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戴海斌
发布时间：2012-3-29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秉衡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历史人物，尤其在庚子事变中千里勤王，以至身殁殉国，身后寂寞，而谤亦随之。通过对他一生最后阶段的事迹考订，可祛除既有认知中的迷思成分，厘清他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及义和团之间多种关系，也可由其个案观察晚清政治的“时代相”。李秉衡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而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明显拉开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相遇后，被迫打开国门，由于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李秉衡的身后是非不仅反映其个人所处的困境，其实也折射了时代的复杂性。

关键词：李秉衡/庚子事变/东南督抚/误国之忠臣

李秉衡是近代史上颇多可观的一位人物。查其政治履历，几与近代重大事件相始终，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三次对外战争均亲与其役，以至身殁殉国，“这在封疆大吏中是不多见的”。① 而他身后，起始于争议，终归于寂寞。旧文人、传教士之撰述，多将其归入“肇祸诸臣”行列，而加以“庇拳”、“仇教”的恶名。② 辛丑议和时，列强追索“罪魁”，也点名要求重治，清廷不得不“诏褫职，夺恤典”。③ 后有人起而辩诬，认为外人及无识之辈“摭拾无稽妄语，坐狱于公”④，终究反响寥寥。进入新时期后，评判标准发生转变，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赋予义和团运动重大意义，而李秉衡被定位为“顽固派官僚”一分子，仍不能逃脱“反动”的指控。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反省既有认知，有就李秉衡与山东义和团的关系，提出新解；⑤ 也有将其与林则徐比较，质疑“同样是抵抗列强侵略，结论却如此相异”。⑥ 新近出版的一部传记(迄今关于李秉衡唯一专书)，以传主长期湮没于史为“一大冤案”，总评其一生“不愧为民族英雄、清官典范”。⑦ 史论固多歧义，而作为立论基础的史实部分，仍然有待夯实。本文拟考订李秉衡最后、也最富争议的阶段——庚子时期——的事迹，爬梳其人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及义和团之间的多种关系。在他身后的诸多是非，不仅反映个人困境，也折射了时代样貌，新与旧、满与汉、南与北、保守与趋新、反帝与近代化……各种对立和争议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扭曲都连带着周遭氛围的变换。西谚云，从一颗砂砾可以照见海洋的形状，借助其个案，正可以观察晚清政治的“时代相”。
    一、巡阅长江水师
    庚子年李秉衡北上勤王，终以身殉，写下生命最后一笔。在回顾这一幕之前，有必要先追溯他的南下。
    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占领胶州湾，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积极主战，而清政府坚持“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不敢与外对抗。⑧ 不久奉旨补授四川总督，但他以“近来旧疾日增，未能迅速就道”奏请开缺，获准寓居河南安阳县。⑨ 至1899年9月重获起用，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奉天查办事件。⑩ 不到两个月，又接奉谕旨：
    长江水师前经彭玉麟按年巡阅，以资整顿。现在沿江各营诚恐不无懈弛，著派李秉衡驰赴长江，上下周历察看，仿照彭玉麟巡阅章程办理。(11)
    查此谕背景，意大利为强租浙江三门湾，派舰队赴华施压。清廷谕令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严为戒备”，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也奉命南下，与沿江海各省联合备战。(12) 李秉衡之起用，也与军机大臣刚毅有关。(13) 当年刚毅以钦差大臣南下，公开名义为清理江南财政，实则于长江防务也有所访查，李秉衡遂被荐为整顿“懈弛”之选。
    “巡阅长江水师”是差，不是职，与此前北上办案形式相似，但内容迥异。李自认对地方民政有所心得，至于海军事务则素非强项，故以“长江水师自揣不能胜任”奏请收回成命；并辩解说：“今臣起家牧令，涛任封疆，即偶涉军事，亦皆筹备于陆路，而于炮艇快划，上下风涛，从未经历，百种茫然。是实臣所未习，尤所未能也。”(14) 这是明的理由，更深的原因，在于其不喜与外人打交道。山东巡抚任上办理教案已屡受挫折，前赴洋人麇集的江南，更等于踏上是非之地。但清廷批谕：“著不准辞。”这让李秉衡失掉退路。尽管无奈，他仍在谢恩折里写下下面一段话：
    臣犹有鳃鳃过虑者：臣素性拘迂，不善办理洋务，久荷圣明洞察。在臣初心，岂欲为朝廷多生枝节？此番奉命巡阅长江，沿江一带人心浮动，毁堂闹教之案层现迭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洋人必以臣为口实。惴悚不安，意实由此，非敢避难就易，避劳就逸也。(15)
    李未掩饰对洋务无所好感，甚至在赴任前已经表露出悲观预期。不同于大多数善于逢迎的官僚，他显得过于坦白，也不似那些喜揽权任事的能吏，言谈中未见多少豪气。这份率直中透出的执拗，的确值得玩味。仅仅不到一年，他就用生死为代价为上述这段话做出了注释。
    李秉衡受命后并未立即动身，先以“衰病”为由，请求赏假一个月，赴安阳寄寓休养。假满后，又以“步履仍复维艰”再请续假一月。(16) 捱过年关，起程时已是次年3月了。3月28日，抵湖北省城武昌，继赴湖南岳州、长沙，湖北荆州，江西湖口、南昌，安徽安庆，江苏江宁、镇江，沿江而下，一路巡察，为期将近两月。5月19日行抵苏州，以此作为驻所。苏州为巡抚驻地，江苏巡抚鹿传霖与其同城而居，两人志趣相投，常互通声气。
