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俄国的西藏政策*

                                                        □ [俄]  Е . А . 别洛夫

                                                               □  陈春华(摘译)

俄国政府阻止英国对西藏的监督

从19世纪末开始,英印殖民当局就企图将英国的影响扩展到西藏。中国于1890年承认英国为哲孟雄的保护国,并同意为英印在西藏通商开放边界。[1]1893年英印将西藏通商“特别章程”[2]强加给中国,比如,西藏的亚东要为英国商品开放市场,英印当局有权派员对通商进行监督.不过,西藏人本身反对这些计划。当时印度殖民当局决定以武力开放西藏边界。

1901年至1902年期间,英国人修筑了大吉岭至西藏边界的公路,并开始向西藏边界调集军队。为转移视线,英国外交和舆论散布流言说,俄国对西藏有“侵略意图”。这些流言使北京警觉起来,俄国驻华公使П·М·雷萨尔(Лессар)进行了驳斥。

十三世达赖喇嘛[3]最亲密的谋士阿旺德尔智(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4] 于1898年、1900年和1901年先后出访彼得堡,结果俄国和西藏建立了政治联系。沙皇尼古拉二世曾两次接见А·德尔智。为争取西藏独立,脱离中国和英国,达赖喇嘛当时在寻求俄国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向西藏的使者保证说,俄国愿意给予达赖喇嘛支持,但并未说明在哪些方面给予支持。从这时起西藏教主开始对俄国抱有期望,而他的亲俄立场成了为沙皇外交对西藏政策的一张王牌。

毫无疑问,А·德尔智出访彼得堡并受到沙皇的接见,不能不引起英国外交的关注。显然,俄国沙皇接见达赖喇嘛的使者绝非出于民族的兴趣。1901年和1902年,俄国外交部讨论了同达赖喇嘛建立经常联系的问题。沙皇政府想在拉萨设立代表处,这有可能激起中英两国提出抗议。因此,外交部详细研究了下述方案,即以朝圣者为掩护,将布里亚特人Б·拉布达诺夫(Рабданов)秘密派往西藏与四川交界处的打箭炉。拉布达诺夫再通过别人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并获取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情报。[5]拉布达诺夫在打箭炉呆了几年。他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Островерхов)与驻北京公使保持着联系。

沙皇政府不愿让西藏受英国人监督。俄国对西藏的关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俄国有数十万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他们信奉喇嘛教,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沙皇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保障俄国喇嘛教徒同西藏的联系,他们可以畅行无阻地前往拉萨朝圣。另一方面的考虑是,与西藏毗连的新疆南部地区属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沙俄不愿某个大国再划分这个范围。如果英国人对西藏进行监督,他们就可能向新疆渗透,再从新疆向俄国的中亚渗透。[6]

1903年1月,彼得堡接到报告称,英属印度军队正向西藏边界集结。俄国外交大臣В·Н·拉姆兹多夫(Ламздорф)指示驻伦敦大使А·К·本肯多夫(Бенкендорф)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Лансдаун)把此事解释清楚,并警告他:“如果英国实施侵略西藏的计划,俄国方面定将采取重大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7]同本肯多夫会晤时, 兰斯多恩支吾搪塞地解释了一番,暗示俄国与西藏好像签订了秘密协约。[8]1903年4月, Б·Н·拉姆兹多夫指示А·К·本肯多夫向兰斯多恩发表了下述声明：“……帝国政府认为,维持西藏现状是绝对必要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英国人目前的行动破坏了现状,俄国必将关注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不会在把我们与英属印度领土远远分隔开的西藏当地采取某种直接措施,大概会在亚洲大陆其他相关的地方采取直接措施。”[9]

看来,俄国外交如此明确、如此严正的立场使英印的政治家们清醒了：1903年,他们未敢对西藏发动大规模侵略,尽管他们并未放弃征服西藏的愿望。在这方面有两位英国人——东方学家科特雷尔·坦普(Коттерел Тенп)和研究西藏问题的阿尔弗雷德·莱阿利(Альфред Лайаль)先生——在伦敦中亚协会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К·坦普的观点如下：义和拳起义之后,中国变得很虚弱,几乎失去了对西藏的“任何控制”,不会因为西藏而打仗;但因英国与俄国在西藏将发生冲突,英俄两国应当签订公正的协议,以解决西藏问题。照К·坦波的意见,俄国在喀什噶尔,总的说在中国土尔克斯坦加强了影响,目前又在“垂涎”西藏；英国人应当向俄国做出让步,比如,保障在准噶尔、蒙古和满洲支持俄国,作为交换,俄国不要反对把西藏和青海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最后К·坦波说,应当同俄国谈判。我们可以看出, К·坦普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忽视俄国在中亚的利益,就不可能使西藏屈从自己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莱阿利说,随着时间之推移,西藏将成为“英俄两国有争议的领土”；将西藏并入印度“是个严肃的问题,迟早要解决”。(俄国)驻孟买领事В·克列姆(Клемм)向彼得堡报告称,“英国政界完全赞同”莱阿利先生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这一点不要怀疑。[10]

因此,两位报告人都正确地认为,现在和将来俄国都是英国向西藏扩张道路上的障碍。

П·М·雷萨尔在北京会见了中国代表,并按照Б·Н·拉姆兹多夫的指示向他们解释说,英国人散布“俄国人将出现在西藏”的流言,是为了“把中国人的注意力从他们深藏内心的对西藏的计划引开”。[11]然而,经沙皇政府批准,总参谋部已“十分秘密地”将哥萨克上尉乌兰诺夫(Уланов)和另外两个卡尔梅克人乌里扬诺夫(Ульянов)和沙拉波夫(Шарапов)派往西藏,收集英国人在那里活动的情报。[12]

