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清政府“朝鲜方略”再检讨

马勇

内容提要：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也是东亚格局、世界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甲午战争唯一诉求是朝鲜的未来，而朝鲜的未来，在战前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朝鲜方略”。朝鲜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确属中国的藩国，中国在战前十几年也确实给了朝鲜很大帮助，引导朝鲜走向世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政府在帮助朝鲜走上世界的同时，从来没有改变其宗主国心态，没有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依然沉迷于的“天朝上国”想象中，其“朝鲜方略”显然不合乎19世纪晚期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规则。

关 键 词：朝鲜方略/天朝上国/东亚秩序

      西方势力东来后，整个远东普遍面对西方的压力。远东向何处去？先前的“世界秩序”是否还能继续？那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抵抗。抵抗无法继续了，被西方一再打败了，不得已开始向西方学习。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作为远东的天朝大国，清朝不愿率领藩属国一起进步，一起向西方学习。于是，亚洲在裂变，日本一马当先，脱亚入欧，与中国的关系，也由先前的师生变成了竞争者。至于依附于中日之间的近邻朝鲜，则更加为难。中日朝三国在甲午战前数十年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

      一、三国分道扬镳

      中日朝三国在近代之前上千年时间尽管有过不止一次的不愉快，但三个国家大致而言还能友好相处，还算是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说得过去的邻居。

      但是到了近代，当三国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三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就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经历了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使团访华不欢而散后，迎来了两次鸦片战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国人终于觉醒，选择了“有限度学习西方”的路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径？有很多原因：历史悠久，文明确实发达；还没有办法证明中国制度有问题；中国制度还有包容西方近代文明的勇气。

      “有限度学习西方”，用“革命叙事”去表述，就是凭借旧有制度、秩序，只是去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不去触动旧有文明架构、政治制度，更不要说去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从理智、计算的角度说，中国在19世纪中期找到的这条洋务自强道路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折衷，大拆大卸肯定不是一个古老国家华丽转身的最佳路径，苟日新，日日新，月又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选择“维新”路径是不错的，是明智的，惟一遗憾的是，中国的“维新道路”只限于经济层面，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向政治、制度、文化层面扩展，“有限度学习西方”的洋务自强运动就因为甲午战争而终结。

      与中国的选择很不一样，日本也是选择了“维新路径”。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放弃千百年来的“中国文明取向”，一心一意学习西方，发誓要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国家。日本的维新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入手，在经过1853年“黑船事件”的刺激，日本毫不犹豫地打开国门，与欧美诸强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全面放开，和平通商。不数年，一个比较资本主义化的日本在远东悄然成型。日本的面貌在不经意间为之一新，远东的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变化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

      与中日两国的选择都不一样，朝鲜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根本不为之所动，“朝鲜僻处海隅，向于外交之道、御侮之方，莫不介意”[1]，凭借宗主国的庇护，继续坚守“隐士之国”的目标，继续维系与清朝的朝贡关系①，不论日本，还是法国、美国，只要这些国家想与朝鲜拉近关系，朝鲜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你们到北京问我们的“上国”吧。而中国，在洋务新政早期很长时间内，确实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愿意过问先前这些小邦国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与西方交往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留着一两个小邦国与西方列强叫叫板，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面对西方大国，以及日本要与朝鲜建立近代国家关系的询问，中国也是一句话：藩国自主。他们的内政外交，中国从来不干预，你们自己和他们谈吧。于是乎，西方软硬兼施，就是没有办法拿下朝鲜，朝鲜继续坚守着自己不开放、不接触的政策，继续以“隐士之国”示人。

      在商品、资本向全球渗透的19世纪，不论朝鲜愿意还是不愿意，其实都很难独善其身，很难继续置身于世界之外。

      随着中国政府在1860年同意向西方“有限度的”开放，西方的商品、资本、军队、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东方，他们除了进入中国内地，也试图进入中国的藩邦。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西方侵略的先遣队，也可以说他们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使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方人都欢迎这些西方人。

      西方人对朝鲜的想法今日观之非常简单，与西方人对日本、中国的期待一样，就是要朝鲜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对于西方的要求，朝鲜当政者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总以为这些洋人不怀好意，威胁朝鲜的独立、主权，因而在外国人要求开放、朝鲜统治者不愿开放之间，出现持续拉锯。

      1863年，朝鲜王朝第二十五代君主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无子，遂安排李熙入继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年仅12岁，于是安排其生父李罡应为摄政。李罡应为王族出身，是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英祖之玄孙，南延君李球第四子，所以当其子继任王位后，李罡应被称为“兴化大院君”，在很长时间内拥有朝鲜的实际统治权力。

      大院君生于1820年，此时40余岁，正当盛年，比中国此时的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稍年长，正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好时机。然而，大院君少年时代就有纨绔子弟、无为青年的恶名，向为权贵戚臣所蔑视。大院君的政治见解确实不高，看不清世界大势，甚至看不清中国的举动与用意，仍然沉迷于狂热的闭关锁国政策，竭尽全力阻止外国势力进入朝鲜，担心外国势力的进入势必瓦解古老的朝鲜统治体制。[2]

      朝鲜统治者的预感是准确的，旧的统治方式确实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但是朝鲜政治统治的巩固与统治者权益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统治者与时俱进上，必须紧跟世界潮流，而不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在与西方诸国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自身的改革已经渐渐开始，对外部世界由原先的恐惧逐步变为愿意开放，尽管中国的开放依然保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毕竟与西方诸国的交往让中国获得了不少好处。不过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在自己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时候劝说先前诸番邦一起转身，特别是当西方诸国愿意通过中国与诸如朝鲜这样的小邦国打交道时，中国为什么一口拒绝，尽管拒绝的理由今天看来不可思议：“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其政教禁令，悉听其自为，中国向不干预番邦自主。”[3]中国放弃了举手之劳，不愿带领诸小国一起转身，西方诸国不得已只好与这些国家直接打交道。

      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的拒绝纵容了朝鲜的排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那时如果利用自己的“上国”身份劝说朝鲜，让朝鲜像中国一样，有限度地学习西方，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应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事实上，等到清廷尤其是李鸿章觉悟之后，中国就是这样做的，李鸿章不仅劝说朝鲜与外部世界交往，而且帮助朝鲜与美英法德诸大国达成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不过这都是后话。

