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甲午战争宣战前日本报刊对中国报道的研究

——以《朝日新闻》报道李鸿章及清军动向为中心

郭海燕

发布时间：2015-3-31

内容提要：报刊媒体是明治日本民众接触和了解国内外政情的主要渠道。甲午战争期间特别是中日宣战以前，《朝日新闻》在报道日本政策和日军活动的同时，还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呈现出内容范围涉及广泛、详细、具体的特点。其报道形式多为短讯新闻，通过列举清军的具体数据、具体事例，向日本民众传递中国军队素质差、实力弱、不受朝鲜政府和当地朝鲜人欢迎的信息。这些有关清国政情和清军动向的新闻报道，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也是其形成具体的中国认识的主要基础。可以说，整理和分析日本报刊对中国报道的内容和特点，是理解日本报刊媒体视角的甲午战争和日本民众形成中国认识的具体过程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朝日新闻》/甲午战争/清国动向/细节事例报道/中国认识

       中日学界从分析日本报刊媒体角度考察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1)报刊媒体在“日本民众”通过战争逐渐转变为“国民”，完成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①(2)报刊在中日宣战前是“义战论”的先锋，战争期间又是宣传军国美谈、鼓舞民众战争士气的先锋。②(3)报刊的宣传内容成为日本民众形成“对华观”的主要信息来源。③这些研究成果为从日本报刊媒体角度了解甲午战争，特别是考察日本民众对这场战争认知的社会层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成果尚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1)先行研究对报刊报道中国方面的内容虽多有涉及，但很少见到比较系统、全面分析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界的研究，其分析对象基本集中在“文野之战”论调和诋毁中国的内容上。(2)中日学界的分析对象多以战前“文野之战”的宣传和日本大胜、中国大败的战争结局为重点，对中日宣战前报道内容整体性的整理和分析尚有待进一步深化。

       事实上，甲午战争初期，几乎所有的日本报纸在主张对外强硬、显示全面好战立场、支持“义战”、煽动日本民众投入“文野之战”的同时，④详细地刊载了很多有关清兵动向、清国军制、清国政情的短讯新闻。与大篇幅具有煽动性的社论相同，这些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具体且每天都可见诸报端的短讯新闻，成为中日宣战前日本民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又一个消息来源。

       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中日两国甲午宣战(1894年8月1日)以前，以《朝日新闻》为主的日本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⑤来考察这一时期日本报刊对中国的报道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至于报道内容之正误真伪，本文不予关注，而是将分析重点放在报道内容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和影响上，从对报纸集中分析的角度填补学界的不足。

       《朝日新闻》是日本明治时期五大报纸之一。甲午战争期间，该报派遣随军记者最早、最多；⑥甲午战争后，该报发行量一跃成为日本第三。⑦显然，它所刊载的有关中国方面的新闻记事和评论是研究关于甲午战前日本报纸对中国报道的特点的重要史料。

       《朝日新闻》对中国的报道

       1.中日出兵朝鲜与随军记者的派遣

       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向朝鲜派遣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⑧当时有关日本政府和军部动向的消息虽然很多，但受日本政府对报纸报道限制的影响，出兵朝鲜等重大新闻没有通过政府检阅就不能见报。⑨

       次日夜间，《朝日新闻》社特别安置在朝鲜仁川的通信员来电：“东学党日益猖獗，官军败，大将亡。全州被东学党夺取，电报不通。政府(指朝鲜政府——笔者注)狼狈，京城人心惶惶。又，发兵六百。”6月4日，东京《朝日新闻》用号外将此消息传出，可谓在各报中速度最快。而这一天正是清政府根据朝鲜政府之请，决定派遣淮军叶志超、聂士成部东渡朝鲜，“助剿”朝鲜东学农民起义之日。

       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率领先遣陆战队出兵朝鲜，参谋本部设立战时大本营。6日，清军聂士成率兵出征朝鲜，第一支队从大沽出发。7日，中国将出兵朝鲜事宜知照日本，日本亦随后通告中国：日本也有出兵权。8日，聂士成先遣一支队在朝鲜白石浦登陆，总兵叶志超率二支队从山海关出发。9日，大鸟公使先遣队在仁川登陆，混成旅团先头支队从宇品港出发。同时，5艘中国军舰与6艘日本军舰在仁川对峙。⑩朝鲜半岛上出现了自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之后，中日两国军队同时驻军的紧张局面。(11)

