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立场探析

朱法武

发布日期：2010年10月10日

　　〔摘要〕壬辰战争中,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谈,和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朝鲜李朝政府出于与日本的尖锐矛盾及自身的民族利益,对和谈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和谈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矛盾,其立场又不断进行着游移、变化和调整,表现了其外交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即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实用主义态度。

　　〔关键词〕壬辰战争;和谈;封贡

　　〔作者简介〕朱法武, 1971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山东枣庄学院讲师(山东枣庄277160)。

　　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即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1],其目的是挑战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战不数月,朝鲜八道几覆,三都尽失,两个王子及多数臣僚皆被俘,宣祖李?逃奔义州,同时派使节向明朝求援,一时间,求援之使相望于道。明朝认为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2],也认识到日本的目标不仅仅是朝鲜,正如明神宗所言:“目今倭贼大众据朝鲜与辽接壤,朕以门庭切近之忧,命将出师,势非得已。”[3]在此形势下,明朝派兵支援朝鲜。战争期间,由于明王朝传统外交理念的取向及明内部的困难,再加以日本方面的因素,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议。由于双方和谈目的的分歧太大、对对方和议信息的误读以及所用和议人员非当,和议以失败而告终。战争最终仍以军事手段解决。

和议过程中,朝鲜基于与日本的深刻矛盾及自身民族利益,反对中日和谈,但鉴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分歧,其在和谈过程中的立场表现为不断的游移、变化和调整,而其立场的变化对中日和谈的进程及最后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日和谈各个阶段中朝鲜立场的变化调整这一细节问题的爬梳整理,以揭示朝鲜当时的外交风格。

一

其实,在明军援朝之前,就已开启了中日双方和谈的门槛。但明与日本最初接触的目的只是施缓兵之计,是为了争取时间以待明大军从宁夏赶来。史载:“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4]沈惟敬于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六日入日军军营和日将小西行长等会谈。小西行长等言:“敝邦欲假道朝鲜以求封贡,而彼反集兵拒我,以致纷纭,此非我等之罪也。惟敬曰:尔等悉诚思顺,何惜封贡也。……因与约曰:吾归告圣皇,当有处分。以五十日为期,倭众无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朝鲜人毋入十里内,乃立木为禁标而还。”[5]沈惟敬为此还对朝鲜解释:“俺见你国兵力单弱,不可与敌交锋,欲速报朝廷发兵而来,以诡术姑与之和。”[6]所以此时朝鲜方面对此亦表赞同,朝鲜国王特出内厩马一匹送与沈惟敬。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十九日,沈惟敬持兵部文书再次入日军军营:“兵部复以札付授惟敬,令谕贼尽数退去,还朝鲜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则当许纳款,否则当以百万众往灭之。惟敬入倭营,　留数日还,且以小帽子数万顶而遍赐诸倭,因知兵额多少,告于皇朝,将用二倍众击之。”[7]由此可知,明此时与日军的接触仍主要为缓兵之计。但朝鲜方面对此却开始产生怀疑,认为和谈对明王朝来说是一个上策,可以不损耗实力而解决朝鲜问题,但沈惟敬此次带来兵部的详细指示与和谈的具体条件,也就为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和谈奠定了基础。朝鲜君臣的一番对话可充分反映这一顾虑:“上曰:当初沈游击非自为和也,此朝廷之意也。斗寿曰:在天朝则讲和为上策,姑许其和,俟其出城而鏖杀,则于我国甚好矣。应南曰:虽许和,在中朝则无失,臣恐和议终成也。”[8]但因其时明朝大军陆续发往朝鲜,明神宗及主事大臣也以主战为政策取向,所以朝鲜君臣也只能静观事态的变化,没有反对明朝与日本的接触。

二

日军基本遵守了与沈惟敬的约定,为明军集结、进军争取了时间。[9]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率军攻打平壤,取得平壤大捷,并乘胜收复开城等地。此时,李如松产生轻敌情绪,采取冒进策略,导致正月二十七日碧蹄馆战役的失利。[10]李如松受此挫折,遂失进军之心,撤军回平壤,布兵于开城一线与日军对峙。各路侵朝日军闻知中路日军失利后也纷纷南撤,集中于王京,双方即处于对峙状态。四月初,日军统帅平秀家投书请和,中日双方长达数年的和谈正式开始,战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四月九日,明沈惟敬与日军小西行长会谈,约定:明派使节去名古屋会见丰臣秀吉;明军撤出朝鲜;日军从京城撤退;交还朝鲜王子及所俘官吏。[11]日军即行南撤,经略宋应昌遣谢用梓、徐一槚与沈惟敬随日军南下,到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宣示中方立场及和谈要求。七月,日方遣小西飞携降表随沈惟敬到北京会谈。明廷内部对是否和谈及允许日本朝贡等问题争执不休,朝鲜更极力反对议和,通过各种渠道向明廷传递日方欺诈、和谈误事的信息,从而达到阻挠、破坏和谈的目的,致使中日和谈陷入僵局,小西飞滞留辽东一年有余。现将这一时期朝鲜方面的行为叙述分析如下。