    从驻节苏州至勤王北上，相隔时间很短，李秉衡唯一一次出手，弹劾对象直指总辖五省长江水师的最高长官，颇体现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5月24日，即抵苏后第六日，他奏劾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徇纵营私，贪赌嗜好，废弛营务，勇额多虚”多项罪状，指其对活跃长江的会匪、盐枭视若无睹，纵容“瓜镇巨枭”徐怀礼。(17) 不久因庚子事起，弹劾事暂无下文。又过去两月，清廷突然下谕：“黄少春著来京陛见。长江水师提督著杨金龙署理。”(18) 该旨发于7月27日，正是李秉衡北上抵京次日，这应是他觐见那拉氏的产物。(19) 值得注意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反应。他以江防吃紧，镇守需人，专折奏请将黄少春继续留用，并称“该提督老成戎事，忠爱性成”，推许为不可多得的“知兵大员”。(20) 清廷依议而行，黄少春得以留任，至次年5月，奉旨调补福建陆军提督。(21)
    刘坤一在长江防务方面对黄少春多所倚重，并在政治上予以庇护，再联系公开招抚徐怀礼之举，其“应时权宜”显然区别于李秉衡的立场。这只是两个较明显的例证，透露两江总督与巡阅长江水师大臣貌合神离的迹象，接下来考察李秉衡北上过程，我们可发现这一意见鸿沟究竟深到何种程度。
    二、信拳？剿拳？
    对李秉衡之评价，一直以来聚讼纷纭，其实据以评价的史实基础，即李在庚子事变中的政治表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仍是一个未说清楚的问题。相关解读呈现的面貌，颇有些“层累”的意味：朝中亲拳权贵，如刚毅、徐桐辈，对李一直青眼有加，在义和团内部，他是除佛道神仙、戏曲人物外，被礼敬为神明崇拜的仅有的两位清朝官员之一。(22) 战后，列强指李为“祸首”，当时舆论也几乎清一色地将他归入主抚派，在有教会背景的《拳祸记》或外国报人编纂的《拳匪纪闻》一类倾向性很强、同时流传很广的早期义和团资料书中，汇集了很多对李秉衡不利的证据，说他“痛憾西人、峻拒变法”、“深信拳匪”，乃至“极称拳匪如何神异，如何忠义，国家有此种固结之人心，即无灵符足御枪炮，亦足夺西人之魄，而尽驱之于外”。(23) 对义和团本无好感的一般清朝士人，也怀有某种成见，或认为“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24) 或尽管承认其在“谏阻抚贼”问题上与东南督抚有所合作，却判定“不得已徇诸公之请，非本意也”；(25) 甚或直接质疑其为人，归入“顽劣诈伪之小人”一列。(26)
    后来批判者直接引用上述指控，将李秉衡牢牢定位为“迷信拳匪”、逆时流而动的顽固派；而趋向正面的评价，在褒扬“爱国情操”的同时，一样接受“仇洋、庇拳”的认知前提，只不过从反向予以解释，欣赏他能够“摒弃阶级偏见”，“与义和团走上联合抵抗侵略的道路”。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即人们多习惯从当时人的外部认知来拼凑李秉衡的形象，反而忽略了其本人言行的原来面目。上世纪30年代，已有人感到外力作用下李氏形象的扭曲，并为他抱不平：
    国人不察，因公督师力战，外人又持异议，论者多列公于主持拳匪诸臣之内。……公之力战，冀卫京师，以纾君父之难也。成败利钝，岂暇计哉！及战败，从容以身殉之。此公在扬州所逆计也。竟至撤销恤典，国史不得立传，使公千载后复蒙不白之冤，此真不平之事矣。(27)
    如果先撇开亲疏毁誉这一层纠缠，仅从还原事实的立场出发，这段话对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启发。已有研究开始廓清笼罩在李秉衡身上的迷雾。比如一般解释山东义和团的发展，多循“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段式的递进模式，然而，实证研究却不约而同地证明：“义和团之兴起与李秉衡抚鲁无关”、李在山东任内采取的是一种“平衡性质的政策”。(28) 回到本文主题，庚子事起后李是否真对义和团情有独钟，亟亟欲引而用之呢？
    李秉衡在苏州时期的资料相对较少，张廷骧辑录《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保留了一部分有用信息。作者因世交与李有过往还，据其回忆：
    忆庚子四月间，公巡阅长江，由鄂东下莅苏，寓奉直会馆。公与先君为患难交，余趋谒晤谈，即以北方拳匪、南方枭匪为深忧。迨五月初旬，公卧病，闻义和拳阑入京师，警报迭至，公以拳匪为教匪党类，不亟剿除必生变乱，即口授幕宾朱省吾茂才祖懋拟电奏稿，有“现在拳匪叛乱，滋蔓腹心，亟专力痛剿，必期立时扑灭，以免祸生不测，枝节横生。拟请选军分派严定专责，以一军拱卫京师备不虞，以一军备他患，兼备缓急，以两军分左右自北而南，自近而远，专剿拳匪，必以全力捣穴擒渠为先务，其余零匪警报概作缓图。须得力大股，则余党自解……”等语。会商苏抚鹿滋轩传霖联衔具奏。时有谓电线已断，格不得达。越日，匪耗愈紧。余诣视公疾，未及他语。公忿然曰：“事急矣。此时万不可开衅，朝廷尤为儿戏事耶。”言时须髯怒张，目眦尽裂。此余亲见亲闻，其非深信拳匪可知，更不欲启衅外人尤可知。(29)
    由上可知，李秉衡是将“北方拳匪”和“南方枭匪”等量视之的，义和团起事的性质无异于“叛乱”，所以当他听说拳民入京的消息后，首先反应就是奏请“专力痛剿”。李拟具奏稿后，原计划与江苏巡抚鹿传霖联衔会奏，但因电阻未达。这一情节，查张之洞收电稿可互为印证。6月17日鹿传霖来电称：
    昨出省阅伍，闻北事急暂回。苏省兵单饷绌，昨会鉴帅电奏，请阻洋自剿，电阻未达。京津电均不通，大局危急，万分焦灼。鉴帅又病气痛。两公忠荩深谋，必有切实救急之策，望随时指示。(30)
    北事告急之初，李秉衡系念京城安危，又苦于电信阻隔，所以“又病气痛”，情绪相当激动。此时“筹剿内匪以止外兵”的主张，是他与鹿传霖的共识，与刘坤一、张之洞并无二致。(31)稍早前，江、鄂联名致电总署，请明降谕旨“定计主剿”。(32) 6月20日，由张之洞发起、地方督抚大臣八人联名奏请“剿匪”的著名会奏中，李秉衡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并且位居领衔。(33)
    李秉衡在此时“附名入谏”，北上后又将拳民“收为己用”，率以迎敌，前后对照，言行似乎大相径庭。因此引起外界非议，认为列名不过“不得已而徇诸公之请”。验诸事实，此奏系由张之洞、于荫霖主稿，当夜由武昌发出，未及预商已将李、鹿二人列衔，在第二天(6月21日)知会并电呈全文。张氏还特别解释：
    其文极冠冕平正，匪应剿罪四，一邪教，二抗旨，三扰畿辅灾区，四毁国家电线铁路，不甚说洋人，亦未尝言董(福祥——笔者加)提一字。与次翁商酌半日，于谓两公意必合，今早已发，全文已电呈，即使事有变局，此奏绝无碍。(34)
    李秉衡为张之洞巡抚山西时的旧部，因张保荐升任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时张督两广，曾上专折以军功为其请奖。(35) 两人在政治关系上旧有渊源，但彼此观念又有分歧。此时张对李、鹿心理有所顾虑，(36) 将重点放在“剿匪”上，有意淡化“洋人”话题，并利用于荫霖的这层关系代为纾解。(37)
