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

徐晓望

发布时间：2013-4-29

    摘要：明末福建官府已经管理台湾事务，同时，闽粤一带的海盗长驻台湾的北港，这都落实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但因日本的商船开始出没于台湾，而且台湾的海盗屡降屡叛，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福建官府将荷兰殖民者引向台湾的北港，其目的是北拒日本、南平海盗，并夺回澎湖，以便下一步对付荷兰殖民势力。明末荷兰人在台湾，类似葡萄牙人在澳门，他们只是在福建官员默许之下，租借中国的一块土地做生意。郑成功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确实是“复台”，而不是占领。明朝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最终在郑成功手里完成。   

 关键词：郑成功/台湾/法律地位

    1662年2月，在郑成功军队的监视下，热兰遮城堡内的荷兰军队举着白旗，乘船离去，从此，被荷兰殖民者窃据38年的台湾岛回归中国。然而，在海外学术界却有一种声音说：郑成功是夺取台湾，并非收复。这里涉及明清之际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及台湾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加以分析。
一、明万历年间台湾法律地位的确立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宋朝在澎湖列岛驻军，元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都反映了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元朝经略流求之际，台湾南部已经成为元朝水军往来的地方。所以，元末汪大渊才能登上台湾岛的山岭观看日出。①明初的海禁与迁岛，使明朝对台湾的管理倒退。然而，自从明代中叶以来，朝廷海禁政策的松弛，闽粤沿海民众又来到台湾港口捕鱼。台湾岛上的鸡笼、淡水、北港(大员)等港口再次进入民众的视野。这些港口中，尤为重要的是台湾南部的北港(大员)②。最早是闽南渔民到这里捕鱼，并收购鹿肉运销漳州的月港，而后是福建商人将北港的鹿皮远销日本的平户和长崎，月港商人到马尼拉贸易，也经常路过北港(大员)，于是北港(大员)成为福建商人对外贸易的中间站。③不过，当时北港(大员)的形势混乱，闽粤海盗也随之进入北港，对号称“东番”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形成威胁。
对中国海盗史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早在嘉靖、隆庆及万历初年，所谓“倭寇”就常在澎湖、台湾活动。④关于嘉万年间倭寇的属性，不论是日本的学者还是中国的学者，都认为这些“倭寇”实际上以中国人居多。⑤我认为，嘉万时期的倭寇是由明代中叶的漳潮海盗发展而来，这些海盗常到日本做生意，雇佣一些日本浪人做打手，袭击东南沿海，因而有了“倭寇”之称。⑥晋江人黄克瓒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议者徒见闽广海上倭报时闻，不知此皆漳潮之民海上劫掠，惧舟师追捕，故每船买倭奴十数人，倚以为重。使人心寒胆丧，不敢与敌。不知倭既无多，飘飘海上，惟掠取商货往卖，此直商贾中寇盗也。”⑦如其所说，嘉万时横行于台湾海峡的“倭寇”以漳潮人为主，其实还有些泉州人，他们最多是雇佣了一些日本杀手。嘉靖年间的大股“倭寇”，其首领多为中国人，其原因在此。其时也有由日本人组成的倭寇，他们从日本的港口出发，直接到江南抢劫，但这类倭寇多是零星小队。当浙江倭寇被平定之后，浙江沿海被明军封锁，不让日本船只通过，完全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就更少了。在闽粤骚扰的所谓倭寇，绝大多数都是漳潮海盗。他们的巢穴在漳潮边境的山区。他们迫于闽粤官军的围剿，开始将主要巢穴转移到海岛，先是在闽粤沿海岛屿，而后向澎湖与东番发展，这才造成万历初年闽粤海寇频频袭击台湾的现象。⑧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海盗及倭寇进入台湾，都是个别现象，而万历年间闽粤海盗(含挂名的倭寇)对台湾的侵扰，才具有历史意义。
万历元年前后，活动于闽粤之间的著名海盗林道乾和林凤，都曾到过台湾。他们也将福建官军引到了台湾沿海。万历初年，明朝水师在台湾沿海多次挫败闽粤海盗。⑨其时台湾草莽初辟，农业落后，所产粮食无法养活外来人口，因此，海盗在台湾无法久居，往往是一掠而去。明军追逐海盗，多在台湾沿海活动，并未深入台湾。不过，台湾的特殊地位越来越引起福建官府的注意。
