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直至钦命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回京，在这二十余日里，北京城实际上处于“无主之国”的极端状态，当时留守大小诸臣各自为群，为恢复秩序、打开交涉之门，“各树标帜”，各有使力方向。本文聚焦于非常时期的京官群体，考察其政治活动、对外交往的具体情状，以及面临空前国难时的心态，并尝试将“庚申”、“庚子”并置，审视两次“国变”的异同及历史意义。

关 键 词：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 留守京官 庆亲王奕劻 庚申之变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由东便门、东直门、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等处相继攻破北京城，扑入使馆区，并有一部由前门入内城。几乎同时，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皇后、大阿哥及少数王公大臣，由神武门出西直门，仓皇奔逃。在经历了失陷最初几天完全失控的屠戮、焚烧、抢劫和奸淫之后，八国联军在当地建立起殖民统治秩序，对北京皇城、内城和外城各街区实行分片接管。近代通史或义和团运动史的相关著述，多辟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专章，连同专题文章，焦点多在揭露外国军队暴力统治及犯下的“累累罪行”。①翦伯赞在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时说：“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办法”，②这一取向实际在后来研究中得到持续的贯彻。③相较之下，西人讨论联军占领行动，带有很强的西方价值本位，强调“由于中国破坏了国际法并向世界挑战，世界也反过来在对待这个破坏法律者时不承认自己的法律”。④晚近学界更多受权力话语理论及后现代史学影响，虽亦致力于对西方文明内部野蛮行为的历史批评和反省，但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批判论”已有不同。⑤最有代表性的，如何伟亚(J.L.Hevia)指出使馆解围后列强的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品的处理方式包含“惩罚”与“规训”两面，它不单是有关“复仇”主题的暴力演示，也是西方人针对中国主权、文明及中国人精神心理进行的有计划的“象征战”，实际从属于欧美帝国主义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其为标准的全球性规范的、庞大并持续的“教育工程”。⑥

       然而，无论“惩罚”，抑或“规训”，均以八国联军或更广义的西方人为当然主角，既有研究几乎都把重心落在行为施动者身上，而很少注意对手方的反应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一些研究者逐渐视角往下，如张鸣、胡成利用时人笔记、日记等材料，刻画了“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空间当中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心态，⑦郭道平考察庚辛之际联军对北京的治理措施以及京师民众反应，致力于呈现这一事件“对于北京城市现代转型的起点性意义”。⑧不过，这些研究还是偏向基层的、社会的一面。实际上，北京城的政治社会秩序由崩陷到重建的过程中，清朝官方是否全无作为，如果把八国联军的殖民统治当作一场“课业”，那么中国人是否只是充当了一个安静而谦卑的听众，仍是值得追索和思考的问题。本文聚焦从北京城陷、宫廷出逃，到钦命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返京的二十多天，通过观察留守京官这一群体在“无主之国”的极端状态下形形色色的表现，透视非常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相及国人面临国难时的心态，进而将“庚子”与“庚申”并置，重审两次“国变”的意义。

一、清廷有关“留京办事”的措置

       早在京师陷落前一月，即天津失守的战报甫至，慈禧太后已经有“西巡”的打算。据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六月廿一日(7月16日)记：“两圣昨拟西巡，派怀塔布护送，先幸颐和园，乃西发。幸仗荣相三次召见，谏止挽回。”⑨也就是说，为避联军锋芒，慈禧已派内务府大臣部署西逃路线，复因荣禄等劝阻未果。当时战争形势未明朗，与使馆区的和谈之门也半开半闭，这些都是影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而妨碍“西巡”的另一层内情则如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私下评论：“太后有西迁之意，实由以下无可依者，惟仓卒出走，岂易言哉！”⑩

       至七月初旬，联军由津犯京，所到之处，清军皆溃散。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闻北仓战败，派李秉衡出京督师，并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命“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11)十五日(8月9日)，杨村失守的消息接踵而至，慈禧再起“西巡”之念，派赵舒翘寻查顺天府大车准备情况。十六日(8月1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记：“闻洋兵已过张家湾，官军溃散，车驾已决西幸，点派随扈留守各员。”(12)编修高枏则录下了听说的留守人员姓名：“今日召见军机徐、崇、董，闻以徐、崇、刚(武卫四营)为留守。”(13)复检清宫档案，当日上谕档有一注文，录下：

       以上钦派留守、留京、随扈(二)、署缺谕旨五道，十六日未申之交王大臣二次召见后，于养心殿命章京张嘉猷等入缮王公、贝勒、大学士、尚书、满汉侍郎等名单四件递上，随奉朱圈并加朱笔单一件发下，分别缮旨。明日清晨，同朱单五件送堂递上，未发下。其日方罢巡幸议也。原档遍检不得，谨补缮空档原单订存，并恭注如右。

       该注文应为军机处事后整理档案时所加，有关留京、随扈、署缺的5道上谕原文已不存，今可见者只有经硃笔圈点的名单4件，其中钦定留守人员为：

       载滢、溥伟、载振、载润、载泽、溥侗、载沣、崇纲、溥静、凯泰。

       载勋等城守仍留京。崇绮、刚毅(留京办事)、徐桐。(14)

       按照此单，留京者载滢(贝勒)、溥伟(恭亲王，载滢子)、载沣(醇亲王)、溥静(怡亲王)、凯泰(郑亲王)、载泽(镇国公)、载振(镇国将军，奕劻子)、溥侗(镇国将军)，皆宗室近支，且相对年幼一辈。庄亲王载勋充步军统领，战时与刚毅(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共同受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复奉派“办理城守事务”。(15)崇绮(大学士)、刚毅、徐桐(大学士、吏部尚书)，俱当朝主张抚拳仇洋最力之人，高枏所记不误，而奕劻、荣禄未在名单内。

       由上可知，七月十五日，慈禧太后鉴于前方战事不利，已征集车辆预备出逃；十六日，拟定了谕旨；十七日，因车辆准备不周而决定停止。(16)至二十日(8月14日)，联军濒临城下，慈禧在西苑召见军机，三次会议城防，“咸相顾愕眙，无敢出一语”。(17)次日晨，联军入城，慈禧携光绪等出逃。此行极其仓猝，随行人员极少，连端郡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也未能第一时间随扈，要到慈禧一行逃至颐和园喘息之际，才匆忙赶上。(18)军机大臣王文韶也是后来赶上，据他在怀来所见，“此次嫔妃均未带出，太监亦不多，诸王贝勒随行亦少，其余一概未来。礼王、荣相、启秀未来，所随行者不过庆、端、那、肃四王，橚、伦二贝子，及公爷几位而已。堂官刚相、赵[舒翘]、英[年]、王[文韶]、溥兴五人，各部员司员共十三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19)随从者以近支王公、御前大臣为主，汉大臣尤为寥寥。

       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慈禧太后在怀来县发出上谕：

       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黑体为笔者标注，下同)。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以慰廑悉。(20)

       这是她在流亡途中首次对外发出谕旨，指定留守大臣。京城陷落前夕，总理衙门曾一度与使馆约期会晤，商议停战，旋因“大臣相顾瑟缩，不敢往”告罢。(21)此刻慈禧旧事重提，以为“现在局势大坏，只此一线可以援为向议之据，著荣禄、徐桐、崇绮彼此熟商，迅速设法办理，是所至盼”。(22)然徐桐于京师城破当日自缢而绝，荣禄、崇绮同行出京，取道良乡、涿州，逃至保定，崇绮不久亦自缢于莲池书院。(23)三位留京大臣俱不在京，议和根本无从谈起。

       慈禧太后亦意识到京师乏人，秩序未定，“恐在京未能遽与开议”，遂于七月二十五日谕令在上海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迅筹办法，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从中转圜”。(24)二十六日，在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获两宫西逃的确信，即以“京城无人议和”为患，不过，能寄望者还是远在京师千里之外的李鸿章：

       两宫出险固可喜，然京城无人议和则可大忧。西例虽至兵败都破，但有大臣求和，虽在瓦砾上犹可议，若无人与议，便是无主之国，任便施为，京城不能还我矣。此时拟请傅相领衔合各将军督抚联衔电奏，大意如此。(25)

       截至此时，李鸿章的全权资格尚未得到外部认可，列强质疑其任命出自“拳党”把持之政府，不具有合法性，尤其英、日、德诸国视李氏为亲俄派，相信由他主持谈判将只会有利于俄国。(26)困于“旨召入京，竟无路可达”，李鸿章也只能滞沪观望，其回奏言，“查西例，国君不在京，便是无主之国，任敌兵施为，故必有留守便宜行事之全权大臣，方能督办和局。”(27)这不是卸责之言，流露出的更多是力不从心。

       首都沦陷，宫廷出亡，全权失位，从国人角度看，本朝已成“无主之国”，臣民无异于“无主之民”。北京仿佛是座遭遗弃的城市，绝望地战斗，继以溃败，杀戮，焚烧，奸淫，抢掠，悲剧一幕幕展开，混乱看不到尽头。以战胜者姿态君临的外国征服者，如此描述眼前一幕：“伴随着皇帝离京避难，北京政府瓦解，朝中百官或逃亡或自杀，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28)在“无主”、“无政府”情势下，如何寻摸到出口，开辟由战争通向和平的道路，是刻不容缓的急务。此时，尚留守京内、于“瓦砾”上“求和”的大小京员，在半推半就之间走上了历史前台。

