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

               邱涛　郑匡民

               2010年7月30日

内容提要：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发生前夕,日本联华势力在中国展开了多方活动,其内部各支力量在华联结活动及其工作对象之间虽存在区分,但同时也有交流、协作和整合;中国维新力量在呼应日本联华活动中也存在区分和异同,并逐步形成一个颇为广泛的、复杂的日中结盟的组织圈。以此为核心开展的日中结盟活动,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形成针对现行体制的激烈指向,中日结盟观对光绪皇帝产生影响并为其所接受,以及维新势力与日本关系的互动与演变等情况,日益引起慈禧及清政府部分官员的警惕,对戊戌政变的发生产生影响。

关键词：日中结盟　维新派　光绪皇帝　合邦

甲午战败对中国人的巨大震动和刺激,促使中国出现了一批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的趋新力量。而日本各派力量也鉴于战后国际形势及其民族利益,纷纷来中国开展联华活动。日中结盟活动,深刻地影响到戊戌期间的中国政局。[1]

本文将根据中、日两方的材料,对甲午至戊戌年间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展开结盟活动、维新派和清政府部分官员对此的呼应、“中日结盟”论对于光绪帝及戊戌时期政局的影响等问题,作一较为细化和深入的探析。

一、甲午戊戌间日本联华活动的区分与整合

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列强侵逼东洋、特别是中国大陆,一直是日本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其主要思潮从“日清提携论”、“清韩改造论”逐渐演变为“大陆进出论”。年级然而,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使日本扩张的欲望受到严重挫折日本国民“一等国”的幻想化为泡影,他们在痛苦地意识到其低下的国际地位的同时,决心“卧薪尝胆”,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办法来切实改变其国际地位,报三国干涉之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迫切希望在国际上找到新的盟友,以对付俄国。

于是,日本思想界中“日清提携论”又活跃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黄种人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白种人的扩张与侵略。他们纷纷来到中国,与中国各阶层进行了广泛接触,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改革,使中国迅速“富强”、“文明”,以共同抵抗白种人的侵略。更有甚者,他们在对中日战争表示遗憾后,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同时,这些人强调,日本这样做完全符合自身的最佳利益。[2]

在与中国结盟问题上,日本朝野上下都十分积极。在民族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政府方还是民间团体,都在努力地开展对华联络工作。在这些联华势力之中,日本官方主要有两股势力:其一是日本外务省,其二是日本参谋本部。

日本外务省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它除了对清廷的决策层进行工作以外,也与康有为梁梁超、严复等维新派进行接触,积极扶植中国亲日的维新势力。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们还积极营救维新人士,帮助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黄遵宪、王照等人脱离险境。

日本军方虽然以游说清政府地方实力派为主要目标,但参谋本部的川上操六、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则与后来形成东亚会的早稻田学园的部分学生有密切联系。[3]在这种相互影响下,光绪二十四年,当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等人到中国游说时,不仅接触了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也与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进行了接触。日本使者表示,中日“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却因甲午之战,“遂成仇衅”,“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并声称“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4]这种姿态,显然深深打动了谭嗣同、唐才常,并通过谭、唐等人进一步影响到康有为及维新派的对外策略。中、英、日结盟问题越来越成为维新势力的重要话题。

