竟一跃登上满铁总裁的宝座(1927年-1929年)，以及政友会干事长、贵族院议员等要职，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
    另据横滨正金银行编写的《横滨正金银行全史》记载，该行于1890年在营口设立了出张所，从事在营口的贸易关联业务。(14)
    截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在营口的日本人达40人左右。(15)其主要商家有：
    海仁洋行：从事海运业、煤炭贩卖以及汽船代理业务。从业人员有户田、西野二人。
    三井洋行农场：从事农场经营，从业员有依田治作、井上好德、田宫房次郎、新宫亮等人。
    松村洋行：本部设在横滨，与广东“东盛和”合营，主要从事大豆三品的贸易，从业员有实相寺贞彦、河野、中元明藏等人。
    东肥洋行：经营杂货，从业员有熊本治、松仓善家、泽村等人。
    赛珍珠：日本农商务省出资创办，在营口设立有商品陈列馆，具体经营者松仓。农商务省还以派遣“实习生”的名义，将从业人员派赴营口。其中有桥本龙吉、庄村秀雄、竹内德太郎、田村忠一等人。这些人名曰“实习”，实际是日本官方早期安插在经济领域里的谍报分子。其中的田村忠一后来担任日伪时期哈尔滨电业局营业课长。(16)
    以上可知，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财阀和商业资本就开始以营口为据点向中国东北渗透。但是，由于英美俄等国的强势，日本在营口的人数仅在十位数左右，对东北的贸易经营规模尚处在起步阶段，详见下表：
    
    分析上表可以看出，日俄战争前，营口口岸的对日输出远远超过输入，输出额占总额的80%-90%以上，这其中，主要是大豆三品的对日输出。而日本输入东北的额度仅占总额的20%-40%，有些年度甚至低位在十位数或十位数以下。日本输入的商品以棉布、棉丝类为主，另有火柴、昆布(海带)、日本酒等。详见下表：
    
    总之，随着营口开港，日本资本开始有意识地向中国东北渗透，而且，这种渗透带有“大陆开拓”的特殊意义。但由于欧美列强的强势，以及各种因素或条件的制约，相对日本的军事间谍活动而言，日本在东北的经贸活动尚没有形成规模，日本人移居东北的数量仅有几十人左右。
    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武力敲开了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大门，攫取了治外法权、议定关税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以攫取利润、掠夺资源、扩大海外经营规模等为目标的一批日本财阀、会社、商家相继涌进营口。其中有日清洋行、三井洋行、东莱酱园、兼松洋行、高滨洋行、捌荷洋行、服部洋行、平塚洋行、茂昌洋行等。随之而来的是，推动了日本船舶运输业的升腾。有资料显示，甲午战争前，日本进出营口港的船舶量不及总量的1/10，1896年以后逐年上升，从1/10上升到1/5左右，到日俄战争前，竟占总量的40%左右，(19)居各国在营口的船舶运输业之首，说明日本资本规模的扩大及进入东北人口数量的上升。
    除营口外，日本财阀、会社以及商家等也开始向东北其他地区渗透。据统计，截至1901年，仅在北满哈尔滨的日本企业(商店)就有几十家之多，如大和商会、安田商店、德永商店、森福商店、桥本商店、协信洋行、加藤酱油会社、西角钟表店、东亚洋蜡、北满制粉、松花洋行、朝日旅馆等，其他经营杂货及服务业的小商家、小商铺等更是接连涌现。此外，日本财阀、会社、商家势力还伸向旅顺、大连、安东(今丹东)、奉天、长春、铁岭、满洲里、瑷珲、龙井村、珲春、大东沟、三姓(今依兰)等地。如在大连的广濑商店(大豆贸易中介)、盛仓洋行(酿造业)、松茂洋行(海运)。在旅顺的宅岛水运、大越房产租赁、村上组(渔业)、华信洋行(海运)等。奉天的广福洋行(药业、金融业)、三友公司(商业、矿业)、义和公司(杂货)、奉天仓库金融、胜弘农场等。以及铁岭的权太商店(土木业)，长春的东升会社(杂货)、高桥商会(木材业)、工栋组(建筑业)等。日本对东北的贸易总额也从甲午战争前(1893年)的174万海关两，猛增至1600万海关两(1903年)，(20)为甲午战争前的4.7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日本人流不断涌进东北，截至1903年，在东北的日本人数达2500人左右。到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竟骤增至11295人。(21)
    四、“开拓先驱”的日本女性及普通民众
    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人进入中国东北的先后顺序，首先是日本间谍，接着是手持枪炮的日本军人，再就是抱着算盘的商人，这其中夹杂有极少数扛着农具的农民。(22)还有人认为，最先踏入大陆的日本人不是间谍，而是女性，女性是满洲“开拓的先驱者”。(23)据史料记载，早从1876年日本在海参崴成立“贸易事务所”起始，一批日本女性就进入海参崴。据1884年的统计，当时海参崴的人口总数为1万余人，俄国人及中国人占90%以上，日本人仅有412人，其中女性276人，男性119人，女性人数为男性的2倍。(24)这些女性大多出身于九州岛原或天草的贫困人家。日本开港后，从长崎乘坐俄国的舰船漂洋过海，进入海参崴，从事性服务业，被称作“からゆきさん”(日本又称“风俗业”、“卖春妇”、“贱业妇”、“丑业妇”等)，源于一首“天草之歌”里的歌词，汉字写作“唐行”，意思是到中国赚钱。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许多日本女性又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从日俄战争到1910年代，在中国各地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骤增，达16424人，其中在东北的人数就高达14500人，详见下表：(25)
