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始起于香港，此即孙中山自述其革命思想源起于香港[1]。其次，则为孙氏于1894年11月24日首创兴中会于檀香山，亦以香港、广州、澳门三地为起点。此因1886年孙氏于广州博济医院习医时，得识具有会党背景的同学郑士良；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相继结织尢列、陈少白及杨鹤龄四人，高谈反清而被当局视为“四大寇”[2]，并透过尢列得以认识辅仁文社之杨衢云、谢缵泰，均属志同道合。1892年孙氏毕业后至澳门行医，结识当地绅商如何穗田、吴节薇等人，然皆非激进者；只有同乡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而得以成为澳门行医时期的同志。继而于广州行医时，结识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王质甫诸人，以双门底圣教书楼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地。此其于粤港澳三地，结识反清同志之人脉，并已计划成立团体，而得以日后组织兴中会”[3](p1、2、75)。至1895年2月21日，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继而返回香港，进行革命，以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尢列、杨鹤龄、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等人为骨干，成立兴中会总会于港岛史丹顿街13号，密谋起义。于此可见香港在第一把革命火炬——兴中会成立时的关键地位。而更重要的意义则为同年策动乙未广州起义，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先声。故此，香港兴中会总会为探究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之源起，是不容忽略的课题[4]。
    一、兴中会的创立
    兴中会为孙中山倡导革命，首先成立的革命团体，从而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3](P1)。然有关兴中会创设的早期记述，冯自由指称为清季革命史料中“最简略”者。其初只能见之于孙中山自传如《伦敦蒙难记》(1897)、《有志竟成》(1919)、《中国革命史》(1923)、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及谢缵泰的英文记述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中华民国革命秘史》(1924)数种，而以谢氏一书最系统。其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为兴中会的创立及早期发展，留下“最有价值之记载”。其次则为冯氏所编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28)和5集《革命逸史》(1939-1944)，为兴中会记述最多最详者。此乃冯氏于14岁时随其父镜如营商，侨居横滨，适为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于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逃难至横滨，寓属其父家中，得以亲闻三人讲述兴中会“有声有色”之故事。横滨兴中会分会成立后，亦由其父出任会长，而冯氏遂于其时加入，由是得悉兴中会创立时期情况而详加记述，为该会留下重要史料①。
    及至1928年中国国民党北伐统一后，开府南京，获取全国政权而成为执政党，其创党日期遂受党人的关注。时邹鲁出版《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主张兴中会乃于1892年创设于澳门而非檀香山之新说，遂引起党国及革命元老的争论，最终仍以1894年孙中山创设兴中会于檀香山为确论②。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兴中会亦受到国内外史家的关注，有关兴中会的研究渐多③。其中尤以香港成立的兴中会总会，最受注意④。本文即由兴中会的创始入手，探析香港兴中会总会之成立及其于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从而说明香港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之摇篮。
    关于兴中会之创立，孙中山日后于其《建国方略》之《有志竟成》，已明确指出乃1894年于檀香山所创设，此点亦为革命史家如冯自由等所首肯⑤。然党国元老邹鲁却于1929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引述孙中山：《伦敦蒙难记》一文，谓1892年于澳门成立少年中国党，此即兴中会。故主张兴中会始创于1892年之澳门，从而引起冯自由及其时党史会之关注，引起讨论，然皆无一赞同兴中会始创于澳门一说⑥。然除此说外，尚有尢列撰《杨衢云略史(中国革命兴中会最初之实录)》一文，提出1893年孙中山于广州设东西药局行医时，与陆皓东、郑士良、尢列等聚会于城南广雅书局之抗风轩，提议成立兴中会，“众赞成之，即日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5]。此即兴中会1893年成立于广州之说。由此可见，兴中会之始创，即出现1892年澳门说，1893年广州说及1894年檀香山说。