    于荫霖与李秉衡均出身关外，攀得上东北老乡，仕途上亦有过交集，更重要一层，在于两人气质接近——均为传统意义上的“清官”、“良吏”，也同样不喜洋务，反感西法，严于夷夏之防。李在保荐折中坦言“与该员谊属葭莩，兼同里闬，深信其德性坚定，刚正不阿，而忠君爱国之忱，未尝以穷达异致”。(38)以上因素使得他们结成至交。据《悚斋日记》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条记：“失大沽炮台信确，晤商南皮，拟会奏请速剿拳以纾急祸，两宫忧危，日间竟不知若何，忧迫无以自安。”(39) 此处透露的思想状态，也适用于李秉衡，会奏中斥义和团为“邪教”、“乱民”种种，早就是他在山东任上给大刀会之类所加过的罪名了。(40) 张之洞预先将李列入会奏，也是摸对其心理，尽管会奏稿是事后通知，但未有异议。(41) 后清廷召李北上，总署大臣袁昶以为此谕“大约为弹压义团也”，李之仇拳，似也为朝中所悉。(42)
    但李秉衡既被委以军事重任，对义和团态度相应发生变化。其北上途中，不仅批评“东南互保”，就列名“剿匪会奏”也多强调未曾预商的一面。(43) 当张之洞闻此激烈言论，感到不安，曾专函再次解释事故：“窃意公与次帅相知最深，次帅既云不必询问，故遂遵次帅之命先发。特是弟此举究属粗率，悚歉难名。然实非未与公商而擅列尊衔，实由次帅指示，特再详布，尚祈垂察为幸。”(44) 可知剿匪电奏事前未商确为事实，但当时李秉衡对电奏内容是赞同的，并非外人所说“非其本衷”。而当张之洞事后弥缝之际，他的注意力实已转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三、拒阻英舰入江
    在华北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之际，英国为维护传统利益，最早提出向长江口岸派出军舰，帮助东南督抚维持秩序。(45) 刘坤一、张之洞对此谨慎回应，并达成“力任保护，稳住各国”的共识，以杜外人“窥伺”。(46) 刘在6月21日致电李秉衡，告以“在我既无敌各国之力，亦只有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47) 此番叮嘱，意在稳住各国同时也稳住内部，避免衅自我开。但电报还是晚了一步，李秉衡在当天已由苏州赶至江阴，声称凡遇外国兵轮入江，炮台立予击沉，又要求南洋拨款购置水雷，作为拦江之用。
    江阴地处长江南岸，位于南京、上海之间，临江多山，形势险要，沿江山岸建有多处炮台，为吴淞口之后第二道江防要塞。(48) 庚子事起后，该处两岸均已增兵，防务统归江南提督李占椿节制。(49) 当时“东南互保”已渐成说，张之洞虽不满于英舰入江，但坚持武力拒阻不可行。在他看来，“以中国之弱，江阴炮台之陋，各国洋轮入江，止可设法善言劝阻，焉能以兵力相拒？”在听说李秉衡动向后，他即倾向于切实劝阻，避免因“孟浪”致生枝节。(50)
    李秉衡决意一战，也令刘坤一深感棘手。他一面托词延宕购置水雷的申请，一面使调虎离山之计，约李赴江宁面商，同时指示江阴守将李占椿不可妄动。(51) 6月23日，又与张之洞商议会奏，意在削夺李秉衡干预长江防务之权，电文语气决绝：
    查鉴帅巡江旨内并无督办防务之语，沿江地方自是两江、两湖之责，拟会公电奏，请饬李毋得干预防务，以一事权而免贻误。时事至此，身何足惜，保守东南，实顾大局，一涉孟浪，祸在眉睫。惟公同志，谨电密商，祈电示。(52)
    张、李虽有私谊，奈何形势逼人，既被南洋许为“同志”，此时也责无旁贷。张之洞去一长电，从军事角度分析江阴炮台实际战力，充分罗列“不堪一战”的证据，如炮台装备简陋，大炮、快炮数量少，火力总量小，炮台结构不合理，弹药全靠上海制造局供应，易受制于人等等，总之轻言战事“万不宜也”。同电并致鹿传霖，特加叮嘱“请滋帅力劝鉴帅”。(53)
    事实上，此刻主战声势已引起外人恐慌。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 L. Warren)在致伦敦外交部报告中，毫不掩饰对李秉衡的恶感，不过，对刘坤一控制局面的能力似乎仍抱信心：
    前山东巡抚和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者李秉衡驻在江阴炮台，他的势力肯定不会支持维护秩序那方面。自那时起，我从女王陛下驻镇江领事那里听说过，他从可靠方面获悉李秉衡已好几次打电报给刘坤一，请求他命令各炮台对驶入长江的任何外国军舰开火，但总督已断然拒绝这样做，而且下命令给各炮台的指挥官说：如果没有他的明白训令，他们不得开炮。(54)
    四、奉召北上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清廷对外宣战后，号召各省选将、练兵，接济京师；(55) 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按察使陈泽霖被特召带队赴京。(56) 奉到寄谕后，湖北巡抚于荫霖最先提议，由两江出面具奏，推举李秉衡统率张、陈两军北上。张之洞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但出于谨慎，“不赞一词”，只许代达。(57) 几乎同时，鹿传霖也提出近似建议：“奉廷寄派营入卫，虑缓不济急。武卫先锋两军奉调否？可奏明由鉴帅带两营北上，一面奏，一面启程，较为迅捷而有实济。”(58)
    事实上早在此前，于荫霖本人已奏荐李秉衡入京。据《悚斋日记》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条：“星海来商，请内召鉴翁，所见甚是，电鉴翁告知之。”(59) “星海”，梁鼎芬，湖广督署幕僚，于对其建策深以为然，遂向李秉衡电询。李复电有“闻诏即登程”之语，于赞为“公忠可钦”，初次入奏因电阻未达，后于6月18日再次拜折，请速召李秉衡入都，并“畀以帮办武卫军事权”。(60)
    无独有偶，先期鹿传霖也曾荐李带队入卫，奏称“李秉衡公忠朴直，血性过人，每与臣道及时事，义气奋发，闻惊以来，益深忧愤，有以身保国之志……拟请旨饬下李秉衡即率湖北提督张春发一军迅速入都，裨益抚剿之事，必能分别妥办”。(61) 前后联系，于、鹿二人在奉旨后第一时间建议李秉衡率师北上，也就不显得有任何突兀。对于刘坤一而言，李在长江处处掣肘，顺势将其远调，正是求之不得。除张、陈两军已经奉调，两江加派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就近入援，统交“威望素著之大臣”总制调度，也是名正言顺。6月24日，刘坤一致电李秉衡，将此意见托出，并以“事急不得不从权”请求速决。(62)
    接电次日(6月25日)，李秉衡即由江阴急赴南京，与刘面晤。(63) 幕僚朱祖懋所撰《海城李公勤王纪略》记曰：
    (鉴帅)闻京匪耗，谋单车入卫，又以职守在长江，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北上无裨，踌躇竟夕。以江阴为长江门户，敌人难保不分扰。次日束装赴江阴，时五月望间也。到甫一日，刘江督岘庄坤一连电邀至宁议军事。黎明即行，风雨甚烈，抵宁见岘帅，时已有旨令各省派兵入卫。岘帅出而相示，并以己多病，守土未便骤离，状甚推诿。公慨然请行，岘帅喜形于色，为述淮徐武卫左右两军奉旨入卫已先行。拟偕苏抚回奏，即令公统，并为拨卫队二百名。(64)
