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

                       ——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叶伟敏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 》 2009年第3期

发布日期：2010年4月26日

　  摘要: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攻日论”;实藤惠秀;日本观

甲午战争以前,部分清朝官员为应对日本的挑衅,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多种进攻日本的言论。[1]日本学界很早就对这些言论予以关注,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将这些论称之为“攻日论”。关于“攻日论”这一说法的提出者,存在两种略有不同的意见。铃木俊在1948年撰写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之变迁》一文中认为:实藤惠秀和佐藤三郎是“攻日论”的最早研究者。[2]但山口一郎在1969年出版发行的资料集《近代中国的对日观》的序言中却指出:佐藤三郎是“攻日论”的先驱研究者。[3]那么,是谁最先提出了“攻日论”之说?本文之所以留意这一问题,进而注目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日本观”的相关研究,是出于以下原因:一、中国学界虽已开始注意山口一郎编集的《近代中国的对日观》, [4]但对此书所收集论著的具体内容了解有限。二、日本学界虽已开始注目日本“20世纪的中国研究”及其研究者, [5]但日本的“20世纪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还是一个尚待展开的课题。

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6]当时一些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与团体,将这些运动、活动称之为“排日”。以此为基点,他们开始关注和整理中国人的日本观,并且在日本媒体和官方的支持下,开始影响日本国内学界。

1924年留学中国的山口察常[7]体验到唇齿辅车、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等耳熟之词只是外交辞令,在第三者看来颇有虚假的意味。因而他撰文指出:“由中国文献记载来看,大部分的对日观察只是一时的感性认识,不能由此推知全豹。” [8]分析对象虽是中国古代史籍,山口察常表达的却是对中日两国间现实问题的关心。这可能也是该文被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中列为第一篇同“中国人对日观”相关的文章的原因。此后日本方面———无论是舆论界还是学界,关心和注意中国人日本观的两个视点,正是中国的“排日”问题和中国的文献记载。所谓的“排日”问题也引起了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注意。1929年9月由该局编集的《中国排日教材集》出版。作为这一资料集的增订本,保々隆矣监修的《打倒日本》, 1931年9月由邦文社出版发行,并在九·一八事变后重版达35次。[9]舆论权威德富苏峰撰文作出呼应,《大阪朝日新闻》就此发表专评。[10]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编集和出版了《支那的排外教育》。这一官方报告旨在说明:对中国的侵略错不在日本,其原因是中国以民族主义为渊源的排日教育。[11]

以《近世支那文化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势力影响》一文获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以下按当时的说法简称东京帝大)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山久四郎,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人的日本观。[12]并且在1925年夏天去过一次五卅运动后的中国。[13]短期的出差,并未使他过多地感受到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在1928年发表《近世支那人见到的日本及日本人》、[14]1929年发表《支那史籍中的日本史》之际, [15]中山久四郎并未把自己的研究同当时的中日关系相联系。1931年在介绍《中华民国的日本研究》时,中山久四郎还是认为:中国的日本热,是值得高兴的事。[16]这也许就是保々隆矣所说的“自我陶醉”。而保々隆矣编集《打倒日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民众、当政者、学界对中国的“排日”教育作出反应。[17]

与中山久四郎交往甚密的秋山谦藏,自1928年东京帝大毕业、进入《史学杂志》编辑部后,好争喜论、爱出风头的性格日益显露。[18]1933年尚未把研究同政治形势相联的秋山谦藏[19]在1934年发表的《支那人见到的日本》一文中不仅开始引用《打倒日本》的内容,而且进一步声称:“要让他们(指中国人)再建新的日本观。日本现在要以未有过的巨大身姿耸立在支那人之前。” [20]此后,秋山谦藏在政治舞台上更是“追波逐浪”。白鸟库吉在1934年发表的《从东洋史中看到的日本》中,为满洲国的成立寻找过依据。[21]市村 次郎在1937年1月发表的《从支那文献中看到的日本及日本人》一文中显示的学术“功力”,则根据中国的史籍论证日本人“宁死不污”、“宁杀不受辱”、“身在义所耻、身死义不忘”等性格的内容,以元、明时代记述日本人狡猾、残暴的史料,反证日本人的“智略”与“武勇”。[22]