万历二十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役，并有倭寇大举南下的谣言传播。鉴于嘉靖年间倭寇在东南造成的破坏，日本的异动引起东南诸省的警惕。福建因而有人提出设置“彭湖游”的建议。万历二十六年起，福建的“彭湖游”水师每年春秋二季登陆澎湖列岛巡视。⑩不过，当福建水师撤退后，澎湖往往又成为海盗的活动地盘。万历三十年除夕，沈有容率福建水师在澎湖及台湾之间的海面消灭了一股假托“倭寇”之名的广东海盗，随后登陆台湾南部的北港(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11)，从此，福建省官府与台湾原住民首领结下了关系。其后，“闽中侦探之使，亦岁一再往”(12)，福建省官府对台湾的控制日益加强。在沈有容等闽粤水师将领的镇压之下，万历三十年后，台澎一带的海盗活动陷于低潮，台湾海峡出现难得的平静。然而，万历四十年之后，福建多次出现灾荒，闽粤海盗重起，并以北港为根据地，多次骚扰闽粤沿海。为了镇压这些海盗，万历末年福建官府已有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13)明军为了平定海盗，也多次来到台湾的北港。万历四十四年，漳州赵秉鉴任福建水师右翼军之后，曾和厦门把总林志武、澎湖把总方舆合作，在台湾的北港筑赤磡城。尽管其时赵秉鉴有叛乱之意，但其赤磡筑城的行动，参加者都是福建水师将领，所以，这一事件是福建省官府直接统辖台湾之始。(14)在万历四十六年前后，赵秉鉴还向福建巡抚黄承玄建议袭取北港，全面控制台湾的港口。天启年间出版的姚旅《露书》记载：“北港……其人散居无君长，惟甲长之类为头目……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此处应指菲律宾)、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15)按照姚旅透露福建巡抚的计划，当时福建巡抚想出兵数百人，在北港屯田。明人周婴在其同名为《东番记》的一文中提到北港：“泉漳间民渔其海者什七，薪其岭者什三……爰有郡县彼土之议矣。”(16)可见，当时福建官府已经有在台湾设立郡县的计划。万历四十七年，在北港活动的海盗袁进与李忠投降福建官府，福建官府的管辖权随之进入台湾的北港，其时，北港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都是由福建布政使处理。时任福建右布政使的沈演在其《答海澄》一文中说：“大患乃在林锦吾北港之互市，引倭入近地……如所谓林心横诸人皆林锦吾下小头领，其作此无赖，锦吾亦未必知，就中何法禁弭，移檄北港诘问，似可行。”(17)表明在沈演当福建巡抚的时候，被招安的北港海盗林锦吾等人在当地招揽日本商人，进行贸易，沈演对此感到不安，因而发文到北港质问闽商林锦吾等人。这一事件表明：福建官府已经在管理台湾北港的事务，可以说，这一时期，台湾已经明确是中国的领土。(18)
二、郑芝龙及晚明盘据台湾的海盗
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登陆时，他曾尝试招降荷兰人、使之自动从台湾退兵，他对荷兰使者说：“那一地区(指台湾)是他的父亲一官借给荷兰人使用，并属于中国大地盘，现在他想自己进驻。”(19)我们知道：郑成功那首著名的诗——《复台》咏道：“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在诗中，郑成功还注明台湾是“太师(郑芝龙)会兵积粮”之所。这表明郑成功坚信台湾是其父亲最早开拓的地方。这是他向荷兰人索讨台湾的原因。
不过，早在郑成功入台之初，荷兰人便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荷兰人乃于五月三日派两个代表去求见郑成功，准备好公司与郑芝龙的关系旧档，想要跟郑成功理论一番。但是见面时，郑成功不谈公司和他父亲的关系往事，只逼问荷兰人要不要赶快投降。”(20)郑成功想要迅速解决问题。那么，荷兰人想讲什么？据荷兰研究台湾史专家包乐史研究，当时荷兰人认为：从荷兰档案的记载来看，郑芝龙到台湾是由李旦派遣的，他和李旦于1623年至1624年之间抵达台湾，而他的任务是给荷兰人做翻译。(21)所以，郑芝龙到台湾在荷兰人之后，换句话说，台湾不可能属于郑芝龙。如前所述，其实在万历末期，福建巡抚已经在处理台湾北港的民事案件，只是当时福建官府并未在北港设立行政机构，多数事件是台湾北港的商人、海盗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才会向福建巡抚请求仲裁。所以，真正能够管理台湾北港事务的，是当地的权威人士——他们很可能是海盗。那么，郑芝龙是否是这些海盗中的一员？他有没有对台湾的管理权？
