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下日本帝国投向上海的“视线”

——以上海观光媒体为中心

高纲博文

译 者：葛涛

内容提要：“观光”这一词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官方制定的，意欲向人们展示“国家的闪光点”。日本帝国向正式的殖民地、非正式的领土行使政治影响力的势力范围被称为“帝国圈”，日本本土的人们可进行观光的地域范围则被称为“观光圈”，两者间关系密切。中日战争下的上海观光旅行，与当时的日本国内旅行一样，均被定位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环。以招徕日本人游客为目的的指南书、明信片、影集、游记、地图、歌曲等等上海观光媒体大量发行。与中日战争爆发前相比较，上述观光媒体的表象大为改变，为了对抗上海的欧美文化而强调宣扬上海神社等“日本文化”，呈现出完全无视中国民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的视线”。

关 键 词：中日战争 上海 观光 媒体 帝国的视线

   近年以来，在日本上海史研究领域，对于日本人的上海旅行及上海旅行指南的关注程度很高。①然而，上述研究是以对日本人所见之“上海印象”的检视、论证为中心展开的，而对于中日战争时期，以招徕日本观光客前往上海观光为目的而大量出版、发行的指南、小册子、明信片、写真集、游记、地图等，则并未给予充分关注。此外，还存在着以下问题：当时面向日本人的上海观光宣传品中，“上海神社”被大书特书；“战迹视察”虽然流行，“但只不过是上海观光的配角”，因而遭到忽略。②本文在对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的上海观光旅行状况进行概览的基础上，准备以各种上海观光媒体为材料，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对于日本观光客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予以解明。

   “観光”(观光)一词是英语“tourism”的日译(中文一般译为“旅游”)。西欧产业革命使交通工具变得发达起来，旅行这种大众现象也随之普及。“tourism”即指上述情形。“观光”这一词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从“富国强兵”的出发点，意欲向人们展示“国家的闪光点”的背景下，由官方制定而成的。日本帝国向正式的殖民地、非正式的领土行使政治影响力的势力范围被称为“帝国圈”，帝国本土的人们可进行观光的地域范围则被称为“观光圈”，两者间关系密切。帝国圈的扩张诱发了人们前往新领土观光的欲望，形成了高扬“帝国意识”的“帝国视线”。③本文以上海观光媒体为素材，对因中日全面战争而扩大的“帝国圈”及“观光圈”，给投向上海的“视线”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进行考察。

一 中日战争前的上海观光旅行

   “観光”(观光)作为英语“tourism”的日译开始成为定论，是在1910年代。当时存在着两种“观光”：以外国人作为“观光客”的国际观光，以及日本人在国内进行的观光。国际观光业务主要由日本观光公社(ジヤパン·ツ一リスト·ビユ一ロ一，半官方性质的旅行中介机构)主持。1930年，铁道省特别设立了国际观光局，作为吸引国外游客的中央行政机关。日本观光公社是面向外国人的旅行中介机构，而日本旅行协会(1924年成立时名为“日本旅行文化协会”)则是以提高日本人旅行文化水平为目的组织而成的文化运动团体。两者于1934年合并后成立了社团法人日本旅行协会(ジヤパン·ツ一リスト·ビユ一ロ一)，是为日本交通公社的前身。截至1942年国际观光局被撤销，振兴国际观光业务的牵引力一直是作为对外观光宣传的执行机构，于1931年设立的国际观光协会，以及转变为国内外观光客中介业者的日本旅行协会。④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景气为背景，国内观光作为当时萌动的大众休闲活动之一登场。即使在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国内旅行仍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进而因为既无需护照，又有使用日语之便，前往日本海外领地(外地)的旅行者也出现了剧增。国内观光方面，以1932年成立的日本观光地联合会及1936年以此改组而成的日本观光联盟为中心，依靠民间的自主运营。此外，国际观光与国内观光的相关机构彼此重叠，互相联动，这一点也不可无视。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以美、英为主要客源对象的日本国际观光业的基础遭到了瓦解。于是，国际观光局正式开始了以日本人作为旅客的中国观光事业。⑤