二、叩问“交涉之门”：留守京官面面相

       联军叩城，两宫逃亡，天翻地覆，变出非常。时人形容以“横今振古未有之奇变”(29)、“庚子一变天地震，六飞仓皇幸秦晋”。(30)不过，这类震惊和慨叹实际为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痛定思痛的反应。征诸当时，清廷逃亡前未来得及布置留守事宜，西逃中又长时间与京内失去联系，对宫廷西行的事实，滞京官员身处局外，全然懵懂。几乎一夜之间天地翻覆，京城洋兵遍布，官民四散，谣言纷起。恽毓鼎记其事：

       自此日至二十八日，吉凶之信瞬息万变。或言太后西幸，皇上实留宫中，二十一日五刻，已御大清门下，与洋使相见，仍归和好。……或云全权大臣李傅相已到京，议款和约凡四条(或云六条八条)，洋兵即撤出城。或云两宫均已西幸，留守无人，都城将沦为左衽。或云宗庙被毁，各衙署、王府皆焚。……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31)

       传说中的“皇上”、“全权”皆未露面，行在确信迟迟不来，京师臣工无力辟谣而莫衷一是，面对洋兵入京的乱象惊惧交集，更加一筹莫展。八月初一日(8月25日)，避难于昌平的侍讲学士叶昌炽日记写道：“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中国君臣堕瓯不顾，闻洋人颇欲言归于好，举朝无接谈者。”(32)约隔一旬后，情势似有所变化，叶氏续记：

       闻留京大小诸臣，各树标帜，崑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郭春畲与枢曹诸君为一班，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折请安，并请议抚。(33)

       以上得诸传闻，固不尽确，然空穴来风，非为无因。其透露留京官员三五成群，各树一帜，声气相求，各张一军，而各行其是，于京师善后过程中多有表现，为我们观察事变后国人众生相提示了线索。

(一)“崑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

(1)打通“赫德渠道”

       时在京官僚中，满大臣以大学士、宗室崑冈(字筱峰)(34)品位最高，余有敬信(字子斋，吏部尚书)、裕德(字寿田，兵部尚书)、崇礼(字受之，步军统领)、怀塔布(左都御史)、世续(字伯轩，工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溥善(字小峰，吏部侍郎)、阿克丹(字允亭，兵部侍郎)、那桐(字琴轩，理藩院侍郎)等。汉族官员除徐郙(字颂阁，吏部尚书)、陈夔龙(字小石，署太仆寺卿)少数几人外，皆品位较低，多属六部司员或翰林院学士。御史陈恒庆亲历事变，记联军入城后京官动向：

       京官大员，亦有未行者，如崇中堂、左[曾]小侯、怀尚书、世侍郎，尚有十余人，或行或止，茫茫无策。洋帅意在议和，而不见中华大员来议，无从着手。海关总办赫德，顾问官也，乃出见总理衙门掌印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舒公乃邀请大员七八人至其寓，商量谒见洋使。(35)

       陈氏所述事实微有误差，但描摹情节大体近真。文中“舒龄”，系“舒文”之误，其人为总署总办章京，城破后最早与外人联系的京官之一。(36)陈夔龙适与舒文邻居，亦与闻其事：

       困处胡宅三日，一无所知，但闻洋人并无恶念，亟觅庆邸议和。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资格最深，与总税司赫德颇有交谊，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与余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维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均在彼处，苦不知余之住址，闻余尚在京，均各欣然约余速往会商要事。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37)

       舒文在总署供职前后约四十年，光绪二年后一直为总办章京，并一度任领班，是不折不扣的老资历。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来署办理事务，均由总办章京接待，舒文因长期主办文案，与之往来最多，交情匪浅。使馆解围后，赫德以崇文门内高井庙为海关临时公所，恢复理事。据海关档案显示，联军入城后次日，即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舒文已设法找到了赫德，函询各国意向，表示“缘与执事同事多年，用敢告援，以冀挽此大劫，至各国主见若何，和局应如何酌议，均望大力维持”。(38)两天后(8月18日)，赫德复函称：

       窃以为此事不如请列位总办于二十五日下午四点钟时到崇文门内高井庙面商一切，总税务司在彼拱候。否则应请贵署当轴大宪自请面会各国驻京大臣晤商一切，或备文照知，均无不可。各国并无害国伤民之主见，如有大臣出头商定，定可转危为安，应愈速愈妙，迟则不堪设想。(39)

       七月二十五，舒文如约往晤，因洋兵阻拦失约未果。但他与赫德的联络渠道已经建立起来，赫德同意“面商一切”，也答应出示安民，更重要的是提议“大臣出头商定”，即由总署大臣或有正式地位的外交代表出面，这为下一步超越个人关系性质的交涉铺垫了道路。

       以崑冈为首的在京满员，极倚重这一条渠道。据崑冈奏称：“七月二十日洋兵进城……次日传闻皇上銮舆西狩，未能深悉随扈王大臣系何人。西南各城道路梗阻，惟臣等均住东四牌楼迤北，当即会面商议，并闻总理衙门章京舒文等已函询总税司赫德，探各国意向所在。”(40)那桐七月廿三日记，“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41)可知舒文最初举动尚属个人性质的试探，但很快为更高品级京官所认同，并加以推动。其时满官多居内城，尤集中于东城东四牌楼迤北一带，属日本管区，秩序尚好，各员聚议，多借用舒文宅邸，并有日兵驻扎保护，此处如陈夔龙所言，“隐然成为办事机关”。二十六日，那桐记：“到舒春舫处，崑中堂、敬子斋、崇受之、裕寿田、阿允亭、溥小峰共七人议定，明日申正往晤赫德”。(42)当天由舒文缮函致赫德：

       现在本衙门崇大人暨崑中堂、敬大人共有五、六位堂管向本总办等云，此事既承赫大人分心，我们应当先去晤面方合情理，您们总办无须再去，徒事耽延，即专函商订今日下午五点钟，请赫大人派兵二名前来保护我们前去一谈，似为妥速，等因。特此专函奉布，即希阁下于两三点钟派洋兵到东四牌楼九条胡同舒宅，以便保护各堂会同前往，届时务望台端在高井庙内等候，是为至祷。(43)

       鉴于前次约晤失败的经验，中方特请洋兵护送。二十七日，诸官在舒宅聚齐，因护卫洋兵来迟，那桐、溥善先行散去，仅崑冈、裕德、阿克丹三人携翻译官张德彝前赴高井庙总税务司公所与赫德面晤。寒暄毕，崑冈首先道歉“我们实觉对不住各国大臣及赫大人”，然后恳请保护“宗庙社稷”、“百万生民性命”。赫德答称：

       外洋向以百姓为第一，宗社尚在其次，所说数事，尚不甚难；但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缘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倘若迟迟不来，恐大内一切不堪设想。(44)

       这次晤面的阵容，正合叶昌炽所谓“崑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的说法。高枏也听说他们与赫德见面，“赫詈骂，裕德哭。”(45)当时场面或不至于如此戏剧性，但赫德借机施压确为事实。当天早些时候，赫德致其派驻伦敦的办事处代表金登干(James D.Campbell)信透露：“援军于8月14日抵北京……城内大乱，宫廷逃避，不知去向，各使馆已与中国官方失去接触。我幸而找到几位中国大臣，今晚将与他们会晤，希望能借此商定办法，或为取得谅解开一途径。只有英国公使知道我们做的事。”(46)赫德背后，尚有英国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而他本人实际扮演了缓冲器兼传话筒的角色。此处“几位中国大臣”，即指崑冈等人。赫德承英使授意，对已受命为全权的李鸿章不以为然，再三敦促庆亲王出面和谈，并以三日为限；崑冈声称请旨尚须时日，请放宽期限，最后商定八月初一日在高井庙再次会晤。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那桐记：“午刻到春舫处具折，请派庆邸来京议和。列衔者余七人，又陈小石夔龙、许子元祐身、舒春舫文共十人，又与庆邸公函求其速来。”(47)是日，崑冈等于舒文宅集会，拟奏请庆亲王回京，措辞以援引赫德言论为重心：

       据赫德云：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现在李鸿章到京尚须时期，恐缓不济急，必须三日内请庆亲王迅速会晤，以安宗社而救万民，若稍迟则大局不堪设想，虽总税司亦无能为力，等语。……臣等公同商议，惟有吁请谕旨，迅即饬下庆亲王奕劻，并请简派一二亲信大臣，兼程回京，与各驻使速定大计，以便转危为安。(48)

       该折于二十九日奏上，由崑冈领衔，余列名者为敬信、崇礼、裕德、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许祐身(山东道监察御史)、舒文，共计十人，同时有公函致奕劻。折、函均由陈夔龙拟稿，据他记述：

