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的“攻日”对策

叶伟敏

发布日期：2010年9月20日

[摘　要]为应对日本的对外扩张,一些晚清官员提出过可分三个类型的“攻日”之策。“速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骄慢自信,“缓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改治期待,“佯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虚势判断,反映的只是“攻日言论”者的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态,各不相同。“遥度而非近察日本”的态度,既使“不得人心”、“贫不可支”成为这些官员对明治维新日本的共同印象,更使甲午战前“人云亦云”、“随意发想”的日本评说, 20年徘徊不前、停留于盲人摸象的层面。各类“攻日”对策的提出,均未经过深思熟虑,其被动性、临时性特征显而易见。

[关键词] 李鸿章;清流;态度;自强;日本

[作者简介] 叶伟敏,日本东海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部分清朝官员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种讨伐或进攻日本的建议。佐藤三郎、佐佐木扬、王晓秋等学者,分别在20世纪的40及80年代,就应宝时、陈其元和姚文栋等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错误认识及否定立场进行过论析,并且提及过出现在非官方史料中的“攻日言论”。[1]与此不同的是,苑书义、林明德、王如绘和西里喜行等学者注意到留存于官方资料中陈宝琛、邓承修、张佩纶等“清流”人物的“攻日言论”。[2]就整体而言,攻日言论的整理和分析,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受佐藤三郎影响,实藤惠秀在战争时期提出:自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至甲午战争结束,是中国人“攻日论”流行、盛行的时期。[3]此说战后得到过其他日本学者的认同。[4]实藤惠秀在1968年将“攻日论”改述为“日本征伐论”。[5]5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伊东昭雄、小岛晋治等学者在1974年完成的《中国人の日本人观100年史》,将陈其元、姚文栋等人的日本论,作为分析“对日警戒论”的史料。[6]佐藤三郎在1983年编撰《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时,只是笼统地言及甲午战前中国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放弃太阴历、着洋服、轻蔑汉籍所表示的反感,而不再提及相关的攻日言论或攻日态度。论者自身心态的变化,并未解答这样的问题:“攻日言论”者的心态有何不同?因何不同?

知己知彼,兵家常识。“攻日”之论,不能只说日本而不言中国。以“具体行动方案”为视角,以日本印象、中国认识为比较要素,本文试就晚清官员的“攻日言论”略作分类整理,进而探析其主要特征及成因。

           一　日军侵台时期的“速攻”言论

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难民被台湾土番杀害为由出兵台湾。“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急转180度,开始走向对立摩擦。”[7]早在1870年冬,安徽巡抚英翰上奏反对中日缔结通商条约时,无意中预言过日本为患之事:“盖日本即倭国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减于今日之英法。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8]当此推测为日军侵台行动证实后,英翰老调重弹:日本蕞尔陋邦,胆敢藉生番构衅为名窥我疆域。[9]闽浙总督李鹤年只是“以传统的发想,比照以往中日关系的历史,解释日本出兵台湾”。[10]而恭亲王奕等总署大臣,既在1870年中日缔约交涉活动中,又在1874年日军侵台初期,全文照抄过李鸿章的对日分析。[11]“居住在又小又远的海岛上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12]漠不关心,导致的自然是一无所知、人云亦云。[13]

