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一、尹昌衡西征
    1912年民国初建，全国22省纷纷高举“独立”大旗脱离清王朝，一时间军阀林立，政局动荡。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英国，认为这是一次使西藏成为“保卫英属印度安全‘战略缓冲区’”[1]的最佳时机，于是极力支持出走在大吉岭的十三世达赖，唆使十三世达赖发动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继而，西藏地方的民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2](P9)。1912年，藏事岌岌可危，川省总督尹昌衡闻警发指，自愿出征。尹昌衡多次①电陈中央政府，“肯速发兵，否则千万汉族生灵，死在眉睫”，“前藏若失，边地势危”，“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3](P53)。最终，袁世凯政府批复了尹昌衡西征的**，令尹昌衡率军2500人于1912年7月向川边挺进。
    尹昌衡挂帅西征前夕，发表了著名的《告边藏番人书》和《西征别川人书》，以示其忠贞报国之宏愿，“本都督承大总统之威灵，受七千万之推寄，定大乱于指顾”，“以镇藩服，而雪国耻，此即昌衡竭忠尽瘁之秋也”[3](P57)。尹昌衡自愿请缨西征、为国戍边之壮举，得到了川边父老乡亲的极大拥护，包括郭沫若、李劼人等不少词人墨客纷纷作歌吟诗赠别。西征军出征之际，成都各界群众在武侯祠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父老子弟皆扬旗鼓欢呼，聚数万众，无不踊跃，虽女子亦联袂歌出西征曲”[4](P6)，场面极为臻盛。
    尹昌衡起兵出关时，“因川乱甫息，外患聚起，仓促出兵，未遑审顾，以至兵不得练，粮不得备，百务不得整顿”[3](P115)，然尹昌衡“盖挺身冒险，急不择也”，一面恩威并施，“慎重以前驱，护教保商，增额减灶”[5](P51)；一面又“兵行诡道”，“与敌相遇”“以五千之众，应十万之敌，纵横千里，大小百战，得以无失”[3](P115)。“1912年8月，尹昌衡所率川军不断推进，他向袁世凯政府报告，请准“令稳练沈勇之将，率为前锋，直抵拉萨”，至于其本人，则“当亲统陆防各军以继其后，仍一面派遣喇嘛劝谕，以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崇教之德，察藏胞之情，必使之畏威怀德，倾心内化”。[6](P87)
    自西征以来，尹昌衡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贡觉收复，三岩继定”，“川边全境，指日肃清”[5](P47)，仅三个月，就基本平定了川藏动乱。对此，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高度赞扬尹昌衡“此次剿办边番，极为得手”[3](P115)。
    1912年9月，尹昌衡在昌都集结大军“趁藏番溃归之便”，“西进千里，据江达”[7](P126)，秣马厉兵，等待号令，做好了随时向拉萨深入之准备。而滇军也进驻察隅等地，准备“一出江达而北，一渡楚褚河而西，不惟形势便利”，“置叛番之死命”，“辑强英之野心”[7](P133)。此时的英帝国主义得知川军、滇军将联合大举挺进前藏，大为恐慌，便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给袁世凯政府施压，强行干涉。软弱无能的袁世凯政府一连“九次”②急电尹昌衡“英人干涉”“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5](P71)，并强令尹昌衡停止西征，撤销西征军。
    二、尹昌衡西征的中辍
    尹昌衡西征不久后，英帝国主义横加干涉，公然提出《八一七》备忘录，要求中国终止西征，并威胁“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当以实力助西藏独立”[8](P34)。此时的袁世凯，也因尹昌衡以破竹之势平定藏乱，并在川边驻有重兵，而对英帝国主义的蛮横恐吓，一概回避、推诿、不予正面答复。据当时报刊透露，“九月初袁世凯手书答复要点”，认为“民国因西藏骚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以内，断非他国可容喙”[9](P358)。1912年12月23日，袁世凯政府又义正词严地对英帝国主义的“五点抗议”加以逐条驳回，严正声明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久，关系民国存亡的六国贷款因条件苛刻而决裂，“忽有格利斯浦资本愿慷慨出巨款，然该使团为英国人所组成”[3](P155)，急于借款速成的民国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允英人之要求，终止西征。
