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苏中立

发布时间：2013-3-31

摘要：本文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五个特点——保种救国的心灵、完整体系中的选择、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正反两面效用、歧义中的互补，强调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保种救国；其内容有接受，有改造，也有抵制；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消极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但这种积极作用是短暂的，而消极作用则是长久的。

    关键词：严复/梁启超/物竞天择/强权/竞争/互助

    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是指1901～1911年之间的十年时间。对于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清末或中国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文章虽有一些，但都未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作具体全面的阐述。本文试图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特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析。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中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余波至今仍持续不断。我国从甲午战后输入，到上个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从笔者查到的1901～1911年间的各类文书来看，至少有130篇以上涉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严复是最先较系统地引进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早在1895年3月的《原强》中，严复就说：“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又说：“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①它标志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开始传入我国，但影响不大；而严复在1896年译述、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创立了“物竞天择”的命题，既宣传了达尔文主义，也宣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既广且深。梁启超是继严复之后宣传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得力、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在1897～1903年间连续发表有关文章约25篇以上。有些口号和命题，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等②，都是严复译述《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而提出并在我国盛传的。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孙宝瑄、黄遵宪、夏曾佑、王国维、丘逢甲、康有为、杨度、杨笃生、唐才常、马君武、陈天华、邹容、陶成章、刘师培、胡汉民、蔡元培等人，都宣传过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如孙宝瑄在1897～1903年间，约有18篇以上日记论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并有所发挥。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直接或间接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它自己的时代特点，即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发点是保种救国，传播的内容是有选择的、混杂的，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效用，竞争与互助的纷争与趋向等等。
一、保种救国的心灵
    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思想界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观点，是要向国人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激发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达到救国救民、保种卫族的目的。
1.促使国人认清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激醒奋争。爱国志士们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向外扩张，造成“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国”，更是“列强之战场”和“各国竞争中心点”，存在着“非特灭国，抑且灭种”的危险。他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为了激醒国民，起来奋争。正如梁启超所说，他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厉国耻”：“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内其国而外诸邦……广民智、振民气……厉国耻。”③胡适对其刺激作用表达得更加鲜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④
2.告诫人们如何救国救民与保种卫族。严复在译述《天演论》中提出“自强保种”、“合群”保种、提高全民之素质——“力、智、德”来保种；梁启超主张“新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来“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⑤；孙宝瑄痛感“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强调要“振刷精神，挽回气运，自强不息，必毋惮劳，以求所以胜天”。⑥
3.鼓励人们争取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爱国志士们虽然看到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但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却始终充满信心。如严复认为“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即使今日沉沦，将来“变动光明，以大见于世史，无疑也”。⑦又如卫种在讲了“以最劣之民族与最优者相竞争，其处必败之势，亦属天演公例”之后，接着提出了“拯救之方策”，即“使其德、智、力皆有所达也；然后对于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于外足以御列强之吞噬；于是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世界”。⑧再如许守微从中国在“群古国之文明”中“独竞胜”的角度，说明我中国“优胜适存”、“光明俊伟”之前途，“此正爱国保群之士，所宜自雄而壮往者也”。⑨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是造成这一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完整体系中的选择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包括文化、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不同内涵；它在不同时期宣扬的侧重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甲午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摘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观点，为我所用，以至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没有将其完整的体系输入，从而使其传播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即有接受、有改造、有抵制。它不仅在运用和衍生方面，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没有联系；就是在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方面，也是强调社会进化论，淡化社会有机体论。在社会进化论中，又重点宣传竞争进化、优胜劣败，淡化天然淘汰、任天为治，甚至主张与天争胜；强调种族优劣、白人优胜、黄白之争，淡化甚至反对择种留良；强调强权论，改造白种优胜论与强权即真理论，等等。
1.选择性的前提——混合性。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一般都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在一起，在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大都打着达尔文主义的旗号。如欧榘甲把西方各种学说混在一起，说：“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人种竞争自存，优胜劣败之进化学亦译之矣。”⑩梁启超专门写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一文，名为讲达尔文之学说，但主要不是讲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讲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说人类“亦属生物之一种”，不能逃“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公例”之外；说“国与国之关系”，“帝国政策”，“人事淘汰”；特别是说斯宾塞的“综合哲学”、“适者生存”，等等。(11)造成上述这种混合性错误的原因，一是严复在译述《天演论》时，即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熔于一冶；二是辛亥革命时期还没有人翻译过达尔文原著的全文，致使人们划不清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界限，以至把达尔文学说当做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宣传，显示出当时思想界的浅薄与混乱。
