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时期中美关系若干问题补正

戴海斌

发布时间：2012-1-29

 

摘要：美国在庚子事变时扮演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没有参加大沽之役，因此被视为调停战事的对象，在“东南互保”交涉过程中，表现较他国更易沟通。北京使馆被围期间，美国最早实现在京公使与外界的电报联络，其国书中对华相对缓和的表述，也被援引为“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之据。事变期间，美国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稍后又有跌落，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度显示其重要性。刘坤一、盛宣怀、余联沅等地方官员对美国特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其才干和魄力，也在沟通中美之间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外交要冲的李鸿章之所以“弃美就俄”，一方面缘于其实用主义外交的机动性，另方面，也由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所决定。

关键词：庚子事变；中美关系；李鸿章；张之洞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发生及一系列后果深刻影响到中国内政与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早期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部分，基本上是被纳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脉络中展开叙述的，而美国首当其冲，被指控为“最凶恶的敌人”、“主要刽子手之一”①。较近的研究已能够脱出政治批判的视野，不仅注意到当时美国国内舆情的主流，也对在华传教士团体的政治能量有所考察②，美国在义和团战争前后具体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质得到区分和辨析，至于“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新帝国主义扩张方式的出台背景，也在研究中进一步微观化③。上世纪之初，美国似乎远非今日国人所认知的形象，它首倡“门户开放”作为自身政策标签，在对华外交上保持相对柔软的身段，与各色穷形尽相、穷奢极欲的老牌或新兴帝国主义相比，确乎稍显清新。无怪丹涅特会说，“美国在１９００年的政策，向来披着一件利他主义的外衣，它的动机虽然不是明显的急公好义，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是存有善心的”④。“中国所以不曾亡掉，美国的政策至少有相当维系之功”，诸如此类论调曾经一度流行⑤，而在战后和谈，尤其庚子赔款问题上美国对华所作的友好表示，也常被人津津乐道⑥。不过，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即便在大洋彼岸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⑦，反观美国较近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已驱除了洋溢在早期著作中的那种良好感觉，而致力于检讨中美之间所谓“特殊关系”的真实内涵⑧。事实上，事后盘点美国对华政策，无论以正负两面立意，或都各自可以找到相当证据提供支持。本文更关心的是，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观感，以及与美国人具体交往的事迹，希望通过史实层面的重建工作，理解当时中美关系的意义及其限度。在这方面韩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Ｈｕｎｔ）曾予适当点题[9]，而张忠栋的专题论文已做初步讨论[10]，本文拟综合中外史料，在先行研究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补证，并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解。

一　大沽开战后双方反应

对于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骤兴，美国政府起初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从１８９９年末到１９００年上半年，根据在山东、直隶等地传教士源源不断的情报，驻京公使康格 （Ｅｄｗｉｎ　Ｈｕｒｄ　Ｃｏｎｇｅ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７）多次向总理衙门发出抗议照会，并联合其他公使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拳和大刀会[11]，甚至对山西巡抚毓贤的任命也强加干预[12]。但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并未有足够重视，直至６月还没有从发自北京的时事报告中明确行动方向。而且，自上年发表“门户开放”宣言后，美国始终警惕其他列强，尤其俄国的对华领土野心，不 乐 见 形 成 威 胁 自 身 的 对 华 军 事 同盟[13]。６月１０日，国务卿海约翰（Ｊｏｈｎ　Ｈａｙ）训令康格称：“除竭力保护美国利益，特别是美国公民和公使馆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对华政策。不得结盟。”[14]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对外电信全部中断，战事已近一触即发[15]。

至６月１５日，已近一周未获来电的海约翰意识到事态严重，向康格电询：“需要更多军队吗？与舰队总司令联系并提出报告。”[16]几乎同时，在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夺取大沽炮台[17]。这一决策完全出于军事考虑，就外交和政治角度而言，攻击炮台将自动使列强海军处于与中国交战的地位[18]。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军事代表同意签字，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拒绝参与行动，这一不合作政策事后获得麦金莱总统的批准，理由是“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团对所派救援纵队的反抗”[19]。