       诸公述赫德言，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邸宅探寻多次，不如据此联衔具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由余拟就奏稿。时圣驾已抵山西大同，庆邸因病留滞怀来行馆，稿虽拟就，无人赍投。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亦在座。余谓朴君曰：君欲建功立业，此其时矣，盍冒险一行？众亦怂恿之，朴遂允。由余另拟上庆邸公函，详述原委，所具奏折，即请庆邸专弁径达行在，守候恩命。(49)

       折稿拟就后，崑冈曾赴庆亲王府询其下落，知已随扈出城，究竟行抵何处则无从确知。(50)二十九日，总署章京朴寿(51)偕亲王府家人，持折、函由京城出发，西向沿途寻访。同日，崑冈函告赫德，已派员往觅庆亲王，并请“转达各国大臣，稍宽日期以候确音”。(52)按奕劻随扈西行，途中因病请假，此刻滞留于怀来行馆。(53)三十日，朴寿至怀来县，面见奕劻，禀闻一切。据高枏日记：“朴寿廿九捧崑、敬等折出京至怀来，见庆邸。回明各国议和，须其到京。庆命其先回，请各国展缓。初五复往贯市等候，俟赴行在请训后，再到贯市，一同入京。”(54)奕劻将原折驰递行在，朴寿旋返京复命。(55)

       八月初一日(8月25日)，崑冈如约往晤赫德，同行者敬信、裕德、阿克丹、那桐，面交节略八条，列举京城善后诸事，并建议订期约晤各国公使。节略中尤要者，系声明现已联名奏请简派庆亲王回京，请赫德本人具一“申呈”，作为“表明各国大臣愿请庆亲王还京商订和约”之据，以便转奏。(56)初三日，赫德从所请，致总署一申呈，内称：“查贵衙门之庆亲王久办交涉事件，各国大臣均与和睦。若能奏请皇上速行简派来京，或一人独办，或督同前派尚未到京之李中堂会办，其事虽属甚难，然亦必有办法。”同文并微露“总税务司现拟不日回国”之意。(57)初四日(8月28日)，舒文致函赫德，转达朴寿回禀各节：

       现在本署朴章京业已旋京。据云至怀来县面见庆亲王。将京内情形暨阁下维持国家宗社、救援百万生灵雅意，详细禀闻。庆亲王极为感荷，并谕云，目前因患腹泻，请假暂息，未赴行在，今时局艰危，深幸赫大人肯为援手，欣喜之中愈生惭愧。即拟刻日恭赴行在，代递在京各大臣奏折，请旨偕派出之员即速回京，与赫大人面商一切，大约初十日可以进京，嘱为专函道达，并希先代致各国钦差大人，等语。(58)

       庆亲王回京在望，留守京官对“赫大人”倚赖正深，怎肯失此援手？崑冈听说赫德有离华之意，极力挽留，嘱“念中国时局艰危，始终玉成其事，切勿回国”。初五日，崑冈亲往赫德住所，温言挽留，据那桐日记：“午刻到春舫处，会同崑、敬、崇、阿、裕各堂到赫德处，留其不可回国，已经允准，因昨渠来信欲去也。”(59)推还迎拒之间，赫德意态暧昧。(60)

(2)与日本军的交涉

       六月中旬，原驻广岛的日本第五师团由山口素臣中将率领赶至天津，连同前期到华的海军陆战队及福岛安正少将指挥的临时派遣军，人数已达13000多人，一跃为联军之首，成为进犯北京的主力。(61)北京城破后，被各国划区分占，日本占领区包括内城东、西城区的北部，以及皇城东安门内大街以北至东三座门区域。日军在原顺天府署设办事处，定名军事警务衙门，以公使馆武官柴五郎中佐为首长。(62)值得注意者，内城京官在竭力经营赫德渠道的同时，也与日本占领军有所接触，参谋本部文件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

       北京陷落后，城内纷乱实不可名状。……此时有清人携带日本国旗，冒死来到公使馆内的第五师团司令部，请求面见福岛少将。此人是汉军正白旗的参领，与少将相识已二十余年，名为申鸟珍，正是从此人处得知了皇室离京避难的确切方向，时为8月17日。……少将嘱咐鸟珍，让其寻找城内朝中大员，并让其转达如下之言：火速迎接庆亲王，并打开同各国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则以今日之状况旷日持久，则北京终将化为一片焦土。鸟珍深领其意，奔走于危险之中，结果于20日少将在我占领区内的军事警务衙门秘密会见了敬信、阿克丹。此次会见中商讨了及早会见在北京城内外隐匿的朝中大员，以制定善后之策，以及迎接庆亲王的事宜。(63)

       据此可知，由一位名叫申鸟珍的汉军旗参领牵线搭桥，敬信、阿克丹在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也即见赫德前一日，已与福岛安正秘晤，在高官会谈、迎庆亲王回京问题上有所共识。据前引那桐日记，当天崑冈、敬信诸人曾聚议，故对与日本军交际一节，高层京官圈子是众所周知的。其后，内城满员与日军关系迅速拉近，不仅其身家安全仰赖保护，(64)在与各国商讨庆亲王回京事上，也明显受日人引导：

       柴中佐在我占领区内的一个房间作为彼等会合之所，并给予充分的保护。……如敬信、阿克丹、鸟珍等四处奔走，最终到上述地点会合者达到15人。其中有崑冈、敬信、裕德、贵恒、桂春、那桐、阿克丹、舒文、塔克什讷、联芳、张德彝、治格、唐家桢、文祐、世续等。24日，15人写的联名信寄给福岛少将，称：“日前聆听阁下雅教，甚感快慰，当时所谈之一切事务势必从速处理。当务之急只有促请庆亲王来京料理一切事宜，吾等将分别致信各公使处。”由此打开了北京陷落后清朝官员同各国使臣交涉之门。(65)

       崑冈等想方设法，欲打通与使馆的直接联系，一度尝试由美国人毕格德(William N.Pethick)——前李鸿章外文秘书——这一层关系，与各使接洽。据高枏所见：“在京惟昆、敬、那、溥、善等七人，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不理，又以[合]肥之全权，出于政府，办事人不认……崑、敬等托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66)毕格德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无王爷，又无全权”，等于宣告说目前在京官员还没资格与公使谈。当茫无头绪之际，崑冈等通过与赫德及日本军的直接交涉，初步理清思路，明确了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其重点即在尽快找回庆亲王回京议和。

(3)接待联军游紫禁城

       八国联军在解救使馆区和北堂后，下一目标对准了皇城和紫禁城。七月二十一日晨，美军于前门架设火炮，次第攻入大清门、天安门、端门，进至午门。各国司令官为防止一国独占或首先占领皇宫，遂达成协议，让美军“暂时停止一切行动”。联军由此占领皇城，并控制了紫禁城，美军守南门(午门)，日军则守东、北、西三门(东华门、神武门、西华门)。其后，围绕处置紫禁城的问题，各国公使和联军司令官多次磋商，意见不一。美军第十四步兵团团长达格特上校(A.S.Daggett)记录了这一论争：

       关于如何处置紫禁城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外国公使与将军的会议。有人主张，如果紫禁城真的一点未受骚扰，中国人就会相信有神明护佑，不让圣地被可恶的洋人践踏玷污。因而认为最好是占领紫禁城，至少也要进一下城，为的是粉碎中国人的迷信，并且教训一下中国人，他们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中了。

       另一方面，据说从来没有白人进过紫禁城，洋人不能攻入紫禁城的说法虽然是一种迷信，但却为中国人深信不疑，因而粉碎、动摇这种信念就会使中国人精神崩溃，并且永远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就不会与列强谈判和平条件，不会偿付赔款了。中国就会被瓜分。前一种意见占优势。于是决定不占领紫禁城，但是应当派一个纵队从南门到北门的大街上通过一下。(67)

       几经辩论，列强最终决定在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阅兵游行，以此彰显各国军队之胜利，并表示对大清帝国的羞辱。这也就是何伟亚特别致意的“有序惩罚”，他引用英国将军斯塔利·史密斯(Stanley Smith)的话，评论这意味深长的一幕：“对深拒固闭的中国最深处的圣地的武装占领，现在彻底完成了，联军以这样的方式，补上了对北京进行惩罚的最后一笔。”(68)

       对当时清朝官员来说，此举的确戳中软肋。早在七月廿七日(8月21日)，崑冈在高井庙与赫德见面，后者询及“中堂大人有何意见，尚望示下以便商酌”时，崑冈就坚持：

重大事件我们一时亦不敢擅定。惟目前最急者，保护宗庙社稷、东西两陵、以及禁城以里大内各地方，均为最要。其次，则百万生民性命，全仗赫大人旋转乾坤之力，向各国大臣设法婉商，俾得保全一切。(69)