    西征中辍后，尹昌衡多次③电陈中央政府“昌衡请以生命当其锋”“如以藏事相委”“万死不惜”，“望将外交实况电复，以定大局”[7](P134)。但袁世凯政府都以“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10]为由，强行命令停止西征。对于袁世凯政府撤销西征军一事，尹昌衡虽有悲愤，但仍以大局为重，考虑国家之危难，昌衡“痛悉国艰”“外交棘手，空拳赤手，苦力撑持”[3](P125)，实为政府不得已之举。
    在尹昌衡被封为川边镇抚使后，仍运筹帷幄，一面苦心经营川边，化解汉藏矛盾，一面防御藏军，待命疆场随时准备征藏。尹昌衡因“边民言语难通，边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难达”，于是“慎选循吏，严肃官规，实惠乃可及民”[3](P131)。他所到之处宣扬“民国之惠，崇教之旨”，使之“倾心内向”，尹昌衡“以实力经营之时，重在收实益；羁縻笼络之际，重在得民心。循序渐进，始克有成”[11]。一时间，川边呈现军民和谐的景象。
    此外，对于“显有阴助，利械日增，骎骎西来”[3](P126)的藏军，尹昌衡均给以极大威慑。1912年底到1913年初，藏军连续向江卡、盐井、乍丫等地发起进攻，尹昌衡指挥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未几，藏军又密谋在嘉裕桥以西密布碉卡驻扎重兵，再次发动进攻，尹昌衡“既图兵胜，又虑扰民”，以“步步稳进，以期慎固封城的战略方针防守藏军”[3](P243)。他“转战数千里，前后百余战”，最终击败藏军，赢得了对付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时间和条件。
    西征中辍后的尹昌衡，为国家利益，仍时刻准备出征，以实现“五族共和”。他“赤忠报国，知死靡他，慎重图全，心力交瘁，不敢孟浪，又惮废弛”，“济艰难而耐困乏”[3](P145)，对国家忠心耿耿。
    三、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强权政治，阴谋外交策划的一场公开干涉我国西藏内政，实现其所谓“战略缓冲国”计划，扩大“战略边界”的中、英、藏“三方会谈”。
    1912年7月，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定了川边藏乱。正是这次西征给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极大的震慑。英帝国主义被迫一改武力支持西藏独立的计划，于1912年8月17日提出召开“三方会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12年9月，尹昌衡西征中辍，但英帝国主义始终有碍于尹昌衡驻留川边，未敢对会谈内容、性质施以明显的阴谋诡计，而是千方百计要求中止西征，排除会谈障碍。西姆拉正式会议召开的前几个月，英帝国还在与中央政府交涉。“1913年6月20日，英艾④使奉英国政府训令，特至我外部会晤陆总长征祥曰：‘若贵政府不允…，及命令西征军队归还原驻，则西藏问题恐难协商解决’”[12](P2389)。就在此时，中央政府对西征军归属问题仍举棋不定，英帝国主义也未敢明目张胆的改变“西姆拉会议”的性质，就连会谈地点从原定“大吉岭”改至印度“西姆拉”都未正式告知中国政府。显然，英帝国主义在当时还是有所收敛，尹昌衡西征确实对英国人侵藏阴谋的实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此后的袁世凯政府却“持议不坚”，对英帝国主义蛮横之要求一再退让，终使“三方会谈”演变成辱国丧权的“西姆拉会议”。从历史事实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几点：
    (一)尹昌衡西征改变了英国人对西藏事务最初的设想
    早在1888年、1904年英帝国主义就曾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欲使西藏成为其英属印度的战略缓冲区。英国蚕食西藏之野心，早已彰显殆尽。民国伊始，俄国公开表示欲变外蒙古为其“缓冲国”，并愿出面调解“保证蒙古人的自治”[7](P110)。正值日俄瓜分我国边疆之际，处心积虑的英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声言“正如蒙古对俄国是有利的，以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国对于英国也是有利的”[7](P113)，于是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我国边疆的行动。
