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

崔志海

发布日期：2010年11月10日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内政的观察和反应是各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交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初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对清廷改革上谕的观察和反应,以及美国政府拉拢清廷内改革派势力、打击和压制排外保守势力,既是美国以往对华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是门户开放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说明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不只局限于国际关系领域,而且直接影响美国与中国内政的关系;其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另一方面,新政伊始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关注和干涉又是有限度的;他们的观察既不全面,又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严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实现。此外,美国政府对20世纪初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既表明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影响大大增强了,同时也透露新政伊始清廷朝政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未像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趋于明朗。鉴于清末中国历史较诸以往任何时期更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加强晚清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研究,或许可为晚清政治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清末新政　门户开放原则　慈禧太后　康格

1901—1904年清末新政伊始的四年里,在美国执政的是积极推动海外扩张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 sevelt)政府。对于20世纪头四年的中美关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在满洲政策上如何贯彻门户开放原则,而有关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与清朝内政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忽视。事实上,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内政的观察和反应是各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外交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本文利用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及中美外交文件,拟对美国政府对新政初期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做一初步考察,从中透视门户开放原则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内政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晚清政局的变动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             驻华公使康格对清廷改革上谕的观察和反应

1901年伊始,清廷朝政发生的一个最为深远的变化是改革主义在因戊戌政变而遭中断两年多之后复活。是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为改变自己保守顽固的形象,逃避造成庚子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责,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改弦易辙,实行变法,命令各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晚清历史上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上谕,它标志着清末最后10年新政的开始。然而,对于这道重要的历史上谕,在当时局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其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为时人所识。在变法上谕下达之后,不少地方督抚对慈禧太后发动改革的诚意有所保留,揣摩“懿旨”,不敢对改革问题贸然表达意见。[3]同样,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 Conger)也对慈禧太后发动改革的诚意抱怀疑态度,未加认真对待。他在上谕颁布一个多月之后,才于3月1日将这一重要上谕译送美国政府。在译送上谕的报告中,康格虽然指出“这道上谕被中国人称为‘改革上谕’,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同时提醒该上谕仍然否定1898年的戊戌变法,斥责康有为的变法非变法,乃“乱法”,因此,“很显然,这道上谕出自皇太后的意愿和鼓动,不能期望会有许多真正的改革”。[4]美国和约谈判全权代表柔克义(W.W. Rockhill)当时也对清政府的“自改革”缺乏信心,1901年6月16日他在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私人信件中写道:在目前中国,除非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否则改革将不会得到认真的实施;贸易自然会有所改进,但崩溃将会继续,因为整个统治阶级毫无生气和活力,毫无爱国主义精神。在我看来,中国的前景十分黯淡。[5]

在颁布新政改革上谕两个多月之后,4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变革上谕,敦促封疆大吏就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提出建议,并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为推行改革的总机关,任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详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择定,俟回銮后,切实颁行”[6]。

在4月21日上谕下达之后,先前还持观望态度的地方督抚开始转变态度,闻风而动,就改革问题上奏朝廷。而美国驻华公使对这道改革上谕却做了超出上谕内容的解读。一方面,他认为上谕宣布设立政务处有利于推动清廷改革,在5月2日向国务院译送上谕的报告中指出:虽然政务处的一些成员肯定属于保守主义者,但当朝廷返回北京,他们开始积极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改革,并且如同这里的官员那样,将经历一次心灵的转变———从排外转变为亲外。另一方面,康格仍然对上谕传达的改革意图抱怀疑态度,甚至牵强附会,将上谕宣布设立政务处看作慈禧太后即将退出政坛的一个预兆,他在上谕颁布后的第4天(4月25日)便电告国务院,称:“皇太后已谕命设立政务处,以解除她的公务”,并于电报中冠以“绝密”字样。一个星期后,他在全文译送上谕的报告中仍然坚持这一看法,指出:这道上谕的电文系由李鸿章收到,上谕出台的具体细节不详,对于慈禧太后发布这道上谕的真实意图有许多不同看法,即使中国人也有一些疑惑,但我认为一般多承认这是慈禧太后交出权力的开始。[7]值得一提的是,康格将清廷宣布设立政务处解读为慈禧太后退政的预兆,这是完全错误的。上谕明确宣示有关清廷的所有改革大计都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择定”,换言之,所有军国大事均由慈禧太后裁定,根本没有慈禧退政之意。康格对4月21日上谕的过度解读,更多传达了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和人士希望慈禧太后退政的主观愿望,同时将当时清朝官员之间担心西方列强提出“更换执政”的私议误读为慈禧退政。

8月20日,清政府公布督办政务处章程10条,不但具体规定了政务处的组成、职能、权限和地位,强调政务处“乃天下政治之管辖,当广集英贤,资其策力,非其才不当循情面,得其人不当限资格,朝廷用人,一秉大公,当以政务处始”,同时对政务处主导改革的指导思想、路径和宗旨做了阐述,宣布变法大纲有二:一是认真整理旧章;二为中法所无参用西法。改革路径是尽裁冗费,先取天下所痛恶者革除一二,天下所甚愿者兴办一二,以争取民心,绝不可于“此时先事搜刮”。改革宗旨为遵循去年上谕“严禁新旧之名,融通中外之迹”之训条,吸取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之教训,去私心,破积习;强调改革应根据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8]根据此一章程内容,作为推行新政改革总机关的督办政务处不但为清末改革步伐定下比较审慎的基调,同时也将政务处作为清廷推行行政改革的先声。

可能由于督办政务处章程为新政改革所定下的审慎基调(尽管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不久在很大程度上被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折》及实际改革进程所颠覆,此一重要文献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研究中都未受重视。但康格对该章程的重要性和意义却有比较准确的分析和评论,他在9月6日将督办政务处章程全文译呈国务院时指出:该章程虽然有些冗长,但很有意思,因为它显示了政务处根据更为现代和更有效的路线组织政府的真实意图。对于督办政务处章程为新政改革定下的审慎基调,康格一方面认为受目前环境的影响,其所表达的改革思想毫无疑问是保守的,并不主张整体采纳西方文明,也无意仿效1898年提出的改革步骤,但同时肯定该章程显然渴望学习西方的各种方法,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以加强中国的国力。[9]

