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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华夷观
张 双 志
发布时间 2009-2-25
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人自视为文明礼仪, “四夷”为野蛮落后。相应地, 中国、华夏、中华、诸夏含义等同, 代表最先进文明礼仪; 用夏变夷, 夷夏之防; 华夏人统治“四夷” ; “中国”之外都是“四夷” ; 华尊夷卑等观念, 都构成了华夷观念的内涵,是为华夷之辨。在清代, 满洲人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华夷之辨,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对华夷观也有着自身的认识, 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变化。
清帝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 强调各族的平等, 但这不等于说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华夷之辨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身处儒家文化独尊的大环境, 清帝自不能“免俗” , 以“中国” 、 “中华”自称, 自诩为“礼仪上邦” , 继承了历代大一统王朝视外国为“夷”的传统, 在主观意识里, 华夷分野的很清楚, 大一统国家之外的都是“夷” , 以华夷秩序作为处理与各国关系的准则, 把华夷观延伸到国外。
清帝眼中的大一统的中国, 是以东北、蒙古、西藏、新疆、西南、沿海岛屿为国家的边疆区域, 有着相对固定的疆域范围和臣属的民族。在边疆之外, 清朝又把外国分成两部分。据乾隆朝《会典》载: “凡四夷朝贡之国, 东曰朝鲜, 东南曰琉球、苏禄, 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 西北番夷见理藩院, 皆遣陪臣为使, 奉表纳贡来朝。 ” ε θ西北番夷指的是,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等诸外藩部落, 因地缘关系, 附于新疆回城之后。哈萨克、布鲁特比较特殊些, 有一部分在新疆境内。此外, 于西藏后附有廓尔喀等。统一由理藩院管理。因俄罗斯与中国西北边疆接壤, 对边疆安全影响很大, 有关事务由理藩院管理。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列为朝贡之国, 一般由礼部管理相关事务。清前期, 对这些部落或国家除了称呼其名外, 清朝还经常称之为“外夷” , 承续了传统的华夷观念。但是, 清代的“外夷”与历代最大的不同, 是西方“夷人”崛起, 从一开始就使得清帝的华夷世界观与历代有所不同。
在明末, 西方的势力已扩展到中国周边。清立国后, 西方传教士来华有增无减, 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事物, 影响了清帝对世界的认识, 这也反映到华夷观念的变化上。所以, 清早期的皇帝并不是一味地称外国为“夷” , 而是经常指为“西洋” , 可以说是洋、夷混杂。康熙帝谈及“地球说”时, 就说:“自古论历法, 未尝不善, 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 而合历根。 ”说明康熙帝通过与传教士的接触, 也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 冲击了华夷观笼罩下的中国居中、四方皆夷的地域视野。大体上讲, 康熙帝对西方文化事物, 基本上持开放、欢迎态度。白晋曾记述过康熙帝在了解欧洲的科学、艺术成就之后, 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文明国家” ,“与汉人的排外主义相反, 他赐予这些国家使节以破格的优遇和尊重”。汉人的排外主义应该指的是, 一概斥西方为夷的华夷观念。而康熙帝基于对西方的了解, 认识到西方国家非是一般“夷”。翻阅康熙朝的《起居注》、《实录》可以发现, 康熙帝谈及西方时, 大多数情况下称之为西洋。先后继位的雍正帝、乾隆帝也接触到了许多传教士及西方的文化事物, 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不同的国家, 在谈及“西方”时, 普遍以“西洋”与中国对称。显然, 康、雍、乾三帝比以前任何朝代的皇帝对西方的了解更多, 视野更开阔些。传教士的增多, 及皇宫里大量的西方珍物, 实际上也是当时中西方密切交流的一个缩影。这在奏折中也反映出来, 在谈及天主教事务时, 许多官员都以“西洋”来称呼西方国家。朝廷上下经常使用“洋”字, 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乾隆初期, 有关马朝柱反清事件, 就流传着“西洋出幼主”的旗号。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 英使记述了一路所见所闻, 从中也可以发现当时的清朝官员对西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说明清前期社会并不是对西方懵懂无知。尽管当时仍存在浓重的“夷”的气氛, “西洋”观念与清末的“西洋”观有很大的不同。但“西洋”一词的普遍使用, 说明人们已经对西方有个抽象的概念。
中西方交流的频繁, 按理说, 清帝对西方的体认应该越来越清晰, 但恰好相反, 从康熙帝到乾隆帝, 视西洋为夷的观念却在逐渐加强, 在乾隆朝晚期至嘉道达到一个高峰。恐怕不是闭关自守及对西方懵懂无知所致, 也不能简单地以华夷之辨视之。这是一个不可言明的心理, 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加深, 清帝觉察到某种潜在的威胁, 康熙帝晚年, 谈及对西方的态度, 曰: “海防乃今日之要务。 ” “海外如西洋等国, 千百年后, 中国恐受其累。 ”正是这种潜在的担忧, 康熙帝更愿意用最亲近的满洲人, “广东巡抚员缺, 尔等举出汉人, 此滨海要地, 汉人不可, 应用满洲” 。 “通海口子甚多, 此时无碍, 若千百年后, 中国必受其害矣。外国人心最齐, 不似中国之人。尔等汉人, 凡事瞻顾, 心便不齐”。这种担忧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了解基础上, 才能说出这番有洞见的话, 只不过他没想到仅仅百年, 中国就身受其害。而来自海外各国的潜在危险, 是康熙帝随后颁布南洋禁海令、重申海禁的一个重要因素。
