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肖玉秋

发布日期：2010年7月30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府秘密指令的外交代表。他们在所谓“照料喇嘛学生之员”[1]身份的掩护下，于沿途和在北京留居期间，广泛刺探情报，为俄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帮助，更有人于俄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直接参与侵华进程，对中俄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考察这些人的活动对深入理解俄国传教团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一

1715年首届俄国传教团随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慰问土尔扈特部的尹扎纳使团来华，但这只是一个特例。18世纪的其他几届俄国传教团，除1729年领班普拉特科夫斯基率第二届传教团来京外(普氏曾于1719年随同伊兹马伊洛夫使团来华，对沿途道路和中国京城已有所了解)，绝大多数随俄国商队而来。这种做法逐渐成了定例，即新传教团必须要等到俄国政府组建来华商队后才能随同启程。1736年，由商务专员郎喀和总管菲尔索夫率领的第三个官家商队来华，特鲁索夫为领班的第三届传教团随同而来。1745年由林采夫斯基为首的第四届传教团随第五个官家商队来华，这个商队的队长是八等文官列勃拉托夫斯基。1754年尤马托夫修士大司祭率第五届传教团随由弗拉德金为队长的俄国商队抵京。第六届传教团的领班是茨维特，1771年随伊古姆诺夫率领的商队来到京城。1781年和1794年，伊古姆诺夫又先后伴送以希什科夫斯基为首的第七届传教团和以格里鲍夫斯基为首的第八届传教团来京，但身份却发生了变化，前一次是商队队长，而后一次则是传教团监护官。随着伊古姆诺夫职衔的改变，俄国传教团结束了随同商队来华的历史，开始了由监护官伴送的新时期。

商队总管或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货物的运输和交易，通常也负载外交使命，如传递政府公文，与清政府就贸易和领土等问题进行初步沟通与磋商。为了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商队队长们经常借助传教团成员的帮助。伊古姆诺夫曾在离京前给第六届传教团学生下达任务，要他们详细了解清政府的内部情况。十年后，当伊古姆诺夫再次来华时，学生们向他交付了一份调查报告，即《大清国1772年至1782年秘密行动、计划、事件和事变录》。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情报性质。[2]而在传教团事务方面，他们监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将银两或毛皮留在北京作为传教团成员的生活费用和教务开支。1771年伊古姆诺夫在京期间尽售所携毛皮，为第六届传教团成员预发了5年(1772年到1776年)的薪俸。此外，他还协助处理传教团成员之间的纠纷，率领上届传教团回国。当然，也有个别商队队长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坑蒙拐骗。如列勃拉托夫斯基在京期间“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听曲儿、看戏、大吃大喝，无所不为，都由商队税务官和学生付账。他使学生荒废了学业”。此外，他向耶稣会士索智能借贷1400卢布，然后卷款回国，毫无信义可言。[3]

俄国之所以停止由商队伴送传教团来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恰克图贸易的兴起，商队贸易逐渐萎缩，直至最终停止，促使俄国政府另谋他途解决传教团的护送问题。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政府整顿传教团，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驻华非正式外交机构的作用。所有传教团事务，从组建、给养到护送和管理，均由外交部一手包办。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借用了古罗斯时期的一种官衔———监护官(Пристав)，责成其在全面负责传教团交接事务的同时，更赋予其复杂的外交使命和鲜明的政治涵义。

从第八届到第十四届传教团，俄国共派遣过7任监护官。此后虽然传教团继续存在，但因《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在华设立公使馆，传教团失却外交功能，俄国外交部遂中止了监护官的派遣。这7任监护官是:

从表中可以看出，监护官护送新一届传教团一般都在秋冬之际抵京，于次年春夏之间携上届传教团启程回国，在京停留4—8个月。监护官的选择和派出均由外交部负责，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多数为外交部的官员。为保障沿途安全，他们通常率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哥萨克士兵。到了恰克图边界后，俄国人须通过蒙古官员上报清廷，在获得许可后才能入境。届时理藩院派遣领催和笔帖式各一人前往边境迎接，一路护送至北京。

对于传教团监护官，俄国政府一般会编制一个专门指令。抵京后，监护官在处理新老传教团交接的同时，利用传教团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寻求各种各样的机会，完成外交部的秘令。与商队队长相比，监护官没有销售货物的负担，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履行其政治使命。