６月１７日凌晨，大沽炮台被占领，美国海军全程自外于此役。而同时，外舰驶入长江流域也引起一场风波，美国很自然地进入南方督抚的视野之中。当时，英国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派舰开赴内地口岸，帮助维护秩序。这一建议在中方看来暴露了“窥伺”的野心，刘、张等人在予以婉拒外，很快达成“力任保护，稳住各国”的共识。张对时局有一基本分析：“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国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20]作为“利用均势、羁縻牵制”手法的具体运用[21]，张先后通过驻美、日公使，谋求两国出面牵制英舰侵入。其人与日本素有渊源，除同洲之谊外，强调在华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22]。而对于美国，则有另外一番感情，如当时多数国人，张之洞向视新兴的美国为“远国”，认为它在远东无特别的政治利益。６月２１日，张致电驻美公使伍廷芳称：

今拳匪滋闹旬日，各强国即加迫挟，使我措手不及。北方糜烂，商务已受大亏，东南大局现尚安静，若各国遽派船入江，内地必立生大乱，数百万民人身家性命多遭涂炭，各国商务数万万资财亦归乌有。素闻美人仗大义持公道，不肯乘人之危，以众陵寡，是以此次大沽之役美舰未肯开炮，不胜感佩。特请转达美总统及外部，恳其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不可遽派船入江，弟与刘岘帅当力任保护，认真弹压匪徒，断不容稍滋事端[23]。

如有论者指出，张之洞对美国主要兴趣在于，它作为“贸易大国”，可能被指望反对其他列强攫取中国领土[24]。此处，张氏同样以为美所重的“商务”立言，望其响应“保全”之策，并注意到美军未参加大沽之战，对华态度尚好，认为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伍廷芳迅速向美国国务院转达此件。海约翰表示对总督能力和决心抱有信心，声明“如长江流域保持目前安定，美国无意派遣任何陆海军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25]。

在牵制英舰入江外，张之洞还尝试借美国之力调停北方战事。早在６月２０日，由他发起、地方督抚八人联衔会奏中，就有“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之语[26]。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被召北上，他第一时间关心的问题即是：“大沽台船互击并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27]６月２２日，张之洞致电驻美、英、日公使，进而解释目前启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请求“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28]。张、李等人均否认中外开战的真实性质，对调停尚抱一线希望；但事实上清廷已发布“宣战诏书”，清军和义和团也开始了对使馆区的围攻。

针对湖北来电，６月２５日海约翰答复如下：

已将来件转达总统。他指示我通知您，非常高兴接受总督的如下保证：最近数个星期发生的可悲事件非出于中国政府许可，而且违背其意愿。他还高兴地得知，总督愿其管辖范围内维持秩序，并保护该地外国人民生命财产。但是他不能向我国驻华海陆军将领发出任何命令，从而阻止他们竭力打通与在津、京两地，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同胞的联系，以及帮助在受扰地方恢复和平与秩序。他也不能建议其他列强采取这种行动[29]。

尽管在地方保护层面，美政府表示出合作姿态，对于中外间客观存在“战争状态”也愿予以善意解释，但鉴于北京电信断绝、使馆安危未知，不肯在“按兵停战”问题上作任何妥协。伍廷芳这样概括海约翰的官方声明：“京电断，公使危，故派兵保护，并非失和，华兵先开战，未便转尚各国电阻进兵，望中国力剿匪，勿与我兵为难。”并进而评论道：“观此美无攻占意，能通美使信息，先慰彼心较易商”[30]。伍意识到，公使安全与否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建议国内尽快实现美使康格与华盛顿的通电。此后，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外各种力量均被调动起来，康格发自围城中的第一封电报，成为使馆被围事件一个重要插曲。（详第三节）

二  美国与“东南互保”

北方战事恶化同时，中外合力推动长江流域局势迅速朝“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６月２５日会议上，中外双方就“互保”精神达成谅解，但有关限制列强军事行动的条款设置仍存争议，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31]。僵持之下，中方不得不有所让步，不再追求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而试图通过互换照会确立“互保”的基本原则[32]。

当地美商团体“美中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曾有呼声，对地方保护表示出浓厚兴趣；美国领事古纳（Ｊｏｈｎ　Ｇｏｏｄｎｏｗ）则较早已获政府授权：“领事可与总督会商关于在其所辖省份维持和平及保护美侨的步骤。”[33]他是对保护章程表示欣赏，并倾向于尽快签约的少数代表之一，在其后换文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34]。东南督抚在确立“互保”方针后的举措，给古纳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向华盛顿报告称：　