       鉴于中日在朝鲜的紧张对峙局势，《朝日新闻》决定派遣记者山本忠辅(12)前往朝鲜，此为甲午战争中日本从军记者第一人。(13)接到派遣通知的山本忠辅6月6日从大阪出发，9日在釜山登陆之后直奔仁川。(14)之后，随着中日两国军队出兵朝鲜的推进，(15)《朝日新闻》紧急派出西村天囚前往朝鲜，其弟西村时辅赶往下关。(16)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后，鉴于战争即将进入正式阶段，《朝日新闻》又增派从军记者横泽次郎、横川勇知、小川定明(17)等分别奔赴朝鲜和中国，同时发表社告，夸耀“派遣战争随军记者之最多”(18)。据笔者目力所及，《朝日新闻》对清国出兵和清军动向的报道，最早见于1894年6月8日早刊。(19)此后，几乎每天在第一版面都有报道中国方面的文章。

       2.有关李鸿章和清军的报道

       中日宣战前，《朝日新闻》有大量关于清军动向和清国政情的报道。(20)前已提及，此类报道最早见于1894年6月8日。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至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为止的两个月期间，至少有250条以上，多刊登于“杂报”栏目，采用短讯形式，少则三五行几十字，多则十几行三四百字，另外也有几十行上千字的文章。(21)还会出现在同一天报上有十几条报道的情况。(22)整理其报道内容，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

       (1)中国出兵和兵员移动、兵员虚实。1894年6月8日，《朝日新闻》第一版面的“杂报”栏目中，以《记载禁止》为题刊登了《陆军省令第九号》和《海军省令第三号》的禁止令，告知读者：政府“禁止在报纸上刊载有关军队进退及军械军略事项”的文章。尽管如此，在同一天同一栏目及第三版面中，分别以《清国的出兵》、《支那和各国军舰》、《清国出兵知照我国》、《派遣清兵一万人》、《派遣清兵的请求》为题，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其详细内容如下：

       据6日仁川急电，今天支那兵有一千五百人登陆……我报社接到消息，朝鲜政府4日向清国政府请求出兵……又据天津发来消息说，李鸿章从威海卫和大沽两地发兵三千人进发朝鲜，有可能在牙山登陆，同时仍在继续进行出师准备；另据仁川来电说，清兵有一千五百人即将登陆，或是只有其中的一部人即将登陆；而来自天津某人的消息又说清兵的派遣人数约一万人。(23)

       (6月)4日，朝鲜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派遣援兵的请求，袁氏立即给予同意。同时，袁世凯提醒朝鲜此事需公开向本国(中国——笔者注)政府提出请求，于是韩廷就又以公文形式向清廷请求派遣清国援兵。(24)

       据称，6日接到清国政府知照，以朝鲜发生内乱清国对居留人民有必要进行保护为理由出兵朝鲜。但据仁川发来的电报称，清国政府在发出知照的同时已派军队在朝鲜登陆。(25)

       这是《朝日新闻》最早关于清军动向的一组新闻记事。观其内容，主要是报道清国出兵的目的、人数和登陆地点，其中提到了李鸿章威海卫、大沽发兵，袁世凯周旋朝鲜请中国出兵的情况。尽管当时有多少日本民众知道李鸿章、袁世凯，我们不得而知，但《朝日新闻》通过这样的短讯新闻向读者传递清国军队动向的细节，吸引读者对朝鲜和中国的情势的关注。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名字也逐渐为日本民众所熟知。

       其实早在日本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呈现消极和尚无定见状态的阶段，《朝日新闻》就刊出《社论》，主张“对清强硬”，宣传实现举国一致的“义战”，激励日本政府勇往奋进。(26)当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传来后，《朝日新闻》便开始不断刊载有关清军动向的新闻短讯。经笔者初步整理，至中日宣战为止主要有：6月8日《清兵一万人向牙山进发》，6月15日《十艘军舰一万兵》、《清兵一千人到达马山浦》、《清国再次出兵》，6月16日《清国添兵》、《清兵入京之道》，6月19日《有关清兵的增援》，6月20日《来援的清兵》，6月23日《清国的再次出兵》，6月24日《清国再次出兵的兵数》，6月26日《清兵的举动》，6月29日《清兵又到马山》，6月30日《清兵的举动》，7月3日《牙山兵归营》，7月4日《有关牙山兵的进退情况》，7月5日《清兵和我兵的比较》，7月10日《清兵移动实情》，7月16日《清兵在牙山上陆》，7月18日《牙山清兵减员》，7月20日《清国再度出兵》、《有关牙山兵的进退》，7月24日《清兵愈出发》、《清军的动静》，7月31日《清兵的出发》，8月2日《清兵一万驶向牙山》、《牙山清兵的增减如何》等。仅从这些报道的标题和日期就可以看出，中日宣战前，日本对清军的动向特别是发兵和增减兵员的报道频繁，可以推测出日本读者通过这些追踪报道不断关注势态的发展。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短讯报道中有关中国兵数虚实的内容最多。笔者摘录了其中的两段：