自中日停战讲和以来,朝鲜方面就明确反对和谈:“以其小邦之义不可和,倭奴之情不在和。凶贼无故兴兵,大肆屠戮,甚至灰烬我宗社,发掘我园墓,小邦之与倭贼,有穷天极地之怨,而实万世必报之仇也,此其义不可和也。倭贼跨我边疆,强要天朝,虽曰请封请贡,而实无归意,有时逞凶鏖杀天兵,而窥觇叵测之计,累发于降贼之招,其不即冲突者,将欲蓄力养锐,待时而发耳。”[12]一方面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反对议和,希望明王朝能将日军彻底逐出朝鲜;另一方面怀疑日方并无议和诚意,明廷不要被其蒙骗。朝鲜君臣听闻明朝与日开始和谈,即讨论和谈的可行性及对朝鲜的影响,大部分人认为和谈可以接受,但尹斗寿等人坚决反对,朝鲜国王李?遂上书宋应昌等,力陈和谈的危害,要求中方停止和谈,全力备战。但宋应昌、李如松等面对实际困难,又抱有急于成功的心理,拒绝了朝鲜的要求,继续与日和谈。朝鲜方面为表达自身立场,利用各种时机向明朝陈述,甚而利用明内部南北将领不和,反复表达朝鲜对和谈的意见,使明内部对和谈观点不一,不能决断。据朝鲜《宣祖实录》载,仅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至二十二年(1594)五月,一年内朝鲜君臣就向明政府提出拒绝和谈的要求达55次。朝鲜的立场加剧了明政府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争论,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明政府议和方针的执行。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沈惟敬与日使小西飞自日本回至朝鲜时,曾携有日本方面的降表一份,朝鲜《宣祖实录》记录有原文。[13]这份降表内容几乎完全抄袭自明初日本怀良亲王致明朝的国书。[14]朝鲜君臣评价降表“其言大似与敌国相对之语,而侮慢过之”,并斥责其“悖逆痛愤则极矣”。朝鲜借此向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及其他明军将领谈及降表,认为日方欺诈难信,和谈不可恃。宋应昌等也认为降表太过无礼,令沈惟敬向日索要新降表。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沈惟敬自日军处得到第二份降表,降表的内容与第一份比较起来大相径庭,全篇充斥着恭顺溢美之词。在降表中,以丰臣秀吉的名义重申日本的目的是做天朝上国的藩属,只是因朝鲜的拦阻而迫不得已兴兵:“天恩浩荡,遍及遐迩之苍生;日本渺微,咸作天朝之赤子。屡托朝鲜以转达,竟为秘匿而不闻。控诉无门,饮恨有自,不得已而构怨,非无谓而用兵。”最后又提出封贡的要求:“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15]朝鲜对此降表的真实性再次表达了强烈的质疑,认为降表是由朝鲜文士或中国人所撰,甚至是由沈惟敬亲自撰写。但降表的内容及措辞契合中国传统华夷观及朝贡体制范式的内在理路,因此被明王朝决策者所接受,即有主战派反对,也仅是从反对封贡并许的角度出发,少有人怀疑降表的真实性,如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就上疏:“兹观总督所呈请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因封及贡,其情已露于此。盖秀吉狂谋蓄积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厌其意,要而得封,复要而求贡求市,得陇望蜀,凭陵及我,朝廷又将何以处之?”[16]朝鲜的怀疑和反对没有起到作用。

