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帝制中国的全球商业、儒家经典和艺术品位(1600-1800年)

本杰明·艾尔曼

发布时间：2013-11-24

    摘要：在明代晚期，以全球商业为基础的消费活动影响了文人的生活和精英阶层在园林、绘画、书籍和古玩方面的品位。文人对消费的兴趣不断增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例如，在明朝(1368-1644年)晚期和清朝(1644-1911年)初年，来自新世界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和玉。园林的资助者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农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明代经济的转变。在这次革命中，棉花生产在南方沿海各省取代了稻米种植，流入的日本白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了16世纪经济的货币化。明代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面对着一个全球市场。他们的文学和艺术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中国/全球商业/儒家经典/艺术品位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概念。卡尔·马克思率先使用“资本”一词来描述交易速度的提升，这种交易速度的提升将近代早期欧洲推到了全球经济的前沿。①自此之后，西方理论家就接受了膨胀的“资本主义”概念。那些对帝国主义崛起感到惊奇的人会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讲述1500年后“西方崛起”的动人故事时，通常会将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视为小角色。相比之下，传统的亚洲经济变成了与发展不利的“羞怯”的小妹妹。它们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为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原材料。1800年后，巨人般的欧洲成为了世界市场的魁首。欧洲学者——马克思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骄傲地宣称，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绝大部分的方面都具有优越性。马克思希望社会主义是后“资本”，而非前“资本”。②
    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具体数字，并“从局部的角度看待全球问题”，那么，以欧洲为中心的膨胀的“资本主义”观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500年到1800年间“资金”的流动情况，我们会发现相反的情况：资金最初的流转中心是印度、中国和奥斯曼的货物集散地。将近代早期的世界发展动力“重新归结”为“某些地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东亚网络对于全球的重要性。③在1800年以前，欧洲人生产不出什么吸引亚洲消费者的东西。事实上，当时的全球经济就是欧洲人将新世界的金银运到亚洲，用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例如，各国“东印度”公司购进的瓷器、丝绸、漆器和茶叶经由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Seville)到达伦敦、巴黎、里斯本、罗马和马德里。这些商品在当地的热卖支撑了日本和中国的白银时代(silver ages)。
    亚洲和欧洲经济规模的差异与两地的人口差异有关。1600年，300万农业人口是西班牙人口的主体。而在1800年，法国人口约为3000万人。按照欧洲的标准，法国已经是个人口大国了。在白银时代，明代中国的人口至少是1.5亿人，还有人说是2.5亿人。到1800年，中国人口至少是3亿人。印度没有准确数据，但它的人口更接近于中国而不是法国。在德川时期(1600-1858年)，日本的人口规模要小一些。在进入18世纪人口停滞期之前，日本人口于1700年达到了3000万人，与法国相当。这些差异意味着，即使亚洲缺乏“资本主义”，它也可以通过近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脉络独占大部分“资金”。如果所言不虚的话，中国在宋代(960-1280年)经历了大规模的印刷革命。中国印制钞票的历史比欧洲早了4个世纪。印刷革命在明朝的白银时代达到了顶峰。但蒙古人无节制地印刷纸币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使纸币在元朝(1280-1368年)末年受到了诟病。④
    如果说带着某种后见之明我们终于认识到上述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便不该再让膨胀的“资本主义”概念影响我们对亚洲“资金”的理解了，我们对后者的理解并不充分。我们不该再让狗尾来摇动狗(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个“西方”的概念，它不能支撑“东方”的资本积累)；相反，我们必须更正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应认识到亚洲的全球经济(Asian global economy)是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亚洲“资金”打入世界市场要远早于欧洲人心目中“资本主义”概念重塑世界的时间。近代早期的世界并非是“盲从”的。到1600年，中国、日本和印度最初的动力设备使欧洲人重新反思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例如，财富观的合理化首先出现在中国。在这一个长期过程中，财神(god of wealth)从一位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的邪恶之神变成了一位能给祈祷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善良之神。⑤