    其中邹鲁首创澳门说，一经提出，立即为党国元老如邓慕韩、邵元冲、戴季陶、陈果夫、张溥泉等人先后撰著反对，予以否定，并均以檀香山为是[6](P10-11)。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为冯自由反对，冯氏以孙中山之《有志意成》及《中国革命史》之记述为主，指澳门说为“子虚乌有”，已于前述。时兴中会元老陈少白亦于1931年响应党史会查问，并致函说明，肯定兴中会乃始创于檀香山，至此兴中会首创于檀香山由是确立。其后党史会又据檀香山兴中会创始会员何宽、李昌两人，交纳会银于1894年11月24日之记录，而将此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建党纪念日[6](P55-60)。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陈锡祺亦认为邹鲁之澳门说牵强附会⑦。至于1893年广州说，一般学者认为尚未见成立组织，只能视之为发轫[4](P157)。就上述三说观之，仍以檀香山一说最为确切[6](p41-49)。
    综上所引述之资料，可见香港、澳门及广州，均为兴中会具体组织成立前之酝酿，始有日后檀香山兴中会之创会。然更重要则为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盖因“一切革命活动，皆以革命领袖所在地为中心”，而兴中会之重要领袖如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人皆由香港而出[4](P157-158)。故香港兴中会总会为清季革命团体中居首要之地位。
    二、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
    香港兴中会成立之初，即被目为总会，盖因香港兴中会宣言之第一条已提出总会及分会设立之名目[6](P62)，虽然其时没有明指香港兴中会为其总会，但随着广州、横滨、南非、台湾、河内等分会的成立，皆由香港兴中会成员所拓展而生。香港兴中会无疑已具有总会的名实[3](P2)。
    然而近日即有论者重提此事，谓香港兴中会，并无总会之名，以称香港兴中会为宜。其主要论据乃引用陈少白于1931年复函党史会，谓兴中会之创设乃：“逸公系于甲午夏赴檀香山……吹唱革命，此会实创于此时，是年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乙未正月僦屋士丹顿街，系继续开会而已。”从而指出香港兴中会无总会之名⑧。事实上陈少白于复函中虽无总会之称，然其于1939年由许师慎笔录其口述而出版之《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于书中却明言，他本人与孙中山同在香港设立“乾亨行”，表面做买卖，而暗地里却“作为我们的总机关”，指称兴中会为总机关。可见陈氏最终仍视香港兴中会为总会。揆之香港兴中会的创会及早期成员记述，该会或被孙中山称为“干部”，或被陈少白称为总机关，或被谢缵泰称为总部(headquarters)，或被冯自由称为“总会”、“总机关”、“总会所”、“总部”、“实行机关”等名称。然皆无不指向香港兴中会为其首要组织，不言而喻⑨。其后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于编刊《革命文献》第64辑《兴中会革命史料》时，亦明确地将香港兴中会冠以总会之名。由此可见，香港兴中会无疑已具总会地位，亦由此使香港兴中会总会得于清季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香港兴中会总会的重要性
    革命运动之推行，有赖立会、宣传及起义三者。立会乃求志士仁人成立革命团体，致力革命。宣传乃发行报刊，宣扬革命，借以推广。而起义则为透过革命武力推翻现有政权，进行破坏而后始有建设。香港兴中会总会于此三方面均扮演开创的角色，现分别论述如次⑩：
    其一，立会。檀香山兴中会虽具首创地位，然尚未具革命之性质及行动。而现时可见两会之宣言及章程，香港兴中会总会明显具有反满色彩，并具组织发展之行动纲领。现以檀香山及香港兴中会之宣言及章程比较说明以证之[6](P1-2，61-64)。
    就宣言而言，两者均指出中国面临内忧外侵之危机，共同提出联合志士、贤豪以“兴中”，救国救民意向明显。其中香港宣言提出“中国积弱，至今极矣”，较之檀香山宣言，“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更觉迫切。此外，香港宣言对于清廷腐败，贪污无能，残民自肥，进行挞伐，更具激进思想(11)。
    就章程而言，香港较檀香山章程之9条，增多1条，合计10条。香港章程对前章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其条文内容可分别从宗旨、组织、招收会员、经费及方向作出比较说明。
    就宗旨而言，香港章程第2条“宗旨宜明也”，明言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国强兵之学，借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而檀香山章程，则未提讲求富国强兵之学。
    就组织而言，香港章程包括第1条“会名宜正也”，第4条“人员宜得也”，第6条“支会宜广也”，第9条“公所宜设也”，第10条“变通宜善也”，合计5条。提出设立总会及分会，总会设于中国，分会设于各地。总会设总办1人、协办1人，管库1人，华文文案1人，洋文文案1人，董事10人，负责会中事务。分会(支会)则于各地，每处只设一支会，会友至少须有15人，始能成会，并由总会给照认妥，互通消息。支会须设一公所，为会员办公之处，讲求兴中之法。并容许支会，随时变通，因应所宜，另立规条，可见香港章程重视会务之扩展。而檀香山章程未有总会、分会名目，更未有分会体制的说明。
