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焚毁之因

——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

裴广强

内容提要：1860年10月，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学界对于圆明园被焚毁的原因存在激烈争论，并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近年来，“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逐渐占据上风。然该说亦含有较大的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通过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宏观性分析，笔者发现其背后隐含了以往被忽略的诸多信息。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存在隐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围绕人质事件惩戒策略产生的矛盾等诸多因素，都对圆明园的焚毁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从整体上看，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联军内部蕴含的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英法联军 圆明园 火烧 北京城 物资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的热点问题之一，150余年来，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与探究。但是，学界目前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中多个方面的研究，尚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对导致圆明园惨遭焚毁原因的认识尚不够清楚。

   应当明确的是，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遭两次焚烧，两次火烧事件的时间、原因、参与者及具体过程均有差异。就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事件而言，笔者曾为文进行专门考证，此不赘述。[1]与之相比，学界对第二次火烧事件，也即导致圆明园被彻底焚毁的原因，认识尤不清晰，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并不为过。王开玺先生详细梳理了本世纪之前的相关论著，将以往观点归为三类：“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军事行动说”，并且认为这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了“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认为英法人质被虐杀不过是联军的一个借口，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最根本原因，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的精神打击，使之尽快投降，签订和约，并对外国人更加驯服，以实现其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最近几年，他还对影响较广的“英法人质于圆明园受虐致死说”和“清军处死英法人质不符合国际法说”进行了批驳，坚持了其原来的观点。[2]郑艳、何伟亚、吴继轩、李胜斌、王天根等人从其他角度研究了同一问题，但总体上亦持与王开玺先生相似的观点。[3-4]，[5](P111-116)可以说，“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已基本上成为目前占据主流的观点。[6](P273-297)

   然而，这一观点也隐含了比较大的问题，细究之下，主要有三点。①以往学者多围绕与第二次火烧圆明园直接相关的英法人质事件、国际法事件、借火烧以遮蔽抢劫事实等微观性、具体性问题就圆明园被焚毁原因进行探究，缺乏进一步放宽学术视野的意愿，忽略了将此问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整体战局演化过程进行互动性考察的必要性。②以往研究总体上忽略了一些非历史性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影响。虽然有学者注意到气候因素对于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以及军事行动的影响，[4]但并没有将之作为论述的重点，因而难以真正说明为何圆明园会在1860年10月中旬遭到焚毁。③以往学者主要从中方角度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研究，针对英法联军本身及其内部矛盾的研究还不够，没有从联军内部甚至国际背景出发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分析，因而难以解释为何英军单独焚毁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系统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这些问题的存在，已明显不利于对“圆明园为何被焚毁”这一百年疑案的深层探究。

   因此，笔者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资料，尤其是英法联军第一手的日记、回忆录及外交文件，尝试从几个以往未被重视的、相对宏观性的角度入手，对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考辨，以期揭示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多维因素和内在动因。囿于学识，倘有不足之处，还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二、再论圆明园被焚原因

1.进军北京：一次被延误的远征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遭到严重挫败。为确保之前与清廷签署的条约能够得到实际执行，两国政府遂于1859年底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远征。此次远征规模颇为庞大，两国军队共达2.1万人左右。联军投放兵力如此之多，所需后勤物资数量必然巨大，对物资补给系统提出了高难度挑战。就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这一问题而言，学界尚无专门论著予以研究。然而，不对此进行考查，就难以对此次远征的总体进程有整体性把握，也难以认清圆明园会在1860年10月中旬这一特殊时段内遭到焚毁的宏观背景。因此，本文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概要性探讨。