    亚洲人并没有清晰表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在国内庞大的土地制度中，城市、城镇和乡村层面的蓬勃发展将他们的经济行为同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亚洲的农业结构阻碍了本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港口却使欧洲的港口相形见绌。在欧洲，供养大城市的农业人口更少。从长期来看，来自新世界的意外之财提高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他们与亚洲进行贸易并从中图利。而亚洲人却在不知不觉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农业发展赶不上人口增加，这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到1800年，欧洲的人均财富超过了亚洲。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但欧洲在生产总量方面仍然落后于亚洲。⑥
    下面，我要分析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要求我们从“全球”的视角回到“区域”的视角。当我们从亚洲某一地区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我们会发现，资金运行通过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影响到了文化领域。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率先将经济转变成了文化“资本”。我们将探讨，在17世纪，白银向“资本”的转变如何影响明朝的文人品位和儒家价值观。全球市场为区域性文化变革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变革使中国的古典学者走上了一条新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资金“说出”了许多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应该受到“咒骂”的。
    商业扩张背景下的晚明古典主义
    在明代晚期，官员和文人学士都关注着农业经济的技术面。河流、运河和湖泊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税、商税、丁税(labor taxes)同样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些税来自超过1300个县的私人田地。在1600年，中国人口约为1.5亿人，其中大约90%居住在这些县级行政区划中。1381年后，政府按照社会和经济标准将全部人口进行了分类，以便于征税和进行文武科举。1391年，当局对这项浩繁的工作进行了调整，目的是评估明朝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样可以平均分配土地税(用实物缴税)，还可以向所有家庭公平地派徭役(labor services)。
    明代的分类参考了《周礼》(Rituals of Zhou)中的传统模式，这本书自古就是改革的蓝本。这些人口分类——如农户、平民户、军户、手工业户和商户——反映了明代早期每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些家庭所应承担的徭役。政府将不同的徭役分配给不同类别的家庭，百姓为官僚机构工作。在每一个地区，里甲(110户)中的村家(village-family)负责组织这些工作。⑦
    商户按要求提供货物或商品；军户至少要出两个人服兵役；手工业户出一名工人为帝国工场服务。土地登记簿通常十年更新一次，每个家庭要永远承担他们的徭役。但理论上的税收和实际上的税收有很大差别，到16世纪，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明朝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当区域性市场逐渐在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大规模交易中将白银作为通货，且白银用于支付土地税和丁税的时候，政府就很难牢固地掌握农业税了。⑧
    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人增加到1.5亿人，经济更加商业化。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税收体制变得越发脱离时代。在1400年前后，税收体制进行了调整，以适用农村地区的商品经济。农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明代经济的转变。在这次革命中，棉花生产在南方沿海各省取代了稻米生产，日本白银的流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了16世纪经济的货币化。与宋代相比，明代中国在不经意间面对着一个全球市场。到16世纪70年代，明代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改革，一条鞭法将土地税和劳役并入一个用白银支付的单一系统。直到1750年前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⑨