       在崑冈看来，维系宗社为“目前最急者”，尚还在保全民命之前。这并非他个人的见解，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使接洽，其预想善后事务的次序，与崑冈之言若合符节：“奴才到京，自应先晤赫德，再与各国使臣订晤，俾得接洽。发议之始，先以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70)但此种论调不能得到外国人的同情。赫德直接答称“外洋向以百姓为第一，宗社尚在其次”，已给出一个软钉子。至八月初二日(8月26日)，崑冈正式收到公使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M.B.J.de Cologan)的通知：“各国统兵各员及公使人等，定于初四日辰刻，俱入大内，瞻仰宫廷，以资保护，请约一二大员先行进内，通知宫内人等。”(71)

       随着帝后出逃，皇城已失主宰，但并不意味这是一座空城。当时有不少皇室成员留守未走，多为年老或地位边缘的后宫嫔妃，其中以同治帝妃惠妃身份最高，而太监、宫女、护军等各色人等加起来，也有数百人。吏部主事胡思敬记：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太后出巡时，珍妃死，瑾妃从，唯惠妃留宫。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饶机智，太后甚重之。时宫人无所禀承，共推妃为主妃，保守国玺，约束阉官，并遣使致谢日将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72)

       日本军负责守卫东华、神武、西华三门，为禁城秩序的直接责任人，与宫中联系密切，现存日军资料留有不少记录，胡思敬言“日军供给”确有所本。据参谋本部文件：“列队通过紫禁城与最初的守卫紫禁城精神不符，为了使最初之苦心免于化为泡影，努力争取使其顺利通过紫禁城之事，最终落在我军的肩上。”(73)先是七月三十日(8月24日)，守卫神武门的日军步哨听到门内人声，透过门缝发现有两三清国人，“其状甚切，如同乞食”，经问答知为皇城守兵，“目前在城内无显贵之人，仅留有此等禁军二百余人，因缺乏食物，限于窘境”。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得报后，决定将清兵放出解散，但考虑到在联军指挥官会议上规定诸门决不可自外部打开，遂命令“让彼等注意从内部打开城门，且明日可安全撤离”。后几经周折，次日中午时分，东华门终被打开：

       74名清兵自城内逃出，从中选出稍通事理者10人，其中5人移交公使馆内的师团司令部，另外5人交与英军。经过对这5人审讯，详细了解了城内状况，又将其送入城内，诱出他人。结果于26日清晨，再度打开东华门，从中走出260人。此中宦官为数不少，另外还有护卫军官(护军营尉官)文连及特登额。通过此二人得知，城内企图自杀者为数不少，缺乏粮食，处境极为艰难。(74)

       经此，日军与宫内护军搭上线，并相互熟悉。公使团通知中方大内阅兵后，还是日本人率先做了疏通工作。那桐八月初三日(8月27日)记：“接日斯巴尼亚公使来信，知明日各国兵拟进大内，嘱先达知勿恐。当会同崑、敬、裕、阿、世伯轩、文立甫辰刻到东华门候日本福岛大人并通译川岛、和田两君共九人，进内见内监及该班护军校特登额、文连等四人，言明洋兵明日进内，万勿惊恐，令其转达宫内主位，酉刻散归。”(75)崑冈等名义属“外廷人员”，故须约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文廉先行入内，晓谕各处所值班人员，并传集太监告知原委，俾免内宫惊惶。特登额、文连皆皇城护军营校尉，即此前主动出宫与日军取得联系者。

       初四日(8月28日)晨七时，俄军(800人)、日军(800人)、英军(400人)、美军(400人)、法军(400人)、德军(250人)、意军(60人)、奥军(60人)八国军队由大清门鱼贯进入，沿中轴线，入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门，整个过程奏乐鸣炮，前后历时一个小时。各公使及官员随军穿行，并检视大内各殿室。当天一早，崑冈、敬信、裕德、阿克丹、世续、文续、那桐等入大内，于乾清门外如约等候各国兵队。游行结束后，各公使、军官由神武门折回，各大臣在御花园陪坐，至下午一时始散。(76)

       初五日，各国公使至崑冈宅邸“问候起居”。次日崑冈偕敬信、裕德、阿克丹、世续等，“至各使馆答拜，惟法、意两公使未见，余皆留点，并有留餐者”。(77)至此，围绕禁城阅兵而展开的中外首回合交际，似得到圆满结束。

(二)“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

       按清制，京师居住实行满汉分治，即分城而居，京师行政划分为满城(内城，或曰北城)和汉城(外城，或曰南城)。夏仁虎《旧京琐记》记：“旧日汉宫，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在宣武门外。”(78)南城宣南地区临近内城，处宫廷边缘，有大量中下级汉族官员及外省在京的士子聚居于此。联军入城后，除以崑冈为首的满大臣因地位突出首当其冲外，时居南城的汉族京官也有挺身而出者，其中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最为活跃。

       七月廿九日(8月23日)恽毓鼎记：“洋兵入城已数日，王公大臣无出见者，觅庆王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员会晤，先通彼此之情。余乃与敬子斋尚书分头纠合满汉诸公。”次日，他即有所行动：

       偕贾子永乘车入正阳门……诣敬尚书，商写公致俄公使函，满官与名者十人，汉官仅二人，曾侯及余而已。因与子永访问璞科第，其人在华十余年，熟中国语言文字，颇公正直爽。晤谈甚惬。旋得俄使复函，约明日两点钟会晤。(79)

       恽毓鼎首先趋访吏部满尚书敬信，约分头联系满汉官员，致函俄国公使格尔思(M.de Giers)，中间牵线人则是华俄道胜银行经理俄国人璞科第(Dmitrii D.Pokotilov)(80)。此事在当时京宫中并非秘密，叶昌炽记：“闻恽薇孙约子斋尚书敬信见洋酋，请其约束兵丁，勿使扰民。”(81)高枏亦闻其事：“恽薇孙晤敬止斋，已同十人拟电交俄使，并约明日午刻说话。敬且曰：‘这回就正法，也要管。’”(82)前已述及，崑冈与赫德会晤，请订期约见各使，恽毓鼎、敬信则主另单约俄使会面，似有事出两歧之嫌。据八月初一日(8月25日)高枏日记：“午刻，崑师、敬信、贵、午桥、溥良满大臣十人，汉则曾袭侯、恽薇孙二人，共十二人同见俄使，初言今日与赫德信，订期再见公使，今俄反催之，或见京师臣工毫无头绪，故嘱赫德促其一见商量大概也。五钟未闻信，疑十国之事，非一国所能了。”而后，与格尔思正式会谈，“满大臣只敬止斋一人，同恽薇孙往晤……崑、贵、溥、那等均不敢出头”。(83)崑冈等人满怀顾忌，对与俄使接触并不热心，满员中附恽者寥寥，可见各京官走的对外路线，实有不同方向。恽毓鼎记录下与格尔思会谈的情形：

       格使语意和平，极致仍归和好之意，且言各国均可调停。惟余与敬老，既无留守之责，又无议和之权，仅复以此事须待全权大臣李中堂方能作主。因托其电催李相，格使允即发电。敬老请其暂时停战，格使答以未见全权开议，无从电致外部停战。(84)

       崑冈与赫德、日本人的交际内容，始终以庆亲王回京为重心；而敬信、恽毓鼎同俄使交谈的基调则迥异，李鸿章成为双方寄望的关键人物。按义和团事变中，俄国政府对华政策有意区别于他国，将其核心利益定位于东三省，在华北战场则自觉扮演了“次等的普通参加者和敏锐观察者的角色”(85)；圣彼得堡的外交界广泛流行一个观念，即李鸿章是“对俄国有利的中间人”、目前可与谈判的“独一无二的人物”。(86)李鸿章在粤督任上奉召后，俄国财政大臣、远东外交的灵魂人物维特(Sergei Y.Witte)主动放出试探气球，表示“喜闻入觐，谓非公不胜此艰巨”；李素不为英、日等国所喜，正困于北上无路，亟欲引俄为助，故信“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87)他们在各自需要时，找到了对方，可谓一拍即合。李鸿章奉派为全权大臣后，一时滞留于上海，惟俄国政府大力推动其北上，维特函嘱“早乘我舰赴津，我军当随处保护，一面令格[使]到津”。(88)俄使格尔思希望李鸿章迅速入京，故对敬信、恽毓鼎提出“托其电催李相”，态度积极，并答应给予其人身庇护。

       八月初三日(8月27日)，恽毓鼎往访璞科第，“问合肥回信，知俄人自得沪电，李相已乘俄舰北来”。(89)高枏亦记：“俄员回信云，合肥无回信，合肥无回电。据本国领事回电云，合肥已乘俄舰北上，三五日即可抵京。初疑俄使不来，尚须托英代催。今俄电未去即来，合肥真大臣也。”(90)按李鸿章实际迟至本月廿一日(9月14日)方由沪启程，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抵达京师。(91)恽、高当时所闻虽不尽真确，但透露出一部分京官在策动李鸿章北上，且与俄国关系非同寻常。

       恽毓鼎只是一位品级不高的文学侍从官，其自谓的信息却表明“既无留守之责，又无议和之权”，本无资格出而交涉，然值战后秩序荡然、群官屏息静观之际，他能敢为人先，因势利导，故而引人瞩目。其与格尔思晤后归寓，竟至“友人来询消息者二十余人，厅无隙地，扰攘良久而散”，不禁自叹曰：