在新政伊始的各项具体改革中,康格关注最多的是教育方面的改革。1901年8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自次年开始乡试和会试取消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以“副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和“储将才”之目的。[10]9月6日,康格将这两道上谕全文译送国务院,指出:如果这些上谕得到合理的执行,会使中国人的思想、政治和实际生活产生巨大的变化,结果会消除许多的偏见,促进中国与西方的友好关系。他认为新的教育制度要求学习物理和政治科学,将会纠正目前片面的文化,为合理开发这个大帝国的富饶资源准备条件。如果他们真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可以期待良好的结果,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康格还认为,清政府启动教育改革与去年列强在和约谈判中要求在那些外国人遭受伤害的地区停止科举考试有着直接关系,它“为中国政府引入这些十分必要并值得称道的改革提供了机会”[11]。

1901年9月14日和16日,清政府又分别颁布两道与教育改革有关的上谕:一道是鼓励设立学校,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另一道是鼓励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同时鼓励自费留学,允予归国优等留学生进士、举人出身,强调“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13]。1901年10月1日,康格将这两道上谕也译送国务卿,指出这些上谕虽然不像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的改革上谕那样激进,但与其他最近转呈的上谕所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康格对改革政策能否真正得以落实仍然没有信心,表示“我们过去的经验使我们不能对这些承诺在其实施之前寄予太大希望”[14]。

1902年1月10日,慈禧太后在回到京城后的第四天,又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三道与教育改革有关的上谕:(一)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要求切实整顿,“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达体用,庶收得人之效”;(二)命翰林院切实讲求古今政治,中西艺学,“期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15];(三)次日,又令将同文馆归入大学堂,不再隶属外务部。对这三道改革上谕,康格在1月16日的报告中一方面肯定这是清政府希望通过教育改革获得更有能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官员,但同时批评清廷的教育改革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和局限,指出:清政府期望在几个月内让他们的官员学到西学知识,以使他们能够胜任一些需要掌握近代科学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显然是对西方能够向他们提供的知识估计不足,这种对西学的低估已损害了中国人过去所进行的历次教育改革。恢复京师大学堂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但将它完全交由张百熙管理,并不利于它的成功;张百熙虽然是一位进步官员,但他是一个完全受中国教育的人,不熟识西方科学和教育,不足以胜任这一重要职位,不能为京师大学堂制订课程和章程。另外,康格认为清政府不愿意将他们的学校暂时委托给有能力的外国教育家管理,也不利于教育改革的成功,指出:“固然有一个由欧洲和美国学者组成的院系,其中我们的同胞丁韪良(W1 A1 P1Martin)担任总教习,他自然会与他们交换意见,但据悉这些外国教员将会全部被解聘,由其他人取代他们的位置。只要中国完全不愿意将学校暂时委托给有能力的外国学者管理,他们将会失败,就像他们以往所做的那样,使这些学校蒙羞。”[16]

除关注教育改革外,康格对清廷对外人态度的转变也予以密切关注。为博取列强的好感,清政府在新政开始后明显加强了对在华传教士的保护。1901年底,甘肃平罗发生教案,清廷于12月27日及1902年1月1—3日连发四道上谕,要求陕西、甘肃等地方官员对当地传教士和教民善加保护,对抓到的罪犯予以严惩,将负有责任的地方官革职,并对遇害传教士表示惋惜。[17]对于清政府在镇压中国人民反洋教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康格感到“欣慰”,他在1902年1月9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清朝政府显然牢记他们的责任,他们在努力惩凶和赔偿伤亡损失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最值得称道的”[18]。不久,慈禧太后在返回京城之后又颁布一系列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堂,务使民教相安。1月13日,清廷发布上谕,严禁传习白莲、八卦等邪教。同日,又以逢迎附和义和团的罪名,令将开缺左副都御史何乃莹、侍讲学士彭清藜、编修王龙文、知府连文冲和曾廉等革职永不叙用。[19]1月16日,康格将这些上谕译送国务院,认为它们表明了“清廷取悦列强的诚意”,是“值得称赞的”,但同时表示“它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清政府在贯彻和执行这些上谕中的决心”。[20]对直隶总督袁世凯积极镇压反洋教活动,康格则迭加赞扬。在直隶景廷宾起义兴起后不久,康格就对袁世凯镇压起义抱有信心,在5月8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我可以肯定,如果可能,袁世凯总督会立即镇压叛乱,因为他十分清楚,只有他证明有能力立即恢复秩序、保护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天津城才会由联军归还中国人,外国军队才会进一步从直隶撤军。[21]在看到8月19日袁世凯发布的取缔和镇压拳乱的公告后,康格极为欣赏,立即译送美国政府,指出:我深信总督是真诚的,如果他能获得朝廷适当的支持,该省将不会再有拳匪骚扰。[22]1903年3月12日,康格再次对袁世凯成功镇压直隶境内的农民起义表示赞赏,指出只有像袁世凯那样采取及时和严厉的措施,才能避免其他地区出现类似的组织,相信袁将会像他开始时那样继续奉行这一政策。[23]为向列强示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返回京城后还一道主动按照《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觐见礼节,于1902年1月28日在乾清宫隆重招待外交团,并分别致答词。其中,光绪皇帝在答词中感谢各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发誓自今以后“开诚布公,共昭信义,邦交辑洽,海宇升平”。慈禧太后则在答词中对外人在义和团运动中所受的遭遇表示歉意,声称今后必增进中外关系,并祝贺各驻华使节吉祥如意,称:“今日各使臣觐见,予心甚为欣悦,贵大臣等去年在京受惊者,予心尤为抱歉。此后中西各国必重敦睦谊,日加亲密,并愿贵大臣等驻京吉祥如意,同享升平之福。”[24]2月1日,慈禧太后另在养寿殿专门隆重宴请外交团夫人。同年10月3日,又邀外交团夫人到颐和园宴游。对于清廷对外人态度的这一变化,康格亦予积极评价,逐一向美国政府报告,认为这些都是“令人愉快和有益的事件”[25],“确乎具有重大意义”[26]。对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返回京城后按《辛丑条约》规定的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接见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官员,康格同样加以肯定,认为“这是对传统惯例的重大背离”,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27]