    　　　
    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许多人热衷效力日本的大陆政策，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据日军间谍石光真清回顾，1898年，他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就得到在哈尔滨从业的“からゆきさん”的协助，(26)“她们(指日本女性)在19世纪80年代来到海参崴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东地区”。(27)其他如史料记载的“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都是活跃在情报战线的“知名”女性。(28)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女性的海外卖淫是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承认的，并成为日本的“传统产业”。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朝鲜，侵入中国大陆，日本军人的身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海外，日本国内随之唱起了为军人“慰安”的论调。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炮制“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就曾撰文大力主张“娼妇出走海外”。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伴随着日本国民的海外移居和殖民事业的发展，必须给予‘单身赴任’的男性以‘快乐’，所以娼妇是必要的”；二是“为了安抚驻扎在海外各地的士兵，娼妇是需要的”；三是“作为娼妇自身出走海外赚钱，可以把钱寄回家乡，建造漂亮的房子”云云。(29)1896年，日本政府首先在台湾确立“公娼制度”。同年，日本政府颁布《移民保护法》，内中规定禁止娼妇海外营业，却是明确把朝鲜和中国排除在外，于是，大批日本妓女进入朝鲜和中国。(30)日俄战争后，关东州都督府颁布《贷座敷规则》，所谓的“贷座敷”，即经营“风俗业”的场所，明确规定了日本“风俗业”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性。
    除日本女性外，还有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日本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掏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或是追随日本女性的身后进入东北的，从事杂货、食品、理发、洗濯、饮料、照相等为日本人服务的经济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据史料记载，1893年，一位叫阿川甲一的日本人经海参崴进入东北，承包中东铁路的建设工程。也是在1893年，一位叫铃木定次郎的日本人到海参崴经商，1901年移入哈尔滨，从事贸易活动。后来，此人充任哈尔滨日本人居留会第一任会长。还有一位高木与藏，也是经海参崴转入哈尔滨，从事杂货及食品生意。在大连，先后有川上贤三、山下五郎等日本人承包俄国人的港湾工程。(31)
    以上可知，在最早踏足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中，除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军政人员及右翼团体成员外，还有一批“先驱女性”，从事公开或秘密的卖淫业。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路的动工修建，又有少数日本人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境遇进入东北，从事铁路工程承包或为日本人服务的行业。他们进入东北的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是经海参崴或西伯利亚进入北满；二是从海路进入大连、旅顺；三是从日本或中国内地进入营口。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早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者从事军队的后勤供给，因此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统治集团的行列。
