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英美特派记者与旅顺大屠杀报道

刘文明

发布时间：2015-3-31

内容提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英美报刊派出了战地记者前往远东报道战事。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人随日本第二军经历了旅顺战役，目睹了旅顺大屠杀，并对此作了报道。但另一战地记者盖维尔则被日本收买，否认屠杀事件并反驳有关报道，由此出现了英美报刊关于旅顺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造成当时屠杀真相受到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英美通讯社和报刊的收买操纵，特派战地记者之间相互竞争和盖维尔等人罔顾事实的报道，以及英关的亲日舆论环境。历史学者的研究表明，旅顺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关 键 词：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克里尔曼/盖维尔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对这场发生于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大报社，为了及时对战争进行报道，派出一些战地记者前往远东。这些特派记者利用当时先进的电报技术，争抢独家新闻，及时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报告给各自服务的报刊，并随后撰写长篇通讯详述事件经过。他们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震惊了世界。这些报道成为后人研究这一事件的珍贵史料，在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引用。①然而，关于旅顺大屠杀报道本身的研究，国内史学界却鲜有涉及，国外也只有日本学者大谷正，美国学者杰弗里·多沃特、丹尼尔·凯恩等有所探讨，②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詹姆斯·克里尔曼和纽约《世界报》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因此，本文拟从亲历战争的4位英美特派记者及其相关报道出发，对旅顺大屠杀的相关报道及其争论进行初步探讨。

       特派记者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与争论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西方报社派往战地作采访报道的记者，主要有伦敦《泰晤士报》的托马斯·科文(Thomas Cowen)、伦敦《黑白》周刊兼《旗帜报》的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Frederic Villiers)、纽约《世界报》的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的A.B.德·盖维尔(Amédée Baillot de Guerville)、纽约《哈勃周刊》的朱利安·拉尔夫(Julian Ralph)、巴黎《时报》的维尔塔·德·拉盖里(Villetard de Laguérie)、路透社的史蒂芬·哈特(Stephen Hart)等。其中，科文、维利尔斯、克里尔曼、盖维尔、拉盖里、哈特随日本第二军经历了旅顺战役，尤其是前4位记者，无论是揭示旅顺大屠杀真相还是否认这一事件，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以这4位记者的通讯报道为中心进行分析。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口，随后4天在旅顺市内抢掠屠杀，残杀居民约20000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欧美报刊很快普遍报道了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但对大屠杀事件反应较慢。最先提到这一屠杀事件的是《泰晤士报》，于11月26日的报道中提到：“旅顺被攻占……据报告发生了大屠杀。”③29日，该报刊登的一封电文又提到这一事件：“双方均有暴行的报道得到证实。由于发现一些日本俘虏被斩首和残害，因此日本人毫不留情，发生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④这一简短报道被同一天(因时区差而实际上晚一天)的《纽约论坛报》转载。⑤就在这天，纽约《世界报》也报道了旅顺屠杀事件：“中国逃亡的难民说，日本人洗劫了旅顺，枪杀了无论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残杀长达三天。他们声称，死者被野蛮地残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长达数日四处搜寻，杀害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人。难民说，旅顺街道和港口到处都是尸体。”⑥然而，上述几则报道并没有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许多西方民众和报刊只将旅顺屠杀事件当作未经证实的传闻。正因如此，报道中有各种说法，甚至将不同说法刊登在同一版面上。例如29日的《泰晤士报》在提到旅顺大屠杀的电文之下，有一封来自中央通讯社的电文，声称“日本人屠杀丧失自卫能力的中国士兵并非事实。除了在战斗中，没有中国人被杀”⑦。