自此次会议以后，这些省份的总督和巡抚们很积极地预防困难，而且假若困难发生的话，准备随时应付它。长江流域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有中国当局的布告，命令维持和平并且承认外人的权利及保护其财产。这一地区较小城市的传教士向我报告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35]。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注意力多集中在北京公使安危上，对长江流域的“互保”合作则放手领事当局去做。海约翰于７月１日训令：“已经命令军队，如地方当局保持秩序以及保护外国人，那么我们就不进攻中央和地方各省，并已就此知会其他国家，请告知总督。”[36] 除转达上述精神外，为使中外换文尽快实现，古纳相应要求东南各省刊发保护告示，在辖境内广为晓谕[37]。刘、张依议而行，这都为“互保”实现增加了砝码[38]。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提出时间为７月３日，恰在“互保”交涉期间。除重申贸易机会均等外，照会还增加“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新内容，这是针对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特殊状况的一种因应[39]。照会内称：“北京事实上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而权力和责任实际上已移归各省地方当局。只要他们不公开与叛乱者勾结，并行使权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们就认为他们代表着我们所要与之保持和平友好的中国人民。”此处关于北京“无政府状态”的说法，实际来自张之洞等人的对外解释，他们反复强调宫廷受“拳党”胁迫，政非己出，因而宣称排外谕旨为“矫诏”，与外开战亦“非朝廷意 料 所 及”。 费 正 清 将 上 述 说 法 视 为 “虚构”[40]，事实上，东南督抚一方将“圣意”与胁迫所出做出区分，一面选择性地援引上谕，以所谓“达变”避免触犯政治禁忌，而在事后得到朝廷认可。此外，照会还将北京与地方做出切割，视“各省地方当局”为合法的交涉对象，并限定行动目的仅在于镇压“叛乱”，而非与中国国家进行战争。换言之，“互保”之所以成立，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门户开放”照会。尽管它只是单方面决定的，并未事先征求过中方意见，目的立足于美国利益，也并非为中国人想，但客观上却给予了奇怪的战时和平以法理上的支持。

三  电讯恢复与国书往来

６月１０日以后，北京使馆区与外界联络已完全断绝，公使安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外交史研究先驱、美国学者马士曾说：“在七月的上半个月中，中国的驻外使节，特别是驻美的伍廷芳，曾经不断做出努力以减轻北京各国使馆长期沉寂对于西方国家所产生的影响。”[41]在大沽开战后，总理衙门知会各驻外公使：“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42]。论理，一旦中外决裂，使节必应下旗归国，这一指示引起各使高度紧张，徘徊留走之间，一时进退失据。不过，来电语意含混，也为引申解释提供了余地。刘坤一等人就曾暗示，可利用总署电文中“酌”字，“暂留各国以通声气而知外情”[43]。驻美使馆经过暂时的惊慌，很快稳定下来，选择继续留守[44]。危机时期，伍廷芳成为中美联系仅有的纽带。因迟迟未获康格消息，海约翰尝试由清朝内部渠道打通重围，一度寄望像李鸿章这样有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能够发挥作用[45]，并通过伍廷芳传递如下信息：“如救出美使及各员，美人允给重赏。”[46]至７月１１日，一封致康格密码电交伍廷芳发出，电文只有简短的几个字：“与消息传送人联系。”[47]当时，义和团已攻占使馆并屠杀外国人的谣言正疯狂流传，等待多日后，华盛顿的信心几至消磨殆尽，传闻似乎将被证实[48]。

就在密码电的传送途中，战局已愈来愈不利于清朝。７月１４日天津失陷，清廷态度发生微变，总理衙门主动恢复了与使馆区的外交联系，并以保护为名要求使馆人员出馆“暂寓总署[49]”；稍后清军停止了进攻，这些变化令使馆方面猜测“外界 已 发 生 一 些 使 中 国 政 府 感 到 惊 慌 的 事情”[50]。７月１６日，总理衙门将发自美国务院的密电送交康格[51]。这是自６月１８日以来使馆区从海外得到的第一件消息，尽管信息简短，而且它由何人、何时、何地发出均难以分辨，但还是引起了整 个 使 馆 区 的 轰 动。 英 国 公 使 窦 纳 乐（Ｃｌａｕｄｅ　Ｍ．Ｍａｃｄｏｕｏｌｄ）评论道：“对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所用的密码只有康格和国务院才掌握。”[52]当天，康格即复电如下：