    刘小心翼翼试着商量，李则“慨然请行”，答应得异常干脆。其人负责巡阅长江，实际仅有监督之权，手无一兵一卒，至江阴拒阻洋舰，也是声势大于效果。李秉衡早已不安于位，现在北方有警，奉召入卫，正合心意。这样，李、刘虽初衷各异，想法却一拍即合。
    正式奏明率队勤王次日(6月26日)，李秉衡就离开南京，渡江抵扬州，做北上的最后准备。(65) 忽又奉旨：“李秉衡著即来京陛见，勿稍刻延。”君命召不俟驾。李不敢延迟，除咨令武卫先锋左、右两军迅速起程外，亲率卫队两哨二百人于6月30日先行动身，由此踏上征程。(66) 而从此刻起，他的生命也将进入倒计时。
    五、二李之“争”
    送走了李秉衡，东南督抚或因此长舒一口气；(67) 而在当时，更多人对李秉衡北上寄托了热望。自中法、中日战争以来，李秉衡以其对外强硬的表现，及天下共推为疆吏贤者的情操直节赢得朝野广泛的赞誉，俨然为疆臣领袖之继承人。(68) 翁同龢曾对其作极高评价：“朴实平易，兵事将才均极留意，良吏也，伟人也”。(69) 当庚子事起，战争威胁迫在眉睫，人人都在呼唤英雄出现，李秉衡无疑是拥有最高人气的那一位。他的名字被京城官僚频频提及，几乎被视为有能力扶危救难的不二人选。6月10日，监察御史管廷献上奏称：
    查巡阅长江水师、降调四川总督李秉衡，久官直隶，素得民心，兼谙军事，若明降谕旨，饬令星宿来京，畀以疆寄，假以事权，当于时局有裨。惟其人素为洋人所忌，恐加阻挠。(70)
    6月12日，詹事府洗马檀璣奏请招抚义和拳，推李秉衡为“知兵大员”，并提出编练成军的具体办法。(71)
    中枢当道刚毅、徐桐、崇绮之辈对李秉衡推崇备至，前述来自于荫霖、鹿传霖等人的奏荐也是铿锵有声。6月24日，即中外宣战后第四天，清廷谕召李秉衡“来京陛见，勿稍刻延”。(72)
    此处，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庚子事变中另一位北上重臣、更为后世所知的大人物——李鸿章。如把视野放宽，可以发现清廷政策在和战间摇摆，随着外部变化，不断发生相应调整。6月15日谕召李鸿章“迅速来京”，仍希望将中外纠纷拉回到外交轨道，不想轻易言战。7月3日、6日，两度旨催，7月8日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着战局变恶，7月12日、18日、23日、29日连下四旨，无一例外都是督促北上，调子已经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73)
    面对朝廷召唤，二李各有不同反应。李秉衡“奔赴君父之难”，不敢稍缓时日；李鸿章则抱定“先定内乱，再弭外侮”宗旨，以此刻“只身赴难，毫无补益”。(74) 在他们身后，同样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由“合肥电召”，知“内意必愿议和”，又奏荐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通，办理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请朝廷授予其“全权”。(75) 而于荫霖在日记中写道：“见十九日(6月15日——笔者注)谕旨，此人内召事愈不可为矣。”(76) 显然，李鸿章非其心中所属。
    就在外臣为停兵、议和函电络绎之际，京城里也正掀起倒李高潮。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私下评议说：“三电召之徘徊不进，其志恐不纯矣。”(77) 编修王会釐则将李鸿章近三十年来“专务和戎”之劣迹径直奏呈，指斥此次召而不赴，“悖谬畏葸，老而益甚”，疾呼“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78) 给事中蒋式芬历数李鸿章“饰词推宕，退缩不前”、“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诸多罪状，责问其“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要求“更择才德兼备之员，往代其任”。所谓“才德兼备之员”，即指李秉衡，奏末一褒一贬，堪足振聋发聩：“是立绌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伏望圣明断而行之。”(79) 与之同时，御史郑炳麟也请特简李秉衡为统帅，将勤王之师归为节制，“以一事权”。(80)
    在庚子年，两位履历不同、气质迥异的老臣，被不同人群所瞻望，各自奉为救主。好似一场奇怪的比赛，谁先入京，谁就可能改写历史。当事人各怀心事，旁观的人群也姿态百出，喝彩叫好者有之，诽谤诅咒者有之，冷眼观望者亦有之。李秉衡终于先到一步。7月26日入觐那拉氏，当即奉旨：“李秉衡著帮办武卫军事务，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并另有恩旨：“李秉衡加恩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81) 而数日前，李鸿章刚由广州航海北上，抵沪后就此徘徊不进。(82)
    当时，天津陷落的消息已被证实，清廷预感战事不利，加紧了保护使馆、停战求和的进程。(83) 而李秉衡入都后，那拉氏主战决心得以巩固，继清军恢复围攻使馆区，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相继被处死，此即京外人士所谓“海城初一入觐，高谈者气复少振”、“海城到京，固执尤甚，朝局又变”。(84) 其实，李秉衡之主战不过为恪尽职守，他本人亦自知战必无胜理。据荣禄亲信幕僚陈夔龙回忆，李当时私下有“洋兵如此厉害，战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招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议和”的谈论。(85) 至于到京后“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无兵可用，在京拳民“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86) 8月6日，李秉衡出都视师，行前自誓“宁为国捐躯，勿临死而缩手”，(87) 其“名节制四军，实无一兵应命”，仅有少数幕僚和数百拳众随行。(88) 甫出京师，北仓、杨村已告失守，联军进至河西务，李秉衡拟合队“并力御敌”，但“未立营垒即被冲破，各军纷纷溃逃，势不可止”，不得不退至通州张家湾。8月11日，联军进逼张家湾，李秉衡见事不可为，自尽殉国。他在遗折内痛言：“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途道，闻敌则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无以为立足之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89)