较为特别的是,署理江苏布政使应宝时上书苏抚张树声,针锋相对地提出进攻日本的建议(以下简称《应氏建议》)。[14]这既是广为过去研究注目、又是目前能收集到的最早攻日言论:“与其战于内地,不如战于外洋,与其战于外洋不如战于彼国。”四点理由如下: 1.时机。明治维新是簒权夺位的易姓革命,日本民众“人人思乱”。2.形势。中日新航路已经开通,“断无”元代“飓风”之扰。日本“国小援孤”,未与西洋各国合谋。3.名义。对“败盟废约”的日本,中国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予以讨伐。4.费用。中国海岸线甚长,处处设防,不如派遣万人军队进攻长崎。应宝时因公到过上海,[15]其“不得人心”、“贫不可支”的日本印象是否来自同一时期《申报》评论,可作探讨,[16]重要的是应氏的对日三策:“曲全和约、暂弭兵端”为下策、“待其入寇、随时御之”为中策、“先为非常之举,以奋积弱之势,虽得失参半,犹愈于坐而自弱”为上策。主张“速攻”,应宝时推荐原福建水师提督、陕甘总督杨岳斌为“将”,募集沿海不法之徒奋击日本。至于这一方法的获胜把握,应氏未作解释。这似乎无需多作说明,当时的《申报》认为:中国若出兵,“日本一国亦可灭之朝食矣”。[17]换言之,《应氏建议》只是以“不明大势、荒唐之极”的日本印象、[18]夸大其词的中国认识为据。这就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自信,显得极为盲目。

作为李鸿章的助手,应宝时参与过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的商订。记载其政治、外交活动的其他史料甚为难见。李鸿章曾赞其“于政事本末、人才贤否,最为熟悉”,并说其“近颇有归志”。[19]后来应氏确实辞官而去。[20]尽管有《射雕词》二卷留世,[21]但1884年刻本之序、跋都未言及其辞官原因及辞官后的活动。曾任南汇知县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全文抄录了《应氏建议》。陈其元进而声称:“余前在上海,颇悉倭情,知其有暇可蹈,爰上书李爵相,请发船师,分道径捣其国,为围魏救赵之计。爵相亦深韪余言。”[22]日本“有暇可蹈”、李爵相赞同就可发兵。但陈其元不知道:李鸿章就日军侵台事件的解决,采取的是“坚定然而却是和解的立场”。[23]

李鸿章自1862年4月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开始通过媒体留意日本,[24]进而形成以中国自强为核心特征的对日态度。1864年6月,李鸿章在中西关系中这样定位日本:游离于中西间的日本,只追求自身利益。有过倭患的日本有可能“效尤于彼”,距西远、离中近的日本有可能“附丽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是日本“效尤于彼”或“附丽于我”的关键所在。[25]因而,通商、缔约,甚至避谈“一体均沾”,都被李氏作为或视为影响日本“移”向中国的手段。[26]同一态度,为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表述为:“以东制西之说,本不足恃”,“中土不能自强,处处皆我敌国,又何东西之分。”[27]同一态度,也反映在影响日军侵台事件解决的重要举措之中:调派淮军赴台、建议抚恤了事。前者是在难以判断日军行动时做出的决定,后者是在了解日本兵费要求后提出的对策。备战,是和平局面到来的前提;避战,则为自强顺利发展的前提。兵费要求,可以说并未“跳出圈子”。[28]同一态度,还反映在1874年10月29日致台湾前线指挥官沈葆桢的信函中:“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29]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北京专约》签订,事件和平解决。应氏或许以为下策,但沈葆桢却有“至以为慰”之感。[30]东渡台湾之前沈氏强调:不应忽视日本的军力。[31]中方关于日军侵台档案文献，散见于《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93卷至100卷。台湾相关机构已将这些文献汇编成《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一书。由该书收集的210件史料可知:至少在日军侵台时期,攻日意见尚未直接、公开表述于上奏之中。[32]《应氏建议》只是通过《庸闲斋笔记》这样的民间出版物为人所知的个别意见。

变化出现在稍后将要提到的琉球事件时期。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于1881年3月29日上奏主张:“请征日本、以张国威”。云贵总督刘长佑也于11月8日上奏明言:“寝兵而祸大,不如急征而祸小”。官方文献同样显示:长篇大论讨论的也是“速攻”日本的必要性、可行性。陆廷黻有“不得不征者五”、“可征者三”,[33]刘长佑的理由更有十条之多。[34]陆、刘两人的日本印象与应氏相近:“彼君长复虐用,其民诛求无艺,更多借国债以供其造轮船、开铁路诸费。银钱既罄,市上率用纸钞,空虚已极”,“民怨其上,数戕官吏,已有乱萌”。陆、刘两人的中国认识又共同反映于颇具声势的反问中:“天威所至,有不倒戈相向乎?”“以中国全力诛一日本,何患不济?”如此刻板的日本印象、自大的中国认识,如应宝时所言“勿视日本为过重”,是“速攻”论者心态的如实反映。