   英、法两国政府对此次远征中物资补给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视。在此次远征中的不同作战阶段，联军借助海路、河路和陆路运输方式，陆续设置了多个重要的后勤军需基地，建立起了绵延上万里的物资补给线。概括而言：①在前期准备阶段，联军利用蒸汽舰船从英国、法国、南非、印度等地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物资。为储备物资，联军在香港和上海建立中转基地，配备了军械库、煤仓、粮仓、马厩、杂物室等基础设施。[7](P269)联军在上海还购买了一部分物资，包括若干牲畜，以做食用或运输之用，但其在所需总物资中的比重不大。[8](P60)，[9](P159-160)②在封锁渤海湾阶段，法、英分别于烟台、大连湾建立军事基地，构筑起了战时物资补给系统的基础。联军在营地附近设立了集市，引诱附近村民前来贸易。借此不仅可以用比欧洲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猪、禽、肉、蛋和时鲜蔬菜，而且还能买到麦秸、稻米、茶叶、马料等各种战备物资。[8](P159-160)，[10](P60)③在北塘登陆后作战阶段，联军于天津、通州建立了大型军需基地，负责各种随军物资的接收。他们也在驻地附近开设了集市，大量购买羊、牛、苹果、梨子、葡萄、桃子等食物。[11](P38)此外，联军不但大肆掠夺沿线附近村庄、市镇，[12](P21)还在通州官员拒绝为其提供物资之后，劫掠了通州漕运粮仓，抢得数量可观的大米。[13](P30)总体上看，凭借这一物资补给系统，联军首先由海路将大批本国及殖民地的物资运至香港和天津储藏，之后将其用轮船和帆船转运至烟台和大连湾，再汇集后两个基地劫掠或购买的物资，一起运至白河。利用白河和运河河道，联军通过轮船和帆船交替运输的方式，再将在沿海及白河沿岸储藏和搜集到的物资输送至前线。

   然而，联军后勤物资补给系统亦存在明显不足，使此次军事行动成为了一场被延误的远征。首先，相较英军而言，法军物资补给系统落后，严重拖延了联军在北塘进行登陆作战的时间。此次远征的一大特点，是骑兵和炮兵的重要性全面超过步兵，在决定战争形势方面开始起到主导性作用。1860年6月1日，英军及各种战备物资就已全部到达直隶湾驻地。在经过一段休整之后，英军统帅格兰特提议7月1日开始登陆作战。[11](P8、15)但是，由于法军的延误，直到26日，英、法军队才分别离开驻地，前往指定地点准备登陆作战。法军之所以无法提前开战，根本原因与其战备物资准备不充分、[8](P52-53)海路运输能力有限有关。[14](P128)依靠仅有的3艘运输舰，在英军准备完毕的一个半月后，法军才勉强将购买到的马匹运送完毕。[8](P126、135、169)其次，陆路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联军物资补给系统无法正常运转，间接使联军在北塘登陆后向北京进军的速度大大放缓。由新河到天津的陆路较短，本可在短时间内运送物资至天津。但联军陆路运输工具奇缺，只能选择乘吃水较浅的炮艇等沿白河上溯，花了整整两天才到达天津。[8](P213、217)当9月10日晚联军在离天津不远的普口村宿营时，突遇大雨，临时组建的运输车队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车夫乘机逃走，大部分牲畜和运输工具也随之丢失。[9](P121)联军陷入一时困境，只得留在原地等待支援。法军统帅蒙托邦一度考虑令法军返回天津重新组织运输车队。[8](P250)又如，八里桥之战后，联军本想乘胜进军北京，[15](P115)但因武器弹药没有及时运到，遂被迫就地进行了长达两周的休整。当军需物资于10月4日晚上运到八里桥后，次日一早，联军大部队才出发向北京进军。[16](P89)事后，法方全权大使葛罗认为，如果在八里桥之战后，联军立即向北京进发，远征结束日期会大大提前。[17](P285)总之，从联军最初计划于4月中旬实施封锁渤海湾，[8](P83)至10月初进入北京地区，抛除作战及正常的驻军休整时间外，因物资供应系统问题频出，其军事行动进程至少被人为推迟了两个月之久。这一推迟致使联军在10月初京津地区气候转寒的大背景下，才进入北京地区。

   1860年10月初，渤海湾及京津一带气温急转直下。相关气候现象在英法联军的日记、回忆录中有大量记载。自10月1日始，一股强劲的西南偏西北风刮向渤海湾，“宣告了冬天的正式来临”。当内陆地区还感觉不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渤海湾早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18](P122)从京津一带居民口中，联军得知白河在11月初就要结冰。[15](P177)一旦如此，联军的运输能力就要大大受限，各主要后勤物资基地之间的联系就要被切断，整个补给系统很可能趋于崩溃，继而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者，进入冬季之后，联军就地获取物资尤其是食物的困难也会大增，而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当时已非常匮乏，未必能够攻陷北京城。[19](P61)