二

传教团监护官的任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监督和指导新旧传教团的交接。虽然在清代文献里监护官只被描述为“照料喇嘛学生之员”，但实际上对包括领班在内的所有传教团成员均有指挥权和赏罚权。外交部在给第十一届传教团领班的指令中指出:“根据上谕，为护送新一届传教团前往北京并将上届传教团接引回国，外交部特任命监护官一职。被选定担任此职者得到了上级长官的完全信任，因此新旧两届传教团在必要时须尊重他的指示。监护官的职责包括:沿途管理(所有传教团成员均须服从);运送新一届传教团经费及各种所需之物;在北京从传教团领班名下接收公共财产;清点公产并将其移交给您(指第十一届传教团领班———笔者)管理。”传教团成员的学习和研究计划也应在监护官的领导下制订。而领班“必须向他提供全面协助，以便其顺利完成这些任务以及其他使命。”[4]这里所谓的“其他使命”就是监护官的第二类任务，即俄国外交部赋予其的外交使命。下面以俄国政府下达给第九届和第十二届传教团监护官佩尔武申和柳比莫夫的秘密指令为例，对监护官的外交使命做一剖析。

1807年8月2日，西伯利亚总督别斯捷利代表俄国政府向第九届监护官佩尔武申下达了指令。该指令共包括14点，宗旨是要求佩尔武申对俄国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研。从1995年俄罗斯出版的《19世纪俄中关系史料集(1803—1807)》发表的指令前10点看，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5]:第一，调查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影响，并对中英关系对俄国在华贸易造成的影响进行实地评估。指令多次强调要了解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中国市场上英国商品的种类、价格和需求情况，特别关注英国经销的毛皮中是否有堪察加的海龙皮、太平貂皮、黑倭刀狐、黑獭狐皮。这是因为，从18世纪末期开始，英船不断到美洲西北海岸大量收购毛皮，而后运送到广州销售。英国毛皮相对低廉的价格对俄国的恰克图毛皮生意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加强与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俄国在1799年仿效东印度公司而成立俄美公司。1805年，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俄国派遣“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三桅战舰进入广州交易，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俄船来粤事件”。可以说，当时的俄国政府视英国为其在华贸易利益的最大威胁。俄国人对马戛尔尼的外交才能早有领教，因为这位英国勋爵曾在1764年就俄国帕宁伯爵建议创立北欧强国联盟之事成功出使过俄国。指令显示，俄国人对14年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果依然不甚了解。他们误以为英国人不仅继续维持在广州贸易的特权，而且还获得了在北京等地通商的机会。此外，他们听说马戛尔尼将部分使团成员作为代表留在了北京，因此需要佩尔武申探听清楚这些人的现状以及在中国宫廷的影响。第二，实地确认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1805年，俄国派出以戈洛夫金伯爵为首的庞大使团前往北京，期望与清政府就俄国船只航行黑龙江、开辟中国西北部边疆和广州贸易点等问题展开谈判。使团抵达库伦之后，由于戈洛夫金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被清政府拒绝来京。俄国政府尽管对戈洛夫金无功而返的原因非常清楚，但还是要求佩尔武申在库伦实地了解情况，在北京了解清政府的态度，并对新派使团的可能性提出建议。第三，探听清廷对于中俄恰克图互市的真实态度。指令要求探听清政府对于俄国人以及对俄贸易的看法，是否存在减少或中止中俄贸易的可能。与此同时，佩尔武申还须搜集有关中国纺织业发展的情报，了解俄国纺织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

