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掩盖与粉饰

经盛鸿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10日

[摘要]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日方当局严密控制下的日本新闻传媒,大量刊登前方随军记者发回的刻意捏造的文字与图片报道,尽力掩盖与粉饰日军攻占南京后实施大屠杀的严酷现实,凭空虚构出一幅社会秩序已迅速恢复、中国居民安居乐业、感激日军的“祥和”景象。日本新闻传媒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完全歪曲和颠倒事实的报道手法与宣传内容,遭到了西方记者的反驳与中国难民的揭露。

[关键词]日本新闻传媒;南京大屠杀;战争宣传;历史真相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六周,将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活地狱”。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同时,进行了严密的新**,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对南京进行采访与报道。而日本随军记者中的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到日本当局的思想灌输,早就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是日本当局侵华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道甚至捏造日军的武功与捷报,自觉地充当了战争恶魔的吹鼓手;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大屠杀时,他们则自觉地充当了恶魔的辩护士与粉饰工,精心制造与发布各种虚假消息,连篇累牍地写下与拍发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军“恩德”、掩盖与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刊登在日本各新闻传媒上。这是日本新闻传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完全歪曲和颠倒事实的报道手法与宣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课题至今尚未进行专门的研究与揭示,本文拟做一梳理与探讨。

一　日本报刊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图片报道

日本报刊以大量的新闻图片报道日军占领后南京的“恢复秩序”与“祥和”景象。

图片新闻有着直接诉之于读者视觉因而比文字新闻更具体、更形象、更感觉真实、更有视觉冲击力的特点与优点,能更快地为更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因此,日本各新闻传媒都格外重视图片新闻,向南京战场派来了为数众多的摄影记者。为了及时将摄影记者在南京拍摄的照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以及重要稿件送回日本国内,日本各新闻传媒还特地配备了许多“联络员”,将在南京接到的记者们拍摄的新闻照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通宵开着摩托车把那些东西送到上海”;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总社派飞机到上海,“飞行员驾驶着洛克希德运输机,将胶卷送到福冈。从南京到福冈要花15小时40分钟。这些照片将从福冈电传至大阪、名古屋和东京。分第一号和第二号两期,发表在《南京占领写真画报》的正反两面的照片号外上”。[1]

连续多日以大量的照片来报道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祥和”景象的,当首推日本第一大报《东京朝日新闻》。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该报“特地采用大量照片,逐日详细报道了占领以后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东京朝日新闻》极为‘忠实’地报道了《欢迎皇军全城沸腾,南京恢复和平》的情景,并多次刊登占半个版面的‘照片专辑’……总之,这类专题照片占版面很大,共刊登七次之多”。[2]

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以《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为题,刊登了该社特派记者角野拍摄的大幅照片。照片内容是,日军官兵引导中国姑娘和抱着小孩的太太,陆续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恢复“正常”生活,表现了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心情。这是《东京朝日新闻》第一次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专题照片。

1937年12月17日,《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两幅照片,照片的说明分别是《日军保护下的难民群》、《忙于农活的郊区农民》。这是《东京朝日新闻》第二次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专题照片。

1937年12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两幅照片,照片的说明分别是《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领取食物的俘虏》。这是《东京朝日新闻》第三次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专题照片。

精心制造的镜头下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当时的南京,在日军的屠刀下已是血海尸山。在南京城陷后滞留三日的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Steele)报道说:“‘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3]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则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中山门屠杀中国战俘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4]

1937年12月20日,《东京朝日新闻》的晨报,又以半页的篇幅,第四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总题为《回复和平的南京,热烈欢迎皇军》,内容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17日在南京拍摄的四幅照片:第一幅照片题为《士兵买东西》,反映南京市民围观在货摊购物的日军士兵的情景;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进城后,在城外安心耕种的农民》,反映三名中国男女农民在南京城外的田头播种、施肥的情景;第三幅照片题为《得到皇军保护的一群难民》,反映二三百名中国居民从四乡返回南京城内“安居”的情景;第四幅照片题为《和蔼可亲的理发师》,反映一位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中国理发师,正在南京街头为日军士兵理发的情景。

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第五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五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它不同于以前刊登的野外治疗照片。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官兵之情———满足食欲的投降兵》,内容是在一排排中国俘虏中间,有两个日本兵拖着竹篓,向俘虏们分发大米饭。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第四幅照片,题为《正在和田山部队长谈话的敌教导总队参谋沈博士少校》,内容是一位日军军官正在同一位被俘的中国军官“亲切”地谈话。第五幅照片,题为《南京城内的亲善景况》,内容是在一个货摊周围,许多中国居民正在和几个日本兵做游戏,中国居民的胳膊上都带有非常显眼的日本太阳旗袖章,一幅似与战前没有什么区别的热闹的南京街头景象。