    还有一些日本人自恃有帝国的撑腰和治外法权的袒护，置中国政府的法令于不顾，以经营料理店、杂货店等商铺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906年，关东州都督府曾颁布一纸《鸦片贩卖及烟业营业规则》，实行特许权制度，允许获得特许权的日本人经营鸦片，并将特许权授予最早进入大连的石本鏆太郎，石本因此大发鸦片财，后来竟摇身一变当上大连市长。(32)关东州的鸦片收入也成为重要财源之一。据统计，1918年关东州地方税收总计437万元，其中鸦片收入竟达150万元，占地方税收的34.3%。(33)由于鸦片的巨额收入，诱惑一些未获得特许权的日本人铤而走险，秘密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据史料记载，1917年，在中东路陶赖昭居住有8户日本人，其中有5户以经营药品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生意。在东宁的三岔口镇，有一位叫大久保杉子的日本女人，因从事鸦片走私发了财，被当地人称为“鸦片王”。在安达，有一家池田杂货店，“表面上经营杂货，实际上是一座鸦片烟馆。”另有媒体报道，在中东路沿线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洋服的日本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旅行袋或提包，见到下车的行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她们中十之八九是吗啡贩卖者。”(34)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流入东北的日本人中，竟有一部分人跻身土匪行列，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如新潟出身的“薄天鬼”(薄益三)和“薄天龙”(薄守次)叔侄俩，早期就混迹东北土匪行列之中。还有“铁甲”(根本豪)、“尚旭东”(小日向白朗)、“小天龙”(松本要之助)、“张宗援”(伊达顺之助)等人，都是曾经糜烂东北地方，或直接参与满蒙独立运动或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人土匪头目。(35)
    五、结束语
    间谍活动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首要环节，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军部就展开了频繁的军事间谍活动，同时还有一批右翼团体成员加入其行列，他们趁中国边防松弛，吏治不力，社会混乱之机，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窃取中国的各类情报，为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以及争夺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也是日本打赢两场战争而不可忽略的要素之一。与此同时，随着营口的开港，日本资本迫不及待地向东北渗透，日本人口也不断向东北流动，尽管最初的经贸活动以及人口数量均未形成规模，但事实证明，日本资本的经贸活动绝非寻常意义的经济意图，而是履行大陆政策、营建殖民地经营基础的切实步骤。
    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议定关税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并以营口领事馆为据点，对中国东北展开带有殖民地经营性质的经贸活动。日本资本及大批人流涌进东北，在倾销日本产品，输入日本急需资源以及获取可观利润的同时，铺垫了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基石，并在情报搜集、资源调查、抉择资本输出方向、培植地域人脉关系、土地商租准备等诸方面都先行了一大步，为后来战胜俄国、殖民经营南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最早涌进东北的日本人流中，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财阀、资本、商家的工作人员外，还包括一批“先驱女性”和普通民众，他(她)们的初衷是为了摆脱在国内的贫困境遇。但他(她)们进入中国东北后，潜移默化的帝国“使命感”，加之军政当局的收买和利用，使他(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日本大陆侵略扩张的工具，充当情报工作的工作员，或者协助军方建立秘密情报联络站点，在后来的日俄战争、满蒙独立运动、干涉或干扰东北政局，以及九一八事变中，他们充当翻译、向导、情报员、义勇队员等，发挥了军政界难以替代的作用。“中村事件”发生后，就是一名日本妓女探听到中村的死因，密报给日本当局，日本借机大造舆论，掀起武力占领东北的狂潮。还有一些人自恃身后有帝国的支撑和治外法权的袒护，公然蔑视中国法律，进行走私、贩毒等非法勾当，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逐渐积淀成为东北社会久而难以治理的沉疴。
    注释：
    ①②黑竜会编：《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原書房，1977年版，第40页、第40页、第41页。
    ③④户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講談社，2003年版，第20页、第23页。
    ⑤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中公新書，1991年版，第36页。
    ⑥坂井藤雄：《シベリア横断·福岛安正大将伝》，葦書房，1992年版，第246-269页。
    ⑦渡辺竜策：《近代日中民衆交流外史》，雄山閣，1981年版，第50页。
    ⑧関東局官房文書課：《関東局施政30年業绩?{查資料》(1936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6033515600。