    英帝国主义趁中央政府无暇西顾之际，怂恿十三世达赖发动多起攻击川军的事变，“先在拉萨召集藏兵一万多人，围攻钟颖所部的川军；又在靖西、噶伦堡一带的藏宫，召集僧兵万余人向江孜、后藏进攻”[3](P229)。“1912年6月，英帝国主义煞有介事的派遣军队护送达赖喇嘛回藏，并派步兵进驻印藏边境纳汤，作为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和对藏乱的支持”[3](P230)。有英国人的支持，十三世达赖遂觉底气大增。
    然而英帝国主义对事态的发展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万万没有想到民国政府会维护主权，举兵西进，平定藏乱。此前，“据陆兴祺从印度发给北京的电报说：川兵变乱后，达赖集团请求英国干涉藏事，‘英暗示以中国暂不敢进兵，促其即行回藏收复主权’”[7](P121)。然1912年7月，中央政府令尹昌衡率军西征，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震惊。不负众望的尹昌衡又率军一路“以破竹之势，直捣理塘，暗渡德格，巧占昌都，进据盐井，逆谋之藏军大多闻风溃败，纷纷逃散”[2](P10)。达赖闻之甚为惶恐，急求援于英。“英藉保商为名，由江孜派兵三千，进抵拉萨，以为西藏后援”[13](P166)，但仍不敌尹昌衡西征军。尹昌衡驻守川边，多次击退东犯的藏军，使川藏军情更加紧张，西征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极度惊恐。英帝国主义唆使十三世达赖发动驱逐驻藏川军事件，目的是助西藏脱离中央政府，并纳入其战略部署中。但是西征军节节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平定藏乱的信心，更使西藏地方的局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十三世达赖也表示愿意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并且基本同意恢复“旧制”。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载，当时“达赖周围之番官、堪布等”“力劝达赖内附”，于是达赖提出“内附条件以定”，包括“西藏永远不设行省”“西藏财力不足时，由中央供给之”[7](P145)等倾心内向之举措，西藏局势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尹昌衡西征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武力解决西藏问题，于是英帝国主义蚕食西藏之手段有所改变，一改以往武力助西藏独立，而采用外交干涉之办法。早在尹昌衡西征之初，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先是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质询，并于8月17日，9月7日，12月14日连续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召开“三方会谈”。尹昌衡西征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缓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采取较以前更为温和的分裂西藏的办法，即召开“三方会谈”(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
    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之卑劣行径较同一时期俄国侵略蒙古相比，确实有所收敛。早在1908年荣升著的《经营蒙藏以保存中国论》中就指出“吾国家若速於蒙古设重镇，练蒙古兵，并驻内地精兵以守之，尚可抵制”[14](P62)俄人之侵扰，但在蒙古问题上，中央政府缺少一位像尹昌衡这样置个人安危不顾，**北上，一举平定“蒙乱”的爱国人士。终使“俄蒙协约”、“中俄声明”被迫签订，并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尹昌衡西征维护了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重蹈蒙古覆辙，更防止了英帝国主义趁民国初建而使西藏独立。
    (二)尹昌衡西征对英国提议召开西姆拉会议的影响