1937年12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用了半个版面,第六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照片共四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林于12月23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摄于南京中山路,画面是一群中国孩子嘻笑着,围着两个日本兵在玩玩具坦克。第二幅照片摄于南京住宅区街道,画面是一群中国孩子在一辆炸坏的马车上嘻笑。第三幅照片摄于南京难民区,画面是日军卫生班的医生正在为中国难民儿童看病。第四幅照片摄于南京宁海路,画面是南京宁海路上一块洒满阳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美国约翰·马吉(J.Magee)牧师的带领下,在风琴的伴奏下,正在唱基督教的赞美歌。林还在四张照片的最后附加了一篇简短的文字报道,题为《士兵与孩子玩耍———南京街头的日中友好之情》,写道:“看到中国孩子在天真地玩耍,士兵们想起了在家乡等待着自己的孩子。‘记者,今晚给带封信吧。’他们恳求给家乡带封信。”

1937年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第七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这次专题照片的内容是在日军统治下的南京迎接1938年新年的情景,总题为:《共祝新年———南京与日俱增的日中亲善》。照片共有四幅,仍然都是该社特派记者林的摄影作品,仍然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第一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中国修鞋匠“主动热情”地为日军修鞋。照片的说明是:“当兵的,过年啦,给你修修鞋吧”;第二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领配给牛奶的中国母亲,“满脸堆笑”。照片的说明是:“喂,奶不够,给你牛奶———胡子队长的温情”;第三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关心”中国伤兵治疗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孩子,不治好沙眼,新年就不来啦———军队卫生班积极活动”;第四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换上新纱布,好好过个年———军医部的活动。”在专题照片的下面,还附了几行文字报道,其主要内容如下:“难民区的早市开始,一片繁荣昌盛景象……孩子们一手举着太阳旗,一手使劲攥着糖葫芦,高兴地在雪地上玩耍。元旦来临,新的南京即将诞生。”[5]

在《东京朝日新闻》连续多日集中以照片形式报道南京的“祥和”景象时,日本其他各报也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大量照片,既有像《东京朝日新闻》那样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集中图片报道,更多的则是与文字报道配合,或作为文字报道的配图。至于专门刊登新闻照片的日本各家画报社,如《世界画报》、《朝日画报》、《支那事变画报》等,则连续出版了多期的“日支大事变专刊”、“支那战线写真”等专刊,报道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战事,其中对日军占领南京则是报道重点中的重点。例如,《朝日画报》1938年1月19日发行的“支那战线写真”第30期以《南京陷落一周后》为题,刊登多张照片,报道日军占领南京一周后,街头一片“繁荣昌盛”,日军官兵“帮助”南京市民治病、与南京市民“亲密无间”。东京国际情报社在1938年4月1日发行的《世界画报》刊登题为《南京春景》的彩色照片,内容是一个日军士兵双手牵着两个中国小孩,行走在南京一条“春色烂漫”的道路上。

这种照片,显然是在特定的诱骗背景下拍摄的,且当事人多为幼儿、妇女、俘虏和摊贩。

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6]

草森绅一说得对。战时日本当局对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日本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每天将随军记者以航空寄回的每张照片加洗四张,送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情报局审批,其中三张分别由上述三个单位留底保存,还有一张退还各新闻单位总社,并在此张照片上盖有不同的印记表示审查处理意见:若盖有“检阅济”印记的照片,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若盖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就严禁在报刊上发表,甚至严禁泄露。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都必然是符合日本的侵华政策的,因而也必然是掩盖与粉饰南京大屠杀现状刻意“制造”的“宣传照片”,与南京的严酷现实截然相反。

二　日本报刊捏造南京“恢复秩序”的文字报道

除了图片新闻,日本国内各新闻传媒关于日军占领下南京“恢复秩序”与“祥和”景象的文字报道,则更是连篇累牍。

1937年12月14日出版发行的《东京朝日新闻》12月15日晚报,刊登同盟社14日发自南京的电讯报道:《南京市内秩序早已井然有序》,称:“宪兵监视着所有的地方,市内治安业已秩序井然。”[7]

1937年12月15日,东京《读卖新闻》刊登记者岩村12月14日从南京发出的电讯,报道该记者“经批准乘坐军用飞机,访问沦陷后的南京天空”。他在空中对南京巡视后竟称,经受日军数月的战火破坏与入城后大屠杀摧残的南京城,“看不出有很大的破坏痕迹”。同日出版发行的《东京朝日新闻》晚报刊登该社桥本、山本两位记者12月15日发自南京的电讯消息,题为《死亡之都巡礼———四个月后飘扬的社旗》,报道他们在南京所见到的情况,也称正遭受日军浩劫的南京“完好无损”,写道:“可以看出,我军在进攻南京之际,出于武士道精神,提出的方针就是要尽量保护城内各种主要建筑物,看来是完全成功了。”[8]