另外,受参谋本部的川上操六派遣,与宇都宫太郎一同到中国游说张之洞的日本新闻记者西村天囚,不仅与张之洞及其部属、幕僚和有关人员广泛接触,还在上海与汪康年、江标、康广仁、欧榘甲、曾广铨、陈季同、叶瀚等江浙、两湖、两广维新人士密切接触。这从西村天囚的《江汉溯回录》记载的1898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十余天中与各方交往的情况可见一斑: 1月22日,西村会见来访的“译书公会东文翻译安藤子虎”。24日,会见来访的译书公会主笔董康。25日,会见来访的《农学报》总理蒋黼与藤田剑峰。26日,拜访《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并回访《农学报》总理蒋黼。27日,“与董康于棠阴别庄设宴。蒋黼、制造局翻译赵静涵、铁道公司总理事赵竹君和江建霞等出席。”28日,“李毂宜、洛如父子来访。夜,赴蒋黼招待。席间与女学堂经理康广仁、《蒙学报》主笔叶灏吾等观谈。”29日,“康广仁与《时务报》主笔欧榘甲来访。”30日,“由董康介绍会见驻旧金山领事余益齐、《求我报》总理洪荫之。赴江康年宴请(于永明总会)。席间与曾敬彝(曾国藩孙)、《求是报》主笔陈敬如(原驻法国参赞)、湖北某学堂教习李一琴等观谈。”2月1日,“访叶灏吾。于大同译会访广仁和其兄康有仪。”2日,“《蒙学报》主笔汪钟霖来访。赴江建霞招待。”3日,“康广仁、康有仪来访。本愿寺曾孝纯来访。”4日,“与诸友道别。赴小田切领事招待。夜,各日报主笔于一品香楼设宴会。由《游戏报》李伯元主席,《大公报》吴涵涛、《求我报》谈小莲、《苏报》之石野某、《新闻报》斐礼思(英人)等出席。”1898年2月5日,当西村从上海离开中国时,小田切、董康、李伯元、谈小莲、汪康年、叶灏吾(即叶瀚)等在码头相送。[5]西村天囚在汉学、儒学上的深厚造诣,深受中国维新人士的激赏,拉近了双方关系。

西村天囚不仅与中国维新人士频繁交往,作为参谋本部代表的他与作为外务省代表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往也颇为密切。根据西村记载, 1897年12月14日,“访驻上海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 15日夜,“小田切领事来访”; 17日,西村等“赴小田切领事招待”; 18日,赴武汉前夕,西村“访小田切不值”。[6]

西村与小田切的频繁互访说明,当时日本“兴亚”势力之间也有交流和协作。就像西村的背后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影子一样,小田切作为外务省联华势力的代表,乃是日本甲午战后积极从事中日结盟活动的骨干人物,也是两国结盟力量组建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日方骨干。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虽然张之洞在戊戌前夜曾向总理衙门提出联合日英抗俄之外交政策建议未获采纳,但他和刘坤一发展对日交往的努力却亦未受阻碍,而西村《江汉溯回录》中多次提及的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则在其对日交往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7]总之,小田切积极的联华活动不仅为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得到中国维新人士的赞同、参与,打下了基础,而且在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的联华力量不断整合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日本民间也有两股新生势力积极地展开对华联络工作:一是同文会,一是东亚会。这两股势力都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和由兴亚会演变而成的日本亚细亚协会有较深的渊源。[8]

同文会成立于1897年。甲午战后,日本在华浪人已有一定势力,这部分人迫切希望组成一个团体,以开展对华工作。这一年,他们推举井手三郎往见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表示愿意拥戴近卫为领袖,组织一个启发中国人,匡救东亚时局的机关。近卫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这些人推举近卫为会长,创立了同文会,会中的骨干人员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 (1)荒尾精时代以来的所谓“中国通”,如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中岛真雄、井手三郎、白岩龙平、中野二郎、高桥谦、田锅安之助、山内嵓等; (2)近卫笃麿身边的人,如陆实、池边吉太郎、大内畅三、五百木良三、柏原文太郎等; (3)贵族和政治家,如谷干城(陆军中将)、长冈护美(熊本藩主细川齐护第六子)、清浦奎吾(子爵、贵族院议员)以及佐佐友房(代议士)、犬养毅(代议士)等。[9]从同文会的人员构成来看,他们大部分属于壮年,有一定[10]的社会地位,而且一部分人是已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中国通”,其在华有着相当的势力。

由于同文会成员的经历,使得他们与清朝官僚层有着广泛的联系,故主张依靠清政府及体制内的实力派官僚来推动改革,增加清帝国实力,达到防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目的。如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在1898年初给中岛真雄的信中曾表示:“东方大波澜涌动之期业已迫近,中国政府近来大有依靠日本之倾向,我们要充分抓住这个时机。”这一派的主张,得到中国体制内趋新势力中张之洞一系乃至荣禄等人的呼应。[11]