      二、日朝通使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帮助西方诸国与朝鲜打交道，朝鲜在大院君主政时期持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世界一体化毕竟是无法根本遏制的大趋势，中国拒绝了西方，但没有办法帮着朝鲜拒绝日本，毕竟日本与朝鲜属于隔水相望的邻居。

      日本与朝鲜同样有着很久的交往史，恩怨情仇，无法以友好、世仇简单概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使两国关系遭到彻底破坏。但自德川幕府以来200年间，日朝之间重建信任，大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维新运动领袖发誓要在远东构建一个近代意义的西方国家，因而日本在大方向上毫不犹豫脱亚入欧，转身向西。在价值理念、国际关系、日本与亚洲诸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朝鲜之间的关系，在日本那里都有新的思考与定位。

      假如我们今天超越中日两国的立场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我们应该承认日本确实走上了一个近代国家应该走的路，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转身太慢、太难。日本方面认为，日本要想成为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当然必须走出岛国，必须踏上欧亚大陆，方才有机会、有可能与欧美诸强同台竞争。踏上大陆，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一个无法绕开的选择。而无论怎样踏上大陆，都没有办法绕开朝鲜—辽东，以及台湾南北两个基点。

      日本立国大战略的发展需要当然不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日本如果要想达成自己的理想，更需要与区域内的政治实体良性互动，赢得这些区域朝野各界的信任。公平地说，日本曾经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了，只是从中国人，或者更多的亚洲人的眼光看，日本做得并不太好，几次区域内的战争，给亚洲，给中国，给朝鲜，带来非常恶劣的记忆。

      说日本曾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过也是事实。仅以对朝鲜而言，日本就在明治维新开始后，随着废藩，国政改革，外交政策也有重大调整，日本政府的对朝外交关系，由先前对马藩主主导收归为王室主导，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日本维新政府对朝鲜的重视。1868年(明治元年)十二月，对马藩主特派使者向朝鲜送交了相关外交文书，告知朝鲜官方日本将进行政治改革，日朝之间的关系也会进一步改善：“爰我皇上登基，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友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4]

      日本政府的好意并不为朝鲜政府所理解，而朝鲜政府的理由表面上只是日本政府的文书中有“我皇上”的字眼，以为是对朝鲜的亵渎。很多研究者的解读是，朝鲜此时只认大清皇帝，除此之外，不复知哪儿还有什么“皇上”。其实，这个解读并不一定准确，如果说朝鲜执政者此时真有什么想法的话，就是继续延续闭关锁国的路径，就是不对外开放。朝鲜统治者拿大清皇帝说事，只是其拒绝外来要求的一个绝妙的理由。这一点，中国方面也看得很明白，恭亲王奕曾经明白告诉日本人：“朝鲜虽隶属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主持，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5]恭亲王虽然是在重申清政府的一贯立场，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确有清廷不得已的难处。

      朝鲜的拒绝与中日多年前面对西方压力时的反应一模一样，就连拒绝之后对手的反应都一样。日本当年拒绝开关、通商并没有持续下去，因外来军事压力而转行自由贸易政策。至于中国，也是如此。自1793年婉拒马戛尔尼，1816年婉拒阿美士德，结果还是没有真正将外国人拒之门外。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上了最惨痛的一课，打开国门，学习西方，成为那时中国的惟一选择。

      中日两国对外来势力的拒绝，也有自身内部安全的考量，但当国门打开后，实际后果与先前的预判并不一致。打开国门并不必然导致内部危机，相反，社会进步、经济增长，都在积累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朝鲜执政者显然不太明白这一点，他们顽固地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此时的日本与当年的美国一样，不会因为朝鲜的拒绝而就此罢休。相反，却引发了日本强硬一派的崛起。所谓“征韩”论，就是要用武力撬开朝鲜的大门。

      先礼后兵。1870年初，日本政府又派佐田白茅前往朝鲜，再请通使。朝鲜政府又一次毫不客气予以回绝。佐田回国，向政府汇报了此行所见所闻，并郑重建议日本政府出兵伐朝。佐田甚至在建议中充分估计到了清政府会在朝鲜政府的要求下出兵相救，他的对策是：“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6]

      佐田的建议书是一份赤裸裸的黩武主义宣言，代表了那时日本急于向外扩张一派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对外用兵不仅可以扩大日本的财富与空间，更重要的是，“攘外以安内”，以对外用兵转移国内危机，不动声色地消弭内乱。属于征韩派的还有西乡隆盛等人，他们的看法大体一致，均力主对外用兵，外向发展。武力征服朝鲜并顺带征服中国的思潮在日本喧嚣一时，但日本的维新改革毕竟刚刚开始，日本的家底还没有真的厚实起来，所以不管那些骄兵悍将怎样蠢蠢欲动施压、绑架政府，日本政府内部起主导作用的稳健派诸如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还是比较明智、有效地制止了“征韩论”。

      武力征服朝鲜的论调被暂时搁置了，但实际上的动作并没有完全停止。日本的战略规划既然必须踏上大陆，那么朝鲜半岛依然是日本没有办法绕开的地方。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乘云扬号军舰在朝鲜东南海岸航行，犹欲从其西海岸向中国牛庄海边航行。在通过江华岛附近海面时，不意受到朝鲜守军来自岸上的炮击。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云阳号受到不明袭击，正准备登陆询问缘由，而朝鲜守军的炮火更为激烈。不得已，云阳号开炮还击。第二天登陆，占领江华岛炮台，缴获朝鲜守军的武器。此役，日军仅两名水兵负伤。[7]据朝鲜方面自己说，也有不少朝鲜人在这场冲突中死伤。

      我们不能说日本是寻衅而来，但是日本对于可能遇到的攻击似乎早有预案，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冲突是日本进一步行动的惟一理由。当这个消息传回日本后，舆论一片哗然，先前力主武装征服朝鲜的强硬派再度发声，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朝鲜给予严厉惩罚，追究责任。