       昨日来自仁川的电报称，支那军舰十艘载兵一万进入仁川港，具体详情待报。但是，十艘军舰载兵一万的消息颇值得怀疑。号称有十万或百万不过是夸大其词，真正兵数应看作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即可，其详细内容待报。(27)

       屯驻朝鲜牙山的清兵三卫兵即有一千五百人，此消息属实。据调查四卫兵(一卫兵为五百人，四卫兵即有两千人。一卫兵有五百人以上的，也有五百人以下的)即总数为两千一百人。出发开往全州一队的五百人正是四卫兵中的一卫兵。(28)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日宣战以前，《朝日新闻》对中国兵员数目的连续报道可谓扣人心弦，中国对朝鲜大兵压境的情形给日本读者造成中国颇有开战之势的印象。而受新闻管制的限制，日本报刊对日本出兵人数、登陆地点的报道则显得谨慎和收敛。

       (2)中国陆军实力。中国出兵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的是陆军，日本报纸连续不断的报道使日本读者对中国陆军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报刊作为社会舆论的先锋和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心理和需求，同时报刊舆论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着社会和民众的关注焦点，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因此，《朝日新闻》在报道清军动向的同时，开始着手扩大和丰富报道范围。日本随军记者和特派员中有精通汉文者或是汉学者，他们在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时得心应手。进入1894年6月中旬以后，日本报纸上开始出现有关中国军制的文章。比如6月23日《朝日新闻》第一版“杂报”栏目中，在比较大的标题《清国的再度出兵》之下，以小标题《支那国三军的兵数》写道：

       支那国全国的陆军分为三军，负责边疆的整备和内地的卫戍。据说，此三军的士兵不是专职服役士兵，他们(除了李鸿章的三万亲兵以外)在有事时才充当士兵，平素各自拥有自己职业。据传现在三军的兵数如下所示：八旗兵称人数为二十五万零七百六十八人，八旗兵中驻营北京者十六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驻营满洲地区者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人，支那各省驻营者四万五千一百一十人，另还有四千八百七十五人。勇军称有人数十四万五千八百零二人，此勇军中步兵人数九万零三十四人，骑兵有四千八百二十一人，炮兵两千二百七十二人，满洲的补助兵两万八千九百五十六人，满洲国境兵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人。练军称人数有七十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人，其中有支那各省绿旗兵四十七万五千零六十八人……有些是徒有虚名，没有接受过必要的军事训练，军队中装备新式武器的部队甚少，大多数部队只在有事(指战争时——笔者注)时才带上武器(支那固有的兵器)。

       这篇详细介绍当时中国陆军人数编制的文章，其依据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从兵员人数详细到个位数的内容推测，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转载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除了详细的兵员人数外，还对陆军士兵的素质及特征进行了描述。在中日宣战前，类似的报道还有《李鸿章手兵总数》(《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6月19日)、《清国的十一卫兵》(《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6月30日)、《清国的洋式兵》(《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7月15日)等。以下为摘录《李鸿章手兵总数》的内容：

       清国训练有素的常备兵陆兵主要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手兵，其陆兵总数称说有七万人，但据调查实际不过三万。据说，其他称为清国常备兵的都是一些临时召集来的普通民众。这些被召集而来的人穿上军服带上武器便成了士兵。但是作为士兵，他们都是没有接受过最基本军事训练的士兵。

       上文在指出李鸿章亲兵人数虚实的同时，对中国“常备兵”的战斗力也进行了描述。其内容虽然与清国出兵朝鲜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向读者提供有关中国军队基本情报的角度来看，意义深远。它使读者在“义战”的大氛围中通过具体数字了解到中国陆军的实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3)中国海军军制和实力。中日一旦开战，必有海上战事。因此，以中国出兵朝鲜为契机，日本报纸开始对中国海军进行报道。观其报道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海军主要是北洋舰队、南洋舰队、福建舰队对朝鲜出兵的军事动向，如6月13日《支那的北洋舰队》，6月14日《清兵和北洋舰队》，6月20日《支那军舰的停泊地》、《支那军舰果真会来吗》，6月21日《清舰五艘》，6月27日《清舰的指挥官》，6月28日《福建舰队北行》，6月30日《支那舰的煤炭缺乏》、《广东舰队的北行》、《仁川港停泊的清舰》，7月8日《清舰的仁川停泊》，7月10日《清舰大举进入南洋湾》，7月22日《清国海军的动静》，7月28日《福建舰队的动静》，7月31日《李鸿章的爱舰》等；二是对中国海军建制的介绍，如6月17日《清国北洋舰队的势力及组织》。在7月25日丰岛海战后，还有7月29日《靖远能战》、《靖远号的行踪》、《捕获清国军舰》、《逃跑的清国军舰》。笔者摘录《清国北洋舰队的势力及组织》的内容如下：

