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韩人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对外观有个萌生、转变与成型的过程，经历了从蔑清拥日防俄亲美到附美联华抗日反苏的蜕变。相应的，李承晚的对华观也由蔑清反清转向了联华疑华。李承晚的对华外交主要体现在跟中国护法军政府开展的缔交外交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护法军政府实现了外交承认。

关 键 词：李承晚 对华认知 缔交外交

一 引言

       自1905年11月日本剥夺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至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朝鲜半岛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中断达14年之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突破了日本的外交封锁与政治高压，重开了朝鲜半岛韩人政府的对外关系。李承晚是李氏朝鲜开埠以后早期开化派的代表，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任大统领，是朝鲜半岛近现代史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在朝鲜半岛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不容忽视，他的对华认知与对华外交活动对独立运动时期及以后的中韩关系都有着重要影响。

       李承晚的对外观有个认知、转变、深化与成型的过程。开化期(1876～1905年)是李承晚对外观和外交思想的萌生期，具有朴素性和懵懂性，基本上持蔑清拥日防俄亲美的对外观。日据时期(1905～1945年)是李承晚对外观与外交理念的成型与沉淀期。随着日本吞并朝鲜野心的日益暴露，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与外交实践的检验、洗练与再修正，李承晚的对外观发生了一些蜕变，蔑华反华转变为联华抗日，但其中不乏流露出对中国的疑虑与猜忌，怀疑中国有趁机恢复宗藩关系的图谋。这一时期他的对外观基本上转为附美联华抗日反苏，反日是核心，亲美是轴心，反俄(苏)是主线，联华是支流。①

二 李承晚的对华认知 

       开化期，李承晚寻求的独立是摆脱清朝的宗藩朝贡体制，成为西方式民族独立国家，特色是反清独立，手段为变法、开化、自强以积蓄实力，拥日、用日、离华以“以夷制夷”。

        19世纪末，朝鲜王朝与清朝由于腐败、无能和落后，不仅被西方列强所侵蚀，而且在日本侵犯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处处被动挨打，日薄西山的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李氏朝鲜的吸引力和控制力。而打开国门的朝鲜，在西学的渐渐侵入下，新鲜的西方政治思想体系吸引了一部分试图变革图强的开化人士，他们开始东渡日本，借鉴与学习明治维新经验，逐渐形成朝鲜王朝内部的开化派。开化派将李氏朝鲜的落后归咎于朝鲜的“事大主义”和清朝的“中华主义”，归咎于朝鲜与清朝僵化不变的旧政治体制与儒家思想，他们试图凭借日本的力量反抗清政府的控制与羁縻，摆脱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走向所谓的独立。作为开化派分子的李承晚，虽为清政府藩属国的臣民，骨子里却对清政府满怀蔑视，其蔑清反清拥日的思想在《清日战记》和《独立精神》中皆有体现。

        《清日战记》鲜明地体现出李承晚离华独立的诉求。在《清日战记》里，李承晚主要分析了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原因、镇压东学党起义中朝鲜对清请兵外交、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要求改革朝鲜内政的施压、战争之后三国干涉还辽和高宗“俄馆播迁”以及英俄之间在东亚的角逐等。李承晚对甲午战争的评述与看法有个转变的过程。在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署之前，李承晚与当时诸多开化派的态度与看法相同，否认中朝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改变了清日朝三者之间的旧关系，使三国之间建立了新的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甚至认为甲午战争给予了朝鲜独立。②对清朝，李承晚持批判与排斥的态度与立场，批判清朝的中华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批评清朝无知自大、腐败无能和将朝鲜半岛属国化的宗藩体制，认为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傲且对朝鲜傲慢无礼，朝鲜以下属小国自卑且对清朝事大无知。李承晚称：“袁世凯态度傲慢无礼，我们国家的事不管大小都干涉，他将自己的地位置于朝鲜王之上，在君王面前行为无礼。”③李承晚还形象地以外国公使与朝鲜官员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外国公使称：“贵国是堂堂的自主独立国，怎么会比清国差呢？”“贵国也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是独立国，不要忘记同样的权力。”朝鲜官员生硬地称，“我们怎么能没有信义地对上朝清国做无礼之事呢？”④可以看出，李承晚借外国公使之口批判了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批判朝鲜王朝已经失去独立意识和习惯于事大的惯性思维与心态，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心愿与诉求，否定与批判了中国的宗主权，肯定和推崇西方式国家外交关系。但历史事实证明，外国公使怂恿和鼓吹朝鲜为独立国的真实用心并非真正为了朝鲜的独立自主，而是想在驱逐清朝在朝鲜的独特权利之后，在这块蛋糕上分一杯羹。当然，李承晚当时没有注意到外国公使的真实用心，只是接受了外国公使所言及的独立意识，并想将这一独立精神散播给朝鲜民众。

