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武昌起义爆发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先前往英国寻求外交支持和资金资助。虽然孙中山通过非官方途径与英国政府有所接触，但由于英国政府早已明确了武昌起义胜利后对华政策的立场，孙中山此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当时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听取英国驻华官员的建议后确定的，通过挖掘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辅以已有相关成果，可以更深入地检视1911年孙中山赴英国外交活动的原因、过程及成效。

关 键 词：孙中山 英国 武昌起义 外交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英国，争取英国对革命政权的外交支持。学界对孙氏此行的研究，大致沿两个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将孙氏的英国之行与辛亥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是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的心理使然，①由于孙中山没有及时回国，致使革命党群龙无首，丧失了组建政府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②二是认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对英外交并没有完全成功，对革命也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③第二条路径，是以孙中山的外交活动为中心展开研究。④

       国内此前关于孙中山此次英国之行的研究，大多是以《孙中山全集》及英国“蓝皮书(Blue Book)”为主要史料，⑤但“蓝皮书”所载英国外交档案的数量和密级有限，不能不制约了研究的深度。⑥英国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产生的外交文件数量庞大，他们每年把一部分重要的外交文件，整理打印成成册，命名为“机密文书(Confidential Prints)”。这些“机密文书”被分发给外交部的各部门，便于其开展业务。之后，英国外交部再把这些“机密文书”里涉及外交最高机密的内容全部删除掉，将剩余的不机密的内容再次编辑成册。这些不包括机密内容的文件，就会提交给英国国会，被称为“蓝皮书”。准确地说，“蓝皮书”是经过英国外交部两次编辑后，不包括敏感内容和机密内容的文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F0371(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F0228(英国在华公使馆、领事馆解密文件)两种未刊档案，⑦辅以已公开的英国外交部有关辛亥革命的档案，⑧来进一步考察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进而探讨孙中山的革命策略。

一、1911年11月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896年9月又辗转抵达英国。到英国不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后在英国外交部的干预下获释。获释后，孙中山在康德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教务长)的帮助下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并于1897年出版英文版本，后又被翻译成俄文、日文出版。凭借该书，孙中山的国际名声大大提高，他的革命党领导者身份得到海内外的普遍认可。1897年7月1日，孙中山离开英国。

       孙中山离开英国后前往日本，在东京组建了同盟会。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再次回到美国檀香山为革命筹款。10月11日，孙中山抵达美国丹佛市，当夜译出黄兴发来的一封电报。黄兴在电报中写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⑨然而，孙中山还没有来得及回电，第二天(1911年10月12日)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得知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除喜悦之外的第一反应便是筹谋组建革命政府，第二个反应是寻求列强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基于自身处境的考虑，孙中山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⑩在他看来，“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11)

       孙中山先是谋求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他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要求秘密会晤，结果美政府毫无回应。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日本，他致电宫崎寅藏，由宫崎转达日本政府，希望取消对他的驱逐令，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入境日本，则必须改名。谋求美、日支持无果后，孙中山坚定了前往英国的决心，在他看来，“吾外交之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紧者，厥为英国；倘英国佑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12)孙中山决定前往英国寻求合作，随即联络英国朋友巴卡(13)(J.Ellis Barker)，为他即将在英国开展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之后又致电给他的美国朋友咸马里(Homer Lea)，相约在英国见面。(14)

       巴卡受孙中山之托，在孙中山抵达英国之前，便开始为孙中山即将开展的外交活动穿针引线。1910年10月13日，巴卡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nry Herbert Asquith)，信中表达了四点内容：“1、正义在革命党一方；2、革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值得同情；3、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极高；4、不应该干涉中国革命，英国驻华的军事力量不要对革命党人采取行动。”(15)可以认为巴卡写给英国首相的这封信，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后访英的外交目标，即如果与英国结盟不成，至少让英国驻华力量对革命保持“善意的中立”。