上海,自1862年千岁丸、1864年健顺丸到访后开始成为近代日本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35]尽管“来而不往”,但近代上海士人已经通过媒体开始认识邻国日本。当然,受传者的知识结构及其内在心理需求对新闻信息的解读,有着直接的影响。李鸿章只是在战乱时期短暂滞留上海,已能做出对日外交定位。陈其元虽以“在上海”为“颇悉倭情”之据,但其“爵相亦深韪余言”之推测,表白的只是一种情绪。《申报》及应宝时,在日军侵台时期所作的攻日评论与建言,从不同侧面反映同一情绪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滥觞。这一情绪,不久又因同样来自日本的外因而在京城“发酵”。

二　琉球事件时期的“缓攻”言论

1879年4月,日本以《北京专约》部分内容为借口,以中俄两国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为时机,废琉球、设冲绳。1880年8月18日,日本驻清公使宍户玑向总署大臣提出解决琉球的方案:日方同意琉球南部两小岛归还琉球,中方同意日本多次提出、但屡为清廷拒绝的“一体均沾”要求。商议两月,双方同意条约草案。[36]为中国官员称之“球案”或“倭案”的方案,送至清廷讨论,还是掀起了波澜。1881年1月20日,宍户玑因中方拒约离京回国。清朝官员的敌对情绪再度激化。陆廷黻、刘长佑由此建议攻日。民间论者也认为,乘机直捣其境,可以警日本、振中国、复琉球。[37]

琉球事件发生之前的1875年10月20日,《申报》发表《论日本善法西学》一文,评说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态度:“日本倾心于泰西之学,如文法、技艺等类,在中国闻之,往往有轻视之意。或只称其改服色一端,传为笑柄。或谓其仅窥籓篱,而未曾深入堂奥。此言究不过遥度之,而非近察之。”1878年7月8日,《申报》又发文《答神户新闻纸语》指出:“中国土地膏沃,人民众多,正大有为之日。东瀛亦力图振作,思比盛于欧洲各国。日人内乱迭起,尚不可能靖。国库空虚,有外强内弱之势。实则改制度、易服色,事事效法西人,持之太急,有以激变使然耳。在中朝,固宜除破陈见。观亚洲之大局,东南二境,惟中、东为强。”不可忽视的是,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开始出现变化,即日本由蕞尔小国开始被视为与中国地位相同的东亚强国。问题是:东亚两强谁更强?“球案”提出前后,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右庶子陈宝琛分别在1879年11月13日和1880年10月29日的上奏中论析敌我。[38]

王氏的日本判断从一个侧面说明《申报》的“遥度”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兵不为强、洋债日增,穷困弥甚,国不为富。……近遂破灭琉球,夷为冲绳县。骎骎乎雄视海上矣。然其实非有深固不摇之基业,长驾远驭之规为也。夫觇国者不必履其地而知之,观其所行而足以察其民之从违与其国之兴废。”陈氏的分析已有新的情报支持:“政府萨长二党不和。民党又倡国会之议,以与政府相抗。广张匿名揭帖,欲伺外衅而动。其君臣惴惴朝不谋夕,内事之乱如此。通国经制之士兵,总数万人,分布六镇,数亦单薄,以之弹压乱萌,尚且不足。兵力之绌如此。比年借民债三千余万圆,借英债二千万圆,近又以关税、铁路抵借洋债三百万圆不能骤得。财力之匮又如此。”然而就实质而言,穷困甚、内事乱等“有暇可蹈”的日本印象,依然如故。