对这一问题，台湾老一辈的学者杨云萍认为：郑成功向荷兰索要台湾时声称：是他父亲郑芝龙将台湾借给荷兰人一说，是“欲取其地，何患无辞”，“说他父亲借给荷兰人，根本没有此事”。所以，他提出：郑成功是开创台湾而不是恢复台湾。(22)杨云萍教授的话表明：对郑成功是开台还是复台，在台湾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倘若此前中国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统治权，郑成功就是复台，否则就是开台。近年台湾民间学者说到郑成功常说他是“开台始祖”，看来与杨云萍教授这一观点有关。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诗歌：“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这首诗抒发了郑成功的心臆，流传很广，可见，郑成功自己认为：他是收复台湾而不是开辟台湾。当然，是收复还是开辟，其关键在于：在荷兰人统治台湾之前，郑芝龙是否建立了对台湾的有效统治？按照郑成功的说法，他的父亲早在荷兰人抵达台湾之前，就在台湾建立了根据地，是郑芝龙将台湾让给荷兰人暂时居住，而早期荷兰人则说，是中国官方让他们在台湾居住，郑芝龙只是荷兰人雇佣的一个翻译。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那么，郑芝龙与台湾的关系如何？这里需要回溯明代末年台湾海盗的历史。
明万历末年，福建沿海灾害频发，尤其是万历四十四年泉州一带的大旱灾，饿死许多沿海百姓。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些人下海为盗，形成了大股盗匪，于是，台湾的海盗活动再次猖獗起来。这些海盗中最为著名的是袁进和李忠。
海外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袁进和李忠的活动(23)，不过，许多人以为这股海盗的根据地是在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其实，明朝为了控制南澳岛的海盗活动，早在万历四年便于南澳设县管理，并由福建、广东各派一支水师驻扎南澳，《南澳志》记载：“明副总兵，白韩纪，雷州卫指挥，万历四年任。晏继芳，漳州卫千户，万历四年任。”其后有侯继高等27人任南澳副总兵。著名的广东水师将领邓子龙便在南澳当过副总兵。南澳水师是闽粤水师的精华，因此，袁进、李忠不可能避开南澳水师而在南海活动。实际上，就原始材料而言，袁进与李忠的巢穴是在台湾。“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24)关于袁进下海的时间，张增信推断是万历四十二年左右，我认为还可更早些。史载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平定台澎海盗后，“海上息肩者十年”(25)，而后才有新海盗的活动。所以，袁进下海，有可能是在万历四十年。其后，因万历四十四年泉州大旱，饥民加入海盗队伍，袁进的队伍大发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海寇袁进、李忠投降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之时，拥有四十余只船，掳获六百余人。(26)最近，我在叶向高的《苍霞余草》一书中也找到有关袁进的史料。叶向高在为福建巡抚王士昌所写的《中丞王公靖寇碑》一文中写道：“剧寇袁进、李忠辈，游釜惊魂，食椹变音，遣其亲属，输诚效顺。公又授策于副总兵纪元宪、参将沈有容等，震以必杀之威，开以可生之路。遂蒲伏听命，泥首辕门。余党数千，悉行解散。”(27)
这条史料表明，袁进、李忠的海盗队伍实有数千人！从袁李海上活动的轨迹来看，袁进与李忠是将台湾当做《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他们在这里驻扎数千人的海盗队伍，拥有数十艘海船，经常出掠台湾海峡的商船，并与明朝水师作战。由于袁进与李忠在台湾至少8年以上，所以，他们要在台湾建立水寨，打猎捕鱼，乃至垦田种地，就这个意义上说，袁李二人才是台湾最早的开发者。此前虽有一些零星的海盗在台湾活动，甚至潮州大盗林凤也到过台湾，但他们都不像袁进与李忠长久驻扎，不能成为开发台湾的第一人。
曹学佺的《石仓全集》记载：袁进与李忠离开台湾之后，北港成为商业港口，中国与日本的商人在此贸易。但是，当地形势很复杂，台湾的张增信、陈宗仁在沈演(湖北乌程人，1619-1620年任福建右布政使)的《止止斋集》中发现多条有关林锦吾盘据台湾北港的史料。《论闽事》：
“袁俊(袁进？)归降，又复东行，盗势解散，今岁尤踯躅，寻自离披，似可小憩。而挟倭赀贩北港者，实繁有徒。此辈不可剿、不可抚，急且合倭以逞六十年前故事。”(28)
“税事得门下料理自安，林锦吾可因而用之，使阴就吾约束，不可剿，亦不可招。”(29)
“答海道论海务”：“若北港之局，牢固不拔，奸民接济者多负赖，起釁者又多……不意连日得报，有林心横劫杀洋船事，今又有徐振里压冬事，亦既蠢蠢动矣。此辈恐皆林锦吾下小头领耳。”(30)