而俄国外交部给第十二届监护官柳比莫夫的指令[6]制订于1840年3月12日。尼古拉一世亲自批阅了这份指令。该指令从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传教团事务，除了指导交接班以外，还对处理1838年去世的葡萄牙籍天主教主教毕学源身后遗产一事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柳比莫夫采取妥善措施，以便将来移交给葡萄牙政府，避免因此产生纠纷。第二部分是“政治部分”，也就是外交部要求柳比莫夫完成的外交或情报使命，共包括10条内容，仅从所占篇幅便可断定此实为指令的核心所在，涉及了当时中俄关系的几个重大问题。第一是黑龙江航行问题。先争取让俄国船只在黑龙江航行，进而逐步夺取黑龙江流域，是俄国政府长久以来的侵华方针。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感到实施吞并黑龙江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指令中，外交部直言不讳地说:“阿穆尔河航行问题是我国对华关系中的永恒话题之一，是政府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条河原属于俄国，按照涅尔琴斯克条约和后来的布连斯奇界约让给了中国人，从那时起，已经有一百多年为中国人所控制。当时俄国为情势所迫不得已作出此让步。目前，我们工业快速发展，阿穆尔河越来越成为我们与鄂霍次克、堪察加和北美居民点水路联系最便捷的水上通道。”俄国外交部要求柳比莫夫探听，如果俄国政府向中国方面提出俄国船只航行黑龙江问题，是否能达到目的?预计中国方面将如何反对和阻挠，俄国方面应采取什么措施使中国人同意?此外，还要利用各种方法查明黑龙江是否适合航行，黑龙江口是否可以通行?第二是中英关系问题。就在俄国外交部制订该指令的前一年，林则徐开始在广东禁烟，鸦片战争随后爆发。俄国政府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指示柳比莫夫须努力避免干涉此事，佯装毫不知情，同时表明沙皇愿与邻邦和睦相宜，强调俄国一贯不干涉他国事务，严格遵守所订条约。俄国外交部期望借英中关系恶化之机，通过欺骗手段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从而达到其政治和商业目的。第三是进一步搜集各种商业情报，评估俄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前景。柳比莫夫须详细了解中国市场对俄国商品的需求状况，探听中国政府的对俄贸易政策，就如何通过丰富俄国商品的品种迎合中国人的需求以及如何避免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闭市建议。为了向中国倾销更多的商品，俄国财政部决定将商品样品送俄罗斯馆展览，吸引中国买家，指令责成柳比莫夫了解这种措施的可行性。此外，俄国人秘密在塔城和伊犁从事非法贸易由来已久，柳比莫夫需要探听中国政府是否知道实情以及是否可能对恰克图贸易造成威胁。第四是获取有关中国及其边疆地区的情报，尤其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满清王朝是否走向衰落，是否即将发生政变?蒙古人对中国人是否有仇视心理?其本身是否具备对抗中国人的手段?他们对俄国人的态度如何?中国对回疆和准噶尔地区的控制力如何?藏族以及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等通古斯民族与清廷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表明，俄国政府在中国所极力追求的不仅仅是商业利益，其实还觊觎中国的大片领土。1840年4月6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向柳比莫夫下达了一个补充指令，对柳比莫夫在沿途和北京期间经费和礼品的使用办法进行详细说明，以保障其圆满完成任务。[7]

可以说，这两个指令非常清晰地反映了19世纪初期和中期俄国政府的对华政治和商业利益，揭示了俄国传教团监护官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搜集中国情报的隐秘角色。

三

传教团监护官的作用不仅仅是伴送传教团和搜集情报，其中有一些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中俄关系的历史进程。由于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且行动目的明确，回国后多数都成为俄国外交界和学术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或出版访华游记，在国际汉学界赢得声誉，或主管对华外交事务，成为俄国侵华战略的先锋。

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伊古姆诺夫家族非常有名。伊古姆诺夫的父亲曾任商队监督，去过库伦和北京，其子亚历山大·伊古姆诺夫则是俄国最早的蒙语专家，曾作为戈洛夫金使团的翻译。[8]伊古姆诺夫本人是六等文官，颇受俄国政府器重，两次被委以来华商队队长重任，并护送传教团来京。1794年他再次受命作为监护官护送第八届传教团来华。监护官从此作为定例，在俄国对华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佩尔武申是行伍出身，大尉军衔，曾任上乌丁斯克市市长。1807年奉西伯利亚总督别斯捷利之命担任第九届传教团监护官。启程前他接受外交部的指令，负责调查前往北京的道路以及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与此同时，西伯利亚总督又给他颁发了内容更为详尽的活动指令。从1808年1月10日至5月11日，他在北京的居留时间正好是4个月。然而，对于此人回国后的命运，笔者没有更多的信息。

如果说前两位都是由西伯利亚军政管理机关派出的话，那么，从季姆科夫斯基开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此时起，俄国政府对传教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818年8月4日亚历山大一世批准的传教团新指令规定由俄国外交部任命监护官。季氏早年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先在圣彼得堡交通总局任职。1820年被任命为第十届传教团监护官，时为八等文官。在启程前曾大量阅读格鲁贤、杜赫德、郎喀和帕拉斯等学者的中国论著或使华日记。此外，他所护送来京的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卡缅斯基汉学修养很好，是外交部的满汉语翻译和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回国时他又和后来成为俄国汉学奠基人的比丘林同行。在北京城里，他多方打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由于积累了大量素材，季氏回国后很快就完成了一部游记作品《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此著于1824年分三卷由沙皇钦命在圣彼得堡出版，后被译成了法、英、德、荷兰等文字，给他带来很大声誉。1826年，经季氏等人斡旋和推荐，比丘林获释并担任外交部翻译。此后他又多次建议外交部出资印刷比丘林的汉学著作。季氏返俄后马上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如此快速的升迁一方面与他的能力有关，同时很可能得到了他的兄长以及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庇护。季氏之兄曾是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的亲信，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受命起草公告，后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最后当了比萨拉比亚省省长。斯佩兰斯基曾经夸赞季氏向俄国赠送了两件大礼，一是比丘林，二是中国游记。

