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秦宝琦

发布时间：2012-1-29

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句名言:“华侨为革命之母”，以表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由于华侨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门成员，故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外洪门做出的，因此，海外洪门在辛亥革命中功不可没。海外洪门是由华侨、华人带往海外所形成的社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洪门致公堂。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积极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在武昌起义前的历次起义中，均有海外洪门参加领导，所需军饷和购买武器弹药的经费，均由海外洪门筹集，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孙中山在革命初期受到海外洪门的热情帮助

孙中山先生深知海外洪门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密切关系。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开展海外洪门的工作，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早在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孙中山就得到了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兴中会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洪门成员。

孙中山为了“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曾三次赴美，向华侨宣传革命，以取得华侨在经济上对革命的资助。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第一次赴美时，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收效不大。孙中山回忆当时情况时说:“美洲华侨之风气闭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数十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①孙中山从实践中认识到，鉴于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而洪门之门户之见甚深，若非加入其中，不可能给予帮助。故于1904年第二次赴美途经檀香山时，便接受其母舅、檀香山洪门人士杨文柄与胞兄孙德彰之建议，决定亲自加入洪门。当时，由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胡福大佬主盟，在国安会馆“入围”，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②当时孙中山加入洪门的会员名册尚保存在檀香山。③

从此，洪门中人便尊孙中山为“孙大哥”，孙中山在到达美国后，便得到了致公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04年3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后，保皇会为了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串通美国移民局官员，诬称孙中山的护照是伪造，而将他囚禁于码头的小木屋。全美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他与致公堂英文秘书兼《大同日报》总经理唐琼昌等人，以5000美金，④将孙中山保出，又延请律师同华盛顿有关当局交涉，终于使孙中山得以脱险。孙中山获释后，受到致公堂黄三德等人的热情接待，让孙中山在致公堂堂址下榻。⑤

东南亚的洪门组织帮助同盟会在各地建立分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着手准备在东南亚各地建立同盟会的分会。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很大程度就是依靠海外洪门的努力建立起来的。1906年4月6日，新加坡的革命者趁孙中山的到来，建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同盟会分会的负责人全是洪门成员，在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400名成员当中，骨干成员就有21人是洪门成员。⑥陈楚楠和林义顺还到槟榔屿组建同盟会分会，到曼谷发动会党人士参加同盟会，因此曼谷的同盟会分会也有不少是洪门中人。

1902到1903年，孙中山利用应邀在越南河内参观河内博览会的机会，在当地华人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建立兴中会分会。由于越南有不少从广西来此谋生的下层群众，为了生存而加入了洪门会党组织。侨居越南的华侨、华人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侨胞，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三合会)这种秘密结社”。孙中山在河内便“召集各帮三合会的堂口首脑开会”，鼓励他们团结一致，参加革命。对洪门各首脑说:“中国人都是同胞兄弟，大家都因为在国内为生活所迫，才远涉重洋来安南谋生。彼此都在安南饱受外国人压迫，应该团结互助。兄弟阋墙，只会被外人耻笑，对彼此都无好处。洪门的宗旨在反清复明，革命就要推翻清朝，希望洪门兄弟同心同德，支持革命。”⑦

二、美洲洪门致公堂接受同盟会纲领并且与同盟会合并

孙中山感到，美洲洪门致公堂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团体涣散，加之受到保皇会之影响，很难为革命服务，因而征得致公堂领导同意后，提出致公堂成员重新注册，并亲自对致公堂章程加以修订。修订后的致公堂章程中，已加进了同盟会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1、本堂名曰致公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2、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3、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4、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将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5、凡各埠堂友须一律注册，报告于大埠总堂，方能享受总堂一切之权利。⑧

(下略)

致公堂在接受同盟会的纲领后，已经开始从旧式会党向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社团转化，这是革命党人改造旧式会党的一个典范。不过，由于洪门内部派系林立，不少人仍未识破保皇会的真面目，有些人也不明白革命之大趋势，因而使致公堂重新注册一事，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争取海外洪门参加反清革命，为国内武装起义筹措经费，孙中山又于1911年5月第三次赴美。在旧金山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协商后，决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凡未曾加入同盟会的致公堂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凡未入致公堂的同盟会会员，也均加入致公堂。经过合并，使具有革命思想的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为致公堂输入了新鲜血液，为洪门筹饷局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而致公堂成员加入同盟会后，则更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许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双方协商，同盟会在《少年中国晨报》上刊出布告。

