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移民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孟月明
内容提要: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是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后分别占领的地区。为了长久统治并作为全面侵华的后方基地,日本分别对台湾和东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官方主导的农业移民计划。就时间顺序而言,台湾移民在前,是日本移民侵略的经验和蓝本,东北地区移民在后,但规模和数量以及对移民政策的重视程度都明显加强。日本对两地的移民侵略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也是日本侵华步伐一步步加深的手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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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词:日本移民 台湾 东北地区
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以领土扩张和人口增殖为首要目标,而人口的移殖又势必以军事占领为前提条件。战争和移民在日本侵华过程始终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日本之所以重视移民,是因为他们认为移民政策更为隐蔽、巧妙,是“一箭双雕”的“良策”。一方面,移民可解决了日本本土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被移殖的日本人对所在殖民地人民还可以起到监督和同化作用,同时进行农业生产,协助掠夺当地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放下锄头扛起刺刀,移民可以成为最近距离的后备兵源。
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都实施了政府主导下的移民侵略计划,二者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
一、日本对台湾与东北移民的基本情况
1.日本对台湾移民情况
1895年甲午战后,清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台湾被占领后,日本上下一直主张推行移民政策。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移民殖产论”,其基本观点为:“台湾地处热带,天然资源丰富,一定有大批日本内地人移住,因此应该规划成一个‘新日本国’,对台湾的统治应采取干涉方针,以台湾之日本化为目的来实行一切处置。”①福泽谕吉甚至提出台湾最好成为无人岛,可供日本移住过剩人口,任由日本完全处置、开发,而不需考虑台湾原有的风俗、民情及住民的需求,即使全数岛民退出境外也在所不惜。据台伊始,时任外相陆奥宗光也主张放逐台湾岛民。他认为日本占领台湾的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把台湾作为日本帝国往大陆及南洋群岛发展的根据地;第二,开拓台湾的富源,移殖日本工业,并垄断通商利权。”②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西典和民政局长曾根静夫也曾经倾向于驱逐台湾人民。但后来日本政府怕大量放逐台湾人会引起岛内纷乱,并且即便动用大量的兵力、人力和物力,也难以短时间内用日本人完全填充台湾岛。因此,日本政府最后并未采纳完全驱逐台湾人的主张。
不能完全驱逐台湾人民,日本当局便试图通过改变台湾的人口比例,使台湾人民逐渐被日本人同化,以达到永据台湾之目的。台湾总督府首任民政局长水野遵在的《台湾行政一斑》中直言不讳地表述:“移住内地人之计,非独为开发山地资源之必需,而且为使中国人种或原住民均能浸浴日本文化,应尽量移住多数我内地良民,让彼我相互接近,逐渐改变其风俗习惯。”③《台湾民报》曾有这样的报道:“日本既然占领台湾,便应该积极移入日本内地过剩人口从事拓殖。台湾应成为容纳大量日本人的‘日本帝国之一地方或一州’,为日本基地之延长,使日本人成为台湾的主体,台湾也成为新的日本社会。”④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只有日本人口的大量进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对台湾的占领,移民入殖是日本侵华的既定计划和长远之策。
在殖民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日本对台湾的农业移民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可将其划分为五个时期,即:“1895年至1905年的放任时期;1906至1909年的前期私营农业移民时期;1909至1917年的前期官营农业移民时期;1917至1930年的后期私营农业移民时期;1931至1945的后期官营农业移民时期。”⑤
为了鼓励大量日本人口移民台湾,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台移民政策。由台湾总督府主办的大规模官营移民,移民人数较多,依其职业又分为农业、矿业、渔业三种。矿业和渔业移民人数有限,经营时间也很短。因此,官营移民的重心是“农业移民”。在日本官方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也有日本农民自行组团到台湾谋生,自由移民移住的地区多分布于台湾的东、中、南部。
2.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情况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步伐,移民作为一项重要侵略手段被正式提上日程。1913年,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组织了“除队兵”移民;1915年,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金州创建第一个移民试点村——“爱川村”。1928年4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专门的移民组织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这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初始尝试,虽然都未成功,但已初现日本殖民入侵之野心。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但东北民众和抗日武装从未停止过对日本的抗争。基于此,日本关东军把最初的移民计划定为“武装移民”。1932年10月4日,开始第一次“武装移民”,至1936年上半年,共进行了四次“武装移民”,共约1800户。1937年2月第五次移民处于从“武装移民”向大规模农业移民的过渡期,改称集团移民。此后,日本移民方针有了重大转变,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国策移民”阶段。
在强大的军事占领前提下,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大量移民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大肆移民侵略活动。1936年8月25日,“满洲移民政策”被指定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开始正式实施。作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案》的主要内容为:投资预算18亿元,20年向中国东北入殖百万户500万人。“其百万户500万人的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⑥“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后确立和形成。