    文人学士对经济、商品和一些客观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王阳明的“心即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从1450年到1600年，中国人口从大约6500万人增加到了1.5亿人，而相对静止的官僚体制却走向了衰落。同样，在国内商品转变成由外来白银计价的财富时，明代知识界开始怀疑程朱理学是否还能阐释知识的普遍原理。为了解决道德和财富之间对立，像袁黄(1533-1606年)这样的明代学者创造了一种旨在评估个人财富和计量道德的新模式，这就是记录善行和恶行的“功过格”⑩。
    在王阳明之后，虽然文人仍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人类，但在市场中，物品的数量和交易速度却在呈指数倍增加。明代精英人物果断地改变了传统的圣贤观、道德观和节约观。在一个涉及范围广，而且规模庞大的区域性市场经济中，上层阶级和商业翘楚不再研究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事物，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有助于情绪健康和心灵满足的消费品。例如，明代的画家表达了他们对古物的钟爱和鉴赏力，这在一种被称为“博古图”的风俗画上得到了反映。这些画确定了一种取向，即文人也应是古玩收藏家。(11)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助长了晚明的好古风气。在长三角和其他地区，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商人和文人通过一掷千金的方式攀比地位。出门在外的时候，商人和文人会找寻古代的艺术品、早期手本、孤本书和精美的陶瓷品。找到心仪物品后，他们往往会花大价钱将其买下。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价值的升高也导致了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的仿制品和赝品大量增加。晚明收藏家对古玩的占有欲冲击了程朱学和阳明学的基本理念。对后者而言，前者太看重物质了。(12)
    王阳明不认同宋代程朱学对知识的看法。根据程朱学的认识论，万物都是可知的。但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幼稚。他对程朱学进行了修改，将万物缩小到可知世界，这样可以使人的认知趋于一致，所有的原理最终都能站得住脚。王阳明写道：“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13)
    对于王阳明及其追随者来说，万物本身都是平凡无奇的。在市场推高人工制品价值的时候，他们却降低了事物的价值。王阳明又从万物转向了人心，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世俗者和物品商品化对明代知识界的侵蚀。像王阳明这样的正统主义者仍然在寻求智慧，但他们不再从庸俗的鉴赏家所生活的充满物质和财富的世界中寻找真理了。(14)
    在1550年到1650年的白银时代，中国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货币化。另一方面，人们也表现出了对商品的渴望。晚明的商业扩张就建立在这两点之上。例如，在明朝政府以征收现金取代乡村和城镇的丁税后，皇室及其官僚机构失去了对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控制。之前，绝大部分人靠庞大的农业经济而生。但在王阳明时代，传统谋生方式受到动摇，当时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进行着省内贸易、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国内外贸易网络联结在了一起。(15)
    内部贸易(城镇与乡村之间)和外部贸易(省与省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刺激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商旅活动和资源流转。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为了获得税收，帝国航运业修建了不少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大运河、桥梁和道路。这个航运系统将中国北方和黄河同长三角联结起来。自中古时期开始，长三角地区就是帝国的粮仓。长江还将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联结在了一起。(16)
    1400年后，这些基础设施在国内推动了一场棉花生产和棉花制衣的革命。到1600年，几乎所有中国百姓在冬天穿的都是棉质衣服，而不是宋代的麻制衣服。长江下游地区是帝国的粮仓，也是王阳明的家乡。在那里，作物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多，人们重视植棉和养蚕，复杂的稻米移植技术也从长江中游逐渐传到这一地区。糖和其他经济作物成为商品，用以交换其他地区过剩的谷物。长三角地区是手工业中心，这种贸易可以弥补该地区的稻米不足。(17)
    一些城镇用培育经济作物(如棉和丝)取代稻米种植。在山东和河南，北方的雇农也会种植棉花，这些棉花被运往长三角地区，供应当地的纺织业。从很早以前，南方就可以一年收两季粮食，夏天种稻米，冬天种小麦，这种情况在南方比较普遍。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生产棉花和丝，用多轴纺车进行纺织。这种纺车需要多个操作步骤，这就带来了劳动分工。例如，长三角地区的商品生产从明代早期的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成为使用机械的家庭作坊。(18)