       然而，随着特派战地记者长篇报道的问世，报道者的亲身经历揭示出旅顺大屠杀的真相，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在西方战地记者中，首先对屠杀事件极为重视并去质问日本政府的是托马斯·科文。他于11月29日乘“长门丸”号船从旅顺到达日本广岛，第二天便去见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告之“日军攻占旅顺时的不当行为”，并问及日本政府的态度。随后科文把会见情况写成简短报道刊载于12月3日的《泰晤士报》。文中说道：“中国人抵抗到了最后。我看见穿着平民服的中国人身藏武器，还有炸弹。日本人说，平民参加了战斗，并且从屋内开枪，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消灭这些人。当胜利者发现日本俘虏残缺的尸体，其中一些人是被中国人活活烧死的，他们被进一步激怒了。在接下来的4天，我看到城内并无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个城市，屠杀了市内几乎所有的人。也有少数妇女和儿童被杀，虽然这有可能是误杀。我还告诉陆奥子爵，我看见许多中国俘虏被捆绑起来，脱去衣裤，被枪杀，被刀砍，被开膛破肚取出内脏，被肢解碎尸。很多尸体中的一部分还被焚烧过。”⑧紧随科文之后，克里尔曼作为战地记者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轰动了舆论界。克里尔曼首次谈及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横滨接受《日本邮报》的采访，其谈话于12月7日发表于该报上。⑨12月12日，克里尔曼关于旅顺大屠杀的电报以《日军大屠杀》为题刊于《世界报》头版，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屠杀的惨状：“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地屠杀了几乎全部居民。无自卫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杀，他们的躯体被残害之状无法形容。这种肆无忌惮的凶杀持续了3天。整个城市在骇人听闻的暴行中被劫掠。这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点，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蛮。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虚伪的。文明世界将会被屠杀详情震惊。外国记者为这种场面所惊骇，集体离开了［日本］军队。”⑩12月13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特稿《美国惊呆了》，副标题为“《世界报》的旅顺大屠杀新闻震惊了华盛顿”，提出日本在澄清其野蛮行为之前，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与日本的新条约。(11)科文和克里尔曼的报道引起了急欲与美国修订条约的日本政府的紧张，于是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对旅顺屠杀事件进行辩解并写成书面材料转给《泰晤士报》和《世界报》，这两家报纸分别于12月15日和17日刊出了日本政府的声明。两则声明的表述各有不同，但都突出强调了两个理由：一是清兵改装成平民继续抵抗，因此日军所杀是士兵而非平民；二是日本士兵见到被杀害的日军俘虏后极为愤慨，变得忍无可忍。(12)不过，《世界报》的标题和排版设计表明该报并不认可日本的辩解。在《日本坦白》这一大标题下，用了一连串关键句做小标题：“日本政府给《世界报》的官方声明”、“表达国家的悔恨”、“证实了克里尔曼的旅顺屠杀报告”、“整个真相将大白”、“采取措施明确责任以挽回国家声誉”、“华盛顿对此消息感到惊讶”、“日本政府首次就战争问题发函给一家报纸”。不仅如此，该文之后紧接着又有另外的文章：《〈世界报〉的报道：克里尔曼电文说几乎全部居民都被残酷杀害》、《葛礼山感谢〈世界报〉：它比官方提供了更多有关旅顺事件的消息》。而且，《世界报》在18日以《日本感到懊恼》为题，说陆奥宗光承认日军的暴行并表示进行调查。(13)19日则以《中国着手调查》为题，说《世界报》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调查。(14)这些都表明，《世界报》在日本政府及一些报刊对旅顺大屠杀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坚定维护和支持克里尔曼。这样，12月20日《世界报》刊登了克里尔曼的重磅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

       《旅顺大屠杀》这篇报道占据了当天《世界报》的头版和第二版整整两个版面，在大标题下也有一连串关键句做小标题：“日军屠杀了至少2000名无助民众”，“杀戮三天”，“大山大将及其军官没有试图阻止暴行”，“城市各处遭到劫掠”，“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堵塞了街道而士兵却大笑”，“店主们被枪杀和砍杀”，“这一惊人事件的全部详情由本报随军战地记者原原本本地电传给本报——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场，而且一些人处于危险之中”。这篇报道不仅以一个个具体事件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屠杀无辜民众的过程，还对日军的凶残暴行和侵略战争进行了评论。例如文中说道：“为解放朝鲜而进行的斗争突然变成了一场鲁莽而野蛮的征服战争。这不再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日本已经撕下其面具，在最后四天里，文明在其征服军的足下被践踏。”“日本本质上是一个野蛮国家，还不能将文明人的生命和财产托付其管治之下。”(15)克里尔曼的报道从当天晚上开始就被英美许多报刊转载，一些非英语报刊也纷纷译载或摘译，旅顺大屠杀一下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发动宣传机器竭力狡辩，并于12月25日对外发表了一份新的声明。其实这一声明仍是老调重弹，强调被杀者是换装的清军士兵，日军在目睹其战俘被害后群情激愤等，只不过把原来纲要式的几点内容整理成一篇具有完整逻辑性的声明，并有英文、法文、德文三个版本。(16)