清政府对英国做军事准备持消极态度。外务部在其致驻伦敦和彼得堡公使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无论英国,或是俄国,均为中国之“友邦”,无论对英国人,或是对俄国人,请外交官切勿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性。[13]雷萨尔从与外务部代表的会晤中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甚至很高兴我们出现在西藏,期望这将导致俄英冲突”。[14]北京的这种立场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清王朝就竭力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保护自己的帝国。看来,在目前形势下,北京尚未找到比在英俄矛盾中耍手段更好的保护西藏的办法。

1904年1 月,俄日战争爆发。据В·Н·拉姆兹多夫说,英印当局利用这一“政治良机”于1904年2月开始对西藏公然进行武装干涉。在窦纳乐(Маклональд)将军和荣赫鹏(Янгхасбенд)中校指挥下, 用机关枪和大炮武装起来的英印军队于4月份攻占了江孜, 于8月4日进驻了拉萨。达赖喇嘛逃往库伦。尽管俄国经受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俄国外交并未改变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依然把不许变西藏为英国的保护国作为自己的目标。А·К·本肯多夫根据彼得堡的指示,于1904年春季和夏季就西藏问题同兰斯多恩进行了谈判。沙皇政府要求英国提交书面文件“正式承认在英国对西藏的政策中不存在某种侵略意图”。兰斯多恩在致本肯多夫的信中保证,英国不要求在西藏享有特权,西藏“应归西藏人所有”,根据1890年英中条约和1893年通商章程,只不过要取得在西藏通商的优惠条件而已。[15]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1904年9月7日, 荣赫鹏和西藏代理摄政Ти Римопоче[16]签署了所谓拉萨条约,至少把西藏纳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根据该条约,西藏统治者有义务开放江孜和噶大克为商埠(亚东于早些时候已经开发)、不向英印的商品征税、支付巨额赔款(750万卢比,约合50万英镑)、同意英国军队占领春丕谷、拆除从印度到江孜和拉萨途中的所有防御工事和要塞。条约第九款特别有损于西藏的尊严,内载：

    “西藏政府保证,未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

一、不得将西藏任何一部分领土让卖、租典，或以别种方式让与某外国；

二、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西藏事务；

三、任何外国之任何代表或代理人不得进入西藏；

四、任何外国或外国臣民不得享有铁路、公路、电线、矿产之让与权，或别项权利……”[17]

    我们可以看出,该款要求西藏当局只服从英国政府,未经英国同意,任何别国不得同西藏交往,从今以后西藏断绝与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的关系。中国只能根据1906年英中条约不再与“外国”相比,并在西藏享有特殊地位。

    俄国驻孟买领事В·克列姆向彼得堡报告说,拉萨条约第九款规定“英国为西藏正式的保护国”。[18]驻英国代办С·Д·沙查诺夫(未来的俄国外交大臣)向兰斯多恩声明说,条约第九款将西藏置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监督之下,这与保护国无异。[19]沙查诺夫要求英国政府从西藏,包括从春丕谷，撤走全部英军。[20]

    1904年10月,英国撤出了在西藏的军队,但把一部分军队留在了春丕谷,以确保西藏向伦敦支付赔款。英国政府已同意减少赔款数额,缩短占领军在春丕谷的驻扎期限。不过,英国已开始在春丕谷架设电线、修筑建筑物、粮食和军备仓库。这引起沙皇政府的不满,本肯多夫奉拉姆兹多夫之命,向伦敦内阁提出了抗议。[21]  

    当时达赖喇嘛的亲俄立场成为重要的政治因素。据俄国新任外交大臣А·П·伊兹沃尔斯基(于1906年5月接替拉姆兹多夫)说,达赖喇嘛的立场以及他与俄国的来往“使英国感到不安”,促使英国就西藏问题同彼得堡进行谈判。[22]

    随着Э·格雷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伦敦开始与俄国交好,并就广泛的问题,包括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格雷重申了英国不侵占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内政的原来承诺。[23]

    1906年6月初,英国驻彼得堡大使А·尼科尔森(Никольсон)向沙皇政府递交了五点建议。照他的意见,可根据这些建议缔结关于西藏的俄英协定。6月12日,外交大臣А·П·伊兹沃尔斯基就此问题向沙皇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简要地说明了在1890年签订关于哲孟雄和西藏的英中协定以后英国的“领地”向喜马拉雅山以北扩展的情况。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由于英国积极奉行对西藏政策,俄国密切了同达赖喇嘛的关系,这成了英国向西藏扩张的障碍。外交大臣明确规定了俄国在西藏问题上“所追求的”目标,指出目标“只能有一个,即在可能范围内捍卫西藏的独立性,防止英国吞并西藏”(黑体字是笔者加的——Е·别洛夫注)。[24]

    伊兹沃尔斯基同时承认,因地理位置英属印度在西藏享有“必须予以考虑的权利和特权”。

    外交大臣指出,“当今的达赖喇嘛希望在我们的支持下取得西藏完全独立”,沙皇政府关于西藏的计划“只能根据达赖喇嘛倾心俄国的情况制订”。外交大臣提醒尼古拉二世,制订计划仅指望个人(达赖喇嘛)是“不审慎的”。因此, 伊兹沃尔斯基认为,拟议中的关于西藏的俄英协定“将约束英国人的行动自由,这十分重要,正是在西藏问题上建立俄英两国相互关系这座大厦的基础”。