2.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主要是社会进化论，特别是竞争进化论。严复创立的“物竞天择”这一名词，就是主张竞争进化，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它包括竞争的起源，竞争的普遍性，竞争的重要性，竞争的表现形式，竞争的结果，等等；它在甲午战后开始输入，辛亥革命时期走向高潮，被国人所普遍认同，“进化之语，几成常言”(12)；“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13)；“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14)
3.改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主要是白种优胜论和强权即公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的区分，白色人种优胜于有色人种，是天演之无可逃避的，是生来如此，永远不变的；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承认各民族现实存在优劣的同时，认为这种优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梁启超所说，劣等民族若能向优等民族学习，“择其长而取之以补我所未及者”，自新、自立，则可由劣变优、由弱变强，如“使日耳曼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盎格鲁撒克逊，则他日能代之以兴，亦未可知；使斯拉夫人、拉丁人能自新以优胜于条顿人，使黄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白人，则其他日之结果亦然”。(15)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白种优胜的永恒性。他们在承认现实中存在的“天演强权”的同时，又区分为“两平等者相遇”和“两不平等者相遇”、“道理为权力”和“权力为道理”两种不同情况，并说“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16)经过这种改造，实际上是拐弯抹角地否定了强权即公理的谬说。
4.抵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主要是任天为治说和择种留良说。
(1)反对任天为治说，宣传与天争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自然选择、天然淘汰、适者生存、任天为治，名词虽异，意思相同，就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听从天运的安排。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就批判了任天为治说：“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在《天演论》论十七正文中，还明确地提出了与天争胜的口号：“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孙宝瑄一直主张与天争胜，早在1897年他就指出：“《天演论》宗旨，要在以人胜天。”(17)蔡元培在1899年读了《天演论》后也说：“胜天为治之说，终无以易也。”(18)梁启超是比较强调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但如前所说，他也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呼吁国人自强、自立、广民智、振民气，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辛亥革命时期，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们较普遍地接受了与天争胜说，反对任天为治说，这正是他们抵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重要表现之一。
(2)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反对择种留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们，既宣传天择，又强调人择，在人择中一般又反对择种留良说。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中，虽然承认人类社会有实行择种留良的事实，但在导言十五、十七正文中却明确地指出：“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蔡元培也说：“人择之术验于植、动者，必不能施之于人。”(19)唐才常讲了西方“天演家”与“生理家”之学说的区别——“择种留良”与“同为天民”，认为择种留良之法，只能实用于“平等平权”的“大同太平”世界实现之前。(20)梁启超虽然说人事淘汰用于人类，即择种留良，如“古希腊之斯巴达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是有功的；但他又指出，“今日文明世界，断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手段之理”。(21)这些论断，实际上就否定了择种留良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们，反对择种留良说，与反对任天为治说一样，是他们抵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理论上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不相容的。中国人求稳居安、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残酷竞争、择种留良、淘汰弱者是相悖的。但它在辛亥革命时期极受国人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家们对它进行了有选择的介绍和对它的改造，使它尽量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相吻合。总之，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中国近代的危机及其原因和出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容易被国人所接受。
三、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都宣传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都对唤醒民众、自强自立、保种救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同中有异，改良派坚持和平渐变论，革命派坚持革命突变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进化观成为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宣传达尔文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首先是直接为他们的立宪政治主张服务的。一方面认为“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同时又认为“竞争太烈”会阻碍社会发展，“民主立宪政体”就是“竞争太烈”之制度，“于国家幸福”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同种之竞争”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政体之最良者也”。(22)后来他又认为只有用强制手段调和内部竞争，抑制同种之竞争，才能增强对外竞争之实力，在同异种竞争中取得胜利，并认为开明专制是“内之可以调和竞争，外之可以助长竞争”的“良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23)从而为他的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根据。
革命派认为，中国要竞存于世界，就“必先事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24)在他们看来，革命不仅是“排满之道”，而且是实现社会进化的主要途径，因为革命是“以建设为目的，以破坏为手段”，“故革命者，非徒抰旧目的物以去，且将载新目的物以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乃“转移之谓，而非破环之谓也”。(25)邹容还高度概括了革命的除旧布新作用，认为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业，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26)孙中山更是形成了以革命、飞跃、突驾为内容的革命突变进化论，认为中国经过民主革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可以“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27)这种“突驾”说，直接为他的革命共和主张提供理论根据。
总之，两派所坚持和传播的社会进化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都是对中国近代进化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而革命派的突变进化论比起改良派的和平渐变论，更接近于当时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它促进了反满革命斗争进程的发展。但是，革命派企望跳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社会历史观从根本上说也还是唯心主义的。
四、正反两面效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和它在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它在辛亥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用。
1.正面的积极效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是其中的社会进化论，尽管并不科学，甚至包含严重的谬误，但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成为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指南，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它不仅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而且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为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复兴做出了某些贡献。辛亥革命时期，其积极效用具体表现在如下5个方面：