       然而，日本未能阻止有良知的记者继续报道旅顺大屠杀的真相。1895年1月7日，克里尔曼发表《嗜血的日本》一文继续揭露日军暴行，批评日本“表面上具有诗情画意，本质上却野蛮残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蛮支配着整个国家”，“旅顺‘血宴’(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蛮欲望从睡眠中唤醒了”。(17)同一天，维利尔斯也在伦敦《旗帜报》发表《旅顺陷落》的长篇通讯，并且用了两个子标题“精心策划的战斗”和“屠杀市民”来概括文章内容。(18)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报》发表《旅顺陷落后的暴行》，称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19)

       克里尔曼、科文和维利尔斯的报道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应，同时一些亲日的英美报刊和记者也为日本辩解甚至对屠杀事件提出质疑。例如，《纽约论坛报》于1894年12月20日发表文章《旅顺“暴行”》，对克里尔曼12日的报道进行反驳，认为克里尔曼所说“旅顺日军重回到了野蛮，肆意迫害、拷打、屠杀无助市民”，“战争堕落成了野蛮之间的战争”等，“目的是为了不顾后果地哗众取宠，那些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至今没有得到证实，倒是反证越来越多，无论总体上还是个别事件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客气一点说可称之为胡乱夸张”。(20)在否认旅顺大屠杀的西方记者中，A.B.德·盖维尔是代表人物，战地记者的身份使其言论在欧美舆论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894年9月，盖维尔作为《莱斯利图画周刊》的特派记者到达日本，同时他也为《纽约先驱报》供稿。他与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一起随日本第二军到了旅顺，之后同乘“长门丸”号船回到日本广岛，12月7日便离开日本回美国了。18日他到达温哥华，读了克里尔曼的报道后立即接受记者采访，以此反驳克里尔曼。他的谈话于19日同时刊登在《开拓者日报》和《旧金山纪事报》。《开拓者日报》以《日本没有错》为题，其下的小标题是“反驳关于暴行的虚假报告——不人道的是中国人”。盖维尔在访谈中声称：“说日本人在攻占旅顺时回复到了以前的野蛮，并非如此。他们绝不是那样。从这场战争的开端，他们就为世界树立了一个人道对待敌人的榜样。”“他们不仅仁慈对待俘虏，也友好对待所进入国家的平民”，相反，在进攻旅顺前夕一次战斗中，阵亡日军“许多人的手脚被砍掉，躯体被邪恶地毁坏，从血液颜色和这些被凌辱尸体的外表来看，显然，可怕的残害很可能就是死因。伤者以如此残酷、野蛮的方式被屠杀，［相比之下］历史上美洲印第安人的野蛮就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了”。(21)这篇访谈表明盖维尔与日本政府一样，试图大肆渲染清军的“野蛮”来为日军屠杀平民做辩解。《旧金山纪事报》对盖维尔采访的报道用了另一个标题《在旅顺》，其下的一串小标题是“德·盖维尔讲述他的经历”、“日军很少抓俘虏”、“克里尔曼的报道被断然否认”、“战役前中国人的暴行”。(22)12月30日，盖维尔在《纽约时报》发表《日本人受到不公正指责》一文，这是他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声称“我觉得要马上说句话为日本辩护”。他在文中描述了清军如何虐待日军俘虏，强调日军进入旅顺时受到居民的袭击，虽然日军及其军夫杀死了许多抵抗者，但这些人都是换装的清兵而不是平民，并且说：“就我亲眼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个死亡的妇女或儿童，也不相信有任何妇女和儿童被杀。”(23)从盖维尔为日本辩护的内容逻辑来看，与日本政府的声明完全一致，他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为日本的狡辩做了注脚。而且，他在该文最后说道：“作为这一陈述的结尾，让我再一次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日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事情使人们有理由说她丧失了进入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权利，这次战争仍然是一场文明反对野蛮的战斗。”(24)这一结语已经脱离了旅顺屠杀事件本身，上升到日本是文明还是野蛮，以及它能否进入文明国际社会的问题。因此，盖维尔否认旅顺大屠杀的目的已不言自明，他就是要做日本政府在美国新闻界的代理人。盖维尔还把这封信进行修改、补充，以《为日本辩护》为题发表在1895年1月3日的《莱斯利图画周刊》上。(25)1895年1月2日，盖维尔又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一篇长文——《战地记者：德·盖维尔先生揭示其远东采访的惊人真相》，否认克里尔曼所报道的旅顺大屠杀。(26)