    次日,即6月13日, 伊兹沃尔斯基送交沙皇一份简要报告,内中特别指出：“倘若英国因地理位置在西藏享有特殊利益,则必须承认俄国在西藏亦应享有相应的利益,因为俄国大多数佛教臣民在宗教方面从属于西藏国元首。”[25]

    总之,沙皇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不许英国占领西藏和对西藏进行监督,并要迫使英国承认俄国在西藏的利益。

    尼古拉二世已授命伊兹沃尔斯基同尼科尔森进行谈判。英国大使提出的建议中有这样一条：俄国官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在西藏逗留。[26]伊兹沃尔斯基坚决反对英国提出的这一旨在把西藏与俄国隔离的建议。谈判的结果于1907年8月31日[俄历18日]签订了“关于西藏的英俄协定”。[27]俄英两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诺“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不对西藏内政进行任何干涉”,“同西藏往来只通过中国政府”,不向拉萨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不要求取得“西藏铁路、公路、电线、采矿之让与权及别项权利”。[28]协定允许佛教徒,无论是俄国臣民,还是英国臣民,在宗教圣地同达赖喇嘛和西藏佛教代表直接来往,允许英国向西藏派驻商务代表,并与西藏通商。

    伊兹沃尔斯基和尼科尔森所签协定附约内载,三年后,西藏向英国付清“赔款”250万卢布之时,英属印度军队撤离春丕谷。          

    关于西藏的1907年俄英协定实为英国向中华帝国这一地区扩张的障碍。该协定使1904年武装干涉西藏时获得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意义。权利不平等的拉萨条约第九款并未给北京留下可能在西藏加强其政权的依据。俄国驻孟买领事奇尔金(接替克列姆)向彼得堡报告称,1907年的俄英协定“彻底破坏了”1904年荣赫鹏校远征拉萨所取得的成果,“将实际上已经独立,英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让给了中国”。[29]

    沙皇政府奉行支持达赖喇嘛同英国侵略作斗争的政策。关于西藏的1907年协定首先是沙皇政府坚决奉行上述政策的结果。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当时英国对俄国持和解态度,英国希望把俄国拉入协约国军事政治联盟。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轻易放弃了1904年武装干涉西藏时所获得的成果。С·Д·沙查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明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事务的俄英协定的意义：“1907年签订的协定在我们与似乎不可能调和的老对手的关系方面开辟了新纪元。”[30]

1905年至1911年期间的达赖喇嘛

    在荣赫鹏的军队占领拉萨前几天,坚决反对英国武装干涉的达赖喇嘛,担心自身生命安全,从西藏首府出逃。1904年11月,他抵达了库伦。清政府对他甚为不满,饬令蒙古当局和库伦呼图克图“切勿给予在那里逗留的达赖喇嘛高的礼遇”。[31]1905年10月,清帝谕令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和蒙古诸王公“立即将达赖喇嘛送回西藏,不许他擅自留在蒙古”。当时在王库伦的西藏教主请求沙皇政府帮他留在蒙古。俄国驻北京公使Д·Д·璞科第(Покотилов)奉彼得堡之命,坚决请求中国不要阻止达赖喇嘛在王库伦过冬。[32]

    1905年5月,俄国著名旅行家П·К·科兹洛夫(Козлов)大尉奉尼古拉二世“谕旨”前往库伦达赖喇嘛处。П·К·科兹洛夫亲自向总参谋部报告称,他四个月蒙古之行的目的是,在会见达赖喇嘛时,查明“俄国可在哪些方面帮助西藏”。[33]1905年6月,被派往北京出任俄国驻华公使的Д·Д·璞科第在库伦会见了西藏法王,并把尼古拉二世的礼物一枚镶有俄国君主肖像的钻戒亲手交给了他。璞科第答应给予达赖喇嘛支持。[34]达赖喇嘛在王库伦逗留期间,恰克图边界委员总参谋部Д·А·希特罗沃(Хитрово)中校通过其代理人同他建立了秘密联系。此时西藏教主的代表阿旺德尔智正在彼得堡。西藏的谋士布里亚特人С·Б·巴德马扎波夫(Бадмажапов是达赖喇嘛与Д·Д·璞科第公使的联络人。据希特罗沃证实, 达赖喇嘛每星期都能收到西藏的邮件,而英国人给他的信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35]

    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积极开展活动。他号召蒙古王公和喇嘛起来反对中国,争取蒙古独立。将来蒙古应和独立的西藏联合起来。十三世达赖喇嘛把西藏独立作为毕生致力的主要目标,他想借助俄国达到这一目的。Д·А·希特罗沃写到：“照达赖喇嘛的看法,俄国的支持和保护应表现在俄国承认蒙古和西藏的要求是合理的,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这一问题的呈文,提交欧洲列强讨论并做出决定,达赖喇嘛坚信,欧洲列强不会不同意这些要求是正当的”。[36]不过俄国奉行十分审慎的政策：俄国保护西藏免遭英国侵略,但并不赞同西藏独立。沙皇政府一向认为西藏是中国之一部分,既未向中国,也未向西藏提出过西藏独立的问题。