      强硬以待的舆论为日本政府提供了顺水推舟问罪朝鲜的机会。12月9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参议兼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为特命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全权办理大臣，率领军舰前往朝鲜，负责办理江华岛事件的善后交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与朝鲜达成“修好条约”。临行前，日本政府给予非常细致的具体指示：一、基本策略为争取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修好通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层，日本可以不在云阳舰事件上苛求赔偿；二、缔结和约在先，云阳舰事件结案稍后；三、应该厘清云阳舰事件的责任；四、如果朝鲜政府不愿缔结和约，不愿妥善处理云阳舰事件，“使臣出以临机之处分，要之切勿为韩人惯用之依违迁延手段所误”。如能顺利缔结和约，更应促成“日本与朝鲜缔结永久亲睦之盟约，彼此允以对等之礼接待”，两国臣民可以在政府规定的地方自由贸易；两国政府得以互派公使、领事驻扎彼此首都及通商口岸，处理外交及贸易等事务。[8]

      从这个计划看，即便日本人并不准备对朝鲜大打出手，武力征服，但日本政府确实希望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逼迫朝鲜政府就范，达成重建日朝关系的目的。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个视角进行理解，应该不难体会日本急于打开朝鲜国门，急于在朝鲜自由贸易的焦灼心情，并不必一定要从“征服”、“殖民”的视角进行理解。

      1876年2月10日，日本正副全权大臣黑田清隆、井上馨携政府指示，在军舰护送下抵达朝鲜江华府。朝鲜政府派遣申櫶、尹滋承与之谈判。日本全权大臣按照既定方案从朝鲜守军炮击云阳号发问，毫无疑问期待先发制人迫使朝鲜就范，要求朝鲜必须与日本签订条约，必须就云阳号事件认罪、赔偿、道歉。

      其实，此时朝鲜的当政者已不再是闭关锁国的大院君，大院君已将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国王李熙，李熙自己或许并没有太多的政治主张，但王妃闵氏及其闵氏集团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外戚集团则有不一样的看法。过去的许多研究者以为闵氏集团纯粹为了打击大院君的政治势力而赞同打开国门，这个说法可能并不一定正确。但是不管怎样，闵氏集团主持的朝鲜政府在与日本全权大臣黑田清隆、三井上馨谈判时，既没有延续大院君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故意拖延谈判，前后仅半个月，就比较爽快地于2月26日与日方达成《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第二款规定协议签署一年后，两国互派使臣驻扎对方首都，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问题。这标志着日朝两国终于达成了近代外交关系；第四款、第五款划定“通商之区”，订立新的通商条款，主旨为方便两国臣民自由贸易，往来通商，各国有责任为此提供方便；第七款鉴于朝鲜沿海岛屿岩礁过去从来没有很好地审验，极为危险，条约规定准许日本人“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以方便两国商民“避危就安”。[9]

      在中文文献中，《江华条约》一直被视为朝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朝鲜殖民化的开始。这个条约确实没有考虑到朝鲜发展的实际情形，是以日本已经发展的优势对付朝鲜尚未开发的劣势，日本要求朝鲜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朝鲜当时的实际能力。但是如果从比较纯粹的贸易交往、市场开发而言，这个条约对于朝鲜的开放、发展至关重要。日本的目标不仅要与朝鲜通商，自由贸易，而且要引导朝鲜进行改革，向一个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所建构的现代国家迈进。

      三、默许日朝直接交涉

      如果从中国的立场看，《江华条约》之所以长时期被理解为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主要原因，是这个条约对中国来说确实不平等，中国的权益被这个条约轻易剥夺。其证据就是第一款的规定：

      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两国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以期永远相安。[10]

      《江华条约》第一款的规定，从今天的观点看，不外乎朝日两国互视对方为主权完整的政治实体，两国的交道都由自己负完全的责任。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引起了清政府极端不满。中方认为，这项规定无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因而是“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对朝鲜的主权构成极大破坏，标志着朝鲜沦为日本的附属国，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所谓藩属关系的废除。

      从宗主国的立场上说，中国视《江华条约》为外交上的失败，视为中国宗藩体制解体的一个环节，都没有错。但是，这一切究竟是怎样来的，清政府在这方面是否还有检讨的空间呢？

      事实上，当云阳号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并不敢完全无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差不多在第一时间就通过驻北京使节郑永宁向总理衙门通报了相关情况。稍后，在决定向朝鲜派遣全权大臣进行交涉的时候，日本政府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北京与中方进行交涉，打探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底线。1876年1月4日，森有礼一行从烟台登陆。1月10日，抵达北京。1月11日，森有礼前往总理衙门，专程拜见恭亲王奕，述说并有外交文书解释朝鲜问题的由来，以及日本政府的方针。[11]

      三天后(14日)，总理衙门对森有礼提交的外交文书给予书面答复，强调：“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交涉，亦信其志在守分，故无勉强。”[12]在总理衙门看来，朝鲜自朝鲜，中国自中国。中国不愿干预朝鲜内政外交，因而朝日之间的纠纷，还希望朝日两国自行解决。

      清政府不愿意介入日朝纠纷，于其宗主国的责任来说固然是一种缺失，但此时的清政府确实也有自己的苦衷，恭亲王奕1月17日向朝廷详细报告了选择这一立场的理由，以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13]。恭亲王的这个解释或许就是中原王朝作为宗主国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因而在日本向中方解释江华岛事件由来，并征询清政府立场时，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诸大臣如此答复并没有什么错。

      问题在于，恭亲王、总理衙门的解释让日本作了另外的理解，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日本人故意这样曲解，也可以说恭亲王这样说是日本人的误导，但是不管怎样，恭亲王、总理衙门的这个解释确实让森有礼喜出望外，以为日本终于能够摆脱中方束缚、羁绊，可以名正言顺以独立主权对等国家与朝鲜打交道。

      恭亲王说的是实话，总理衙门也没有存心欺骗日本人，但是如果从后来中日朝三国交涉情形看，从后来清政府被动、烦恼看，这个答复确实又有推卸责任、不敢担责的嫌疑。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大臣比如李鸿章内心深处，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让朝鲜渐渐成为正常国家，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考量。然而从日本方面说，确实又有利用清政府这个失误的嫌疑，以便将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地位拉出来，让朝鲜渐渐站到日本的方面。这一点也是无须怀疑的，因此，森有礼在得到总理衙门书面答复后，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向总理衙门发送了一份具有确认性质的外交文书：

      据贵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此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兹本大臣临时决意回明本国如此，相应备文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14]