在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枪击和炮轰之下，我们已经在英国公使馆被围困一个月。只有迅速援救才能阻止全体遭到屠杀。康格[53]。

为确认更多信息，康格又以附信询问发电人详情[54]。总理衙门迅速回应，并将前述伍廷芳来电附送。这使得原有疑虑澄清，用康格夫人的话说，“我们几乎快乐晕了”；在了解到发电日期为７月１１日后，使馆方面第一反应是：“我们的回信将会在六天内到达华盛顿！”[55]

华盛顿接到回电甚至比北京的预期更快[56]，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却遭到广泛质疑，掀起一场意外风波[57]。伍廷芳在面对美国公众时，不得不努力做出解释：这封电报是经过很多困难，由康格公使用海底电报拍发的。他是对国务院７月１０［１１］日询问的答复。电报是用国务院的密码发的，除康格公使或他的某位秘书外，无人知悉密码。但这封电报接到并公布后，说也奇怪，一种怀疑的浪潮竟遍及于美国和欧洲。百分之九十的人和报纸都怀疑它的真实性[58]。

西方人士提出各色理由，用以说明电报出于伪造，而“发出该电报的各种罪恶动机都加到了中国当局身上”，这反映了中外间深刻隔阂与不信任。海约翰最后想到一个办法，他在７月２１日发电如下：“急电收到。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请以你姊妹名字回答这一问题。报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不久收到附有康格姊妹名字的回答，才终于确知被围困的人都还活着[59]。

７月３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俄、日三国发出国书，请求出面调停[60]。这是打开外交局面的一次试探，国书背后则有着区分对待的考量[61]。刘坤一认为选择性地致送国书，易流露偏重之意，可能引起别国猜忌。７月中旬，地方督抚奏请明降谕旨者四端，其中之一为请致德、美、法国书，“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62]。此说就融有刘坤一意见在内。补致国书，看似等同对待，实则各有着重，德、法是因“强国”不敢得罪，而美国以素来“无嫌”的平易形象，被视作托为“排解”的可靠对象[63]。清廷依议而行。７月１７日补致美、德、法国书，其中致美总统书称：

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维图，执牛耳以挽危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64]。

７月２０日，伍廷芳呈递国书，适与康格回电到达华盛顿同时[65]。７月２３日，美总统麦金莱交出复书，申明美国对华派兵“原为保护使馆、保护寓华商民财产，按照公约应享权利起见”，并拟善后办法如下：“一、愿贵国将驻京各使现在情形，宣示各国；二、立准各使臣与本国任便通信，仍切实保护，俾免惊险；三、谕饬各大员与各国兵官会商，协救使馆，保护各国人民，安靖地方。”最末示意，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下，“各国如允敝国调停，敝国乐为贵国效劳”[66]。

美国政府对公使安全一度微露乐观，结果被各国咎为“轻信”，海约翰于是要求允许各使与本国政府自由通信，以便获得尚存的明证[67]；上述国书中也明确列有“立准任便通信”一条，为出面调停设定前提。而在北京，由于战局不利，加以各方要求“护使”呼声不断，清廷拟议将各使送至天津[68]，但遭包括康格在内全体公使反对[69]。密码电报（ｃｉｐｈｅｒ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又一度被禁，直至北京城陷前一刻才重新获准，这都使得向华盛顿寻求调解的努力流于徒劳[70]。７月２９日，在海约翰致麦金莱总统的信中，上述胶着的态势得到充分反映：

我告诉伍廷芳公使说：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种安排，既然中国政府能够将使馆人员安全地送至天津，它就能够使我们同他们自由通信，如果中国政府事先没有安排，就把他们送往天津，或由于偶然事故未能送到，这就无法使外国政府相信中国人的行为具有诚意。他最后同意今天再次致电李鸿章……他的神情极为慌张，但对我们似尚坦率。他承认有许多事情不能解释。他并不企图解释各国使馆的沉寂情况，但相信除克林德外，那里的人都活着……[71]