    就招收会友而言，香港章程包括第5条“交友宜择也”，第7条“人才宜集也”。新招会友，要由旧会友二人推荐，并经董事观察后带其入会，亲填名册，缴交会银；共同挽救中国危局，并接纳肯为中国尽力的中外各国人士加入。檀香山章程从未提及接纳外人加入。
    就经费而言，香港章程包括第5条及8条“款项宜筹也”，会员需缴会银5元，由总会发给凭招持执。由于办事重大，需款浩繁，并设立“银会”集资。每股10元，可认购1股至万股。于开国之日，可收回本利100元。而檀香山章程则无银会之议设。
    就方向而言，香港章程第3条“志向宜定也”。提出“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此亦为檀香山章程所阙如。
    更重要则为入会需要盟誓。据冯自由之记录，可知香港兴中会总会之入会者，均需宣誓，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已具推翻现有满清政权，谋求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意向(12)。
    凡此种种，可见檀香山虽同有宣言及章程之记述，然于宣言明显较温和，未见明确反满。于宗旨则未提富国强兵。于组织则未具总会、分会之设。招收会员，未见注意外国人士，借以扩大组织。经费则未有银会之设，此未有行动之计划。而对于发展方向，则竟付阙如(13)。相对而言，香港兴中会总会已成为一具有革命理念及实践的革命团体。进而言之，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虽成立职员会，推动会务，但可见之活动，规定每周周四晚，须有正、副主席其中一人赴会，始可集会，则显示其组织松散，性质较像一议政俱乐部。难怪学者认为香港总会之成立，兴中会才具重要性及历史意义[6](P51)。
    新成立的香港兴中会总会，首要即为策动起义，是为乙未广州之役。故香港兴中会总会实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具革命性质之革命团体。除由孙中山潜入广州，于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设立“农学会”，借以掩饰其革命意图，是为广州兴中会分会之首设。及至策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逃难日本，于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陈少白则至台北成立台湾兴中会分会；杨衢云则于约翰尼士堡成立南非兴中会分会。而孙中山进而联络三合会，长江会党哥老会，合组兴汉会；继于河内及旧金山亦分别成立分会。由此可见亚、非、美洲各地相继成立兴中会分会，此皆由香港兴中会总会成员四出活动而建立者。而香港兴中会总会虽非首创，然却为致力于革命之最先革命团体，其重要性于此可见。难怪冯自由说：“香港为我国革命党人之策源地”(14)。
    其二，宣传。香港兴中会总会章程第三条，早已说明“设报馆以开风气”，及至孙中山于伦敦蒙难，由于英国报章报导，建立其革命英雄形象，得以闻名于世，继见康、梁保皇党人办报，鼓吹保皇而生成效，留下深刻印象(15)。此外，香港为近代中国华文报纸首开风气之地区，如黄胜主编《中外新报》、陈霭廷编刊《华字日报》、王韬创刊《循环日报》。孙氏对后二报宣传革新言论，有所认识[7]。1899年同于日本的陈少白，向孙氏建议回港办报，借文字以鼓吹革命，获孙氏同意[8](P36)。并借曾协助菲律宾革命党人购买军火所获赠款，于横滨购买印刷机器，付运至香港，支持陈少白在港办报。1900年1月下旬，陈少白租得港岛士丹顿街24号(今香港陆羽茶室)为报社，亦成为日后武装起义的机关。遂创办《中国日报》，乃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为该报命名。该报由是成为革命党人办报宣传革命言论之“元祖”，为清季革命报刊之始起，亦为兴中会及同盟会时期革命党的重要革命喉舌[9]。
    《中国日报》创办之始，由陈少白出任社长及编辑；至1906年始由冯自由继任；1910年交由南方支部主理。1911年广东光复，该报由香港迁至广州，至1913年为龙济光所封禁而结束，前后13年。其间经费主要由香港商人李纪堂及李煜堂等人出资支持，得以维系。先后参与该报之编辑，较著者如洪孝允、陈春生、郑贯公、陈诗仲、黄世仲、廖平子等人。该报刊行，初为每日出纸两张，后增至6页；一改旧式排印的长行直行，而仿效日本报纸格式，以横行短行排印，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除日刊外，尚发行十日刊一种，称《中国旬报》，以“游戏文章、歌谣，讥刺时政”。该报首创战地记者制度，报导党人之历次武装起义，如萍乡之役，安庆之役及镇南关之役等。开办之初，鉴于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未敢公然倡论革命排满，半年后，言论转趋激进，由是引起中外人士注目(16)。综观该报之言论，于兴中会时期在于宣传革命，攻击保皇党，揭露满清腐败。其后随着革命风气日开，武装起义前仆后继，言论遂转入激烈。随着人心转向革命，该报亦日见发展，不独为华南粤港地区革命言论之光，并见其影响海内外革命同志，此即陈少白所谓“闻风兴起，同主义之报林立”[8](P62)。
    期间尤以东京和上海两地成为党人办报宣传革命之两大中心，其次则为香港、横滨。除此四大革命宣传中心外，国内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福建等省，亦相继而起。海外尚有檀香山、旧金山、南洋、欧洲等地，均有报刊宣扬革命。清季革命思潮由是传播益广益深[10]。凡此种种，皆可见《中国日报》在清季革命运动舆论阵地中所居的开创地位，堪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11]。该报记者陈春生评价该报：为以“凿山开道”宣传革命，最终促成革命之成功[12]。
