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清政府是要维持中外货币汇率的稳定，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国际银价跌落、金银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美国则试图借此将中国货币纳入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以与长期主宰国际贸易的英镑展开竞争，使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领导角色。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主因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及相关主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精琪没有向外界和美国政府如实、准确传达会谈情况，既出于邀功心理，也因中美文化和语言隔阂所致。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访华，开启了中国近代关于币制本位问题的探索。研究清末币制改革的著作多会提到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①但专题论文尚不多见，目前见到的有韩国学者丘凡真的《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一文。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美关系史和币制史角度，利用中美两方资料，对精琪币制改革方案重新做一探讨，并就该方案遭否原因与丘凡真商榷。

一、清末币制改革及精琪来华之缘由

       清末划一货币改革虽然被写入1902年和1903年的中英、中美和中日商约，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确乎也与商约规定的划一币制改革精神相一致，并且美国政府还有意将它与商约货币改革条款联系在一起，但精琪访华系出于清政府的邀请，是清政府的主动行为，与商约规定并无直接联系。清政府邀请美国帮助中国币制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因国际银价跌落、金银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尝试引入金本位制。

       如所周知，晚清货币制度混乱，严格来说并无货币本位制度，勉强言之，实行的是银铜本位货币政策。但国际货币制度在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货币法，规定1英镑黄金值为7.32238克纯金之后，开始由金银复本位制进入金本位制时代。在英国的影响下，至19世纪70年代欧洲诸国普遍采行金本位制：1870年德国正式采行金本位制；1873年，挪威、丹麦、瑞典三国成立货币同盟，一致宣布采行金本位制；1874年，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一致限制银币铸造，1878年宣布采行金本位制。美国也于1873年停止银本位币铸造权，并于1900年正式采行金本位制。日本则于1897年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行列。③至19世纪末，金本位制已成为世界各大商业国的唯一本位货币制度。

随着金本位制的确立、白银的非货币化以及世界产银量的提高，国际银价也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跌落阶段。受此影响，中国银币与金币的比价在70年代跌破16∶1之后，一路走低，到1895年跌至31∶1，1900年再跌至33∶1。

       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及随之而来的国际银价的跌落，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银价跌落不但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中的购买力下降，而且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战费借款41546140两，赔款借款309367550两，总计350913690两。由于这些外债都以外币为单位，随着银价跌落，清政府每年还本付息都要承受一笔额外的“镑亏”，即汇率比价的亏损。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甲午战争前后，一些稍具世界知识的官员和士人，如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户部郎中陈炽等人，即建议中国仿用英镑，铸造金币，指出镑价上涨，中国损失巨大，“征收所入，使费所出，无不加倍吃亏，借款一项，吃亏尤巨而久”；④因此，中国“欲收利权，欲兴商务，非自铸金钱不可”。⑤但他们的建议并无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因此均未被清政府采纳。对于杨宜治提出的铸金币的建议，户部以“外洋能否一律通用，本部殊难悬断”而不予考虑。⑥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不但向中国勒索4.5亿两庚子赔款，而且还额外提出“还金”要求，即要求将赔款折算成各国货币支付。由于银价跌落，根据当时国际货币汇率，清政府每年在支付赔款本息之外，还要支付300万两左右的“镑亏”，加之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达9.8亿两，每年的“镑亏”将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清政府为消除在支付外债和赔款中金贵银贱带来的额外负担，开始认真讨论引入金本位制问题。

       1902年底，清政府致电驻美代办沈桐，授意他与跟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用银国墨西哥商议对策，就如何稳定银价问题寻求美国帮助。1903年1月22日，沈桐照会美国国务卿，提交备忘录，正式请求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稳定金本位国家与银本位国家之间的货币比价。在这份长达千余言的备忘录里，为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清政府刻意隐去减轻“镑亏”负担的真实用意，声明“并非出于狭隘和自私的动机”，一再强调稳定国际金银货币比价，不但对银本位国家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欧美金本位国家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符合各方利益，称“任何两国之间安全而有利的贸易，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货币的相对稳定”。⑦因中、墨两国的请求，美国货币专家很快拟订一份维持银价节略，拟将银与金的比价维持在32∶1价位上。1月24日，沈桐致函外务部，表示“若照此价，则库平百两可得美现行之金钱七十四、五元，不特各国使馆免捉襟露肘之虞，即赔款还金也有因利乘势之便，一举而数利具，方今理财之策，莫要于此”。⑧1月27日，沈桐又致函外务部，进一步就币制改革问题提出“铸金钱”、“存金款”、“铸银圆”、“收金税”、“严金禁”、“开金矿”、“设银行”、“借国债”、“用金票”九条具体建议，主张仿照美国和日本做法，采用金本位制，指出若不行改革，“窃恐海外各邦握财用之权，而制其轻重，凡用银各国固同受害，而中国分年偿款，所费尤巨，若束手待毙，终有财穷力竭之时”。⑨2月25日，外务部收到沈桐的建议后大为赞同，于3月16日即上奏朝廷，建议采行，指出“近因金价日昂，较之二十年前不止贵加一倍，以致洋债赔款筹补镑价，亏累无穷，其故因环球各国用金者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十分重视外务部的上奏，当日就下达朱批，著政务处会同户部议奏。⑩

       对于清政府的货币改革请求，美国政府做了积极回应。1903年1月28日，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将1月22日沈桐及墨西哥驻美大使的照会和备忘录呈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建议总统提交国会授权行政部门，同意美国给予支持，以实现中、墨两国的目的。他指出币制问题不但对美国和其他享有赔款份额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和她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次日，罗斯福总统根据海约翰的建议，致函国会，建议国会授权。(11)在国会批准后，3月3日国务院即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以蒙大拿州财政局总办罕纳(H.H.Hanna)、美国银行总办高兰(Ch.A.Conant)及康奈尔大学财政学教授精琪(J.W.Jenks)为委员，负责推广金本位制度，并由国会拨款5万美金，作为此项活动经费，并将此决定通报中方。(12)

       美国政府虽然有意主导中国币制改革，但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货币改革方案须得到其他列强的配合和支持。1903年3月25日，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柔克义(W.W.Rockhill)在写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件中，就指出“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并与俄国财政代表商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类似埃及事例的国际货币财政委员会”，帮助维持银价。(13)接着，美国政府又安排国际汇兑委员会于5月19日启程前往欧洲，与英、法、德、俄、荷兰等国协商，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在行前的5月8日照会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清政府电达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协同商议。当日，梁诚即电达外务部，认为“该委员所陈拟办各节，事之成否未可逆睹，然按照中国情形，实属有益无损……似应由贵部电饬知照，相机协议，以期保我利权”。(14)同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楼密斯(Francis B.Loomis)也直接电示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向清政府转达这一安排。(15)6月22日，庆亲王奕劻复函康格，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表示感谢。(16)