   对于日本人的上海观光旅行而言，1923年“日华联络航路”(长崎—上海航线)的通航具有里程碑意义。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长崎丸”“上海丸”分别于同年2月11日、3月25日启航。这条航线将日本与中国用最短的距离连接起来，并且利用了日本国内发达的铁路网，使运送能力大为增强。然而上海航线客流量的增长却不如预期，因此从1924年5月起，起点由长崎变更至神户。“长崎丸”、“上海丸”的时速为21海里，当时属于高速航船。从神户至长崎的航行时间为22小时，长崎至上海为26小时。因为有从关西前往长崎的旅客，上海航线很是热闹，但它同时也是从上海前往日本的重要交通干线。长崎县云仙作为距离上海较近的避暑胜地、高尔夫球场而受到注目，接待了许多从上海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⑥

   地理学者西部均搜罗了1878-1939年间面向日本人发行的上海指南，对之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基本特征做了如下总结：“(上述指南)作为向立足生活于日本社会的人提供的观光指南书的性质较弱，中心内容却是与确立生活基础相关的贸易、商业、工业、金融等方面的信息，实际上已成为某种移民指南。”⑦浏览面向日本人发行的上海指南，会这样进行思考：对于日本人而言，上海主要是为了业务目的而造访的工商业城市，而不像邻近的苏州、杭州、南京等观光都市，它在这方面的魅力较弱。然而，一旦在长崎至上海间开通了上海航线，上海观光、旅行指南也开始出版了。《昭和6年版上海观光便览》上海每日新闻社发行)如是推荐上海观光旅行：

   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心脏，现代中国的所有精神皆在此跃动，而且日本对华贸易的大半在此进行。若要了解新中国，上海是无论如何要见识一下的。

   该书推荐的“上海一日观光”(乘坐汽车)的路线如下：

(上午)虹口市场(即三角地)出发→吴淞路→江湾路→新公园→北四川路→花园桥(即外白渡桥)→南京路→静安寺路→杰斯菲尔德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下午)杰斯菲尔德公园出发→东亚同文书院→徐家汇教会·天文台→霞飞路→四马路→外滩→百老汇路(即今大名路)→回到虹口市场

   此外，日本观光公社于1931年5月10日至28日举办了“中华民国视察旅行”活动(神户→旅顺→大连→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上海→门司)。某位参加了该次旅行的日本观光客，对于在上海为时半天的观光活动，写下了以下感想：

   这就是我憧憬的上海。8点前我们离船登岸，分乘汽车游览了市内。印度巡捕执棒指挥交通的样子颇为有趣；为了欢迎我们抵达上海而燃放了爆竹，不料却令我吓破了胆，真是滑稽。从号称“东洋第一”的虹ロ市场，经日本人居住的街道吴淞路，到达了新公园。返回时，从日本人小学所在的北四川路，经过各国仕女群集的花园桥，从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外滩往右拐，就到了堪称大上海心脏的南京路。我一边仰视着那些大百货公司，一边快步行经路面平坦、沿街分布着漂亮住宅的静安寺路，直抵外国人墓地、静安寺。然后在绿树浓荫的杰斯菲尔德公园拂去尘埃，造访东亚同文书院。返回时参观徐家汇教会，教堂庄严华丽，耶稣受难的雕像是一件杰作，引人注目。在礼查饭店用午餐，下午各自回到旅馆自由活动。我们愉快地度过了抵达上海的第一个夜晚，完全忘怀了旅途的劳顿。⑧