    尹昌衡自西征以来，屡遭英帝国主义的强行干涉。自8月17日英人发表《五项声明》之后，西征被迫搁置，计划“直捣拉萨”的西征军只能驻留川边，静候待命。然而此时的西征军，已经对英国人蓄谋已久的“西姆拉会议”的召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度成为“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阻力，同时也对“西姆拉会议”的召开地点、内容、性质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征军一度成为“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障碍
    1912年9月，袁世凯政府下令停止西征，但仍命尹昌衡驻守川边，负责“肃清边界”，并随时准备征藏。待命疆场的尹昌衡及其西征军，发动数十次猛烈攻势，频频击退藏军进攻，并对英帝国主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帝国主义在实施其阴谋外交的同时，就对西征军有所顾虑，唯恐其伺机出兵，有碍大局，破坏所谓“三方会谈”。于是，英国人在召开西姆拉正式会议之前，蛮横无理再次干涉西征。自1913年1月8日起，中英就重要议题共进行了为期九个月、多达九次的西姆拉正式会议的会前磋商，其中的第四次、第五次磋商就是围绕“川军西征”。在磋商中，英帝国主义称“‘近据电报，中国之军队仍往西前进’，此事本国政府亦极端反对”[6](P141)。英无理要求中国撤销川军西征之命令，中方答以“本国驻藏边军队近日已奉大总统密令，以察木多附近为防守界线，暂时停止西征，听候解决”[6](144)，但英使却得寸进尺，非要让中方明确答复是否已经撤销原西征之命令。并就“贵国军队防守界限乃是察木多，不是江达”要顾参事“寻明见复”，甚至说“如能将原令抄阅”[6](P145)则更好。英帝国主义干涉尹昌衡西征可见一斑。
    事实上，英帝国主义对于尹昌衡所率的西征军一直有所顾虑，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当“西姆拉会议”的会前磋商紧张进行时，中英就西藏地方参会问题发生严重争执，袁世凯欲采纳陆兴祺之提议，加强川边军事活动，即加强西征军的军事活动，“东路兵危具足，藏人不敢存反侧之心，外人不敢怀觊觎之志，边事可大定矣”[7](P149)，而当时尹昌衡所率的西征军就驻扎在距拉萨仅200多公里的江达，确有进攻拉萨之势。
    此外，当袁世凯政府因“三方会谈”召开地点一再妥协之时，尹昌衡据西藏宣抚使王鑑清电称“屡请将会议地点改移江达硕板多一带”后，认为此时是继续进军的最佳时机，便电陈中央政府“是否可入藏请命办理”，又于9月20日、25日连续电陈中央政府“藏事在印度开议内容究竟如何祈电示”，“如能详细示之，以便做好就近切实”[15](P148)。但最终，面临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袁世凯政府，未理会尹昌衡之请命。至此，唯一能给英人干涉西藏地方事务以威慑的尹昌衡西征军，最终未能阻止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中、英、西藏地方的“三方会谈”，史称“西姆拉会议”。
    2、尹昌衡西征对“西姆拉会议”召开地点的影响
    在英使朱尔典公开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8.17备忘录”之后，袁世凯急电尹昌衡，命令停止西征，并决议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袁世凯政府先后恢复了达赖喇嘛的名号，派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使，取道印度“赴藏宣慰”；派温宗尧、王人文为宣抚使入藏，后又派杨芬就西藏恢复旧制问题积极磋商，并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准备会谈一事达成一致。在此后的电稿中，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就和谈地点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1913年2月18日，十三世达赖电大总统“商办汉番善后事宜，曾请航海迅至大吉岭会商”[12](P2367)，而袁世凯政府“望从速委派可靠代表前来昌都面上善后事”，又称“派员赴大吉岭会商一节，该路须取道印度，现该处交通未便利，未能至大吉岭，似仍以前电察木多⑤地点为宜”。[12](P2393)
    对于袁世凯选择察木多作为会谈地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尹昌衡所率西征军已奉令驻扎察木多辖境内。虽然袁世凯电令尹昌衡“严饬川边各军队抚辑番民，保护庙宇僧俗人等”[7](P146)，但尹昌衡仍是“侯令祗遵，秣马以待”[5](P51)，随时依势举兵进攻。达赖喇嘛深知袁世凯的用意，也确实畏惧西征军。在“杨芬为促请派员赴察木多会议致达赖喇嘛函”中明确载到，“昨与番官等会谈，佛爷⑥有谓察木多以东屯扎西征军，赴议反招危害”[12](P2394)。