       为消除其他列强的猜忌，美国政府在给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指示中，也强调美国委派维持银价委员系出于墨西哥和中国政府的请求，并称委员只负有调查建议之责，改革方案须由各国商议而定，不得损害金本位制国家货币制度，指出：“惟是我国虽派员商议，仍未能允行专一办法，即我国政府、议院均于所拟各节未经详察，难决从违，该员等务须与中墨两国政府及英、法、俄、德等国商议，妥求善策，不可另拟别法，致与各国用金制度或于美国现行圆法稍有侵变。”(17)

       与在国际上表现出的低调态度不同，美国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十分希望促成中国货币改革，并确保由美国主导。为防止他国抢先主导中国币制改革，在国际汇兑委员前往欧洲商议期间，柔克义催促美国政府尽快指示驻华公使康格采取行动，指出：“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康格没有像罕纳所要求的那样获得指示。就我所知，俄国政府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中国的货币改革计划，我已与这里的俄国财政代表多次交谈这个问题。鉴于俄国政府当前对中国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有可能会匆忙接受某些可能令人遗憾的方案。如果您准许，我将向康格发出类似的电文”。(18)1903年7月3日，楼密斯即电示康格，私下要求清政府在收到美国与欧洲主要列强商拟的方案之前，不要承诺任何货币改革计划。(19)在美国的要求下，庆亲王奕劻承诺“不会做任何打扰美国为响应墨西哥和中国要求任命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20)

       1903年9月国际汇兑委员一行自欧洲返回后，美国政府最终任命精琪为赴华“会议货币专使”，同时指示精琪来华之前先访问日本，争取日本的配合和支持，(21)然后前往菲律宾，调查美国在菲律宾推行币制改革的状况，为在中国推行类似改革提供经验。(22)精琪在出任“会议货币专使”后，立即致函并拜见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介绍他欧洲之行情况，并通报他即将来中国的行程，请梁诚将所拟币制改革条议先行转达清政府，“以便贵国政府酌量仿照办理”。(23)

       为保证中国之行的成功，精琪还于1903年10月3日分别致函海约翰和柔克义，建议他们指示康格在中美商约有关货币问题条款上添加一个中英文解释性附件，就像马凯的信件在中英商约中被列入附件的做法一样，将实行金本位制载入即将谈判告竣的中美商约之中，使之成为一项条约义务。(24)他的这一建议得到海约翰的批准。11月10日，柔克义指示康格致函外务部：美国政府希望将中美商约有关币制问题的第13款与1903年1月22日清政府就货币问题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联系起来，该备忘录表示力图由中国有关部门建立起固定的金银比价汇率，因此希望中国方面据此作出安排，新铸币应按金本位制要求设计。(25)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11月25日，康格照会外务部，指出中美商约第13款的“统一币制”，“本国政府之意，应用西历本年正月二十二日中政府致美政府之文，以会同讲解此条之意”。(26)但美国政府的这一要求被清政府拒绝，12月4日外务部照会康格，称中美商约第13款“系中国自行整顿国币之举，现经奉旨设立户部财政处，应由该处王大臣公同酌核，请旨定夺遵行。至上年十二月间，代办使事沈参赞缮具节略，请贵政府会商各国政府维持银价事，在商约之前，未便据以讲解约文”。(27)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指示美国驻华领事予以协助。10月10日，柔克义根据海约翰授意，致函国务院领事局，要求他们指示香港、上海、汉口、天津、广东的美国领事，尽可能配合和支持精琪的工作，安排他所希望会见的官员和其他人士。(28)在精琪抵达中国后，为强化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精琪访华的重视，楼密斯又连发两道电文，指示驻华公使康格与清外务部联系，要求光绪皇帝亲自接见，称“精琪此行因中、墨两国倡议，国会授权，系官方使命”。(29)2月22日，精琪在觐见致词中也不失时机地强调，他此行系受清政府的邀请及美国总统的亲自授权和美国国会的批准，表示要竭尽所能，完成使命。(30)以此施压清政府必须接受他的币制改革建议。1904年8月在精琪与清朝中央官员紧张会谈期间，柔克义甚至建议海约翰联合各国一道施压，指出对币制改革这样一桩复杂又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的事情，在清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列强的联合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联合的压力，便会一无所成。(31)

       美国政府之所以热心中国的货币改革，除了通常所说的金银比价的波动影响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之外，还与当时美国的国际金融政策有着直接关系。进入19世纪末，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愈来愈重视金融货币在全球经济和美国向外扩张中所起的作用。1898年共和党人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后，结束国内关于货币本位问题的争议，于1900年颁布金本位法案，并推行金元外交政策，将货币问题当作社会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将普及金本位制看作是全球进步和文明的关键，试图通过普及金本位制稳定国际汇率，简化国际事务，便利贸易和投资；同时，推进美元国际化，形成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与长期主宰国际贸易的英镑展开竞争，使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在签署金本位法案后，麦金莱就积极地将金本位扩大到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派出专家，帮助菲律宾和墨西哥、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实行金本位制。1903年成立的国际汇兑委员会，是美国为推动美元国际化而成立的第一个组织，(32)中国货币改革只是当时美国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其中一环。(33)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美国怀有领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野心，因此它所推行的金本位制遭到欧洲国家的冷遇和抵制，其中，又以英国的态度最为突出。在1903年6月16、18日的伦敦会商中，英国对美方要求中国须在五年内建立统一流通的银钱、实现金银划价的提议，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在中国只可先行银本位制，至于“其易金之价，何时可以划定，即何时办理”。另对美方为稳定金银比价，便于中国推行新币，建议各国限制和确定每年购银及铸币数量，英国并不配合，主张各国应保留自主之权，声明“此等办法须视各国之钱政及随时情形酌核办理”。对美方为减轻清政府“镑亏”负担，建议各国同意庚子赔款10年内仍按银支付，英国政府则直接以“此非各会员应议之条”，加以拒绝，不予讨论。(34)

       从上所述，在启动清末币制改革问题上，虽然清政府和美国都以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相标榜，但其实各有所图。清政府邀请美国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急切动机和目的，是希望美国出面稳定金本位制国家与银本位制国家之间的货币比价，以消除中国在支付外债和赔款中因银币大幅跌落所造成的汇率损失即“镑亏”，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政府热心中国货币改革，除了一个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有助于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外，更主要的动机是希望将中国货币纳入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以与长期主宰国际贸易的英镑竞争。显然，中美双方在清末货币改革中的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也与列强的态度以及其他相关条件有关。