1937年12月17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该报记者12月15日发自南京的简讯:《正常状态已恢复!中国商人准备开张新的商店》,声称:“城里的和平与秩序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维护。”[9]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H.D.Rabe)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引述了《东京日日新闻》的这则简讯后,以事实给予了有力的驳斥:“这里要说明的是,正常状态在今天(1月8日)还没有恢复。难民还住在我们的安全区并且不敢出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有遭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奸污的危险。”[10]

1937年12月20日,日本广播电台播报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

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11]在南京城外江南水泥厂主持难民营的丹麦侨民辛德贝格(Sindberg)听到日本电台的上述播报后,信以为真,于这一天冒着雨雪,开车带着几个受伤的中国难民进城医治。但当他了解了南京城内的真实情况后,非常惊讶,不得不于半路上让人将伤员送回去。[12]还是在这一天,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听到日本同盟通讯社报道“南京居民已回到家中,商业正常进行,人们欢迎日本人的到来,还有诸如此类的话”,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些新闻传出南京,而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必定会造成极大震撼。”[13]

1937年12月27日,上海日军特务机关创办的中文《新申报》刊登了一则“日军在南京设立三家临时医院救护中国伤病军人”的消息,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这些被日方救治的中国军人为表达感激之情,竟愿意为日本而战:“目前日本医生在为这些中国士兵治疗,他们因此而很感激日本军队。一个中国士兵腿部中弹受伤,为他治疗的医生寿谷大夫问及他身体情况和是否有兴趣继续当兵时,他回答说,不,但是如果我必须继续当兵的话,我愿意为日本而战。”[14]这是弥天大谎!日军进入南京的大屠杀就首先是从对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开始的,并一直是以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为屠杀重点的。而设在外交部与军政部的红十字医院,本来是由西方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南京沦陷前创办与主持的,他们向这些医院中的中国伤病军人提供医疗护理与食品。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官兵就侵入并控制了这些医院,赶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随意地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女护士。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看到《新申报》的这则虚假报道后,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日方当局)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马吉还以日军对中国伤病士兵的凶残事实揭穿了日军的伪善与凶暴:“后来我得知,一名中国士兵被刺死,原因是他的碗被打翻而发脾气。”[15]只因为一名中国伤兵的碗被打翻,就刺死了他。这难道就是“日军在南京救护中国伤病军人”么?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再次刊登了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称:“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16]拉贝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17]

1938年1月13日,是日军攻占南京的一整月,日本新闻传媒大做文章。《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14日晨报在第三版刊登该报记者井上1月13日发自南京的电讯消息,题为《南京陷落一个月》,写道:“难民区的难民也很安心,并感激皇军的恩情,一大早就修理遭到破坏的房屋,搬运粮食、燃料和家具等。陷落后一个月,南京便完全恢复了和平景象。”[18]

到1938年2月13日,已是日军占领南京两个月了,日军大屠杀的屠刀刚刚收起,南京的社会秩序还未完全恢复正常。然而2月14日《东京朝日新闻》刊登守山特派记者于2月12日从南京发出的电讯报道《卸下锅灰伪装,南京美人亮相———和平之一景》,却将日军两个月的屠场描绘成一片温馨的景象:“系着日本发结的漂亮小姐迈着碎步,行走在被炸弹和战火破坏的破烂不堪的、但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的柏油大马路上……今天12号,正好是日本军进入南京城的第二个月。南京街头巷尾那些大字书写的‘浴血抗战’等字样,现在都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感谢日本军,解除同胞痛苦’、‘大日本做东亚盟主使有色人种前途光明’等新招贴画。”[19]

在1938年2月以后,日本的新闻传媒继续大量刊登南京的“新生”、南京民众获得的“祥和、幸福”生活的报道。这些报道、简讯显然都是继续在说谎,因为当时的南京刚刚经历了日军40多天的的烧杀淫掠,许多惨死者的尸体还未收殓,许多幸存者的心灵还在流血。

三　西方侨民揭露日本记者凭空捏造

在南京沦陷后继续留驻南京的许多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Vautrin)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摄、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20]显然,日本记者的“要求”是以刺刀为后盾的。

1938年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MaCallum)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并用事实强烈、辛辣地揭露与批判了日本记者制造假新闻的卑劣无耻:“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21]

1938年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smythe)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一方面疯狂烧杀淫掠、一方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22]

就是日本随军记者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还有少数人很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他们更不满日本报刊的虚假报道与无耻捏造。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便望而却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新闻纸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就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所有的日本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及其写作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

《东京日日新闻》随军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后来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23]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后来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24]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Timperley)在1938年年初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25]

但是,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却符合与迎合了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为它可以证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可以掩盖、抵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深重罪孽,以便进一步欺骗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报道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惊天血案一无所知,一直蒙在鼓里。但日本当局再严密的政策与措施,再虚假的报道,也不可能完全遮蔽天空。彻底揭露与批判战时日本新闻传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虚假、卑劣的报道手法与宣传内容,将有助于把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并可有力回击当今日本右派以此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图谋。

                                  (转引自《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