       1911年11月11日，(16)孙中山从美国纽约乘船抵达英国伦敦。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清政府，孙中山很难从官方层面与英国政府接洽。因此，孙中山通过英国马克沁(Vickers son & Maxim)机关枪制造厂的负责人达耳生(Sir Trevor Dawson)与英国官员取得联系。孙中山委托达耳生交给英国外交部一份由孙中山与美国人咸马里联合签署的文件，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11年11月13日(应为10月13日，时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达耳生将这份文件交给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这份文件的内容是：

       孙中山的党派希望与英国和美国建立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孙中山等现在通过参议员Root(Senator Root，美国前任国务卿)和Knox(Senator Knox，美国现任国务卿)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Homer Lea将军是总参谋，只向孙中山汇报。在中国共有21个受过培训的部队，孙中山控制了其中的12个，另外3个属于敌对势力，还有6个保持中立。在中国有30000到40000名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浴血宣誓效忠孙中山，另加上数个总人数约为3500万人的秘密社会也宣誓效忠反动党(the reactionary party)，拥护孙中山为总统。孙中山请求得到英国政府的友谊和支持，并将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行事，为了这个目的同意接受任命一位政治官员。他将同意在其政党上台，他成为总统之时(他相信这是必定之事)，将与英国政府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这两个国家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有利的条款。并且他将新的海军部署在英国军官们的命令下，但要遵守他的命令。对于任何中国可能和日本签订的协议，将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行事。(17)

       孙中山、咸马里联名给英国外相的这份声明，主要表达了四层意思，第一，孙中山的革命党已经与美国建立起联盟关系，现在希望英国也加入联盟。第二，孙中山将出任新政府的总统。第三点是孙中山的革命党针对英国的政策，即如果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孙中山愿意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接受英国的建议。并且提出了“联英制日”的想法。第四点表明对列强各国的态度，保持列强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不受影响。从这四点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孙中山为保住革命成果的急迫心情。

       孙中山与咸马里的联合声明递给英国外相的第二天(1911年11月14日)，达耳生又带着孙中山本人的另一份声明，亲自去见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这份孙中山的个人声明，表示希望“获得英国政府许可的1，000，000英镑的贷款；并希望英国向华盛顿方面寻求确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与Root参议员和Knox国务卿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8)

       孙中山尽可能向英国外相传达两个讯息，就是这次革命一定会成功，并且他会成为新政府的领袖。尤其为了佐证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党中的领袖地位，在给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的个人声明中，附带了广东省总商会和国内革命党人胡汉民、黄兴发给孙中山的三份越洋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广东省已成立省政府。万事井然有序，相信新省政府在等待您立即返回组建统一的中华民国之际足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广东省总商会”

       第二封电报的内容是：“广东省政府已全体同意宣布脱离满清实现独立。我们已成立了广东省政府，并焦急地等待您归来统一其他各省成立民国政府。同时，在您逗留欧洲期间，对于您与欧洲政府间的谈判予以充分信任。敬候回音，胡汉民。”

       第三封电报的内容是：“黄兴向您致电告知我党在苏州、杭州和上海取得的胜利。目前他正计划立即攻下江南，但夺取另两省需要极大的财务支持。请立即为其提供资助。旧金山，国民事务部。”(19)

       孙中山通过达耳生私下交给英国外相的声明中透露出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提到了希望向英国政府借款；二是再次向英国政府表示他的革命党领袖身份，并提及他的革命党已经和美国政府建立政治联盟。

       孙中山本意是希望通过国内的电报向英国官员表达革命即将胜利的意思，可效果却事与愿违。虽然这些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在革命党人的眼里非常了不起，但是在英国政府的眼里，中国革命只是正在进行，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由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革命成败也仍存在变数。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当然不会轻易给孙中山所期望的条件。

       孙中山一再向英国政府表示，美国已经有与革命党结成政治联盟的意向。为了向英国政府证明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态度，孙中山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同意，他可以通过咸马里向美国借款100万榜。(20)但按照当时的英美关系，英国应该很清楚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态度。