       余一讲官学士，未进总理衙门一步，无端办此大交涉，岂非大奇！而余挺身为国之名，数日间遂满都下，下至妇人走卒，亦知姓名。如此忝窃，真堪愧死。(92)

       以词臣任交涉，事近不伦，恽氏却也当仁不让，言下似谦实傲。后世较为熟知的是，北京沦陷后恽毓鼎与乔树枏、董康、贾景仁等人组织“廵协公所”，专办美界地面交涉事宜，并被美国占领军任为“理事官”，这一机构也成为清末巡警前身之一。(93)尚不止于此，前述内城京官于七月廿九日上会奏折，与之相对应，外城汉宫亦有具折请安之举，名义上以吏部尚书徐郙领衔，但其间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恽毓鼎。约至八月初，南城一带京官才“得真而又真之信，皇上实在怀来，太后、阿哥亦在，庆王在十三陵。”(94)初二日高枏记：

       宋芸子与王幼霞等商具折请安，既无留守，又无明文指明行在，折从何递去。……茂萱来，以行在确信告之。茂写以交薇孙，欲设健步，通纶音，达章奏，此从前正办，今未派全权，庆邸不出，是以居庸为屏之险，以全权为转圜之机。特拉硬弓太过，不便开言，催全权者，欲以居间，望谋英、美各使耳。……全权来，庆王出，眉目先清，再迎銮驾。(95)

       据此，先是宋育仁(字芸子，翰林院检讨)、王鹏运(字幼霞，礼科给事中)等有具折请安之议，未果，高枏与乔树枏(字茂萱，刑部主事)聚商后，乔汇集各人意见交恽毓鼎，由恽主拟折稿。恽初三日记：“始闻行在真消息，城外大小臣工，拟备折恭请圣安并陈都城今日大概情形。同人委余主稿。内阁中书宋廷模、内务府笔帖式多寿愿赍折出关呈递。”此后数日，恽忙于拟折稿及应酬愿列衔者：

       自初四至初六日，大小诸臣，愿列安折后衔者，咸来余寓。简不停披，客不离座，出入酬应，体为之疲。又于其遍访知交，熟筹办法。身处厄难之中，而其忙乃止于此，思之复自笑也。(96)

       此折最终列名者八十三人，基本囊括外城京官，由吏部尚书徐郙(字颂阁)领衔，奏曰：“上月二十日洋兵入城至今十余日，庙社安固，禁门以内亦尚完整，城内外居民当洋兵初入时，不免惊惶，现已渐就安谧。……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尚未到京，应请饬催迅速北来，办理一切事件。”折末声明“京城内外皆有洋兵驻扎，内外城臣工难于晤面商榷，是以内城诸臣未经会列衔名”。(97)这也是叶昌炽所谓“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折请安并请议抚”的实情。

(三)“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

       北京城陷后，内城有崑冈等经赫德疏通与公使建立关系，外城有恽毓鼎等与俄使直接交往，除此之外，滞京官员的对外联络尚有若干线索可寻。高枏七月廿七日记：

晦若前辈同石孙往会毕子明。毕美国人，为合肥翻译多年。

       二十九日记：

       约石孙往李佳白。……石孙同李亦元往会李佳白，并会美使康格，美提督亦在。亦元告以欲探两宫。石孙言欲往请安，设法。丁韪良等言，如确即好办，然得诸传闻，尚无确据。……石、茂、晦诸君欲拟条陈交公使。

       三十日记：

       昨日因有上在宫之言，美使允同叩问起居。黄、李小臣惧不敢，欲求崑、敬转寻内大臣，同美使入内。……茂[萱]拟一稿，晦若删，酌用南城京官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电达合肥，请洋兵移宫外。

       八月初一日记：

       清早黄石孙以所酌三条，至上房呼我见示。七兄为誊好，石同晦若、李亦元急急往李[佳白]、丁[韪良]二处。……十二下，石孙回，三条已交，丁韪良言，合肥全权，外国不认，不能来。今有此条，说明中外办理不同之故，渠饭后即持见美使。(98)

       叶昌炽所谓“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指于式枚(字晦若，礼部员外郎)、李希圣(字亦元，刑部主事)、黄曾源(字石孙，翰林院编修)、郑沅(字叔进，侍讲学士)、汪颂年(字贻书)、高树(字蔚若，兵部主事)、高枏等人形成的一个南城京官小圈子。在联军破城前，高枏便与于式枚往来甚密，几乎隔日一见。(99)黄曾源也是高宅常客，他后来甚至搬来与高树、高枏兄弟同住，当联军入城之际，还彼此相约分工：“石孙与我等商，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100)联军入京后，于式枚、乔树枏、李希圣等人仍频繁地来到高枏寓所，聚议时事。

       从高枏日记可看到，这一圈子主要通过个人关系，从认识的外国人那里打听消息，而且主要是美国人，包括毕格德、李佳白(Gilbert Reid)、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他们曾以“南城京官”名义，借此渠道向美国公使康格(Edwin Conger)呈递条陈，内容包括“问上起居”、“电达合肥”、“请洋兵移宫外”三条，系由乔树枏拟稿，于式枚酌改，高树誊录。请代电李鸿章、促入京议和，请联军勿犯禁城、保护内廷等等，皆处理善后议题中所含内容，而“问上起居”则不尽只是字面上理解的单纯请安，其背后蕴意更为复杂。当京城攻破、太后皇帝一行去向不明时，在满天飞的诸多小道消息中，以光绪帝留京一说传播最盛，亦最得人心，高枏日记屡有记载：

       (七月廿二日)老佛爷同端、庄走，又闻皇上未走。……闻端、庄、澜、濂挽老佛爷以行，而留皇上于此。留之欤，委之欤，果以为二虎之一龙欤？

       (廿五日)朱惟古来，言皇上未行，廿一日御大清门楼，命礼、庆王二王招一洋官人，曰：“一切皆乱民所为，京中无乱民，自今可好好议和。”谓记得第一句，即“勿伤京城”之语，闻者感泣。

(廿九日)崑、庆已晤赫德，约初一与赫信，初二、三会公使说话。然各公使曰：“但要光绪皇上在，即好办。如不然，‘大清’二字恐难了。”又曰：“我们不知端王，但知是义和团。大阿哥亦即义和团。”(101)

       这一情势与戊戌、己亥以来有关帝后纷争的朝局衍变密不可分，也反映了义和团事变后朝野对于当局失政的不满。高、黄、于、李等人的京官圈子，明显不以朝廷抚拳招侮为然，从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著述看，大率以“拳匪”判定义和团，对慈禧太后及载漪、刚毅、徐桐等顽固王大臣多有不满，而对光绪帝不乏同情。(102)犹有意味的是，事变善后之初，外使即有示意，“欲请归政，严办庇匪诸人，始肯议和”(103)；而行在得此消息，迅速谕令李鸿章等“向各使臣极力蹉磨，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104)这成为中方全权最感棘手的难题。高枏等人未必有这方面的消息源，但执意“问上起居”，已不尽为行君臣之礼的义务，反而与泛滥一时的“归政”氛围相呼应。

       不过，以上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光绪帝本人或有“求独归议和”的意愿(105)，实际却只能由慈禧摆布，且愈行愈西。高枏诸人无奈退而求其次，将善后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前杀戮无理，宜其不来。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更何惧哉。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随后，高枏便“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106)八月十一日，李鸿章在沪上收到京官33人联名发来之电报，文录下：

       留守无人，事机危迫，公既调直督，授全权，务求迅速来京，挽回大局。乞复。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炘、张亨嘉、黄均隆、朱祖谋、高枏、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贻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张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松、李希圣、乔树枏、王世琪、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同顿首。初一日。凯转。灰。(107)

       这联名的33名京官以南城京官为主，函于八月初一日缮写，递交山东巡抚袁世凯，再以电报转发。在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看来，此联名函实为“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108)有学者考订这33人中只郭曾炘、张亨嘉、黄曾源、郑叔忱、陈璧、陈懋鼎、陈秉崧、卓孝复、张嘉猷、傅嘉年、高向瀛等11人为闽人，余多隶湖南、四川、广西、浙江等南方省籍，这些南城京官能够在国难之际以一个类似团体的声音对外发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在此前交往中打下的基础。(109)

       此外，南城京官又联名致函赫德，请给交通护照，以方便内外城商业流通与食物救济。高枏七月廿五日记，又有“曾君和、郭春畲、陈玉苍等约同人三十余与赫德信，请给执照，便探两宫，今日送去”。(110)按，“曾君和”，曾广銮，都察院副都御史；“郭春畲”，郭曾炘，光禄寺卿，兼充汉领班军机章京；“陈玉苍”，陈璧，巡视中城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此或即叶昌炽所谓“郭春畲与枢曹诸君为一班”。