    正当中央政府与西藏就会谈地点僵持时，英帝国主义借“善后大借款”为由，向袁世凯政府施压，要求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谈”。有关谈判地点，英国也是多次变更。在“西姆拉”会前第三次磋商中，“温宗尧为谈判专使，向英提出在伦敦商议藏事，但英帝国主义思虑再三，最终在1913年4月22日，拟定会议召开地点为印度大吉岭，并通知中央政府”[6](P135)。
    当时，有人认为大吉岭虽“逼近英印，而相机应付，权仍操之在”中央政府，“似亦无大妨碍”[12](P2396)。“今我东路军事得手，波密亦已投诚”，倘若“尹昌衡认真经营该地，以为长久驻防之计，便于控制全藏，东路兵危既足，藏人不敢存反侧之心，外人不敢怀觊觎之志，边事可大定矣”[12](P2397)。于是中央政府同意在大吉岭召开“三方会谈”。1913年6月23日，8月22日，陆兴祺连电中央政府“倘此时尹昌衡能利用东路各土司与大喇嘛等致书达赖并各大寺，劝各归诚民国，保存黄教，如有不从，则声罪致讨，夏扎等势孤，必不敢再抗”，“英员不敢太露野心”，“尤可相机联络夏扎，共归和好”[12](P2400)，“速饬尹昌衡进驻江(孜)，窥近拉萨，以为会议之后盾，否则恐难恢复主权”[12](P2404)。但是，袁世凯政府并没有采纳陆兴祺的建议，未能将尹昌衡所率西征军作为会议召开的后援，发挥威慑英帝国主义、西藏分裂势力至关重要的作用。
    尹昌衡西征军这颗重要的棋子未被袁世凯政府重新启用，英帝国主义考虑到大吉岭是印藏交通之咽喉，干脆选择英属印度夏季办公地西姆拉作为会议召开地，彻底使中央政府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正如哈定⑦所言“在那里(西姆拉)我们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控制(会议)进程，同时西藏代表也不会如在大吉岭那样受到中国人阴谋的影响”[7](P150)。
    3、尹昌衡西征对“西姆拉”会议内容的影响
    尹昌衡的西征，迫使西藏分裂势力不得不改变武力对抗而采取和平商谈之政策。西征被搁置后，尹昌衡率兵驻扎在察木多以西一带，而此时的达赖喇嘛在与中央政府继续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将争论的焦点转至川藏划界的问题及商谈地点，显然也是畏惧尹昌衡的西征军，想以“划界”为名强行将尹昌衡的西征军驱逐出境，以实现“独立”。1913年1月16日，达赖“复电袁世凯，首次提出川藏划界问题，并要求川军退兵”[8](P34)。而此时的袁世凯政府也欲以驻扎川边的西征军制衡西藏分裂势力，于是在同年3月4、22日，4月18、20、23日，6月8、20日，多次严正声明“察木多、江卡一带，前清时代划归分界之谕”[8](P34)，并电令“尹经略等饬该处行政各官振兴黄教，抚辑僧俗，务使人民得所，以副执事崇重教法，爱护生灵之心”[12](P2403)。
    对“独立”仍抱幻想的西藏分裂势力，见抗议未果后决定开始以武力进攻。于是在同年“3月，围攻江卡，盐井各地汉军，同时进占类乌齐与三十九族地”，又于“6月盐井、烟袋塘复乱”，“藏军3万东进南墩”[8](P34)。但都因尹昌衡指挥西征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连战克之”，终始西藏分裂势力“划界”、“争地”图谋未能得逞。
    尹昌衡西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分裂势力借“划界”预谋“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但是，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强行介入，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谋求“真正独立”，“扩大领地”的野心。后来“划界”问题在英人的精心策划下，被提到了“西姆拉会议”的议程中，并成为该会议的核心内容。“划界”问题也由西藏方面原提出的“川藏边界”问题，逐步被英国人扩大到了所谓“内藏、外藏”的划分、“中藏边界”等问题。此外，英人还在会下秘密炮制了“麦克马洪线”，侵占了我国领土。
    4、尹昌衡西征对“西姆拉”会议性质的影响