山口察常、市村 次郎等东京帝大师生以类似的题目———中国史籍或文献中见到的日本,“绕道”古代论证他们心目中的日本,并牵强地与现实问题相联,反映的正是安藤彦太郎在《战争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描述的一个现象:在当时东京帝大的御用学风与学究主义的中国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学、文学或哲学,几乎都是古典研究,现代中国研究几乎不存在。[23]

同一时期, 192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实藤惠秀,在关心和注意中国学潮等敏感政治问题的同时,开始系统整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相关活动与思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一稿自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在《日华学报》上刊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实藤惠秀运用其汉语特长,为侵华日军编写了《支那语便览》。[24]由此,实藤惠秀开始成为“学问作为宣扬国威的手段”热潮中的一员。[25]

二

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正当化”国策的文学作品受到热捧。[26]《支那之夜》成为1940年东宝电影公司票房最高的影片。[27]《日本评论》在1937年9月推出特辑“支那人见到的日本人”,翻译郭沫若、罗牧等人发表于《宇宙风》、《生活周刊》上的相关文章。[28]而中山久四郎自1938年2月起,开始编写旨在“宣扬国威、学术报国”的《话说现在的支那战场》。[29]1939年4月,白鸟库吉在为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一书作序时,再次公开主张侵略中国。[30]尽管认识中国已是一件大事,但当时日本所谓的“中国通”并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对中国的分析。[31]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学界出现研究近现代中国高潮的原因所在。

有高岩是东京文理大学东洋史学科(中山久四郎为主宰)教授, [32]在他于1938年发表的短文《清末支那人的日本观———特别是〈日本国志〉的研究》中, [33]依然是从指出古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不正确,转入批判当时中国要人(蒋介石)对日本国情、日本人特有心情的不了解。从众、更是应景的行文,自然无法掩饰“捉襟见肘”的状态。铃木俊于1930年进入东京帝大大学院, 1933年参与了历史学研究会及其会刊《历史学研究》的创设和创刊。[34]在1939年至1943年任历史学研究会干事长期间,擅长历史地理及隋唐经济研究的铃木俊亲自上阵, [35]发表《支那的日本研究》。其中指出:中国人注意日本的东洋史———中国史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学术的进步,而且也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是为侵略大陆作准备。与此相比,日本最近的东洋史学研究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学者们难道不是忘记了真正的研究目的,自陷于个人的古董趣味之中吗? [36]基于此识,铃木俊在1941年撰写了与市村 次郎观点相似的《中华思想和支那人的日本观》。[37]和田清在市村 次郎、白鸟库吉等人退休后成为东京帝大东洋史的新一代骨干。[38]他于1940年6月13日至20日在东洋文库所作的以“李鸿章与那个时代”为题的系列讲演,其实只是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介绍。其本人也承认内容“过于简单”。[39]作为新的史料,副岛种臣在1873年争执觐见同治帝具体礼仪中的表现,被和田清运用于1941年发表的《从东洋史中看到的日支关系》。[40]但这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其对近代中国的简陋认识。

临时挑战、“知难而进”的动机是相同的,即为侵略中国服务的“学术研究”,不能只是重弹古代中国的老调。1942年,由光风馆出版的《近代支那思想》一书的序言,道出了有高岩、和田清未作明确表述的目的:认识近代中国,必须成为“最为紧要的国策课题”。[41]而《近代支那思想》的编辑者,正是实藤惠秀。