      森有礼的机智、应变确属一流，他从中方答复中解读出朝鲜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与中国并无实质性的宗藩关系，显然只是一个逻辑推理，与历史真实并不相符，总理衙门在收到森有礼的这封照会时也迅速发现了问题，迅即给予驳斥：

      本大臣查朝鲜为中国属国，隶即属也，现云属国，自不得云不隶中国。且日前回复贵大臣，并无“不隶中国”之说。(中日)《修好条约》内载所属邦土，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15]

      总理衙门的照会当然是有力量的，然而森有礼依然不服，他在稍后发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照会中，再次重申清政府既然不能对朝鲜引发的事件自任其责，那么即便刻意强调朝鲜的藩属性质，依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森有礼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坚持朝鲜是你们的属国，那么有关江华岛事件的交涉就可以移到北京，由中日两国进行直接谈判好了。森有礼似乎在暗示可以仿几年前琉球人在台湾被杀的先例，由中日直接谈判。

      森有礼的暗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臣还不太清楚，但中方确实不愿再在这些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争辩，森有礼也在稍后给总理衙门留有一个备忘录，继续根据自己的理解，强调：“朝鲜实具独立之体，其内外政令悉由自主，我国亦以自主对之。是以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16]日本所希望的，就是撇清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最大限度地争取与朝鲜单独交涉、直接交涉。反过来，假如清政府不同意日本的这个分析，那么就像几年前的琉球人在台湾被杀的交涉那样，由清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清政府确实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真的愿意继续维持中朝宗藩关系，未尝不可以出面进行交涉。无奈此时的清政府事情太多太烦，最后还是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总理衙门、恭亲王的解释意思是明白的，但也确实有问题，有首鼠两端的嫌疑，既不想介入日朝冲突，承担责任，也不想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个矛盾的心理可以理解，毕竟中朝宗藩关系已经那么久远了，毕竟中国在转身向西学习西方之后也有许多事情需要面对，中国不得不丢车保帅，不得不从大局上考量。这应该是总理衙门、恭亲王处理此事的出发点、落脚点。

      与恭亲王、总理衙门思路稍有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非常明白地强调，中朝旧有宗藩关系已经过时，中国应该与朝鲜重建新型关系，至于日朝关系，不妨听其自便，日本如果能够与朝鲜达成新的关系，只要不严重侵害中国利益，不妨听之任之，乐观其成：

      窃窥日本来意，既明言欲求和而不轻用武。无论虚实，尚是好机会，正可将计就计。虽明拒以未便给照递信，似宜由钧署迅速设法密致朝鲜政府一书，劝其忍耐小忿，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辩明开炮击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计。至该国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如此直言，似亦不为失体。倘朝鲜允从，固可暂弭兵衅；如必不从，而我所以字小国、待与国之心亦交尽矣。倘异时朝鲜或再乞援，日本或讥漠视我，亦得有词以自解。[17]

      李鸿章比总理衙门模棱两可的答复更简单明了，就是不想继续承担过去保护朝鲜的责任，担心继续袒护朝鲜，听任朝鲜与周边乱来，弄不好又会重演“前明故事”，抗日援朝，将中国拖进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中。

      而且，李鸿章看到了世界大势，清楚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力量的竞争，并不是传统政治的延续，中国既然选择了学习西方、自强新政，那么也应该鼓励，至少可以听任朝鲜与诸国重建新型关系，和平通商。应该说，李鸿章这个认识在当年如果能够成为统治层共识，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各个藩国一起转身向西，学习西方，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世界秩序”尽管照样会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但中国的“国防外线”、“战略屏障”不会像中法战争之后那样土崩瓦解。

      四、重构大国均势

      不论是总理衙门模棱两可的答复，还是李鸿章比较清晰的思路，朝鲜1876年初在与日本进行云阳号善后谈判时很容易发现已经没有中国在背后支持，中国不会继续为朝鲜事务承担责任，甚至不会为朝日关系居间调解。失去凭借的朝鲜反而赢得了发展空间，再加上正在主政的闵妃系政治势力刻意要打败先前主政的大院君政治势力，而大院君政治势力的政策中心就是闭关锁国，于是借势发力，利用云阳号善后谈判的机会，日朝之间迅速达成《江华条约》，朝鲜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进入国际社会。

      《江华条约》规定的开放路径，让朝鲜不太费力气地从闭关锁国中走了出来，就此结束朝鲜与国际社会自我隔绝的状态。朝鲜社会因对外开放获得了巨大好处，多少年来沉睡在地下的资源获得开采，造福于社会，近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始在朝鲜社会生根、流行；甚至在思想文化层面，朝鲜人对世界的看法，对本国政治的看法，都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而改变。

      当然，《江华条约》是日朝之间的条约，最大的获益者除了朝鲜，就是日本，自认为最大的受害者，或者说吃亏最大的，就是中国。不论是恭亲王，还是李鸿章等大臣，大约都没有预计到日本的力量如此巨大，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让朝鲜的面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从反面刺激了中国，怎样重回朝鲜，或者说怎样让朝鲜重回“中国的世界秩序”，又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思索。特别是此时发生的琉球事件，更让一些中国人产生了莫名的危机感，以为如果一味放任朝鲜与日本走近，朝鲜最终结果一定像琉球一样，成为日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怎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驻日公使何如璋此时正在参与琉球善后处理，他认为，要想维持朝鲜的体制，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不再发生琉球式的悲剧，不是阻止朝鲜与日本的交往，让朝鲜重回封闭状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要让朝鲜不仅对日本开放，而且要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要绝对防止朝鲜成为与日本铁杆盟友，当然也不能人为离间日朝关系，也不能让他们重新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敌人。[18]

      与何如璋的想法比较接近，国内许多人如李鸿章、丁日昌等都有类似的意思。丁日昌在向朝廷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吞并琉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日本军事扩张主义的开始，这一举动意味着东北亚必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危机状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日本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朝鲜。假如朝鲜重蹈琉球覆辙被日本吞并，那么日本，还有俄国，则极有可能将我东北视为下一个争夺目标，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②

      丁日昌的分析深刻启发了朝野诸公，如何应对东北亚变局确实在考验着各位大臣的智慧。1879年8月26日，清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以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办法，责成李鸿章以私人名义致信朝鲜退休领导人李裕元，婉劝朝鲜主动并全方位变革。