为掩盖侵略本质,1939年2月起,日本把对中国东北大规模农业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劳动力的大量兵员化和军需产业使用劳动力的急剧增加,使得劳动力的枯竭状况日趋激化,加上对战争的自顾不暇,日本已经丝毫没有能力和精力来确保对中国东北移民计划的实施。因此,日本《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案》并未完全得以实施。事实上,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以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计划已全面崩溃。在整个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也是日本的移民侵略政策、计划实施最为充分的地区。
二、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移民的关联性
今天看来,台湾和东北地区一南一北,气候迥异,经济环境截然不同,文化差异也较大。就是这样两个看起来遥不可及、毫无关联的两个地区,却因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入侵,而经历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历史命运。两地在日本占领期间,“即以容纳宗主国所输出的资本与所移殖之人口和供给原材料提供市场为主要特征”。⑦这种特征,决定“其统治的基本性格,是以强有力的国家支持扶植其产业资本之发展,建立起绝对性资本之独占;实际上乃至是国家权力‘合法’的掠夺方式,从事原始资本积累。而为了使殖民地人民驯从此一秩序,本质带有黩武性格,民族性过分自负而不免表现偏狭”。⑧
(一)向台湾移民的经验被作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蓝本
最初为了迅速平定台湾,日本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法,但前三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台湾,乃木希典甚至还提出了出卖台湾论。后来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采取“糖饴与鞭”的怀柔政策,实施官营移民政策。儿玉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是历任总督中最长的,日本政界评价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开创了一个时代,奠定了台湾殖民统治的基础。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营权。1906年1月,儿玉源太郎被日本内阁任命为“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委员长,7月13日被任命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委员长。他还是伪满日本移民500万的总策划人。
儿玉源太郎又极力举荐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来担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98年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提出“生物学原则的殖民地经营法则”思想。为了能够把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殖民统治政策迅速地融入到台湾当地及民众之中,他急不可耐地开展对台湾的旧制、土地资源、人口构成状况和民俗风情进行大规模细致的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台湾的统治政策和法律制度。1906年11月13日,后藤新平离开台湾到“满铁”就职,期间更以“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对东北提出“文武装备”论,可以视为台湾“生物学统治法则”的延伸。后藤新平向儿玉源太郎提出经营满洲的方针,概括起来有四点: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业。其中以移民为第一要务。后藤新平把对台湾的移民经验全盘移植到东北,并加以放大。
1932年被称为“满洲移民开拓之父”的加藤完治曾特意考察台湾的日本移民村落——吉野村,目的是学习和借鉴日本对台移民经验。之后在加藤完治的推荐下,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赴吉野村视察,以实现效尤之效果。日本学者福田桂二认为“满洲移民以日本移民村作为当地农村的示范的方式,便与台湾官营移民相当类同。”⑨严格意义上讲,台湾的农业移民并不成功,并未达到日本制定移民侵略计划的初始目的,但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台湾移民的成败是不能以数量之多寡来加以衡量的,日本移民台湾是一种领土占有的宣示,是日本真正殖民台湾的象征。台湾移民无论成败,都是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一环,是日本对其他占领地区和国家移民的蓝本。
日本在对台湾移民的过程中,总结和积累了系统的移民经验:殖民地情况研究——土地、林野调查——制定移民政策——颁布移民规则或法律——建立机构——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在国内招募移民——修订办法,并根据各殖民地实际状况和反抗程度强弱,相应调整移民政策、移民目标和移民手段。1906年,日本开始对台湾进行移民;1907年,日本制定桦太(库页岛)地区农业移民土地相关规则,奖励移民;1908年,朝鲜成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专门经营日本对朝鲜移民;1936年,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移住计划》,“满洲移民政策”上升为日本国策。日本以堆叠式的经验积累,进行长远性国家侵略计划,从而一步步实现其“国家政策”。日本对华移民,以台湾为初始尝试,到中国东北移民已经进入到大规模推广和国策化、法制化阶段。
(二)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移民都由官方主导
日本对台湾和伪满农业移民都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设立专门的移民机构进行管理。日本国内实施移民的主管部门是拓务省,但由于同农村经济更生政策相关联,农林省也密切参与,对府、县、市、町、村给予行政指导。1909年,台湾总督府以预算3万元进行官营移民事业,首先由殖产局林务课调查适合移民的地区,及研究移民事项、经营农业经济等问题。1910年编列预算79 755元进行移民事业。同年5月颁布敕令230号发布掌管移民事务之临时人员,特别设立移民委员会,专门制定移民章程,并由总督府殖产局设置移民课作为执行机构,还设立移民指导所等机构。⑩日本对台湾的移民,不管招揽者为政府或私营企业,都受到官方移民奖励政策的支持,只是经营主体的差别。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台湾开始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为了加速对台湾人民的同化,给台湾农民树立典范,同时配合日本的“南进计划”,大量积累热带作物的栽种技术经验,台湾总督府开始再次大规模办理官营农业移民。