同盟会布告

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主义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惟洪门内含有秘密性质，而本会会员尚多未入洪门者，故不免窒碍。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致公总堂开特别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加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特此布告各埠会员，一体遵照，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

天运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中国同盟会启。

致公堂则在《大同日报》上刊登启事:

致公总堂布告

孙文大哥痛祖国沉沦，抱革命真理，遍游五洲，驾抵金山，与众兄聚集，倡议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结，匡扶革命事业。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会议，其未进洪门者，一律入闱，联成一气。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弟备极欢迎，开特别招贤之礼，以示优遇。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冀赞将来光复伟业，扫虏廷专制恶毒，复汉家自由幸福。仰我洪门人士一体知悉:须知招纳天下英才，乃本总堂之主义。特此布告，统为鉴照。

天运辛亥五月二十二日，美洲大埠致公总堂启。⑨

三、建立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经费

在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后，消除了双方的畛域之见，孙中山又向致公堂提议，建立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对外则用“国民救济局”之名称。他在洪门筹饷局缘起中写道:

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使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⑩

洪门筹饷局成立后，致公堂总部立即派员赴美国各地进行演说，动员洪门成员为革命捐款，同时发布筹饷告示，内称:

本总堂首次提倡筹饷，为空前之伟举。我洪门人士，虽羁身海外，而二百六十余年亡国之惨痛刻不去怀。今者风云急矣，时机熟矣，筹饷之议，全体赞成，同肩责任矣!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复派演说员两队。孙大哥、黄芸苏君为一队，周流美国之北;张蔼蕴君、赵昱君为一队，周流美国之南。分途遍游全美，演说劝捐，发挥本堂宗旨，务达实行目的。该员等所到各埠，凡我同志，务祈优礼欢迎，并望各埠职员、叔父，鼓励同胞，慷慨捐助，巨资汇集，大举义旗，十代之仇，指日可复。不特洪门之光，抑亦汉族之幸矣。

经过致公堂总堂与洪门筹饷局的努力，仅仅在五个月的时间内，便筹集到144130余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革命事业。[11]

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中所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起义士兵的军饷，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捐赠。两次参与广州之役和惠州起义的洪门志士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7万余元。在东南亚，新加坡洪门人士张永福不仅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革命宣传投入大量资金，而且为革命党人在两广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提供经费，仅1911年广州起义他就捐资10万余元。[12]泰国洪门会党首领“二丰哥”郑智勇听到孙中山在曼谷公开演说后，又与孙中山促膝长谈，深受感染，决定出资支援国内革命，民国成立后，郑智勇一次就献银5万元给南京中央政府。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为革命筹款的过程中，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事迹尤为感人。1911年初，孙中山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华人大戏院连续演讲四天，听众极为踊跃，盛况空前。为了支援国内革命事业，温哥华致公堂“以应祖国大举”，捐港币1万元，维多利亚致公堂一洪门成员，鉴于洪门人士多为下层劳动者，难出多资，遂提议将致公堂之公产楼宇抵押，以支援革命。加拿大致公堂总堂盟长马延元便召集会议进行讨论，结果，与会者一致同意将维多利亚致公堂的公产抵押给银行，所得3万元全部用来支援国内革命。消息一经传出，温哥华、多伦多的致公堂也相继效法，将其公产抵押，各得1万元，大多捐助革命。加上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华侨与洪门的捐款，总数达99000余元。[13]据温雄飞回忆，“致公堂方面热心于变产助饷的工作，当推唐琼昌、黄三德二人。”他估计“黄花岗一役之后，香港总机关统筹部出纳科科长李云海的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有七万七千元之多。”[14]

四、洪门志士回国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为了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革命党人从1895年到1911年的16年当中，策划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在历次起义当中，每一次都有海外洪门志士回国参加，有时还是起义军的领导者和骨干。