需要指出的是,在1901—1904年清末新政伊始阶段,康格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乐见清廷的改革政策尤其在对待外人态度上出现的变化,但他对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的观察和反应是极不全面的。而且,在有限的观察和反应中,他对慈禧太后主持改革的诚意和清政府的自我改革能力抱有极大的怀疑和偏见。事实上,就1901—1904年的美国政府来说,他们主要关心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改革,对1903年的中美商约谈判相当重视。[2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每年的国情咨文中,凡是提到中国问题,主旨大多也是如何促进美国在华的贸易和投资,强调贸易关系在促进中国的文明和进步及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上的作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便宣称:“我们赞成门户开放政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扩大沿海的商业机会,而且要进入中国已同意开放的内陆地区。只有通过将中国人带进与世界所有民族和平友好的贸易社会中,现在顺利开始的这项工作才能结出丰硕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根据条约,坚持在帝国境内为我们的贸易和公民获得与所有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29]他在1903年的国情咨文中则热烈称赞中美签订的《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终于为我们商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30]。1904年5月,罗斯福总统在写给光绪皇帝的复信中,亦强调希望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表示:“扩大贸易商业关系,可以极大地增进彼此的信任,促进彼此的繁荣,并增进人民的福祉,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是比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的贸易关系更为有益的。”[31]当然,罗斯福政府对清廷内政改革的相对冷漠,并不意味他们不关心和不干涉清廷朝政的变化。

        二、打击和严防排外保守势力

鉴于清廷内保守派得势酿成庚子年的排外事件,严重影响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政府在1900年9月和谈开始后,就将打击清廷内排外保守势力,作为影响清廷朝政走向的重要手段。对于列强提出的惩处清廷排外保守官员的要求,美国一方面没有像德、日等国那样苛刻和僵硬,既反对将惩凶问题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也反对由列强确定各案应惩罚的性质,将惩凶单纯当作一种泄私愤的行为,而是主张为维护清政府的行政自主,所有各案应由清政府本身予以执行,将惩凶问题与促进清政府的自我革新结合在一起,指出:“作为对所受侵害的赔偿和对今后的儆戒,最有效的惩罚措施就是由帝国最高当局自己去罢黜和惩办肇事者;应当先给中国一个这样做的机会,从而使它在世界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只有这样,对中国才算是公道的。”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对排外运动的肇事者进行惩罚,“是实现防止此类暴行再度发生和给中国带来持久安全与和平的任何有效解决的必要因素”。[32]在有关惩凶问题的谈判中,驻华公使康格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与其他列强一道,坚决要求对少数在排外运动中负有首要责任的王公大臣处以极刑,认为“从速从严惩处极少数应负首要责任的王公大臣,在中国人中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惩办成百名次要罪犯更为广泛”[33]。麦金莱总统甚至就此问题致函光绪皇帝,敦促清政府对惩办祸首表示出诚意,指出:“这些祸首不仅对外国人来说,而且对陛下来说也是应受惩罚的,因为在陛下的统治下,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的宗旨,迄今一直表现为给外国人以有保证的欢迎和保护。”[34]除要求惩办在世的保守官员外,美国甚至还要求清政府取消一些已故的保守官员拥有的各种恩典。1900年11月27日,康格就清政府9月间发布上谕,表彰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战死的李秉衡一事提出抗议,指出:“我无须赘述李秉衡的经历,他的众所周知的仇外精神,他前来北方途中的所作所为,他为进攻使馆灌输新的狂热思想,他参与策划处死与欧洲人友好的大臣,最后,他本人在对抗各国军队进兵时死于非命……鉴于这些情况,我有责任对颁布此类上谕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请你们代陈此意,表明我要求今后不再发布类似上谕。”康格在照会中还解释说:“皇帝陛下及时奖励忠荩,本无可非议。可是在目前情况下,陛下在这份上谕和李秉衡死后立刻发出的前一份上谕中,以惯常使用的措词表彰李秉衡并予以谥封,这一事实可能使舆论发生误解。它使中国人相信,尽管表面上为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而与各国和谈,但实际上,陛下的谋士们仍然怀着那种使已经死去的李秉衡声名狼藉的敌对情绪。”[35]

为从根本上遏阻排外保守官员重新得势,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还率先提议在和约中规定清政府颁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及其他官员对各自管辖区的秩序负责,如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运动或其他违约事件不予及时镇压,不惩办肇事者,则有关官员即予革职,并永远不得叙用或接受奖励。[36]后来,这一内容被写入和约第10款。该款规定:“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37]该条款内容为后来列强干涉清朝官员的任免提供了条约依据,为压制清廷内保守势力东山再起发挥了预期的作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对清廷和地方保守排外势力卷土重来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虽然对清廷返回京城后发布保护外人的上谕,并将一些支持排外运动的官员予以革职感到满意,但对纵容义和团运动的祸首端王和董福祥仍然盘踞中国西北宁夏等地感到不安。他在1902年1月9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发生在1901年底的甘肃平罗教案即系由端王和董福祥指使和鼓动,指出虽然南方一些督抚已上奏朝廷,建议对负有责任的董福祥加以惩处,清廷也已决定发布这样一道上谕,命令陕甘总督捉拿董福祥,并将他处死,但陕甘总督是否有足够能力贯彻这一命令仍有待观察,因为“董将军受到过去一直倾向叛乱的穆斯林朋友的保护”[38]。1903年1月22日,康格在向国务卿海约翰汇报中国国内政局时再次对盘踞在西北的董福祥“排外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死灰复燃表示担忧。他在信中写道:“甘肃和陕西境内存在更令人惊恐的情况。据新闻报导和中国人的流言,端亲王和董福祥并没有住在流放地,据说在甘肃和陕西两省交界一带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向朝廷提出一些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被满足,他们就将反叛,首先攻击外国人,然后进军北京。他们的真正要求尚不能得知。南方的动乱似乎也在继续。有传言说,利用各地因征收庚子赔款税款所激起的敌对情绪,南北两股叛乱组织实行联合、共同对抗政府和在华的外国人,并不困难。鉴于中国政府存在的痼疾和颟顸,如果出现有能力的领导者,同时有足够的武器和金钱,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39]