      李鸿章指出，世界大势在过去几十年急剧变化，东北亚局势也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进程而改变。日本崇尚西法，营造百端，自以为已得富强之术，其实国库空虚，负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又由于日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其“有事四方”第一步，北则朝鲜，南则台湾。李鸿章劝朝鲜执政者认真想想，假如朝鲜仍欲保持稳定，莫如“以毒攻毒，以敌制敌”，借西方诸国要求通商之际，尽快与各国达成妥协，签订协议，以此牵制俄日。

      朝鲜对外部世界或许真的恐惧，而中国毕竟已与洋人打交道数十年，拥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朝鲜借鉴。李鸿章指出：“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如贩卖鸦片烟、传教内地诸大弊，悬为厉禁，彼必无辞。”[19]

      尽管李裕元是朝鲜为数不多通晓世界事务的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国许多大臣关系也不错，但李裕元和许多朝鲜领导人一样，早已习惯了凭借中国尽情享受和平、安定的状态，也习惯了与日本通商之后的情形，因而对李鸿章扩大开放、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等建议评价不高，兴趣不大，以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古典中国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雕虫小技，既无创建，更没有现代意识。

      至于朝鲜怎样才能避免琉球悲剧，李裕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诸强国并不可恃，那些西方人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公法，所谓正义，其实既不公也不义。这些国家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者，是利己主义者，于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并没有损害的事情，只要无利可图他们也不会声张正义，帮助弱小。琉球被日本吞并了，哪个西方国家出面声讨过日本，哪个大国表示过率有道伐无道？都没有，一个也没有。李裕元告诉李鸿章，即便朝鲜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外交关系、通商关系，也不能从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通商就是通商，外交就是外交，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放大通商、外交的意义。李裕元很坦然地回绝了李鸿章的建议。

      李裕元的拒绝反映了朝鲜内部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戒备，但朝鲜必须打破封闭向世界开放，尤其是必须打破日朝关系单向格局，必须用其他力量牵制日本，是清政府内部比较一致的看法。

      驻日公使何如璋强调，要想维持朝鲜的体制，要想不再发生琉球之类的事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促使朝鲜发生改变，必须帮助朝鲜向世界开放，必须绝对防止朝鲜与日本结盟，或者成为日本关系密切的特殊国家。何如璋不断将这些见解报告朝廷，朝廷之所以接受丁日昌的建议，之所以让李鸿章以私人身份劝说朝鲜领导人，均与何如璋发回来的一系列分析有着直接关联。

      何如璋在积极影响朝廷的同时，也想尽一切办法直接影响朝鲜。那时日朝关系日趋紧密，前往日本的朝鲜人络绎不绝。但凡到访日本的朝鲜政府官员，何如璋都会想办法与他们见面，一方面听取这些朝鲜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他们在不经意间引导朝鲜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不要受制于日本一个国家。

      根据何如璋的分析，朝鲜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是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利好。朝鲜风气一开，自然有条件有机会去讲究武备，巩固国防，也可借助于西方各国在朝鲜、东北亚力量去牵制日本与俄国。中国此时应该派使节前往朝鲜劝说、帮助他们与万国结好，不必担心西方各国的进入会影响中朝宗藩关系。相反，朝鲜向全世界开放既能杜绝俄国、日本对朝鲜的觊觎、窥视，又能帮助中国重构东北亚格局。何如璋提醒政府诸公，在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上，中国负有极大责任，先前没有注意日本在《江华条约》上先行一步，已有点被动。此时中国如还不汲取教训大胆推动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如果将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主导权再度放弃，再度移交给日本，那么中国在东北亚必将渐渐成为孤家寡人，欧美诸国进入朝鲜是笃定的，假如没有中国从中撮合，他们一定会像日本一样，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中国之属国，尽管平时不觉得怎样重要，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时，遗患在他日。中国要想避免《江华条约》第一款“朝鲜为自主之邦”的尴尬，不想让这一幕重演，就必须毫不犹豫主动帮助朝鲜走向世界。

      为此，何如璋提出中朝关系两种新模式，第一，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代表朝廷主持朝鲜内政外交，从而使外人不敢觊觎。第二，重构东北亚“大国均势”，中国“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引导、协助朝鲜与西方诸国订约通商，以朝鲜的进步维持中朝宗藩关系。

      何如璋“对朝外交新思维”，从最新国际格局变化出发，建议朝廷稍变旧章，强化在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强制性引导朝鲜走向世界，以“条约体制”遏制日本对朝鲜的觊觎、俄国对朝鲜的扩张，从而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

      在何如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清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化，朝鲜方面在经过郑重思考后也有比较积极的回应。1879年底，朝鲜派遣僧人李东仁为密使赴日本往见何如璋，希望通过何公使促成朝鲜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朝鲜的动态迅速传至北京，何如璋建议朝廷不失时机接受朝鲜的请求，劝说美国前往朝鲜缔结和约。朝鲜之所以首先选定美国，根据何如璋分析，是朝鲜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较为公允、较少偏见的大国。

      1880年初，朝鲜又派密使往访何如璋，密报朝鲜国王以及一些核心大臣决议推动开放，然而他们普遍担心元老派的反对，因而请求清政府出面劝说那些元老派。

      朝鲜的消息是正面的。何如璋认为，中国作为宗主国，有责任出面劝说属国面向世界，寻求开放。他在劝说、敦促朝廷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另外的渠道直接影响朝鲜。当年(1880)8月，朝鲜获知美国负责远东“特别商务使命”的海军将领薛斐尔将访日本，迅即派遣修信使金弘集访日，寻求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涉的机会。

      在日期间，何如璋以及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与金弘集等朝鲜友人多次会晤，帮助他们分析国际大势，分析朝鲜应该选择的路径，以及在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何如璋指出，朝鲜这样弱小的国家必须利用大国进行博弈，“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联合各国以图牵制”，朝鲜只有争取大国普遍同情与支持，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何如璋的建议使金弘集等人耳目一新，但金弘集依然担心朝鲜政府内部旧势力因循守旧孤陋寡闻。为坚定朝鲜政府开放国门走向世界的勇气，何如璋责成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为朝鲜政府描绘一幅诱人的未来情景。黄遵宪给出的《朝鲜策略》大致内容是，朝鲜当今要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就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急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如此，朝鲜进入一个新时代，东北亚也必将建构起一个维护持久和平的“大国均势”格局。[20]