       清国北洋舰队接受英国海军大佐的亲自指导进行训练，鱼雷舰艇也同样接受英国海军少佐的监督，其炮舰战术、军舰运行和机械操作等皆有专职的欧美教师与军舰同行指导。军纪训练虽然皆按英国标准进行，但也不是诸般万事皆成规矩。比如卫兵的敬礼各军舰均不统一，号令有用英文的，部署表和日程表又有用中英文的就是一例。各种操练虽然不迅速活泼，但也没有相互争吵杂乱之势……舰队一般只在自国沿海附近航行……鱼雷舰艇队由六艘舰艇编制而成，英国人亲自监督其训练和演习。鱼雷舰艇队航行于旅顺近海及芝罘、威海卫等地，经常进行实地演习。舰上军官多来自天津等其他水师学堂且懂英文的毕业生。他们先在北洋所属的练习船上从事航海技术、舰炮使用技术、测量技术的工作。北洋所属的练习船共有三艘，担任军官和水手训练的教习是美国人，担任军舰操作和测量训练的是英国人，监督炮舰训练的也是英国人。也有几名清国教师担任辅助。这些练习船以威海卫为据点，航行于芝罘、旅顺、山东直隶沿海，实地演习的时候巡航在南洋及朝鲜近海。舰上水兵分一等、二等、三等，他们在威海卫练勇学堂(水兵练习所)乘上练习风帆船敏捷号进行六个月的训练后进行考试。考试完毕后再乘上练习舰威远号学习大炮舶刀的使用方法，经过再次考试后的一等、二等分配到北洋各舰。总之，这些人都是按照英式学习各种炮舰技术，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登陆的时候，街头酩酊大醉者粗暴行为者虽然很少，但却有吸鸦片赌博者之弊害。征兵时虽然努力清除有恶习者，但是很多为亲属好友推荐者，导致舰中亦有无用之人。北洋专雇欧美教师，而南洋则已经不同。南北舰队的将校各自出身不同。北洋舰队多福建广东人，南洋舰队多浙江人。因此公事交往中他们有各持其论，互不相让之倾向……舰上医官都是从天津或其他地区学完欧洲医学知识后被分配到各舰的，舰上亦有汉医。西洋医负责外科手术，汉医负责内科治疗。文案或支应委员(书记或主计)为舰长专属，主要负责文书和俸禄事宜，据说他们一般都不懂英文，多为舰长亲属或朋友。

       对于明治日本人来说，北洋舰队并不陌生。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使当时的日本很震撼且印象深刻。(29)这篇内容详细、褒贬皆存的文章，把或许当时中国人自己都不十分了解的北洋舰队实情介绍给日本民众，内容大到中国海军建制，小到舰上将官水手的月俸、服装，就连南北洋舰队之间工作上的冲突也包括在内。在报道中国不断增兵朝鲜、中日可能开战的形势氛围中，这样的文章无疑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好奇，使读者了解到中国海军的实力。通常除社论、连载以外，《朝日新闻》上长篇幅的文章并不多，这样一篇大约1600字左右介绍中国海军的文章即使在当时的日本报界中也是比较少见的。(30)

       (4)入朝清国官兵与当地朝鲜人之关系。如果说在中日宣战之前，日本报刊对中国陆军、海军建制的报道比较多的话，那么其对清军将领的报道则从未间断过。1894年6月19日，《朝日新闻》的《屯驻牙山的清兵司令官》报道：“指挥屯驻牙山清兵的司令长官是聂氏，此人曾是追讨马贼立过功绩的长官。其官职相当于我国的陆军少将。”《出师准备中的清兵司令官》报道：“指挥正在进行整顿准备派往朝鲜的三卫军司令长官是叶氏，此人亦是参加过讨伐马贼之人，官衔与聂氏相同。”这种举出实名实姓和经历的报道让读者感觉真实可信，最能达到吸引读者关注的目的。

       此外，随着清兵登陆朝鲜，日本派往朝鲜的记者开始传回有关入朝清兵和当地朝鲜人之关系的消息。日本报纸随之陆续开始刊登这方面的短讯。笔者摘录其中的三条短讯如下：

       入朝清军的粮食和物品明显短缺，于是清兵便命令牙山附近的民家为其上缴牛狗和其他物品，并让附近的清商也为其服务。整个入朝清军一副散漫无纪律的样子，这不仅给朝鲜人带来麻烦，就连当地的清国人也心怀不满。清军虽说是受朝鲜政府之请求入朝的，但尚未参战，朝鲜人就快被他们吃光了，对此除了粗暴二字别无其他可言。(31)