二、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及其夭折

       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的货币改革方案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Memoranda on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中国新币制备忘录》，当时中文译名为《美国会议银价大臣条议中国新圆法觉书》，以下简称《觉书》)和Considerations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中国新币制的思考》，当时中文译名为《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以下简称《续议》)两本英文小册子中。其中，《觉书》将货币改革的缘由、要点及建议制作成小册子，在清政府同意和资助下，制作成中英文本，作为讨论的基础，在1904年1月精琪抵达中国后即在中国重要官员和商人中散发，并由一些中文报刊转载或摘录。(35)

       《觉书》由五部分内容构成：第一篇和第二篇分别为中国驻华盛顿代办沈桐致美国政府照会，以及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国务卿关于帮助墨西哥和中国实行币制改革的报告，以说明精琪此行来华讨论货币问题系出于清政府的邀请。第三篇为“中国圆法条议”(Suggestion of Plan for China)，就中国币制改革提出17条建议，大致可分三方面内容：一为划一国内货币，实行金汇兑制度，(36)主要体现在第5、6、9三条内容上；二为推行新币制和维持金银比价之法，体现在第7、8、10、11、12、13、14、15、16等条内容中；三为中国币制改革应接受外国列强的指导和监督，并聘请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全权主持中国币制改革，主要体现在第1、2、3、4、9、10、12、13、17等条内容中。第四篇为“中国新圆法条议诠解”(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Monetary Plan)，进一步阐述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共10小节，内容主要如下：(1)强调金本位制和金汇兑制对稳定货币和促进贸易与投资的积极意义，主张新币制应该从一开始就实行金本位，确定金银比价，反对先实行银本位再行金本位；(2)强调聘请外国专家的必要性；(3)就如何建立金储备提出初步建议；(4)就币制改革的难点问题做了探讨，认为中国缺乏统一的货币制度，货币发行地方化，新货币制度有可能损害地方督抚官员、钱庄甚至外国银行的利益，普通百姓对新币制缺乏了解，以及新币制须获得列强和外商的同情与支持，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货币改革的难点，但他同时更强调这些难点完全可以通过新币制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利益加以克服，并不会构成改革障碍；(5)声称他的币制改革方案得到了列强的支持，符合中美两国和所有在东方寻求合法商机的列强的利益。第五篇阐述金本位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否定中国存在贸易逆差及对金汇兑制的负面影响，并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货币和贸易理论，声称从长远观点来看，进出口贸易货值会自然趋于平衡。

       为宣传货币改革方案，精琪在1904年2月22日与康格一道觐见光绪皇帝后，便南下汉口、上海、杭州、苏州、广州、天津、厦门、烟台等地查访，实地考察各地货币状况及经商运作方式，以便了解推行新币制的可行性，同时与地方各级官员、商人和普通民众交流座谈，解释币制改革要义，消除他们对新币制的误解和反对。(37)在完成上述调查和考察之后，精琪返回北京，于6月20日开始与户部和外务部官员就币制改革问题举行会谈，提交新的说帖，即《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38)

       需要指出的是，《续议》与《觉书》所提的改革方案和主张完全一致，只是对《觉书》中涉及的货币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消除中国官商的误解和误读。对此，该小册子在“序言”之首即做了明确说明，指出“数月前美国出使中国会议银价大臣精琪曾于沪上刊印银价条议，其中申明美政府特派会议之原因，并载有与中国政府条议诸大纲暨美国会议银价大臣在欧洲及他处办理此事之结果，查该书尚系节略，内有中国官商阅之，误解其意者，并有请将前书详加解释者，殊不乏人也。……兹将送交中国会议银价大员各说帖再为更改，纂集刻印成书，以供群览，并望于前书中所有不明晰者，或可解释也”。(39)

       《续议》共17篇，节目多达60条，对《觉书》所提的改革方案和主张加以细化，逐一解惑释疑，因此内容多有交叉和重复。除在第四、五、六篇分别专门阐述新币制即行金本位的益处、原因及维持金银铜币之间比价办法之外，又在第一篇“序言”和第十五篇“整顿币制大致办法”第一至第四小节中反复强调，即行金本位较诸银本位方案更有益于新币的稳定，成本更低，可免除第二次币制改革带来的振荡和痛苦。第七篇就金汇兑制下建立金储备款的必要性、数目、用途及筹划款项的途径和维持金储备款的方法，分别做了具体阐述。第十篇和第十六篇第五小节就如何与列强谈判、修约，限制外国白银和银币进口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第十四篇、第十五篇第五、六小节，第十六篇第一、二小节和第十七篇第一小节，就聘请外国专家的必要性、人数、外国专家在新币制开办时所要做的工作和权限及聘请方法与聘请合同等，做了论述。第十七篇第三小节则对各种质疑和批评意见做了简略答复，声称根据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及对该问题所做的长期研究，新币制如获清政府的支持，一定也能成功，并使中国从中获益。

       尽管精琪在新说帖中反复推销他的币制改革方案，从1904年6月20日到8月24日，与清朝官员进行了20多次会谈，劝说清政府即行金汇兑制度，但清政府对其货币改革方案始终持保留态度。根据会谈记录，清朝官员拒绝接受的最主要原因是：该方案损害中国主权，多考虑列强利益，怀疑新币制不能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此外认为中国尚不具备采行金汇兑制的主客观条件(详见下文)。由于清政府的拒绝，精琪只好于8月28日离京南下，9月7日悄然离开上海回国。在精琪离开中国后1个月，清廷便于10月8日下达上谕，将张之洞的反对意见“下所司知之”，并批准张之洞在湖北铸造以一两为单位的库平银币，“如所请行”，(40)实际上放弃了精琪货币改革方案。1905年11月19日，清廷又颁布上谕，进一步明确排除金本位制，接受财政处和户部所拟方案，公开宣布采用银本位制，以一两重库平银为中国本位货币，“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4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清政府实际上否定了精琪的货币改革方案，但精琪为了邀功，同时部分也由于中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42)并没有如实传达他与清政府会谈的实际情况，对清政府的真实态度做了错误陈述，极力粉饰自己的失败。1904年8月31日，他在到达上海后写信给康格，声称已成功说服清政府接受币制改革方案，“在我们最后一次正式会谈中，户部尚书向我表示，他看不到我们制订的金汇兑方案存在不可行的任何理由”。(43)据此，康格致函美国国务院，对精琪的工作大加肯定，宣称“精琪教授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极大尊重和悉心关照，他们认为精琪对他们有极大帮助”，断言清政府“很有可能会恳求精琪的进一步帮助”。(44)同时，精琪还在离开北京前要求外务部致函美国政府，为他所做工作背书。出于礼貌，庆亲王奕劻在致美国政府的信函中虽然对精琪访华表示感谢，但同时排除了即行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可能性，指出“中国已与美国政府简派之专使会议此事，惟中国之圆法为中国之内政，一切自有主权，并不因所列各语受无论何国之限制”。(45)