拉德仁斯基出身于贵族家庭，17岁就获授准尉军衔，1821年从莫斯科纵队长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少尉，曾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负伤，后晋升为上校。1830年亚洲司任命他为第十一届传教团监护官。1840—1844年任托波尔斯克省长，而后出任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主席，主管中亚事务。[9]与佩尔武申相比，拉氏不仅军衔高，而且在搜集情报方面也更胜一筹。他充分利用传教团长期以来在北京建立的人脉关系，结朋交友，四处游逛，店铺书肆，戏院酒楼，无所不至。他对中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感兴趣，曾利用关系潜入理藩院和翰林院探查。他甚至命人将长安街的所有店铺以及经营货品完整地按顺序记录下来。他在日记中描绘了每日在北京生活的所有细节，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这些日记的一部分曾于20世纪初在北京出版的《中国福音报》上发表。夺取黑龙江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侵略中国的主要内容之一。俄国外交部选择这位陆军上校出任监护官另有深意。在他回国以后的第二年，即被派往黑龙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乘船沿黑龙江抵达雅克萨城故址，制订了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流域的计划。[10]

柳比莫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28年进入俄国外交部，1836年为亚洲司二处处长，1839年晋升为六等文官。1840年奉命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团监护官来华，回国后官升一级，1943年出任亚洲司副司长，1846年升至四等文官，获颁圣弗拉基米尔三等宝星，1852年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1856年被授予三等文官官阶。柳比莫夫于1840年10月抵达北京，于次年6月启程回国，这段时间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在北京整整停留了8个月时间，按照外交部的秘密指令，竭力了解中国的内外形势，为保护俄国在华利益思索应对之策。1842年英国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胁迫中国同意五口通商，对俄国的陆路贸易形成威胁。为此，俄国政府急欲在中国西部开辟通商口岸。1844年，柳比莫夫乔装化名，随中亚商人秘密潜入塔城和伊犁实地考察中俄贸易，窃取大量情报，回国后建议俄国政府强迫中国签订通商条约，以为俄国商品打开西部市场。[11]随后，俄国政府通过第十二届传教团领班佟正笏向理藩院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三处贸易。总之，这位昔日的传教团监护官，在亚洲司副司长和司长任上，一直主管俄国对华外交，是利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内忧外患之机为俄国攫取在华利益的主谋之一。

第十三届传教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中国史籍中曾译为“廓瓦烈福斯启”或“阔瓦劣复斯奇”。此人出身贵族家庭，1828年从哈尔科夫大学毕业，1832年开始发表诗作、小说，多次受命前往中亚、非洲和南欧进行资源考察和军事冒险，著有多种历险游记，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也有交往。1840年他受俄国外交部委派，到伊犁和塔城一带为迫使中国政府开辟通商口岸刺探情报。1849年作为监护官率第十三届传教团来京。在北京停留的7个月里，他四处活动，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再次向中国提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通商的要求:“近日生齿日繁，属下人众，所有在恰克固贸易实不敷用，请准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添设贸易，一并通商。”[12]回国后出版《中国纪行》(中译本为《窥视紫禁城》[13])一书。1851年3月科氏被任命为负责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7月率杂哈劳和明常来华谈判，使用欺诈手段诱逼清政府签署《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此为沙俄逼迫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侵华有功，1856年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56—1861)。在他任上，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利用狡诈手段迫使中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占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彼罗夫斯基，中国史籍中称之为“丕业罗幅斯奇”。他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宠臣拉祖莫夫斯基公爵，父亲尼古拉·彼罗夫斯基是戈洛夫金使团中7名贵族成员之一，曾任克里米亚总督。他本人1835年从皇村中学毕业后进入内务部，1841年调至外交部任亚洲司一处处长。1858年他受命来华，担任俄方瑷珲条约谈判代表，积极配合穆拉维约夫的军事恫吓，迫使奕山屈服签字。彼氏因此而官升四等文官。《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外交部命令已经被任命为第十四届传教团监护官的彼氏以“俄国钦差大臣”的身份担负起与中方换约的任务。然而在完成换约之后，彼氏又贪得无厌地提出《补续和约》八条，妄图进一步侵吞中国领土，遭到清政府的抵制，其钦差大臣一职遂由伊格纳季耶夫取代。

以上分析证明，监护官不仅因为负责新旧东正教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而行走于中俄两国之间，而且更以俄国政府派出的情报员、主管对华事务的外交官，在清代中俄关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