以上事件大致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及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年)之间。北港的局势愈演愈烈，“天启元年(1621年)，有惯走倭国巨贼总管大老、大铳老、鸣喈老、黄育一等，因领岛酋货本数千金，为其党我鹏老所夺，不敢复归，竟据东番北港掳掠商船，招亡纳叛，争为雄长”。这则史料表明：袁进离开台湾北港后二年，有一股在日本贸易的商人因财产被海盗掳掠，干脆下海为盗，他们也在台湾北港驻扎。《台湾外志》记载颜思齐与郑芝龙正是在天启元年到台湾开拓，他们不是属于我鹏老一伙，便是属于“大铳老”一伙，当然也有可能自成体系。这些史料还表明：当时台湾北港的海盗亦商亦盗，部分海盗是从商人转换过来，而海盗也有可能经商，或者与商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当时在台湾有最大影响的恰是侨居日本的同安华侨李旦，他是日本平户港华侨的首领，长年派船到台湾的北港做生意，台湾北港对日本贸易是他一手做大的。因此，李旦在台湾北港具有很大势力，他甚至能让台湾的海盗听他的话。(31)郑芝龙从澳门移居日本平户后，在李旦手下做事多年。李旦身居高位，凡事不必亲临，他与台湾的贸易应会派郑芝龙等亲随代表自己，郑芝龙由此与台湾海盗有了关系。
从万历四十七年到天启元年的两三年内，台湾的形势有很大变化。大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北港先是成为赴日本走私商人汇聚的一个港口，而后这些商人之间的争夺，又形成了海盗。郑芝龙有李旦为靠山，在这些海盗中左右逢源。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云：“颜振泉……与群盗分十寨保焉。群盗陈衷纪、杨六、杨七、刘香、袁进、李忠等相共啸聚。芝龙之台湾，与弟芝虎共入振泉党曰：‘请为我许一发舰而劫略，获之多寡，得以卜我命’。振泉许之，众亦相佐。俄而劫得暹罗好货四舡，芝龙分每艘半与九酋；九酋以芝龙所请得，不受，悉畀之；于是芝龙富甲十寨矣。及振泉死，九寨无所统，欲推择一人为长，不能定，因共祷于天，割牲而盟，插剑于米中，令各当剑而拜，约曰：‘拜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龙，剑跃出于地，众皆异之，俱推为魁，纵横海上。”以上记载虽有戏剧性的成分，但作为李旦的代表，郑芝龙在颜思齐(振泉)死后成为台湾海盗头领，是有可能的。考虑到郑芝龙天启年间率海盗大举袭击闽粤沿海，他应是在天启元年就成为台湾海盗的首领，同时又保持着与巨商李旦的关系。
从袁进、李忠到颜思齐、郑芝龙，我们可以看到明末台湾海盗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长期以台湾为巢穴，在袭击台海商船的同时，也在做商业贸易，这使明末台湾的北港既是海盗巢穴，又是一个商港，这类情况是极为少见的。所以说，首先开发台湾的，应是这伙亦盗亦商的“盗商”。他们进入台湾比荷兰人早，在荷兰人到达之前，他们经营台湾已有10年之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的海盗自封为台湾的主人。郑芝龙作为台湾海盗的头目及海盗事业的继承者，在荷兰人抵达台湾之前，已经对台湾实现“有效管理”，郑成功认为郑芝龙是台湾的主人，有其一定道理，而且，这与福建官府对台湾的管理并不矛盾。
三、荷兰殖民者窃据台湾——一个历史错误的发生
明天启二年(1642年)，荷兰军队进占澎湖，从而引起了东亚历史上著名的澎湖危机。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世界性的海洋强国，势力扩张到全世界。当时的荷兰人亦盗亦商，他们抵达东方，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做生意，也有殖民东方的意图。然而，晚明中国仍然实行朱元璋时代的有限对外贸易政策，即：允许海外国家到中国进贡，而南海国家专门的贸易港口为广州。其时，葡萄牙人已经以租借的名义占领澳门，从而达到了独占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的特权。荷兰人抵达东方后，也想进入澳门港贸易，但被葡萄牙人拒绝。荷兰军队两次强袭澳门，都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败。葡萄牙人还向广东官府告状，说荷兰人是海盗，这使明朝对荷兰人的防范更加严厉。在这一背景下，荷兰人转向福建沿海，想取得贸易的机会，这是引发两次澎湖危机的原因。其实，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舰队就来到过澎湖，企图以此为据点，寻找与中国贸易的机会。福建官府闻讯，派出沈有容率福建水师前往澎湖谈判，从而迫使荷兰舰队退出澎湖列岛。天启二年荷兰舰队再次抵达澎湖，要求与中国贸易。当时的福建虽然开放月港对外通商，但因历史上屡遭倭寇侵略的关系，月港实行“许出不许进”的政策，就是允许月港商人到海外通商，但不让外商进入月港贸易。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巡抚商周祚向荷兰人提出：荷兰人退回巴达维亚港(即雅加达港)，福建派出福建商人到巴达维亚贸易，澎湖交还给福建官军。