为严防清廷排外势力死灰复燃,美国政府与其他列强一道,坚决反对清政府起用那些有排外倾向的官员。1903年1月22日,清政府任命原湖南巡抚俞廉三为山西巡抚,康格就以俞曾同情义和团加以反对,于26日照会外务部,称:“昨阅邸抄,奉旨山西巡抚着俞廉三调补。查该巡抚于光绪二十六年在湖南巡抚任内,教士被害并肆行凌虐各情,与该抚甚有干系,是以当经各国大臣拟以革职,永不叙用。嗣因减等改为革职留任,该抚宜如何痛改前非,乃本年七月间,复有英教士二人在该省被害。观以上各情,俞廉三调任山西巡抚要缺,本大臣实心诧异。查山西情形甚为岌岌,在光绪二十六年北方乱时,山西一省受创尤巨,邻省各处时有不靖,教士教民该省甚多,各国商务亦日盛一日。今以山西全省大权畀之于嫉视外国及所属、屡有伤害教士各案之人,贵国国家如此涉险,本大臣不得不预为指明,即希贵亲王一详审焉。”[40]2月5日,康格又与公使团一道照会奕劻和王文韶,抗议清政府重新起用因庚子事件而被降级的官员,要求清政府履行《辛丑条约》第10款义务,将有关取缔排外活动、保护外人的上谕重新张贴,称:“驻京各国钦差兹有一事提醒贵王大臣,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在京都所立和约第十款大略,中国政府允于两年内将所指之数道上谕,颁发各府、厅、州、县遍行布告。现据数国领事官称,有数省地方官似尚未遍处张贴,或于张贴后被人撕毁,或被风雨损坏,均未再行补贴。并有地方虽经张示布告,不过粘贴于附近教堂之处,余处则未张贴。所有未尽遵从和约第十款通行布告之地方,以河南、湖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各省分为最要,是以本大臣等按照友谊,合词提醒贵王大臣,并深信既已知此情形,自必速饬地方官遵约认真办理。再有一事,趁此机会须行声明。本大臣等惜贵国政府于一千九百年不幸事所革之员复行起用。即如俞廉三系一千九百年戕害洋人案内有干系之人,并于去岁八月间该省之案亦有干系,现经调任山西巡抚繁难之缺,即系交涉甚多,通商日盛之任,故本大臣等不能不视为应须声明,预行奉告也。”[41]对此,美国政府完全支持,并且认为联合照会的措词还“不够强硬”,宣称“清政府疏于履行张贴告示的义务是不可宽恕的,任命俞这样的官员违背了清政府对列强所做的承诺”。[42]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的共同干预下,清政府只好取消对俞的任命,由俞本人自行告病,准其开缺,于2月17日改任张曾敭为山西巡抚。[43]

对于清朝政府同意山东济南大学学堂章程规定所有学生均须向孔子行跪拜之礼,将那些不肯行礼的教民学生逐出学堂的做法,康格也代表美国政府,于1902年5月5日向外务部提出抗议,指责山东济南大学学堂章程和做法违背信教自由,违背中外条约,为守旧势力张目,要求修改学堂章程,指出:“中国朝廷迭谕百姓,不得逼迫教民,并迭惩办其逼迫者,自问可以先行自开逼迫之端为之榜样耶?……如严执此现定之章,以致从教学生禁入学堂,并行道教习,亦须逐出,愚民视之,必群以国家将除去耶稣之教,岂不与一千九百年欲行滋事情形一律乎。旧党之人将必因而生事,若再有事故,其责非归中国,其谁任之。”而且,此种做法也有损中国政府改革和与外国友好的形象,欧美人民“均必以为薄待,不能视为友睦,且必更视中国心怀仍为不善也,自应妥设善法,兴起学堂。缘中国政府允更新政,设立学堂,以求新学,各国人均指所立此章系为政府决无实意奉行新政之据。”[44]一个星期后,外务部即照会康格,通报已将来函要求饬山东巡抚查明核复。[45]在收到康格的报告后,美国政府于6月27日致函康格,对他的交涉行动明确表示支持。[46]

对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反洋教起义或民变,美国驻华公使和美国政府更是多加干涉,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对那些没有尽力保护外人的官员加以处罚。1902年初广西发生大规模会党起义,起义群众在中越边境打死一名法国官员。2月27日,康格在接到美国驻广州领事转达传教士要求提供保护的电报后,当日即致函外务部,要求告知叛乱具体细节。[47]次日,再次致函外务部,催促速转告有关情况,称:“昨日下晚,曾因接有广西南宁叛乱之电,函达贵部,乞未准有回音,缘该处有本国人居住,本大臣故甚心急,切望贵部得有如何信息,立即知照,此请亦系合乎情理,是以再请贵王大臣查照,即速见复是盼。”[48]对于外务部复函通告南宁叛乱系因云南和广西最近遭解雇的士兵发生哗变而起,康格在3月1日复函中盛气凌人地指责清政府处理不当,称:“在该处一时有如许散勇,殊堪诧异,兹须声明,谅贵王大臣犹记忆当日拳匪起事时,曾有官府亦同有此难即平靖之语,惟请贵王大臣立即严饬地方官,于该起乱地方所住之教士格外用心保护。”[49]为应付康格的责备,表示清政府对镇压广西兵变的重视,3月3、6日,外务部将清廷于2月28日和3月4日发布的关于迅速镇压南宁叛乱、切实保护外人的上谕,分别全文照会康格及各国驻华公使。[50]同年3月20日,在得知河南泌阳爆发乡民反洋教起义后,康格又立即派使馆中文秘书前往外务部,要求清政府为那里的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51]