       对于日本政府和盖维尔混淆视听的辩解，科文和维利尔斯进行了反驳。1895年2月1日，科文发表《旅顺暴行》一文，该文由他于1894年12月8日和19日寄给《泰晤士报》的两篇报道组成，主要是对日本政府否认大屠杀的回应。他说：“我要做的是讲述我看到的实情，让事实说话。”(27)由此，他对所谓清军虐杀战俘，日军枪杀的仅是改装的清兵、没有洗劫城市等谎言进行了反驳。维利尔斯则主要驳斥了盖维尔的说法。1895年1月16日，维利尔斯接受记者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旅顺大屠杀的真相，并直接批驳了盖维尔。当记者问他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时，他回答道：“不幸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说，克里尔曼、科文和他一起随日军进入旅顺城，都是见证者，而盖维尔则被日本政府收买，为日本在旅顺的行为辩护。其实盖维尔根本不在前线，而是与陆军大将大山一起待在后方，过着舒适的生活，从传闻中获得消息。盖维尔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搜罗战利品和饮酒。不仅如此，他还谴责了盖维尔向日本政府告发克里尔曼是中国奸细，使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28)3月1日，维利尔斯发表《关于旅顺的真相》一文，对事实进行了全面澄清。他说，当英国和美国的众多报刊发表文章怀疑从前线发回的报道时，他作为一个日军攻占旅顺时随军身临战场的记者，觉得有必要澄清关于旅顺大屠杀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在文章中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详细回顾和描述。在揭露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他写道：“这样，在占领旅顺后，血腥的戏剧一直上演了整整3天，直到大约剩下36个中国人，他们成为这个城市中存活下来的仅有的天朝居民。这些人用来埋葬他们死去的同胞，也是日军的送水工。他们的生命由插在其帽子上的一张白纸片得到保护，上面用日文写道：‘勿杀此人。’”(29)

       可见，在派往甲午战场的英美记者中，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凭着人类良知和职业操守对旅顺大屠杀真相进行了报道，而盖维尔昧着良心为日本的暴行辩护，引发了“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这样一个伪命题的争论。当时，美国一些报刊将他们之间的争论称为“战地记者之战”(30)。