雍正帝即位初期, 面对传教活动的“泛滥” , 也意识到了西方的潜患, 他曾专门召见在京的传教士, 当面告知准备实施的禁教理由: “教友惟认识尔等, 一旦边境有事, 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 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 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 则祸患大矣!” “南有欧西各国, 更是可惧的。 ”清朝官方没有记载面见情况, 但据传教士记述, 雍正帝说这句话时脸色由和善变为严厉。随后, 雍正帝宣布在国内查禁天主教, 并继续采取限制出南洋的政策。乾隆帝继位,开始“变本加厉” , 实行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政策, 增加许多新的管理条例, 宣布一口通商,加强在广州的“夷人”管理, 颁布《防范外夷规条》等。对西洋各国事务, 乾隆帝是高度重视, “事涉外夷, 关系国体, 务须彻底根究”。同时, 乾隆时期称西方为“夷”却日见频繁。奉旨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 , 将英国等西方国家列为“重译贡市” 。当英国马戛尔尼来华, 乾隆帝以天朝自居, 视之为“夷” ; 但同时, 乾隆帝又密切关注整个过程, 从头到尾都高度重视,显示乾隆帝心理上很在意, 没有把马戛尔尼来华当作普通的朝贡看待。心理上的重视, 与对英人态度的藐视形成鲜明对比。恰好说明乾隆帝复杂的心态。在英使访华之前几年, 服务于乾隆帝的法国传教士汪达洪曾一针见血的说:“他们粗略地知道欧洲人征服印度的历史, 他们担心中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征服。 ”暴露出乾隆帝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不安及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与康熙、雍正二帝的认识是相通的。正因如此, 乾隆帝很难完全对外开放, 不如维持大致安定局面, 按天朝体制办, 以“持盈保泰” , 拒敌于门外。
这种潜在的畏惧心理, 颇符合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心态, 开国立基之初, 做事尚有大气魄、大手段。但百业就绪, 政权巩固, 社会各方面平稳下来, 统治者就趋于求稳怕乱, 维持多于变革, 因循多于开放。清立国百年, 一派祥和, 宁愿粗安, 也不愿引发事端, 破坏安定的局面。这必然会反映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 如乾隆帝御诗所说: “间年外域有人来, 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 盈虚默念惧增哉!”体现了对西方文明未来的冲击心知肚明, 但又不敢正视的心理, 不如以骄大的华夷观念来掩饰大一统盛世下的胆怯和心虚。而百年发展的弊端, 越积越多, 终有爆发之日。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经过一番大变革、大发展之后, 国强民富, 视野开阔, 驰骋于亚洲是早晚之事。乾隆帝在国家鼎盛之时, 不能革旧布新, 遂变成转衰之机, 只能坐等历史的车轮按惯性向前滑行。
英主尚且如此, 沉浸在祖宗之法的嘉庆、道光诸帝更是不会与西方主动交流, 反而比前朝更茫茫不知, 自守以虚骄。这一时期的奏折、上谕, 与康、雍、乾诸帝相比, 称西方为“夷”的占大多数, 反映出清代进入了最保守封闭的一段时期。当嘉庆十三年 (1808 年) , 英国侵占澳门, 宣称意在保护中、英、葡贸易关系, 嘉庆帝的看法是: “尤属谬妄, 试思天朝臣服中外, 夷夏咸宾, 蕞尔夷邦, 何得与中华并论。 ”嘉庆十九年, 英国侵略廓尔喀, 廓尔喀请求清廷帮助, 嘉庆帝犹曰:“披楞在廓尔喀西南”, 不知披楞即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 清朝官方尚问及廓尔喀与英国的关系, 到嘉庆朝反而对英国更加陌生。说明, 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在退步。延至道光帝初政, 英国则占有了遍布各大洲的殖民地, 获得了世界霸权, 已经有余力去挑战中国。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变, 而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犹问: 英国的地理情况、来华路线、与各国的关系等等。
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没有给华夷世界观致命的一击, 反而使华夷之辨甚嚣尘上, 就像南北朝、辽宋金元时期, 每当华夷纷争激烈时, 也是华夷之辨最喧闹时。第一次鸦片战争, 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国人的天朝心态, 反而激起朝廷上下对“夷”同仇敌忾的心理。朝廷的奏折、上谕仍是“夷”字连篇。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 的《瀛环志略》 , 对西方客观介绍的同时, 也是“夷”、“酋”充斥, 但仍被时人指责为大张“英夷”之气焰。这一时期, 清廷上下,弥漫的是诋“夷”的气氛, 不过, 这也是视外国为“夷”最后的鼎沸。
第二次鸦片战争, 则真正使得清廷上下对“夷”心怀畏惧, 又由“夷”变为“洋” 。咸丰八年 (1858 年) 六月签定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 内叙大英国官民, 自不得提书夷字。 ” 3 个月后, 钦差大臣桂良上奏, 称条约载各式公文, 不书夷字,嗣后仍当照约办理” ,“凡关夷务者, 可否饬令毋庸发抄” ,“出自圣裁”。反映了在列强的压力下, 清朝人虽“愤夷己极” , 但畏惧之心已溢于言表。此时, 最痛苦的莫过于咸丰帝, 身为一国之主, 眼见祖宗基业要毁于己手。而他能做的, 是在英法进攻北京时, 逃往热河, 表示待条约签定后,“一俟该夷兵退, 不再反复, 朕即可回銮”。后又找各种理由推脱, 不愿意回京, 对外国人是又恨又惧, 此“夷”真乃千古未有之“夷”哉! 事实上, 咸丰十年左右,《文宗实录》中上谕基本上已不见“夷” , 而被“洋”字取代。次年, 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华夷关系变为华洋平等已是事实。虽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朝廷涉及外国事务, 大都夷、洋混称, 但也只能私下称“夷”、“夷务”, 尊己贬他, 自我宽慰罢了。随着清廷屡屡被列强强烈地刺激, 清帝对世界的认识也清醒了许多。到维新变法时, 已不再是称“夷” 、 “洋”、“洋务”, 而是“西法”、“泰西各国”。光绪帝下诏维新变法时就说: “国家振兴庶政, 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 中西所同。 ”承认了西方的地位。 待八国联军进京, 则彻底击碎了国人的幻想,崇洋媚外之风大起, 华夷地位在国人的心中彻底换了一下, 由自大到自卑, 昭示出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已沦落到何种地位, “夷”已成为过去的历史。