荷兰人认为：福建到巴达维亚的船只不多，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港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中国商品，因而拒绝。为了迫使福建官府允许荷兰人到月港及厦门贸易，荷兰舰队攻掠福建沿海港口，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此时，荷兰要求贸易的活动完全转化为海盗行为了。继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于天启四年派出水师在澎湖登陆，与荷军对抗。他并派人与荷兰人谈判。南居益和水师提督俞咨皋商量处理澎湖的策略：“臣问计将安出？咨皋言：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旦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臣初不敢信，因进巡海道参政孙国桢，再四商榷，不宜执书生之见，掣阃外之肘，遂听其所为。”(32)在福建官府的压力下，李旦带着翻译郑芝龙出现于澎湖岛，他周旋于两军之间调停，最终使荷兰人答应退往台湾大员港(即北港)。明军随之攻击澎湖残存的荷兰势力，完全控制了澎湖列岛。
按，明朝僵化的海禁政策，在明末遇到了危机。其时荷兰人的主要目的是到中国贸易。荷兰人中也有两派，其中多数还是想从合法贸易中挣钱，只有少数人崇拜武力，但对明朝的海上力量十分忌惮。无法直接对华贸易的荷兰人，忌妒葡萄牙、西班牙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便想侵略中国领土澎湖与台湾，寻机打开对华贸易之路。福建官员在与荷兰殖民者的交往中，个别官员只求一时结案，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顾祖禹评价：“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于北港，乃得复彭湖……然议者谓彭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彭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彭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北港盖在彭湖之东南，亦谓之台湾。”(33)“天启初红毛夷侵入要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用间徙之北港，北港即台湾，以羊易牛，其失则均。”(34)不过，其时福建官府并没有割让台湾，最初荷兰人也没有要求占有台湾，荷兰人与福建官府的谈判目标一直很明确，他们只是想像葡萄牙人那样，在中国边疆租一个港口进行贸易。所以，当时的台湾还是属于中国的。《台湾历史纲要》指出：“荷兰人占据台湾不久就同日本人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人反对向他们缴纳关税。在争执中，荷兰人指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现在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主人，日本人应当向他们纳税。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荷兰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但他们说中国皇帝已将土地赐予他们，则不是事实。”(35)实际上，荷兰人在台湾的地位，有点像葡萄牙人在澳门，只是租借一块土地做生意而已。但他们得手之后，乘明朝因海盗横行无力东顾之际，渐次展开了殖民整个台湾的活动，从而窃据台湾38年，这对明朝官员的教训是惨痛的。
那么，为什么福建官府会默许荷兰人租借台湾的北港？这是因为，当时福建官府觉得北港不好管理，福建布政使沈演在《答海澄》一文论述北港：“海上贼势虽剧，倏聚倏散，势难持久，犹易扑灭。而大患乃在林锦吾北港之互市，引倭入近地，奸民日往如骛，安能无生得失。明明汪五峰故事，倭之市虽不可绝，而接济之奸安得不严禁……其患或在数年之后，不意目前遂尔猖獗……倭银若至北港，虽日杀数人，接济终不能仕，何者，利重也……倭之欲市，诚不可绝，然渠何必北港，使断此一路，倭市在洋船而不在接济，无论饷食日增而海上永无患矣……如所谓林心横诸人皆林锦吾下小头领，其作此无赖，锦吾亦未必知，就中何法禁弭，移檄北港诘问，似可行。”(36)“答海道论海务”：“若北港之局，牢固不拔，奸民接济者多负赖，起釁者又多……日本发银买货，于法无碍，若就吕宁与洋船贸易，即巨奸领银牟利，自可相安无事。惟停泊北港，引诱接济奸民，酿今日劫杀之祸，起将来窥伺之端，不得不严禁耳。如林、如徐，毕竟于内地，获利不赀，身家念重，就中驾驭而牢笼之，使其市场在吕宋，不在北港，接济自绝，瑕隙自杜。”(37)可见，福建官府最为担心的还是日本浪人借贸易而盘据北港，使北港成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他们以为，若是让荷兰人租借台湾，便可以夷制夷，抵消日本图谋台湾的势力。这一策略其实是引虎拒狼，后患无穷。