    丝绸市场、棉花市场和稻米市场促进了村镇经济的商业化，也促进了农村地区与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贸易。从1500年到1800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改良的种子、作物轮作和刚从新世界传入的经济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商业化的手工艺品生产表明，农村经济的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两性社会关系。城市中心区和与乡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存在着差异，这就使农民要依赖市场的力量和中间商。(19)
    笼统地讲，直到明代，中国尚处于“男耕女织”的状态。妇女用家庭织机进行丝绸生产，这包括纺、织和养蚕。但到16世纪，随着税收的货币化，南方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开始平等地从事农业劳动。养蚕从一个区域性家庭工业变成一种跨区域性生产，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性别分工。在城市或城郊的家庭作坊里，男性也开始从事纺织。与此同时，农村妇女仍旧在为纺织生产蚕茧。(20)
    对于高端消费者来说，明代的丝绵生产体现了一种商品化的市场。蒂姆·布鲁克(Tim Brook)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结构与市场结构密不可分。”时尚妇女，无论是正室夫人还是名妓，都非常喜欢苏州刺绣或湖州锦缎。这些东西使她们既显得端庄稳重，又显得气质高雅。侍女和小妾很快便会效仿她们主人的品位。大部分明代上流社会人士既不会理会他人对奢华生活的警告，也不会遵从王阳明提倡的道德教化，他们传播着奢侈之风。正统主义者批评文人收集古玩，也批评他们的妻子、家人对丝绸、毛皮的钟爱。(21)
    在帝国晚期，王朝对农村地区直接控制力的下降使中产化的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在政府的保护下，长三角及其他地区的士绅和商人通过地租和商号牟取暴利。这使得他们可以用多种方式获得地方权力。随着国家影响力的减弱，绅士的慈善活动和文人医生(literati physicians)掌握了地方上的公共卫生。这些精英还将经济实力和社会权力转化成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绅商子弟能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又使这一阶层垄断了帝国的行政职位。(22)
    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也在增长。例如，在16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香料贸易翻了一番，从该地区进口的硬木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木料主要用于制作家具，修建宫殿和寺庙。明清两代的中国向中亚地区出口茶叶，同时进口马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国内市场的棉织品使中国人获利颇丰。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出口商，出口的货物包括制成品、茶叶、丝绸和陶瓷。劳动力过剩和低运营成本使中国产品一直拥有价格优势。高效率农业也让食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23)
    明代初期的瓷器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这些瓷器大部分来自浙江(龙泉)、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和江西(景德镇)。政府和文人是瓷器的主要消费者，商人将瓷窑与这些买家联系在一起。贸易商将国际市场的要求告诉国内的生产者。明代后期，中国的瓷器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和南亚。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经销了600万件瓷器，但这只占到中国出口瓷器的16%左右。宜兴和景德镇的陶瓷厂地处内陆，那里的产品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运往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福州、广州。之后再运往海外，进入印度洋贸易和伊斯兰市场。泉州出口了大量德化白瓷，这些瓷器在17世纪的欧洲盛极一时。(24)
    例如，景德镇最大的陶瓷厂按照国家通行的模式经营，即官督商办。这些工厂拥有成百上千名工匠，他们生产“墨海默德蓝”(Mohammedan blue)和著名的“明五彩”。帝国的品位和文人的鉴赏力使技术问题变成了一场关于陶瓷美学的讨论。随着明朝的崩溃，官方购买的数量有所减少。但直到1800年，景德镇仍是国内外主要的陶瓷器生产地。(25)
    1750年之后，欧洲掌握了让中国陶瓷业独领风骚数百年的技术秘密。例如，宋应星(1587-1666年)在《天工开物》中收录了许多明代技术，其中就包括了陶瓷技术。但宋应星记载的是政府垄断的制瓷过程，因此他的著作在清代(1644-1911年)不具备普遍应用性。即便如此，这部著作是我们了解明清两代技术和手工艺的主要依据。(26)