      五、控制与反控制

      李鸿章的“大国均势”谋略虽说还带有浓厚的“以夷制夷”传统色彩，但毕竟在力推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至于何如璋、黄遵宪这一代外交官，毕竟受近代国际关系理念的熏染，毕竟在近代外交实践中摸爬滚打，有第一手的经验，因而他们提出的“朝鲜策略”既合乎朝鲜的国家利益，也合乎世界潮流、亚洲趋势。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朝鲜的对外开放随之加快。

      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19世纪晚期，朝鲜继续幻想躲在世界潮流之外，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日本在1875年藉着云扬号事件与朝鲜达成《江华条约》，不论日本的手段多么霸道，但究其实质，日本在将朝鲜拉上了近代化的轨道，让一个“隐士之国”的世外桃源回到世俗的尘世。

      《江华条约》极大伤害了中国的感情，特别是第一款对朝鲜国家性质的重新定位，从今天的观点看不足为奇，谁能说朝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没有正常的外交、内政权利？但在当时，当日朝两国真的这样写了，中国还是很不自在，尽管当日本人前往北京询问中国大臣，中国大臣差不多都不愿承担朝鲜炮击云阳号的责任，矢口否认中国作为宗主国在朝鲜外交、内政上可以有所作为。

      中国大臣的话语失误为日本提供了口实、机会。朝鲜也因为中国大臣的无意表态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凡此，都是《江华条约》顺利达成的关键。《江华条约》确实将朝鲜引领至一个新的时代。

      朝鲜的新时代是朝鲜之福，也是东北亚之福，但对中国来说则不尽然。中国不愿容忍日本势力在朝鲜坐大，更不能容忍丧失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所以从1876年之后，中国大臣关于朝鲜前途的全部思考，客观上或许有利于朝鲜进步，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但就其主观诉求而言，中国想要的，还是对朝鲜的宗主权，还是将朝鲜视为一个战略缓冲区。这就是李鸿章“大国均势”政策的出发点。

      对于世界资本来说，完全意义上的价格洼地越来越少了，资本完全没有进去的地方已经寥寥无几。朝鲜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亚洲还没有西方资本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所以，日本的进入，《江华条约》的签订，在某种意义上说合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因而受到世界的欢迎，西方各大国，均期望步日本后尘进入朝鲜，最大限度攫取自己的利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等中国大臣力主推动朝鲜的对外开放，不仅合乎朝鲜的利益，也没有损伤中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受到世界各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欢迎，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应该说至关重要。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系列考量，当美国政府1880年8月再派海军将领薛斐尔前往朝鲜叩关时，中国政府没有像过去那样不愿帮忙，一味以“番国自主”为护符。相反，此时负责朝鲜事务的李鸿章，非常乐意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竭尽全力促成朝鲜走上世界，促成世界就此进入朝鲜。

      李鸿章的想法当然不会那么纯粹，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此时主动帮助美国，帮助薛斐尔，因为在起内心深处还留有《江华条约》的“创伤记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利用了中国大臣的话语缺陷让朝鲜脱离了宗藩体制，这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因而李鸿章即便不直接回击日本，也总会想方设法向日本人报这一箭之仇。李鸿章帮助美国，帮助薛斐尔，至少要达成这样两个目标：一、他试图阻止日本增强在朝鲜的势力；二、李鸿章希望通过加强同朝鲜的朝贡关系，努力挽回中国在朝鲜已经丧失的宗主国地位，重新掌握亚洲事务的主导权。[21]

      遏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并不难，“大国均势”，将各国势力引进朝鲜，当然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国的世界秩序”，要让朝鲜心悦诚服地继续屈从于中国，成为言听计从的番邦，在日本已与朝鲜构建近代国家关系的数年之后，在朝鲜尝到了独立主权的甜头之后，这个任务就具有不可能的性质。李鸿章等人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尽量争取而已，并没有必胜的信心。

      作为近代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李鸿章将朝鲜重新归为中国番邦的任何的建议。这一点尽管让李鸿章等人很失望，但并没有改变李鸿章等人继续帮助美国人的决心，由此可见，李鸿章等人在构建新的东北亚政治格局时，一方面立足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就是与日本就朝鲜问题实施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江华条约》之后，日本明显赢得了对朝鲜事务的控制权，朝鲜在日本的引领下确实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有了不小的开展。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明显下降。逆转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是李鸿章朝鲜外交的重心。中国只有重新赢得控制朝鲜的权利，才能增加在朝鲜事务上的发言权。事情就这么简单。

      经过李鸿章等人居间撮合谈判，朝美之间于1882年5月22日达成《朝美通商条约》十四款，确认朝美两国“人民各皆永远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蔑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朝美两国近似于同盟关系。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美国对朝鲜的战略目标就是和平通商，因而十四款重心就是自由贸易、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并准许美国人在朝鲜各通商口岸自由买地居住，如朝鲜此后许给其他国家新的优惠政策时，必须准许美国人“一体均沾”。凡此，都是19世纪晚期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也是美国政府、商人最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东方未开发的国家看来或许有“不平等”的因素，因为最惠国待遇一类的东西虽说是双向的，但毕竟后发展国家此时还没有力量将商业触角打进西方世界，美国的商品可以由此畅通无阻地进入朝鲜，朝鲜人无论具有怎样的想象力，都想不到朝鲜的商品有一天会成为美国人的必需。

      但是，如果从100多年后今日中国人的观点看，《朝美通商条约》就是为和平通商、无阻碍通商扫清障碍，后发国家即便一时没有力量将商品打入对方的市场，但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有这样的勇气。中国不就是经过30年的发展而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体吗？从现在的观点看，自由贸易就是自由贸易，不必赋予那么多的政治含义，更没有那么多的单边歧视，只要所有规定都是双向的，就是平等的，不必重复“不平等”的怨言。

      正如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朝美通商条约》赢得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欢迎，朝鲜在这一波开放中走向世界，世界各大国也在美国的示范下，迅速与朝鲜达成双边和平通商的协议。这些协议与李鸿章帮助谈妥的朝美协议大致相同，比如英国紧随美国，由于担心法国人后来居上，居然在美朝签约后不到半个月，甚至一字不改地照抄《朝美商约》，改题《朝英商约》。紧接着，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接踵而来，均在中国政府协助下与朝鲜达成双边协议。应该说，这是朝鲜的伟大进步，是正途，也是中国政府近代以来处理朝鲜半岛事务最正确的一个时期。[22]