   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已经考虑到了气候变化可能对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联军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退出北京。1859年11月，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致函格兰特，强调出于气候变冷的考虑，联军不要长期占领北京。次年4月9日，赫伯特再次致函格兰特，重申相同训令，并要求英军不能在北京过冬，“必须在到达之后立即离开”。同年4月，法国政府也给葛罗发出了训令，表示出了与英国相同的担忧。[20](P247、251、259)联军在10月7-8日第一次抢劫圆明园后，为抵抗即将到来的严寒，延长在北京的停留时间，曾计划大量采购过冬物资，尤其是棉衣。英军原想从孟买购买羊皮，但因故没有实现，甚至连基本的防寒冬衣也延期发放。[11](P61-63)法军运输舰此前多次发生海上事故，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冬衣和营地帐篷等物资。[14](P191)而且，进入冬季之后，水面结冰，联军所有的军舰根本无法通航。[18](P124)而清军此时还不断派人袭击联军从天津来的护送补给的队伍。[21](P214)由于害怕清军趁气候变冷之势截断联军的后勤补给路线及撤退路线，蒙托邦就坚持认为法军必须在11月1日离开北京，格兰特也决定顶多在北京待到11月7日。[8](P291)，[22](P315)值得一提的是，联军在从圆明园里缴获的一些文件中，发现清廷和联军在天津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把战事拖入严冬。[15](P97)这更让联军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物资供给系统增加了另一层不安全性。可以说，联军自身物资供给系统的不足，以及当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候的骤变，使联军在时间上提前预设了这场远征的最后期限，即为防止远征部队陷入危险境地，无论如何要赶在11月初河流冰封之前结束战争。这一时间点上的预设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促使联军此后的一系列战争及交涉行动都要加紧进行；另一方面也为联军在采用正常手段无法保证远征进程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操之以某些极端方式，强制达至战争目的埋下了伏笔。接下来联军强占北京城以及圆明园的焚毁，也必须在此大背景下予以重新认识。

2.占领北京城：联军目标与目的背离

   开始远征之前，在怎样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这个问题上，英国首相巴麦尊、外交大臣罗素、前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及前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等人提出了封锁大运河和白河、占领舟山、进攻北京三套计划。后经过反复讨论，英、法两国政府一致认为，要坚持《天津条约》的严格实施和长久地在北京建立使节，就要凭武力进入清帝国统治中心——北京城，尽管这是“最危险的、最费钱的，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3](P172、175)英、法两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通过占领北京城这一标志性目标，逼迫清政府投降，实现自己签、换约的主要目的。当此之时，联军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清廷当然不会让“国之根本”被自己眼中的“蛮夷”轻易撼动，因而准备严守北京城。咸丰帝虽于八里桥战败之后远遁避暑山庄，但在此之前，为防止联军攻破城池，他亲自拟定了城内外一体化防御策略，并敕令各省速派勤王之师，以资援助。[24](P156)在10月7-8两日联军第一次劫掠圆明园之后，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格兰特和蒙托邦曾于10日共同致函恭亲王，责令其交出安定门，并威胁13日中午之前如不交出，将用大炮强行攻城。[17](P300)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劫掠的消息后，虽甚感震惊，但并没有倾向求和，而是仍令严防京城。[24](P180-181)奕则在照复联军共同商定守门章程的同时，严催各省勤王之师兼程赴京，等兵力厚集后攻剿联军，“以解京城之急”。[24](P174)然而，当圆明园被劫的消息传入京城后，城内局势已然失控。[12](P52)负责守城的官兵已毫无斗志，一闻炮声，立即惊溃。[8](P313)当联军照会投入城内后，守城王大臣无法及时与驻扎城外的恭亲王商议对策，只剩下职微言轻的武备院卿恒祺一人辗转往返于中外之间，以谋和局。直到13日临近中午之时，清军还一直把守城门，联军却已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守城王大臣最后自作主张，在同意送回被俘英法人质，且在签订条约之后，联军不得破坏北京城的条件下，[11](P83)被迫开放了安定城门。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即于安定门左右两侧做了城防布置，控制了自安定门通往城内的主要道路。[15](P163)至此，英法联军在不失一卒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其关键部分的战略企图，而清政府围绕北京城制定的整体战略部署则遭到致命打击，直接结果是致使清廷对联军态度发生转变，倾向于求和。在奕看来，此前委曲求全，以议抚局，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全京城，以顾大局。在联军未进城之前，办理抚局尚不致被联军牵制，但在安定门开放之后，联军已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而清军藩篱已破，几成内外受敌之形。遂不得已照咸丰帝之命，与联军进行议和，以免合城生灵再被荼毒。[12](P188-194)