    其三，起义。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立即选出会长黄咏商，并捐出8000元作为经费，遂策划首次广州起义。计划乃由孙中山进入广州部署，而杨衢云留港负责后勤，招募起义队伍、购买军火及输送起义伍进入广州。于起义前夕，由于黄咏商辞职，再行推选杨衢云担任会长，并策动乙未广州之役，可惜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人遂退返香港，再逃难至日本[13](P113-116)。由此可见首次起义，已确定广州为起义目标(17)。而香港自此遂成为清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于此进行策划、筹款、购买军火、输送革命队伍进入起义地点，失败后则退返香港。此一由香港兴中会总会策动革命的起义模式，此后，分别见之于兴中会时期之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同盟会时期1907-1908年粤、桂、滇三省边区起义之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以至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三·廿九”广州之役，无不以上述模式进行[13](P116-160)。难怪冯自由谓“皆利用香港为出发点，是即历届我国革命军之大本营所在地”(14)。
    四、结论
    清季自1895年由孙中山起而倡导革命，成立兴中会。随着清廷于内忧外患中，国势日渐凌替，清王朝威信渐失，海内外具有爱国及新思想的华人，相继起而投身革命，终于推翻满清。其间革命党人之重要活动地点，包括香港、广州、澳门、檀香山、日本(横滨、东京)、河内、新加坡、槟城、上海以至武汉各地。其中广州被称为革命策源地[14]，日本被视为革命运动之摇篮[15]，武昌被视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16]，然香港则如本文文首所言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源地。就本文对香港兴中会总会的研究，可见该会虽非兴中会之首创，但却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具革命性质的革命团体；继而创刊《中国日报》，为中国革命报刊之始；而其所策动之武装起义——乙未广州之役，更为革命党策动武装起义之第一次。凡此皆可见香港一地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先拔头筹的角色。而香港亦由此被誉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摇篮地”[17]，而成为辛亥革命史的“首章”[11](P227)。
    注释：
    ①引文见冯自由：《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革命逸史》，4集，页66-73。冯氏又于文中叙述谢缵泰之生平及称许其书之史料价值。并提及亲闻孙中山口述其兄孙眉贱卖牛牲，支持首次乙未广州起义。又乙未一役失败后，逃出广州，密乘小轮逃亡澳门，因舵手不知水程，孙氏且代其执罗盘行驶的惊险故事。又关于孙中山自传及参与革命的自述，可参黄彦编注：《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
    ②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重印)，页26，注1。邹氏据《伦敦蒙难记》，及《有志竟成》指出孙中山行医澳门、广州，而始创兴中会于澳门。并谓此新说，“正与诸同志再三公开商榷中”。然最终未被接纳，见《创党纪念日之确定》，《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64辑，页10-60。
    ③黄彦：《兴中会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新华书店，1986)，页307-320。就大陆学者对兴中会的组织、宗旨、特质、历史地位及乙未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之研究，以及相关论点作出说明。唐自斌：《兴中会》，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页209-215；论述中外学者对兴中会成立时间、地点、性质及作用之观点。此外薛君度以“孙(中山)、黄(兴)”并举的观点，回遡兴中会研究，尤重杨衢云及“辅仁文社”一派于创建兴中会的地位，参Hsüeh Chü-tu, "Sun Yat-sen, Yang Ch'ü-yü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 102-122。张玉法对兴中会的创立、组织分布、会员成分、活动及影响作出详细论述，可参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页141-250。
    ④吕士朋：《兴中会香港入会诸志士的研究》，吴伦霓霞：《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革命开国文献》(台北：“国史馆”，1996)，2辑史著一，页569-606；蒋永敬：《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页305-332；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64.