除通过各种渠道揭露日本欺诈、非真意求和外,朝鲜还采取行动来阻挠和谈的进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中日双方在王京和谈达成协议后,日军开始南撤,并采取稳步后撤、步步为营的策略以防明、朝军队尾追。为表达明方诚意,宋应昌、李如松等下令禁止明、朝军队追杀日军。这一禁令是由明最高决策层决定的,如内阁首辅王锡爵上疏中曾言:“乃臣等独忧我兵怵于浮议,昧于大体,犹如见利而动,亦为朝鲜人所为,则不唯自愧大信,其曲在我,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已经节次贻书经略阻之。”[17]明方的禁令引起朝鲜的反对,朝鲜官军、义兵纷纷截击日军,并杀掉俘虏及投降日军,如其自承:“中国之将,则不杀生擒之倭,而我国之人,则擒辄杀之,以绝其投降之路。”[18]宋应昌等阻止杀俘行为并抓捕不遵禁令的朝鲜军队,更激起朝鲜的不满,甚至称宋应昌为人本不老实、欺瞒皇上。而平壤大捷后朝鲜还为宋应昌、李如松等明军将领建庙塑像祭拜,以彰显他们对朝鲜的恩德。由此可见朝鲜反对和谈的决心及对主张和谈的明朝官员的不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日军南撤后,丰臣秀吉为报上年曾败于晋州之仇,同时为显示日军武力、争取在和谈中处于有利地位,派军队攻破晋州,屠杀朝鲜军民6万余人。日军在朝鲜南部驻扎时,也不断与明军及朝鲜军队发生摩擦和冲突。朝鲜力图将此日军狡诈欺骗、和谈不可恃信息上奏明廷。但其所派出的多个使节都被宋应昌所阻拦,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朝鲜使节金睟以谢恩使的名义到达北京,才将日军暴行上奏明朝廷。加之稍后新任御倭总督顾养谦提出封贡并许遭到主战派的强烈反对,明廷争论激烈,明神宗遂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下诏:“这封贡都着罢了。”[19]此后,朝鲜战局呈现僵持状态,明廷内部虽继续对与日和谈及封贡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但迟迟没有定论。日军继续在朝鲜沿海驻扎,也无力开展新的攻势。朝鲜虽未能使明廷重新派军驱逐日军,但使和谈暂时停顿,其初步达到了阻止中日和谈的目的。

                                 三

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经略宋应昌卸任,由蕲辽总督顾养谦代理御倭事务。顾养谦属于主和派,认为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封贡,而明朝当时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如兵力难调、军饷难集、国内出现灾祸等,于是在辅臣王锡爵、兵部尚书石星等的支持下,提出撤回留驻朝鲜的明朝军队、答应日本的封贡要求、贡道设在宁波等建议。同时,他也认识到朝鲜的态度和立场对明神宗及明官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遂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遣副将胡泽携其文书劝说朝鲜为日本请封请贡,尽快使和谈成功。

在与朝鲜的咨文中,顾养谦首先强调明政府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暗示朝鲜不可再专赖明朝为其驱逐日军:“盖我山东、河南及大江以北岁饥,人相食,皇上敕有司多方救荒不给,安得复有粮运之尔国,又安得辟谷之兵,而发之尔国耶?”“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进而提出让朝鲜为日本请封的要求:“为今之计,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处,听候明旨,不敢复肆凶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来矣。”[20]胡泽到达朝鲜后,除一再申明顾养谦的观点以外,还胁迫朝鲜君臣接受顾养谦的建议:“大概东征将士宋经略以下,皆以你国事被参,今若事又不成,则总督亦不免罪,总督若被罪,则你国之事,谁肯为之云。”[21]起初朝鲜对顾养谦的建议坚决反对,向胡泽反复申述朝鲜的立场,认为朝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不共戴天,　誓不能与其议和。胡泽为完成任务,驻留朝鲜,不停地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甚至以撤回明军不再支援朝鲜相威胁:“如不听顾爷之言,顾爷则撤回刘纟廷兵马,防守鸭江而已,更不管你国之事,倭若再来,无望天兵之救。”[22]在此形势下,朝鲜君臣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认为如不答应顾养谦的要求,将极有可能产生如胡泽所言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对朝鲜的损害比对日和谈所产生的损害更大,因此以领承旨柳成龙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接受顾养谦的建议,暂时渡过目前难关,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变化。

就在朝鲜君臣决定接受顾养谦的建议时,明廷内部主和派及主战派的力量对比却发生突变,顾养谦在主战派的压力之下辞去经略一职,由主战派孙钅广接任。[23]