   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上海是可以稍作航海即可接触到西洋文化的“国际都市”，并有许多日侨生活在日本人街区内。在前述《昭和6年版上海观光便览》中的“上海观光向导”，首先即介绍了“日本人商店街”，其次是“日本人住宅地带”。而日本人的上海观光路线，是以日侨商店街的中心——虹口市场为起点，参观日本人街区，经公共租界、法租界，最后回到日本人街区。要而言之，日本人的上海观光区域主要是包括日本人街区在内的租界地带，而华界的观光名胜城隍庙、豫园等则被排除在外。

   《昭和6年版上海观光便览》中的“旅行者注意”部分，进而指出了如下事项：“根据当地习惯，男子最好身着西式服装，着和服时须穿布袜，前往公园时须身着和服短褂与裙裤。……必须留意，不要进入当地人密集的、不干净的场所。”前往上海的日本观光客，由于意识到此地是由欧美人统治的“国际都市”，所以对自己的穿着非常注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将中国人视为“不干净的土著”，极力避免接触。在当时面向日本人的明信片、照相帖中频繁出现的老城厢湖心亭等华界名胜，日本观光客中罕有前往者。正如高嫒所指出的，相对于满洲，战前的上海更是一个“‘西洋’、日本、中国三种近代化进行多重对抗的地方”。⑨日本观光客意识到了“西洋”所发出的视线，同时“当仁不让”地将自己作为另一个“近代”，与“西洋”一同将当地中国人予以边缘化。

二 上海观光旅行的变貌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前往日本的中国观光客人数剧减。紧随其后的是：英美等国前来日本观光的人数也减少了。此外，1938年夏，原定两年后举行的第十二届东京奥运会与日本世博会相继被取消，对于招徕海外观光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然而，为了从这一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国际观光局却宣称“事变对前来我国旅行不会造成任何不安全因素”，大量制作了各种强调日本和平、安宁的印刷品，在欧美各国散发。与此同时，国际观光局还与日军宣抚班合作，配备了面向中国民众，以展示、炫耀日本国情、国威为内容的印刷品和电影。作为对中国政策的一环，国际观光局致力于推进观光事业的发展。⑩

   随着中日战争陷于长期化，开始要求日方对占领地区进行经营。1939年1月，国际观光局局长田诚公布了日本帝国的中国观光事业战略：

   正如帝国政府以往所声明的那样，我国大陆政策的目标，在于在日本、满洲、支那三国间树立起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关联、互助。以此为根基，由东亚人来建设新东亚。……国际观光局也体察、顺应时局变化的要求，更加充实、强化了对欧美国家的观光宣传。与此同时，对于支那新地区，也与政治、经济工作并进，积极策划展开观光工作。去年5月支那北部的治安稍有好转，便立即在观光都市北京设立了派出机构，致力于招徕支那民众前来我国旅行，并通过观光事业促进日本、支那两国民众间的亲善融合。进而一俟支那北部、中部的治安完全恢复，即着手进行日本、满洲、支那的合作对外观光宣传。目前，正在进行相关准备工作。(11)

   日本政府在1939年度为了进一步振兴“圣战下的观光事业”，向负责对外观光宣传业务的国际观光协会拨付了50万日圆的补助金，为上一年度的约4倍。此外，由于铁道省以及其他民间团体的出资也有所增加，本年度的预算总额达到了130万日圆。1939年4月，国际观光局局长田诚转任刚成立的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的子公司，经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接收的华中铁路)副社长，而由原在华北担负铁路重建工作的片冈歌郎出任第四任国际观光局局长。(12)

   国际观光协会为了呼应日本帝国“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工作，通过观光宣传帮助实现“东亚的融合提携”，分别于1938年5月在北京、同年12月在香港、1940年2月在上海新设了事务所，整治交通网、观光机构，着手开发观光设施。(13)另一方面，1936年12月在奉天设立的日本旅行协会(中国国内也称之为“日本国际观光局”)“满洲支部”，负责管理满洲、中国、北朝鲜的旅游业务，于1939年在除“满洲国”之外的中国内地城市如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石家庄、青岛、济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开设了旅行中介机构——案内所，全面开展招徕国内外旅客，宣传、介绍名胜景点，预订、安排交通工具、住宿，发行旅游指南、地图、明信片等旅游业务活动。(14)要而言之，伴随着日军的进展，中国的铁路干线不断地被日本接收。作为铁道省直辖的中央行政机关国际观光局的两大支柱，国际观光协会与日本旅行协会持续扩张在中国的交通、观光、中介网络。随着中日战争战线的扩展，日本的国际观光业抓住了发展的好时机。