1、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是由兴中会所发动，由兴中会成员兼洪门首领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以天地会为基本队伍。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来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积极联络洪门中人。先后有天地会首领朱贵金、丘四。革命党人兼海外洪门成员杨衢云、邓荫南等，专门从檀香山回国，参加起义的领导。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七月间，广东归善、永安、长乐一带天地会二三千人举行暴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7日)，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在香港讨论了趁机夺取广州的计划，决定于重阳节这天在广州集中。九月初八日(10月25日)，除香港一路外，各路均已集中待命，准备行动。杨衢云本来答应在九月八日晚带3000名三点会的人从香港前来广州，但届时他又来电，要求起义推迟二日。[15]这时兴中会员朱淇之兄朱湘担心其弟因参加起义受到株连而向官府告密，致使广州当局加强戒备。孙中山又急电杨衢云停止前来广州。但杨衢云接到电报时，业已经派人起程，因而在到达广州后，便有40人被捕。两广总督谭锺麟下令在广州城内搜捕起义者，革命党人陆皓东和天地会首领朱贵金被捕遇难，陈少白、郑士良、孙中山等逃亡日本，杨衢云逃往南非，广州起义失败。[16]

2、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三洲田起义

惠州位于粤东，为东江扼要之区。革命党人若能夺得惠州，再取广州，则“有建瓴之势”。加之惠州府归善县之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三合会党渊薮”，天地会在这里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故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便选择惠州作为起义的发难之所。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1年7月17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海外洪门成员谢缵泰等多人在香港外海舟中开会(因港英当局不许孙中山登岸)。决定由郑士良率海外洪门首领黄福等北上惠州发动起义，由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17]，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接济枪械[18]。惠州起义的基本力量之一便是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陈少白回忆说:“三合会的会员散处四方，不容易号召。有一个名黄福(海外洪门首领———引者)者，在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他和郑士良甚相得，其时正在南洋婆罗洲谋生，我们就派人去请他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堂号的草鞋[19]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20]

惠州归善县的三洲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洪门势力雄厚。[21]郑士良是归善县当地客家人，又是洪门中人，他很快在三洲田聚集了600名起义者。同年九月，孙中山从日本抵达台湾，得到台湾总督、日人儿玉源太郎关于接济革命党人枪械的承诺，便令郑士良改变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22]郑士良接到命令，便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三合会首领，把队伍集中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该处地方远僻，向来没有多少兵丁驻扎，而且是“会党啸聚之区”，[23]距离香港又近，接济军火比较方便。所以，起义军“一发动，清军望风便走”。[24]起义军从三洲田向东经淡水来到三多祝地方。不久，清方调集了4000余人，向该处逼近，另有两路清军分驻新安县的沙湾与淡水，以便对起义军进行堵截。郑士良见情况紧急，必须先发制人，遂于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晚，派海外洪门首领黄福率领敢死队八十余人，夜袭沙湾的清军，初战告捷。起义军趁胜向深圳推进，欲先攻新宁，再夺广州。但这时又接孙中山急电，称枪械无法从香港运来，令郑士良进攻闽南，以便从台湾运送军火。起义军在镇隆地方大败清军，二十一日(11月11日)达到三多祝，四处前来投军者2万余人，其中大多为三合会成员。当时，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但是，由于队伍仅聚集于惠州一隅，加上孙中山从台湾取得军火的计划失败，使起义军处于弹尽援绝的困境，结果，起义队伍被迫解散，郑士良等首领避往香港，惠州起义失败。[25]

3、壬寅(1902年)洪全福起义

清光绪二十八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在广东举行了洪全福起义。洪全福(1834—1904或1910)字其元，号春魁，是洪秀全三弟之子，广东花县人。幼年曾跟随洪秀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逃亡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充当厨师。他浪迹江湖多年，曾加入天地会，[26]成为海外洪门的重要人物。