    ⑨⑩(11)(12)黑竜会编：《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原書房1977年版，第189页、第189页、第196页、第194页、第195页。
    (13)另有史料记载，早从1869年起，就有从营口输往日本大豆的记载，当年输入日本的大豆数量为125000吨，大豆油11450吨，时《中日修好条规》(1871年)尚没有签订，疑是走私经营。1871年，有中国商人到神户出售豆饼，日方充作肥料。小峰和夫：《满洲〈起源·植民·霸権〉》，御茶の水書房，1991年版，第136页、第137页。
    (14)据山本条太郎自叙，“明治24年(1891年)夏赴营口经营大豆，当时全满洲日本人在住者唯拙者一人”。见山本条大郎翁传记编纂会编辑出版：《山本条太郎伝記》，1942年，第86页，但也有资料记载山本是1890年进入营口的。而1890年先后有邮船会社和横滨正金银行进入营口，山本的“唯一人”之说也就不成立了。综合以上资料推测，山本有可能于1890年进入营口。
    (15)関東局官房文書課：《関東局施政30年業绩?{查資料》(1936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6033515600。另，甲午战争爆发后，据日本外务省统计营口在住日本人数为17人、18人左右，东北其他地域无在住日本人。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对满洲投資の研究》，近藤出版社1991年2月，第29页。
    (16)以上见，関東局官房文書課：《関東局施政30年業绩?{查資料》(1936年)，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6033515600。
    (17)(19)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对满洲投資の研究》，第23页、第29页。内中总输出数字系对日本、中国香港、英国的输出总额。总输入为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对华(营口)输入总额。
    (18)金子文夫：《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对满洲投資の研究》，第25页。1反=991.7355平方米，1担=50公斤。
    (20)大藏省管理局：《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查》满洲篇，第三分册，1946年9月，第175页。该资料是战后初期日本大藏省编辑印刷、并标有“极密”字样的内部资料，目的是“评估”日本在海外的资产，涉及明治维新以来直到战败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台湾、中支、北支、中南支、欧美、南?方、南洋群岛等地域的经济活动资料，全33卷。上世纪70年代，日本部分学者主张翻拍印刷出版，竟引发一场牵扯“著作权”的诉讼，直到2000年，这批资料才由小林英夫监修、纪伊国屋书店出版，全23卷，24册。本稿采用的是原版资料，包括引用资料的页数。
    (21)户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講談社，2003年版，第37页。
    (22)永田稠：《满洲移民前夜物語》，日本力行社，1942年版，第8页。
    (23)(24)加?{実紀代：《满洲と女たち》，大江志乃夫等编：《近代日本と植民地》5，《膨張する帝国の人流》，岩波書店，1993年版，第201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4页。
    (25)鈴木裕子：《からゆきさん·従軍慰安婦·占領軍慰安婦》，大江志乃夫等编：《近代日本と植民地》5，《膨張する帝国の人流》，第232页。
    (26)参见石光真清：《曠野の花》，中公文庫1978年。
    (27)(英)理查德·迪肯，群益译：《日本情报机构秘史》，群众出版社1985年5月，第74页。
    (28)参见渡辺竜策：《女探·日中スバイ戦史の断面》，早川書房，1965年版。
    (29)鈴木裕子：《からゆきさん·従軍慰安婦·占領軍慰安婦》，大江志乃夫等编：《近代日本と植民地》5，《膨張する帝国の人流》，第228页。
    (30)《移民保护法》虽然规定日本女性不准赴朝鲜、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从事卖淫业，但事实上，日本在美国、英国、俄国、南美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营有日本女性卖淫业。据载，1910年代在上述地区从事此业的日本女性为5938人。鈴木裕子：《からゆきさん·従軍慰安婦·占領軍慰安婦》，第233页。
    (31)以上参见塚瀬進：《满洲の日本人》，吉川弘文館，2004年版，第8-11页。
    (32)在后来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中，石本以大连市长的身份出资援助宗社党、蒙古王公及叛匪，但两次运动均告失败。黑竜会编：《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55页。
    (33)(34)塚瀬進：《满洲の日本人》，第178页、第72页、第73页。
    (35)参见朽木寒三：《馬賊戦記》、《続·馬賊戦記》，番町書房，1966年版；渡辺竜策：《馬賊頭目列伝》，德間書房，1987年版；王希亮：《日本来的马贼》，济南出版社，2006年版。

（转引自：《日本侵华史研究》(南京)2013年第3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