        随着朝鲜国内局势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署之后，李承晚逐渐看清日本的虚假面具，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作用及其对东亚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论述，称：“朝鲜历史上最大的战乱是‘壬辰倭乱’。韩人最痛恨的战争也是壬辰倭乱。壬辰年问(日本)试了一次失败后，300年间再次谋划，甲午战争使其野心得逞。比起壬辰倭乱，甲午战争是更大的战乱，对韩人来说，更为痛恨的逆乱是甲午战争，这次战争让朝鲜失去了独立，遭受了灭亡，今日韩人一直遭受的境遇就是甲午战争造成的。”⑤并称：“如果韩人今天认识到古老地区像台湾一样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话，那么，没有必要知晓甲午战争的历史。但即使太平洋变成沙漠，喜马拉雅山夷为平地，如果大朝鲜的独立能从我们手中恢复的话，韩人应该知道清日战争的原因和结果。”⑥

        但即便李承晚将朝鲜的灭亡归咎于甲午战争，也没有改变他对清朝的蔑视和排斥，而是对清日双方都进行了辛辣的谴责与无情的批判。他批判清朝与朝鲜闭关锁国、蒙昧无知与不开化，感叹称，如果二者都开化看世界的话，就会放弃所谓上国与属国之分，清朝也不会愚蠢地跟日本纠缠，和日本开战。⑦可见，1905年日本保护朝鲜之后，李承晚已由反清蔑清转变为怨清恨日。从他的逻辑看来，如果在开化期，清朝与朝鲜都开化变法，进行西方式的近代化维新，清朝国力强盛起来并自觉地取消宗藩体制，给予朝鲜自主独立，那么日本就不会趁机而入，朝鲜就不会罹受甲午之战，就不会遭受亡国之痛。⑧李承晚的这一心态与逻辑，代表着当时一大批开化派的想法与观念，他们对日本是既效仿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对清朝是既厌弃又依赖的无奈立场。开化派为了摆脱清朝的羁绊，推崇和效仿日本，试图借助日本这一危险势力，有点饥不择食之误，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头来却怨恨清政府的宗藩体制。

        至日据时期，日本“保护”与侵吞李氏朝鲜的行径，令李承晚看清日本的侵略真相，逐渐走向联合中国抵制日本的道路，但在他的思想里依然残留对中国的蔑视与戒备，对中国帮助朝鲜半岛复国的目的与用心甚为防备与猜忌。清亡之后的中国，先是军阀混战，继而被日本侵占，国力衰败，即使有帮韩独立之心，但助韩独立之力捉襟见肘。环视朝鲜半岛周边大国，他认为，中国不可用，苏联不可信，能用来反日的国家就只有美国，⑨这也成为他主张开展亲美外交的驱动因素之一。