       以上内容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所记录的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虽然孙中山竭尽所能在英国展开外交活动，希望英国可以制定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外交政策。但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确立，主要是先通过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来判断中国国内的形势，然后再谨慎制定对华政策。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总是可以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英国政府中国时局的动态。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收到孙中山给他的文件后，通过电报把所有内容都转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希望得到朱尔典的建议。

二、英国政府对武昌起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下午，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交部发加急电报，称：“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及武昌被捕。三、四名革命党人已于今晨被正法。其他被捕者在审讯当中。”(21)比照中国文献记载：“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俄捕踪至，闻其无人，将所有名册、旗帜、徽章、印信、文告、丹药以及新制中华银行钞票等概行搜去。时刘公于本里一号别置住宅，俄捕当往刘宅，捕去刘同、刘一、王炳楚、谢坤山、陈文山等，旋即移送至江汉关署侯训。”(22)“彭杨刘三烈士乃于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早八时以前，均从容就义于督署门外矣。”(23)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朱尔典再次给英国外交部发加急密电，写到：“武昌全反了，清政府的官府被烧。总督乘船跟在英国军舰的后面，告知汉口英国总领事，清军无法保护英国租界，并请求英国军舰阻止叛逆士兵到达汉口。”(24)众所周知，武昌起义前孙武在俄租界试验炸弹，意外引起爆炸，引起当局警觉。起义机关很快被包围。起义军当机立断，10月10日夜提前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武昌，湖广总督瑞澂逃走。朱尔典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与武昌起义发生时的实际情况相符。

       10月11日深夜，朱尔典又给英国外交部发加急密电，这封密电是转发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电报，具体描述了武昌起义的情况：“据说这是一场反王朝的运动。武昌的战斗仍然在继续。但是反政府军队的首领贴出告示，严禁侵犯外国人和租界，违反者被处死。”(25)这是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朱尔典给英国政府最重要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反馈了武昌起义的真正目的，以及革命军队对外国人及租界的态度。可见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华外国人和外国政府最关注的是，革命党人对待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

       10月12日，英国外交部继续收到朱尔典报告武昌起义的电报，电报称：“汉口警察纷纷逃走。”(26)英国外交部官员对这封电报做了“这次事件非常严重”的批示。(27)至此，英国外交部意识到，武昌起义将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革命。外交部特别把朱尔典电报的摘要标题，由原来的“Revolution in Wuchang(武昌革命)”改为“Revolution in China”(中国革命)。(28)

       10月13日深夜，驻华公使朱尔典又给英国外交部发来非常有分量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转发朱尔典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之间的往来电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朱尔典报告：“革命军领袖已经给我发来照会，宣布成立了新政府。新政府将会遵守所有现存的条约，所有有关外债和赔偿的条约。但从此以后再与外国签订的外债与赔偿则当别论。所有外国人都会受到新政府的保护，但除了那些帮助满清政权的外国人。”驻华公使朱尔典给汉口领事的批复是：“你避免与革命军有任何来往，甚至不能对他说你已收到照会。可是，为了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而必须与他们对话则另当别论。”(29)

       这份电报递送到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处，英国外相批示：“我同意你曾经向总领事做出的指示。我们必须尽力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遵守这个目标。如果其他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处于危险，我们当然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保护。”(30)通过朱尔典与外相的两份电报，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已经初步决定，武昌起义后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保护在华英国人的利益。对中国革命保持不干涉态度，至少不会支持中国的革命。英国外相的批复很快就传到了驻华公使朱尔典手里，并得以有效地落实。

       10月1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布告严守中立。”(31)11月8日，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在答复下院质询时正式声明：“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限于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32)历史有时就是极具戏剧性的演进，11月8日英国政府已经明确，对中国革命秉持不干涉政策。在英国不干涉政策出笼3天后，即11月11日，孙中山才抵达英国。显然，孙中山错过了对英外交的最佳时机。