1902年5月间,康格据美公理会教士报称在北京通州重建潞河书院遭到以王六为首的当地居民的抵制和威胁,并有殴打、驱逐教民,霸占房产之事,便于当月25日照会外务部,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指出:“查庚子年匪乱之始,与今无异,因未办罪于先,以致酿祸于后,万勿再蹈故辙,致有今昔相同之患。各地方官尤须申明律法,大展威权,务将犯法之人从严治罪,俾人民咸知安分,不复为乱,民教俱可相安于无事。况近畿重地,有如此大干法纪之人,岂能听其任意横行,置局外而不顾。本大臣有志必宣,所有此种情形,未自甘缄默。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即希设法妥办,免致别生事端可也。”[52]次日,外务部即回复康格,通报通州地方官已将王六拘捕归案,正在讯办,待证据确实,即当按律严办,决不纵容。[53]虽然后经查实,这是一起由日本通用公司参与和策动的教案[54],但康格还是要求对王六加以惩办,7月5日照会外务部,称:“查该日本人既已具结,以后不再多事,固可算了结。若将王六亦算完案释放,恐在牛堡屯地方难以十分保护教民,是以请贵部转行通州州牧,务须将王六查照律例审讯,无论何人,不准阻此照例办法。在光绪二十六年间,王六充当拳首,人所尽知,彼时曾戕害教民数人,亦系该犯为首。嗣经缉拿逃走,贵政府亦知近来王六复回牛堡屯肆行恐吓,使该处所住教民不安。按照和约律例,应行保护安分教民,岂容有此等凶恶之犯可以任便在该处游行,以致教民等生命财产均难保全。既有此情形,本大臣分所应行照知贵国政府,请即速为办理。”[55]在康格的干涉之下,通州州牧最后判处王六5年监禁,由外务部批准,并将判处结果通报康格。[56]

对于四川境内爆发的大规模的反洋教起义,康格更是多次出面与清政府交涉。1902年6月20日,美国传教士康拉德(Dr. Canright)电告康格:四川爆发1900年那样的排外运动,10名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官员办事不力,马虎应付。康格收到消息后,即于6月23日照会外务部,要求清政府立即采取必要和足够的措施,将叛乱扑灭在萌芽之中,以保护尚在那里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57]7月29日,美国传教士康拉德又致电康格,抱怨四川地方官员没有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抢劫和屠杀每天都有发生,形势处于危急之中。在收到这份电报的次日,康格再次照会外务部,指责清政府没有履行迅速平叛的责任,再次敦促清政府立即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避免进一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58]。此外,康格还两次亲赴外务部进行非正式会谈,建议清政府尽快罢免那些不法官员,另派得力官员前往镇压起义,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维持秩序,保护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59]在美国等列强的压力下,8月5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将四川总督奎俊开缺,以岑春煊署四川总督。康格对清政府的这一行动表示满意,认为奎俊的开缺显然是由于镇压最近的叛乱失败,岑赴任虽然需要3个月,但这一消息将会有助于改善那里的形势。[60]但不到1个月,康格又于8月30日迫不及待地照会外务部,催促清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恢复那里的秩序。9月18日,康格又照会外务部,警告说:“我不得不再次提请阁下注意四川省叛乱情况的严重性,最近来自成都的电文报告那里的骚乱并没有平息,危险反而愈益加重。这场运动看来完全是1900年拳乱的再版,地方官员的行为也是如此,政府的努力也不再有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相同的。1900年的经历表明:那一年发生的可怕的杀戮本来是可由政府采取及时和强有力的高压措施加以避免的。我相信目前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欧洲和美国都在密切注视‘排外主义’在四川省的发展,中国将因此继续留下恶劣的形象———她不能也将不会及时地镇压国内的排外主义。”[61]直至9月28日收到外务部的照会,通报四川反洋教起义已被平息,康格才停止施压,并于10月3日将外务部的照会转达美国政府。

需要指出的是,康格的这些交涉行动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的,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在与清政府交涉时,康格每次都向美国政府做过详细汇报。直至1904年底,国务卿海约翰还对中国国内的反洋教起义表示忧虑,12月12日致电康格,询问中国国内排外运动的情况,要求康格汇报。康格在12月14日的复函中,一方面报告中国国内确乎存在各种秘密会社,各地每年都有叛乱发生,但同时指出目前中国国内发生的叛乱虽然也敌视外国人,但主要针对清朝政府,并且由于这些叛乱往往分散,缺乏组织,以及清政府及时采取镇压措施,它们并不会对外人构成太大威胁。康格说:“总之,在我看来,不满情绪在中国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但其程度和性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秘密会社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清廷统治,但他们也敌视外国人。如果他们成功发动一场一般性质的起义,他们不但攻击帝国官员和军事及行政人员,也会攻击外国人。但这些秘密会社散布各地,彼此分割,互不协调,迄今为止,除了广西之外,制造骚乱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在广西,那些叛乱分子除了占据崇山峻岭之外,一无所获。清朝中央政府随时准备镇压破坏和平的骚乱,并且看来足以镇压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动,他们竭诚保护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我看不到有任何值得焦虑的理由。”[62]在此之前,为消除美国政府对清政府内排外保守势力复活的担忧,康格也做过相近的报告。他在1903年4月16日写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可能爆发另一场类似义和团性质的排外运动的传言存在明显夸大,指出:“因偿付庚子赔款的征税及其他额外的苛捐杂税所引发的地方叛乱可能会使外国人遭到攻击,使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失,但目前的清朝政府不可能发动类似1900年的排外运动,应宽宏大量地考虑到清朝政府对外人所表示的友好及对西学和进步的热情。他们也许像以前一样不喜欢外国人,并且渴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忘记1900年的教训。慈禧太后和她的谋士们深知他们那时做了一件极端恶劣的蠢事,他们现在都十分明智,不会不理解这一点。”[63]康格的这一判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内排外保守势力在《辛丑条约》之后趋于式微的事实。