       引起报道争论的主要因素

       从1894年11月底到1895年3月，英美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一直伴随着争论和斗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报道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影响因素有许多，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政府对英美新闻机构及记者本人的收买利用，影响了一些报刊和记者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甚至公然否认大屠杀并为日本辩解。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科文、克里尔曼等人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公之于世，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了应对措施，例如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辩解，加强对随军记者的管理，强化对新闻稿的审查，授意国内一些报刊对大屠杀报道进行反驳。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采取贿赂收买的办法来操控国外舆论。其实，早在日军攻占旅顺之前，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已被日本收买。从1894年11月初前后开始，中央通讯社就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发布消息，在时间上与日本第二军的行动相吻合。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在11月中旬给陆奥宗光的报告中明确说道：“为感谢该社以前和今后的尽力服务，拨给了少许的资金。”(31)井上晴树对此评论说：“中央通讯社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它虽然是英国通讯社，但使人觉得是日本政府的对外情报机构。”(32)路透社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开始得更早，1894年10月陆奥宗光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一封密函中提到，已给他送去“因路透社向世界发布对我有利的消息而申请的606英镑酬金”(33)。1894年11月30日，内田康哉发给陆奥宗光的一封电报表明，日本采取了一种“报界行动”来干预和操纵国际舆论。电文是：“每当出现失实报道，中央通讯社总是予以反驳。《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一个报道说，旅顺口战役后，日本人不加区别地残杀了二百名中国人。中央通讯社予以否认，并报道说，除了正式战斗而外，并无中国人被杀。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由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士兵在旅顺口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34)这表明，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被收买之后，接下来便是针对各报刊的“报界行动”，因此内田康哉向陆奥宗光要钱。日本政府同样对美国的报刊施加了影响。在贿赂《华盛顿邮报》时，双方甚至变成了讨价还价。《华盛顿邮报》要价6000美元作为刊登有利于日本报道的报酬，陆奥宗光觉得金额过高，提出给1500美元，最后给了1000日元汇票。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于12月17日给陆奥宗光的密信中也说道：“关于屠杀支那人的纽约《世界报》特别电报采取措施所需金额，您曾训示可能的话给予相当的经费，但仅靠金钱，左右该国新闻界并非易事，况且所需金额庞大，对上述情况请用电报答复。”(35)

       对于日本政府用金钱贿赂的办法来影响西方新闻界的情况，克里尔曼在其《嗜血的日本》和《日本试图行贿》两篇文章中也有所揭露。克里尔曼说：“路透社接受一项年度津贴，伦敦的中央通讯社也与日本政府有联系。在海外，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日本邮报》是政府资助的机构。美国最大的通讯社中至少有一家由日本控制。当伦敦《泰晤士报》的科文先生到达日本时，内阁书记官伊东巳代治(Ito Myoji)告诉他，日本政府会为他支付所有的开销，他给《泰晤士报》发送的全部电报也将免费，无论发送多长的电报都可以。一个一直在军队中冒充新闻记者的法国无赖，从一个日军参谋那里得到一张支票后去了美国，现在无疑正忙于从事他所承诺的事情。”(36)他称日本政府给《泰晤士报》提供方便是“精妙的贿赂形式”(37)。在日本政府各种形式的贿赂下，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报》、《莱斯利图画周刊》等，都不同程度地在报道中倾向日本，甚至公然为日本辩解。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西方舆论的操控取得了极大成功，1895年9月《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评价：“日本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这些印象自然地通过无处不在的日本代理人以最鲜艳的颜色表现出来，这些代理人随时向那些需要消息的报刊提供有趣的新闻和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在日本，政府有一个附属的重要通讯社，它大范围地发送官方公告，接收者则将其当作独立通讯社来源的新闻。实际上，除了一些琐碎事件之外，战争报告全部来自日本政府——那些一流报刊的‘战地记者’尽管做出了值得称颂的努力，他们对事件的了解既非部分也非全部。”(38)由此可见，克里尔曼等人要摆脱日本人对西方舆论的操控，自然成了日本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攻击目标，以混淆视听的新闻来消弭真相报道者的影响。

       其次，对旅顺大屠杀报道的争论，也与各报刊之间的竞争以及记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有密切关系。