        李承晚的联华疑华倾向表现在一系列言行与政治外交政策上。从美国外交文件可以看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李承晚等对中国政府实施请求与防备的两手政策，他们一边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和援助临时政府，一边依靠美国、防范中国政府，多次流露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不满与提防。如1939年8月，李承晚致函金九，叹息中国与韩国对世界局势的蒙昧，称如果没有第三国援助的话，中国再怎么血战苦斗，想避免成为“第2个朝鲜”是很困难的，希望向蒋介石转告，应在美国大力开展宣传，以赢得同情。⑩1942年2月12日，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赵素昂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时，高斯称，“当被问及‘临时政府’是否已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承认时，他承认还没有并低声表示，他觉得这或许是中国想在打败日本之后将韩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但在其他场合，赵素昂先生一直坚称中国政府‘即将承认’临时政府”。(11)1942年12月9日，高斯致函本国国务卿称，赵素昂想把临时政府从重庆迁至华盛顿，而且指责中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有关韩人独立的九条准绳(Nine Conditions)，“赵素昂派指责中国方面有帝国主义企图”，“但在我看来，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中国想控制战后的韩国”。⑤《开罗宣言》公布之后，临时政府想派代表团访美，以探测美国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外务部部长赵素昂在向高斯交涉赴美事宜时，向他暗示中国政府不允许韩国代表团访美。为此，高斯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确认是否同意韩国代表团访美。宋子文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反对而是希望代表团访美。(13)1944年5月，赵素昂与高斯会谈时，再次表达了韩人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并欲摆脱目前对中国政府的依赖。(14)可见，赵素昂对中国政府非常不信任，并一再怀疑中国政府支持和支援临时政府的诚意。赵素昂的言行与疑虑，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部分朝鲜半岛独立人士的心声，这在李承晚身上也多有体现。

三 对华缔交外交的尝试(15)

        李承晚的对华外交主要体现在他于大统领任期间临时政府跟中国护法军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上。之后他所参与的承认外交与反托外交等，由于他的身份已由大统领变为驻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其外交之重是直接跟美国政府交涉，对华外交多零星体现在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等政府官员交涉的过程中，本文不予详述。

        1920年12月初，临时政府大统领李承晚抵沪伊始即着手完善落实对华外交。虽然李承晚本人更注重对美外交，但并不排斥对华外交。这主意在于：中韩有着悠久的历史友好渊源；孙中山一贯支持亚洲民族运动，呼吁“扶持韩人独立”，倡导中韩提携，同舟共济、联合斗争；临时政府驻地就在中国，朝鲜半岛独立人士早期在华活动也为中韩缔结常规外交联系打下良好基础。(16)从天时地利人和上来说，临时政府均已具备跟中国结好、共同反日的基础和条件。因此，这一时期临时政府的对华外交，或直接授意于李承晚的指示，或间接听从于李承晚的命令，大力推行对孙中山革命组织的外交活动。1920年12月20日，李承晚派吕运亨以临时政府代表身份赴广州拜会孙中山。吕运亨在广州期间会见孙中山革命组织中一些要人，交结当地商绅，试求经济援助。吕运亨的南方之行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孙中山革命势力的首次接触，虽然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意向，但开启了孙中山及其后继者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联系，为双方后续的外交接触构筑了友好之路。此后，临时政府也是得益于孙中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才能够顽强地生存、发展并逐渐壮大。

        1921年4月20日，李承晚派吕运弘携其亲笔密函赴广州拜会孙中山，洽谈两国革命与独立运动间的合作与相互支持事宜。(17)双方虽仍未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但进一步夯实了双方的外交沟通。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出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在护法军政府的邀请下，临时政府大统领李承晚派遣临时政府要员朴殷植赴广州表示祝贺，并与护法军政府要员洽谈协商合作事宜。事后，临时政府积极筹划与护法军政府相互承认和建交事宜。经过多番酝酿，1921年10月，临时政府国务会议正式任命代理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法务总长申圭植为特使，携带国书，赴广州与护法军政府洽谈承认、建交以及华盛顿会议上相互协助之事。(18)同年10月26日，申圭植携秘书闵石麟离沪赴穗。赴沪途中，申圭植拜见了中国军政要人唐继尧，唐继尧允诺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和给予经济援助，这一意向为韩人在中国军校受训奠定了基础。继而，申圭植与军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徐谦、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部代理总长廖仲恺、非常国会议长林森等会谈，表达了请求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之意。11月3日，申圭植正式谒见孙中山，提出五点意向：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大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②请中国同意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国各军事学校内，以培养韩国复国运动之军事人才；③中国将通知出席太平洋会议之代表，在会中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成员密切联络，以加强对韩人复国问题之宣传与呼吁；④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训练韩国独立军，给予贷款500万；⑤为加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护法军政府之联系起见，临时政府派代表常驻广东，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19)对借款和租地要求，孙中山以护法军政府偏居一隅、力有未逮为由，承允北伐以后将全力给予经济援助与准予租地，其余诸项均欣然应允。