三、拉拢和扶植改革派势力

在打击和严防清廷内保守势力的同时,美国政府对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势力多加拉拢和扶植。还在1900年和约谈判过程中,国务卿海约翰就指示康格对清朝统治集团内亲外的改革派官员予以保护,指出:“任何劝告对外国人采取友好行动或者在外国人处境危险时给予帮助的中国官员,因此而遭到贬黜或其他惩罚性的对待,这对于外国人虽是间接的,但却是实际上的一种侮辱。”[64]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康格积极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一道要求对主张与外国保持友好而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处死的总理衙门官员许景澄、徐用仪、联元、袁昶和户部尚书、内务部总管大臣立山给予某种形式的褒恤。[65]此外,美国还多次单独要求为前驻美公使张荫桓平反昭雪。1901年7月1日,美国全权特使柔克义代表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照会庆亲王奕劻,称:“上年六七月间,中国诛戮各大员时,曾将从前发遣新疆大员张荫桓亦经诛戮。追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八十九年间张大臣奉使本国时,尽心尽力,使两国邦交日愈加厚,无论公私各事,无不使人心均佩服。计由本国回华,迄其受刑时,虽已十一载,本国华盛顿人民闻其被戮,犹无不均为悼惜,本国国家亦以心契之友今已云亡,中国如此宣力之臣竟尔弃市,深为悲悯。本国大伯理玺天德深以为贵国大皇帝猝然刑一多年出力之大员另有确据,不过系因彼时地方变乱摇动之所致,嗣后必将按公允予昭雪。是以嘱本大臣转请贵王大臣据情入奏,请将张荫桓一切罪名开除,赏还原衔,追予谥典。诚能允如所请,本国国家与人民更必以贵国素敦睦谊,向于交涉一切悉秉至公,系为格外有据也。”[66]8月27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催促清政府尽快作出答复,强调“兹再言及于此,系因本国国家以此事为紧要,如贵王大臣愿为打电入奏,本国国家甚为心感。兹甚盼不日有好音见复,俾得转报本国政府已蒙中国大皇帝俞允可也。”[67]在收到照会后,外务部于次日即电奏朝廷,请求予以考虑。[68]两个多月后,康格再次照会外务部,敦促清政府尽快为张荫桓平反昭雪,指出此前全权特使柔克义已就这一问题两次照会外务部:“现已经三月,尚无音信显明中国政府有意秉公宽待此忠贤之臣,是以本国政府特嘱本大臣再致贵部大臣照会,请转为入奏,俾大皇帝得知美国深以此事为极要,请即按所请之意,即将张大臣原官开复,兹甚盼早得贵部即以已蒙谕旨,允照所请作复也。”[69]在美国的一再干预下,1901年12月31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恢复张荫桓名誉和官衔。[70]1902年1月2日,外务部将清廷的这一决定通告康格。[71]康格在接到消息的当日即向美国政府汇报,指出这道上谕三言两语,表明完全是出于英国和美国的要求。[72]2月23日,张荫桓的儿子致电康格,对美国出面迫使清政府为其父亲恢复名誉表示感谢。[73]

在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美国主要将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官员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作亲外的改革派势力,予以支持。1900年10月间,在风闻清政府将调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派保守官员出任长江流域各省总督的消息之后,驻华公使康格立即照会庆亲王和李鸿章,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这些委任或调动是对目前致力于谈判解决由中国不幸挑起的动乱的各外国极不友好的行动”[74]。在收到康格的照会后,总理衙门立即复函,向康格解释清廷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商办理和议事件,并准便宜行事,“自系朝廷倚任,断无黜撤之事”,并表示:“即使有与二督意见不合之人,但系国家重臣,断无敢于圣明之前有所倾挤。本大臣并未闻有此语,即贵大臣亦知其定非真确也……勿听谣言可也。”[75]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后,国务卿海约翰于8日分别致电和致函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称李鸿章为杰出的政治家,赞扬他多年来对美国的友好态度。[76]同时,对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表示欢迎,海约翰为此专门致电祝贺。[77]1901年12月6日,当时负责美国远东政策的柔克义也写信祝贺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称:“我很高兴从美国驻北京公使的来电中获知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没有更合适和有能力的人可以找来接替李鸿章,你的任命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则是一件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我经常向国务卿和总统谈论有关你的情况……作为你的老朋友,谨致最热烈的祝贺,并祝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如果有我可以为你尽力之处,请随时通知我,我将尽力而为。”[78]稍后,康格又对清政府任命对外人持友好态度的周馥为山东巡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79]。1902年10月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病逝,康格7日通报国务院,在介绍刘坤一生平中对刘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与列强签订协定,参加东南互保多加称赞。鉴于刘坤一的政治立场,国务卿海约翰也致电康格,对刘坤一的去世表示哀悼。[80]

1902年在一家美国洋行与端方的经济纠纷案中,美国政府也因端方为清朝统治集团内一位亲外的改革派官员而予以保护。1902年1月10日,美国茂生洋行(TheAmerican TradingCompa, ny)致电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以端方系天津元昌钱庄的业主为由,要求端方偿还茂生洋行贷给元昌钱庄的35000两借款,并威胁要将此事提交外务部。在接到茂生洋行的这一电函后,端方立即派手下人与美国驻汉口领事魏礼格(W ilcox)接触,声称端方并非元昌钱庄的业主,希望不要因这件事毁坏他在公众中的名声,给伤害他的政敌提供借口,并要求魏礼格代为致电美国公使康格,对洋行发送这样的威胁信加以谴责。[81]在受理这一经济纠纷案中,美国驻汉口领事魏礼格和驻华公使康格便以端方为清朝统治集团内一位反对排外的官员而有意予以保护。魏礼格在1月15日写给康格的信函中即表示:鉴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端方在陕西巡抚任上帮助许多外国人逃走,其中许多人为美国人,因此我认为他的合理要求应予关切。[82]康格在收到魏礼格的报告后,起初写信建议洋行提供有关证据,但在3月间收到端方对他本人和美国的对华友好政策表示感谢的来信之后,便拒绝将此案转交中国当局解决,表面理由是没有国务院的特别指示,公使馆不能插手商业合同纠纷,指出所有美国公民有关商业合同的纠纷,不管是针对外国政府或公民,如没有国务院的授权,均不属于外交介入的范围。[83]康格的这一解说,显然是为保护端方而找的一个借口。茂生洋行在写给康格的复函中就坦言“看来是元昌的业主是一位巡抚这一事实使这一案件复杂化了”,抱怨美国驻汉口领事魏礼格对这一案件抱有很大的偏见。[84]而事实也的确如此,5月7日康格写信请示国务卿海约翰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意见时,也特别强调端方为一位亲外官员,应予保护,指出端方“以与外国人友好而闻名。在1900年的严峻时期,他作为陕西巡抚,做出巨大的努力,成功地援助和保护该省的传教士。如果他被投诉到外务部,很可能正好为那些企图诋毁他的人提供机会。”[85]海约翰也对康格的处理意见表示赞同,拒绝受理此案,6月21日做出指示,称:“正如茂生洋行代理人在4月17日致公使馆的信中所说‘这桩起诉不是针对中国政府,而是针对个人’,因此,这不是一桩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来的诉讼。”[86]对美国政府来说,美商的35000两银子的分量显然不及拉拢一位清朝亲外高官来得重要。