这次起义的实际领导人乃是兴中会会员兼海外洪门成员谢缵泰。谢缵泰(1872—1937)字圣安，号康如，祖籍广东开平，187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其父谢日昌在澳洲经商数十年，“为三点会前辈，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全福相善。”谢缵泰少年时期就“属洪门党籍，夙以反清复明为宗旨”。[27]1887年15岁时回到国内，在香港皇仁书院结识了杨衢云，并与之结拜弟兄。1899年冬，谢缵泰之父谢日昌与老友洪全福相遇，使缵泰也与洪全福相识，并听闻洪全福讲述“太平天国逸事及其在洪门会党之潜势力，”发现洪全福“曾在其叔父‘太平天王’洪秀全的军队中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有颇丰富的经验”，[28]于是与父亲商量，邀请洪全福参与广州起义。洪全福也“喜跃异常，并言能召集洪门弟兄一致奋斗，但需款极大，非五十万元不可”。[29]当时革命党人正苦于缺少经费，谢缵泰便于1900年夏介绍兴中会的李纪堂与洪全福相识，共同筹划起义之事。李纪堂(?—1943)，广东新会人，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子，1900年加入兴中会。其父去世后曾继承了上百万港币的财产，他表示愿意承担起义所需要的50万元经费。[30]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1901年11月3日)谢缵泰与李纪堂商量决定，把组织革命军队的任务交给洪全福，洪全福遂“召集粤港洪门弟兄克期大举。”[3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在香港中环德忌笠街(D’AuilarStreet)设立革命机关，名曰“和记栈”，具体负责起义的筹划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末，洪全福通知谢缵泰，定于当年除夕趁清朝官员齐集万寿宫举行庆典时，以纵火为号，各路并起。约定首先炸毁万寿宫，占据并焚毁火药库，夺取军火，[32]然后分别占据各个衙门，宣布共和政治。又派遣人预约惠州洪门会党同时起义，以牵制清军。[33]但到起义临近时，预售枪械的洋行商人为了侵吞已经拿到的数十万元定金，不仅不按期交货，而且向当局告密。清方立即通知香港警方，将“和记栈”的革命机关破获，广州的革命机关也同时遭到破获，数十人被捕，起义尚未举行，即告夭折，洪全福改装易服从广州逃往澳门。

4、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

潮州黄岗地处广东省潮州府饶平县境内，为闽粤交通之孔道，且系“为三点会最盛之区”[34]，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黄岗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有大批洪门中人参加，为首者是余丑(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起义的直接领导人是海外洪门成员许雪秋。

许雪秋(1875—1912)原名有若，祖籍广东潮州海阳(今潮安)，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巨商，是当地华人三合会中的重要人物。许雪秋自幼随父亲在新加坡经商时，便与三合会中人往来熟悉。回国后曾捐纳道台衔，但他并不去做官，却与洪门中人往来，被称为“小孟尝”。[35]1904年9月回国，在家乡宏安乡许氏旧居“寄云深处”设坛立会，招人歃血拜盟，结拜三合会。1906年他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在广东潮州、嘉应州一带负责组织反清起义。

潮州黄岗一带洪门的势力较大，汀海人黄苞在这里设有洪门组织，“入会者数逾数百”。当地的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应联络以厚势力。乃加入共同进行，分工任事。”[36]许雪秋于1904至1905年“在潮梅各县着手联络秘密会党，知既成素负众望，遂深相接纳，引为左右手。”[37]1907年春，许雪秋在黄岗对起义做了布置，然后便亲自到香港找到冯自由，并电告在日本的孙中山，请求派干部回国协助起义。孙中山接电后立即派廖仲恺等人回国，协助许雪秋。许雪秋旋即返回汕头，招集陈涌波等人开会，决定丁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夜，趁当地官员不备之机举行起义。届期，因风雨大作，各乡起义者集合不便，旋聚旋散。加之派往饶平调度之人胆怯心惊，未能实心任事，饶平首领又将约定四时出发，误作十时出发，致使各路起义队伍未能及时联络，不敢集中。等到天明，饶平一路队伍仍未到达，福建诏安、漳浦、云霄等临近地方的起义队伍已经来到，因无人调度指挥，亦先后散去。许雪秋在潮州等候多时，不见饶平等地起义队伍前来，断定情况有变，遂通知各地起义队伍暂时解散，并亲自赴香港向胡汉民报告事情的经过。又函告在日本的孙中山请示方略，孙中山立即复函:“起义须潮、惠、钦、廉同时发动，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以伤元气。”[38]许雪秋接到命令，即留守于香港等候时机，内地之事委之陈兰生，并令方汉成等在黄岗继续为起义做好准备。同年阴历二月中旬，许雪秋派人通知潮州地区革命党人，定于三月初一日(4月13日)在海阳、揭阳、惠来、饶平、澄海等六县同时举义。陈涌波接到通知后，便前往汕头领取款项及军械火药，并赶造旗帜数十面，旋因事机不密，为清吏侦知，将革命党人二人逮捕。四月十九日(5月30日)潮州镇总兵黄金福率领兵丁前来查办，革命党人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决定先发制人。四月十一日(5月22日)晚九时，起义军整队誓师，宣布军法十条，分路进攻。守军或死或逃，起义军遂将黄岗攻占，革命党人在此建立军政府，出示安民，社会秩序良好。当地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三合会来归者，如水就下。”[39]清军既失黄岗，便向两广总督周馥告急，周馥即令水师提督带领八营清军前去反攻。双方在离黄岗20里之井洲地方展开激战，后因清援军赶到，革命党人力渐不支，退回黄岗。原拟移师再攻潮州，后因军饷不足，枪械缺乏，为了保存实力，决定解散起义队伍，余既成等由海路逃往香港，起义失败。