   日本国际观光局在上海北四川路1324号、广东路86号三菱大楼内分别设立了两个案内所，为日本人提供旅行中介服务。此外，位于奉天的日本旅行协会“满洲支部”刊行了《上海》(1939年6月)，这是一本面向在满洲的日本人的上海观光指南书。与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上海观光指南书相比，该书有着显著的变化。虽然就内容而言，该书仍属于观光指南性质，但由于正值战时，所以将“观光”一词替换成了“视察”。此外，在卷末处增添了“上海战迹指南”(“上海戦跡案内”)，这部分内容是在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大力支持下编纂而成的。以下是该书推荐的“上海视察路线”，尝试着将日军占领地区与位于苏州河对岸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进行对照：

   旅馆(吴淞路)→虹口市场→文路→日本人俱乐部→北四川路→邮局→北苏州路→百老汇大厦→花园桥→公共公园→外滩(日本邮船、横滨正金银行、沙逊大厦)→南京路(汇中饭店、托马斯·库克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新世界)→静安寺路(跑马场、国际饭店、外国人墓地)→杰斯菲尔德公园→东亚同文书院→徐家汇教会、天文台→自然科学研究所→日本大使馆→霞飞路→昆山路→日本居留民团→北四川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神社→新公园→吴淞路(旅馆)(15)

   与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上海一日观光”的标准路线相比，这条“视察路线”增加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居留民团、日本人俱乐部、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神社等上海日本人社会的中枢机构作为观光对象。虽然该书对于上海的观光名胜城隍庙、豫园、湖心亭等也有介绍、描述，但由于老城厢作为华界，“是禁止通行之处，须要特别许可”，(16)因此实际上被从观光对象中排除了。

   这本书的一大特征，是增添了被称颂为“确信对于缅怀值得尊崇的英灵们奋战遗迹的人们而言，唯一、最佳的指南”的“上海战迹指南”。这份“战迹指南”配有照片，对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的激战场所进行了介绍。其中“战迹视察路线”如下：

吴淞路(旅馆)→北四川路老难子路→北停车场→商务印书馆→八字桥→水田路(广中路激战处)→江湾镇→江湾跑马场→复旦大学(维新学院)→五角场→市政府、大正通り(平田联队)→大场镇→闸北战迹→北四川路→吴淞路(旅馆)

   概括而言，这本指南书的特征有以下三个：一、将日军占领下的日本人街区(虹口)与“河对岸”的租界地区进行对比；二、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战斗地点作为“圣地”，使之成为名胜；三、轻视华界的观光名胜。笔者藏有战前生活在上海的日侨芦泽俊之介所作的描绘上海(包括照片)的明信片(《上海的近代美》《上海战迹》《上海留念》《大上海之彩色》《上海风俗》等)，这些均是中日战争期间面向日本观光客的作品。

   例如在封套上印有“大光泽豪华原色版上海的近代美”字样的一套明信片，包括“上海神社”“上海新公园”“日本高等女子学校”“从乍浦路桥眺望北四川路”“苏州河美景”“百老汇大厦“花园桥”“从北面眺望黄浦江”“从浦东眺望上海外滩”“南京路的夜晚”“大跑马厅”“杰斯菲尔德公园”“老城厢内湖心亭”等。与“百老汇大厦”“老城厢内湖心亭”相比较，“上海神社”这枚明信片着色极其艳丽(图1)，给人以异样的感觉。《上海战迹》这套照片明信片，包括“巷战牺牲者北四川路我军英灵碑之一部”(图2)以及前述“战迹视察路线”中多处场所的照片。