1935年11月,日本成立了“满洲移住协会”,负责移民政策的宣传、启蒙,移民的斡旋和训练。同年12月,以获得移民用地、为移民提供协助和金融服务为目的,日本以1500万元资金成立了“满洲拓殖会社”。1937年8月,根据日“满”两国的协定,日本政府出资5000万日元,在吸收合并原拓殖会社的基础上,又成立“满洲拓殖公社”。1939年2月伪满洲国的移民行政机构又扩大,设立了“拓务总局”。同年12月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要纲》将移民政策规定为“日满两国一体的重要国策”,以“确立并培养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道义新大陆政策的据点为目的,特别以日本国内开拓民为核心,谋求协调‘开拓’民与原住民的关系,以期强化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实现民族协和”。(11)
(三)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移民都给两地造成极大危害
大规模农业移民的最直接危害是霸占和掠夺土地。掠夺手段从“商租”、低价勒买、强行没收到毁契、霸占、抵偿债务、驱赶、屠杀原地居民和大面积圈占,无所不有,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强制夺占,否则以“通匪罪”处死。对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和圈占土地过程中,更是动用飞机、大炮、机枪,整村地驱赶和屠杀原地居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共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860多个,约31.8万人。“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后,强占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至日本战败投降为止,日本为安置日本移民掠夺中国东北耕地达3.9亿亩,先后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因此冻饿而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在台湾全岛总计370.7万甲(12)的土地中,被台湾总督府强行霸占的土地多达246.2万甲,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强行低价收买的土地多达18.1万甲,两项共计264.3万甲,占台湾土地总面积的68.5%。(13)在台湾实际可直接耕种的88.6万甲耕地中,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占有20.4%。另外,在台湾全岛365万甲森林地中,被台湾总督府强行霸占为官有森林地的竟高达97%。(14)
大量日本移民的入殖和移民村的建立,不仅完全破坏了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而且给中国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灾难。日本农业移民团强行掠夺土地后,他们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是转租给流离失所的中国农民,对他们进行二次剥削。被迫为日本人做工的中国人,被任意摧残和遭受欺侮之事常有发生,日本移民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十分霸道。日本移民侵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中国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使中国民族日本化,生活方式日本化,土地占有日本化,行政体制日本化,最后中国版图日本化。日本移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了一代台湾人,造成部分民众中存在着一种皇民心理,这对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形成了障碍。(15)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服务日本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日本把台湾作为农业资源的生产基地,所以对台移民多以农业移民为主,主要从事水稻经营和蔗糖经营。台湾经济严重畸形发展,甚至出现了所谓“谷糖相克”的现象。而为了对东北农业、农村进行全面掠夺,将东北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日本国民经济轨道,确定了“日满经济体制”,实行日“满”经济一元化和日本工业化、“满洲”原料化的经济分工。日本殖民主义认为只有推行农业移民,才能直接掠夺到自己“所缺乏的物资”和“所需要的资源”。日本农业移民在到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试图改变其个人命运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得力助手,是日本侵华的帮凶和牺牲品。
三、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移民的差异性
(一)一是“南进踏板”,另一是“北进基地”
一战以后,日本趁机占领了德国在南洋殖民地,日本打算继续扩大南洋领地,“入主”南洋,台湾便成为日本的“南进踏板”,因此,日本海军大力主张“南进政策”。日本陆军则一直以俄国为假想敌,为防范俄国,主张“北进政策”。侵占中国东北,日本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俄国报复,再次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可以伺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满洲便成为了日本的“北进基地”。1936年,在军国主义野心不断膨胀的背景下,日本内阁首相广田弘毅决定北进兼南进政策。在日本的对华侵略中,台湾和东北的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要。台湾日本移民兼具国防、同化和经济开发的目的,农业移民的大规模入殖,加快了日本对台湾资源的掠夺,并成为日本产业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重要踏板。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则是军事色彩更为浓郁。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日本关东军的主导下,日本将移民东北上升为国策,以防范北方的苏联,并把东北视为日本侵华的总根据地。日本对中国东北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政治、国防和经济目的十分明显。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日本关东军实际上早已把农业移民规入到日本总体的军事部署当中。从当时的地图上看,大约半数的日本“开拓团”部署在从伪间岛省经伪牡丹江省、伪东安省、伪三江省、伪黑河省、伪兴安北省至兴安南省的“开拓第一线地带”,随时都兼有军事防范苏联的功能。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小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作“开拓第二线地带”,在这里的日本移民超过总数的40%,日本军国主义以此用来阻断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和当地老百姓的联系,从而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开拓第三线地带”是交通要道和大城市,安置在这一地带的移民只占日本移民总数的10%。可以想象,这样的布局会使得80%的日本“开拓团”集中在中苏边境线上。