5、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

七女湖距离惠州府城约20里，是归善县著名的圩场，洪门势力较强。这次起义是革命党人兼海外洪门成员邓子瑜奉孙中山之命所发动，也是以洪门会党为基本群众。邓子瑜是广东归善人，向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惠属会党之避地南洋者，咸奉之为东道主。其友陈佐平、温子纯亦在开旅馆，与内地会党声气相通。”[40]邓子瑜回到归善之后，便派归善、博罗两地洪门首领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洪门分子，令他们在归善、博罗和龙门三处分路起义。他们宣称随处有清军防营的枪械可用，故每处只需经费400元。陈纯等潜入惠州后，因博罗、龙门两处会党不易会合，便在归善县七女湖集中了百余人，于光绪三十三年于四月二十二日(1907年6月2日)起义，[41]一举夺得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乘胜进攻泰尾，该处守军“闻风而逃”，起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攻至柏塘，起义军“杀其哨弁一名，尽缴其械”，“各处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42]起义军所向克捷，两广总督周馥大为震惊，急令水师提督李准将原来准备派往黄岗的清军改援惠州。七女湖起义虽然获得小胜，但并未能实现孙中山关于惠、潮、钦、廉同时起义的总体计划。加之惠州所属之归善、龙门、博罗同时并举的计划亦受挫，故未能牵制各地的清军，使之得以从容调动，汇集惠州。而接济惠州起义的枪械亦因清方访察严密而难以运抵，黄岗起义的失败，也无法与之响应。在此情况下，起义的领导者不得已下令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起义军解散，邓子瑜等取道返回香港。[43]

6、廉州[44]防城起义

广东钦、廉两州向来地瘠民贫，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甘蔗为生。光绪三十三年春，钦、廉两州地方官员在原有赋税之外，又加征糖捐，农民聚众抗捐，两广总督周馥闻讯大惊，立派郭人漳带领防军前往镇压，导致抗捐首领被杀，群众愤怒之余，便派代表赴越南河内求救于革命党人。孙中山见民心可用，便派黄兴、胡毅生冒险进入清营，劝说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二人参加起义，二人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孙中山又派王和顺深入到钦、廉两州的腹地，联络当地的三合会。王和顺曾跟随刘永福在越南参加抗法战争，是海外洪门中人，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他来到该处后，在三那(即那黎、那彭、那思)收集抗捐武装，负责指挥，并分派干部由南宁至桂林各县及防城、钦州各地联络洪门成员，把他们编练成队伍。三那三合会首领梁建葵、梁少庭、刘显明等“咸率众来会”。王和顺得知清军防城守军连长刘辉廷等有反正之意，遂与之联络，并于同年七月二十七、八两日，率洪门会众200余人，在防城北部的王岗山起义，兼程攻取防城。因有刘辉廷等人充当内应，使起义军一举进城，杀死知县宋渐元等人。[45]当天，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张德兴的名义发布了《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文》和《招降满清将士布告》等，一方面申明洪门的宗旨“反清复明”，同时强调接受孙中山“建立新国”的主张。起义军获胜后决定乘胜进攻钦州府城，钦州边防督办郭人漳虽然表面上表示投向革命，答应在起义军进攻时居中策应。但当起义军到达时，郭人漳不仅未策应起义军，而且还派兵与守城清军对起义军进行夹攻，[46]起义军腹背受敌，加上军需粮饷困难，坚持到九月中旬，被迫退入粤桂边境的山区。[47]