   此外，当时面向日本观光客出版的影集《皇威辉：中支之展望》(三益社1938年版)、《中支大观写真帖》(大亚公司1939年版)中，必定会大量登载“上海神社”“激战遗迹”“‘凭吊勇士英灵’的忠灵塔”“爆破攻击的壮烈场景”等照片。

   《中支大观写真帖》的“序言”，对于出版该影集的宗旨进行了如下叙述：

   值此战火渐熄之际，前来领略支那中部风情的视察者、观光客与日俱增。他们或者急于投入到这个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舞台，或者想探究异国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本影集的出版……将广泛介绍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支那中部的风采，并期待它可以成为到此一游的纪念，或是视察当地的好伴侣。

   各种游记，是中日战争时期劝诱日本观光客前来上海旅行的观光媒体之一。上述上海游记的共同之处，是将巡视战迹作为观光的主要内容。例如刊载于《扬子江》、作者为生田花世的上海游记《妇人所见之上海容颜》。该游记表明：虽然作者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做了一次小小的旅行，但主要的观光目的是“巡视上海战迹”。目睹闸北民居的残垣断壁，她写道：“我切身感受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如惨烈的巷战等”，“向大场镇(“八一三”激战之处——作者)方向眺望，为散落在那里的众多英灵献上默祷”。(17)历史学者中村孝也的中国游记《行走支那》，记述了1941年春游历广东、香港、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的情形。他的上海观光始于参拜上海神社，然后从揭开第二次上海事变序幕之地——八字桥出发，前往江湾跑马厅、江湾镇，最后抵达上海战迹巡视的终点——吴淞炮台。站在上海事变中被日军攻占的吴淞炮台的废墟前，中村自鸣得意地发出了如是感慨：“‘打得真漂亮啊’。这不是依靠人力可以完成的，而是尽忠报国的精神。”(18)

   而日本旅行协会“满洲支部”发行的《昭和十四年康德六年满支旅行年鉴》，对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进行了如下介绍：

   对于世界列强而言，上海是一个著名的势力角逐场。全市人ロ约三百六十万，其中我国居留民约三万人，大部分居住于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经营商业；此外尚有在城市东部的杨树浦、浦东经营纺织及其他工业的。我国居留民已占据了稳固的地盘，不断对英国的既有势力予以反击……上海并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名胜古迹。(19)

   然而，该书却将“供奉神位的满洲、支那神社”作为“观光地案内”而大书特书，其中即包括了上海神社。而《昭和十七年满支旅行年鉴》如是描述作为“观光地”的神社：

   神社作为全体日本国民敬神崇祖的对象，发扬国威的先驱，由来到满洲的国人在各地予以奉祀。但凡日本人聚居之地，无有不奉祀神社者。城市自不待言，即使是在偏僻的开拓地，神社是人们分别祭祀各地神道神祇、培育日本精神的道场，从而成为开展国民活动的源泉……目前满洲有一百八十余家神社，支那有三十余家。

   作为上海的观光地点，该年鉴列出了上海神社以及“忠灵”塔(分别位于大场镇和闸北)。(20)

   上海神社是中日战争时期上海日侨社会的精神支柱。它是旨在使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中“阵亡的皇军将士的英灵永远留在上海，守护此地日本同胞”，而于1933年11月1日建立在江湾路新公园跟前的。上海神社“主祭日本国民尊崇的中心——天照大神、神武天皇、明治天皇，陪祭沪上神社历来奉祀的大国主命、事代主命、建御名方命等神祇，而设在上海神社内的招魂社也一并奉祀供奉在靖国神社内的为国尽忠的英灵”。(21)进而于1940年、即纪元二千六百年(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二千六百年)之际，“上海神社花费了约20万日圆的捐、赠款，扩大了神社的占地面积，迁移、改建了办公用房，将此作为上海日本同胞的一项纪念事业。目前神社占地约两千坪(一坪约合3.306平方米)，四季常绿，成为上海十万日本同胞心灵的故乡，备受崇敬”。(22)从上述上海神社建立的经过即可判断出：它是“以政治目的在占领地区创立”，被利用来“强制进行皇国臣民教育、强制宣传八纮一宇思想”的典型的“侵略神社”。(23)