三、庆亲王回京始末

       前述崑冈等会奏折于八月初三日(8月27日)抵太原行在，当天清廷有上谕：

       崑冈等身处危城，力维大局，洵属可嘉。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该亲王谊属懿亲，与国同休戚，当此宗社安危所系，必自当立任其难，无所畏避。全权大臣李鸿章现亦有旨令其迅速来京，仍会同妥商办理。此旨著派载澜刻即驰付奕劻，并促其立时北上。关系如此之重，该亲王谅不致稍有迟逾也。(111)

       除命奕劻回京外，有谕寄赫德，谓“知该总税司目击艰难，力维大局，数十年借才异地，至此具见悃忱，朕心实深嘉慰。现已派庆亲王即日回京，会同该总税务司与各国妥商一切”，并令其向各国商借轮船，派员赍送谕旨至上海，“俾李鸿章得以迅速来京，会同庆亲王商办事宜”；同日另有旨：“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均著作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112)

       清廷一面指定留守王大臣，一面责成“自京师以至行在，挨站安设马拨，专司递送”，着手建立可靠的通讯渠道。八月初九日(9月2日)谕旨抵京师，这是自城破以来，京师第一次得到来自朝廷的指令。那桐记：“初九日，早到春舫处，知庆邸初十日必到，同人恭阅廷寄……此旨初三日所发也。”(113)这意味着，行在从此开始遥控京师，重建秩序，京官也不再是无主之臣。作为会奏折的起草人，陈夔龙对批谕特别关心：“时两宫正启銮幸太原，接到此折件，即命庆邸迅速入京，并未另简他人，但电催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此八月初三日事也。同日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114)

       其后，崑冈、舒文与赫德之间函件往返，就奕劻回京事多次协商，而行期屡延。(115)总署章京朴寿奉命再赴怀来，迎接庆亲王。高枏记：“有璞(朴)君者，洋兵百人送至清河，往寻庆邸回。盖即崑师所专制人也。”(116)此处“洋兵百人”，实系日兵。据日文档案，朴寿再次动身前，已向日方通报：“明日将再度前往亲王处，伴随亲王前来，抵达清河时请求贵军予以保护。”(117)对于京官运动庆亲王回京的内情，日本方面是完全知情的：

       在崑冈等打开与各国使臣交涉之途的同时，紧急派遣总署章京朴寿向庆亲王上报北京的状况，以催促其返京。鉴于此，庆亲王决意启程，崑冈、敬信、裕德、崇礼、阿克丹、那桐联名写信给福岛少将，称：“前日已派总理衙门章京朴寿请庆亲王返京，今据该章京之复命，已经向亲王禀明情况，亲王已于当日向皇太后请求旨意(当时在宣怀府)，将于9月3日返京，并向各国使臣一一告知。”

迟至八月初八日(9月1日)，奕劻一行抵京郊昌平之贯市，派朴寿先行传谕，次日由总署函达赫德暨各公使：

       现奉庆亲王传谕，刻已奉派入京，因事关紧急，本拟兼程前来，于本月初八九日即可进城，乃途间连日遇雨，又抱微恙，一致未克如愿。兹仍拟于八月十日到京，再当与贵总税司订期相晤，嘱为道达，等因。本总办等遵谕达知阁下可也。(118)

       奕劻回京途中迁延，稽费时日，背后实有隐情。他接奉谕旨时，已在由怀来往宣化的路上。奏称“奴才于本月初三日，在宣化府途次，准辅国公载澜面交初三日谕旨一道，奴才跪读之下，遵即折回”，可见其本意是想继续西行，不得已才折回。奉旨后，奕劻并未立即动身，他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因连日雨水阻滞，又兼病体未痊，未克兼程前进”。(119)而就客观原因论，这实际受到日、英与俄国关系的影响，此点可印证于日本外交档案：

       在此之前，英国公使窦纳乐致信少将，称有紧急之事，请前来相商。少将抵达公使馆时，公使言道：“据可靠消息，俄国拉拢亲俄派的联芳，正设法将庆亲王请到俄国占领的万寿山，在俄军的护卫下自阜成门入城，欲将庆亲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于是少将认为，俄国要实现其意图并非易事，在与公使反复商量后作如下议定：一、说服清朝官员让庆亲王不要听从俄军的指使；二、亲王一旦为俄军所诱惑，在俄军的保护下入城，日军将派骑兵于途中强项将亲王接到位于日军占领区内的亲王府；三、英军骑兵在西直门内集合，一旦得到日军骑兵的报告，马上赶赴途中迎接亲王，与日军一起行动。

       此协议得到山口师团长及西德二郎公使之同意，并着手准备。首先派朴寿、唐家桢等警告庆亲王，并且师团长于9月1日命令骑兵第五联队派出一个骑兵中队到西直门，另外派柴中佐到清河迎接亲王。(120)

       若论更深层原因，则奕劻本心实不情愿回京，惟“愿从太后、皇上行耳”。(121)前引谕旨中“自当立任其难，无所畏避”一语，已可见朝廷用势威压的意态；而据各私家记载，慈禧太后为迫其就范，出以“取其子为质”、“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等手段。(122)以上情节若属实，证明慈禧对奕劻不管如何宠信，总是有所猜防，并非如有论者所言“亲密无间”也。(123)

       八月初十日(9月3日)，奕劻在英、日两国军队迎护下终于返京，其奏称：“是日由贯市起程，进德胜门。英、日使臣各派兵队至城外迎接。奴才亦慰劳如礼。”(124)此事在日本人看来，相当于与英国人联手挫败“俄国密谋”的一次胜利：

       俄国密谋抢在日、英两国之前，但最终未能实现。亲王断然决定取直路自德胜门入城，因此9月3日柴中佐率骑兵一中队抵达清河，亲王如约于凌晨2点抵达，一行包括家属侍从计60余人。……是日，英军一个骑兵中队亦赶至德胜门外迎接亲王回到府邸，亲王下午4时30分面见中佐，再三感谢我军之好意。另外亲王言称，在会见各国公使之前，先会见总税务司英人罗伯特·赫德。亲王与皇室分散后，西太后将亲王爱子载振贝子留下做人质，而后军事警务衙门派卫队保护亲王府。(125)

       回到京师，奕劻取代崑冈，成为在京官员之最高代表，但在李鸿章到来前，仍无法开启和谈。胡思敬谓：“当时能主持和局者，非鸿章莫属……奕劻虽亲臣，威望距鸿章远甚”(126)；叶昌炽亦记：“闻庆邸回京，因合肥未到，不能主持和议”。(127)八月十八日(9月11日)，奕劻奏报京中情形，可见他格子形势的一筹莫展：

       李鸿章现尚在沪，虽经臣奴才电催，到京尚需时日。而各使均以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为词，意存叵测，难保无恫吓要挟各情事。当此时势忧危，大局糜烂，办事艰窘情状，自在圣明洞鉴之中。(128)

       堪可记上一笔的是，返京后奕劻尚且自顾不暇，而犹有别具企图心者欲拱之往火上烤。据赫德致金登干信透露，“目前正有一个拥庆亲王为摄政王的企图，他们想通过我进行这件事”。(129)但明显，赫德不支持这种冒险的做法，他后来说：

       本[9]月16日某些中国大员暗中酝酿，拥庆亲王为临时摄政王，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混乱局面的唯一方法。但在我的忠告下，庆亲王仍奏请皇帝回銮。(130)

       此处的“某些中国大员”为谁，从恽毓鼎日记可寻到一些线索。八月十六日(9月9日)记：“子永来谈，午后仍约我山入城谒庆邸。座谈良久，知王已与各公使会晤”；十九日续记：“篝灯作上庆邸书，四鼓脱稿就寝。书分四条：一请迎銮；一请王独主大局；一请设招商善后居局，以卫闾阎；一请设法剿团匪，以平巨患。”(131)吴相湘曾引时论，谓：“当联军入京师时，道员贾景仁与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既勾结美武官戴丽生立民政厅，又有意拥戴庆亲王奕劻为摄政，以希图富贵——虽系小吏之无耻行动，且旋为庆王所斥责但已人言啧啧，遐迩遍传。”(132)今将赫德密电与恽毓鼎日记中“请王独主大局”一语合看，则事变后政坛涌动的一股暗流已清晰可辨。

四、余论：庚申与庚子

       联军入京、宫廷西逃，重演了四十年前一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咸丰帝携宫眷逃热河，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亲历是役的士大夫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述前次鸦片战争的著作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谓“变”者显然更能表达西人真正逼到面前的那种震撼。陈旭麓说：“名者实之宾，‘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133)国人由“庚申之变”倏然自省，渐知外力迫成“亘古未有之变局”，至甲午乙未，中日战争的结局化作“焚如之灾”，使“变局”急速转为“危局”，与此相为表里的，是戊戌年新旧交争，变法起落，余波一路鼓荡，庚子之变踵起，八国联军带来的兵火和劫难，使“危局”再变而入“残局”。在“变局”、“危局”到“残局”的世局推移里，今日史家看到的是中国人日深一层的“智勇俱困”。(134)