四　“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

美国政府在获康格复电后，对华意态稍显缓和。伍廷芳力主因势利导，刘坤一也认为机不可失，在致电李鸿章时明确提出“目前办法必须由美入手”，并进而提示：“中堂在粤，本有美派铁舰送津之说，敬佩中堂，当可商助。”[72]按，李鸿章于６月中旬奉旨内召，随后一直观望，至调任直隶总督后，才于７月１７日由广州北上。７月２１日抵沪当天接到刘电，但反应并不积极，复电对“联美”不着一字，只平淡答以“初次奉旨时，适美舰在港，有愿送津之请，嗣以启程未定，舰即开去，此后未曾与美提督通问”[73]。复按其北上背景，俄国反应最为热烈，曾主动提议派舰护送北上，后因东三省开战，联系一度被迫中顿[74]；日本从地缘政治立场出发，提醒李鸿章避免搭乘英、日、俄三国军舰，而最好搭乘德舰[75]；李鸿章本人曾试探搭乘在香港的美舰布鲁克林号（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但屡延行期，终于未果[76]。事实上，他后来北上时乘坐的是招商局轮船。

李鸿章北上与美国国书抵华几乎同期。刘坤一一面领衔地方督抚会奏，请授李为议和全权[77]；一面接到伍廷芳转发国书，认为“此件关系紧要”，迅寄山东巡抚袁世凯代奏，并称“各国复书，美最和平，亦有办法，不致迫我所难，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78]。７月２６日，袁世凯入奏美国来电，并就刘意发挥，在附片内奏明：

查美国复电，较各国最为和平，办法亦颇切实，尚未迫我所难。将来排难解纷，似须由美国入手。且驻京各国使臣，惟有美使有电回国。该国即愿任调停，倘令各国使臣均发安电回国，则愿任调停者当不止一美国，或可渐就范围。拟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商办①。

其时李秉衡北上入觐，那拉氏主战决心得以巩固，朝局复又一变。上述请美调停及派李鸿章为全权各折片均奉旨留中②；总理衙门将美、俄、日等国来电全数退回，并以“现有战事，不便代发密电”为由，要求全部换用“华文明码”③。

中枢意向随战局波动，而外界仍有“联美”呼声。上海道余联沅了解到“门户开放”宣言，激赏于华盛顿倡导“保全中国疆土”，视其为“倡议转圜”的不二之选；并注意到“该国为民主，总统外尚有议院各部，均主议国事者，必有能员前往游说，始可交融就绪”，因此向刘坤一推荐美国人福开森归国游说，代为斡旋④。盛宣怀很早就流露出这方面的兴趣，为此专门致电伍廷芳，询问可行的办法：“救使剿匪能否停战？变法维新能否泄忿？兵不进京，美能否约英、日、法代转圜？”⑤张之洞一度倾心于日本，而伊藤博文在私下透露：“此次亚与欧战，日亦亚邦，防欧疑，故赴战则勇，议款则避嫌，鄙意停战莫如商美。”⑥ 日本政府一面在中外纠纷中撇清关系，一面将美国单独提出，视之为相对中立、与亚洲利害关系较远的国家，这一见解值得体味。

另一个相关史实是《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的签署。事变初起时续约谈判尚在进行⑦，当外交要冲的伍廷芳以“北事危，外侮急，恐日后美公司借端要索”，建议先行画押，再侯旨批准。如此可有两方面利好：“一可成功，二可望美国助我力保大局。”⑧此意见得到盛宣怀支持，张之洞也许为“极好”，同意照办⑨。７月１３日，伍与美国合兴公司在华盛顿正式签约，续订条款予美优厚商业利益，但仓促签署此约，更多仍出于政治考量。盛宣怀就以为“路约画定，美廷更可调停”，仍不断询问———“如准各使通函电，合肥即进京，照美国书商办，即询美廷能否？”[86]

在“合肥”眼里，美国的位置却相对不那么重要。前述拟搭美舰北上，并非对美独有好感，只是无助之下偶一试探；抵沪后遭各国冷遇，仍不得不尝试突破。７月２４日，李鸿章向美领事古纳保证，目前在京使馆仍然安全，询问如各使被送达天津，可否停战议和？美政府对此反应谨慎，海约翰训令如下：

在未与康格公使实现自由通信之前，政府将不会达成任何有关使馆的处理方式的协议，对使馆的保护责任取决于中国政府。送使前往天津的力量，同样可以用于保护使馆和开放通讯。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87]。