7、镇南关起义镇南关是广西南面的关口，扼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要冲，地势险要，四周设有炮台，沿线布满防御工事，且有精锐的陆荣廷“荣军”在此驻守。夺取镇南关的具体计划是由黄兴直接策划与领导的，由原广西天地会首领黄明堂、王和顺、梁兰泉、关仁甫等具体执行的。黄明堂(1870—1939)字德新，海外洪门首领，曾受孙中山委任，在越南太原府左州设立革命机关，联络革命志士，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回国后在广西与越南交界地带活动多年，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加之在镇南关的守军官兵中，也多有受招安的原从越南回国的天地会武装人员，因而便于进行策反与秘密联络工作。夺取镇南关的计划商定后，孙中山任命黄明堂、李佑卿担任南军正副都督，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前军第一司令”，作为声援。[48]

革命党人夺取镇南关，采取劝说清军官兵反正，用内应外和的办法夺取之。当时镇守南炮台的哨长李福南原来是洪门会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在加入同盟会后，李已经投向革命方面，而且在临近起义时又得知镇守北炮台的姚子安已经决定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907年12月1日)起义。李福南遂派人前往越南境内与黄明堂、李佑卿等人联络，约定二十六日同上炮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许，李福南、梁兰泉等人先上炮台做好准备，黄明堂、李佑卿、关仁甫等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的革命党人及其他革命分子，总共500多人进入中国国境。在到达炮台附近时，受到李福南等人的欢迎。二十五日午夜过后，便先后占领了镇南关的北、中、南三座炮台。孙中山在越南河内接到黄明堂等人关于胜利夺取镇南关的消息，于二十七日早同黄兴等20余人起程入关，同日下午来到炮台，受到起义者的热烈欢迎。

清朝当局得知镇南关已经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立即电令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限令左江道总兵龙济光、参将陆荣廷尽快把炮台夺回。双方经过7天的激战，革命军因粮食、饮水告罄，于11月初五日(12月9日)撤离镇南关退回越南境内。[49]

8、钦廉上思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布置黄兴在钦廉地区再次发动起义，并令王和顺、黄明堂赴云南河口发难以资策, 应。黄兴遂与王和顺、黄明堂、关仁辅等洪门会党首领在越南的同登开会，命令潜伏在十万大山的洪门武装分别攻打灵山和钦州。[50]3月27日，黄兴率领黎仲实、梁少廷、梁瑞阳、靳岐山等会党首领及越南华侨青年200余人，以“中华国民军南路军”的名义，绕道越南，进攻钦州。3月29日行至小峰地方，清军30余人误以为是统领郭人漳的队伍而出迎，结果被革命军杀死5人，逃走3人，其余皆降。4月2日，革命军又在马笃山击溃清军三营，缴获枪弹甚多，声势日盛，队伍已聚至600余人。正准备取道那楼、大录等处，向广西边境进攻，不幸遭到郭人漳、王有宏等所率3000清兵的包围。黄兴率敢死队夜袭清军营房，大获全胜。起义军在钦廉上思一带苦战40余天，终因敌军实力强大，加上帮会分子难以军法约束，甚至杀人越货，得不到百姓的欢迎而被迫解散，起义失败。

9、云南河口起义

河口属云南省开化府，为中越交通之门户，中越两国以红河为界，而河口则系红河最为扼要之处。河口与越南的老街隔河相望，因为地势险要，且为滇越交通的枢纽，清朝当局在此设有重兵，并派边防督办王玉藩在此镇守。革命党人欲夺取云南，必须从这里入手。

孙中山鉴于云南河口一带天地会的势力强大，便将策划河口起义的任务交给黄明堂主持，由王和顺、关仁甫辅佐。黄明堂接到命令，便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退到越南的队伍100余人组织起来，潜伏于中越边境地区，又于滇越铁路沿线布置了200余人，伪装成苦力，伺机行动。