    尹昌衡西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西藏地方愿意通过和平商谈的方式解决汉藏纷争，消除隔阂，使“民国之惠，五族共和”得以实现。达赖接受了杨芬劝告“未拟库佛引俄自残”[7](P144)，基本同意中央提出的恢复“旧制”，并拟“在察木多妥商善后”[7](P146)，即召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双边会谈”。尽管双方都对“会谈”地点以及“边界”划分上产生了分歧，但应当指出的是，“在西藏‘内附’民国的条件下”[7](P145)，在无外人干涉的情况下，双方所持的各种意见都可通过协商解决，实属我国内政问题。因此，尹昌衡西征所促成的“双边会谈”，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解决内部矛盾的一次会谈。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双边会谈”所取得的进展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1913年3月6日，朱尔典提议举行“三方会谈”，即要求在英国人的干预下，签订有关“中、藏”的协议。在会议中，英国人所要扮演的角色是“调停人”，目的是防止“协议的签订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保证协议的执行”，“将涉及与英国有关的条约的修订”，但“不引起俄国的抗议”[7](P147)。英国人图谋不轨的设想虽已初显端倪，但此时的“三方会谈”，在严格意义上说，还只是英国人参与下的解决“双边(中央政府、西藏地方)”关系的会谈。
    此时，最使英帝国主义头疼的还是尹昌衡的西征军。英国艾斯顿在接任朱尔典职务后，与中央政府叫板的内容还是西征问题。“据西藏电报，中国军队仍往西藏前进，殊有害中英两方之协商”[7](P151)，英帝国主义在尚未完全扫清尹昌衡西征军等所有障碍之前，未将“三方会谈”的性质完全改变。直到1913年8月2日，中央政府正式决定派员到“西姆拉”参加“三方会谈”后，英国人才如愿以偿。终始“三方会谈”成为了以“中藏协约”为名的“英藏交易”，诱骗西藏割让了中印边界的领土。
    (三)西征中辍使“西姆拉会议”上的外交阴谋肆无忌惮
    正如杨公素先生所言，“川军与藏军在西康反复作战，兵连祸接，达赖十三世之所以必欲争夺西康，这与英国煽动西藏独立有很大关系”[16](P172)。1912年7月，尹昌衡西征大败藏军。于是见势不妙的达赖方面，积极主动先后“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了汉藏恢复关系的五个条件”[17](P204)，同时“又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进行谈判”[17](P205)，承认“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并同意与中央政府和谈。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矛盾有望和平解决。
    西征中辍后，图谋不轨的英帝国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侵藏计划，一面向袁世凯政府实以外交压力，一面又唆使藏军多次进犯川边，更插手中央政府、西藏地方的“双边会谈”，强行要求举行“三方会谈”，不断激化矛盾，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趋于复杂化。英帝国主义又在1913年6月20、24日西姆拉会前第四、五次磋商中，对尹昌衡西征再次干涉，试图消除其后顾之忧。袁世凯政府对英帝国主义的一再纵容，对尹昌衡再次西征的漠视，最终使得中、英、西藏地方“三方会谈”如英人所愿于印度西姆拉举行。悲愤欲绝的尹昌衡无奈之下，向黎元洪告病请假还乡3个月。
    尹昌衡再次西征的**未能实现，为英帝国主义预谋、实施的更为猖獗、肆无忌惮的侵藏计划彻底扫清了障碍。于是，在西姆拉正式会议上英帝国主义公然抛出预谋已久的侵藏计划，划分内外西藏，炮制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以助西藏独立为名，侵占了我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本有意和解西藏问题的“三方会谈”，最终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演变成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西姆拉会议”。
    民初，赤心报国的仁人志士尹昌衡，最终被迫饮恨罢兵，眼睁睁地看着英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步步得逞。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一代爱国将领尹昌衡率领的西征军，无论是在平定川边藏乱，还是驻守川边过程中，都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人其事值得后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