       英法联军陷北京，逼出庚申之变，朝官士大夫身在炮口俯视下，有逃奔，有藏匿，由此生出敌忾与愤怒，城中儒生劫中记实，往往涕泪交流，血脉贲张，“呜呼痛哉”。(135)相较之下，八国联军入京城后，固然有“人民落荒逃走，扰扰纷纷，惨不忍言”者，(136)然而不久，“太平歌舞寻常事，到处风飐五色旗，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盖京师纪实。(137)时有京城居民向日、英、美军“公送万民伞”之举，叶昌炽深为不齿，痛慨曰“昔则挟刀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日碑，北人真无心肝矣。”(138)由于人心丕变，庚子年的北中国，士大夫所代表的上流社会里有“亡耻”，被称作“北民”的下层社会里也有“亡耻”。

       “车驾北狩”和联军入京的震荡产生于华北，其脉波却传到很远。咸丰十年，正督师皖南的曾国藩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不禁“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以不能赴君父之难而“伤痛之至”。(139)到了光绪二十六年，经营“东南互保”的当事人如盛宣怀、张之洞、刘坤一等，当“宫廷西巡”消息传来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保留东南这一片“干净土”：

       查庚申北狩，曾文正诸公在东南激励将士，外示镇定，内筹措置。今诸帅度越前贤，凡土匪窃发，不难弹压平靖。但能将领兵律严肃，勿致与匪串合，终无大碍。洋兵虎视，辄谓我兵难恃，若一闻匪警，舟师立至，东南又难收拾，乞格外留意。(140)

       英法联军得胜之余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一把大火。时人目睹“烟焰迷天，红光半壁”、“万间宫殿，荡为墟矣”，而“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141)在中国人观念里，“历代圣容”象征神圣，联军趁“火器制胜”之势，刻意要从精神上摧折国人意志，破夷夏之界，故中英《天津条约》特列“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一款来约束中国人。(142)联军入京后，英使额尔金(Earl of Elgin)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前后“所过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按清代舆服制度，“金顶黄绊”轿式本为皇家独享，目睹这一场面的一位中国人愤然曰：“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143)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中，因西人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是一个共同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欷歔”、“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极端者，竟因忧愤而“须发皆白”。(144)

       八国联军进京后，坚持全副武装横穿皇城中轴，以铁蹄来亵渎帝国最神圣的象征。这除了炫耀军威、羞辱敌人，更是想利用这一史无前例的机会来战胜清朝根深蒂固的“迷信”。自1861年外国公使驻京以来，围绕“觐见”问题发生过无数是非和风波，但尚没有一个欧美外交官或军人曾获准进入紫禁城朝觐大殿，更不用说涉足三大殿后面的内廷禁地。而按传统礼制，紫禁城的中轴线，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其他人只用侧边的甬道，在紫禁城骑马、乘两人肩舆，已是天子对老臣的格外施恩。当时国人相信“兵队入宫，灭国之礼”。(145)熟稔中国历史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也认为至此“帝国屈辱已极”。(146)不过，如达格特所指出的，西方列强攻击中国人的信仰，让他们大丢面子，本身存在着危险：如果把清朝君主政权贬黜过甚，它也许会突然崩溃，那么谁来保证赔款支付，谁来签署和约，谁来负责恢复秩序呢？可以说帝国主义侵略给清王朝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返回历史现场，细绎中国“被羞辱被贬抑的特殊方式”，无论惩罚或规训，仍都有其限度。而某种意义上，面对西方人施加的“有序惩罚”，清朝官员给予了有默契的合作。一位见证阅兵式的西方战地记者对在御花园发生的一幕印象深刻：“很快所有人都加入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社交联欢，东方遭遇西方，被征服者作为主人，在紫禁城正中心奇树异木的这片怡人树荫下款待征服者。”(147)如“主人”之一的那桐自述，为规避“危险情形”，接待联军不惮“劳尽心力”。而崑冈事后奏闻洋兵进入大内，根本不承认有何“灭国之礼”的成分，相反尚感激对方法外施恩：“初四日辰刻约同该使臣等人入大清门、进内左门、出神武门，仅作洋乐，并无喧哗情事。臣等窃思此次洋人入宫，尚知先期约会，未敢擅入，意在顾全邦交。”(148)如果把八国联军的统治当作一场“课业”，那么，听者也参与塑造了这门课程的形态，甚至，课业灌输的也不是纯然单向的。

       庚子事变的整个善后过程，也时常闪回关于四十年前的记忆。北京城破后，高枏等京官即“虑慈圣西巡，大内恐不堪，以庚申旧事如昨也”。(149)早在事变之初，盛宣怀已经担心往事重演：“若再不剿平拳匪，恐祸不止于庚申、甲午也”(150)、“旨传拳民入卫，两宫有仍回淀园之说，恐蹈庚申辙。”(151)八国联军进逼京师之际，张之洞也重提故事：“查咸丰庚申圣驾北狩热河，和约系留京王大臣议定，是西幸以后仍可议约。若一面西幸，一面止战接使，似较稳便。”(152)北京城破后，宫廷逃走，京师留守无人，张之洞以为最要者在于李鸿章挺身而出，遥行全权之责，在他看来，李氏兼有全权大臣与直隶总督之名，则自任地主、据此求和，皆师出有名：

       西例国君不在京，便是无主之国，任敌兵施。若留有大臣求和，虽坐于瓦砾上犹可议。傅相既奉全权大臣之旨，是留有大臣求和也。傅相系直督，是已奉旨留为地主也。此事惟有傅相速发电札多件，飞电寄保定……并须咨明廷护督及荣相、崇公，并加密电言明此乃自任地主，冀可杜外人无主之说，以便催其开议，乃不得已之举，并非欲遥干其权。(153)

       然而更多人则从“庚申成案”引申，认为除非有亲信王大臣如当年恭亲王奕留京，否则和议难成。盛宣怀第一时间致电庆亲王奕劻：

       洋兵廿一入京，乘舆已先西幸，想必王爷留守，是否照庚申恭邸成案便宜行事，已与各使开议否？满汉诸臣尚有何人留京？傅相专候钧示，即行航海赴京商办。(154)

       同时其另电军机大臣王文韶，发挥的也是这层意思：

       各国提督公举三人管理城内事。彼因两宫离京，援庚申成案，非有亲信王大臣便宜行事，均不认为全权。李相屡催不应，恐愈久愈坏。德、俄包藏祸心，裂地预政皆不可测。(155)

       庚申年，恭亲王奕由咸丰帝授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总揽和谈事宜，而到了庚子年，外部掣肘，事出多头，情况愈形复杂化。首先，谁出来和谈已经不是清朝自己说了算。战胜的列强各国从己身利益出发，各有其属意的和谈对象。如前述，自李鸿章从两广总督任上奉召北上，“俄国外交界就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了”。(156)而恰因为李鸿章有亲俄派的嫌疑，以英国为首的多个国家拒纳其为谈判对手，坚持“肥之全权出于政府，办事人不认”。(157)在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秉承英国意旨，屡告清朝官员“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158)而犹有意味的是，留京大小诸臣为打开“交涉之门”，也“各树标帜”，各自使力方向：以崑冈为首的内城满大员，致力于打通“赫德渠道”，又据其意奏请简派庆亲王回京；敬信、恽毓鼎则与俄使直接接洽，力促李鸿章尽快北上；高枏、黄曾源、于若枚、李希圣的南城中下级京官又另成一圈子，他们通过个人关系，与李佳白、丁韪良等美国人接触，并寄望于李鸿章入京善后，但特别是，还一度对光绪帝留京执政柄抱有期待。后来，因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建议，李鸿章也奏请增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全权大臣，意图借此打开局面。有意思的是，奕劻被派为全权，多缘自外力推动，而荣禄终于未能返京，同样因外力所阻。这里呈现出来的外务影响内政以及列强间竞争的明暗关系，已经为辛丑谈判奠定了基调。

①戴玄之：《义和团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树槐：《拳乱期间联军的抢掠行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3·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翦序，第1页。

③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研究》，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第209—216页。

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对“文明—野蛮”二元框架下形成的西人著述的评论，另参姚斌：《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27—145页。

⑤2001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有关义和团战争的一组论文即明显反映了这一取向。参看Robert Bickers(Editor).R.G.Tiedemann(Editor),The Boxers,China,and the World,edited by Robert Bickers,R.G.Tiedeman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7.