既知制倭不下辣手,今日之倭又异之英、俄,又知日本铁甲船所蒙之铁,厚仅三、四寸许,王先谦甚欲“举该夷背约构兵诸罪,布告各国。霆击风卷,出其不意,收琉球孑遗之众,出朝鲜掎角之兵,战舰直捣夷巢,华民响应于各岛。以堂堂正正之师,取众叛亲离之地,可一举而集事也”。但王氏亦知“将来出洋征剿,自应有铁甲船十数号,为攻战之需”。为何是将来而非当下?王氏就中国现状所作的论析,值得注目:“洋人合数十国之狡谋以构难中土,实为千古未有创局。敌则求请无厌,我乃应接不暇,此亦智勇俱困之秋矣。”“自来谋敌者,固当审量彼此强弱。”“国无大小,惟视自立何如。”因而,攻日只是“海防少完、兵船足用”后的行动。“缓攻”心态,由此可以窥斑知豹。

如何“缓攻”?陈宝琛设想:中国“论兵力、财力,以之拒俄或当全力支拄,以之拒倭实为恢恢有余。”“虽目下铁舰、冲船尚未购齐,水师未成、沙线未习,犹未能张皇六师以规复琉球为取威定霸之举。而我不能往,寇亦不敢来,莫如暂用羁縻推宕之法。如倭人度德量力,愿复琉球守旧约,是不战而屈人也。如其不应,则闭关绝市以困之。……如此犹不应,则仗义进讨以创之。”显然,“缓攻”论者承认中国军力已无纵横外洋的实力,恢恢有余的只是御力。东亚两强,我不能往,寇不敢来。如此各有千秋的分析,体现的只是聊以自慰的心态。

因为清廷“点名”,[39]沈葆桢在临终之前的1879年12月口授遗疏疾呼:“倭人万不可轻视。倘船械未备,稍涉好大喜功之见,谓其国空虚已甚,机有可乘,兵势一交,必成不可收拾之势。目下若节省浮费,专注铁甲船,未始不可集事。”[40]关注日本军力的态度,沈氏始终未变。同样,李鸿章在1880年年初就王氏建议复奏清廷时指出:“日本国小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国。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颇有振兴之象。中国水师,尚未齐备,饷需亦未充足。若彼不再肆鸱张,似以按约理论为稳着。但倭人性情桀骜,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待之。中国自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41]防日、自强互为表里,此为李氏对日态度的新表述。陈宝琛的“羁縻推宕”之法,深为李鸿章赞同:俄事能否解决,实关全局。与其让倭而倭不能助我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42]此为李氏典型的“以夷制夷”说。[43]但李氏更知“以夷制夷”的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44]因而李鸿章告诫清廷:“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外侮累至而不穷,不可不因时振作。”[45]

铃木俊认为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同为“攻日言论”者。[46]1880年11月3日,张之洞就“球案”解决有过表态:“设必不复球,则撤回使臣,闭关绝市。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买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若夫出师跨海,捣横浜,夺长崎,扫神户,臣雅不欲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绝市以困之,此亦平实而甚易行者矣。”[47]群情激愤,尽现“文武将吏,语及日本,皆谓可讨”一语之中。但张之洞只是学说陈宝琛“闭关绝市”之策、“御力有余”之论,且视攻日为大言。如此态度,亦难入列“缓攻”论者。

北京的士大夫普遍轻慢异途出身的洋务官员,但东邻日本一再制造事端,则使年轻的翰詹学者继李鸿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之后,开始以中国自身强弱为视角论析中日关系。尽管在时间上他们比李鸿章晚了十数年,尽管这些“缓攻”论者的日本印象变化有限,但他们那“智勇俱困之秋”的中国认识正在加深。在寻找东亚两强间的心理平衡过程中,中国的命运更为他们所关注。