    А·德尔智在彼得堡期间在努力促进俄藏关系、俄蒙关系之发展和巩固。从德尔智1907年底致俄国外交部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该报告的简要内容如下：日本在蒙古,英国在西藏“散布对俄国的仇恨”。俄国应当在蒙古和西藏加强自己的影响,“在文化、经济方面和平征服蒙古和西藏”。为此目的,必须利用“土尔克斯坦的非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可采取两项措施“进行和平征服”,在蒙古和西藏发展俄国的和当地的民族商业和工业,“在蒙古人和西藏人中间传播健康的文化和教育,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的、地方的生活特点”。“俄国在各方面均应成为蒙古人和西藏人永久的好朋友、老师和保护者,保护他们免遭中国和英国的剥削和奴役。”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俄国人必须事先研究蒙古和西藏的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为了同当地(蒙古和西藏)联系,俄国政府应当在当地雇佣“精明强干、绝对诚实和忠于俄国的代理人”。[37]

    俄国档案史料表明,1906年夏天以前,沙皇外交坚持达赖喇嘛应当返回西藏的观点。不过一切取决于北京的立场,1907年底以前,北京没有明确对法王的态度。

    达赖喇嘛从西藏出逃，坚持亲俄的立场,还想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清政府对他不满。1906年夏,北京派都统博迪苏和达寿前往喀尔喀达赖喇嘛处。他们建议达赖喇嘛不要返回西藏,而留在中国。达赖喇嘛拒绝了这一建议,并且表示,他只去拉萨。[38]实际上达赖喇嘛在俄国卫队护送下已前往西藏。1906年秋,教主抵达了青海的喇嘛庙塔尔寺,在那里暂住了下来。

    从达赖喇嘛决定前往塔尔寺并在那里暂住可以看出俄国外交的影响。1906年7月6日А·П·伊兹沃尔斯基召开会议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除外交大臣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外阿穆尔军区边防军独立军军长Н·М·奇恰戈夫(Чичагов)、旅行家П·П·谢苗诺夫(Семенов)、П·К科兹洛夫、汉学家А·М·波兹德涅夫(Позднеев)、科学院院士С·ф•奥尔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和前驻库伦总领事Я·П·希什马廖夫(Шишмарев)。会上研究了俄国对西藏的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决定“通过外交谈判保护西藏免遭英国人蓄意侵略”。看来是指俄英谈判。关于达赖喇嘛,会上指出,他是俄国的好朋友,“他仇恨英国人”,应当让他住在离西藏较近的地方,以便于他对西藏人,对蒙古人继续发挥影响。会议认为,青海的一座寺院最便于达赖喇嘛居留。[39]

    鉴于俄英两国在彼得堡就西藏问题开始谈判,伊兹沃尔斯基在1906年10月11日写给璞科第的秘密信件中提出了对西藏教主的态度问题,此前西藏教主已来到塔尔寺。由于当时正就西藏问题同英国谈判,“特别是因为法王已抵达塔尔寺,同达赖喇嘛直接的官方来往变得不合适,”。外交大臣继而饬令,必须“向俄国代表与西藏法王间的正式调停者声明,我们认为他们不再是调停者,不再利用他们在上述方面效劳”。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但这不意味着将“禁止俄国臣民同达赖喇嘛的任何来往”,同达赖喇嘛的关系“实际上在缩小”。伊兹沃尔斯基请求璞科第把该密信的内容通知比姆巴耶夫(Бимбаев)、加尔沙诺夫(Галсанов)和达布达诺夫(Дабданов)。[40]

    从这封密信可以得出结论,在1906年底以前,俄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存在着官方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沙皇间谍比姆巴耶夫(Бимбаев)[41]、加尔沙诺夫、达布达诺夫,看来还有其他人员进行的。显然,这些间谍同恰克图边界委员以及侦察和领事机构的负责人员有直接联系。同达赖喇嘛直接联系的间谍人员的活动是由俄国驻北京公使决定的, 俄国驻北京公使只听命于外交大臣,并通过外交大臣间接听命于沙皇,当然,这种“官方关系”有点怪,但就是如此。沙皇政府通过调停者(间谍)同西藏教主秘密保持着联系。

    实际上А·德尔智是达赖喇嘛驻彼得堡的外交代表,虽然沙皇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这一点。英属印度和中国的报纸把他称作西藏教主身边的俄国间谍。无论如何, 当时德尔智多方设法促使达赖喇嘛与沙皇政府建立和保持关系。

    1907年俄英协定签订后,俄国政府实已同意与协约国结盟,如同伦敦已允诺在西藏问题上与彼得堡协调自己的政策一样,现在俄国政府也只好把自己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政策与伦敦的立场进行协调了。

    1907年俄英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改变了对达赖喇嘛的态度。1907年底,北京政府请他前来北京。清政府驻西藏代表张荫棠建议外务部使达赖喇嘛早日回到拉萨,照他的意见,应当“加强中国对清帝国这一地区的宗主权”。[42]1908年9月,西藏法王抵达北京。他在那里与俄国公使馆取得了联系。锡埒图（Шире）喇嘛（有亲俄情绪的蒙古王公乌泰的兄弟）奉达赖喇嘛之命，秘密拜访了新任俄国公使И·Я·廓索维慈(Коростовец),转交了达赖喇嘛向俄国乞援的请求。沙皇公使回答说,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俄国有许多佛教徒，俄国将像从前一样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沙俄外交官和代理人同时建议达赖喇嘛不要“激怒”中国人,并竭力同英国人搞好关系。[43]