然而,同文会诸人的这种只看重联络政府实力派官员的做法,却引起中国维新人士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士希望依靠清廷体制内的实力派来推动改革的想法,实可谓缘木求鱼。1897年2月28日,同文会的骨干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与维新人士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商讨兴亚之策时,李盛铎、罗诚伯等人即明确表示:“当前,政府在上者全腐败,居下者皆无识愚蠢,不足与言,能与共事者,惟中间之士君子耳。他日动天下者,必此辈也。故中日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两国政府之方针如何,志士间互相提携,实乃当务之急。”[12]显而易见,虽然当时的维新力量内部存在不同派别和不同改革指向、路径的区分,汪康年等在上海的江浙维新人士,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之间尤其存在重大差异,但维新人士皆在不同程度上不满意同文会这种着重联络清廷实力派官僚的做法,则存在共同之处。戊戌后,文廷式仍对同文会的上述做法耿耿于怀, 1899年他曾对日本人士说:“禅家云,水浅非泊船之处。贵邦贤哲,何津津以南皮尚书(指张之洞)卜鄙国之隆替耶?”[13]

那么,在日本对华联络的势力中,是否有同中国的维新、革命势力都接近的团体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日本对华联络的第四支力量———东亚会。一般认为,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春。[14]从其人员构成来看,该团体虽有陆实、福本诚、三宅雪岭、池边三山、志贺重昂、犬养毅、平岗浩太郎那样的学者和政治家,但更多的是井上雅二、小幡酉吉、内田良平、平山周、宫崎滔天等青年学生和中国通。[15]这样的人员构成,使东亚会与同文会有很大的不同。该团体富于热情,并且与中国的维新、革命两派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并不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而是希望依靠中国的维新、革命两派人士,来改革中国的政治,使中国成为日本有力的屏藩。象平山周和宫崎滔天等较激进的人士,甚至把颠覆清廷建立新政府作为日中提携的前提。1895—1896年,平山周曾与末永节、宫崎滔天等赴暹罗为中国革命筹划资金。[16]孙中山到日本后, 平山周介绍孙中山认识犬养毅。当时,日本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深恐孙中山在日本会使日清关系恶化,有意令孙中山离境,幸得大隈重信与犬养毅从中周旋,孙中山始得以在东京住下。随后,东亚会的骨干平岗浩太郎又应平山和宫崎之请,负担了孙中山在日的生活费。[17]显而易见,东亚会的成员与孙中山颇为接近。

此外,还在东亚会成立之前,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的青年学生井上雅二、原口闻一、五十岚力、田野橘治等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时,就已经与康有为的弟子、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罗普和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来往密切。当时,罗普与井上雅二、原口闻一等早大、帝大学生共同住在井上雅二的“早稻田梁山泊”中(地点在东京牛込五轩町五十番地,是一栋二层小楼,乃井上雅二所租的宿舍)。很多有关中国维新派的情况就是通过罗普和徐勤等人介绍给这些日本青年学生的。所以东亚会成立后拟定的《会则》第三、四条特意写上了“使居住在横滨及神户的中国人中之笃志者入会。准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入会”的内容。[18]

由于东亚会和同文会成员经历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如何保全清帝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东亚会一派主张依靠中国的维新、革命两派人士,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使中国富强,而成为日本的屏藩,这种态度,使得中国维新、革命两派人士都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动变革。

二、维新力量呼应日本联华活动与光绪帝的态度

1897—1898年间,由于俄、德两国侵略的刺激,中国朝野正在经历从主张“联俄拒日”到主张“联英日以拒俄”的巨大转变;而日本积极开展的中日结盟的游说活动,对于维新人士,也对于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在内的原主张“联俄拒日”的朝野人士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构成了上海亚细亚协会建立的背景。

1898年3月底至4月下旬,东亚会的重要人物福本诚旅欧途中,特地路过上海,中国维新人士得到消息后,纷纷前来会晤,共商振兴中国大计。[19]当时在沪维新人士如文廷式、志钧(珍妃之兄)、王仁东、江标、罗诚伯、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等都曾访问过福本诚,他们与福本诚会谈了五六次,决定中日双方共同组织一个类似日本东邦协会或亚细亚协会式的大协会。福本诚认为,协会初建时会中人物可能会鱼龙混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秀的改革人才肯定会脱颖而出。在此期间,他们还制定了发行月刊会报和兴办日、汉语学校等具体章程。此议还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所信赖的上海道台蔡钧和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的理解和支持。[20]福本诚认为,中国士大夫的水平尚处于日本的嘉永安政之间,中国的形势若能发展到日本元治庆应时代的水平,他们一定会转化到与日本志士结盟、推动中国的改革上来。[21]