三　壬午兵变时期的“佯攻”言论

陈宝琛、张之洞,皆为著名“清流”人物。1882年2月23日,另一清流健将张佩纶以《为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以下简称《二月上奏》)阐述己见。愿望类似王先谦:“使其时中国若有得力水师、坚速战舰,则震駴东瀛、扼吭据脊,岂止雪台湾之耻、正冲绳之疆而已。故以中国全力图之,彼小我大、彼贫我富,我能四面图彼、彼仅能一面犯我。何为举东隅疲弱之邦,任其鼾睡榻旁、夜郎自大处之。”但就具体行动而言,张氏主张“缓攻”:“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十年大效、三年小效。倭犹不悛,则我之军实已充,我之庙谟自壮。然后绝使闭关,或袭琉球,或捣长崎。”“其时若有”只是悬想,但“十年大效、三年小效”却是长期奋斗的目标。

中国军力正在改善中。巡洋舰“超勇”、“扬威”1881年在英竣工,[48]同时中国又向德国订制了铁甲舰“定远”、“镇远”。[49]在“球案”悬而未解的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了反对闵氏家族贪腐的壬午兵变。[50]中国军队较之日军,更为果断地平定了兵变。东亚两强,中国更强。《申报》及时发表论说:“中国近来武备日精,兵械既极锐利,船只尤为坚固。……而日本则兵船既已不多,铁甲船寙漏不适于用,国中借款日多,币项日绌。一旦欲与中国角逐,于汪洋巨海之中,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51]对外扬眉吐气,已是久违之事。人心随之振奋,而心态趋于浮躁。

工科给事中、“清流”邓承修,于同年9月13日建议清政府“佯攻”日本(以下简称《邓氏建议》)。[52]要旨有四: 1.日本视中西强弱为向背,各西国视中东强弱为进退。中西交际虚与逶迤,东瀛有事则全力争之。2.日本非真富强。内府不满五百两,英、德、美债项,十年期满求展限。实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又非精锐。3.日本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之富强。“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4.中国宜乘此声威,特派知兵之大臣驻扎烟台,不必明与言战,厚集南北洋战舰,势将东渡,分拨出洋梭巡,藉以熟探沙线,饱阅风涛,浏览形势,为扼吭拊背之谋。如此情绪化意见,在清廷看来却是“所奏不为无见”。[53]同年9月27日,张佩纶上《奏请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折》(以下简称《九月上奏》),在放弃“缓攻”之策的同时大赞“佯攻”之论。言及日本,印象依旧:“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对比敌我,自信满满:“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鉴为冠,固已铁蚀木寙,不耐风涛,小炮小舟而已,盖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怯,又中国湘、淮各军远甚。夫其贫寡倾其危、国势若此,实难久存。”[54]

李鸿章因丁母忧于1882年4月19日离任直督。[55] 9月5日,李鸿章重回天津。[56]如同评说王、陈两氏“缓攻”论那样,李鸿章再次通过薛福成执笔论析“佯攻”之论。[57]以防备海域为起点,李鸿章指出:中国依然船少力弧,情见势绌。且“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58]对屡被用作“贫不可支”之据的日本国债,李氏看法与众不同:西洋各国在中日纠纷中偏向日方,正是为了保护其他们在日本的资金。而日本为加强同西方的关系,派遣贵族、官员前往考察,更是“冠盖联翩、相望于道”。[59]因而,应慑服邻邦、先图自强。欲图自强之实事,当以添备战舰为要。李氏直言:“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迨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其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60]展望未来,李氏暗示清廷攻日前提应是日本的继续扩张,特別是中国自身的强大:“铁甲船,如有余力亦宜添制。此则全赖圣明主持于上,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于下庶,水师乃有成局,海外乃可用兵。军实益搜、威声自播,傥能不战屈人,使彼帖然就范,固为最善。若犹嚣张不靖,则声罪致讨,诸路并进,较有实际。”[61]