(1)批判神创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哲理，它本质上是反教会的，它打破了宗教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神创论。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导言一、二中就曾指出：“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梁启超也说：“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28)这些批判神创论的言论，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2)批判不变论和循环论。严复在所译《天演论》“导言一”“察变”正文中就曾批判不变论：“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梁启超批判循环论和直线论，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其象如一螺线”。(29)
(3)用进化论的世界观观察世界，影响社会各个领域。19世纪末，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认为斯宾塞把世界看做是“贯天地人而一理之”、“始简易而终杂糅”的进化过程；20世纪初，梁启超认为，“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30)，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界是把进化论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来看待的，它影响到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影响”。(31)如蔡元培用进化论研究哲学，梁启超用进化论研究史学，胡适用进化论研究文学，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胡适主张文学革新，其理论基础就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4)促进了反帝、反满斗争的发展。前述革命派的进化观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反帝、反满斗争的发展。胡汉民在1906年谈到社会上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逐渐多起来的形势时，还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多为“风潮所激发”；另一个是“严氏之功盖一匪细”，并具体说明：严复译述《天演论》，传播“物竞天择”，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从而不仅促进了“合群排外”即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合群排满”运动的发展，“我汉族之外竞求存，不能不脱异种之驾驭者，一皆天演自然，而无容心其间耶。……故知排满革命为吾民族今日体合之必要，严氏征据历史而衡以群学进化之公例，其意盖有可识者。”(32)
(5)力求自强自立，谋求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国人力求自强、自立，是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导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梁启超在谈到自强、自立时，说：“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33)鼓励人们发奋图强，以求自强、自立。侯生讲自立：“国不能自立则复，人不能自立则灭。”(34)孙宝瑄讲自强：“故欲求胜天者，必毋惮劳，自强不息。”(35)力求自强、自立这一观点的正面效用，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求强求富，可以说是中国军事、经济、教育、外交近代化的开端。1898年的戊戌变法，主要是着眼于政治近代化，实际上还多是关于工商富国和教育近代化等方面的政令。1900年后，有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列强瓜分中国、又深入进行经济侵略的时候，再次强调势力、物质、富强等等。如康有为在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36)，虽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乃至错误之处，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他以《物质救国论》为名，反映了他忠诚的爱国之心；第二，他所开列的物质学的八项内容，包括机器、制木、制造厂、劝工场、博物院、型图馆、赛会、实业学校、分业职工学校等，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工业化、机械化，这在当时也是中国近代化所必须的内容。又如杨度在1907年写的《金铁主义说》(37)，所谓“金铁主义”，即所谓“经济战争国”，其具体内容有二：“一、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一、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同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一样，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因素在于：第一，它也是一种救国方略，目的是为了“在内而谋其自立，在外而谋其自存”；第二，它是要求中国像西方文明强国一样，实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近代化，成为完全的军国社会，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他所企望的那样，“则其适于生存而可与列强驰骤于世界可断言矣”。
2.反面的消极效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毕竟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理论，不仅是它宣扬的民族优劣论、弱肉强食论、强权即公理论等，造成了极坏的恶果，就是所谓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也有它的负面效用。它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消极效用，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强权论的消极影响。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力本论的思想也逐步发展起来。1896年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大《易》以自强不息之谓乾”(孙宝瑄概括语)；孙宝瑄读了后说，这就是“天演家本力长存之说”(38)。康有为在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中说：“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其负面效用是使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物质势力更加嚣张，强权思想迅速发展。强权论梁启超讲得最多，据所查材料，从1897年至1903年至少有9次以上谈到强权问题，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39)，“天下唯有强权，更无平权”，“强者常制弱者”，“强者必侵入弱者之界”，“优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夺其利实天演强权”；(40)“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41)；“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竞争进化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要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42)等等。其他人也不断地发表言论，表示赞同，一时间形成一种热潮。这些观点虽然有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的初衷，实际上却使“有强权无公理”、“强权即公理”、“弱肉必为强者食”等谬说也流行起来，正如蔡元培所说：“‘物竞’、‘争存’等语，喧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43)郭湛波也说：“进化思想，风行一时，引起‘有强权无公理’的思想。”(44)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强权即公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核心观念，从而造成当时和稍后思想界的极端混乱，并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帝国主义列强扩张侵略作辩护的作用，还有可能成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
(2)道德沦丧，人心变坏。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相结合，既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又滋长了近代社会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等丑恶现象。这样，在物质文明取得进步的同时，精神文明则可圈可点，虽然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某些方面，如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伦理观念，近代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社会公共伦理道德观念，有了新的进展；但在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个人和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却是大大地后退了，甚至丧失了。严复早在1895年的《原强》等文中，就谈到近代西方物质丰盛、贫富不均、风气不良的情形，说：“西洋诚为强且富……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且也奢侈过深，人心有发狂之患。”(45)严复在1906年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还说，“西国今日最有进步之科，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在谈到我国当时的情况时，严复尖锐地指出，我国“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不孝、不慈、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随处可见，这是吾国今日“尤可危者”；“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故曰德育尤重智育”。(46)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也说，“发明一种新道德”的目的，在于“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苟不及今急急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47)这样，中国也和西方世界一样，物质和实力成为社会的主体，从而出现“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的不良社会局面。这种不良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发展，致使物质之势力、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弥漫于当时社会之中。这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人心变坏的严重现象，应当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因为它有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