    北仓失守的战报传达北京当天(8月7日)，旨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令与各国电商停战。(90) 但联军长驱直入，已有“风利不得泊之势”，仅一周后，京城沦陷，两宫西逃。当李鸿章在俄军护卫下进入北京，已是10月中旬，距离初次召令北上，过去了将近四个月。而这数月间，“李鸿章之恶名一转而为救星之美称”(91)，变化奇突，天地已然翻覆。
    六、结语：“误国之忠臣”？
    当李秉衡北上之际，于荫霖长子于筠厚前往扬州送行。据其回忆，可略窥李氏较少为他人道的心曲：
    吾父命余偕谷兰送公扬州，藉询北上机宜。公性固刚烈，吾父甚悬注也。比抵扬，见公于古庙中。公告余曰：汝父念我甚感。此次之战，必无幸理。如皇上西巡，命我扈跸，我尚可生。否则，有死而已！我年逾七十，尚复何憾！只恨此战启自拳匪，殊可惜也。言罢唏嘘不置。(92)尚未北上，李秉衡已自知此行将有死无生。无独有偶，李鸿章离开广州之前，与幕僚裴景福也有一番对话，谈及将来收拾残局，言语中同样流露出失落：
    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93)
    二李所怀政治抱负不同，对待北上姿态互异，但在踏上征程之际，却有着同样黯淡的心情，一份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对家国未来的悲哀。他们真能如旁人殷盼的那样改变些什么吗？这场形式之争，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亲历了庚子事变的近代闻人赵凤昌，将李秉衡视作“误国之忠臣”，黄溶许此为“明言”，叹“国事至此，正坐有无限若干之‘误国忠臣’也”。(94) 掌故家徐凌霄、徐一士却颇感有“讼冤”之必要，“盖附和义和拳是一事，督师御外兵又是一事……李督师于危难之际以卫京国，既战而败，遽以身殉，一死亦颇壮烈，而竟坐以拳党之名，使身后永负遗谤，是可哀已”。(95) 而同样经历事变的费行简，结合自身见闻，对李氏于是役中表现有着相对持平的见解：
    甲午乙未间，当世论疆吏之贤者，必推秉衡。迨拳乱作，众又以其顽固附诸刚毅、毓贤之列。然秉衡操行廉峻，勤朴坚毅，今之世，吾未之多觏也。当拳匪初起时，方出巡阅长江，余在奎俊幕中见其手札，有匪类不可重用，外衅不可遍开语，继则南中疆吏联衔电阻，李秉衡亦列名，而中朝不省。迨津乱既作，仓卒勤王。其时外衅已启，即秉衡不战，亦莫从弭兵，在狡黠者正可延宕观望，乃不出此，卒以身殉。观其临殁致各将领书，述诸军畏敌状，可为太息。(96)
    综前所述，李秉衡以“纾君父之难”为要义，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明显拉开了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但“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97) 李秉衡向来视义和团为“教匪党类”，庚子事起后又策划“剿内匪以止外兵”，而最为悲哀和反讽的是，朝野上下拥其为“救主”、呼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98) 的狂热战议，终化作虚声，最后追随抗敌的恰恰是起于草泽、有愿心而无战力的少数义勇拳民。李氏固不乏救国之忱，但所能寄托此心却是无可奈何的“群起一决”，兵败前他以诗感怀，叙写内心悲怆：“和战两事都无据，一死聊酬高厚恩。白发孤臣满腔血，朝朝洒向蹈和门。”(99) 这一幕“由救国而误国”(100) 的悲剧令人感慨系之。
    庚子事变发生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整整一个甲子，自被迫打开国门以来，清王朝在近代化道路上蹒跚起步，但历史进入新世纪，在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下，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国难当头之时，趋新者暧昧，保守者空洞，整个国家不复有统一意志。李秉衡以生命为代价践履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尽显悲壮，而更多则为无奈。“忠”与“误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李秉衡这一人物的历史际遇及身后故事，带给我们的思考也不会停止。
    [收稿日期]2011—02—15
    注释：
    ①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前言，第1页。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海城(一说为庄河)人。捐纳县丞出身，累官至知府，精心吏治，时称“北直廉吏第一”。1884年授浙江按察使，未到任，改调广西按察使。1894年任山东巡抚。1897年迁任四川总督，因病开缺。1899年再获起用，赴奉天查办事件，继奉旨巡阅长江水师。1900年北上勤王，受命帮办武卫军事务，战败，自尽殉国。清廷赐谥“忠节”。辛丑议约时因外国抗议，被革职夺恤。
    ②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庚子回銮始末记·肇祸诸王大臣记》，收入《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67，中华书局，1977年，第42册，第12766页。
    ④ 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43页。
    ⑤ 张庆军：《李秉衡与义和团运动关系浅析》，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⑥ 马东玉、邸富生：《论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李秉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⑦ 张天贵：《李秉衡评传》，大连出版社，2006年。并可参其《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李秉衡》，《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⑧ 《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第764页。
    ⑨ 《奏因病请开川督缺片》，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李秉衡集》，第475页。
    ⑩ 此行任务主要为剿捕关外票匪，查办仁、育两军总统贪腐扣饷等案件。(《李秉衡集》，第476—490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