古纳传达此意后，李鸿章极感失望，他追问如公使与本国政府实现自由通信，美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性，并补充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再无话可说[88]。有论者指出：“李鸿章自受命挽救危局，中间虽表现对美国的暧昧，但到７月底，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利用美国的可能性。”[89]实际上，对古纳的试探只是李鸿章实用外交的体现，与之同时，他也向日、俄等国提出过合作请求[90]。事实证明，美国无法给予他所期待的帮助。前述麦金莱总统复书设定了出面调停的前提，海约翰则明确拒绝请求，其８月２日训令言辞傲慢：　　

我不认为将李鸿章提案提交给其他列强是合适的。与我们在北京代表的自由通信是一种绝对权利，而非一个恩惠。因为中国政府承认它拥有实现这种通信的权力，如果它拒绝的话，就会将自己置于不友好的姿态。在中国政府赋予列强的外交代表与他们各自政府完全和自由的通信，以及消除他们的自由和生命遭到的危险之前，没有任何协商是明智的。我们将会敦促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与联军进行友好交流和合作，否则他们将承担重大责任①。

停战之议陷入僵局，南方局势也再次趋向紧张。视长江利益为禁脔的英国一直未放弃军事占领上海的计划。进入８月，英军即将登陆的消息一经散布，立刻引起新一轮恐慌。８月１０日，李、张、刘、盛四人联名致电各国，请求劝止②。但美国再次令人失望，不仅坚持在国书要求实现之前，不可能有任何斡旋表示，并强调说：“为保护上海侨民起见，假若我们认为有必要派军队在上海登陆时，我们必须这样做，就像我们在大沽做的一样，我们不能过问其他对这些口岸有条约权利的国家做相同的事情。”③

在此前数十年间，在中日琉球争端、朝鲜开放同商及在美华工移民等问题上，李鸿章与美国打过多次交道，但经验使他失望，“在他的记忆里，美国人遵循的是一种软弱无力而又反复无常的政策，经常装出友好的姿态来讨好中国人，并毫不费力地取得其他列强依靠武力才取得的利益”④。庚子时期，美国形象再次被减分，李鸿章内心已抱“美调停空言无实”的信念⑤，此后交涉重心已完全落在了俄国身上。

反向观之，李鸿章并非对俄有所专爱，某种意义上，是其他力量把他推向了俄国一边。当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李受命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各国电商停战⑥，康格却向华盛顿发出紧急呼吁：“不要信任李鸿章。他是残忍的慈禧太后的一个寡廉鲜耻的工具。在这次严重罪行的罪魁祸首投降以前，不可能同北京举行适当的谈判。”⑦此电注明时间是８月１４日，也就在同一天，联军进入北京，使馆被围困的八周时间结束了。李鸿章北上与否仍然是一个悬念⑧。

五  简短的结语

美国在庚子事变时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原本并非被特别重视的国家，尽管多数清朝官僚对其不抱恶感，但不认为它具有影响国际政治的能量。大沽开战后，由于自外于战的立场，美国渐被青睐为调停战事的对象；“东南互保”交涉过程中，其表现较他国更易沟通；北京使馆被围阶段，最早实现驻京公使与外界的电报联络，其国书中对华相对缓和的表述，也被援引为“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的证据。面对事变纷乱局面，当时各省督抚的思想远非一致，表现在外交上各有其属意对象。这一时段美国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稍后又有跌落，美国对华政策也一度显示其重要性。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到，刘坤一、盛宣怀、余联沅等主持“东南互保”的地方官员对美国特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其才干和魄力，也在沟通中美之间发挥了积极作用。李鸿章之所以“弃美就俄”，一方面缘于其实用外交的机动性，另方面，也由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所决定。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美国再度发表“门户开放”宣言，力图避免卷入其他列强的帝国主义阴谋，同时在现实中又审慎地遵循集体行动原则，不敢冒被孤立的危险。美国这种患得患失、自相矛盾的心态，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正面价值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实现。美国的“和平”表示不能掩饰其固有的倨傲态度，海约翰在第二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像第一次那样不屑于与中国磋商；虽然华盛顿一致声言反对瓜分中国，但它对中国领土的割让保有持续的兴趣，对其他列强的明显野心，必须采取紧跟的立场⑨。用韩德的话说，美国政府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谨慎心理”与中国打交道。虽然朝野部分人士寄期望于美国，但现实政治的逻辑很快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否定性回答。中国人的预期无法实现，对美国的兴趣自然逐渐减弱。在后来《辛丑条约》谈判及东三省交涉事件上，美国对华政策在华人心目中仍有一定吸引力，但实际效用和背后的目的却被怀疑。此节已超出论题范围，拟另文专论。