在上海逗留期间,福本诚与在上海的中国维新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中日同盟”已成为双方共同的热门话题。据福本诚在此期间的观察,这部分人普遍认为,“在中国可称为改革动力的人物,广东应推孙逸仙、康有为、梁启超,浙江应有汪康年,而江西则有李盛铎、邹殿书,河南有刘忠主、胡庆焕,四川有廖镜清等人”,大家都对国家的局势万分担忧。“甚至连汪康年那样温厚的君子也认为,最迟在二三年以内,若没有什么办法来拯救中国,则只能视宗国颠覆,而徒有禾黍之悲了。”[22]可见,当时在上海的维新人士已将孙中山、康有为等人视为中国维新的动力人物,故御史杨崇伊奏称维新势力“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23],并非无稽之谈

透过福本诚给其同志的信来看,当时在上海的维新人士的言论已相当激烈,为了挽救危亡,他们积极鼓吹中国需要“大变”、“全变”。而作为这一主张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中日结盟的重要组织之一,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已然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

1898年4月,筹组日中结盟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活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在此前后,南学会、保国会等维新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与日中结盟有关联的活动,足见中国趋新势力对日本联华活动的积极呼应情况。

这种情况,在中国朝野官绅的各种奏折、条陈、咨文、函札、日记中多有反映。如作为戊戌政变触媒的杨崇伊密折中就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该折又说:“革员文廷式……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24]杨崇伊所言,并非完全凭空编造,确实勾画出中国趋新力量与日本联华势力结盟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25]同时也说明从文廷式被革职后的行踪入手,可为揭示其中牵连的日中结盟活动诸面相提供重要线索。

文廷式虽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就已革职离京,但是他并未就此滞留于江西萍乡原籍,停止自己的活动,而是利用自己在官员士绅中建立的关系,往来于江西、上海、湖北、湖南之间,参与各种活动,尤其与在上述地区从事联华拒俄、日中结盟活动的日本人士频频交往。这可从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得到证实。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说:“清国江西萍乡人文廷式……被罢黜归乡后,时而往来于上海、湖北、湖南,与官吏志士不断往来,讨论时务。而那时发生了俄国政府要聘请他的传说。我从那年以后跟他结交,不断有所往来。今年夏天,清浦法相、松平内务次官游历清国时,他们也尝试推心置腹地畅谈。”[26]

中方的资料,要比上述日方资料更加具体、牵连更广。我们从文廷式给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宗方小太郎的书信和郑孝胥的日记等材料中,可以发现大量相关的记述。如郑孝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汪穰卿、康幼博、郑陶斋邀晚饭于二十七号洋饭馆,单中有立德夫人、李提摩太、福开森及文芸阁昆仲”。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文芸阁来公司,谈久之,且言郑陶斋欲见”。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文芸阁来,议立亚西亚协会,欲以初五日为第一会,而以余及文、何及郑陶斋出名召客,勉诺之”。闰三月初四日(4月24日),“文芸阁来,改于初六协会”。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季直、芸阁来,遂同过郑陶斋。是夜,来会者二十余人,日人来者四人。”[27]

文廷式、梁启超、麦孟华、康广仁、汪康年、郑孝胥、张謇、郑观应等大批维新人士,以及诸多来华从事日中结盟活动的日方人士频繁交往、活动,乃是在筹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的一个重要组织———亚细亚协会(其前身为上海兴亚会)。[28]

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的中国维新人士和日本联华人士齐聚郑观应寓所,召开日中结盟的核心组织之一———亚细亚协会的筹备会。对于这次会议,《湘报》和《集成报》都作了报道。两报所登载的出席会议者名单虽略有不同,但是,文廷式、郑孝胥、张謇、汪康年、郑观应、何嗣焜等人都出现在两份名单中,且文廷式都是作为“会议主席者”列于所有人员之首。如《湘报》记载:“主席者文云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29]《集成报》记载:“邀文云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主席……”[30]该会的筹备者和日方骨干成员之一,就是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31]该会还积极争取更多的中国官绅的赞同和参与,且尤其注意吸纳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何如璋、王韬等数十名“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32]。