消息传到朝鲜,朝鲜君臣的立场颇为尴尬。顾养谦所遣使节胡泽称,顾养谦已经去职,其所要求朝鲜的事情可以作罢,朝鲜是否继续上奏为日本请和由朝鲜自己决定。但顾养谦为了朝鲜事情去职,顾养谦的下场必定在继任者心中造成紧张,假使朝鲜不在此时支持顾养谦,迅速接受顾养谦的建议,明方继任经略很可能会对朝鲜产生不满,而双方失和将对朝鲜极为不利,局势的发展亦无法预测。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朝鲜在顾养谦去职、胡泽不再强求其上疏的情况下仍然上奏明廷,为日本请封。因此,顾养谦逼迫朝鲜为日本请封只是一个契机,即使不是顾养谦逼朝鲜请封,朝鲜也很有可能采取为日本请封的行动。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朝鲜认识到单纯固执地反对议和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采取了非常理智和实用外交策略,打破了中日和谈的僵局,为朝鲜密切与明朝主战派的关系留下回旋余地。同时,朝鲜仍坚持认为为日本请封乃权宜之计,不可能与日本实现真正的议和。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朝鲜使臣许顼携带朝鲜为日请封的奏疏到达北京。奏疏依据顾养谦的建议列举日军安静等待册封的具体表现:“倭贼自前年晋州一抢之后,分屯营寨,声言等待天朝许款。臣虑其诈,缓以风讯时月,贼必再肆为恐。经今半年,未见动静,若此情形,委难料测。或以为倭奴求款,参将沈惟敬往来许约,接受降表,且为期日而去。都司谭宗仁驻营,戒勿抢掠,使待报至,贼因此小蕺凶锋。”并暗示朝鲜为日请封的立场:“夫震之以威,以创其顽;縻之以款,以弭其祸。斯二者,莫非帝王御夷之大权,而同归于禁止凶暴、曲全生灵。因时审势,为圣明所择耳,非臣愚之所及也。”[24]以委婉的词句传达出明确的信息,即主动为日本请封以打破目前的僵局,以结束战事。

正如顾养谦所预料,明神宗及明廷主事大臣很重视朝鲜对中日和谈的意见及立场。接到朝鲜为日请封的奏疏,明神宗将和谈迟延无果的责任归于主战派,认为:前者阻挠东事的,专为一己之私,坏乱国家大事,好生不忠”,下旨处分前者反对封贡诸臣:“上以朝鲜国王为倭夷请封以保社稷,因怒前次议阻封贡诸臣,切责兵部不能主张大事,追咎河南道御史令刑部主事郭实首倡阻挠,革职为民,兵部通查两京前后条陈东事职名,另开造言阻封贡者。”[25]下令兵部立刻召滞留辽东的日使小西飞入京和谈,中日和谈正式进入实质化阶段。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日使小西飞到达北京,明神宗令兵部数次质讯小西飞,以了解日方的真实意图,能否满足明廷的要求事项。小西飞对明廷要求一概应承,并对天发誓决无欺瞒。明廷即任命李宗城、杨方亨为册封正副使,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一月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

册封过程更为曲折。因日本迟延不撤回留驻朝鲜的军队,没有满足中方提出的要求,李宗城等只能滞留辽东。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兵部尚书石星为急于成功,上疏神宗,要求册使不待日军撤回即前往朝鲜。李宗城等才出发前往,不顾朝鲜方面的反对,十二月底进入日军营地。正使李宗城发现日方并没有真正接受明廷的和谈条件,且没有退兵迹象,加以听到恐吓之言,遂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只身逃回北京,使封事陷入停顿。明兵部尚书石星等为继续封事,又任命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完成任务。沈惟敬也上疏解释封事拖延不决的原因:“封建迁延日久,非日本愆期。盖缘天朝各衙门往往奉差官员役及朝鲜人等进营言语不一,是非颠倒,以致清正好事密报太阁,日本人心多疑行长不实,因而未决。”[26]反映了明廷内部对和谈的意见不一,同时也指出朝鲜对和谈充满抗拒、力图毁坏封事的意图。

当册封使团终于在九月到达日本宣读册封诏书、进行册封仪式时,中日双方外交理念、外交策略　及外交目标的不一致彰显出来。丰臣秀吉对明封其为日本国王非常不满,遂撕破诏书,驱赶中、朝使节,以朝鲜方面派遣使节身份过低为由[27],再次发兵侵朝,中日双方的和谈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四