       受精琪的误导，当时在华外国报刊和外国人也纷纷予以称赞。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精琪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即致电《泰晤士报》，称“在精琪的不懈努力下，他已成功向中国人说服改革币制的必要性及建立金本位制的巨大好处”。(46)在精琪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北华捷报》也专门刊文，赞扬精琪此行取得巨大成功，达到了目的，写道：精琪教授昨天搭乘Mongolia轮船离开上海回国，我们很高兴得知，他是带着满意的信念离开这个国家的。他坚信此行完全不是徒劳的，他已播下种子，等待浇灌和成长。许多外国人起初都认为中国采用金本位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但他们现在也被他的论据所折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倘若不发生意外之事，中国不久会实行某种类似在菲律宾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改革。人们普遍期待他能重返中国，为那些将他的提议付诸实施的人提供建议和帮助。(47)

       精琪本人在归国后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继续渲染自己的成功，声称清朝官员开始时对他所提方案兴趣不大，但在他的耐心解释和劝说下，“不仅他们的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兴趣”，不但一些督抚向他保证“将支持美国的方案，并且一些高级京官也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实施这一方案，地方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有理由相信，为了与中国和墨西哥政府合作，在最大的金本位国家和银本位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固定汇率的稳定的货币体系，这个任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48)

       因此，在看到张之洞的奏折和清政府10月8日的上谕之后，精琪立即致函柔克义，希望美国政府同意他致函奕劻，对张之洞的奏折作出回应，指出“虽然我已离职，但张的奏折如此直接针对我的工作，致使我认为应该这样做”。(49)精琪还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署户部尚书赵尔巽，批评清政府允许张之洞在湖北发行银两铸币，有违中外商约中规定的统一币制的精神，不是解决中国货币问题的办法，只能增加混乱。(50)作为对张之洞观点的反驳，精琪又授意他的中国学生施肇基，将他在中国与清朝官员会谈的说帖翻译成中文，于1905年2月公开出版铅印本，题为《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称赞这个译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的币制改革方案和思想，“翻译中体现出对张观点的批驳”。(51)

       对于清政府舍弃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美国政府自然也十分失望和不满。在清政府1904年10月8日批准张之洞铸造以一两为单位的库平银币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便派使馆中文秘书卫理于10月8日和13日两次约见户部尚书赵尔巽，对清廷的做法表示不满，希望加以改正。(52)11月14日，康格致电海约翰，称中国目前统一币制的工作“是很不令人鼓舞的”。(53)同日，康格还致函精琪，通报情况，指责清政府的举动既没有执行奕劻信件所言，也不符合商约条款的精神。(54)柔克义在得知此事后，亦失望地表示，“在币制改革问题上，我个人不认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有采取行动的丝毫可能性”。(55)

       美国代理国务卿楼密斯和罗斯福总统虽然对清政府没有接受精琪货币改革方案感到不悦，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关乎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向国会提交汇兑委员会的报告中，都表示将继续推动中国的货币改革。楼密斯在提交总统和国会的信函中指出：“在金银国家之间确定汇率，这是对促进我们国际贸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困难丝毫没有被低估，但它们在一些国家已被克服，在中国也能被克服。自然，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案像美国的计划那样具有可行性。尽管美国的计划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它有利于直接去除我们出口贸易的障碍，并且还可通过促进采取新币制国家的铁路建设和内陆贸易，间接刺激我们的出口贸易。这种效果在美国资本进入墨西哥时已被感受到；在采取相似的措施之后，同样的效果也将在中国被感受到。因此，在中国的工作应该坚持和继续，直至新币制完全确立。”(56)1905年1月26日，罗斯福总统在将报告提交参众两院的信中写道：国际汇兑委员会在菲律宾、墨西哥和巴拿马建立新币制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根据军机大臣庆亲王的来信，委员会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对他们也是很有帮助的。银本位制国家的这些改进使他们与金本位制国家的联系更为密切，并且也十分有益于美国的贸易，应采取一切努力，鼓励这种改革。(57)

三、精琪改革方案夭折的原因

       在探讨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夭折的问题上，国内相关论著都谴责其含有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或用意，这是有历史根据的。但韩国学者丘凡真对国内学者的观点做了颠覆，将精琪改革方案夭折的原因主要归诸以“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及张之洞的反对，认为“在地方行政和财政运营中已经成为习惯的‘陋规’，也是币制改革的一大障碍，是更深层的‘抵抗’力”。(58)对丘凡真的这一新观点，国内学界迄今未有反驳或质疑。其实，他的这一新说缺乏历史根据。

       晚清中国存在“货币发行地方化”现象与“货币发行地方化”现象是否导致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方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现象及各种地方“陋规”确实存在，国内相关货币史和财政史论著都认同这一事实，但丘凡真在文章中并没有引用相关资料证明其观点。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以六页之多的篇幅，对精琪来华之前地方督抚如何一次次挫败清朝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的努力所做的详尽论述，固然反映了晚清地方与中央在货币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但不能以此为据说明精琪货币改革方案遭拒，也是因为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享受已有权利阶层”的反对。事实上，丘凡真的研究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势力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中央政府一次次推出统一币制的政策。清末最后十年的币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历史，也都印证了这一点。拿币制改革来说，清政府虽然没有接受精琪提出的金汇兑制，但在随后的改革中并没有因为存在“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忌惮触动所谓的各种地方“陋规”，而放弃推出一系列“去地方化”的改革措施。如1910年5月23日，度支部颁布的《币制则例》，除确定国币单位、改两为元外，还对各种铸币的成色、重量，主辅币间的关系和使用数量，以及收兑方式、法律责任等做了统一规定，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明确宣称“推行币制，头绪纷繁，要以统一铸造为先务，诚以铸币本中央特权，断无任各省自为风气之理”，规定“自本则例奏定之日起，所有各省现铸之大小银铜圆一律停铸”。同时，度支部对地方发行和流通的各类纸币也予以清理和整顿，1909年7月23日颁布的《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对各官商银钱行号发行银钱票的条件和数目加以限制，并“严定准备，随时抽查，限期收回，使银钱行号专力于存放汇兑之正业，所以保信用、固银根，亦预为划一币制之地”。次年，度支部颁布的《厘订兑换纸币则例》，进一步明令将发行纸币权收归国家中央银行，声明“发行纸币固属国家特权，而政府要不可自为经理，近世东西各国大都委之中央银行独司其事……现拟将此项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无论何项官商行号，概不准擅自发行，必使纸票于纷纭杂出之时，而立收集权中央之效”。(59)