   1940年、即纪元二千六百年时，正如铁道省奖励旅行的口号“在旅行中培育兴亚的力量”所宣传的那般，在广泛鼓励简朴的社会氛围中，唯有旅行却因可以培养爱国精神而被许可。尤其是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各种战争纪念建造物，包括神社、祭祀阵亡者的“忠灵”塔等，成为了“圣迹”“圣地”。数百万日本人参加了“圣迹观光”“圣地巡礼”活动。(24)正如肯尼斯·鲁沃夫(Kenneth J.Ruoff)所指出的：这其中既包含有日本帝国进行大众动员以提升总体战争能力的一面，但确实也有旅行者为了消遣而外出散心的。(25)

   “圣地巡礼”活动在1940年颇为流行。作为纪元二千六百年的纪念活动，大陆新报社主办了1940年1月28日(“第一次上海事变八周年纪念日”)的“战迹巡礼接力赛”，这场接力赛的出发点是上海神社。《大陆新报》(1940年1月29日)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

   作为由本社举办的第一次建国体育大会，神圣的战迹巡礼接力赛于昨日、28日盛大举行。这场比赛使本地青年的气势高涨。纪元二千六百年睦月(即阴历正月)，第一次上海事变的纪念日，奏响建设之歌的新大陆的年轻人，奔跑在曾是我忠勇皇军将士用鲜血染红的激战之地上。一路徇着战迹，一扫严寒，挺身疾驰，这年轻、澎湃的热血，是推动东亚的力量。听啊！响彻亚细亚的战斗呐喊的浪涛！

   整个比赛路径如下。第一区：上海神社→文化桥(6公里)，第二区：文化桥→大场镇表忠塔(6.5公里)，第三区：大场镇表忠塔→文化桥(6.5公里)，第四区：文化桥→八字桥(6公里)，第五区：八字桥→大陆新报本社(5公里)。共有14组选手参赛，每组5名。选手来自“日、鲜、支”(即日本、朝鲜、中国)，用1小时58分38秒跑完全程的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军选手组获得优胜。

   要而言之，与“上海战迹视察”同样，“战迹巡礼接力赛”也是为了发扬国威、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娱乐活动之一。这也堪称当时为全体日本人所接受、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度”的极端自我中心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体现。借用村上重良的话，这显然是“日本的诸位神祇降临在日本控制的土地上，这一立足于国体教义的宗教侵略”。(26)如若不然，在中国方面也产生了大量阵亡者的上述地点举办类似活动，是决然不可能的。(27)

   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展开，上海被纳入日本帝国的“帝国圈”。日本人在上海观光的状况也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下是中支军司令部发布的“旅行者心得”，可资佐证：

   一、在数万灵魂长眠的圣地旅行时，不得失态；二、不要进行片面、肤浅的观察；三、勿以错误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普通支那人，从而丧失大国国民应有的姿态；四、不要进行给当地驻军添乱、或令其感到不快的行动，如慰问视察等。(28)

   作为“圣战”的结果，上海成为了“值得尊崇的英灵”长眠的“圣地”。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前来造访的日本旅行者而言，“国际都市”上海已被纳入日本帝国的“观光圈”，因此也是适用“旅行在外不怕出丑”这一规则的观光地之一。这种变化，在处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人数激增的日本侨民旁若无人、欠缺“日本人应有的品味”方面，也非常明显。(29)