    在北京期间,喇嘛教主企图从清政府那里争得更多的管理西藏的权利。比如,他在给清朝皇帝的一封呈文中请求,中国与外国谈判时,北京政府要征询他的意见。达赖喇嘛还提出他与驻藏大臣一样有权向皇帝和政府直接上奏。[44]他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回应,但获准派一位喇嘛作为他的常驻代表住在北京。[45]

    达赖喇嘛并不指望在俄国帮助下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当时他依然认为沙皇政府将帮助他扩大在西藏的权利。比如,达赖喇嘛起草的秘密交给俄国公使馆的“西藏与中国之间关系若干改变的计划”证实了这一点。教主在该计划中表示希望：“如同不希望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境内一样”,也不希望以中国军队保卫西藏边界；西藏政府应以“自己组建的军队”保卫边界；西藏政府应有权“斟酌情况”把西藏人派往别国学习；中国政府无权剥夺达赖喇嘛宗教和世俗的权利。[46]

达赖喇嘛“依然信赖俄国”,沙皇政府对此感到满意。沙皇政府当时向达赖喇嘛提供了钱款。1908年8月,内阁向达赖喇嘛提供了11万两,供他北京之行使用。[47]法王在离开北京之前,请求再向他提供14万两,哪怕4万两也好。俄国内阁特别会议满足了达赖喇嘛的要求,向他提供了4 万两。伊兹沃尔斯基在会上说,达赖喇嘛在中国京城逗留期间“始终按俄国驻北京公使之建议行事,这再次证明他对俄国政府持友好态度”。[48]

    1908年12月20日,达赖喇嘛从北京起程前往拉萨。慈禧太后规定按年赏给他廩餼银1万两。清廷谕令,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例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达赖喇嘛前往西藏之前,通过А•德尔智通知廓索维慈说,“他在北京逗留感到不满意”。法王起程后, 德尔智带着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件和礼品起程前往彼得堡。[49]    德尔智彼得堡之行在英属印度和中国引起不安。两国报界报道说,达赖喇嘛在致沙皇的信中提出了同沙皇政府建立“永久、直接的具有外交性质的关系”。此项建议在印度被视为违背1907年俄英协定。[50]中国报界批评达赖喇嘛和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北京的《国报》指出,达赖喇嘛不过是管理西藏的一名官员,他把德尔智派到沙皇那里是犯罪。该报指责沙皇政府借助布里亚特人“把达赖喇嘛引入圈套”,进而“破坏中国主权”。[51]

    1909年12月,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在法王不在西藏期间,清政府企图在西藏实行新政。1908年2月,皇帝谕令度支部每年拨款50—60万两供西藏新政之用,[52]拟用这笔钱发展西藏教育、采矿、改善交通和训练军队。北京政府讨论了改变整个西藏管理体制的问题,或把西藏改作中国的一个普通的行省,或像从前一样作为藩属留在中国版图内。辛亥革命以前该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清政府在西藏实行新政之目的是,加强其在西藏之地位,竭力扩大其在西藏之权利。И•Я·廓索维慈曾就此问题致函А•П•伊兹沃尔斯基说,北京政府“开始坚定不移地力图逐渐取消达赖喇嘛和西藏宗教界人士在西藏内政问题上此前享有的广泛独立性,寻求在西藏逐步实行全帝国的行政制度”。[53]北京实行这种制度已引起西藏教主强烈不满。1909年11月12日,达赖喇嘛进入西藏境内后,致函廓索维慈说,赵尔丰[54]会同驻藏大臣联豫“轻率地实行各项新政”,因此,“恐怖笼罩了”整个西藏。法王请求沙皇政府“出面说情”,迫使中国放弃“在西藏轻率实行的新政”。[55]看来,中国情报机关在密切注视着达赖喇嘛的行动和书信往来。联豫和川督赵尔巽(赵尔丰的兄弟)向北京报告称, 达赖喇嘛与洋人已取得秘密联系,“好像向他们提出了请求,如果西藏人企图宣布独立,脱离中国,则请他们给予援助”。[56]

    西藏原驻中国士兵1500人。1909年秋,北京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1500人。[57]1910年2月初,协统钟颖率领增派的部队进驻了拉萨。1910年2月15日,正在外贝加尔的德尔智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М·С•克尼亚泽夫(Князев)说,中国政府想通过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把西藏改成普通的行省,这似乎违背了1907年俄英协定。[58]

    中国军队进驻拉萨后,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他在给住在北京的西藏喇嘛的信中提到他决定出走的原因:1909年,联豫在西藏开始实行新政----设立汉藏学校、办报纸、建立印刷厂；2000名川军也进驻了西藏,他们在那里抢劫、杀害和平居民；驻藏办事大臣“把西藏和中国官员抛在一旁亲自执掌政务”,还规定了新的差役。联豫和中国士兵的强制性行动迫使他从拉萨出走。[59]

    1910年2月25日,清帝降谕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谕旨称,西藏教主违抗中国政府命令,把持金库,花费许多钱款；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时,又散布驻藏大臣的流言,随后于2月12日出走。谕令将达赖喇嘛降为“庶民”。[60]