       就清末最后十年历史来说，地方督抚的态度和意见固然会对清政府的决策和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晚清君主专制体制之下，地方督抚与中央是利益共同体，维护王朝的统治是他们的共同责任，这就决定了地方督抚与中央的合作互动要远大于冲突和矛盾；而君主专制制度也决定了国家各项大政方针，最终要由君主或中央政府定夺。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经济和财政领域，还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清政府都没有因地方督抚的反对或抵制而取消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并且，地方督抚的抵制和反对，其实也并非都是出于维护地方私利和各种“陋规”，有些更多出于地方实情。再回到精琪货币改革方案问题上，早在商议之初，针对美方担忧地方督抚的分权会构成严重障碍，驻美公使梁诚就指出，在货币和财政问题上“中央政府总其成，各省督抚分其责，实同指臂之联，断无扞格之患”。(60)梁诚此言，固然有美化成分，但确乎道出了清朝王权体制下地方督抚与中央关系的实情。因此，在没有充分历史根据的情况下，丘凡真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解释清政府当时拒绝接受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原因，带有主观臆测色彩。

       再者，丘凡真将张之洞反对和否定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看作“腐败”的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势力反对中央统一币制的代表，称“通过以上的考察，足以清楚地看出，‘腐败构造’下享受已有权利的官吏阶层，从督抚到衙役，要欣然接受清政府的全面币制改革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拥有重要政治势力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对精琪方案，也便不难理解了。”(61)这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张之洞当时否定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并非出于“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而是认为该方案损害中国主权，或不可行，不符合中国利益(详见下文)。其实，丘凡真在对张之洞主张所做的专门“反思”中，也如实指出“张之洞对精琪方案的反驳集中在两点：第一是聘用外国人为司泉官的问题，第二是金汇兑本位制的核心理论，即银货的金平价固定在32：1是否可行”。(62)但接下来，他便不顾前面的正确论述，将张之洞反对精琪货币改革方案说成是晚清腐败的地方势力对中央的抵制和反抗。

       丘凡真把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作为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夭折主因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北华捷报》1905年3月底刊登的一篇反驳张之洞的英文文章，该文攻击张之洞反对精琪方案的根本理由是要保护地方的“既得权益”。此外，他也提到，精琪在提案中也注意到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势力可能会成为其推行币制改革的障碍，但他认为精琪试图通过利益补偿政策以获得地方督抚支持的想法“是太乐观了一点”，“是精琪方案的重大缺陷”。在此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涉及诸如币制改革这样一些重大的中国内政及与列强关系问题上，不根据历史实际情况，单方面不加分析地将一些外国人的观点和观察看作真实的历史，肯定会存在许多盲区和漏洞，得出错误的结论。就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失败而言，站在精琪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自然会将原因归咎于晚清腐败地方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而不会返求诸己。倘若美国承认方案存在问题或缺陷，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利益，那么不但意味着他们要为币制改革方案的失败承担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恶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精琪还是美国政府，他们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都忌言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损害。对他们来说，将列强在菲律宾、印度、埃及以及拉丁美洲等附属国或殖民地推行的币制改革模式移植到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妥。因此，无论精琪还是《北华捷报》，都将张之洞的反对意见斥之为“狭隘、落后”，维护地方既得私利，“排外偏见”和对货币理论的无知。(63)在这个问题上，丘凡真不去考察清政府拒绝精琪方案的真实理由，或置真实理由于不顾，单方面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认定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现象为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夭折的主因，客观性不足。

       此外，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丘凡真对史料进行有选择的引用，对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和清政府的态度做了一些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论述，认为《续议》(丘文称之《说帖》)较《觉书》“做了大幅度修改”，特别是在聘请外国专家问题上，“似乎说服了在北京参加会谈的清廷官员”，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国方面有关外国介入会侵害中国主权的忧虑。其依据是摘引1904年8月24日最后一次币制会谈中户部尚书赵尔巽的两句话，即“此次说帖已较原书条议合乎情理”，“如按初次条议所说万难商办，近日所致各说帖尚可议办”。(64)丘凡真的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事实是，赵尔巽紧接着就表示“惟聘用洋员及开办各事，中国尚须详细推求，与庆亲王并诸位大臣商量”。这实际上是拒绝了即行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对于精琪继续建议清政府在实行新币制前聘请司泉官代为制订币制改革法规，赵尔巽也一口回绝，称“我等亦须自己商量先有眉目，方能请用正司泉”。并且，对于赵尔巽所说“如按初次条议所说万难商办，近日所致各说帖尚可议办”，精琪也不认同，认为赵尔巽误读了《续议》和《觉书》，当即表示“本大臣从先所拟中国办新圆法，与现在宗旨并未更改”。(65)应该说，精琪的纠正是正确的，合乎事实。如前所述，《续议》或者《说帖》作为对精琪所提改革方案所做的进一步阐释，其基本精神和内容与《觉书》中的建议和主张完全一致，只是进一步做了细化和深化，同时也做了一些答疑解惑的工作，而不是如丘凡真所说，“做了大幅度修改”，几乎为清政府接受，只是后来因张之洞的反对而产生改变，这不是真实的历史。倘若赵尔巽或清政府同意精琪货币改革方案，也就没有1904年9月7日精琪归国一事了。

       事实上，清政府拒绝接受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该方案严重损害中国主权，过于强调列强利益，遭到中国朝野的一致反对。还在与欧洲各国讨论阶段，清朝一些使臣就对精琪方案提出异议，如驻法公使孙宝琦在巴黎参与讨论时，就认为美国提案中有关任命外人为铸币局总办及允许各国有条陈整顿中国财政之权等内容，“显系干我主权”，指示参赞刘式训等“向美员辩论，请将此说帖酌改”，并当面向法国和美国代表“声明中国使馆未奉政府裁决之训条，故于各员议论不置可否，不得认为中国之允许”。(66)驻美公使梁诚也致函清政府，批评精琪提案中有些条款“实与今日整顿圆法、力图自强之心，未免显相背谬”，建议须加警惕，“不能不审慎再三”。(67)

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商约谈判代表盛宣怀和吕海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涛、湖北巡抚端方等在商议该方案时，都对聘用司泉官主持中国币制改革保持警惕，“深恐财政主权不免为外人所夺”，(68)认为“万万不可”，一致主张币制改革必须由中国自主主持，(69)并致电外务部，强调币制问题“尤未便令外人干预，以尊主权而免攘利”。(70)张之洞稍后在《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中，首先也是批评精琪方案以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换取列强的支持，“其所言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之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71)总办江南商务局刘世珩对精琪方案逐条进行批判，声言“国之所以立在财，财之所以运在权，财政失而全权欹，国奚以国？埃及之衰亡，殷鉴不远，是可悚念者也”。(72)即使对精琪的金本位主张持肯定态度的梁启超，(73)也同样谴责精琪赋予外人的权力过大，“斤斤于各国代表人之同情”，表示这样的币制改革“非为吾福而为吾祸也”。(74)