尽管文廷式所积极奔走的是筹建上海亚细亚协会,但杨崇伊在密折中将他指为“大同学会”的创办者也并非毫无根据。戊戌期间康梁等人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的情况,已广为人知。“大同”一词,经常被维新派用于各种组织的名称,如大同译书局、大同学校等。当时中日人士之间的交流多用笔谈, “大同”一词经常见诸双方笔端。比如福本诚在与上海维新人士交流时,就曾在“求同存异”和“联合”等意义上使用过“大同”这个词。与康有为关系一度密切的梁鼎芬也说:“康有为之教……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其徒所设之局、所立之学,皆以‘大同’为名)。”[33]所以,前引杨崇伊密折笼统称该会及南学会、保国会等相关维新组织为“大同学会”,并不奇怪。

南学会诸人与从事日中结盟活动的兴亚会、上海亚细亚协会、东亚会、横滨大同学校之间也有密切联系。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唐才常在《湘报》发表文章说:“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联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为今之计,有长策十:一、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二、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三、急聘日本人来湘,或武备学堂,或时务学堂,或校经书院,或另辟学堂,专门教习,以收速效……九、《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十、官绅子弟,自备膏修,多入横滨大同学校。(抚部现拟招选子弟五十人,分送日本各学堂,不在此内。)”[34]他们不仅呼吁与日本兴亚人士、组织的联结,而且也在切实行动。在同期《湘报》上,同时登载了《东亚会简明章程》,足见南学会人员与东亚会有联系。而张仲炘奏折中“出使大臣黄遵宪……又湖南庶吉士熊希龄……此二人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等言论,更证明了这一点。[35]至于保国会康有为等人与日本联华力量的关系,毋庸赘言。

虽然中国趋新势力对于究竟是联英还是联日,或者是英日同联,因其对世界局势认知的程度,以及民族感情等因素,存在差别,但这确实与高呼变法图新一样,已经成为趋新势力口中经常的话题。尤其是随着英国态度消极,而日本却积极呼应,中日联盟更加被中国趋新势力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中国趋新势力对日本联华主张、活动的呼应,并未限于民间层面,而是进入到官方乃至帝权层面。

中国趋新力量主张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方略,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在中国变法维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联日问题随着康有为等人对光绪帝的影响,而逐渐为光绪帝所接受。这从光绪皇帝发给日本天皇的国书中,特意加上“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袭帝祚之大日本国大皇帝好”等亲近之语,可得到证明。[36]而戊戌年间参与维新、了解许多内情的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对这一决策过程的记述[37],以及日本官方档案对国书内容和双方外交官员交流过程的记述[38],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光绪皇帝亲笔改定的这份国书是通过总理衙门以照会形式发交日本,事先当然也送呈慈禧太后。显然,康有为等维新力量积极进行的日中民间结盟,随着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的信用,已由民间扩展到了国家权力核心。

在戊戌变法时期,日本联华力量在中国的活动,中国趋新势力对此的呼应,以及“中日结盟”论被光绪所接受,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恰在多个层面为人所知,揭示出中国趋新力量与日本联华势力相呼应的情况。如维新派和帝党官员的奏折中就时常透露出这些信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称:“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既于两国可联情好,且令吾人士得通彼学。”[39]这道奏折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时帝党官僚和维新派主张接受日本帮助,与日本联盟“自强复仇”;二是说明日本在中国积极活动,“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扶植亲日势力的情况,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前述上海兴亚会、亚细亚协会开会,就被《湘报》、《集成报》等报刊宣诸报端。唐才常在《湘报》宣扬“兴亚”会、维新派与日本联华力量的结合情况,其目的本是鼓舞人心,虽不免夸大其辞,但却也将这类中日结盟在湖南等地活动的情况,宣之于众。

日中结盟的活动,也引起了角逐的另外一方俄、法等国的关注,并用各种手段侦知中日朝野势力的接触。当在野维新人士积极筹划日中结盟的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时,俄、法等国领事就“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40]。