    (12) 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实事日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51—252页。
    (13)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义和团史料》下册，第842页。
    (14) 《奏请收回巡阅长江水师成命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李秉衡集》，第491页。
    (15) 《奏谢不准辞巡阅长江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李秉衡集》，第492页。
    (16) 《奏恳赏假一月折》、《奏恳续假一月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初四日，《李秉衡集》，第492—493页。
    (17) 《奏密劾长江提臣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李秉衡集》，第496页。徐怀礼，丹徒人，号老虎，为长江下游盐枭雄长，开春宝山堂，拥众数万，遍及苏、浙、皖、赣四省。1900年6月、7月间，刘坤一据张謇等人意见，将徐宝山队伍招抚收编。(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广陵书社，2007年，第110页)
    (18) 《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6页。
    (19) 杨金龙原为江苏提督，其人与刚毅的关系亦值得注意。参看黄溶：《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中华书局，2008年，第298页。
    (20) 《提臣应行陛见暂请展缓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3页。
    (21) 《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75页。
    (22) 另一位是祁寯藻(1793—1866)，山西寿阳县人，户部郎中祁韵士子，道光进士，历官至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寿阳相国”，有清名。
    (23) 李杕：《拳祸记》，土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活版，第8—9页；《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第4册，第173—174页。
    (24) 罗惇曧：《拳变余闻》，《庚子国变记》，第78页。
    (25) 龙顾山人(郭则澐)：《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46页；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第2册，第481页。
    (26)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27) 《李忠节公奏议翟序》，《李秉衡集》，第780页。按，序文作者翟文选，民国初任奉天省省长。
    (28) 张庆军：《李秉衡与义和团运动关系浅析》，《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77页；[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29) 《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3页。张廷骧，清末名幕，时在苏州，所汇录函札新闻“皆得诸亲友函述”，故可靠性较高。朱祖懋，字省吾，李秉衡幕僚，著有《海城李公勤王纪略》1卷(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收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线装书局，2003年。
    (30) 《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96页。
    (31) 《江苏巡抚鹿传霖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67页。
    (32) 《寄总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411页。
    (33) 《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49—2150页。列衔者为长江巡阅水师李秉衡、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
    (34) 《致苏州李钦差、鹿抚台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9页。
    (35) 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36) 会奏当天，张曾致电江督，皖、西、湘三抚，予以事先知会。(《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4页)此电惟不及李、鹿，有其深意在。
    (37) 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纳厅(今扶余)人。1859年进士，历官湖北荆宜施道，台湾、安徽布政使，湖北、河南巡抚等职，为官廉直，有清名。师事理学大家倭仁，笃守程朱之学，世传“朱子之书不离案侧”。读其日记，通篇绝少语及时事、政情，而朱子日课必不可缺，证前说非虚。(《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
    (38) 《奏保前台湾布政使于荫霖片》，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李秉衡集》，第248页。附带提及的是，李、于两家也因此成为世交。李秉衡殁后，其外孙施今墨将奏稿遗集交于荫霖长子于筠厚，托其代刊，于又转托同乡举人翟文选。民国初年翟任奉天省省长，其时正值《清史稿》编纂时期，翟走商清史馆袁金铠，为其提供史料，作成李秉衡传，后筹资出版《李文忠公奏议》十六卷。(《李秉衡集》，第780页)
    (39) 于荫霖：《悚斋日记》，第1098页。