       事实上，聘请外国专家问题也是精琪与户部官员商谈中最大的障碍。在1904年6月20日的首次会谈中，户部尚书鹿传霖对聘请洋人问题一口拒绝，直言“以现在中国整顿财政尚无成效，聘请洋人尚无此意思”。7月28日，精琪提议开办银行聘请洋人为督办，清朝官员立即表示此事“今日不能奉答”。(75)在8月23日的会谈中，新任户部尚书赵尔巽亦明确表示“如照条议所言，正司泉官及各国查考财政一层，万难照办”，要求新币制方案“总以权由我自操，不至为人把持限制方可”。此外，在8月22日的会谈中，赵尔巽还批评精琪货币改革条议“专说各国之利益，中国只是带笔。似不但为贵国有益而来，且为全球利益而来矣”。并质问精琪《圆法条议》中所说“兼使各国满意”一语“是何解说”，指出“改圆法后，若各国动以不满意为词，圆法岂能畅行？岂非自寻苦恼？”声明要使中国接受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必须“以上不失主权，下不拂民情才可办”。(76)10月8日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实际遭朝廷否决后，赵尔巽在向美方解释时，再次坦言因该方案突出外人利益，招致朝廷和许多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是一个会使中国进一步落入列强之手的计划。(77)

       由此可见，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绝非张之洞一人反对的结果，也非丘凡真所说，因代表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势力的作祟。张之洞的意见固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并非清末币制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因此，将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夭折归诸张之洞的反对，显然过于简单化，夸大了张之洞的作用。

       其次，精琪货币改革方案未被清政府接受，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实行金本位制的物质基础。从世界货币史来看，无论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制，其推行都需要相当的黄金储备，具备较雄厚的财力。而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首先，中国不是产金国家，1907年产金六七千公斤，仅占世界产金额的百分之一。(78)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实际实行银本位制，黄金还长期处于外流状态。据海关统计，在1888-1900年的13年间，黄金出口多达73692000海关两。(79)中国推行金本位制尚缺乏基本的黄金储备。当精琪向中方推销金汇兑制方案时，盛宣怀即以此表示不可行，指出“惟中国地广人众，金少银多，殊难骤改”。(80)户部尚书鹿传霖也认为，中国缺少必要的黄金储备而难以骤行，“惟铸金币应预筹集金款，日本未行金币以前，即先集金十年，始行开铸。中国民间藏金甚富，只以国不用金，徒消耗于金器金饰之用，且近年流于外洋者亦复不少。亟宜筹收集之法，以充铸币之需。”(81)对此，即使赞成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梁启超也不能无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中国实行金本位制的难题之一，“德之改金本位，利用法之偿金也。日之改金本位，利用我之偿金也。其他若俄若印度之改金本位，则皆自十余年以前，汲汲准备，吸收金块于海外，准备圆满，而始从事也。以我国而骤行改革，从何处得此现金。”(82)

       1905年11月，财政处会同户部放弃金本位制，推出以一两重银元为中国本位货币，也明确表示这是鉴于“中国积金未富，官私交易向系银铜并用，则用金之制尚难骤议”。(83)作为货币专家，精琪也认识到即使实行金汇兑制度，亦需要一定的金储备，但他提出的借款解决方案不符合中国利益，是当时清政府不愿接受的，赵尔巽在会谈中就以借新款必使中国“累上加累”、“利于公而不利于私”予以拒绝。(84)1907年，清政府在自主讨论金本位货币方案时，内阁各部院对借款方案也一致反对，称“惟息借洋款、聘用洋员，权落外人，似非善策，拟请毋庸置议”。(85)

       同时，从当时中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来说，也不利于推行金汇兑制度。根据金汇兑制度，中国国内并不铸造和使用金币，只是在伦敦和其他通商巨埠开设信用账户，出售金汇票，维护中国货币与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固定比价，因此，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攸关金汇兑制的成败。1911年，清政府聘请的币制顾问荷兰人卫斯林(G.Vissering)在1912年《中国币制改革初议》中谈到金汇兑制度时，也提出务必注意贸易收支情况，指出中国在采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之前，“必详加考明商务之余数为正负。若商务有正余数，则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极为容易维持。……若商务亏负而久无进步，欲维持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则中国必须有新外债以垫之。不然其结果将至不堪设想。改良全国币制，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必有绝大危险。”(86)

       但当时的中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并不支持清政府推行金汇兑制。由于中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中国对外贸易自1890年开始进入长期入超阶段，据统计，1890-1894年间中国贸易入超额达3856.3万海关两，年均入超771.3万海关两。(87)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从年均出口值来看，1895-1899年比甲午战争前的1891-1894年增长35.9%；但进口增长更快，年均进口值1895-1899年增长49%。(88)1903-1913年的年均贸易逆差额更是达到1895-1899年年均值的19.8倍。(89)当时，总办江南商务局刘世珩就以中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存在的巨大逆差反对精琪的金汇兑制，指出中外贸易存在巨大逆差和中国财政入不敷出“是人所共知者也”，抨击精琪为推销金汇兑制，置中外贸易存在巨大逆差及中国黄金大量外流事实于不顾，有意摭拾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有关国际自由贸易与货币学说，声称国际贸易收支长期会自动趋于平衡，并以英国为例，淡化甚至否认中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推行金汇兑制的制约，完全是“无稽之言，自遁之说”，质问精琪“假斯密氏之说，以为中国解，是何异以贫乏无业之夫，而与富拥巨万者比挥霍，其谬不已甚乎”！(90)

       此外，列强态度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清政府决策的一个因素。对于美国的货币改革方案，由于其声称以促进国际投资和贸易、维护列强利益为宗旨，欧洲各国不便公开反对，但它们并不希望看到由美国主导中国币制改革，因此态度并不积极。其中，英国和俄国就“颇有异议”，明确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精琪的金汇兑制方案，“以中国先定一律通用银币，自是正办，至于是否须与金钱等价，尽可随后酌量定夺”，“盖英欲于南方行其金镑，俄欲于北方行其卢布，各怀私见，所以不欲从同也”。(91)此外，根据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尚有许多问题须与列强协商，提供支持，这些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推行新币制，须与列强修改条约，限制白银和银币的进口，统一使用新币，关税也按新币征收。对此，精琪并没有信心，认为如在中国商谈，各国肯定会“互争利益”、“互生嫉妒”、“抑勒阻碍”，“于所可准行之办法，势必生出许多难处，耽延时日”。(92)清朝官员在与精琪会谈中更是对此表示了极大忧虑。在6月25日的会谈中，清朝官员就对列强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新币与外国货币的比价表示怀疑，问“若定准以中国银元若干抵外国一镑之用，各国能否照办”？而精琪则以“银元定金价一节，下次细谈”，(93)加以搪塞。在8月24日的会谈中，对于列强是否愿意修改条约，禁止各国银币和银条进口中国，赵尔巽也表示怀疑，问“此条禁止可否办到”？精琪虽然表示“各大国请中国整顿新圆法，载在商约，不能不答应”，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会存在问题，建议“与各国应早为商量，恐内中有数小国又想他项好处”。而在解释清政府为什么不能贸然接受新币制时，赵尔巽明确表示除了新币制对本国商民利益不明之外，“各国外交之对待有无牵碍全未深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考量。(94)