    晚明时期，图书和各种手册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使中国出现了类书(汇编)。类书汇集了晚明时期的通俗知识。此外，它也是生员备考科举的学术资料。参考书、实用手册和通俗知识摘要的出现有助于学术和实用技艺的发展。(27)
    琉璃厂就是一例。琉璃厂位于北京南城，是汉族聚居区。琉璃厂起源于一家工厂，到18世纪，那里已经成为主要的书市和清代的古玩中心。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作为书市的琉璃厂达到了鼎盛。琉璃厂离翰林院不远，因此那里的书市吸引了文人学者，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琉璃厂形成了看重孤品和古玩的文化氛围，这促进了图书交换和18世纪的学术发展。各种图书、手本在北京、长三角及东南沿海的主要书市间自由流动。
    另外，16世纪90年代，日用类书的出版反映了出版市场不断扩大。这体现了商人、工匠和生员的诉求。通俗类书会聚了日常生活中许多有用的信息，这些类书向普通百姓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如药方、卜筮法、古代传说、占星术和风水。上流社会的参考书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家族仪礼和传统知识的。与之不同的是，晚明时期的许多类书包括了旅行和借宿等方面的信息，这对商人非常有用。一些省份(如福建)开始关注百姓的现实需要，这表明书籍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不再将目光局限在传统主题。他们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信息，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读者。(28)
    例如，像《金瓶梅》这样的粗俗小说反映了晚明小说中的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是开药铺的。作者将这本书写成了一部涉及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16世纪90年代，该书以抄本的形式传世，其中分门别类地说明了许多问题，如金钱、物品、收藏品、事件、增强性能力的药、宴会上的菜肴、饮酒时玩的游戏和通俗笑话。书中虚构的情节不但使这部小说生动有趣，而且反映了叙事性百科全书的分类和内容。这类百科全书的作者从通俗歌曲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细节信息，这些内容在当时新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在这种出版环境下，小说类书从两个不同方面反映了商业的蓬勃发展。(29)
    晚明的小说经常塑造官员和恶棍的形象，更多通俗、实用的类书也开始包括一些粗俗内容，以迎合精英阶层的品位和习惯。这些趋势改变了我们对明代学术的印象。王阳明的学说真的可以代表晚明知识界吗？一些对事物、事件和现象的实用摘要是与16世纪90年代日用类书的发展相伴而兴的，这些东西与阳明派的高尚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阳明派学者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王阳明的唯心论与其说是反对收集和投资有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的物品，还不如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映。在晚明，低俗的商品化十分普遍。王阳明的高尚学说就表现了正统主义对这种现象的驳斥。之前许多其他著作为晚明的类书做了准备，或是与类书相伴而生。根据对事物的编目研究，这些著作也准确地阐述了一些学术问题。(30)
    在明朝晚期，出版物市场日益扩大，这说明当时中国进入了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期。程朱学派将矛头指向了王阳明的心学，而不是泛滥的收集古玩之风，但他们的批评并不深刻。他们更加强调朱熹的核心思想，即在“气”中求“理”。晚明的作家也以文学和诗歌为例，在人类的情感中寻求“气”。而另一方面，王阳明是在抑制情感的前提下，优先寻求万事万物之理。(31)
    耶稣会士来华前夕，明代中国已对事物进行了汇总和分类。
    耶稣会士到达明代中国的时候，许多汉族学者正在为哪种学说更好而争论不休。人们往往会争论一个问题：“尊德行”和“道问学”究竟哪个更重要？在明代中国，这场争论是围绕着“格物致知”展开的。对许多人而言，无论是自然物还是天然品，都是商品。这种观念与少数人恪守的道德理想发生了冲突。因此，明代学者编著的百科全书中透露出了一种急迫感，这说明他们试图在文本中重建万物的生命。(32)
    耶稣会士试图用调和中西(泰西，如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方式改变研究议程。他们将欧洲用于讨论问题的分类法和适用于所有专业知识(如“前现代科学”)的组织原则介绍给明代文人学者，希望能在中国的研究观念和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中加入精确性。但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明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没意识到，在西欧盛行的物品商品化也出现在了中国。墨西哥银元进入中国，促使中国的文人、商人迈出了对事物进行道德研究的第一步，就像同样的情况促使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关注道德一样。(33)
    对传统知识和新发现进行梳理