   然而，在进入北京城之后，英法联军亦陷入两难境地，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25]由于清廷在同意议和的情况下，仍迟迟不确定换约的具体时间、地点，联军开始变得愈加急迫和不满。联军发现，之前军事行动所急于占领的目标与此次远征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分离了。远征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占领北京城而逼迫清政府立即投降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遇到了咸丰帝以及负责统筹全局的恭亲王奕不在京城之内、城内官员无人负有交涉之权的困境，进而使联军的行动暂时失去了方向。面临此种局势，作为此次远征的实际掌舵者，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势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既往策略，使之能够重新发挥指导性作用。实际上，此前在经历了清军借议和名义扣押联军人质的事件后，额尔金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认为“要大胆猜测中国官员的行事动机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并准备“随着将来出现的新信息而改变”既往的策略。[21](P210)恰好在此种情势下，清军释放了剩余的所有联军人质。据王开玺先生考证，在总共被俘的39名联军人质中，被清军虐待致死的共有21人，生还者不足半数。[26]即使生还者，身上亦“俱有辱逼虐遇之迹，轻重不等”。[24](P188)尤其是人质中《泰晤士报》记者鲍拜的被害，使额尔金进一步觉得事态严重，必须予以慎重处理。须知，《泰晤士报》当时在英国的发行量极大，对英国政局具有很大影响。通过对1855年克里木战争的报道，它最终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和远征军总司令的被撤职。[27]基于此种利害关系，额尔金在他日志中的很多篇章里，都对鲍拜的被害深表遗憾。[21](P218)人质被害事件，给了额尔金一个绝好的借口和机会，使之能够在取得英国新闻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重新陷入不利舆论漩涡的同时，调整既定战略，以符合形势的发展。

   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联军密切关注人质被俘事件，设法营救人质，当发现有多半人质被清军虐杀之后，出于报复心理焚毁圆明园。甚至还有人简单地认为额尔金是出于为鲍拜报仇的目的而焚毁了圆明园。[28](P255-256)，[29]经过仔细翻阅额尔金的书信和日记之后，可以发现联军之所以选择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实际上还掩盖了几点鲜为人知的关键信息。首先，在人质被俘之后，英法联军并没有打算设法予以营救，而是静观其变，坐看人质事件发展。这从人质被俘之后，额尔金的举动可以看出来。当额尔金于9月18日晚收到人质被俘的消息时，联军有一些人主张军事上作一些让步，或者放弃之前对清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换回人质。然而，额尔金对这些论调都全然置之不理，他认为即使清政府提出若联军退兵则立即放人，“也会拒绝理会”。额尔金认为，一旦主动让步来解救人质，就会对整个出征所要达成的目的造成“致命的伤害”。事后，额尔金承认此举“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但“这种政策并不易懂，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21](P211、216-217)其次，关于人质受到迫害的地点，虽然多数学者根据资料，认为联军将其归之于圆明园。然而，额尔金在事后谈及焚毁圆明园的缘由时，却明确说道“正是在这(指圆明园)附近，他(指咸丰帝)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囚骑兵的马匹和装备，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被扯落的勋章，和另外一些人质的个人物品”。[21](P220)由此可知，额尔金很可能清楚人质曾在圆明园以外受到虐待，尔后曾短暂关押于圆明园之内，两者并非同一地点。至于为何在与清政府交涉文件中，英法联军仅提及人质在圆明园受到迫害和关押，[24](P188)则很可能是联军一方的蓄意隐瞒，以达到其委罪于清政府的目的。再者，选择人质事件作为惩戒清政府的借口，并非仅仅是因为清军曾在圆明园虐待过人质，很大程度上还因咸丰帝曾经颁布过悬赏洋人头颅的告示。[21](P220)英法联军虽然武器装备优于清军，但毕竟远来作战，深入内陆，况且在未来局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力避免再次陷入人质被俘的危境。因而，额尔金认为人质遭受迫害，需要“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21](P219)总而言之，英法联军从维护本国利益的高度出发，审情度势，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努力对原先既定战略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调整过程较为复杂，掺杂了许多因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形成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3.火烧圆明园：额尔金的作用

   众所周知，致使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系统于10月18日至20日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实施者是英军，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在整个过程中，英军迫不及待地焚毁圆明园的行为，与法军按兵不动、劝阻英军焚毁圆明园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言之，英军的“急”和法军的“不配合”是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大特点。然而，前文所述物资补给系统的不安全性、占领北京城后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人质被虐杀事件，都对英法联军施加了共同的影响，为何法军却没有参与焚毁圆明园？这当是探讨圆明园被焚原因时，最为“奇特”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以往有关圆明园被焚毁的各种原因，并不能成为英军单方面焚毁圆明园的理由。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解释，需要深入考察英法联军在惩戒清政府方式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争论以及争论背后隐含的内部矛盾。