而上海亚细亚协会、东亚会、同文会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的活动,也通过各种渠道为清廷和地方大吏所知。张之洞自不必说,刘坤一、盛宣怀等亦有所闻。在1900年1月中日两国都盛传刘坤一将调北京担任要职之时,西村天囚为《大阪朝日新闻》所写报道中就追忆说:“据说刘氏对同文会在清国的行动所知不少。”[41]而前述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上海道蔡钧等参与小田切积极推动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活动的情况,既揭诸报端,为清廷所知,乃当然之事。[42]1898年1月21日,总理衙门电复张之洞,其中就有“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43]等语,反映出庆亲王奕劻主持的总理衙门对日本联华人士来华活动的情况是有一定了解的。

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奏折、工科给事中张仲炘八月十六日的奏折中,就透露出在湖南新旧相攻之时,“(熊)希龄云,将约日本之维新党,剿灭湖南之守旧党。新旧相攻,不至杀人流血不止”,且这种情况“人多有知之者”。[44]同样,在百日维新后期,伴随着帝、后权力斗争的激化,维新派在危境中想利用日本武士对付政治对手的激烈主张和表现,也通过各种渠道为朝野所共知。

        三、维新力量联日策略的多样化与激烈化

戊戌前后的中国,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如一羊处于群虎之中”,形势严峻,中国的趋新势力虽然具体的考虑不同,但联结与国,获得强助,使中国免于被瓜分的想法有一致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日本主动、积极的联华策略,颇乐于接受,认为“中日联盟”,对内可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复兴,对外可以遏制西方列强的侵略,摆脱中国被瓜分的危险。

当然,对于日本方面提出的同文同种、联盟提携主张,和他们展开的大力游说活动,正如有学者所言,因甲午战争的阴影及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进逼态势,中国趋新势力始终是将信将疑的。[45]尤其是他们对日方提出的日中联盟提携论调中的“合邦”之论,是有戒备的,对其提携背后的目的也有所认识。[46]在他们看来,增强自身实力乃是中国重振的根本,所以维新人士长期以来的主张还是与英日联盟而非“合邦”。

在中国趋新势力中,因为各自的派系不同,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利益不同,以及对中国改革的指向和路径认知的差异,使得不同政治集团对联日有不同的举动。在清政府内部地方实力派中,荣禄的联日活动与张之洞就异同互见。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后,不仅肯定了王文韶督直时期与日本就军事改革等问题进行交流的做法,还希望与日本就“整军丰财”、在日本支持中国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情况下实行中日联结等问题,进一步开展交流与合作。[47]而且,荣禄并不避忌与日本高层人员的接触。戊戌政变前夕,伊藤博文来华,途经天津,拜见荣禄,荣禄不仅接见他及其随行的一批日本政界人物,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还在“北洋医学堂张宴款待”,由袁世凯、聂士成和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等人陪座。[48]所谈当有中国应“图自强”,“整军丰财”的话题,而伊藤博文也提出中国应图强大,与日本结盟,这样在共筹东亚安全之策时,日本不致“成孤掌”的问题。荣禄认为伊藤所言,“善哉言乎”。双方晤谈甚欢,以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和伊藤博文的书信往来中,还就这些问题,继续进行交流。[49]同样,不同的维新群体也在中国改革路径和指向的认识、中日联盟等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以及“异”中的不约而同之处。

甲午战后,康有为是较早主张学习日本变法经验,使中国自强的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康有为就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以土(耳其)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50]康有为主张效法日本维新,乐于接触日本人士,故日本各派力量开展联华活动对康有为也有直接间接的影响。在日本横滨主持大同学校的徐勤等人被日本联华组织吸收,以及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左右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的接触,都使康有为逐渐明确了联盟英日、推动中国变法自强的策略。

[51]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十二月间, 康有为“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52]这种主张在当时并不特殊,此前,包括张之洞、刘坤一在内的地方督抚和一批官绅也已经有联结英日的主张。当然,各自的联日内容是有很大不同的。不过,康有为的主张对追随他的一批维新志士会产生巨大影响。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会晤宇都宫太郎等人后,唐才常就明确提出与英日联盟之策。[53]二月,康广仁也提出与英国联盟的主张。[54]这也反过来与日本联华人士的活动一起,进一步影响到康有为将中、英、日联盟的主张作为维新派长期的对外策略。