       19世纪末是西方报刊媒体快速发展并发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尤其在美国，报纸的大众化和新闻记者成为一种职业，导致一种“新式新闻事业”的出现。此时报纸的新闻化、商业化、通俗化及其廉价发行，使报纸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报刊繁荣的背后是激烈竞争。从1880年到1900年，在美国发行的英文日报从850家增加到1967家，(39)仅纽约就有十几家报社，以独家新闻争夺读者成为这些报刊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纽约《世界报》在新闻报道上的创新及其拥有纽约最大的读者群，引起了《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时报》等其他办报人的嫉妒，并在报道上经常唱反调，甚至对其进行“笔伐”。(40)在这种背景下，当旅顺大屠杀成为《世界报》抢先报道的独家新闻时，便出现了《纽约先驱报》等竞争对手与日本政府的利益一致性，他们之间进行合作和否认《世界报》的报道便不难理解了。更有趣的是，报社的竞争在这一事件中又具体通过两位记者之间的竞争体现出来，即《世界报》的克里尔曼和《纽约先驱报》的盖维尔。在对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他们的竞争由个人隔阂发展到相互攻击。

       克里尔曼(1859—1915)曾于1877年到《纽约先驱报》工作，以善于发掘新闻和采访高端人物而成为一名知名记者。1893年，该报创办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拒绝让他在其文章里署名，因而辞职离开，进入竞争对手约瑟夫·普利策创办的纽约《世界报》。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往日本。盖维尔(1869—1913)擅长演讲和写作，曾于1892年作为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名誉理事随团前往日本、中国和朝鲜，正是这一经历，使他在1894年被《莱斯利图画周刊》和《纽约先驱报》相中，被雇为特派记者前往远东报道中日战争。这样，盖维尔与克里尔曼不仅服务于相互竞争的报社，而且盖维尔的职位是克里尔曼刚刚辞去的。这种关系是理解他们其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克里尔曼与盖维尔以前并无交往，但恰好乘同一辆火车去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同乘一艘船到日本，并且到达日本后在等待上前线采访期间，经常见面。然而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恶化了。日本政府给予盖维尔和克里尔曼的不同待遇，无形中加剧了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矛盾。例如，盖维尔最先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前往平壤，虽然他到达平壤时战斗已经结束，但他比克里尔曼早了几天。在随日本第二军去辽东半岛时，盖维尔享受了高规格的待遇——乘坐大山岩司令官的舰艇，而克里尔曼却搭乘运兵船前往。在辽东半岛，日军给盖维尔配了一名卫兵和一名译员，并且在日军进攻金州时，他是唯一及时赶到金州的外国记者。但在日军进攻旅顺口之前，所有外国战地记者都赶到了金州，包括克里尔曼、科文、维利尔斯、拉盖里等。日本政府给予盖维尔的优厚待遇表明其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盖维尔为日本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对于克里尔曼抢先报道旅顺大屠杀的新闻，盖维尔采取了完全否认的办法，既为自己未能报道此事而开脱，也为日本政府做辩护。这直接导致他与克里尔曼矛盾的公开化。其实，克里尔曼早已看清盖维尔的为人，他在1894年11月1日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就曾说盖维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41)。维利尔斯返回美国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盖维尔想暗算克里尔曼，向日本政府告发克里尔曼是中国间谍，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于他，原因是在盖维尔及《纽约先驱报》否认克里尔曼报道的旅顺大屠杀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克里尔曼报道的是事实。(42)

       盖维尔的大量报道及其后来的回忆录中，都充满了对日本的溢美之词。他自称是日本的“朋友”，“在帝国宫廷，在和平时期东京的各种沙龙上，还有在去朝鲜和满洲的军营里，我懂得了热爱和钦佩日本人的善良，以及他们的温和、礼貌、聪明、活力、坚忍和不屈不挠的勇气”。(43)正因如此，他不仅在其报道中极尽讴歌日本之能事，还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虚构故事情节。科文也说盖维尔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盖维尔原本是演讲家，并非新闻记者。对此次战争的随军行动，也只是为了搜集讲演材料，与报社的关系是暂时的。”(44)井上晴树评价盖维尔说：“盖维尔虽然浅薄，但好像看透了在红毛碧眼面前抱有劣等感的日本人的心理，而且，是迎合其心理而付诸行动的人物。盖维尔抵达平壤时，平壤战斗早已结束，不可能亲眼目睹。然而盖维尔能以亲眼目睹的形式进行演讲，真不知他是何等的天才。”(45)