1938年9月,为完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史料的收集,实藤惠秀以日本外务省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同年12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日本史专业的佐藤三郎,作为开设于北京的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新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在实藤惠秀的影响下,佐藤三郎开始着手收集近代中国人东游日本的日记、游记,并且走上了研究《东游日记》、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旅程。[42]1939年正月,北京琉璃厂书市有《东游日记》大广告,按实藤惠秀的说法:那是为“两藤”(实藤、佐藤)准备的。[43]北京的相遇虽然短暂,但“两藤”一生的友谊因《东游日记》而开始。

在中国期间,佐藤三郎通过对《东游日记》及相关著书进行整理和分析,于1940年完成了论文《明治维新以后日清战争以前支那人的日本研究》(以下简称《佐藤氏论文》)。《佐藤氏论文》提到过陈其元在《日本近事记》中表述的伐日态度、王之春受沈葆桢之命对日本的侦察、姚文栋为准备攻日而编写的《日本地理兵要》。但在文末,佐藤三郎进行了这样的概述:“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以对近代日本政治上的否定、文化上的肯定为两个潮流。” [44]既无“攻日”的说法,也没有视否定日本的言论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日本研究的唯一特征。不应忽视的是:佐藤三郎在1942年回国后撰写的《近代支那与日本文化》一文,为和田清等监修、实藤惠秀等编辑(1943年由光风馆出版)的《近代支那文化》一书收录。尽管又重新提及陈其元的攻日态度,但佐藤三郎依然没有视近代中国人否定日本的说法为“攻日”之论。[45]《佐藤氏论文》确实填补了当时日本“中国人日本观研究”的一个空白。而对当时急于为国策寻找近代中国“依据”的部分日本学者来说,《佐藤氏论文》有关近代中国人对日本模仿西洋的不满,对日本改历法、着洋服的攻击,以及陈其元伐日态度等内容,无疑更具“来之能战”的实用价值。发现并且运用这一实用价值的正是实藤惠秀及其提出的“攻日论”之说。

三

自1939年底回到日本后,实藤惠秀在战争时期完成了三本书:《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萤雪书院1940年版)、《近代日支文化论》(大东出版社1941年版)、《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光风馆1943年版)。1960年,实藤惠秀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正式出版发行之际,以《我与中国》为题,作为该书的后记,对自己的中国研究历程进行了回忆、整理和剖析。其中,实藤惠秀以当年自己撰写文章的原文来说明自己“被政治口号的迷惑”,以及自己的“软弱”与“肮脏”。并且以醒目的格式特别指出:从战争时期完成的三本书中,“能看到很多已完全成为普通的日本人———‘侵略的日本人’(原注如此)的说法”。[46]

实藤惠秀生前将自己的藏书、著作,以及自编的《惠秀文存》(短文、随笔和论说被分为甲类10册、乙类4册),保存于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的“实藤文库”(现已移至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在《佐藤氏论文》发表于《历史学研究》的1940年11月前后,有三篇相关的文章出现在《惠秀文存》之中:

1、《支那人的日本旅行记》(1940年6月5日)。[47]在此短文中,实藤惠秀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反映在部分旅行记中的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变化,而无“攻日”的说法。

2、《东游日记研究序说》(1940年12月)。[48]除了说明“东游日记”及“大陆旅行日记研究”的问题与状态外,在“特色东游日记”的部分,已有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而且言及《东游日记》中的排日论调。

3、《支那的攻日时代》(1941年6月)。[49]题目中已经出现“攻日”的说法。由内容来看,实藤惠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看法:自明治至今,中国对日态度可分攻日、亲日、排日、侮日和抗日五个时期。而《佐藤氏论文》中陈其元的对日态度、王之春的访日使命、姚文栋的编书目的等主要内容,都被实藤惠秀正式运用于“攻日时代”的解释。