接受李鸿章等人提议后,清廷在1882年底复函驻日公使黎庶昌时明言:“中朝并无东伐之议”。[62]早在同年春季,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曾作《上黎星使书》称:“日本在可用兵、可不用兵之间,但须高事定妥,再以余力运筹。”此后,姚氏否定前论:“今俄罗斯耽耽北方,将来伊犁及乌里雅苏台等处,必有数场大战。彼时倾中国全力以争北边,日本在肘腋之间,伺亦大可忧。宜乘此间暇之时,早遣一军,经略东方,收其地以为行省,为吾东数省之屏藩,与台湾并为重镇。”[63]与其他“速攻”论者无异,“早遣一军、经略东方”,在姚氏看来只是中国愿否的问题。至于日军人数,邓承修、张佩纶已有言及。日军侵台时期,《申报》有《东洋水师不敌中国》、《东洋陆军不足恃》、《东洋水师人数》等评析。[64]日本吞并琉球后,《申报》在1879年8月17日的《译记日本军籍》一文中,介绍日本陆军平时有29 500人、战时可增至43 000人。壬午兵变前后,《申报》分别在1882年7月19日、9月3日,报道日本新的战力:陆军平时有10多万人、海军5 000人。可见,“佯攻”论者基本是以三年前的情报为论析依据。即便如此,完全无视对手实力的“速攻”论者,亦难做到。

《二月上奏》不为既往研究注意。与之相比,《九月上奏》已嫌“十年大效、三年小效”太远、太慢。“其时若有”的发想似乎已成现实:“我水师大集南北各省,三分其军,与朝鲜之锐,更番迭出,观衅而动,与我未病,倭不能矣。及其虚竭,大举乘之,可一战定也。”值得留意的是张佩纶在《九月上奏》中又指出:“今日之事,因二国(指琉球、朝鲜-笔者注)为名以乘东人之敝,岂待再计决哉。且臣亦未敢谓遽伐日本也。以为南北洋大臣,当简练水师、广造战船,以厚其势。”此言与李鸿章观点“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相近。《二月上奏》中有言:“然则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欲集其势,则莫如大设水师。”此说更与李鸿章名言“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相同。邓承修所言“日本视中西之强弱以为向背”,无意中重复了前析李鸿章60年代的说法。因而,“清流”人物在“球案”或海防等问题的讨论中“帮了李鸿章的忙”。[65]但他们对自强长期性、艰巨性之认识,又与主张“修实隐声”的李鸿章迥然不同。据《涧于日记》记载:张佩纶自1880年4月起小住天津直督衙门,与李鸿章及其幕僚讨论过海军建设问题。且张佩纶对新报、西报和外洋电报颇有兴趣,亦与新学之士来往甚欢。[66]王维江在对李鸿章与张佩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进行梳理时有过论析:张佩纶未把“吏治”与“洋务”对立起来,无疑是李鸿章的福音。同著书也注意到:邓承修的见识超过一味“攘夷”的传统清议观,邓氏对日本颇有兴趣。[67]邓不仇日、张不厌新,他们的对日、对外认识,原本可在和平的环境中増长、发展。然而,朝鲜兵变始定,琉球之案未决。如何借北势乘胜理顺南方关系?“佯攻”日本之策因此匆匆提出。情绪,既随国际局势于己不利之情报变化,亦随于己有利之信息波动。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之路正是在内外干扰中变得更为曲折。

四　结语

1894年4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中日两国再因朝鲜问题发生冲突,进而爆发战争。“攻日言论”不仅重现,[68]且与其他时期颇多相似之处。[69]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自7月23日起就攻日必要性、可行性所做的连篇论证,[70]可谓《应氏建议》20年后的翻版。刑部郎中陆学源、[71]前驻日本参赞陈明远之攻日计画,[72]又与陈其元类同———“围魏救赵”。至1895年2月16日,即北洋海军在提督丁汝昌自杀后向日本投降的同一天,户部给事中洪良品向清政府提出《倭患益深计穷势迫请直攻日本以图牵制而救眉急折》。[73]眉急又计穷,“速攻”论者的窘迫心态概可类见。甲午大考一等一名的文廷式,[74]上奏直言:“臣以为与其节节设防,备多力分,款归无着,不如令各省筹三、四百金,速购铁甲船一、二号,快船七、八号,配足军械,挑选水师,会同现在南洋、闽粤各船梭巡海道,北则游于对马、长门之浜,南则伺察于长崎、横浜之口,则倭人亦将多方设备。外足以分其谋韩之力,内足以生其下怨之心。”[75]相同的“佯攻”之策,也在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1895年1月13日、2月8日,[76]以及湖广道监察御史蒋式芬1月31日之上奏中出现。[77]十数年之前,邓承修、张佩纶尚有“分拨出洋”之底气,而文廷式等人有的却是临时购船配械之匆忙与慌张。吏科给事中余联沅以为,袭其东京为上策,捍卫朝鲜为中策,侥幸一战为下策。但“就目前而论,上、中两策似均非我力所能及,势必激而至战。”[78]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不言战,[79]遑论“缓攻”之说的表述。