⑥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⑦张鸣：《世纪末的看客》，载氏著《直截了当的独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34页；胡成：《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读书》2004年第3期。

⑧郭道平：《庚子之变中的联军统治与国人心态》，《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⑨《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51—452页。

⑩王步瀛编：《赵慎斋年谱》，《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56页。

(1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445—446页。

(12)《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60页。

(13)《高枏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168页。

(14)《谕内阁著各王公大臣分别留京留守随扈署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5)《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187、303页。

(16)关于备车出逃而未果的情形，参详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17)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西巡大事记》，卷首，外交史料编纂处，民国22年刊本，第15页。

(18)继昌：《拳变纪略》，《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61页；金易、沈义羚：《宫女往谈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19)王文韶：《庚子两宫蒙尘纪实》，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33年，第501页。

(20)《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5页。

(21)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西巡大事记》，卷首，第16页。关于此情节，荣禄事后专门奏闻：“查致英窦使函系十六日，非十九日也，是时局尚未糜烂，窦使复函于次日九点钟在馆拱候会晤，乃该大臣启秀、赵舒翘等恐其扣留不敢往晤，托词有差，不及前往。又函复之，至二十日夜间又复迁延，遂有二十一日之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31页。

(22)《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5页。

(23)崇绮绝命词曰：“恭悉西巡，未敢遽死，无力恢复，以身殉之。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第891页。

(24)《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4页。

(25)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39页。

(26)久保田善丈：《李鴻章北上をぁぐる諸对応——清末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とィギリスの对中政策——》，《史潮》33—34号，1993年11月。

(2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39页。

(28)日本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日本参谋本部文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4页。

(29)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441页。

(30)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02页。

(31)《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2页。

(32)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59页。

(33)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1页。

(34)崑冈，满洲正蓝旗人，同治元年进士，时任文渊阁大学士。

(35)陈恒庆：《清季野闻》，《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39—640页。

(36)舒文，字春舫，镶黄旗汉军人，同治元年由内阁中书充补总理衙门章京，升户部员外郎、郎中，派充总办章京。光绪十一年任驻德公使馆参赞。十四年差竣回国，仍任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参见李文杰：《清总理衙门与外务部职官年表》，未刊稿。

(3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按“胡宅”，即前江安粮储道胡延宅，处东城黑芝麻胡同，今地名尚存。

(38)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5—26页。

(39)《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6页；《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6页。

(40)《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6页。

(41)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50页。

(42)《那桐日记》上册，第350页。

(43)《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6页。

(44)《照录与总税务司赫德问答节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7页。

(45)《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3页。

(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中华书局，1996年，第289页。

(47)《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48)《大学士崑冈等奏报与赫德会晤情形请迅饬庆亲王回京与各使速定大计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7页。

(4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

(50)奕劻的去向，是当时满人普遍关心、但不确知的问题。绍英七月廿九日记：“至舒宅，总署公所见崑、裕、阿三位与赫税务司问答，携问答步行至白秀峰家，探听庆邸消息。”见《绍英日记》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9页。

(51)朴寿，字仁山，镶黄旗满洲人，光绪二十年举人，二十二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官至福州将军，辛亥革命中被杀，《清史稿》有传。朴寿在庚子事变中的表现，为时人所激赏，而后世鲜知。那桐七月廿九日记：“辰刻到春舫处，知朴仁山寿持折信辰刻西行见庆邸。”(《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华学澜亦谓“庆王之回京，仁山一人之力也。”(《庚子记事》，第130页。)

(52)《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3页。

(53)奕劻“留怀来俟进止”的情况，参看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65页。

(54)《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6页。

(55)按不晚于八月初二日，朴寿已返京。见《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56)《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3页；《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57)《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9页。

(58)《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9页。

(59)《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60)赫德自认为是当时有能力协调各方面力量、重建战后中国的不二人选，他说：“我留下来，还能为海关、为中国和为公众利益继续工作。我以为，在这个时候，我，也只有我，能在这三个方面起些作用。否则，我就会上船回国了！我已经请庆亲王回来，现在正等李鸿章。”《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7卷，第86页。

(61)张振鹍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6—77页。

(62)《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42页。

(63)《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55页。

(64)关于日军纪律和日占区秩序，时人多有评价。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9页)；《恽毓鼎庚子日记》：“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界，日本最安谧”(《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5页)；《高枏日记》：“内城东有制白伞书名送日官柴五郎者，冠戴鼓乐送往……日、美界之贸易者云集，日界尤热闹”(《庚子记事》，第194、198页)；瑞澂《庚子手札》：“此次大乱，各处兵官以日本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79页)作为英国人的赫德，也承认“日本军队对于维持秩序、组织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领先”。(《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第289页。)

(65)《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55页。

(66)《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8页。毕格德，字子明，1874年来华，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辞职入李鸿章幕府，充英文秘书先后二十余年，为李氏最亲信的外国顾问之一。参看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年，第407—408页。

(67)达格特：《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第142—143页。

(68)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的帝国主义教程》，第222页。

(69)《照录与总税务司赫德问答节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7页。

(70)《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71)《大学士崑冈等奏报各国使臣及官兵等瞻观情形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第864—865页。

(72)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6页。

(73)《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43页。

(74)《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44页。

(75)《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按“文立甫”，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廉；“福岛”，福岛安正；“川岛”，川岛浪速。

(76)那桐全程经历，自谓“半日劳尽心力，危险情形笔难尽数”。《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77)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27页；《那桐日记》上册，第351页。

(78)夏仁虎：《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79)《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2页。“贾子永”，贾景仁，国子监学正。“曾侯”，曾广銮，曾国藩之孙，字君和，都察院副都御史，袭一等毅勇侯。

(80)璞科第(1865-1908)，著名中国通，财政大臣维特的亲信。1888年来华，1895年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兼天津分行总经理。1905至1908年为俄国驻华公使。其与清人关系及涉入清朝内政的情况，参看蔡鸿生：《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土》，《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孔祥吉：《俄使行贿揭秘》，《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136—141页。

(8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0页。

(82)《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1页。按敬信为满大臣中威望较高者，时多有官员推动其出头交涉，如绍英七月廿五记：“午后至敬斋翁处，劝斋翁出与洋人暂议保全宗庙社稷、阖城性命为要。斋翁首肯者再。”(《绍英日记》第1册，第9页。)

(83)《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1—182页。据恽毓鼎本人解释：“曾侯临时规避，余乃独行。……满洲诸公亦皆不来。乃与敬老挈翻译参赞(塔克什纳，号木菴)驱车至俄馆。”(《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2页。)

(84)《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2页。

(85)《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1页。

(86)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0页。

(87)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8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43页。

(89)《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3页。

(90)《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3页。

(91)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23—631页。

(92)《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3页。

(93)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86页。

(94)《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2页。

(95)《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3页。

(96)《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3页。

(97)《吏部尚书徐郙等奏报洋人入都十余日都城近日情形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850页。

(98)以上诸条见《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8、180、181页。各段标点有调整。

(99)于式枚事后见高枏庚子日记，“欲为之笺释”，即因曾“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也”。见《高枏日记》之高楷序，《庚子记事》，第144页。

(100)《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4页。

(101)以上诸条见《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4、176、180页。

(102)参看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5—137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44页；高树：《金銮琐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7—177页。

(103)《寄济南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愚斋存稿》卷4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949页。

(104)《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17页。

(105)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华书局，2007年，第94—95页。

(106)《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7—178页。

(107)按此电韵日为“灰”，知山东巡抚袁世凯于八月十日转发。李鸿章有复电：“公等三十三人联衔朔函敬悉。事变至此，尚能坐守不动，公忠劲节，钦佩曷任。鸿在沪，电商各国外部渐将就绪。……拟即航海赴津，如各使有到津者，须小住会商，再相机来京察办。”(《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60—261页。)

(108)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27页。

(109)冯志阳：《〈东抚袁转电〉三十三名联衔京官籍贯考略》，《庚子救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年。

(110)《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6页。

(11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3页。

(11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3—514页。

(113)《那桐日记》上册，第351—352页。

(114)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

(115)《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30页。

(116)《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4页。

(117)《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56页。

(118)《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32页。

(11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120)《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56页。

(121)唐文治：《记和硕庆亲王事》，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5页。

(122)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4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4页。

(123)孔祥吉对奕劻与义和团关系提出新解，并认为慈禧太后亲奕劻而疏荣禄，而奕劻未随西逃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奕劻在此危难时刻，与荣禄不同，始终与慈禧在一起”。(《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实际上，慈禧最初布置议和，并未提及奕劻，后加派为全权大臣，亦由外力使然，而奕劻本人对回京议和并不情愿。参详拙文《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24)《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0页。

(125)《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第356页。

(126)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81页。

(127)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12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75页。

(129)《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1页。

(130)《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2页。

(131)《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65页。

(132)吴相湘：《故宫藏拳乱史料注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上册，第186页。

(13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97页。

(134)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自序。

(135)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页。

(136)《某满员为陈述各国联军攻破齐化门京内纷扰家口流离逃难情形致九爷函》，《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第1327页。

(137)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67页。

(138)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9页。

(139)《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622页。

(140)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5页。

(141)《庚申英夷入寇大变纪略》，《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53—54页。

(14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页。

(143)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19页。

(144)参看杨国强：《论“庚申之变”》，《史林》2007年第3期。

(145)《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86页。

(14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05页。

(147)乔治·林奇：《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148)《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第864—865页。

(149)《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68页。

(150)《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第675页。

(151)《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35，第837页。

(152)《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153)《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54页。

(154)《盛宣怀致奕劻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档号056061。

(155)《寄太原王中堂》，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39，第923页。

(156)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8页。

(157)《高枏日记》，《庚子记事》，第178页。

(158)《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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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1]《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官档案汇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10]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11]罗曼诺夫著，陶文钊等译：《俄国在满洲1892-1906》，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6年第2016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