   日本人的上海观光旅行并未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而终结。日本帝国的“旅行社”国际观光局，以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转机，开始真正将以英美为主要对象的国际观光业务转向以日本人为旅客的中国观光事业。借着日本国内旅行热潮这股东风，前往被纳入“帝国圈”的上海的日本游客也增加了。游客的准确人数尚不明确，但据回忆当时情况的《长崎新闻》特集“长崎与上海”记述：“中日战争的战火扩大为太平洋战争，在此期间，每年的游客人数(长崎—上海、上海—长崎)超过了10万人。”(30)

   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得以长久维持。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42年5月17日，“长崎丸”在长崎港外北部触水雷沉没；而“上海丸”则于1943年10月30日在长江口沉没。(31)

   中日战争下的上海观光旅行，与当时的日本国内旅行同样，均被定位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环。对神社、“忠灵”塔、战迹的巡礼、参拜，因能培养起敬神崇祖的观念而得到大力提倡。(32)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上海观光变成了对“数万灵魂长眠的圣地”进行的巡礼。与此相随的是：以招徕日本人游客为目的的指南书、明信片、影集、游记、地图、歌曲等等上海观光媒体大量发行。与中日战争爆发前相比较，上述观光媒体的表象大为改变，为了对抗上海的欧美文化而强调宣扬上海神社等“日本文化”，呈现出完全无视中国民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的视线”。

①西部均：《近代上海を地理学すゐための予備的考察——在留日本人をめぐゐ研究展望と上海ガイドの紹介を中心に—》，“1949年以前の上海の空間と社会”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一，2005年3月；孙安石：《日本人が見た上海イメ一ジ—〈上海案内〉の世界》，《近代中国都市案内集成第1巻：上海案内第一版·第七版》，ゆまに書房2011年版；岩间一弘：《大衆化すゐシノワズリ一日本人旅行者の上海イメ一ジと上海の観光都市化》，《現代中国》第87号，2013年。

②岩间一弘：《大衆化すゐシノワズリ一日本人旅行者の上海イメ一ジと上海の観光都市化》，《現代中国》第87号，2013年。

③关于“帝国圈”、“观光圈”，参照高媛：《観光の政治学：戦前·戦後におけゐ“満洲”観光》序章，博士論文，東京大学，2005年。

④参见木村宏：《戦前におけゐ国際観光(外客誘致)政策—喜賓会、ジヤパン·ッ一リスト·ビュ一ロ一、国際観光局設置—》，《神户学院法学》第36号第2号，2006年12月。

⑤高冈裕之：《観光·厚生·旅行——ファシズム期のッ一リズム—》，赤澤史朗、北河賢三編《文化とファシズム》，日本経済評論社1993年版，第39页；高媛：《“二つの近代”の痕跡—1930年代におけゐ“国際観光”の展開を中心に—》，吉見俊哉編《一九三○年代のメディアと身体》，青弓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

⑥参照冈林隆敏编著《上海航路の時代—大正·昭和初期の長崎と上海》，長崎文献社2006年版。

⑦西部均：《近代上海を地理学すゐための予備的考察——在留日本人をめぐゐ研究展望と上海ガイドの紹介を中心に—》，“1949年以前の上海の空間と社会”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一，2005年3月，第16页。

⑧《日本旅行百年史》，日本交通公社2006年版，第82页。

⑨高媛：《観光の政治学：戦前·戦後におけゐ“満洲”観光》，第6页。

⑩国际观光局：《観光事業十年の回顧》，1940年版，第54—55页。武部英治认为，在日军的进击与剿匪之下，中国各地渐渐变得清明起来。然而普通民众多年来饱受弊政之苦，又深受本次战祸之害，因而中国民众的心愿首先是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纯粹以招徕游客为目的的观光宣传收效甚微，无法多加期待。……原本无知之众、即无产的大众，终究不能成为观光宣传的对象，这种说法并无不妥。然而观光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招徕外国游客，也包括了宣扬文化的使命。武部英治：《对支観光宣伝小論》，《国際観光》第10巻第1号第39—41页，1939年1月。