       据6月30日和昨日来自仁川的电报称，屯驻牙山的清兵中有很多人进入附近民家进行威胁，掠夺饮料食物，害得当地良民极为苦恼。(32)

       就清军众兵入朝之事，袁世凯当初誓言其费用不让韩廷负担，而现在却向韩廷征收各种粮草，韩廷为此极为苦恼。外务协办李重夏作为清军迎接使目前还在牙山，为了慰劳清军，已经赠送了数十头牛，数千筐点心。清军众兵的到来使韩廷已深感疲惫。(33)

       《朝日新闻》在报道清兵纪律散漫、扰乱朝鲜民众的同时，也刊载有关日本兵军纪的文章。如1894年7月5日，《清兵和我兵的比较》对日本兵这样描述：“我兵军规严肃、演习熟练、士气凛然，各国都认为我国军队可与欧洲军队媲美，特别是我国军队比清国军队强好几倍……”7月21日，报道：“北清日日新闻朝鲜通信员赞颂在朝鲜的我帝国士兵说，在朝鲜的日本兵共有九千人，他们备足了三个月的粮草，威仪肃然，秩序俨然的样子就连欧洲士兵也不能相比。”

       对比之下，日本报刊向日本读者呈现出中、日两军军纪作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

       (5)对袁世凯和李鸿章的报道。甲申政变后，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11月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扎朝鲜，开始左右朝鲜政局。其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中朝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自1885年驻扎朝鲜至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归国，袁世凯在朝鲜10年，其推行的对朝政策是日本侵吞朝鲜的最大障碍，也是一直以来明治日本评估中国对朝政策的指针之一。(34)甲午战争期间，《朝日新闻》对袁世凯的动向极为关注，连续报道有关他的消息，如6月16日《袁世凯的狼狈》、7月5日《闵泳骏与袁世凯》、7月6日《袁世凯的苦策》。笔者摘录两篇报道如下：

       袁世凯平素是一个傲慢巧智的人。他对朝鲜一面使用收买朝鲜政府之心的计策，一面又使用让朝鲜政府畏服的伎俩。现举一个袁世凯如何收买朝鲜政府之心的例子。去年八月，我川上本部次长赴朝时，以我村田枪一把、子弹三百发作为礼物献给殿下。殿下极为欣赏村田枪精良的构造，对闵泳骏氏表示，希望朝鲜也能备有如此精良的枪械。但闵氏却没有高兴之色，原因不是因为没有购买枪械的费用，而是在乎袁世凯的态度。袁世凯得知此事后告与国王，日本村田枪不过是对德国枪进行了稍微改造而已，我国的枪械与之相比更加优越。之后，立刻给本国(指中国——笔者注)发报，调来炮六门步枪六百支送与朝鲜政府。正如前天短讯中报道的那样，现在朝鲜国中的武器，大部分都是由袁世凯周旋而来的。而袁氏并不催促朝鲜支付枪支费用，所以大部分枪械如同寄赠之品。据称，袁世凯曾多次向朝鲜实施这样的温柔政策，为此朝鲜政府内部有人担忧朝鲜的将来。(35)

       驻扎京城的袁世凯对日本陆军进入京城不禁惊慌失措，立刻发电报给本国的李鸿章，要求进一步增派兵员来朝。(36)

       《袁世凯氏的对韩政策》一文通过举例的方式详细陈述袁世凯“畏服”加“温柔”的对朝政策和由此“担忧”的朝鲜人。这样的细微报道与高声倡导国权论、清国诬蔑论的社论报道相比，既有可读性，又易使读者相信其为事实。《袁世凯的狼狈》则告知读者清国出兵是为对抗日本，可谓是一则引导读者判断情势的短讯。(37)除此之外，有关袁世凯的报道，还有诸如6月28日《袁氏的家族回顾》、7月21日《袁世凯归国》、7月22日《有关袁世凯的归国》、7月27日《袁世凯被排斥》、8月1日《袁世凯归国的理由》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通过报道袁世凯回国，向读者预告中日开战迫在眉睫。如“之前已经再三报道，居留在京城和仁川的支那人相继回国。据可靠消息称，清国公使袁世凯氏的家族同样也决定回国且已经出发上路”(38)。