   在侵华目的上，英、法两国政府虽然能够在若干方面达成一致，但由于国家利益仍存在不同，故在如何对清政府实行惩戒这一具体问题上，英法联军内部意见并不一样。加之远距离作战，不可能及时与国内取得联系，因而，许多事情需由两位全权大使及两位军队总指挥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商议决定，而这又不免掺杂个人因素。就英国而言，大沽之战的惨败，不但使巴麦尊内阁遭受到保守党人的攻击，[23](P162、176-178)而且也让内阁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30](P571)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当属额尔金。多数反对者认为他应对大沽之战负一切责任。[23](P163-164)在巴夏礼看来，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国的额尔金，从此次远征开始之际，便一改往日的沉稳与谨慎，变得暴躁、激进起来，急于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弥补英方的损失，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22](P225-228)与此相比，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资产阶级的开明专制政体，国内政治自由程度虽不及英国，但恰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于大沽之战的惨败而产生的国内政局压力。葛罗和蒙托邦在此次远征中的任务，是在避免采取激进行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稳中求进，完成远征目的。由于作为英军统帅的格兰特，此时别无他计，唯以额尔金马首是瞻，[31](P269-270)因而使围绕人质事件制定惩戒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几乎从一开始，便演变成额尔金与葛罗、蒙托邦之间的针锋相对。

   总体而言，除要求清政府遵守《天津条约》以及在天津商议的和约中规定的条款外，额尔金还分两个阶段，先后提出了5种惩戒策略。在最初阶段，他提出：①让部队在北京过冬，加重对咸丰帝的侮辱；②摧毁紫禁城，以此证明联军部队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由于前述气候变化以及物资供给系统的不稳定，以及与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之前所做的勿在北京过多停留的指令不符，额尔金很快将第1条策略放弃。针对第2条策略，法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京城门是向联军打开的，联军曾承诺过要维护城内秩序和财产安全。如果火烧紫禁城，就是违背了联军自身的承诺。[32](P64)面对法方的反对，额尔金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但是他又重新提出了3个新的要求：③在天津竖立一块赎罪纪念碑，并刻上有关人质事件的日期和情况；④把圆明园夷为平地；⑤要求清朝拿出30万两赔偿受害的英国人和那些遇害者家属。就第3条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与文明国家不相称的报复行为。额尔金经过考虑后，予以放弃。[32](P65-66)，[17](P308)对第5条而言，法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并认为理当如此。但在围绕火烧圆明园的问题上，法方表示了激烈反对。葛罗和蒙托邦都认为火烧圆明园“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联军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恭亲王逃跑，使联军由于无法换约而处于孤立的境地。[16](P106)在此基础上，法方提出了3种惩戒策略：第1条是要求清政府赔偿人质20万两抚恤金；第2条是归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和传教士坟茔；除此，还会遵照约定，在23日之前一直等待恭亲王奕同意签订和平条约的回复，否则就实行第3条策略，即在撤退之前，“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8](P342-P346)

   围绕此关键事件产生的矛盾，让英法公使之间从远征初期的貌似融洽转变成了后期的公开分歧。这种转变，不但显示出英、法在华利益的差异和在侵华步骤及具体措施上存在很大分歧，而且也显示出“欧洲的政治已被转移到中国来了”。[33](P686)实际上，自1858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三世便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寻求与俄国的合作。而俄国在南下的武装被解除、出入黑海海峡的大门被锁死后，加紧向中亚和远东扩张，期望尽早结束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亦积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34](P190-191、198)这样，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便逐渐疏离，演变成1860年紧张的同盟关系。英国人开始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觉得是对英国利益的威胁；而法国则对于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计划于此次远征中联合英国共同打击清政府，以获取东亚财富的同时，尝试与英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展开竞争。所以，两国阵营的军人从远征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多摩擦和不满，就显得不足为怪了。[28](P31-32)，[35](P2472)此前，法方就对英方在此次远征中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提防。一部分法军官兵倾向于认为英军的最终企图是推翻清王朝，建立类似于印度的、听命于英国的傀儡政权。[36](P66)当蒙托邦得知英国誓要焚毁圆明园时，怀疑英国之所以“坚持做这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并认为此举与法国国家利益根本不符，因而建议与葛罗一起向额尔金提出抗议。[17](P314)进而，法方对自身行动的目的也逐渐动摇，认为法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微小，或许根本不应开启此次远征，而此次远征除了促进英国势力的发展以外，法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37](P165)以上法方的诸多不满，构成了其反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深层次原因。

