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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我国有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研究
郭宗礼 毛锐
发布时间 2008年1月5日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战争损失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 厘，这就是“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合2400 多万美元）[1]（p1）。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各国所获赔款均不同程度超出了本国的战争损失。美国实际损失近1165.5万余（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超索赔款1278.5万余（美）元[2]（p2）。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余下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3]（p619），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这是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1924 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法案，批准将1917年10月起的庚款余额本金6137552美元退还中国，美国总统柯立芝于1925 年7月16日签署生效，此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传统观点有很多突破。
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提出
（一）关于“退还庚子赔款”的提出
对第一次退还庚款的提出，史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在庚款还金交涉中向海约翰首次提出了退还庚款的要求[4]（p45），海约翰承认庚子赔款过多，并非主动行为[5]（p.p.55-56）。王娟娟进一步考察了这一问题，认为梁诚虽有首倡和推动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之功，但退款之事的成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和配合[6]（p.11）。美国主动提出说认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是首倡者[7]（p.p.75-84），他主动提出将多收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8]（p.19）。崔志海利用美国国务院档案，从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力主尽量缩减中国的赔款总额的主张和行为入手，认为美国从赔款一开始就有退还意向。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梁诚要求退还赔款前，海约翰已授意柔克义起草了要求国会授权退还部分庚款的备忘录这一事实[9]（p.51）。李守郡则引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材料中1907年鲁特关于美国自动提出减收庚款的追述，同时转引王树槐引用的日本档案材料，指出早在1902年1月《纽约时报》就刊登了国务卿海约翰正考虑如何向中国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消息[10]（p.p.100-101）。虽然学者们研究的结论不同，但都认为：1905 年1月，在梁诚与海约翰就庚款付金付银问题进行交涉时，海约翰主动提出“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11]（p.74）。
关于第二次庚子退款的提出，学术界研究较少。宓汝成研究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文献资料，认为从1917年起庚款缓付5年；缓付期届满前后，中国民众要求政府负起与有关国家交涉的职责，将庚款改为“免付”，或无条件地“退还”，最合理的则是“豁除”。北洋政府先后向有关国家作了试探，尔后形成“解决庚款余款”的议题，正式展开磋商和交涉[12]（p.p.65-66）。
（二）“庚款用于留学”是如何提出和决策的
大致有三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将第一次退还庚款用于留学，主要是驻美公使梁诚的功劳[13]（p.p.1-22）。近年来，出现两种新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将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是中美双方的共同意愿[14]（p.p.65-66）。1908 年5月25日，美国国务院电告驻华公使柔克义，令他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庆亲王在给柔克义的复照中明确地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政府现拟选派学生前往美国学习[15]（p.97）。傅洁茹认为梁诚对庚款留学必然性和巨大作用的中肯分析，加上清政府对新政人才的急需，促使外务部极力推崇梁诚的主张，而这一意向与美国的计划正好相符[16]（p.p.40-41）。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庚款留学是美国政府决定，清政府被迫同意的。有学者以美国“庚款留学“过程中两个关键性的人物西奥多·罗斯福和柔克义的相关活动为中心，考察了“庚款留学”的决策过程。指出，美国庚款留学是有条件的—— — 要求清政府确保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8]（p.p.22-23）。还有学者强调，美国在拒绝清政府将退款用于东三省实业计划建议的同时，还采取措施，确保退款完全和直接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在此过程中，驻华公使柔克义起了关键作用。清政府对将退款直接和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始终持反对态度，只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才勉强接受[9]（p.p.64-65）。
对第二次退款，宓汝成认为，1924 年5月，退还庚款提案获两院通过，后经柯立芝总统批准生效。6月14日，国务卿查尔斯·休斯照会中国驻美公使，为表“善意”，美国“退还”庚款所有余额，充作“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资金[17]（p.57）。
二、关于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动因
关于美国退还庚款的动因，传统观点强调三种因素：
1. 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锐减，所以美国想以退还部分庚款的办法改善它在中国的形象[18]（p.54）。
2. 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建议将美国在《辛丑条约》中所得的赔款部分减免[19]（p.355）。
3.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后，美国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改善对华关系，它为此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退还庚子赔款[20]（p.23）。
随着史料发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见解。熊志勇认为，1905年美国政府内部就已决定退回多余款项。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分别致信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利用退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发展在华教会学校。罗斯福表示赞同[15]（p.p.95-97）。朱卫彬考察了美国做出退款决定的过程，认为真正促使罗斯福做出退款决定的是美国外交官柔克义以及宗教界和教育界人士。传教士代表明恩溥认为美国应采取措施，恢复与中国的亲密经济关系，并巩固由海约翰培育起来的中美政治友谊。将退款用于留美教育，能有效地拉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1906年3月，明恩溥拜见罗斯福，并进行了长谈；参加会谈的阿鲍特认为这次会谈的结果导致了次年罗斯福作出退款的决定[8]（p.p.20-21）。茆诗珍则认为，“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美国政府采取此政策的真正动机。甲午战后，中国的留学潮转向日本，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而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也希望和教育界采取一系列行动，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21]（p.17）。
对第二次退还庚款的动因，至今没有看到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
三、关于所退庚子赔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
王先亭详细考察了第一次所退庚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指出，清政府按照美国要求，决定自1909年始，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为此，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1910年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1912 年改名为清华学校。该校全部由美国按照1908 年决议退还的款项维持，退款分为留美经费和学校经费两部分。管理机构，在清朝时为外务部，在民国时为外交部，1929 年改为教育部[17]（p.57）。