有学者指出,壬辰战争与一般战争相异,可以说是从战争一开始,和与战是同时进行着的,不但有明朝的使者在敌营中,即使日本的使者也有到中国,甚至到北京由皇帝赐见的。而在议和谈判中,双方条件虽然都很清楚,但却始终没有正式讨论,以致后来有丰臣秀吉拒和之事。[28]不仅中日之间存在这样的情况和事实,即使朝鲜方面,虽一再申明:“倭贼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虽兵力孤弱,未能剿灭,何忍书契相通乎?”[29]实际朝鲜一直没有停止与日本方面的接触和书信往来。这是双方理解对方意图、立场的需要,更是朝鲜力图利用日军内部矛盾、阻止中日和谈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战争甫一爆发,以小西行长为代表的堺市商人集团和对马岛主平行智等由于与朝鲜方面有着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即派人送书信与朝鲜方面,要求双方谈判以解决争端。因为日军行动太过迅速,朝鲜方面不及反应。当战争处于僵持状态、中日双方进行长达数年的和谈时,朝、日之间的接触和往来也增多起来。朝鲜大臣黄慎就曾指出:“臣伏见我国诸将,皆以为和事已成,更无窃发之忧,往来通使,无异一家。敌人出入之际,略无防禁,真昔人所谓自撤藩篱以媚贼者。”[30]朝鲜前线都元帅权?就先后与日军将领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接触,朝鲜王子也传书于加藤清正,感谢被其俘获后的厚待。而与日接触最为知名的当属奉明提督刘纟廷、朝鲜都元帅权?之命三入日军加藤清正军营的朝鲜僧人惟正。至于惟正入敌营的原因,朝鲜君臣的议论可为注脚:“万一清正与行长有隙,出于争功不睦之意,则多为之间,使其党自相携二,不无可乘之机。”[31]即朝鲜与日军接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解决战事进行和谈,而是力图搜集日军情报、利用日军内部矛盾。

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至二十二年(1594)七月,惟正共入加藤清正军营三次。终因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而无结果。惟正所传达及带回的信息有以下几点:清正谈及行长与沈惟敬的和谈时,惟正从民族大义及中日双方利益冲突判断,正确地指出和谈一事必不成,事后和谈的发展也证明了惟正的判断;清正为破坏行长与沈惟敬之间的和谈,提出单独与朝鲜议和,条件是朝鲜派一王子前往日本作为人质,丰臣秀吉就会同意与朝鲜议和,惟正对此严词拒绝:“将军常以不义论议,虽天地覆坠,事终不成也。我国枕戈尝胆之不暇,而英雄之泪昼夜不干,何有送王子论交哉?”[32]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清正向惟正透露行长与沈惟敬的和谈是以丰臣秀吉提出的七条之约作为基调的。[33]当惟正将这条信息带回传达后,引起中、朝内部的大争论,朝鲜据此一再向明朝上书,反对议和的进行,而明廷内部更是争论不断,反对议和者以此为论据极力反对议和。当和谈最终破裂后,沈惟敬受到严惩,瘐死狱中,虽然其曾对朝鲜有过功勋,最终被朝鲜指责为奸人,这都与七条之约相连。因此可言,尽管中日双方和谈的失败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但朝鲜通过与日交往、接触加速了这一失败的过程。中日最高决策者本因主持和谈者的曲意遮蔽而对对方的和谈要求产生误解,朝鲜的行为更加深了此误解。

五、结语

壬辰战争中的中日和谈,中日两国处于和谈的中心位置。明廷从传统华夷观的外交理念出发,将议和的主要焦点定位为中国与日本的封贡问题,战争的受害者朝鲜却淡出和议的核心位置。朝鲜明晰日本的真实意图不在求封贡,而是为了吞并朝鲜,继而侵略中国,因此,为捍卫国家利益、挽救民族存亡,朝鲜积极地参与到和谈中来。其对和谈的最主要认识即是与日和谈无异与虎谋皮,无法达到最终目的,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朝鲜。故和谈伊始,朝鲜即极力反对和谈,要求明政府出兵驱敌。但当明朝面临国内的政治、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战争,开始与日和谈,朝鲜方面反对和谈的意见未被采纳时,朝鲜国力单弱,无力单独对抗日军,凡事仍需依赖明朝,因此朝鲜并未一味地坚持原议,而是采取理智、灵活、积极的外交策略,辩证地看待和谈问题,根据和谈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立场、观点,外交原则性之下体现出灵活性和实用性。战争结束后,中日之间再无官方往来,而当万历二十九年(1601)日本关白德川家康通书朝鲜,“平秀吉要挟朝鲜以割地、请婚、质子为辞,我近代秀吉威望,尽反其所为,愿两国通好而已”[34],并以武力相威胁时,朝鲜经请示明朝,决定与日本建交,同时开互市,进行官方贸易往来,又一次体现了朝鲜外交政策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利用。

（转引自《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