      “大国均势”为中国政府赢得了荣誉，也重新使中国政府获得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相应地，实际上也就削弱了日本对朝鲜事务的控制权。因而，在朝鲜这一波对外开放进程中，日本无形中成为失意者。这是日本自《江华条约》签订以来最大的变化，是日本人从未想到的。

      日本当然不会甘心于朝鲜事务控制权的失落，尤其是日本在过去若干年毕竟执着地引领朝鲜走向现代，促进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中国此时的政策一致，而且发生得早，始终一致。所以，日本无法容忍中国政府重新攫取朝鲜事务的控制权，无法容忍中国在朝鲜一国独大。中日之间纷争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在朝鲜内部，自《江华条约》以来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改革的思想，对外开放的思想，渐渐在日本的影响下成为朝鲜社会内部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很多时候被称为“开化党”，他们期望朝鲜能够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

      当然，也不必否认，自从日本的势力进入朝鲜之后，日本也在朝鲜刻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开化党的骨干如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等，差不多都与日本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日本有着很深的依附感、亲近感，所以这一部分朝鲜人决不会轻易接受中国政府的新方略，不愿让朝鲜再度成为中国的藩属。这是民族觉醒、近代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值得理解、重视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中日两国控制与反控制的要素。

      六、强势控制

      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是重新对外开放初期朝鲜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壬午兵变的目标，原本是旧军人的哗变，是对待遇低下的抗争，只是后来被失势的大院君所利用，演化成一场反日本、反闵妃集团的政治行动，从而将中日两国对重新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表面化。

      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命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军队重回朝鲜，提出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的要求，依然期待在朝鲜享有独占、独享或优先的权利。

      对于日本的动态，中国方面了如指掌，驻日公使黎庶昌获悉日军向朝鲜进发的消息后，迅即电请北洋大臣派兵前往观变。[23]而正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也顺便请求中国政府以宗主国的身份向朝鲜用兵，防止日本借端要挟。

      此时暂代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职务的为张树声，张树声听从幕僚薛福成等人的建议，命令丁汝昌、马建忠率军舰三艘前往朝鲜，又命轮船招商局协助吴长庆所部淮勇六营东渡，相机行事，遏制日本“居功问罪”[24]，确保朝鲜尽快恢复秩序。

      日本公使花房义质根据政府的指示与朝鲜方面进行谈判，而朝鲜政府自恃有清政府撑腰，不愿接受花房义质的要挟，谈判几乎破裂。花房义质使用恐吓手段致书朝鲜国王，声称如果不接受日本的要求，朝鲜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方面的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一方面镇压乱党，一方面部署逮捕大院君，并将之解押至中国扣留。朝鲜政治至此完全归中国方面代为处理，中国政府希望将日朝谈判转化为中日谈判，让一个独立的朝鲜重回到藩国状态。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安排，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调停，更不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壬午兵变善后谈判。日本政府坚守《江华条约》的原则，视朝鲜为一独立主权国家，认为日朝之间的交涉无须他国尤其是中国居间调停。③

      对于日本政府的坚定立场，中国方面毫无办法，马建忠等人除了帮助朝鲜政府出谋划策，最大限度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少。日朝两国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终于在8月30日达成协议，第一，朝鲜同意抚恤受害者遗属，同意缉凶并予严惩；第二，同意赔偿日本军费50万元；第三，同意日本派兵保护使馆。这就是所谓“济物浦条约”，或曰“仁川条约”。

      1882年的“仁川条约”是对1876年“江华条约”的发展，表明日本在中国强势回归朝鲜的政策确立后并不愿意退缩，尤其是允许日本在朝鲜使馆驻军，实际上为几年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假如没有1860年后20年经济持续发展，中国面对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或许还会像先前一样尽量撇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番国自主”应对日本的挑衅。现在的情形与先前确实不太一样了，经济增长了，而且朝鲜距离中国的政治心脏太近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的心腹之患④，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自然在提升。⑤

      经济的增长，实力的恢复，使中国官绅中的大国主义情绪急剧滋生，无奈此时，法国在南部边陲越南加紧了活动，中法关系急剧恶化，至1883年底，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发生了直接冲突。翌年，法国将战火引至中国本土，对台湾、福建实行封锁或进攻。中国面临南北两面作战的风险，而日本又恰恰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于是在朝鲜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甲申政变”。

      所谓“甲申政变”，就是朝鲜统治集团内部那批所谓“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所发动的政变，其目标就是利用中法战争间隙，利用中国政府无力东顾的机会，蓄意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扶植一个完全亲日的新政权。然而，让日本人、开化党完全想不到的是，中国驻朝鲜的年轻军人袁世凯胆略惊人，随机应变，亲率清军及朝鲜亲军直闯朝鲜王宫，与日本军队以及亲日的朝鲜军队正面冲突，日本公使携部分开化党人败走仁川，政变平息，国王还宫。

      袁世凯的机智、胆略是甲申政变得以比较顺利解决的关键。这件事情为袁世凯赢得了荣誉、机会，使朝鲜政府的亲中倾向一度高涨，但是实在说来，袁世凯的这种做法也让相当一部分朝鲜人寒心、不信任，以为“天朝上国”的做派实在不合乎近代国家间的原则。当然，中国人此时对“番国自主”的说法已经彻底反悔，袁世凯在政变后向清政府贡献的主要建议，就是“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帅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25]。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希望中国就此兼并朝鲜，一举打消日本及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清政府、李鸿章当然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鲁莽建议，在稍后的中日善后谈判中，李鸿章并没有接受伊藤博文惩办袁世凯的要求，竭力为袁世凯辩护，但是毕竟因为袁世凯大胆用兵，“擅启边衅”[26]，李鸿章不得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让步：一、中日两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四个月内各行尽数撤回；二、双方规劝朝鲜国王教练士兵，自护治安，其教练之事，由朝鲜国王选聘其他国家的教官担任，中日两国均不派员参与；三、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三条规定，都可以看做袁世凯鲁莽行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第三条，就是后来甲午战争发生的一个远因。日本政府后来充分利用了这一条规定，借机向朝鲜用兵，进而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