以《支那的攻日时代》为基础,实藤惠秀在1943年5月出版的《明治日支文化交涉》一书的《亲日以前的物语》一章中,就“攻日论”展开了具体的解说。为实藤惠秀注意的是近代中国人提出的“攻日战术”。[50]这些“攻日战术”可用空想、发想的议论来解释,但在“攻日行动”这一最为关键的部分,却难以找到相应的论据。如此“攻日”之论,自然缺少说服力。因而,实藤惠秀将中国方面制造和购买军舰等行动,解释为“攻日”的实际行动。

在1940年12月发表的《东游日记研究序说》一文附录中有《东游日记目录》(258册)。而该目录中缺少的正是作为“攻日论”之说主要论据的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作为引路之人,实藤惠秀是《佐藤氏论文》最早的读者之一。1983年,实藤惠秀在为佐藤三郎所著《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作序时,依然不忘把《佐藤氏论文》称为是一篇很受启发的文章。[51]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事实上,正是在《佐藤氏论文》发表之后,实藤惠秀不仅开始注意陈其元的攻日言论,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始构筑和运用“攻日论”之说,进而逐步扩大为国策进行论说的范围。

1941年1月发表的《日支关系的过去及将来》表明,实藤惠秀开始注意台湾事件、琉球事件后中国出现的攻日言论。文章视角虽是“从排日到抗日、从抗日到侮日”,而论说目的已经是:在日本政府同汪精卫政府签订条约后(1940年11月30日),“我们为培育这样的亲善精神、实现东亚永远的大理想,一步不能后退、更不能重蹈前车之辙”。[52]留意攻日言论,而未正式提出“攻日论”,但为国策服务的目的已很明显。此为孕育“攻日论”之说时期。同年6月,“攻日论”之说的雏形在《支那的攻日时代》一文中出现。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实藤惠秀又随之作出说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清国的对日认识与现在美国的日认识相比毫不逊色。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贬低日本的实力。因而讨伐日本的攻日论自明治七、八年至日清战争期间横行一时。所以我把明治初年至日清战争的日支关系称为攻日论横行的时代。” [53]把敌国美国的对日认识与清末“攻日”的对日识相提并论,“攻日论”之说的“服务”范围,也就由原来的“对中作战”,扩大到了当时需要的“对美作战”。进而言之,“攻日论”已被作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显然,“攻日论”之说,是实藤惠秀为顺应“研究为军国政治服务”热潮而提出的说法。1943年,在《明治日支文化交涉》一书中所作的“攻日论”解说,只不过是观念、结论先行的“物语”。日本《广辞苑》“物语”解释是:“以作者的见闻或想象为基础的、叙述有关人或事的文学作品。”

                                                                                  四

和许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战时“弄潮儿”的文人、知识人不一样,实藤惠秀在战争结束之初,就以种形式公开、明确地向中国道歉。战争中“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是实藤惠秀在战后各个时期论著中进行自我反省时的必言之语。发自内心的道歉,不是几句敷衍了事的大话、空话。发自内心的道歉,就像实藤惠秀去世后六角恒广在追忆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这是战后先生诸研究的思想的、精神的支柱,也不为过。” [54]

藤惠秀的观点战后曾得到过其他学者的认可。[55]1948年,铃木俊在《中国人日本观之变迁》一文中,具体提出了中国人日本观变迁的六个时期。即:一、古代至宋朝。二、元朝到日本明治维新前的866年。三、1867年至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四、1896年至辛亥革命的1911年。五、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至战争结束的1945年。六、1945年至该文发表的1948年。这一划分的本身也是“20世纪日本的中国人日本观研究”所留下的一个成果。这一划分是否正确,有待中日两国学者、研究者进一步讨论。[56]提出这一划分,既是铃木俊在战争时期关心和注意中国人日本观的延续,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实藤惠秀观点的留意。因为,铃木俊所划分的第三时期、即“攻日论”盛行的时期,就是实藤惠秀所说的“攻日论”横行的时期。