    要进行研究，就要对古物进行收集、考察和分类。这些内容在曹昭(活跃于1387-1399年)的《格古要论》中得到了体现。这本书出版于明朝早期，后又多次增补。《格古要论》大致成书于1387年到1388年，涉及了陶瓷器、漆器和一些传统收藏品，如书画、名画、古琴、异石、古铜器和古砚。这部书是晚明古物收藏者的指南。(34)
    在1462年的版本中，王佐(1427年进士)对《格古要论》进行了增补，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时的新发现也收录其中。例如，马欢(活跃于1413-1451年)的《瀛涯胜览》记录了船队到访的20个国家，其中还详细记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城镇，如佐法尔(Dhufar)和亚丁(Aden)。(35)
    除了上述内容，王佐特别关注了古铜器、古墨迹和天然形成的奇物。他还增加了玉玺、金石、官方的衣冠文物和官室。在序言中，王佐写道：“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巧手工匠制作的赝品出现在了明代的文化品市场，这使文人可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36)
    与16世纪地理大发现给近代早期欧洲带来的影响不同，15世纪郑和船队从东南亚和南亚带回来的信息并未改变业已存在的传统知识体系。例如，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在16世纪经历着一场转型，这场转型使观察者感到些许震惊、少许入迷或惊奇不已”。但拉奇也承认，许多学者“仍然没有发现，帘幕遮蔽下的东方并非铁板一块”。那些留心新发现的人意识到，无论是传统学问还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学说，都没有包括最新的知识、非比寻常的发明创造和地理大发现，也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在纺织和制瓷方面的先进技艺。(37)
    但在最近，卢西恩·费布尔(Lucien Febvre)和之后的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都认为，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来说，新发现的土地和民族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我们还可以补充，对16世纪欧洲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经君士坦丁堡传入欧洲的古希腊手稿，而不是远洋航海。拉奇认为欧洲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瑞安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考察了当时欧洲人对他们所处世界的理解，并借此解释新世界是如何融入欧洲话语体系的。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法，例如，他们将古代的异教作为一种跨越历史的架构，对新世界的文化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法可以使他们在希腊古罗马异教社会的框架下教化异域民族。(38)
    欧洲人也按照相似的系谱理解其他民族。于是，新世界进入了旧世界的体系，新世界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1669年，约翰·韦布(John Webb)(1611-1672年)声称，在《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闪(Sem)及其子民进入了中国。阿塔纳修斯·伯尔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他认为中国源自埃及，认为含(Cham)的选择更好。这位耶稣会士坚称，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诺亚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后裔。欧洲人通常认为，闪是亚洲人的祖先。但当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将耶稣会的论断——最早的中国人起源于异域——翻译成中文后，这种观点引起了清廷的不满，结果有不少皈依者为此殉道。(39)
    瑞安声言欧洲人发现了新世界，这意味着，发现者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所有权。但随后，明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也发现并吸纳了耶稣会士介绍过来的西方世界。如果说近代早期欧洲发现新世界类似于恢复古代异教社会，那么还有一种类似的同化过程，即中国人发现西方(泰西)，而不是西方人发现中国。而且，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那些对他们持欢迎态度的文人学者却反对将“西方知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中。
    在耶稣会士到达前一个世纪，明代的文人学者就已经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扩展知识了。例如，对于《格古要论》的作者来说，这种方法足以使他们将明朝船队从印度洋带回来的新材料融入传统类书和已建立起来的分类体系之中。15世纪和16世纪显然不是让中国“惊异的世纪”。但除了那些“发现”和他们对“发现者”的招待，我们只剩下历史中的一面之词了。而且，中国人一直通过中亚和波斯的伊斯兰世界了解旧世界，中国从未与旧世界隔绝。