       再次，英美媒体在甲午战争中普遍倾向于日本的舆论氛围，使质疑和否认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有了生存的土壤。19世纪70—9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晚清的洋务运动更多地强调中体西用，因此西方人认为日本是开放、改革和进步的，而中国则排外、保守和停滞不前。加之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海外宣传的“文明”对“野蛮”之战，使西方报刊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例如，《哈勃周刊》在进行中日对比分析时认为：“日本代表着现代文明，中国代表着野蛮或者至少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过时的文明。日本坦率而完全地接受了万国公法，而中国只是对此偶尔发布一个空洞的表白，却希望维持拥有藩属国的中央王国的观念。”(46)纽约《论坛》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日清之间战争的意义时说：“战争确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是进步与停滞不前之间的一场斗争。日本的胜利意味着现代文明扩大到朝鲜，以及她的财富向世界开放。相反，中国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延续朝鲜的无能，而且这很可能迟早会屈服于俄国的专制。”(47)纽约《展望》周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种腔调：“中国代表了保守、停滞和死亡，而日本代表了进步、开化和文明。”(48)《纽约先驱报》更是鼓吹支持日本打败中国：“日本将有权对快要接受条件投降的大清帝国进行改革或重建。她要把西方文明标准通过朝鲜推进到中国，就欧洲列强而言，在不妨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世界上这些伟大文明以其建议和赞同，应该允许日本激励其愚昧的邻居进入现代生活领域。日本的文明化使命应该进行到底，然后，为了中国未来问题的最终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就可以在东京举行一次会议。”(49)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以日本为先锋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主张。正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克里尔曼等人揭露日本残忍本性的报道与此前英美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他们看了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后不愿意相信其真实性，使盖维尔等人颠倒黑白的报道有了其存在的空间。例如，在克里尔曼的报道刊登之后，一些报刊对此表示震惊，里士满《州报》就称旅顺大屠杀这一消息是“令人痛苦的震惊”，并警告说日本天皇“不可能同时是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文明的统治者”。(50)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政府对英美报刊新闻报道的操纵，也由于特派战地记者之间相互竞争及盖维尔混淆视听的报道，使得旅顺大屠杀真相在英美的亲日舆论环境中受到了怀疑，从而造成了争论。不过，由于大多数英美战地记者都坚持旅顺大屠杀的真实性，除了纽约《世界报》之外，还有许多报刊都以谴责日本的姿态报道了这一事件，如《苏城论坛报》、《林奇堡进步报》、《宾厄姆顿共和党人报》、《费城呼声报》、《费城时报》、《圣路易斯邮讯报》、《华盛顿明星报》、《沃斯堡公报》、《波士顿邮报》、《明尼阿波利斯新闻报》、《辛辛那提商业公报》等，使《纽约先驱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旧金山纪事报》等少数报刊否认大屠杀的报道并没有多大市场。因而，这种争论只是当时在日本操纵下，由少数英美报刊从西方列强的利益及其价值观出发来评判甲午战争的一场闹剧。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旅顺大屠杀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戚其章、井上晴树等中日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关于旅顺大屠杀的研究，国内学者有戚其章、关捷等，日本学者有大谷正、井上晴树等。参见戚其章：《旅顺大屠杀真相考》，《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旅顺大屠杀真相再考》，《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关捷、郭铁桩等主编：《旅顺大屠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大谷正「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專修法学論集』No.45、1987年3月；「ェドワ一ド·ハワ一ド·ハウス詮考——『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補遺－1」『專修法学論集』 No.48、1988年9月；「〈近代〉旅順虐殺事件再考［含 質疑·討論］」大阪歷史学会編『ヒストリア』No.149、1995年12月。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大谷正「ワ一ルド新聞と日清戦争報道——『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補遺－2」專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社会科学年報』No.23、1989年3月；「旅順虐殺事件と国際世論をめぐって」歷史科学協議会編『歷史評論』No.532、1994年8月。Jeffrey M.Dorwart,"James Creelman,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Vol.50,No.4,1973,pp.697-701; Daniel C.Kane,"Each of Us in His Own Way:Factors Behind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Journalism History,Vol.31,No.1,2005,pp.23-33.