    法王逃往印度境内的一个别墅式村镇大吉岭。2月26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抗议“未预先通知英国”,就革去达赖喇嘛的名号。外务部答复称,西藏事务系中国政府内政,故无必要将中国采取之措施预先通知伦敦。[61]2月29日,И·Я•廓索维慈拜访了外务部,发表口头声明说,达赖喇嘛出走可能在150万俄国佛教徒中引起骚乱。公使劝告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安抚”西藏。外务部代表联芳答复廓索维慈说, 废黜达赖喇嘛是因为他耍阴谋和始终反对新政；中国“对破坏藩属关系,不承认中国政权,不追求宗教目的,而干涉行政事务的不顺从臣民有惩治之权”。[62]

    2月29日, 达赖喇嘛在23名亲信和60名仆从护送下,越过边界,抵达大吉岭。第二天,英印政府的政治代表Ч•贝尔(Бель)拜访了他。据俄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63]说,西藏法王请求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另派一名官员代替联豫,并把进驻拉萨的中国军队撤走,修复被中国人毁坏的寺院,准许达赖喇嘛“带着佛教法王应有的全部光荣头衔”返回西藏。[64]贝尔未向西藏教主做任何承诺。3月中旬, 达赖喇嘛来到加尔各答,印度总督洛德·明托(Лорд Мието)在那里接见了他。达赖喇嘛在加尔各答并未得到英印当局帮助他恢复在西藏的地位的任何保证。[65]英国政府不想帮助达赖喇嘛,因为他在1904年反对过英国人,从英国人那里逃走,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坚持亲俄的立场。

    阿尔谢尼耶夫还报告说,印度政界和报界认为,中国革去赖喇嘛名号,把西藏从藩属改成中国的一个行省,取消印度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在加强其在西藏权力方面“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大步”。[66]

在大吉岭期间达赖喇嘛处于“被软禁”状态,英国人禁止他与西藏联系,来往信件也受到检查, 外国人惟有经贝尔批准才能去见他。[67]

   1910年3月31日, 伊兹沃尔斯基致电廓索维慈,向他阐述了这一阶段俄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的实质：“我们承认俄英两国在西藏存在共同利益,为保卫两国共同利益 ,我们准备支持英国人认为须要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步骤；我们还表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愿意就应占有的地位同英国政府交换看法。我们还注意到,英藏在西藏方面的误解对我们有利,因为中国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满洲引开,[68]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英国人的同时,可以期望我们在满洲事务方面得到英国人的支持”。[69]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西藏的1907年协定签订之后,为了俄英两国的利益, 沙皇政府渴望会同英国解决西藏某些方面的问题。但这决不排除两国间的竞争。比如,中国驻拉萨帮办大臣温忠尧在1910年7月18日的奏折中写到,在西藏问题上英俄两国“彼此采取提防的措施”。中国“应当利用这一点”。[70]北京《帝国日报》也指出,西藏是“中俄英三国利益冲突”的交点。[71]    

    达赖喇嘛在逃亡期间依然渴望依靠俄国,信赖并忠于俄国。1910年11月,俄国的印度学家和藏学家Ф•И·舍尔巴茨基(Щербатский)在大吉岭拜访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着贝尔[72]的面向俄国学者表示：“他和西藏人民忠实于俄国。”[73]1911年2月8日,俄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Л•列韦利奥季(Ревелиоти)拜访了西藏法王,得到的印象是,英国“打算把西藏纳入缓冲国(锡金、不丹、尼伯尔)之列”对达赖喇嘛已不是秘密。[74]

    1910年12月,西藏教主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75]1911年3月,俄国外交部接到了该信。达赖喇嘛在信中说：“自俄藏建立友好关系之时起,西藏对中国人一直最友好、最忠诚。”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剥夺了西藏的全部权利,搞得我(一国之主)和我的亲信不能在我的国家立足”。他说,他通过印度政府询问英国对他正式访问伦敦持何态度,得到答复说,“今年冬天”不可能接待他,英国政府“不可能充当中国与西藏的调停人”。再次询问,得到答复说：“鉴于一方面英俄之间订有条约,另一方面英中之间也订有条约,英国政府碍难干涉西藏事务。”教主继续说：“从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政府不可能把解决西藏问题承担起来。”因此,他询问沙皇：“俄国对他途径伦敦的彼得堡之行持何看法?”达赖喇嘛请求俄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或者“单独”向中国提出交涉,解决西藏问题。最后法王恳请俄国沙皇“一定要担负起这件给西藏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大事”。

    我们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在确信英国不愿帮助他之后,才向俄国乞援。沙皇政府的处境很微妙,既不想疏远西藏法王,根据1907年协定,又应当同伦敦接触。1911年7月15日,А•А•尼拉托夫把达赖喇嘛的信件连同自己的便函转给了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代理外交大臣在便函中指出：“我们认为对达赖喇嘛的信件置之不理不妥,并认为最好按照俄英协定之精神,事先与伦敦内阁共同讨论如何答复”。尼拉托夫同时指出：“把达赖喇嘛的信件的全部译文交给英国人不妥,因为内中对英国人进行了一些指责。”。[76]

本肯多夫接到达赖喇嘛信件的全部译文后,并未同伦敦内阁讨论该信(这违背尼拉托夫的指示)。他对此有自己的考虑,7月29日他致函尼拉托夫谈了自己的想法。大使说,英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对解决“现阶段”的西藏问题并无裨益,因此,不愿西藏教主来伦敦。照本肯多夫的意见,如果俄国政府在彼得堡开始就西藏问题同达赖喇嘛谈判,可能给俄英关系带来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大使提出只把达赖喇嘛的信件和沙皇给法王的信件的要点通报给英国政府。[77]