太平洋战争时期,伴随着日本关东军主力部队的南移,台湾和东北地区日本农业移民应征入伍的人数迅速增加,所有具有战斗能力的男性移民全部应征入伍。此时,日本农业移民已不仅仅是支撑日本关东军军事活动的协助者,而是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主要兵力来源。
(二)移民来源和数量之差异
由于日本较早侵占台湾,实施农业移民的时间也相对较早。但日本对台湾的农业移民官方主导政策是时断时续的,是官营移民和私营移民交错进行的。比较而言,台湾的农业移民多来源日本偏南部地区,尤其适合日本的制糖公司,侧重积累热带经济发展的经验。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移民的官方主导性则更强一些,为适应中国北方地区生活环境,日本移民也多选择日本北方地区农民。两地的农业移民都曾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时疫时常流行、原住民袭扰、粮食不足和交通不便利等因素出现过失败和归国现象。台湾农业移民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当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54人,和日本人口密集的九州、四国地区不相上下,除了东部蕃地以外,能容纳移民之处并不多。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对日本农业移民的接纳能力则更强一些。因此,伪满后期的日本农业移民多以集合移民、集团移民和“分村分乡”移民为主要模式,以提高移民的规模和效率。据统计,到台湾光复时,在台日侨总数为308 232人。(16)琉侨(琉球群岛的居民,属于日本)总数为13 917人,全台湾地区日琉侨总数为322 149人。截至1944年9月,中国东北日侨日俘人数达到166万人,单纯的农业移民就达到31.8万人。
(三)移民最终命运也有差别
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的移民侵略计划也随之土崩瓦解。昔日在台湾和伪满洲国趾高气扬的日本移民成了难民和逃亡者。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10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关东军首脑部传达“可以放弃满洲全土”的命令。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在危机时刻竟然对“开拓团”**息,采取了令日本移民齿寒的弃民政策,即优先将日本军人、军队的文职人员、家属撤退输送回日本,而将在偏远内地的一般移民抛弃。
据统计,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死亡总数为78 500余人,其中有11 520人自裁;被苏联扣押在西伯利亚的有34 000人;下落不明的36 000人;遣返回国的110 000人,占开拓民总数27万人的40%。(17)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德报怨,以博大的胸襟善待了残留在中国的日本移民。1946年5月7日至1946年12月25日,中国辽宁西部的葫芦岛港遣返日本侨民和战俘158批总数超过100万人。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移居在台湾的三十几万日本移民的去留成为一个突出问题。1945年10月1日,原日本总督府应受降需要,举行“日侨归国志愿之调查”,志愿留台者14万余人,而志愿返还日本者18万余人(18)。12月27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日侨管理委员会,除部分技术人员外,日侨一律遣返回国。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留用的日本技术移民也全部遣返回国。
日本对台湾和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政策看似有很大地域差异,实则异曲同工,都是日本对华殖民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移民台湾到移民东北,是日本两次对华战争的产物,是日本对华侵略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深入剖析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一个独特视角,应当作为专门史加深化以研究。
①张素玢:《台湾的日本农业移民(1909-1945)——以官营移民为中心》,台北:台湾“国史馆”印行,2001年,第32页。
②钟椒敏:《日据初期台湾殖民体制的建立与总督府人事异动初探(一八九五—一九○六)(上)》,台北:《史联杂志》(第十四期),第84页。
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总督府档案中译本(第三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4年,第688页。
④小林胜民:《台湾经营论》,第3~5页,吴密察:《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⑤(13)(15)吴本荣:《试析日本据台时期对台农业移民及其危害》,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日本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第47页。
⑦⑧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8、38页。
⑨福田桂二:《花莲——台湾开拓移民的70年》,日本东京:《世论时报》(昭和五十四年一号),第63页。
⑩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移民课:《台湾总督府官营移民事业报告书》,1910年,第18页,东乡实:《台湾农业殖民论》,日本东京:富山房,1914年,第517页。
(11)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编:《满洲开拓史》,日本东京:全国拓友协议会,1980年,第897页。
(12)甲是中国台湾农民计算田地面积之单位,换算成公制1甲为9699平方公尺,即0.9699公顷,比1町略少。
(14)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2~203页。
(16)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
(17)关亚新、张志坤:《日本遗孤调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18)《光复接收时之日侨情况》,魏永竹编:《抗战与台湾光复史料辑要》,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5年,第484页。
(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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