       其实，对于清政府拒绝金汇兑制，美国代理国务卿在1905年1月致总统和国会的信函中就予以相当程度的理解，认为中国缺乏实行金本位制的物质基础及客观条件，指出“在建立新的币制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巨大困难。需要时间使它积累充足的黄金储备，需要时间说服各省当局放弃他们目前的铸币，改变人民使用银条的习惯，需要时间提供合适的专业帮助，克服其他一些困难等”。(95)

再者，精琪货币改革方案被否，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清朝决策层缺乏相关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知识。如张之洞和刘世珩批评精琪低于市价二成，确定金银比价为1：32，不可行，显然不明信用货币与传统足值货币的区别。精琪建议新铸银币系现代信用货币，而张之洞视之为传统的足值货币，即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完全等值，由此质疑精琪所定金银比价没有可行性。又如，张之洞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为理由，反对推行金本位制，实则不明本位货币与流通货币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明货币本位制问题与经济社会和居民消费水平并无必然联系。金本位制的目的是求币值的稳定，由国家标明法定货币含金量，允许持币人自由兑换等量黄金，并不要求百姓平常使用金币。因此，金本位制与居民日常消费水平高低并无直接关系。(96)对于决策层缺乏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知识，影响到对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态度，户部尚书赵尔巽直言不讳。在1904年8月24日的会谈中，对于精琪催促清政府立即实行新币制，赵尔巽明确表示如不对新币制详加考查，“骤然定准，贵国政府亦必笑本大臣率尔定此大事”。(97)10月13日，针对美国驻华公使就清政府宣布放弃金汇兑制度所提抗议，赵尔巽再次坦言，由于政府方面缺少懂财政问题的人才，目前对采用金本位制度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要让政府方面的高级官员懂得金汇兑制的好处，需要时间。(98)

       1904年精琪来华帮助中国推行货币改革，虽然出于清政府的主动邀请，并且中美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但实则各有所图。清政府是为了维持本国货币与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比价，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国际银价跌落、金银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美国除了要促进对华投资和贸易之外，同时也试图借此将中国货币纳入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以与长期主宰国际贸易的英镑展开竞争，使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中美在清末货币改革中的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和列强的态度及其他相关条件。而精琪来华后，在与清朝官员的会谈中没有顾及中国方面的合理关切及主客观条件，并未能说服清政府接受他的货币改革方案，但受中美文化和语言隔阂的影响，及其出于邀功心理，精琪不仅没有向外界和美国政府如实、准确传达实际会谈情况，还宣传他已成功说服清政府接受金汇兑制度，进行误导。对于清政府否决金汇兑制度的原因，精琪和美国政府及一些外国舆论却站在美方和列强的立场上，都归咎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其实，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方案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片面强调和迎合列强的利益，忽视中国的利益关切；同时，也因为当时中国缺乏金本位制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当时清朝决策层缺乏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的相关知识。精琪货币改革方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还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币制本位问题的讨论，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内部有关金汇兑制问题的讨论几乎不同程度都以精琪货币改革方案为蓝本。(99)并且，精琪访华也为后来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币制问题提供了依据。(100)

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代表性著作如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杨端六的《清代金融货币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的《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戴建兵的《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台湾学者卓遵宏的《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一八八七-一九三七)》(台北：“国史馆”，1986年)和李宇平的《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一九○二-一九一四)》(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等。

②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③参见蔡可选：《金本位制度之现在与将来》，《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

④杨宜治：《奏请仿造金银钱折》，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上海：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第22—23页。

⑤陈炽：《通用金镑说》，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第17页。

⑥《为杨通政请仿造金银钱折咨总署片》，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第24页。

⑦"Note from the Chinese Charge 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Gold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Trade:Repor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ld-Erchange Standard into China,the Philippine Islands,Panama,and Other Silver-Using Countries and the Stability of Erchange,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4(以下简称RCIE)，pp.75-78.按：清政府这份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的措词主要是接受了沈桐的建议，后来户部尚书赵尔巽在与精琪会谈中对这份备忘录只强调中国币制改革对各国的好处而不主张中国自身利益，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⑧《外务部收驻美代办沈桐函》(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第3435页。

⑨《外务部收驻美代办沈桐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399—3401、3397页。

⑩《外务部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五册，第3427—3428页。

(11)RCIE,pp.79-80.

(12)《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文附件一 美外部海约翰来文》(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562—3563、3588页。

(13)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25,1903,Dispatches from U.S.Ministers to China(以下简称DMC),1843-1906,microfilm,roll no.123.

(14)《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文》(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562、3588—3589页。

(15)Loomis to Conger,May 8,1903,Diplomatic Instru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以下简称DIDS)，1801-1906,China,microfilm,roll no.43.

(16)Foreign Office to Conger,June 22,1903,DMC,1843-1906,roll no.124.

(17)《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文附件二 美外部给委员罕纳等训条》，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563页。

(18)Rockhill to Loomis,July 2,1903,Rockhill Pa pers(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19)Loomis to Conger,July 3,1903,DIDS,1801-1906,China,microfilm,roll no.43.

(20)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1,1903,DMC,1843-1906,roll no.124.

(21)精琪赴日期间，日本对美国的货币改革方案明确表达了支持态度，1903年11月30日海约翰在致柔克义的信中说道：据正在日本访问的精琪来电所云，日本将支持美国的货币改革方案，“如果需要，我们有理由期望获得日本的坚定支持”。(John Hay to Rockhill,November 30,1903,Rockhill Papers)

(22)美国政府任命精琪为赴华“会议货币专使”，这是因为精琪当时不但是美国国内一位难得的财政和货币方面的专家，而且对远东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当时除在大学任教外，同时还在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和委员会中兼任专家或委员，曾分别就托拉斯、货币、劳工、移民等经济问题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1901-1902年间，他还是美国国防部殖民地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撰写了一份关于远东地区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经济问题的报告，他也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器重。

(23)《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757—3760页。

(24)Jenks to Rockhill,September 30,1903,October 3,1903; Jenks to John Hay,October 3,1903,Rockhill Papers.

(25)Draft of Instruction to Conger,October 1,1903,Rockhill Papers; Hay to Conger,October 12,1903,DIDS,1801-1906,China,microfilm,roll no.43.

(26)《外务部收美使康格照会》(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七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748页；Conger to Prince Ch'ing,November 25,1903,DMC,1843-1906,roll no.125.