(11)田诚：《大陸長期建設と国際観光事業》，《国際観光》第10巻第1号，1939年1月，第2—3页。

(12)国际观光局：《観光事業十年の回顧》，第58页。

(13)国际观光局：《観光事業十年の回顧》，第58页。

(14)《昭和十四年康德六年満支旅行年鑑》，ジヤパン·ッ一リスト·ビュ一ロ一“満洲支部”1938年版，第115—116页。

(15)《上海》(ジヤパン·ッ一リスト·ビユ一ロ一1939年6月版)的“叙”(第1—2页)中进行了如下叙述：上海这座都会具有支那的所有侧面。无论善恶，只要是支那有的，上海都不缺少，这样说并不过分。……现在的上海由正相反的两部分构成，即隔着一条苏州河，呈现出两种完全异样的景象。所谓“河那边”，代表着成为欧美殖民地政策牺牲品的、旧意识控制下的地带，以及与此对立、代表着振兴亚洲这一宏伟理想的新支那的部分……这也正是现代支那的缩影……并且，包括上述两部分地区在内，上海的动态着实令人炫目。

(16)《上海》，第76页。

(17)《揚子江》第3卷第1号第87页，1940年1月。

(18)中村孝也：《支那を行く》，講談社1942年版，第208—223页。

(19)《昭和十四年 康德六年 満支旅行年鑑》，第203—204页。

(20)《昭和十七年満支旅行年鑑》，ジヤパン·ッ一リスト·ビュ一ロ一“満洲支部”1941年版，第126—127页。

(21)《上海神社沿革略誌》，上海居留民団編《上海居留民団三十五周年記念誌》，1945年版，第1163—1169页。

(22)《上海神社沿革略誌》，上海居留民団編《上海居留民団三十五周年記念誌》，第1167页。

(23)辻子实：《侵略神社—靖国思想を考えゐために》，新幹社2003年版，第3页。中支那派遣军将从中国军队处缴获的武器作为战利品进献给上海神社，这个事例绝佳地体现了上海神社具有的“侵略神社”的性质(日本外交文書《上海神社二押收兵器奉納ノ件、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参照肯尼斯·鲁沃夫(Kenneth J.Ruoff)著：《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第3章“聖蹟観光”，木村刚久日译，朝日新聞社2010年版。

(25)《紀元二千六百年—消費と観光のナシヨナリズム》，第168—169页。

(26)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193页。

(27)第二次上海事变中，日军的死伤人数超过4万，中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据称在18万至20万之间。参见高橋孝助、古厩忠夫編《上海史》，東方書店1995年版，第208页。

(28)《昭和十六年満支旅行年鑑》，ジヤパン·ッ一リスト·ビュ一ロ一“満洲支部”1940年版，第120页。而前述《昭和十七年満支旅行年鑑》第241—242页也登载了相同内容的“旅行者心得”。

(29)参照高纲博文：《“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2009年版；以及《上海に於けゐ在留邦人の自粛運動》，《揚子江》第1巻第2号，1938年11月。

(30)《長崎と上海(7)日華連絡船》，《長崎新聞》1989年2月10日。日本旅行协会：《旅程と費用概算》(博文館1938年版，第1030页)的叙述如下：日本邮船会社的日中快速联络船约每四天一班，从神户、长崎出发；此外，还有往返北美、欧洲的各条航线。当时作为“日华联络船”航行的“长崎丸”、“上海丸”，每艘乘客定员为355名(冈林隆敏编著《上海航路の時代—大正·昭和初期の長崎と上海》，第22—23页)，每年各自往返约90次，运送旅客的上限约12.8万人。

(31)冈林隆敏编著《上海航路の時代—大正·昭和初期の長崎と上海》，第4页。

(32)高冈裕之：《観光·厚生·旅行—ファシズム期のッ一リズム—》，赤澤史朗、北河賢三编《文化とファシズム》，日本経済評論社1993年版，第26—31页。

（转引自《史林》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