       ③"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November 26,1894,p.5.

       ④"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November 29,1894,p.5.

       ⑤"To Summon Li Hung Chang," New-York Tribune,November 29,1894,p.1.

       ⑥"Say Li Sold China Out," The World(New York),November 29,1894,p.5.

       ⑦"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November 29,1894,p.5.

       ⑧"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December 3,1894,p.5.

       ⑨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⑩James Creelman,"A Japanese Massacre,"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2,1894,p.1.

       (11)"America is Aghast,"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3,1894,p.1.

       (12)"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December 15,1894,p.5;"Japan Confesses,"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7,1894,p.1.

       (13)"Japan is Chagrined,"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8,1894,p.1.

       (14)"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19,1894,p.1.

       (15)James Creelman,"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The World(New York),December 20,1894,p.1.

       (16)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

       (17)James Creelman,"Bloodthirsty Japan," The World(New York),January 7,1895,p.1.

       (18)Frederic Villiers,"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Standard(London),January 7,1895,p.6.

       (19)"The Atrocities after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Times(London),January 8,1895,p.6.

       (20)"The Port Arthur 'Outrages'," New-York Tribune,December 20,1894,p.6.

       (21)"Japan Vindicated," The Daily Colonist(Victoria,British Columbia),December 19,1894,p.3.

       (22)"At Port Arthu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December 19,1894,p.1.

       (23)"Japanese Accused Unjustly," New York Times,December 30,1894,p.9.

       (24)"Japanese Accused Unjustly," New York Times,December 30,1894,p.9.

       (25)A.B.de Guerville,"In Defense of Japan,"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January 3,1895,pp.10-11.

       (26)"War Correspondents:Remarkable Revelations Made by M.De Guerville about Their Work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Herald,January 2,1895,p.7.

       (27)"The Port Arthur Atrocities," The Times(London),February 1,1895,p.4.

       (28)这一采访报道同时刊登在几家报刊上。"The Massacre," Daily Public Ledger(Maysville),January 17,1895,p.3;"The Seat of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Salt Lake City),January 17,1895,p.1;"Frederic Villiers," The Wheeling Daily Intelligencer(Wheeling),January 17,1895,p.6;"Japanese Brutality," The Fairfield News and Herald(Winnsboro),January 23,1895,p.1.

       (29)Frederic Villiers,"The Truth about Port Arthur,"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March 1,1895,pp.325-330.

       (30)"War Correspondents'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Salt Lake City),January 16,1895,p.1;"The War of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Standard Union(Brooklyn),January 5,1895,p.2.

       (31)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2)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3)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34)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30页。

       (35)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36)James Creelman,"Bloodthirsty Japan," The World(New York),January 7,1895,p.2.

       (37)James Creelman,"Japan Tried Bribery," The World(New York),January 13,1895,p.1.

       (38)"The Japanese Embroglio,"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Vol.158,September 1895,pp.313-314.

       (39)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40)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41)Daniel C.Kane,"Each of Us in His Own Way:Factors Behind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Journalism History,Vol.31,No.1,2005,p.28.

       (42)"Villiers Confirms the Story," The Wichita Daily Eagle(Wichita),January 16,1895,p.2;"Journalistic Plotting," The Cape Girardeau Democrat(Cape Girardeau),January 26,1895,p.1.

       (43)A.B.de Guerville,Au Japon,Paris:Alphonse Lemerre,1904,p.4.

       (44)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45)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63－64页。

       (46)"The China-Japanese War in Korea," Harper's Weekly,August 11,1894,p.747.

       (47)Michitaro Hisa,"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China War," The Forum,October,1894,p.216.

       (48)J.T.Yokoi,"The China-Japanese War:Its Reasons and Possible Effects," The Outlook,Vol.50,No.22,December 1,1894,p.906.

       (49)"Europe's Quadruple Alliance in View of China's Overthrow," New York Herald,October 11,1894.p.8.

       (50)Jeffrey M.Dorwart,"James Creelman,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Vol.50,No.4,1973,p.699.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