宓汝成研究了第二次退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此问题研究上的空白。他指出，美国拒绝了中国政府“自行支配（第二次退还的）庚款”的建议，声明美国对“退款”用途“保留自由处分之权”，并促使中国政府同意，由中美两国政府分别派员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配保管所有的“退款” [25]（p.75）。
宓汝成还研究了第二次所退庚款的保管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章程。对所管理的款项，除了保留部分充作本会自办事业用，余数全部用在促进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上[25]（p.75）。宓汝成还进一步考察了第二次退款的实际用途。指出第二次退款，影响增加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项目，文化事业以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为重点[12]（p.84）。
四、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数量及比例问题
宓汝成还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总额和比例进行了研究。美国在退款过程中没有乘机勒索，因此，实退量等于该退量。最终美国实退量为3493.0万美元(包括本利)。也就是说美国将所接受庚款的63.1% 退还了中国（其他几国退款占本国接受庚款的比例为，英国63.1%，俄国22.6% ，法国2.9% ，而日本实际上未予退还）。美国在美、法、比、意、荷、俄、英七国所接受庚子赔款中所摊份额为7.3% ，而美国实际退款量占七国退款总量的比重为33.0%（其他几国实际退款量占七国退款总量的比重，英国34.8%，俄国16.12% ，法国3.1%)，在庚子赔款中各国所摊得的相应份额为英占11.3% ，俄占29.0 % ，法占15.8%）。宓汝成认为，各“退款”国决定“退款”时，或明文炫耀，或无言暗示，此举出于“善意”。善意的真挚与否固非数字所能测量，但“退款”的绝对量多寡，特别是各该国“实退”量相对于原接受量的比例不失为各国“善意”状况的一种参考系数[12]（p.p.67-73）。
五、关于美国退还庚款的性质问题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美关系影响极大。但由于庚款留学是屈辱的庚子赔款的特殊衍生物，所以对其性质的认识一直是个复杂的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传统观点认为，庚款兴学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影响[23]（p.237），应视为文化侵略[24]（p.255）。是为了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也是为了谋求美国的利益[20]（p.23），同时培养一代亲美的中国各方面的领袖，以掌握中国的未来[25]（p.58）。
（2）辩证看待说。李守郡认为，庚款留学是20世纪初美国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美国的对华精神侵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认为庚款留学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10]（p.p.103-106）。
（3）基本肯定说。崔志海指出，对庚款留学做道德评价是偏颇的，值得重新检讨。首先，我们不能因为一国的外交行为为本国利益服务，从本国价值观念出发，便斥为侵略；一国的外交行为是否侵略，应根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我们很难说庚款留学在当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相反，其对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次，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留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辛丑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900-1901 年列强侵华并勒索高额赔款的一种自我否定。正是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后，1901年《辛丑条约》的不公正性才引起各国进步和主持正义人士的关注，重新看待庚子赔款。最后，将所退庚款用于留学美国完全看作出于自私的动机，是失之片面的。庚款留学固然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服务，但同时也是为了支持当时中国的改革，体现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因此，庚款留学应该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似不宜将它看作文化侵略而加以否定[9]（p.p.65-66）。
对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性质，至今没有看到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
六、关于美国退还庚款的影响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论述了美国退还庚款的巨大影响。李守郡认为庚款留学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10]（p.p.105-107）。徐鲁航认为庚款留学生继承了爱国传统，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18]（p.p.55-59）。张奇认为庚款兴学促进了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21]（p.p.80-81）。陶文钊认指出，庚款留美学生归国后把所学的知识贡献于祖国的发展，使许多领域的近代科学事业开始起步或在工程技术上有了长足发展[25]（p.58）。茆诗珍认为庚款兴学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庚款退还，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也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21]（p.18）。张振助认为，庚款留学学生中涌现出许多名震当时的高等教育家和大批学术带头人[27]（p.p.54-60）；有效地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架起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28]（p.p.81-83）；庚款留美学生积极创建教育、心理学科；大力推进教育、智力测验运动；积极开展了教育研究科学化运动[29]（p.p.73-77）。
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层次不断深入，取得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受资料把握等原因的限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 对美国两次退款的研究严重失衡。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共发表关于“美国退还庚款”的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研究“第一次退款”的有30篇，研究“第二次退还”的仅有5篇，对两次退款做综合性或比较性研究的论文只有" 篇。可见，我国学术界对“美国第二次退款”以及两次退款的综合或比较研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2. 现有研究大多从中国史角度进行，从美国史角度或中美关系史角度进行的研究非常少，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从文章所使用的资料可见一斑。在30 余篇论文中，使用过英文资料的只有3篇，而大量使用英文资料的只有" 篇。这或许是因为英文资料查找或阅读困难造成的。但美国退还庚款作为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环节，英文资料和美国外交文献的缺失显然削弱了研究的说服力。
3.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及其使用也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和成熟，应该写入相应的教材，把真正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十余种，但只有中华书局1994 年版一笔带过地提到了美国庚款留学[30]（p.423）。同样，中国外交史教材提到美国退款兴学的也很少，而且都持传统的否定态度。能搜集到的中国教育史的教材对美国庚款留学及其重大影响也都缄默不语。至于美国第二次退款并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至今未在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发现相关的记载。对这一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均保持集体沉默是很不应该的。
4. 历史研究应当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以科学的态度描述历史事件，并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学者在研究“美国退还庚款”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一原则，或者人云亦云将美国、清政府及其外交人员脸谱化，或者仅凭主观推测和臆想武断地做出一些没有史料支撑的“结论”，这显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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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年第5期 孔明丽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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