    (40) 参看张庆军：《李秉衡与义和团的关系浅析》，《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77—578页。
    (41) 《致苏州李钦差、鹿抚台电》、《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亥刻发、二十七日子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9—8010页。
    (42)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3页。又，其北上过河北景州境，陈泽霖率部攻朱家河教堂，李谓“是坚其从敌之志也，殆不可”。时人评议：“以是观之，则公之不攻教堂，即不庇拳匪之证；不庇拳匪，即非仇教，亦昭昭然矣。”(《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7页)
    (43) 《寄江鄂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3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879页。另见《高枏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160页。
    (44) 《致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70页。
    (45)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年，第42页。
    (46) 《致江宁刘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4页；《寄张制军、于中丞、鹿中丞、王中丞、松中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3页。
    (47) 《复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4页。
    (48) 因三门湾事件，南洋奉旨整顿江防，刘坤一复奏称：“江苏滨海临江，地方极为辽阔，就防务而论，以吴淞、南塘、狮子林、江阴为最，镇江次之，金陵又次之。”(《遵旨妥筹南洋防务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94—1196页)
    (49) 《两江总督刘坤一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84页。
    (50)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12页。
    (51)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李秉衡被邀赴南京，出自盛宣怀之谋，其建言称：“顷闻鉴帅昨赴江阴，言遇外国兵轮即击，恐蹈大沽覆辙，关系东南全局，更难收拾。公当其任，似宜加慎，请电约鉴帅速赴宁妥筹大局。”(《寄江鄂刘张二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36，第843页)
    (52) 《寄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5页。
    (53) 《致江阴李钦差、苏州鹿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7页。
    (54)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1页。
    (55)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6—157页。
    (56) 《军机大臣字寄湖北提督张传谕江西臬司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04页。按，其时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所部武卫先锋左、右两翼各10营，均驻清江浦一带。
    (57)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2页。
    (58) 《寄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564页。
    (59) 于荫霖：《悚斋日记》，第1096页。
    (60) 《湖北巡抚于荫霖折》，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2页。
    (61) 《江苏巡抚鹿传霖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7页。
    (62) 《寄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564页。
    (63)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秉衡急遽北上情報ノ件》，明治33年6月25日，外務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7年，第201页。
    (64) 《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3页。并见《啁啾漫记·刘岘庄制军轶事》，《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958页。
    (65)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0—191页；《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秉衡ノ長江一帶防備強化並帶兵北上ニ付報告ノ件》，明治33 年7 月6 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35页。
    (66) 《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折》，光绪朝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4页。
    (67) 据日本领事报告：“从可靠的情报，此前总督最感苦心焦思之事，系隶属刚毅派之李秉衡、鹿传霖掣肘，今两人相继北上，削弱地方上反对总督之力量，令其减少诸多内顾之忧。总督大有欢愉之色。”。(《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变中》，第238页)