注释：

①上世纪５０年代，一批分国别揭批帝国主义的论著相继出版，其中以批判美帝者最多，据统计总数约达３０余种。参看蒋大椿：《２０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２０世纪的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１页。出版最早并具代表性的著作，参看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版。专题论文方面，可见丁名楠、张振鹍：《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朱活：《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均载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

②夏保成：《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刘天路：《传教士与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载《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③王晓青：《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探》，《历史教学》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金希教：《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④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５６页。

⑤万异：《１８９８至１９０１年美国在华之政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１４·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

⑥保罗·瓦格：《柔克义对义和团运动善后谈判的影响》，《太平洋历史评论》第１８卷第３号（Ｐａｕｌ　Ａ．Ｖａｒ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ｏｄｖｉｌｌｅ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１９４９年版，第３６９～３８０页；韩德：《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 杂 志》第３１卷 第３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Ｈｕ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９～５５９页；徐建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史实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⑦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主编：《美中关系史论》第四章“追求帝国”（杨曼琳执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该书主要致力于检讨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中由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所建立的史学体系。

⑧杨曼琳：《帝 国 的 修 辞：美 国 对 华 政 策１８９５～１９０１》（Ｙｏｕｎｇ，Ｍａｒｉｌｙｎ，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１８９５～１９０１），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9]韩德著，项立岭、林勇军译：《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１９１４年前的美国和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10]张忠栋：《庚子拳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１３·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

[11][12]《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４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１９６８年版，第２５１５、２６２２、２６２６、２６２９、２６４８、２６５７、２６２７页。

[13]邹明德：《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美国和俄国在中国的争夺》，《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２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14][16]《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００，以下简称ＦＲＵＳ１９００），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１９０２年版，第１４３、１５５页。

[15]北京—天津线于６月１０日午后２时中断，通州—承德—奉天线、北京—恰克图线已先期中断，至此北京与外界电信完全断绝。参看千叶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変貌：電信·鉄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統合の変容》，日本经济评论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５页。

[17]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18]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８７页。

[19]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１页。

[20]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３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５１页。

[21]关于张氏这一外交思想的特色，参看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２６～１３７页。

[22]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７９９９页。

[23]《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０８页。

[24]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１９１４年前的美国和中国》，第２０４页。

[25]《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７４页。美国政府同时将外交文件副本分送各国，日本政府迅速复文赞同。参看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变上》，日本国际联合协会１９５６年版，第７９４页。

[26]《张之洞全集》第３册，第２１４９～２１５０页。

[27]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２７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９页。

[28][30]《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１７、８０３２页。

[29][33]《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７５、２４８页。

[31]《日本外交文書 · 第三十三卷　別 冊一 · 北清事 变上》，第４８０页。

[32]陈旭麓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７页；《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变上》，第４８８页。

[34]盛宣怀：《愚斋存稿》卷３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３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本，第８５７页。

[35][36]《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４９～２５０、２７２页。

[37]《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７４页。

[38]《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１０９页；《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６８页。

[39]同照会美国提出政策目标如下：“总统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与各国保持一致行动：第一，打通与北京的联系，并营救那些处于危险中的美国官员、教士及其他美国人；第二，对于那些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尽力保护；第三，维护和保障美国的一切合法权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向帝国其他省份蔓延，并防止此类灾难重新发生。”（《１９０１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７页）照会汉文本转见《愚斋存稿》卷３７，第８７８页。

[40]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５３页。

[4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第２７０页。

[42]《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４页。

[4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５７２页；《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２７册，第８２页。

[44]《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７６页。

[45]威廉·罗斯科编：《海约翰生平书信集》（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Ｈａ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ｓｃｏｅ），霍夫敦米福林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７页。

[46]《愚斋存稿》卷９４，补遗７１，第１９６７页。

[47]《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１５５页。伍廷芳附电：“美乐助华，惟念康使。兹外部有问安电，乞妥转京，取回信，原码照录。”（《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１２７页）