      甲申政变原本就是朝鲜君臣对中国霸权的不满，日本人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播弄是非⑥，但是从中国的立场进行反省，假如中国还想让朝鲜重回宗藩体制，重新成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一员的话，更应该以柔性策略，赢得朝鲜君民的信任。然而中国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是采纳了更加强硬的应对策略，结果引来如此大乱，让日本通过这场政变赢得了朝鲜事务的话语权，朝鲜俨然成为中日两国的被保护国。这就是甲申政变对中国的负面意义。

      中日两国驻朝鲜的军队，按照约定先后从朝鲜撤出了，朝鲜在经历了一场大震动之后重回宁静。此后的朝鲜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可以在朝鲜未来走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朝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经过甲申政变，应该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中国方面并没有就此予以深刻反省，其官僚体制得过且过，没有人愿意对这些问题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

      很快，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追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风头过去，袁世凯强势归来，接替陈树棠出任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奖励他“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赞美他“才识开展，明敏忠亮”，朝鲜“君臣士民深为敬佩”[27]。

      1885年10月3日(八月二十五)，袁世凯在提督王永胜陪同下，奉李鸿章之命，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回国。大约三年前，也是袁世凯等人将大院君从朝鲜掳至保定囚禁三年，现在仍由袁世凯等人护送归来，真不知大院君以及朝鲜君臣怎样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朝鲜君民普遍认同袁世凯的果断、担当，承认这个年轻的中国商务委员，决非先前那个陈树棠那样庸常。⑦

      袁世凯携大院君强势归来改变了朝鲜统治集团政治生态。韩王传谕各大臣禁止与大院君往来及私通信件，闵妃对大院君痛恶欲绝，愤而借故杀死大院君昔日仆人。袁世凯对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力排解，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主要的凭借力量，还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大院君。10月7日，大院君在接见各国公使时明白告诉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事可以与朝鲜外交部直接商量，大事必须请命于中国。袁世凯以及中国政府的威权，在甲申政变后开始显现。

      此后数年，袁世凯成了朝鲜的太上皇，不再满足于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不是以“上国”的身份指导、帮助朝鲜走向世界，让世界进入朝鲜，而是与国内清流、少壮派张謇、张佩纶等人相唱和，热衷于废朝鲜为郡县，设监国，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极大增强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而且也必须承认，袁世凯的强势干预，让相当一部分朝鲜官绅失望乃至绝望，使朝鲜内部的亲华势力在此后数年越来越压抑，而反华的势力、亲日的势力却在暗自增长，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变，朝鲜的天平究竟倾向于中国，还是日本、俄国，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没有近代国家的殖民经验，更没有近代国家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中国所知道的只是传统的宗藩体制，袁世凯在朝鲜，既想重建宗藩体制下新型的中朝关系，又想将朝鲜变为中国本土、行省之一。这是不可兼得的事情，也是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的。后来甲午战争突发，中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措手不及，全面失败，或许都可以从袁世凯强势干预朝鲜事务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①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很长时间，明清两朝一直维持着朝贡关系，新王即位，即由中国皇帝为前王拟谥号，册封新王。朝鲜奉中国正朔，定时纳贡、朝贺，但中国对朝鲜内部事务、外交事务基本上不干预，朝鲜的“事大主义”并没有丢弃自己的权利，反而为拒绝外来东西寻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口实。参见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丁日昌在《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中指出，“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惟有设法筹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有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95页。

      ③日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此次迅即派兵朝鲜心有疑虑，作了很坏的推测，以为“清国政府今日举动，或派使臣，或遣舰出兵，俱皆迅速，实出意料之外。推测其意，盖欲公然向海外列国明白宣告朝鲜为清国之属邦。变乱之前，某人与清国黎公使谈话时，公使曰，若朝鲜有事，我国必赴援，成败非所预计。此盖以朝鲜为清国北部咽喉要地之故。清国之志果如所推测，则与我邦谈判，结局必至以兵力断其曲直。今日必须预见及此”。见《井上馨与黎庶昌等往复文件》，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2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446页。

      ④据说，李鸿章那时经常写信给一名朝鲜的官员：“近年来日本接受了西方的习惯……他们国家的债务日益增长，因此一直着眼于通过其他便利的方式来补偿他们所要支付的……琉球的命运就是一种警告，中国和朝鲜都应该引以为鉴……要挫败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企图。”见斯坦利·莱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金英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404页。

      ⑤“济物浦条约”签订后，清廷内部的强硬派开始抬头，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施压，试图强制改造朝鲜，甚至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省。吴长庆的幕僚张謇上书直督李鸿章，建议：“于朝鲜则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张謇的主张，详见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52页。此时主张强硬对付日本、兼并朝鲜的，还有给事中邓承修、翰林院侍读张佩纶等，详见张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1-62页。

      ⑥日本人在《江华条约》后比较注意以平等身份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朝鲜人特别是倾向于改革的开化党人发自内心更亲近于日本。金玉均说：“时日本政府方注意于朝鲜，视为独立国，待公使颇殷殷。余察知其实心实事，仍与朴君议，遂倾意依赖于日本。”见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29页。

      ⑦李鸿章在与大院君话别时当面夸奖袁世凯：“袁丞才识英敏，少年老成。前在贵国，捍卫有功，与政府气谊相投，情形亦均熟悉，可资指臂之助。”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原文参考文献：

[1]《直督李鸿章奏朝鲜讲求武备恳准该国工匠来津学造器械折》，《清季外交史料》卷23，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页。

[2]李清源：《朝鲜近代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2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页。

[4][6][7][9][10][12][13][14][15][16][17][22]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15、117、119、136、135、122、124、125、125、127、128、208页。

[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第1页。

[8]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之二，1937年，第11页。

[1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欲与朝鲜修好折》(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289页。

[18]李里峰、王庆德：《何如璋与新朝鲜政策的实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9]《直督李鸿章奏遵旨函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03页。

[20]张静、吴振清：《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南开学报》2007年第2期。

[21]林明德：《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1882-1894年》，刘广京、朱昌峻合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23][2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第31、31页。

[25]《清季外交史料》卷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26]《袁世凯家书》卷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3页。

（转引自《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