    (68) 从政治派系的角度，林文仁认为李秉衡“为帝党所特重”，欲倚仗为对抗李鸿章主持之北洋势力。参看氏著《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政”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0—281页。
    (6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900页。
    (70) 《福建道监察御史管廷献奏陈京师吏治营务废弛请调李秉衡来京之管见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八国联军侵华卷一》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71) 《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璣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页。
    (72) 《光绪朝上谕档》第25册，第148页。
    (73)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339、259页；《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八国联军侵华卷一》第1册，第304、362、443、575、658页。
    (74) 《急寄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7、64页。
    (75)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6页。
    (76) 于荫霖：《悚斋日记》，第1097页。
    (77) 《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58页。
    (78) 《翰林院编修王会釐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页。
    (79) 《给事中蒋式芬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4页。
    (80) 《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3页。
    (8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5页；《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15页。
    (82) 按，李鸿章于7月21日抵沪，迟至9月14日启程北上。(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23—624页)
    (83)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8—329、345页。
    (84) 《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00页；《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83页。
    (8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86)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4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21页。
    (87) 《李秉衡誓师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88)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第2册，第481页。
    (89) 《帮办武卫军事务李秉衡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李手书别幕僚亲友，痛言：“弟刻自马头退至张家湾，此衡死所也。……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收入《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
    (90)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446页。
    (91) 吴相湘：《故宫藏拳乱史料注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第197页。
    (92) 《李秉衡集》，第779页。“谷兰”，王谷兰，于荫霖幕僚。
    (93)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27页。
    (94)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第462页。按，黄濬于此处慨叹“忠臣误国”，不旋踵而以通日寇，成为抗战开始后镇压之第一号汉奸，其复为后人所叹：“世事之不可逆料与荒谬，竟有如此者！”见李吉奎撰“整理说明”，同书，第4页。
    (95)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96)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按，奎俊时为四川总督，庚子年费氏在其幕府任事。
    (97) 一般谓李秉衡“抑洋务”，已有论者指出此说“片面”。(《李秉衡集》，前言，第5页)据李本人言：“试观近数十年凡专办交涉之事，侈言洋务之利者，无不家赀千百万，昭昭在人耳目，究之其利在公乎？在私乎？亦可力烛其奸矣。”(《奏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李秉衡集》，第300页)其反感洋务主要在公私之辩，与“封建顽固”似不可等同视之。此节所涉较广，且与本文题旨关系较疏，拟另文专论。
    (98)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52页。
    (99) 《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
    (100) 陈旭麓语，参看氏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转引自：《清史研究》(京)201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