1903年4月12日,清政府任命亲外的庆亲王接替荣禄出任军机大臣,康格即表示支持,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排外保守势力回潮的担忧,指出荣禄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而庆亲王不像荣禄那样不喜欢外国人,他既不固执,也不残忍,他比荣禄更倾向进步;他对慈禧太后虽然没有像荣禄那样有影响力,但不管影响如何,他总比荣禄好。[87]对清政府于4月5日任命锡良为闽浙总督,康格也以锡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对外国人态度多有转变而倾向肯定,指出锡良虽然在义和团时期曾倾向排外,过去几年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一直对他表示怀疑,但他在近期谈话中表现出对外人友好,倾向进步,他最近在河南任上的公正行为得到了居住在该省的外国人的好评。[88]

为加强对清廷朝政的影响,美国政府在1902年初清廷实行机构调整时还曾希望清朝中央各部聘用外国顾问,指示康格多加留意,争取有美国人在清朝政府中担任顾问。[89]而康格本人则曾建议在使馆内设立一个“腐败基金”,向清朝官员及时购买一些重要情报。但他的这一建议被当时负责远东政策的国务院官员柔克义坚决否决。柔克义认为:让外交官从清朝政府中的下属官员中购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明智的;虽然我们有时可以通过康格提议的办法获得一些重要商业情报,但只要使馆人员与中国人及其他使馆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没有必要经常从中国政府的官员那里购买情报,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设立一个“腐败基金”,供驻华公使支配。如果驻华公使偶尔因获得重要情报需要奖励某人,他应该很高兴自掏腰包,而不能要求“腐败基金”。[90]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1903年初在得知袁世凯有意招聘金融方面的外国顾问的消息后,康格便立即写信给袁世凯,要求聘用美国顾问,但后因聘用月薪过低(月薪500两)而放弃要求。[91]

此外,康格夫人[92]也对慈禧太后多加拉拢,鼓励慈禧太后执行开明的改革政策。1902年2月1日,康格夫人作为公使团夫人代表,在宫中觐见慈禧太后的致词中热情鼓励慈禧太后忘却庚子年间的不愉快历史,追随世界进步潮流,增进中外交往,并祝愿清政府的改革获得成功。她说: 

尊敬的太后:外交团夫人们荣幸地接受您的会见邀请,我们真诚地祝贺您和您的朝廷自由和平地返回京城。导致您弃离美丽京城的不幸事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您平安地返回北京和这座完好无损的皇宫,将是未来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未来的历史此时尚不为人们充分理解。过去二年发生的事件就像对世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您也肯定是十分痛苦的,但这一悲惨经历的伤痛是可以消除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将建立起更为友好、更为信任、更为坦诚的关系。

世界正在前进之中,进步的潮流不可阻遏,希望中国也与世界其他伟大的民族一道加入这一伟大的进程之中;祝愿所有的国家都显示宽容、善意和尊重他人,互惠互利。最近的上谕给予您的人民和帝国极大的美好希望,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太后和皇上,引导你们实现这一愿望。[93]

此后,康格夫人利用与慈禧太后建立起来的关系,为促进清廷与外部的交往和接触,不顾外国舆论的反对,多次前往紫禁城或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宴请,并争取慈禧太后同意朝廷王公贵族的妻妾和女儿到美国使馆做客,共进午餐,另邀请庆亲王和朝廷其他高官及随从232人出席美国使馆举行的晚宴,认为清廷王公贵族的女眷们接受她的邀请“是告别传统习惯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94];与清廷王公贵族的“经常性的联谊,不管是社交性质还是政治性质,都会增进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95]。在与慈禧太后的交往中,康格夫人除介绍美国的感恩节、葬礼等风俗外,还鼓励慈禧太后将朝廷子弟送往国外留学,以及颁布禁止缠足等改革上谕。

另一方面,为消除外人对慈禧太后的偏见,增进清朝宫廷与外界的交往和接触,1903年6月15日,康格夫人还利用陪同美国海军提督伊文思(Evans)夫妇前往宫中觐见的机会,说服慈禧太后同意聘请美国画家替她画像,供次年在美国举行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以便“向外界展示这位被故意错误报导的妇人的真实感情和个性”,称赞慈禧太后观察和接受事物的直觉能力非一般人可比。[96]8月5日,康格夫人亲自陪同美国女画家卡尔(Katherine Augusta Carl)[97]到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开始画像。次年4月,慈禧太后人像画竣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积极配合清朝政府,将画像运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博览会结束后,驻美中国使馆又遵照太后旨意,派员将画像运至华盛顿,赠送美国政府收藏。而女画家卡尔归国后,也为慈禧太后辩护,于1906年出版英文著作《慈禧写照记》(W 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98],详细讲述她在宫廷为慈禧画像的经历。