五、歧义中的互补
辛亥革命时期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发展趋势是调和、抵制乃至批判竞争论、白种优胜论、弱肉强食论、强权即公理论，使竞争主义向着合作主义、互助主义、大同主义转化，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48)一文中，得出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通”的结论。1904年，君平在《天演大同辨》一文中，认为天演与大同既对立又依存，所谓互相对立是说，天演家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大同家主张“众生平等，博爱无差”；所谓互相依存是说，天演是“莫破之公例”，“不能瞬息离”，大同是“不易之公理”，“不可刹那弃”；人们应该遵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49)1908年，李石曾在《无政府说》一文中，强调互助在进化中的作用，说：“人谓世界无竞争，则无进步；吾更曰：无互助则更无进步，且欲竞争而不可能”；并明确提出了“互助与竞争并重”的主张。(50)实际上，生物界当时一般是公认达尔文的竞争说的，就人类社会而言，则更多的人日益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辛亥革命以后，“持人道主义者”，“多宗《互助论》”。(51)人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用互助主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强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以协约国胜利、德国失败而告终，人们更是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于是“‘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52)，出现了“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53)的局面。这些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却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人们接受互助主义、排斥强权主义的社会心理和思想趋向。
清末民初、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各派乃至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人，介绍、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互助论，甚至互相抨击。实际上，两者在理论上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竞争与互助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者两者之间，既存在着互助和合作，又存在着竞争和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恩格斯说的对，在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合作与斗争”；如果单讲某一个方面，“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只看到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或“斗争”，都是“片面的偏狭的”，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54)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领域也是这样，如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与协调，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斗争与协调，人类种族内部的斗争与合作，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等等。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并正确处理竞争与互助的辩证关系，实现“竞争与互助”的有机统一，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朝着和谐有序的方向前行。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应全盘否定，就其所宣传的内容来讲，有接受，有改造，也有抵制；就其所起的作用来讲，基本上是积极的，消极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但这种积极作用是短暂的，而消极作用则是长远的。
注释：
①(45)(4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页；第24～25页；第167页。
②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优胜劣败”四字口号(横滨：《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一文中明确提出“适者生存”的口号(横滨：《新民丛报》，第3期，1902年3月10日)。
③⑤(13)(14)(16)(22)(23)(28)(30)(31)(33)(41)(42)(47)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第210页；第340页；第273页；第191页；第148页；第151页；第451页、第457～458页；第273页；第273页；第340页；第273页；第191页；第273页；第217页。
④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45～47页。
⑥(17)(35)(3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第155～156页；第280页；第156页。
⑦(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5～156页。
⑧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上海：《国粹学报》，第7期，1905年8月。
⑩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269页。
(11)(21)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略传》，横滨：《新民丛报》，第3期，1902年3月10日。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
(15)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6)专集之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11页。
(18)(19)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2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2页。
(24)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东京：《民报》，第2期，1906年1月22日。
(25)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东京：《民报》，第9期，1906年11月。
(26)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51～652页。
(2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3页。
(2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横滨：《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32)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东京：《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34)侯生：《哀江南》，东京：《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3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5页。
(37)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227页。
(39)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40)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10，第13页。
(43)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
(4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第55～63页。
(48)莫世祥编：《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4、87～91页。
(49)君平：《天演大同辨》，江苏金山：《觉民》，1904年第9、10期合本。
(50)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152～153页。
(51)(53)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216页。
(52)《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8页。
(5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1～572页。^

（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