三月间(1898年3月底至4月中旬),作为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重要推动者的福本诚在上海通过与中国维新人士的交流,观察到“中国朝野上下,都对中日结盟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此,“这是怂恿中国人士成立一个东邦协会或亚细亚协会那样的团体的大好机会”。[55]福本诚所述,在中方材料中也得到佐证。上海亚细亚协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中国事急,我辈匹夫虽怀济世之具,势不得展,固也,有机会于此,日本方欲联中国以自壮,如令孝胥游于日本,岁以数千金,恣使交结豪酋及国中文人,不过年余,当可倾动数万人,下能辅中原之民会,上可助朝廷之交涉。脱诸戎肆毒于华夏,则借日人之力以鼓各省之气。兴中国,强亚洲,庶几可为也。”[56]这种结盟的共识和活动,显然进一步影响到康有为“引导”光绪帝接受中日结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在康有为的策动下,杨深秀奏称中国应与日本结盟。五月,康有为呈上《密联英日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折》,仍是主张与英日联盟,“保疆土而存国祚”。同年四月,康有为“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57]。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这一记载因倒添日期(事后追记)而可信度存疑。不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杨深秀的奏折中有“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的词句,说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即便没有运动中日“两国合邦大会议”,但在中国维新人士内部与日本联华人士之间确实探讨过“合邦”的问题。“合邦”一词“不美”,这是中国士人普遍的感受,因此“合邦”一词很快就被中国维新人士弃用。这说明维新派维护民族利益的自觉和警惕,但也可见当时日本人士的“合邦”论在中国维新人士中曾产生过影响,也可知康有为对如何借助外力行变法,有一个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灵活度。当变法顺利时,他还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光绪帝的权力,当“旧党焰甚炽”,变法阻力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借助外力推动变法的想法。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发出皇位危机的密诏[58],彰示帝后权力斗争空前激化,改革面临严重局面,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康有为等维新派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了最后的冒险。他们除了有游说聂士成、袁世凯军队,以及组织江湖游侠“围园锢后”等计划外,还有一项通过伊藤博文访华来实施借用外力实现维新派掌权的计划。[59]虽然这种计划我们目前未能发现系统完整的资料,但是,通过各种材料的抉微钩隐,我们仍能有一个大致的认识: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等材料记载,他与矢野文雄探讨过“合邦”问题,而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以及东亚会干事井上雅二等人也频频到南海会馆讨论中日、中英、中美联盟等问题。[60]政变发生前夕,帝后两党斗争空前激化的时候,康有为等人与日本联华势力中的激进派频繁接触。东亚会干事井上雅二曾频繁地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及其弟子商议“中国复兴、变法的成功与失败、清廷内部的满汉之争、清朝未来的命运”等问题。[61]当维新派意识到改革处于生死存亡边缘,已不可能依靠帝权来实现改革大业、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决定将中、日、英联盟的计划推进到与英日等国“合邦”,完全借用外力来实现维新派掌权的计划。这不仅仅是康有为一系的主张,也包括部分其他派系的维新人士。

搜诸中国维新人士的奏折论著,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十余日才有“合邦”之论,而在此之前,康有为等人主张的还是中国与英日联盟。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对维新人士“合邦”主张的考察,来进一步分析和确定,中国维新人士对日方提出的“合邦”论的理解,是否与日方原意一致,还是中国维新人士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