鉴于康格夫人在促进清朝宫廷与外界交往以及改变慈禧太后在外人中的形象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1905年4月1日,在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离任前夕,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于宫中接见康格夫人,授予康格夫人一枚勋章及其他礼品,称:“贵夫人驻华数年,迭次觐见,倍极欢洽,现将远行,更深眷注,特赏像一分,宝星一座,锦缎四卷,用示记念。贵夫人赋性贤淑,深为嘉尚。惟愿福祉攸加,随时珍重。”[99]康格夫人与慈禧太后的交往,可以说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一桩成功的夫人外交。

四、结　语

综观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一方面有其历史连续性,是既往对华政策的延续,但同时也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的具体体现。正是从门户开放原则出发,美国政府在20世纪初开始有意识地将拉拢和扶植清廷内改革派势力以及打击清朝统治集团内的排外保守势力作为其对待晚清朝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样,正是从门户开放原则出发,美国政府原则上鼓励和欢迎清廷实行稳健的改革政策,尤其是进行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关的行政改革,并希望出现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率的政府,维持中国国内的稳定,为美国在华推行门户开放原则提供保障。1902年5月21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的实际制订者柔克义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要维护中国商业的门户开放,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内部状况,鼓励中国实行行政改革。他指出:贵会的特殊兴趣是贸易,但要促进这一目的,就要求贵会不能不对鼓励和促成中国的行政改革予以关注,通过提供明智和及时的建议,帮助中国维护她的完整和独立,并促进她的进步。同时,通过在我们的同胞中传播有关东亚状况的正确知识,避免采取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扰乱中国人民并可能会引发重大骚乱的草率行动,或提出不合时宜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贵会的特殊利益,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的总体利益。他对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只有纯粹的商业利益而没有政治利益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呢?由我们的国务卿通过成功的外交谈判所获得的中国门户开放可能会被称为是纯粹商业性的吗?它们难道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状况产生深远影响吗?贸易界所抱怨的苛捐杂税难道不是中国政治的直接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政府的无能和弊政导致束缚生产、妨碍出口并削弱中国人的购买力的结果吗?[100]1904年8月5日,柔克义在美国海军学院所作的演讲中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时再次明确宣示,美国宣布对华门户开放原则,使美国与那些通过武力和军事侵略控制中国的列强不同,它们对华采取直接的武力压迫,希望维持中国政府的虚弱、无能和腐败;美国作为一个寻求商业利益和政治机会均等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便获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101]因此,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并非像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向在华列强提出的一个原则性倡议。事实上,它同时也是对中国提出的一个要求,尽管美国政府当时主观上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由于将门户开放原则当作对中国的一种恩赐而自作主张,在提出门户开放原则之际事先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或与中国政府协商。但美国在1899、1900年前后两次发出门户开放原则照会,要求列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为各国商品提供同等税率和便利条件,以及要求各国支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除了要获得列强的认同外,自然离不开中国的配合,美国政府必然会如柔克义演讲所表达的那样,将门户开放原则合乎逻辑地贯彻到对中国内政问题的态度上。并且,由于受列强的牵制和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在国际关系上常常大打折扣,被人们讥讽为“机会主义”或不切实际的“梦幻”[102],但透过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以及1903年的中美商约谈判,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却在不折不扣地贯彻门户开放原则,并在后来的历史中表现得愈益明显。因此,评价美国门户开放原则,不仅要探讨它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情况,也要考察它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内政的关系。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美国虽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开始向太平洋扩张,执行独立的对华政策,但受国力及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传统以及美国驻华外交官自身素质等诸种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关注和干涉仍然是有限度的。他们的观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大致说来,他们比较重视教育改革以及与贸易、投资有关的改革,而对清廷政治改革的关注和兴趣则相对冷淡,并且对清廷的改革诚意和自我革新能力也持不信任态度,甚至怀有偏见。他们对清廷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划分固然有一定的依据,但同时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主要以对外国人的态度作为判断依据———凡是对外国人持友好态度的便视为改革派予以支持,凡是对外国人持抵制态度的便视为保守派加以压制。美国政府在观察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变动中的这种片面性和主观性,在他们此后一味支持袁世凯政治集团的过程中表现得愈益明显。此外,美国政府的片面性还表现在对清朝统治集团之外的政治势力和影响缺乏必要的关注。他们不但对中国民众朴素的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斗争的合理性缺乏同情和理解,而且对以康、梁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派势力的崛起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亦未加关注。美国政府在新政伊始观察中国政局演变中暴露出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清末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后来美国“失去中国”的原因之一。

就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影响来说,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清廷改革,拉笼和扶植改革势力,打压排外和保守势力,有助于改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助于清廷改革路线的沿续和发展,从而有助于中国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其他列强超出国际法范围,肆意干涉清廷朝政,逼迫清政府取缔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不但破坏中国主权,同时严重损害了清朝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使清朝政府蒙上“洋人的朝廷”的恶名,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民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美国等列强干涉清廷官员的任免,当时国内舆论就指出:“夫黜涉〔陟〕官吏,本朝廷自有之权,乃外人干预,致我之用人,不能自主,事之可愤,孰甚于此!”[103]总之,美国等列强干涉清廷朝政的行为并不利于中国向近代国家的正常转型,反而助长中国国内的革命和动荡,甚至为后来中国陷入军阀混乱埋下祸根,其消极后果远过于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也透露出新政伊始清廷朝政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诸如改革主义复活,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等,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像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趋于明朗。同时,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也表明,随着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环,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清朝政府在20世纪初遭受八国联军侵略的打击之后,的确滋长了亲外和媚外的倾向,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的确进一步加深。但同时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辛丑条约》之后的清朝政府说成是“洋人的朝廷”(这种说法更多是当时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做的宣传,并不适合用来作为科学的历史评价),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表现出来的亲外倾向固然有媚外的成分,但其中也有主动迎合世界文明,告别中国传统外交,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意图。这在清政府最后10年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外交事件的应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鉴于清末中国历史较诸以往任何时期更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加强晚清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研究,或许可为晚清政治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　　

〔作者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