在荷兰人占据台湾北港事件上，在指出福建官府失策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实明朝廷一直在关注台湾。崇祯年间明朝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祖绶说：“近时民多走北港、彭湖、淡水、鸡笼四屿。四屿之大，足以敌四府，收之以为外屏，又足以翼四府。置县则崇明也，卫则金山、昌国也。原我卧榻之内，防海预防防于此。福兴泉漳枕席安固矣。”(38)可见，其时明朝官府考虑：或是在台湾设县管理，就像崇明岛，或可设置卫所，像金山卫、昌国卫一样。陈祖绶还认为，设置卫所或是县，能够大大巩固福建沿海的安全。这种考虑是对的。他又说：“淡水一带，自白狗山对过迤南至彭湖相望，有四府之宽，直可如崇明设府县，皆闽人浮此互市，今为佛郎所据，守此则四府可欺。东南夷之患此地，不早图之，为福府梗。”(39)陈祖绶的身份是明朝兵部职方司的官员，可见，当时福建官府已经将在台湾设府县的计划上报给中央，而明朝廷也同意这一计划，其意图是最终在台湾设立郡县。这些事实表明，明朝政府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那么，台湾海盗与荷兰人的关系如何？如前所述，明天启年间的台湾，在福建官府开始管辖的同时，实际上又被海盗占领。那么，当时福建官府是通过什么手段让台湾海盗让出地盘的？据岩生成一的考证，当时福建官府对李旦在同安的家属施压，又让与李旦交好的巨商许心素做中间人，迫使李旦出面调解澎湖危机。李旦带着郑芝龙等人奔走于双方，最后将荷兰人引向了台湾的北港。在荷兰人与台湾海盗之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关系，郑芝龙及台湾海盗的巢穴是在北港内海(台江)的赤嵌，赤嵌位于台江内海的东侧，而荷兰人则将热兰遮城堡建在台江内海的西侧，有意无意地堵住了北港的出海口。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北港之后，郑芝龙即率台湾海盗袭击福建沿海，长期在闽粤边境活动，并于崇祯元年被朝廷招安，成为福建的水师将领。而后，他又率福建水师大败荷兰舰队。然而，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既有斗争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他们之间有商业协定。郑芝龙在台湾的利益，也得到荷兰人的承认。熊廷灿任福建巡抚时，还让郑芝龙招集流亡农民到台湾屯垦，郑芝龙得以在台湾向农民收租，这都反映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郑芝龙与荷兰殖民者之间谈谈打打，充分反映了明末东亚海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
明末荷兰人利用明清鼎革之际大陆势力无法东顾的状况，逐步加强了对台湾的占领。为了永保荷兰对台湾的统治，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滥杀在台湾的华人，因而有了郭怀一事件。这一事件反映了荷兰殖民者与福建海商利益的对抗性，因而引来数年后郑成功军队的讨伐。1662年2月，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领导人签订条约，迫使荷兰同意退出该岛，台湾因而完整地回归祖国的怀抱。历史的错误在让中国人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结局，福建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也在郑成功手里实现。
注释：
①徐晓望：《元代瑠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②陈宗仁：《北港与“Pacan”地名考释：兼论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际台湾西南海域贸易情势的变迁》。《汉学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期，总第43号，台北，2003年12月版。
③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年2期。
④(23)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第34，120-123页。
⑤在中日学术界，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有日本的田中健夫与中国的戴裔煊、林仁川等人。参见：田中健夫《倭寇——海上的历史》，日本，教育社1982年；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⑥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⑦黄克瓒：《数马集》卷一，查余引以济大工疏(万历三十年)，江苏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明刊本，第74-75页。