       (6)介绍《清国军备总览》。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宣战前的1894年7月31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关于《清国军备总览》(39)一书的短讯，其中写道：“有详细了解清国军备的人物写了一本涉及从清国陆海军组织到军事教员及军械制造所的书籍。此书内容详细、毫无遗漏且一目了然。眼下正值日清即将干戈相见之时，若想做到知己知彼，此书必不可少。(发卖所：日本桥二丁目十三番地篙山房)。”同时，又在8月1日刊载了此书的广告：“日清和平破裂，在开战时机已经成熟之际，希望吾人了解清国的军备。此书是由对清国实情研究颇深，特别是对清国军备的实际军械、弹药粮草及兵员征用方法、各地兵员的强弱程度等精通的长谷川和七里两氏编著而成。祈望爱国志士踊跃购买。”如广告中“开战”和“清国的军备”所示，用放大文字和加重符号来引起读者的关注。《清国军备总览》“是一部汇集各方面研究成果加之著者亲身体验”而成的军事专著。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时期是日本大量收取中国军事情报、介绍中国军事实力的时期。正值中日正式宣战，日本民众紧密关注战争之际，刊登可称为有关军事专业著作的书籍的广告，无非是“希望吾人了解清国的军备”。

       (7)其他报道内容。在中日宣战之前，《朝日新闻》对清国报道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上述归纳的内容之外，还有以下方面：

       报道《清国的内情》(7月6日)：“今年是中国皇太后六十一岁的贺筵，若动干戈会招来不祥之事，因此要尽可能回避。加之清国皇帝今年二十五岁，正值厄运之年，因此万般诸事也要谨慎从事。”向读者展示中国其实不希望打仗。

       接连报道《清国商人归国》(7月11日)、《有七十一名支那人回国》(7月27日)、《清国公使馆员回国》(7月28日)、《支那人归国》(7月29日)、《清国公使馆和领事家族归国》(7月31日)，向读者预告中日开战即在眼前。报道《支那人在关帝庙祈祷》(7月25日)和《横滨居留支那人的动静》(7月26日)，向读者呈现面临中日开战危机，在日华侨祈祷国泰家安的情形。

       报道《不卖给清国人煤炭》(7月1日)、《清国煤矿实情》(7月4日)、《支那缺乏煤炭》(7月21日)，宣传：“一旦中国与日本开战最困难的是缺乏煤炭，目前支那的各家报社正在号召各地煤矿给予支援。”

       报道中国《汉阳兵工厂被炸》(7月27日)：“总督张之洞丢魂丧气，深为叹息。”

       报道中国招商局动向，在《招商局汽船驶向朝鲜》(6月24日)中写道：“昨日招商局的四艘汽船接受北洋舰队命令，转载兵器和粮食驶向朝鲜，为护卫此船队，之前已有一艘军舰由威海卫进入上海港。”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读者通过这些具体、详细的“实事”信息逐渐形成中国认识。

       通过整理和分析《朝日新闻》的报道内容，日本报刊在甲午战争期间，特别是中日宣战以前，对中国的报道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

       首先，报道内容中有关清国陆军和北洋海军动向的短讯新闻比较多。在这类短讯中，很少见到出现在社论文章中的煽动性词汇，特别是对清国出兵人数、登陆地点和军事移动的报道，基本使用推测性语气，同时通过提示具体数据、具体事例、具体情节向读者传递了中国军队整体素质差、实力弱、不受当地朝鲜人欢迎的信息。这些短讯新闻使日本读者的中国认识逐步具体化。

       其次，以清国出兵朝鲜为契机，《朝日新闻》开始刊登有关清国陆海军军制的文章。这些文章与短讯相比，不但篇幅长而且内容详细。文体上避免推测表达方式，而是使用叙述说明形式，力求给读者提供知己知彼的“确实”信息。这类报道文章与煽动性社论相比显得冷静，给读者以具有信息性和说服力的印象，使读者在“义战”氛围中，实实在在地了解即将开战的对手中国的军事实力。

       再次，中日宣战前对中国的报道内容广泛、注重细节。从《清兵动向》到《中国军制》、从《清公使及领事家族的归国》到《清国的内情》、从《汉阳造兵工厂烧毁》到《清国煤矿实情》、从《天津条约》到《清韩条约废弃之谈》、从《李鸿章的幕僚会议》到《袁世凯的苦策》等等，通过报道各种与开战有关的中国消息来渲染即将开战的气氛。日本读者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认识到一个与“汉文化”、“汉学”不同的中国。

       总之，煽动宣传和本文归纳的上述报道特点，构成了甲午战争中日宣战前日本对中国报道的内容。涉及范围广泛的细节事例报道也是构成日本读者中国认识的主要部分，日本读者通过具体事例了解清政府时期的中国军队实力，从而在开战前形成一个有具体内容的中国认识。可以说，整理和分析对中国报道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我们理解日本报刊媒体视角的甲午战争和报刊在日本民众形成中国认识的具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键。