        11月18日，中国护法军政府以国使之礼正式接待了申圭植，并郑重地举行申圭植向孙中山大总统呈递国书的仪式。之后，申圭植还宴请美国、法国领事及护法军政府政要，争取美法对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支援。但美、法领事对韩人独立运动只是表示同情，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经济援助或政治承认的措施。不过，申圭植通过中国这一路径迂回实施对欧美外交，使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变得更加宽泛、更加灵活。中韩外交承认之后的一个重要步骤即派遣常驻代表，为此，临时政府选任朴纯为驻粤常驻代表，(20)建立了中韩联系与沟通的常规性机制，同时也使临时政府拓展了独立运动与外交活动据点。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护法军政府之间的外交承认与正式外交联系的缔结促使中韩外交两面开花，在官方层次上的外交有了常规沟通的同时，中韩民间外交关系也锦上添花。1921年年初，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建立临时宣传员制，多次派遣宣传员赴中国各地声讨日本罪行，宣传大韩独立。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有着共同抗日目的的中国革命人士纷纷与临时政府独立人士达成合作，相互协助，在广州、长沙、汉口、安庆、上海等地成立一系列中韩互助社。(21)如在广州成立的中韩互助社，该协会的主要赞助者有丁象谦、邹鲁、汪兆铭、徐谦、孙科等人，其中多数为中国国民党中坚人物，该社主要从事对韩人独立运动的声援工作。1921年5月，上海成立中韩互助总社，黄兴遗孀徐宗汉曾出任临时主席。同年9月27日，广州成立中韩协会(

        不幸的是，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的叛变，护法军政府迅速倒台，申圭植闻讯，叹惜道：“中山先生苦心经营之事业，全成泡影。此不仅中国之大不幸，亦韩国之大不幸也!”(22)不久绝食自尽。尽管申圭植的逝世是中韩外交沟通的极大损失，但“济弱扶倾”、支持韩人独立已成为中国政府的责任与国际政策，扶助韩人的承诺一如既往地予以兑现。如1924年，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特地招收了不少韩人青年，为韩人培养了许多复国人才。(23)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弥留之际嘱咐戴季陶，要使“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24)但两位联结中韩友谊巨人的逝世以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令中韩关系的密切度严重受损，中韩外交遭遇了冷冻期。不过，中国护法军政府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存续26年间唯一一个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政权，中国护法军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双方相互承认成为临时政府外交上至为丰硕的成果和至关重要的节点。护法军政府的正式承认对韩人光复运动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激励和国际认同，同时为中韩友好互助铺垫了道路，也为此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扶助临时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经验。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中国护法军政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两个尚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之间，它们的相互承认与外交联系虽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并不被认可，这为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埋下了伏笔。

        总之，李承晚大统领任期间对华开展缔交外交，成果显著，概有四点：第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护法军政府相互承认，设置常驻外交联络机构，确立一种常规的外交联系，成为临时政府初期外交中最为辉煌的一件大事，填补和延续了被日本殖民政府所掠夺和中断的中韩近代外交关系；第二，“中华民国”军校广招韩族青年，为韩人独立运动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他们成为朝鲜义勇军、韩国光复军的骨干和脊梁；第三，中韩民间外交得以蓬勃发展，各地的中韩互助社、中韩亲友会如雨后春笋，大大支援了韩人独立运动事业；第四，拓展了对欧美外交的途径。申圭植等人通过中国这一外交桥梁与间接途径向欧美各国宣传独立运动，并广与其外交人士接触洽谈，拓展了对欧美外交的途径与据点。(25)