       英国政府对武昌起义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判断。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在北爱尔兰长大。大学毕业后，于1876年进入英国驻中国领事体系中，成为翻译生。1886年成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中文书记官，1896年被破格从领事官升为驻华公使。朱尔典担任驻华公使长达14年(1906-1920年)。

       十九世纪英国创设的中国领事制度极具特色。当时英国外交部的外交人员分为：外事官员(Foreign Service)、外交官(Diplomatic Service)和领事官(Consular Service)三种类别。外交官和领事官的界限非常严格，进入领事官体系的人很难成为外交官。英国外交部1843年特别创设了中国领事官制度(China Consular Service)，开始培养一批精通汉语的中国问题专家。进入中国领事官体系的青年，通常在北京受几年中文训练，再到中国各地担任翻译生，最后从事领事事务。他们大部分从翻译生做起，在中国从事外交业务直到退休。(33)

       英国外交部培养了许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驻华英国外交官大部分只在中国一个国家担任外交官。这一时期，英国驻华官员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业务，还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的确定。朱尔典正是英国驻华领事制度训练出来的优秀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被破格升为驻华公使。对他而言，驻华公使并不是其职业生涯的一个阶段，而是他职业生涯的全部。朱尔典对中国事务的建议，在某些时候直接决定着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武昌起义之后，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的立场仅限于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34)，而这一主张与朱尔典给汉口领事批复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又如，1912年善后大借款谈判陷入僵局时，英国方面曾考虑放弃由银行团向中国政府提供借款。(35)英国外相命令远东司征求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意见。(36)朱尔典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给英国政府，坚持主张由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政府。最后的结果是，英国政府采纳朱尔典的建议，继续和袁世凯政府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并适当放宽了借款条件，由银行团借款给中国。(37)

       武昌起义后，英国驻华人员对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判断和选择，直接影响英国选择支持中国国内哪一支政治力量。遗憾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孙中山并没有太多的好感。11月20日，朱尔典在英国公使馆的一封电报中提到：“我有理由相信，革命党把孙中山当作一名懦夫，并未迫切地等候他的归来。”(38)无疑朱尔典对孙中山这样的评价，对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极其不利。

       当时英国驻华人员不看好孙中山，但看好袁世凯几乎是一种共识。《泰晤士报》是在英国社会影响力极大的一份报纸。1911年10月21日，《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新军》的报道。这篇报道给袁世凯极高的评价，称“袁世凯是中国现代军队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以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的军队，建立起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39)从11月1日到11月17日，《泰晤士报》陆续刊登了10篇针对袁世凯的报道。(40)而袁世凯方面，更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积极与英国各方接触，向各界宣传自己。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是莫理循，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经常主动与莫理循联系，“向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而“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41)

       英国驻沪总领事曾在发给朱尔典的私人电报中说：“如果袁世凯被免职，便会发生无政府状态。”(42)1913年五国银行团驻京代表向银行团本部介绍：“现在的中国的政府十分了解目前的情况，只有他们有力量和资源在该国维持秩序。如果袁世凯下台以及新的政党上台，无疑意味着混乱。”(43)

       武昌起义后，英国政府基本确定支持袁世凯，不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英外相告诉达耳生：“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44)受英国驻华人员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英国政府宣布中立。由于错过了良好时机，再加上缺少英国驻华官员的支持，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努力，很难达到他所预期的目标。

三、孙中山赴英初衷及结果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决定前往英国寻求合作，这实际上是其联合外国政治势力推动革命策略的实践。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期间，就萌生了联合外国政治势力推动革命的想法。1897年3月，孙中山提出了革命党人的基本外交方针，即“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45)从这个外交方针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革命早期，孙中山便把英国看做需要联合的外国政治力量，欲借英国支持推进国内革命。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前往英国的外交活动，是对1897年作出的革命策略的践行。孙中山去英国的初衷就是希望联合英国政府推进中国革命。为了获得英国支持，还自称已经和美国建立同盟关系。按照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应该很清楚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态度，自然不相信革命党人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存在。因此孙中山明确表示希望与英国政府建立起某种联合意愿后，英国政府明确表示拒绝。除此之外，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全部请求，几乎全部被英国政府拒绝。