还在光绪帝密诏发出前,改革已经陷入困境。[62]而于风传伊藤访华并将得到光绪帝召见与重用之际,维新派和帝党就已经对重用伊藤进行过试探。七月二十四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折提出变法自强的本原大计为“迁都、借才、联邦”,并重提一度被中国维新人士弃置的“合邦”主张。洪汝冲显然受到日本有关论说的影响,认为“合邦”在欧西各国是很平常的事情,“欧西所以强盛,无他,亦在通与合二者而已。故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者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洪汝冲在这一段文字中提到的“合”,只是就欧洲历史和人文发展的情况而言,并不完全等同于“合邦”的“合”。另外,洪汝冲将“合邦”与“借才”杂糅在一起来论述,认为:“为日本者,所亲亦无过于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63]洪汝冲这段话的语意较为含糊暧昧,显然意在旁敲侧击,窥测圣意,尚不能断言他是主张中日“合为一国”。这种心态和主张,在当时决非孤例,而是有不少的附和者,当然,具体主张会有一定的差别,所欲“合”者也不仅限于日本一国。八月初三日,户部学习主事陈星庚奏请“联与国以借人才”、“商请英国政治家数人,聘订来华,以备咨询而资辅理”。[64]这说明在维新派的宣传鼓动之下,这一主张在一般官绅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共鸣,其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光绪帝密诏的传出,改革进入最后的生死关头。八月初四日,康有为与伊藤博文沟通,获得伊藤对中国改革、维新派的支持之后,旋即让杨深秀出面奏请光绪皇帝断然行“合邦”之举。杨深秀奏折与洪汝冲一折有类似之处,也是将“合邦”和“借才”杂糅并提。他说:“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65]此折八月初五日进呈光绪,可见当时的形势,正如杨崇伊所言,“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66]卷入中日结盟活动的维新各力量的“合邦”主张,通过伊藤博文访华和杨深秀等人的奏折达到高潮。

显然,日本各派力量数年来对维新派和中国朝野各类人士的影响,以及各种协会的建立,再加之日本维新成功的背景,在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批学习日本、效法日本改革,并进而在心理上较为亲近日本的官绅,尤其是康有为等较为年轻的新进之士,其亲日的态度更为明显。当然,康有为等维新派是爱国者,在推动改革的进程中,他们主张取法日本,但不会主张归附于日本。然而,当改革日渐受阻并进入危机状态时,当从国内力量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都无切实把握时,引进在中国近代地位特殊的列强力量进行干预,就成了康有为等人的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尤其是在与日本亲近的心态作用下。同时,在对强大的英国主动接近的心态以及美国表现出的友好姿态等的影响下,部分维新人士提出与日本乃至与英美“合邦”,以与其他欧西各国(尤其是咄咄逼人的俄国)抗衡,“借才”日英美贤士掌握大权来推动中国改革、复兴的主张,是完全可能的。而前述中日结盟诸多活动和维新派的思想变化,也确实为此做了准备。这是慈禧太后无法掌控的因素,也是她十, 分恐惧的。八月初四日,慈禧回宫,控制了宫中的局面。但维新派对此并不知情,仍按既定的应急举措行事。八月初五日,就在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的同一天,杨深秀奏请“借才”、“合邦”,已如前述。八月初六日,宋伯鲁以“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上奏说:“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67]从这种具体的设计中,可以看出维新势力对“合邦”的理解是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结成极为紧密的联盟,是一种程度更深的“结连与国”。至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在戊戌政变前夕,中国维新势力提出的“合邦”主张,与日本联华人士提出的“合邦”论,主张由日本主导中国的改革,东亚各国应创建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联邦,相去较远。[68]中国维新人士对“合邦”的定义,还是一种平等结盟主张,只是比一般的联盟更为紧密而已。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康党的所谓“合邦”,绝不意味着他们主张将中、日、英三国合为一国;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其选用“合邦”一词,在程度上比“结盟”一词更进了一步。

维新人士上述奏折,将联盟、“合邦”、借助外力进行变法的活动推至最高点。然而,这种种举动,却加深了慈禧太后对日本企图利用维新派制造宫廷政变的疑忌。对此,孙宝?在政变发生后数日,即八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载:“有人传述此次朝政之变,为俄人播弄。盖日臣伊藤至京,朝臣有请留伊以备顾问者,俄人闻而大惧,恐中国政权渐操于日本,因以危语恫喝王大臣云:维新党人潜通日本,谋弑逆。王大臣惊恐入告,致有此变。”[69]据此,也可见张荫桓所说:“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70]非虚。八月初六日,训政诏下,光绪帝丧失了参与理政的权力,旋即被囚禁瀛台。政变由此发生。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龚书铎教授、耿云志研究员、林华国教授、房德邻教授、茅海建教授、桑兵教授、蔡乐苏教授、崔志海研究员、马忠文副研究员和杨琥博士的指点,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高质量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郑匡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