西方由“夷”的地位变成中西平等, 甚至成为被畏惧、学习的对象, 这对国人的心理、念都是巨大的冲击, 也会影响到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列强强一分, 清朝对周边的控制力就弱一分, 对近代的国际关系准则就会接受的更多一些。随着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 浩罕、廓尔喀、缅甸、越南、琉球、朝鲜等或被吞并, 或成为殖民地。清朝已不能再视周边“藩属”为“夷” , 而是平等的国家, 这是伴随着中西方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的。可见, 列强称霸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是视外国为夷观念泯灭的最大外力。
综观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念, 用现代的话语来解释, 就是体现出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交织, 这也是清代社会群体观念的一个缩影。传统的华夷观念包含了民族、地域、文化、国家意识, 混合在一起。华夷纷争时往往把民族意识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 这是古代中国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帝为了摆脱华尊夷卑的历史话语, 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稳定,有意识的在国内突破非华即夷的束缚, 强调华夷平等及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 客观上形成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并立的事实。到清末民初, 不管是改良派, 还是革命派宣传的“五族共和”的主张, 都离不开清帝长期的努力。清朝皇帝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来统合民族意识,又促进了各族对国家的认同, 事实上造成了传统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分离。国内各族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家, 以国内各族为国民, 统一对外, 则体现了中国自发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 在外侮的刺激下, 在近代又转化成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应该说, 各民族团结统一国家的形成, 是十分艰难曲折的。蒙、藏、维等族自立的倾向,满汉畛域的客观存在, 及满洲保守派与维新派、革命派之间的斗争, 都带有各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倾向。当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时, 满洲亲贵就指为,“保中国不保大清” 。军机大臣刚毅曾尖锐地说: “改革者汉人之利, 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 吾宁贿之于朋友, 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 ”透露出部分满洲人本族利益至上的心态, 事实上戊戌变法、立宪改制等政改的失败, 背后都有满洲种族意识的作梗。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外敌的侵略, 使得革命党人把国家危亡的命运与满洲人的统治巧妙地联系起来, 唤起了汉人的民族认同, 造就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合理性。似乎推翻满洲, 中国就能重获新生。以至于清末国内鼎沸的种族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对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人都卷进去, 维护一个种族的王朝与维护全体国民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使得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又纠葛在一起。最终国家长期统一发展的事实, 是不可动摇的。以清帝退位在即、对国家分裂的忧虑为体现: “共和政体, 列邦有行之者, 惟中国幅员寥廓, 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 民情风俗, 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 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 “总期人民安堵, 海宇 安, 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代表了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大多数国人的真实想法, 就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意识超越了狭隘的种族主义的民族意识。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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