当时清方河口督办王玉藩手下有巡防队四营，其中两营由他自己直接带领，其余二营分别由管带黄元贞与岑德桂带领。黄元贞与守备熊通早已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愿意充当内应。但黄元贞等人的活动不久被王玉藩侦悉，情况十分紧急。驻在越南的胡汉民得知后立即催促黄明堂、王和顺等火速举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间，黄明堂派关仁甫等率领革命军从越南老街渡过红河向河口左侧的万侯进发，清军防营的一部响应起义，与革命军联络后合并为一，共500多人向河口城进军，城内警察闻讯即杀死管带蔡某迎接革命军。当革命军继续进攻清军营汛时，黄元贞带领部下两哨宣布起义，另外两哨假意与革命军交战，王玉藩亲自督战。后见清军纷纷倒向革命军，他也假意约降。待革命军派人前来接洽时，却被他杀害。守备熊通见状，当即用枪将王玉藩击毙，其部下也随之投降，云南河口顺利落入革命军手中。云贵总督锡良得知河口被革命军攻占，急派粮道方宏纶、开化镇总兵白金柱带领十余营5千名清兵，向革命军大举包围，并向临近三省求援。[51]四月下旬，清军各省援军云集，向王和顺军营进攻，王和顺与清军相持20余日，弹药告尽，乃亲至河口与黄明堂商议，两军全部开赴普洱，夺取思茅，然后进军昆明，约定两军齐至巴沙汇合，然后进兵。但黄明堂未等王和顺兵到即先自出发，结果被清军击败，仍退回河口。王和顺一部见黄明堂败退，前往思茅不成，也向河口退却。这时，王和顺主张在河口与清军背城一战，败则退入越南。而黄明堂则主张保全队伍，移师广西边境，再作后图。鉴于当时“军中士气不扬，故黄说卒占优势，于是，黄、王诸首领均离河口赴越境。”[52]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祖国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亲身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垂青史。

注释：

①孙中山:《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5-6页。

②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第62-6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帅学富:《清洪述源》，第117页，台北朝阳印刷有限公司，1962年。

④5000美金疑系500美金之误，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二)，第108页。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六)，第41页。

⑥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第106-110页，(台)“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会”出版，1993年。

⑦《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第755页，转引自彭大用雍《广西会党与辛亥革命》，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1期。

⑧⑨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第304-306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90-91页。

[11]廖平子:《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载《辛亥革命史料选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4-365页。

[12]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29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13]俞云波:《美洲致公堂与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14]温雄飞:《回忆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在美国成立的经过》，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15][20]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0页，第67页。

[16]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25-23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四)，第10-14页。

[17]冯自由:《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载《革命逸史》(五)，第16页。

[18]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35-236页。

[19]草鞋是天地会(三合会)中负责联络工作的首领。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42页。

[22]《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23]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7页。

[24]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访问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278-279页。

[25]冯自由:《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载《革命逸史》(五)，第17-20页。

[26]陈春生:《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15-316页。

[27]《华侨革命史》下，第8页，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

[28]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29]《李纪堂》，转自刘强伦《洪全福起义始末》，载《史学月刊》，1984年6期。

[30]冯自由:《革命富人李纪堂》，载《革命逸史》(三)，第159页。

[31]冯自由:《李纪堂事略》，载《革命逸史》(初集)，第93页;《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载《革命逸史》(四)，第102页。

[32]《军机处收电档》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电，光绪二十九二月三十日。

[33]冯自由:《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载《革命逸史》(四)，第103页。

[34]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岗革命实录》，载《革命逸史》(五)，第88页。

[35]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第103页;杨天石:《许雪秋》，载《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33页，中华书局，1980年。

[36]邓慕韩:《丁未黄岗举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541页。

[37]冯自由:《潮州黄岗革命军将领列传》，载《革命逸史》(三)，第258页。

[38]佚名:《丁未潮州黄岗二役别记》，载丘权政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第2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9]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列传，许雪秋传。

[40][42][43]冯自由:《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实录》，载《革命逸史》(五)，第100页，第101页，第99-103页。

[41]刘蜀永:《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载《辛亥革命在各地》，第463-464页。

[44]廉州在清末属于广东，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45]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06-107页。亦说起义军仅将宋俘获，宋为立功自赎，曾自愿扮作解犯，以助攻钦州。见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546页。

[46]唐颂南:《我参加钦防两次起义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171页。

[47]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实录》，载《革命逸史》(五)，第104-109页。

[48]梁烈亚:《镇南关起义的回忆》，载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6-7页;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实录》，载《革命逸史》(五)，

第119-122页。

[49]梁烈亚:《镇南关起义的回忆》，载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8-13页;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实录》，载《革命逸史》(五集)，120-127页。

[50]谭永年:《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15页。

[51]《军机处电报档》云贵总督锡良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52]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载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146页。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