四 结语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对华外交，是对中韩关系的传承、探索与再定位。从中韩外交来说，自1899年《中韩通商条约》签订以来，中韩开启了近代外交关系，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但这种平等近代外交关系稍纵即逝，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之后，大韩帝国失去外交权，从法理上来说，朝鲜半岛的近代对外关系完全被日本左右和代表。“三一”独立运动爆发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在事实上继承和延续了韩人政府的对外关系。中韩双方冲破日本的阻挠与控制，将由宗藩朝贡关系向平等国家关系转型后的关系模式沉淀并固定下来，继承和延续了平等近代外交关系，特别是李承晚主政的临时政府跟中国护法军政府的相互承认，基本上奠定了中韩近代外交关系的基调，蒋介石国民政府与金九临时政府的关系均是基于这一良好外交关系的开启与奠基上的，中韩近代外交关系得以持续、沉淀并传承下来。但大韩帝国与李承晚主政期间，不再选择依靠中国，而是力求中韩之间的平等国家关系，除了国际体系的变迁所致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的式微与中国不再是国际体系(或区域体系)的制定者和掌控者。纵观朝鲜半岛的发展历史可知，历代政权多是依靠或依附于体系的掌控者与国力强盛者。

        总之，中国作为朝鲜半岛传统友好国家，是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重地和扶植国。一味亲美的李承晚，虽不排斥联合中国，但由于蔑华疑华，对华外交在其外交独立路线中只占据边缘位置。

注释：

 ①朱芹：《独立与依附：李承晚之外交独立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78～192页。

②早期著名开化派俞吉濬在《西游见闻》(『』)中鲜明地主张甲午战争使朝鲜得以独立，批判中朝之间所谓的唇亡齿寒论。

③，1917，p.100.

④，1917，p.108.

⑤[韩]雩南李承晚文书编纂委员会，『梨花庄所藏雩南李承晚文书』(东文篇)(1)，：中央日报社/延世大学校现代韩国学研究所发行，1998，，p.154；，2011，p.16.

⑥，，2011，pp.61-62.

⑦，2011，p.17.

⑧，1917，p.5.

⑨(1897-1919)(3)，，2008，p.100.

⑩[韩]雩南李承晚文书编纂委员会『梨花庄所藏雩南李承晚文书J(东文篇)(16)，：中央日报社/延世大学校现代韩国学研究所发行，1998，pp.11-12。

(11)吴景平：《美国外交文件中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史料选编(上)》，石源华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37页。

(12)FRUS,1942,Vol.Ⅰ,"General,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880；吴景平：《美国外交文件中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史料选编(续)》，石源华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5页。

(13)FRUS,1944,Vol.Ⅴ,"The Near East,South Asia,The Far East,"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1291.

(14)FRUS,1944,Vol.Ⅴ,"The Near East,South Asia,The Far East,"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1293.

(15)本节主要参见拙著《独立与依附：李承晚之外交独立思想》，对史事之误与“建交”观点进行了修正。

(16)中韩早期独立合作活动，如，1911年12月申圭植抵华，曾会见陈其美、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黄兴等，与陈其美、戴季陶关系最为密切，后以“申柽”之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申圭植还捐款予南京临时政府，以示支持，并称颂孙中山为“亚洲第一位总统”。1912年7月4日，申圭植与朴殷植、金奎植在上海成立同济社，之后，申圭植倡议“中韩共进，改造新亚”，成立新亚同济社，国民党陈其美、宋教仁、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张静江、陈果夫等参加。参见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54页。

(17)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第651页；沐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44页；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第110页；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18)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社，1942，第5页。

(19)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8页；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社，1942，第15～16、第24～25页；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社会科学院，1997，第111页；闵石麟：《中国护法军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始末纪实》，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7辑，第132页，转引自胡春惠《孙中山与亚洲新兴国家的民族振兴》，徐万民编《孙中山研究论集——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258～259页。需指出的是，对同样五点意向，有不同表述，石源华与杨昭全所书的版本为“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军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②请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③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华民国军校。④请借款500万。⑤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

(20)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社，1942，第35～36页；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社会科学院，1997，第112页。

(21)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社会科学院，1997，第100～108页。

(22)《韩国魂》，第83页，转引自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55页。

(23)胡春惠：《孙中山与亚洲新兴国家的民族振兴》，徐万民编《孙中山研究论集——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259页。

(24)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6)，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出版，1988，第4987页。

(25)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吉林社会科学院，1997，第114页。

（转引自《当代韩国》(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