(27)《外务部致美使康格照会》(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766页；Prince Ch'ing to Conger,December 4,1903,DMC,1843-1906,roll no.125.

(28)Rockhill to Consular Bureau,October 10,1903,Rockhill Papers.

(29)Rockhill to Loomis,February 1,1904,Rockhill Papers; Loomis to Conger,February 1,2,1904,DIDS,1801-1906,China,microfilm,roll no.43.

(30)Address of Jeremiah W.Jenks,February 22,1904,DMC,1843-1906,roll no.125.

(31)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5,1904,Rockhill Papers.

(32)经过40年的努力，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终于在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宣布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梦想。

(33)有关美国背景详见Emily S.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1900-19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巴曙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4)《外务部收驻英大臣张德彝函》及附件(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611—3613页；另参见RCIE，p.104.

(35)《中国新圆法觉书》单行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铅印本和1907年京报馆铅印本。另，全文也刊载在《外交报》第3卷第3—6号(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及《东方杂志》第1卷第2—4号(1904年4月10日至6月8日)等杂志上；英文本见RCIE，pp.75—113.

(36)金汇兑制又称“虚金本位制”，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规定金币为主币，但国内并不铸造和使用金币，只同另一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准备基金，通过无限制供应外汇，以维持本国币值的稳定。这种制度当时只在印度、暹罗、菲律宾等一些殖民地和附属国实行。

(37)RCIE,pp.14—15.

(38)《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中文铅印本出版于1905年2月；英文本见RCIE，pp.113—176.

(39)《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第1页；RCIE，pp.113—114.

(40)《德宗实录》卷535，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0页。有关张之洞的反对意见，详见下文。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42)在晚清中外谈判过程中，清朝官员出于中国式的礼貌、和气和面子观念，同时也为减轻自身的外交压力，为避免得罪洋人，常常并不明确表达拒绝意见，而以中国式的婉转方式加以搪塞，或以不被皇帝接受加以推脱，或以须与地方督抚商量或民间反对为由加以拒绝，或以条件成熟再做考虑和讨论予以应付，由此给一些不谙熟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外国人造成一定的误解。精琪与清朝各级官员的会谈，不同程度存在以上诸种情况，这在精琪与赵尔巽的会谈和交涉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43)Jenks to Conger,August 31,1904,DMC,1843-1906,roll no.126.

(44)Conger to Hay,September 7,1904,DMC,1843-1906,roll no.126.

(45)《庆亲王致美国政府函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125页。

(46)Professor Jenks's Mission Ends—Chinese Government Impressed by His Gold-Standard Arguments,Peking,August 29,RCIE,p.18.

(47)Currency Reform in China,September 8,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September 9,1904.

(48)RCIE,pp.16—17,20—21.

(49)Jenks to Rockhill,January 17,1905,Rockhill Papers.

(50)Jenks to Chao Erh-Hsun,December 28,1904,Rockhill Papers.该英文信也出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赵尔巽档案”中，说明确乎寄发。

(51)Jenks to Rockhill,November 17,1905,Rockhill Papers.

(52)Memorandum by Williams,Peking,October 13,1904,DMC,1843-1906,roll no.127.

(53)Conger to Hay,November 14,1904,DMC,1843-1906,roll no.127.

(54)Conger to Jenks,November 14,1904,DMC,1843-1906,roll no.127.

(55)Rockhill to Adee,November 17,1904,Rockhill Papers.

(56)"Letter of Submittal," RCIE,p.11.

(57)"President's Letter to Transmittal," RCIE,p.7.

(58)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9)度支部辑：《币制奏案辑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17、64、26页。

(60)《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589页。

(61)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2)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3)H.E.Chang Chih-Tungon Currency Reform,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February 17,1905; Currency Reform in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March 31,1905.

(64)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5)《美使精琪为币制改造铸造金银价值差价等事致赵尔巽及会晤记录稿》(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卷079，缩微号0015。

(66)《外务部收驻法大臣孙宝琦函》(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634页。

(67)《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759页。

(68)《寄武昌张宫保端午帅》(二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63，电报4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389—1390页。

(69)《端午帅来电》(二月二十八日)、《张宫保来电》(二月三十日)、《魏午帅来电》(三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63，电报4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390—1391页。

(70)《寄外务部》(三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64，电报4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1390—1391页。

(71)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9—1630页。

(72)刘世珩：《银价驳议》，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第74—75页。

(73)梁启超在文中称赞精琪货币改革方案“原本学理，适切时势，吾几无以为难矣”。

(74)梁启超：《中国货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0—121、122—123页。

(75)《精琪与户部及外务部官员会议记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下册，第1120、1122页。

(76)《美使精琪为币制改造铸造金银价值差价等事致赵尔巽及会晤记录稿》(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卷079，缩微号0015。

(77)Memorandum by Williams,Peking,October 13,1904,DMC,1843-1906,roll no.127.

(7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1页。

(7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37—638、644页。另参见RCIE，p.111。

(80)《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折》(宣统元年闰二月)，《愚斋存稿》卷14，奏疏1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374页。

(81)《户部奏筹集金币款预备铸币片》，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大清新法令》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8页。

(82)梁启超：《中国货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6，第107页。

(83)《财政处奕劻会同户部折——制定一两重银元为中国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30页。

(84)《美使精琪为币制改造铸造金银价值差价等事致赵尔巽及会晤记录稿》(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卷079，缩微号0015。

(85)《内阁各部院会奏议复行用金币折附片》，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大清新法令》第4卷，第97页。

(86)卫斯林：《中国币制改革初议》，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第401—402页。

(87)周广远：《1870年-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88)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89)陈争平：《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0)刘世珩：《银价驳议》，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第100页。

(91)《外务部收驻美大臣梁诚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九月初六日发)，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第5册，第3758、3760页。

(92)《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第54页；RCIE，pp.153—154.

(93)《精琪与户部及外务部官员会议记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21页。

(94)《美使精琪为币制改造铸造金银价值差价等事致赵尔巽及会晤记录稿》(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卷079，缩微号0015。

(95)"Letter of Submittal," RCIE,p.10.

(96)梁启超当时就曾批评张之洞对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驳议“全未达生计学学理，一派门外汉语”。

(97)《美使精琪为币制改造铸造金银价值差价等事致赵尔巽及会晤记录稿》(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卷079，缩微号0015。

(98)Memorandum by Williams,Peking,October 13,1904,DMC,1843-1906,roll no.127.

(99)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国内有关金本位或金汇兑制的讨论，请参见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二)两册及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著《中国货币理论史》(第340—394页)，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

(100)1917年美国驻华公使就将1904年清政府请求美国帮助中国币制改革，作为美国介入中国币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声称“中国政府为实现这一计划而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考虑到美国，这项利益美国政府从来未放弃”。参见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17—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