    尼拉托夫注意到本肯多夫的意见,认为给达赖喇嘛的复信应写得“盛情、模棱两可”,但不排除向英国政府解释西藏教主信中提出的问题。[78]

    在尼拉托夫10月31 日呈交的奏折中载有达赖喇嘛复信的文稿。代理外交大臣写到,本肯多夫应就此问题与伦敦内阁联系,但并未找到“合适的时机,向英国政府解释达赖喇嘛在致我国的呼吁书中提出的广义提法的西藏问题”。尼拉托夫认为,对达赖喇嘛的来信不能置之不理,“因为使达赖喇嘛产生俄国对西藏命运漠不关心的想法可能于我们不利。”[79]

1911年11月23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封复信的文稿。复信的确写得“盛情、模棱两可”。信中的许多话语提醒西藏教主不要“抱太大期望”。信的实质集中在下述句子中：“我的政府----尼古拉二世写道,----特别关注西藏问题之发展,对西藏力求捍卫现行条约范围内的合法权利抱有善意。我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奉行与英国政府亲睦的政策是重要的条件之一。”[80]

    总之,关于设法使北京让达赖喇嘛现在回到拉萨一事,沙皇政府未向达赖喇嘛做任何承诺,并劝告达赖喇嘛“奉行与伦敦和解的政策”,因此,不邀请他来彼得堡。

    1911年12月16日,本肯多夫向Э•格雷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叙述了尼古拉二世给达赖喇嘛信的内容,并谈及该信将由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面交西藏教主。[81]Э•格雷在致彼得堡的复照中感谢告知尼古拉二世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信的内容。

辛亥革命与西藏获得实际独立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拉萨。驻在拉萨的中国军队约800人投向了革命。[82]11月19日,起义官兵将驻藏大臣联豫赶下台,并推举统领钟颖为都督[83]。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中国驻藏部队就陷入了困境。清政府不再发给他们军饷,军人们没有钱花。中国士兵要求西藏官员和喇嘛发饷,但遭到拒绝。抢劫百姓,对百姓施暴的事情发生了,这不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反华情绪。西藏人武装了起来,并于1912年4月在拉萨等城镇举行了反华起义。[84]西藏人终于取得胜利,根据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军队应撤离拉萨,经印度回国。[85]

   4月2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命令,蒙、藏、回疆系中华民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命令载明：“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族领土,则凡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命令宣布,取消蒙古和西藏之藩属地位,将来各地方之行政管理“与内地诸省一样”。命令责成外交部负起管理蒙藏之责。[86]后来成立了直属民国中央政府总理的蒙藏院。

    西藏起义迅速发展,很快蔓延到西藏东部地区。起义的西藏人把中国军队赶出了理塘、巴塘和昌都,并来到了四川省边界。[87]袁世凯命令川军开始讨伐西藏。1912年7月,川督尹昌衡率川军进入西藏东部地区,占领了一些城镇。滇军也已开始讨伐。[88]

    英国阻止了中国军队在西藏的进一步军事行动。8月中旬,英国驻北京公使Дж·朱尔典会见了袁世凯,通知他,“英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不承认中国有单独主动干涉西藏管理之权”,伦敦“既不能容许安排汉人在西藏担任行政职务,也不能容许袁世凯发表的把西藏改成中国本部一个省的主张”。继而大使(原文如此,应为公使。----译者)预先通知北京：“从今以后中断中国与西藏途径印度的交通,撤军返回中国除外”。[89]8月17日, 朱尔典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正式节略,其主要要求可归纳如下：一、中国政府不得在西藏驻军,驻藏大臣的少数卫队除外；二、中国行政当局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三、英国政府得向拉萨派驻代表,以维护通商利益；四、倘中国政府不同意履行上述要求,则英国政府将拒绝承认中华民国。[90]在递交这份书面节略时, 朱尔典对中国外交部代表唐在复发表口头声明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将导致西藏局势更加紧张,这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公使威胁说,如果中国派军队进藏,则英国也将把自己的军队派往西藏,并占领战略要地。[91]

    朱尔典的恐吓已对中国政府奏效。中国政府命令尹昌衡所部驻扎昌都,不再前进。[92]

    据俄国驻华公使В·库朋斯齐说,英国关于西藏的节略已引起北京的愤怒。公使向С·Д•沙查诺夫报告称：“无论如何,北京也未料到,十分同情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并通过本国的国务活动家之口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的英国,竟然采取如此不友好之步骤。”[93]

    中国议会的一些议员就蒙古、藏西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书面质问,内中指出：“自蒙藏发生骚乱以来,来自一些外国的严重危险威胁着国家,国家岌岌可危。”议员们指责政府没有制订出在“暴乱地区”的具体行动计划,“没有采取措施抵制洋人的非法要求”。他们要求陆军总长和外交总长在内阁秘密会议上亲自就蒙藏问题做出解释。[94]

    华侨致电北京,抨击俄英两国在蒙古、西藏奉行显然打算“占领中国这些边疆地区的政策”。他们请求袁世凯组建“精锐部队”讨伐喀尔喀和西藏,并派著名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和胡瑛主持此事。华侨答应“提供必要的经费”供中国政府讨伐喀尔喀和西藏之用。[95]

    显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袁世凯在1912年12月25日的照会中对英国8月份的节略做了相当强硬的正式答复。复照说,除中国外,别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北京政府不会放弃“把西藏改成中国的一个行省”。[96]