       1911年11月14日，英国外相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告知朱尔典在中国处理武昌起义有关事件时，应该坚持的立场。电报称：

       我告诉达耳生(马克沁机关枪制造厂的负责人，笔者按)阁下，我们不可能参与革命，同时我也不能相信Knox先生正参与其中。在是否借钱给中国的革命领导人这个问题上我不能给予建议，特别是当我们借钱给与我们有外交关系的满清政府时。我曾说过，当前在我看来不是借钱给中国政府的时候。我们谨慎避免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如果我们为其中一方提供支持，那么结果可能会造成中国的反外暴动，而革命原本与反对外国势力并无关系。(46)

       英国政府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武昌起义时，中国革命党人还没有把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出于保护在华英国人利益的考虑，英国当局表面上对中国革命保持中立。对于孙中山的第一份声明中提到的四点内容，(47)英国政府根本没有理会。对于第二份声明中孙中山提出的借款事宜，英国政府明确拒绝。

       英国政府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在中国国内确定了一个合作者，那就是袁世凯。英国外相给朱尔典的电报中明确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能够打开贸易之门的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谁来组建政府并没有区别。但是我们在反对革命党的一方见到过一个不错的人物，他就是我们都尊重的袁世凯。”(48)

       尽管英国政府拒绝联合革命党的态度很明显，但鉴于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英国政府也不愿意完全把孙中山拒之门外。英外交部给朱尔典的电报中，特别提醒朱尔典：“形势已有巨大变化，现在将他排除在外，看来易招致不满，亦不明智。”(49)所以英国政府对孙中山提出的无关政治与革命，仅涉及个人的要求则给予满足，并公开认可了孙中山革命党领袖的身份。

       1911年11月15日，军火商达耳生给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一封公函，其内容是请求英国政府撤回驱逐孙中山5年、禁止其在香港居住的法令。对于此事，孙中山方面也没有从国家层面交涉，而是改打感情牌，表示“阻止访问香港有伤个人感情。”(50)

       收到孙中山的请求后，英国外交部按惯例，就取消放逐令一事征求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尽管英国外交部之前已经提醒朱尔典注意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朱尔典在回复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还是建议必须“告知孙中山不能在香港持续停留，若进行革命活动只能在中国境内进行。”(51)得到朱尔典的建议后，英国外交部给殖民地政府的大臣发了紧急电报，指示：“确认孙中山不会在殖民地内居住的情况下，允许孙中山通过香港，但是不得将香港作为政治基地，或是在中国的军事基地。”(52)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抱着联合英国共图革命的理想，亲自前往英国寻求结盟。为说服英国政府，孙中山开出了很优厚的“筹码”，如给予英美两个国家更多利益，中国海军由英国军官指挥等。然而孙中山的一腔热情得到是各种冷遇。按照英国外交部的资料呈现的史实是，首先是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结盟邀约置之不理。其次是对孙中山的借款请求明确拒绝。最后是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名义上宣布严守中立，暗中支持袁世凯。显然，孙中山也认识到，英国政府不会成为中国革命的联盟者，也不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实际支持者。所以在英国政府撤销了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后，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又从马赛启程回上海。

       孙中山的英国之行，感受到英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漠视和隐约的敌意，也让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始终不会成为中国革命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回国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推动革命进程，孙中山甚至表示：“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53)孙中山开始尝试与封建军阀合作以推进革命。然而袁世凯的背叛和二次革命的失败，又让孙中山认识到本国封建军阀也不是革命可联合的政治力量。