    ⑤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6卷，页22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28)(台北：“世界书局”，1971)，1集，页4；《兴中会于檀香山之铁证》，《革命逸史》，3集，页24-30。
    ⑥邹鲁：《关于兴中会创立的时间与地点》，《革命文献》，64辑，页10-16；冯自由：《兴中会于檀香山之铁证》，冯氏一文除引孙氏《有志竟成》所说，并谓少年中国党未能等同兴中会：并引创会者陈少白致兴中会函，确证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而党史会召集委员会讨论，亦无同意始创于澳门，又参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革命逸史》，3集，页123-129。指孙氏谓前此伦敦蒙难记，乃处英京有所忌讳，未敢承认其本人手创兴中会及表示该会之宗旨。故日后撰写《有志竟成》及《中国革命史》，据实重新修正。故创党澳门乃“子虚乌有”。
    ⑦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页21-22；以孙中山日后纠正《伦敦蒙难记》所记澳门成立兴中会(少年中国党)乃意图扰乱清吏，兴中会实创于檀香山。并引陈少白所说壬、癸(1892、1893)两年并无立会之事以为证。
    ⑧容若：《香港兴中会是总会之说，虽有记载经不起考验》，《大公报》，2011年4月19日；并参其《孙中山檀岛学英文广州学西医》，《明报月刊》，46卷7期(2011)，强调香港兴中会并非总会，且香港亦非近代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而为“英国统治的香港以外开始”，意指檀香山。又陈少白函复党史会，见《革命文献》，64辑，页49。
    ⑨孙中山：《有志竟成》，页229；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一)，页7，记总会；《兴中会于檀香山之铁证》，页28，记为实行机关；《华侨革命开国史》，页3-4，记总部、总会所；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Hong Kong: The South Chinese Morning Post, 1924), p. 8.
    ⑩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7卷，页63-65，并参蒋永敬：《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亦就此三方面说明香港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
    (11)《香港兴中会宣言》，《革命文献》，6辑，页62，“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Marie-Claire Bergére, Sun Yat-sen(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2.
    (12)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页4，26。冯氏记述香港及檀香山兴中会均有相同之誓词；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pp. 50-51. Schiffrin指出檀香山兴中会亦有誓词，且极可能与香港兴中会相同；然国内外学者不少否定檀香山兴中会已有誓词，认为誓词由香港总会才开始，参唐自斌：《兴中会》，页214；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24-25，认为檀香山兴中会早有誓词，有可疑之处，因没有其他文献支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页51-53。沈氏透过对冯自由著述相关记录之分析，亦怀疑檀香山兴中会誓词可信性。
    (13)黄彦：《兴中会研究述评》，页314-315，有学者甚而指出香港兴中会总会宣言、章程已微露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
    (14)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页1，4，31-41，49-50，61-62，117-118。
    (15)邵铭煌：《香港中国日报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革命开国文献》，2辑史著一，页270-275。孙中山因伦敦蒙难而建立其英雄形象，可参J.Y.Wong(黄宇和)，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7-63.
    (16)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页8-10；吴伦霓霞：《香港反清革命宣传报刊及其与南洋的联系》，页411-412，指陈少白长于国学，洪孝允乃旧学出身，曾任职《循环日报》，而郑贯公则早年留日，于该报介绍欧美自由、平等、人权新说、充实内容。
    (17)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说》，《孙中山全集》，1卷，页183-184，认为广东为起义地点，乃因“人地合宜”，且“利于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