⑧⑨徐晓望：《晚明在台湾活动的闽粤海盗》，《台湾研究》2003年3期。
⑩(13)徐晓望：《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3期。
(11)陈第：《东番记》，转引自方豪：《台湾早期史纲》，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第141页。
(13)张燮：《东西洋考》卷五，东番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6页。
(14)徐晓望：《福建省统辖台湾之始》(2005年)，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台湾建省与抗日战争研究——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暨台湾建省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8年；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漳州：《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1期；陈小冲：《张燮〈霏云居续集〉涉台史料钩沉》，《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一期；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
(15)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703页。
(16)周婴：《远游篇》《东番记》，福建师范大学藏手抄本。第37页。
(17)(36)沈演：《止止斋集》卷五五，论闽事，台北，“中央”图书馆影印崇祯六年刊本，第20页。
(19)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第547页。
(20)江树生译注：《梅氏日记》，台湾，《汉声》杂志，第132期，汉声杂志社2003年，第35页。
(21)包乐史：《论郑芝龙的崛起》，福建省方志委、福建省地方志学会编：《郑成功诞辰370周年》，福州，《福建史志》增刊，1994年7月，第21页。
(22)杨云萍：《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南明研究与台湾文化》，台湾风物杂志社1993年，第371页。
(24)《明史》卷三二三，鸡笼传，第8377页。
(25)《明史》卷二百七十，沈有容传，第6939页。
(26)曹学：《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明天启间刊本，海防，第45-46页。
(27)叶向高《苍霞余草》卷十五，中丞王公(士昌)靖寇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22页。
(28)沈演：《止止斋集》卷五六，答海澄，台北，“中央”图书馆影印崇祯六年刊本，第32-34页。
(29)沈演：《止止斋集》卷五五，与海澄，第8页。
(30)(37)沈演：《止止斋集》卷五五，答海道论海务，第18-19页。
(31)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许贤瑶译：《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第59页。
(32)《明季荷兰人侵据彭湖残档》，台湾文献丛刊第154种，第26～27页。
(3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福建五，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31页。
(3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五。
(35)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38)陈祖绶：《皇明两京十三省职方地图表》卷上，玄览堂丛书三集，第十一册，影印道光刻本，第88页。按，该书原刻于崇祯九年。
(39)陈祖绶：《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卷下，第41页。

   （转引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1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