       由于自身所掌控的可靠实力一直比较弱小，孙中山终其一生都在寻求革命的联盟者，但是直到1920年代，孙中山才在与苏联共产国际的交往中，逐渐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让孙中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找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政治联盟力量，并最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方略。

①赵春晨：《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汕头：《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②关晓红：《一个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偶然性因素—关于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推迟回国的决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③尹全海：《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先致力外交”的选择》，信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④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的相关章节主要利用《孙中山全集》的材料对孙氏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及结果展开论析；廖大伟的《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上海：《史林》，1992年第2期)全面利用英国外交部的“蓝皮书”材料，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⑤英国“蓝皮书”资料主要见之于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⑥澳籍华裔学者黄宇和的《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5年)一书，利用英国外交部所藏原始档案，考察了孙中山从踏上革命道路到1925年不同阶段在英国开展的外交活动。关于武昌起义爆发后这段时期，主要是对比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记录与孙中山文集中孙氏个人回忆文字的异同，力求原历史真相。

⑦本文使用的FO371是日本东京大学所藏的缩微胶卷，FO228则是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Kew，UK)所藏的一手文件。

⑧对于部分文件，笔者和已有研究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使用笔者自己的翻译和解读。

⑨⑩(11)(1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4、244、245、245页。

(13)巴卡(J.Ellis Barker)系英国下议院议员。据黄宇和考证，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蒙难后获救后，1897年在宪法俱乐部结识巴卡，并长期保持联系，巴卡同情中国革命。[澳]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第300～301页。

(14)《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6页。

(15)J.Ellis Barker to H.H.Asquith,enclosed in F.W.Keith-Ross to H.Montgmery,13 Octobr 1911,FO371/1093,No.4031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16)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吴稚晖：“弟今午从美抵英，行动主极秘密。”(《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6页)

(17)“Statement handed by Sir Trevor Dawson to Mr.MeKenna,November 13,1911” in Grey to Jordan,November 14,1911,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18)英国外相将孙中山给他的个人声明的内容，通过电报告知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Grey to Jordan,November 14,1911,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19)Grey to Jordan,November 14,1911,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0)详可参阅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436页。

(21)Jordan to Grey,10 October 1911,FO371/1093,NO.3984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2)(23)(3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书局，1980年，第63、65、103页。

(24)Jordan to Grey,11 October 1911,FO371/1093.NO.3999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5)Jordan to Grey,11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014，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6)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072，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7)Campbell'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072，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8)Minute on 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157，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9)Jordan to Grey,13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313，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0)Grey to Jordan,16 October 1911,FO371/1093,NO.40313，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2)(34)引自王曾才：《中英外交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第263页。

(33)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 155-175.

(35)Minute by J.D.Greory,26 August 1912,FO371/132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6)Minute by Grey,27 August 1912,FO371/132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7)Jordan to Grey,3 September 1912,Grey to Jordan,9 September 1912,FO371/1322，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8)FO371/1095,NO.46374,November 20.191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39)《泰晤士报》，1911年10月21日。

(40)详可参阅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41)详可参阅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第128页。

(42)Fraser to Jordan,25 April 1913,telegram,private.FO228/2355，英国国家档案馆藏。

(43)Telegram for Paris,27 April 1913,FO228/2355，英国国家档案馆藏。

(44)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984页，转引自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第436页。

(45)详可参阅杨天石：《孙中山英国被诱捕》，北京：《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总第26期)。

(46)Grey to Jordan,November 14,1911,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47)四点内容即前文所说的孙中山将出任政府总统、对英政策、联英制日、对列强既得利益的保护。

(48)Grey to Jordan,November 14,1911,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49)Grey to Jordan,November 17,1911,FO371/1095,NO.4581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0)15th Nov.1911,FO371/1095,NO.4581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1)November 20.1911,FO371/1095,NO.46374，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2)November 22,1911,FO371/1095，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3)孙中山：《我的回忆——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7～558页。

（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6年第201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