   当遭到法方的反对后，英军大为不满，开始大肆抱怨法军。他们认为英法联盟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因为法国在此次远征中兵力不足，而法国人所谓的自尊心，却要求在作战之时经常出动与英国相等的兵力，结果把像守卫基地、保护交通线等后勤维护工作留给英军去独自承担，导致延误了英军的行动，而成为英军的“一个累赘”。额尔金还注意到葛罗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往来密切，后者充当了法国与恭亲王奕之间的调停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法、俄在中国的关系已超越法、英的关系。他深知欧洲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他害怕俄国会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如果这样，不仅他们在中国“会有一支强大的武力，而他们还会经由俄国比我们更快地得到各种消息，这对我们是不便的”。[33](P686-687)加之，英国国内反华战争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英国原先计划为此次远征增加至少300万英镑的军费开支，实际上由于经费困难只增加了120万英镑。[11](P62-63)如陷入持久的对华作战，会使所耗经费增多，必将给巴麦尊内阁以巨大的压力。[28](P28)还有，英国在此次远征中不仅动用了英国本土的大量士兵，而且从印度抽调了1万余名。当时，印度民族起义刚被镇压，英国急切需要结束此次中国远征，遣返士兵，通过增加英籍士兵的数量来稳固在印度的统治。[11](P66)，[38](P993)总之，联军内部日渐公开的矛盾和英军自身的困难，促使额尔金急切寻求一种“既严厉又迅速，而且又不伤及北京，而且要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21](P219)的方式，以便可以在11月1日之前签订条约。火烧圆明园在额尔金看来，可算作完成以上目标最好的举措，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击溃清军的抵抗信心，促使战争的尽快结束，而且也会及早摆脱英军在政治同盟关系上的不利地位。鉴于在火烧圆明园问题上英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公使遂于17日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条件。次日，英国军官约翰·米歇尔指挥英军第1师、第60步枪营和第15旁遮普营，放火焚烧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整个三山五园。

   至此，我们已在上述相对宏观性视角的关照下，重新探讨了导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的原因。可以发现，目前学界认为英法联军以人质事件为借口，为逼迫清政府尽快投降，才放火焚毁圆明园的主流观点，其由于关注面较窄，对联军一系列行动之间的“选择性过渡”策略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没有完整揭示出导致圆明园一步步走向被焚毁命运的全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圆明园的焚毁，实际上是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中存在的隐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占领北京城后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矛盾等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整体上说，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军内部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即：圆明园的被焚毁，是否是造成清政府放弃抵抗的根本原因？舍此，就难以理解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影响和此一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英法联军的既定战略部署，是将北京城作为首选进攻目标，以进入北京城换约作为最终目的，并且一以贯之，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在得知人质被虐杀的情况后，英军最先想到的是以此事件为借口而摧毁紫禁城，以迫使清军投降。只是由于进入安定门之后摧毁紫禁城的计划遭到法军反对，英军才转而将圆明园作为替代目标而加以破坏。以往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城在中外双方战略部署之中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英军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而直接焚毁了圆明园，而圆明园的焚毁又导致了清政府的投降”，过多地抬高了圆明园的地位，忽略了一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差别。如果圆明园的焚毁，果真能够促使清廷立即投降，那就无法解释清廷不仅在17日就已得到英军将要焚毁圆明园的确切消息，[39](P81)而且在18日圆明园已经开始惨遭焚毁的既定事实下，为何无动于衷，仍没有给出签约的确切时间、地点。只是在奕通过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得知英军于20日火烧紫禁城的进一步计划，[17](P329)以及之前所收葛罗关于23日之前清政府不最终投降，就要在京师内外重启战端的照会后，[12](P192)考虑到联军久驻京城产生的隐患，以及清军饷银、口粮均严重缺乏，难以作战的实情后，[40](P231-234)才被迫于20日照复额尔金和葛罗，接受了联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定于24日、25日在礼部大堂与英、法代表签字换约。基于此，著名史学家向达也认为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41](P423)认为圆明园的焚毁促使了清军的尽快投降没错，但是更准确的却应认为英军是在无法火烧紫禁城的情况下，才转而焚毁了圆明园，而英法联军进一步焚毁紫禁城的计划，很可能才是促使清廷尽快投降的最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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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01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