[48]作为应急措施，国务院中国事务顾问柔克义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开始赴华准备。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１５６页。

[49]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２５页。原档未具日期，注云：“见面带上，带下存堂，次日堂改后，照缮信函一件寄窦纳乐，由堂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八国联军侵华卷二》第２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１８页）可确知此照会经那拉氏首肯，并具批示修改后发出。

[50]《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１０３页。

[51][54]《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４辑，第２７０９页。

[52]《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３０５页。

[53]威廉·罗斯科编：《海约翰生平书信集》，第２３７页。

[55]萨拉·康格著，沈春蕾等译：《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56]康格复电于７月２０日达到华盛顿（《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１５６页）。

[57]该电未注日期，是引起怀疑的一大理由。当时西方国家及公众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它，而倾向于认为各国使馆已被摧毁，并且被围困者遭到了集体屠杀。直至８月２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莫理循（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Ｇ）于７月２１日拍发自北京的电报，惊恐的外部世界才对使馆区的详细情况有所知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第２８０页）。

[58]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７页。

[59]威廉·罗斯科编：《海约翰生平书信集》，第２３７页。

[60]《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61]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１页。

[62]《张之洞全集》第３册，第２１５３页。

[63]刘坤一将此意电致庆亲王、荣禄、王文韶，并托荣禄姻亲、四川总督奎俊代达（《刘坤一遗集》第６册，第２５７５页）。

[64][68][7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３２９、３４５、３８６页。

[65]《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８０页。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件国书系“李鸿章伪作”，是为争取外援“不惜假传圣旨”，“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６１页）。此说不确。实于７月１７日与致法、德国书同时发，驿递至济南，再电传上海道余联沅转发海外（《光绪朝上谕档》第２６册，第１８０页）。７月２０日至华盛顿。

[66]《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７４页。该国书系伍廷芳电寄两江总督刘坤一，转电济南，山东巡抚袁世凯代奏送京，７月２９日送达中枢。（《愚斋存稿》卷３７，第８８４页；《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５页；《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４辑，第２７１２页）

[67][78]《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２７册，第１５９、１４８页。

[69]《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１１４页。

[70]《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１７６页。

[71]威廉·罗斯科编：《海约翰生平书信集》，第２３８页。

[72][73][74]《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２７册，第１４７、１４８、８６页。

[75]河村一夫：《李鸿章の亲露政策とその日本への影响》，《近代日中關係史の諸問題》，东京：南窗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１页。

[76]张忠栋：《庚子拳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１３·庚子拳乱》，第２９９页。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１６页。

[78]《袁世凯奏议》上册，第１８５页；《刘坤一遗集》第６册，第２５８３页。

[79]《东抚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３期。

[80]《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１４５页。福开森（Ｊｏｈｎ．Ｃ．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８６６～１９４５），生于加拿大，入美籍，１８８７年以传教士身份赴华，先后在镇江、南京工作，创办汇文书院。１８９６年应盛宣怀之聘，参与创建南洋公学，任监院。其在南京佐刘坤一派办交涉事件得力，而获奏荐 （《刘坤一遗集》第３册，第１１１７页）。

[81][82]《愚斋存稿》卷３７，第８８０、８８２页。

[83]１８９８年４月１４日中美签署《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后因美西战争，美合兴公司延宕履行合同义务，又以原借款不敷需要，要求增加借款额。清政府命伍廷芳在美办理，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与同咨商。参看宓汝成：《帝国主义与 中 国 铁 路１８４７～１９４９》，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２～８３页。

[84]《愚斋存稿》卷３６，第８４３页。

[85]《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４０页。

[86]《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１５１页。

[87][88]《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89]张忠栋：《庚子拳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１３·庚子拳乱》，第３０１页。

[90]说详拙文《１９００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待刊。

[91][93]《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６２、２８５页。

[92]《愚斋存稿》卷３９，第９０８页。该件系由盛宣怀拟稿，英文文本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书》１９００年卷，第２８４页。

[94]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１９１４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２０９页。

[95]《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２７册，第１５９页。

[96]《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97]威廉·罗斯科编：《海约翰生平书信集》，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98]按，李鸿章迟至９月１４日由上海启程北上，１０月１１日进入北京。参照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２３、６３１页。

    [99]孙毓棠：《美帝国主义攫取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海军借款”》，《孙毓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转引自：《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