但是,实藤惠秀在1968年发表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把“攻日论”改述为“日本征伐论”,并且重新分析甲午战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日本既是中国文化的继承国,又是中国文化的反叛国,同时还是假想的敌国。三者既有因果关联,且是同时并存。[57]1969年,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文献收集的说明中提到过“实藤文库”。然而,实藤惠秀本人撰写的相关论著,都未成为该资料集的收集对象。这不可能是山口一郎一时的疏忽,就像秋山谦藏的论著都未成为收集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山口一郎尊重实藤惠秀个人的意愿,全部“拒收”其相关论著。因而,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之序中,在进行与铃木俊类似的中国人日本观变迁六时期(只是把第四期的结束、第五期的开始改为五四运动)的划分时,“攻日论”之说依然被保留,而先驱研究者不再提及实藤惠秀<, /SPAN>,即由铃木俊所说的“两藤”改为佐藤三郎一人。

不被山口一郎收录的只是实藤惠秀的文章,作为反映这些文章内在联系的《惠秀文存》,是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出版、发行五年后的1974年,由实藤惠秀自己决定保存于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的。对于特别擅长运用日记、游记及口述资料论析历史变迁的学者来说,实藤惠秀自然清楚这十四册自编资料的留存意味着什么。早在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实藤惠秀在撰写《日中非友好的历史》一书时就已认识到:“不看清、不看透非友好,以及不从根本上认识非友好的原因的话,真正的友好不会到来。” [58]正视“非友好”,才是敢于剖析形成“非友好”原因的开始。与此相比,在1964年发行的《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一书的铃木俊著作目录中,我们还能见到前文提到过的数篇与中国人日本观相关的文章,但在1975年出版的《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的铃木俊著作目录中,这些文章均被删去。因而,也可以这样说:《惠秀文存》不仅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出现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伊东昭雄、小岛晋治等学者在1974年完成的《百年中国人的日本观》中,把陈其元、姚文栋等人的日本论,作为分析“对日警戒论”的史料。[59]日本学界新一代中国人日本观研究代表性学者佐々木扬,曾在20世纪80年代调查相关先行研究时发现:与明治维新后的日中关系或日本人的中国观相关的研究有很多,但与中国人的日本观相关的研究,除了日本史家佐藤三郎教授的研究外,可以信赖的研究几乎不存在。[60]而佐藤三郎本人则在1983年编撰《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时,只是笼统地言及甲午战前中国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放弃太阴历、着洋服、轻蔑汉籍所表示的反感,而不再提及相关的攻日言论或攻日态度。[61]

由学术的角度来看,为清朝官员所表述的攻日言论,依然还是一个尚待整理和研究的课题。从日本学界“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历程来看,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对晚清官员攻日言论予以特别注目的过程,则是无法回避或更改的一页。正视这一页,将使“20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回顾与整理,更具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责任编辑:吴　彤

A BriefAnalysis on the“Theory ofAttacking Japan”

———Researching on“Chinese Outlook on Japan”

in theM iddle of20th Century Japan

YEW ei-m in

(LiteraryResearch Course, ToukaiUniversity, Hiratsuka-city, Kanagawa-prefecture,259-1292, Japan)

Abstract:The anti-Japanese feeling ofChinese intensified after Japan put forward the“Twenty-One De-mands”. Some Japanese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look on Japan. However, the Chineseexperts ofJapan interpreted the actualitybetweenChina and Japan according to theircomprehension ofChineseancient literaturemeremly. After the July7 Incidentof1937, more andmore Japanese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advocating Japanese nationalprestigewith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China. Keisyu Sanetouwas en-lightened by young scholarSato Saburou and put forward the“theory of attacking Japan”. The existing“Kei-syu Literature”inTokyometropolitan center library is the key documents concerning how“theory ofattackingJapan”wasbrought forward.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materials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Keisyu Sanetou dealtwithunfriendly history frankly.

Key words:“theory of attacking Japan”; Keisyu Sanetou; outlook o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