1895年5月11日,光绪帝批准《中日马关条约》,并且指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80]如此认识,与二十年前日军侵台后李鸿章致函沈葆桢所表达的思考,不仅形似,更多神似。这或许正是战时主战的光绪帝在此后维新变法活动中勇任“主帅”的原因所在。并非偶然的是,维新变法“主将”康有为在甲午战争时期也曾有过“攻日”建议。[81]虽有“刻不容缓”的自强激情,但光绪帝、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时期对自强复杂性之认识,极为有限。[82]

“攻日言论”的三种类型,实质皆为应对日本扩张之策的表述。其被动性表现为:在日军侵台时期出现,在琉球事件、壬午兵变时期发生变化,并被重复于甲午战争时期。因而在中日关系相对稳定时期(如1885年至1894年日清战争前),少有同论。“攻日言论”者均以为:明治维新之日本“不得人心”、“贫不可支”、“有暇可蹈”的日本印象长期没有实质性变化。既要应对日本的发难、挑衅,却又缺乏对日认识、了解。“人云亦云”、“随意发想”的日本评说,二十年徘徊不前、停留于盲人摸象的层面。其临时性又凸显为:所有“攻日”对策的提出,均未经过长期思考和认真探索。就情感而言,“语及日本,皆谓可讨”,就认识而言,“攻日言论”者有着类同的对日认识,但他们的对中认识存在差异。因而,由具体行动方案的表述,可以一窥“攻日言论”者各异的心态:“速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骄慢自信,“缓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改治期待,以及“佯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虚势判断。自动引退的应宝时、王先谦,被迫离去的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文廷式,恰似近代中国舞台上的“流星”。相似的命运是否因为相似的张扬个性,如何通过人格、学识及经历的比较,更深层次地解读“攻日言论”者对中国前途关注态度之异同,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课题。

散乱的“攻日言论”,只是以往讨论近代中国人具有怎样对日认识(日本观、日本论、对日观等)研究中的“配角”,甚至“反角”。如果说以积极态度形成的黄遵宪对日认识和判断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话,[83]反映漠视态度的对日刻板印象、对日遥度论析,则在清朝官员中颇具普遍性。态度一旦形成,通常难以改变。李鸿章、沈葆桢的对日态度如此,清流成员论析日本的态度同样如此。本文提及的《申报》不同视点的对日评说,则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对日态度的多样性,揭示其内在联系,更需宽阔的视角、跨学科的手段。

“庚申”战败后的中国,在震惊与反思中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步,李鸿章以中国自身强弱的视角论说邻国日本。琉球事件时期,继洋务派官员之后,翰林院部分“清流”人物,也以同样视角言及中日关系。“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又在震惊与反思中开始了学习日本的维新运动。“许多中国人开始认真看待日本人”,[84]开始“以日为镜”地分析战败之因。[85]虽为康有为等人拒于维新活动之外,但在维新失败之际,李鸿章“顽固不化”地对西太后表明自己的立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86]这也是以中国自强为核心特征的李氏对日态度及其一贯性的再现。

震惊,源自西洋、东洋;反思,则需正视自己。震惊,已成历史;反思,还在进行。外界鼓噪、自身素质,时刻影响着对人、对己认识的形成与变化。如何近察而非遥度日本,进而正确分析和定位中国?在中日关系充满变数,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依然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转引自《史林》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