       注释：

       ①主要有桧山幸夫《近代日本的形成和甲午战争——战争的社会史》(东京：雄山阁，2001年，第64－90、385页)和大谷正《日清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活动》(《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第2部，东京：研文出版，1994年，第117－278页)。前者从“日清战争与民众”的角度，通过“民众的战争支持活动”、“兵士的日清战争体验”等阐明了日本民众通过战争成为“军国之民”、“国民”，完成近代日本形成的过程，其中参战兵士的随军日记和地方报纸成为该论文阐述甲午战争的主要媒体对象；后者以日本政府在“日清战争期间的对外宣传活动”为中心，阐明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操纵报纸”的真相。

       ②有关舆论与日清开战的研究有桧山幸夫《日清开战和国内舆论》(《中京法学》22，名古屋：中京大学，1988年)、《日清战争开战时期国内舆论和战争指导》(《现代的法和政治》，东京：中央大学法学部研文出版，1988年)，胆红《陆羯南和报纸〈日本〉的亚洲论——到甲午战争为止》(《国际公共政策研究》2005年第9卷第2号)。专门从报纸角度阐述甲午战争的有大谷正《福冈日日新闻和日清战争的报道》(《专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月报》1991年第143号)、《从“新闻操纵”到“对外宣传”》(《媒体研究》1996年第5号)、《日清战争的报道和写真媒体》(《媒体研究》2006年第21号)，石仓和佳《独步与苏峰——〈国民新闻〉中的日清战争报道》(《关西英学史研究》2010年第5号)，松村启一《新闻特派员的日清战争报道：京都〈日出新闻〉特派员堀江松华的报道》(特集·战争和媒体)(《战争责任研究》2012年第77号)。此外，有关其他媒体与甲午战争相关的论著有龟井兹明《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东京：柏书房，1992年)、井上祐子《日清、日俄战争和写真报道》(东京：吉川弘文馆，2012年)、大谷正《日清战争与从军记者》(《日清战争和东亚世界的变化》下，东京：尤马书房，1997年)。有关日本报界的研究主要有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发达史》(大阪：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东京日日新闻社，1922年)，此著可称是研究日本报纸的杰作，其在日本报纸与甲午战争之关系中指出“甲午战争期间报纸的购买者大幅度增加，各家报刊在甲午战争中对报纸的运作分出明暗”。

       ③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从报纸舆论角度，通过概观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从“仰慕”中国到“蔑视”中国的变迁过程，及阐述日本对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解释了日本自明治以来侵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田雪梅《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外交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指出报纸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和蔑视心理，日本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形成的重要标志。

       ④小野秀雄『日本新聞発達史』大阪：每日新聞社、1922、235頁。

       ⑤主要以报道标题关于中国方面内容如《清军的动向》、《李鸿章的亲兵》等的新闻记事为中心，报道日军动向的文章中也会相应出现对清军的报道，但这方面的内容不在本文的整理考察范围内。

       ⑥甲午战争期间，《朝日新闻》先后派遣10名以上战地记者，在各军中还派有两名随军记者，并在朝鲜重要地区特设专门记者。参见朝日新闻编年史编集委员会编《朝日新闻社史明治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95年，第302－308页；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发达史》，大阪：每日新闻社，1922年，第235页。

       ⑦甲午战争后报纸销售量第一位为《万朝报》、第二位《国民新闻》(战前为第一位)、第四位《都新闻》、第五位《日本新闻》、第六位《读卖新闻》、第七位《中央新闻》、第八位《东京日日新闻》。参见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发达史》，大阪：每日新闻社，1922年，第240页。

       ⑧高橋秀直『日清戦争開戦過程の研究』神户：神户商科大学経済研究所、1992、13頁。

       ⑨有关甲午战争时期言论统治的研究主要有堀口修《日清战争中的言论统治》(《大学院研究年报》1982年第4卷第11号)，冈义武《日清战争与当时对外意识》1(《国家学会杂志》1954年第68卷第3、4号)、《日清战争与当时对外意识》2(《国家学会杂志》1954年第68卷第5、6号)，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史》(东京：良书普及会，1962年)，西田长寿《明治时代的新闻与杂志》(东京：致文堂，1963年)，桧山幸夫《日清战争中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指导》(《近代日本的形成过程研究》，东京：雄山阁，1978年)。

       ⑩引自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534－535页。

       (11)高橋秀直『日清戦争開戦過程の研究』神户：神户商科大学経済研究所、1992、14－18頁。

       (12)山本忠辅(1852—1919)，《朝日新闻》朝鲜特派员，入朝鲜后将其所见所闻写成《鸡林风云录》，连载于《朝日新闻》。

       (13)当时，《时事新报》、《国民新报》、《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国民报》、《万朝报》、《读卖新闻》等有条件的日本报社皆向甲午战场派遣战地记者。以上参见乾明夫《明治地方主要报纸》(《地方史研究必备》，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据研究统计，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66家新闻报社，总计派遣记者114人。此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方面还批准从军画师11人、照相师4人，以上引自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25－226页。