    伦敦就西藏问题向北京提出了要求,事先还把此事通报给彼得堡。[97]

    1912年9月,С•Д·沙查诺夫访问了伦敦,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包括西藏问题,同Э•格雷举行了会谈。关于西藏格雷向沙查诺夫保证说：“英国对西藏并无任何图谋,也不打算修改两国关于西藏的现行条约。”至于8月份伦敦向北京提出的要求,英国外交部门的首脑表示,英国不允许“大批中国军队向西藏渗透,虽说已向中国提出警告,如果中国仍企图将自己的军队派往西藏,英国将不得不把远征军派往春丕谷”。格雷还强调指出,伦敦内阁将做出类似的决定,而且不再向沙皇政府通报。英国外交大臣企图把俄国在蒙古的“活动”与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加以对比。沙查诺夫拒绝承认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有何“相似之处”。他向格雷表示：“关于西藏,由于签订了某些条约,英国受到俄国的制约,关于蒙古,我们并未向英国承担类似的义务。况且,英国人在蒙古既无政治利益,也无经济利益。”[98]

    我们可以看出,格雷相当明显地暗示彼得堡的客人,倘若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行动自由,作为回报,英国也将承认俄国在蒙古的行动自由。沙查诺夫也明确暗示格雷,俄国在蒙古奉行的政策无需伦敦方面赞同,根据1907年俄英协约,英国在西藏奉行的政策则应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

    在此种情况下,可以看出,俄国政府并未放弃在西藏问题上所奉行的方针,该方针的实质是,不向英国人提供以某种方式控制西藏的机会。当然,沙俄这样做决非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沙俄过去在西藏有影响,现在仍想在西藏拥有影响。[99]

    1912年9月底,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了拉萨,他在印度期间曾受到英印当局的监视。[100]此前大部分中国军队已放下武器,并途经印度前往中国。根据同西藏达成的协议,中国的统领钟颖及其卫队(100人)留在了拉萨。1913年1月,他们撤离了西藏,现在西藏已完全脱离中国军队和官员,实际上已经独立。达赖喇嘛首先着手建立西藏军队。[101]有三名俄国军事教官(布里亚特人)在达赖喇嘛身边秘密供职。他们懂藏语,了解西藏习俗,身着西藏人的服装。[102]

    在对外政策方面,西藏教主奉行加强与外蒙古的联系的方针,此前外蒙古实已脱离中国。达赖喇嘛于1905至1906年在喀尔喀逗留期间,已与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约定,为使西藏和蒙古获得独立,西藏和蒙古将建立“联盟国家”。

    无论外蒙古,还是西藏,均已获得实际独立,但并未得到俄国和其他列强的承认,而中国竭力要重新控制外蒙古和西藏。在此种情况下,达赖喇嘛与库伦呼图克图在寻求相互支持。看来,两位喇嘛教主均认为缔结政治同盟是一项有助于西藏和蒙古捍卫、确立自己的独立的措施。

    1912年12月,达赖喇嘛派А·德尔智前往库伦签署蒙藏条约。条约于1913年1月11日签署。库伦政府外务副大臣毕力克图喇嘛拉布丹和达木定苏伦代表呼图克图签字,А•德尔智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签字。该条约载明,“蒙古和西藏均已摆脱清朝,脱离中国,建成独立国家”；西藏君主达赖喇嘛“赞同并承认成立独立蒙古国,承认宣布呼图克图为蒙古君主”；蒙古国民之君主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喇嘛赞同并承认成立西藏独立国,承认宣布达赖喇嘛为“西藏君主”；两国将来如有内忧外患时,互相援助,永矢不渝,并“互相贸易和人员交往”。[103]

    沙皇外交并未阻挠蒙藏条约的签订,但也不认为该条约具有重大意义。沙皇政府驻外蒙古外交代表廓索维慈曾就此写信给沙查诺夫说,尽管该条约“不具有政治意义,不能将其称之为国际条约,但仍不失为某种征兆,因该条约是对强加给西藏和蒙古的中国宗主权的抗议,并且故意显示出两国君主的团结一致和观点一致”。[104]沙查诺夫向英国大使Дж·布坎南(Бьюккенен)介绍了该报告的内容。外交大臣还写信给驻伦敦大使：“我们认为在库伦签订的蒙藏条约不具有重大意义。”[105]

    沙皇政府不可能承认蒙藏条约为“国际条约”,因为沙皇政府不希望蒙古独立,库伦对此一直心怀不满。像英国一样,根据1907年俄英协定,俄国也不可能承认西藏为独立国,俄国只承认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

    在蒙藏条约签订前,А•德尔智向《新时代》报记者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授命他请求俄国政府就俄英两国保护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倘这一建议被采纳,达赖喇嘛答应向两国提供在西藏免税贸易、开发自然资源、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之权。[106]俄国和外国报界把德尔智的声明视为关于俄英两国共同保护西藏的建议。英属印度的报界感到不安。反映印度行政当局观点的《先驱报》(Пайонир)报道说：“英国政府不可能允许俄英两国联合保护西藏。”[107]加尔各答和伦敦开始把德尔智视为同俄国进行正式谈判的西藏代表。伦敦报界载文呼吁修改1907年俄英协定,恢复曾同北京进行的关于西藏的谈判。[108]

    当时传说俄国外交部正就俄英两国共同保护西藏一事与德尔智进行谈判。俄国外交部只好对这些传闻进行批驳。[109]不过,俄国外交部并未停止与德尔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