       (14)朝日新聞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 明治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303頁。

       (15)1894年6月10日，大鸟率先遣海军陆战队进入朝鲜京城，混成旅团第一支队从宇品港出发。12日，混成旅团先头支队在仁川登陆。13日，混成旅团先头支队进入京城。14日，混成旅团第一支队进入仁川港。23日，混成旅团后续部队进入京城。

       (16)西村天囚(1865—1924)，汉学者，是《朝日新闻》社论和重要新闻的主笔者，也是专栏《天声人语》的命名者。他进入朝鲜之后，将所见所闻写成《入韩日录》，连载于《朝日新闻》。其弟西村时辅在下关活动之后不久也被派往京城，随军中不幸染病身亡，年仅27岁，此为《朝日新闻》社在甲午战争中死亡的第一个随军记者。

       (17)小川定明(1855—1919)，被称为明治时期日本的“三大奇人、才人”，是甲午战争期间最活跃的新闻记者之一。

       (18)朝日新聞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 明治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306－308頁。

       (19)宣战之前的最初阶段，大阪《朝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分别从1894年6月5日、6月13日起接受了为期3天的停刊，其理由不详。“明治25年以来成立的伊藤内阁对言论的弹压严格于历届内阁，加之明治27年的军机和外交秘密之关系，言论弹压更是变本加厉，据大阪《朝日新闻》统计，明治27年全国受到停止发刊的报纸、杂志等就有140多家。”见朝日新聞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明治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302頁。

       (20)关于日本对甲午战中和战后的报道，笔者将在别稿中继续进行整理和分析。

       (21)《清国北洋舰队的势力及组织》(《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6月17日)、《上海通信》(《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6月30日)都是超过于字的报道文章。

       (22)『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30日。

       (23)「清国の出兵」『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8日。

       (24)《清兵派遣の請求》，《朝日新闻》朝刊1894年6月8日。《读卖新闻》1894年6月9日朝刊的第二个版面以《援兵派遣是袁世凯的策略》为题报道：“此次朝鲜请求援兵实属袁世凯之策。袁世凯私下谒见朝鲜国王殿下，献出请清国出兵之计，从而才有了向中国请兵之事。”

       (25)「清国より出兵の知照」『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8日。

       (26)朝日新聞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 明治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303頁。

       (27)「軍艦十隻兵一万説に就て」『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15日。

       (28)「牙山屯在の清兵」『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19日。

       (29)有关中国海军与日本的关系，参见冯青《中国近代海军与日本》，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0)1894年6月14日，《时事新报》也刊载了有关中国海军的报道：“清国海军由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舰队等组成。其所属军舰如下，北洋舰队：扬威、平远、济远、致远、超勇、经远、靖远(以上为巡洋舰)、镇远(旗舰)、定远(以上为铁甲舰)、操江、镇东、镇中、镇西、其他二三艘(均为炮舰)。南洋舰队：南瑞、南琛、保民、另外四艘(以上为巡洋舰)，另有炮舰数艘。广东舰队：康丁、康乙、康申(以上为巡洋舰)，另外有炮舰数艘。此次朝鲜发生事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命令扬威、平远、济远、致远、操江五艘军舰抵达朝鲜。同时亲自监督定远等数艘军舰停泊威海卫坚守不动，并指挥扬威、平远、操江碇泊仁川；济远、致远巡航于牙山、群山沿海。南洋、广东两舰队尚没有与此次朝鲜事变有关联的动静。康丁、康乙、康申三舰因检阅关系之前已在威海卫，而今其所在何处不详。”转引自《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9卷《日清战争期》，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数字图书馆，第84页。

       (31)「清兵の不規律」『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19日。

       (32)「清兵の掠奪」『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7月5日。

       (33)「韓廷清兵の徵発に苦む」『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7月18日。

       (34)有关1885年至1894年袁世凯的对朝政策和外交，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

       (35)「袁世凱氏の対韓国政略」『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13日。

       (36)「袁世凱の狼狽」『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16日。

       (37)《读卖新闻》于1894年6月16日早刊，同样以《袁世凯的狼狈》、《李伯的狼狈》、《李鸿章点检手兵备战》三条消息，报道袁世凯、李鸿章听到日本军队进入朝鲜的惊骇狼狈情形。

       (38)「袁氏の家族引拂ぃ」『朝日新聞』朝刊，1894年6月28日。

       (39)长谷川雄太郎、七里恭三郎编，1894年7月发行，共177页加图表。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