    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有人认为大多数明代文人学者就世间万物进行了一场主观唯心论的讨论，但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的确，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误读了材料，认为宋代出现了客观的科学研究和自然研究，而王阳明及其16世纪的追随者却使大多数文人背离了这一趋势。按照埃尔文的观点，王阳明的巨大影响只是三个关键因素之一(另两个因素是充实南部边疆和闭关政策)，这三个因素使中国在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40)
    而且，下文将提到的类书表明，明代类书的编纂者不像王阳明那样，用传统的方法“格竹”穷理。16世纪90年代出版的日用类书涉及了事物、事件和各种现象，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一下这些具有现实性的内容。这些东西与王阳明学派提出的“心外无物”形成了鲜明对比。(41)
    合集的合集
    杭州书商胡文焕(1596年前后在世)是一位学者。与李时珍相似，在16世纪90年代刊行《格致丛书》的时候，他预见到了中国与耶稣会的对话涉及了对世间万物的研究和17世纪早期的前现代科学。这套书包括了从古至今中国的古典知识、历史、制度、医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该书也推动了晚明物质文化的发展。《格致丛书》由胡文焕在杭州和南京的书店刻印后又有多个版本。这套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这说明《格致丛书》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格致丛书》并不像《本草纲目》(Systematic Materia Medica)那么有系统性，但胡文焕的著作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对知识通常的分类。在鉴赏古物盛行的明代，他成功地将古典知识商品化。(42)
    按照地方上的说法，《格致丛书》在18世纪80年代共有200种，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却另有看法，他们蔑视作者用多版本图利的行为，只将这部书的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没有进入宫廷的藏书楼。尽管如此，这套书的广泛流传还是让我们进入了耶稣会将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之前的世界。博尔赫斯(Borges)和福柯(Foucault)从非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百科全书进行了思考，分析《格致丛书》的主题可以使我们超越他们的理解。通过收集涵盖各领域知识的图书，《格致丛书》积累了不少内容。在1611年耶稣会士接触到明代文人学者之前，这种知识积累对文人和刚致富的人非常重要。(43)
    胡文焕兴趣广泛，其涉猎范围也涵盖了医学和大众宗教。因此，某些版本的《格致丛书》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说明性文字和令人费解的记载，这点我将在下面分析。除了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研究外，笔者还考察了这部书的最初形态。在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人们关注于早期的词典和自然史，这与晚明的古典学问和自然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因此，内容较少，也较为正统的版本类似于10世纪时出现的宋代志怪类书。(44)
    例如，《太平御览》并未包括自古以来的异象。而且，编纂者也没有将荒诞的事物、奇异的动植物和矿物，以及古怪的国家编入其中。这些内容都收入关注大众宗教的《太平广记》了。
    《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更能代表上层文人的取向，这种分类体系也出现在了宋代的笔记中。在笔记中，作者记录了一些怪诞的事情，这些事有的是虚构的，有的则来源于历史或文本材料。起初，笔记以记录自然现象和反常事物为主。但到后来，这两类话题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笔记开始记载对宫廷事件的回忆、名臣和官场经验。(45)
    另一方面，虽然《太平广记》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类书，但这部书代表了下层文人的取向，也符合中国的养生传统。这种传统渗透在大众宗教和医学中，旨在使人延年益寿和长生不死。这两种宋代类书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一直持续到了晚明，胡文焕的《格致丛书》就是一例。(46)
    作为学者、出版商和收藏家的胡文焕在晚明的生活
    通过胡文焕的多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他作为学者兼出版商的生活和工作。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杭州的收藏家和出版商，胡文焕对书籍的再版可以视为一种家族文化传统。从1592年到1597年，他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写了49篇序言。在杭州和南京的刻书店胡文焕及其同僚整理了500部著作，并将其中一部分选编进增订本的《格致丛书》或由他刊印的其他文集。
    胡文焕有许多朋友，他们也对出版业感兴趣，在编书方面给予他很多帮助。除了校勘，他们还为胡文焕的丛书写序言和颂词。其中一位是张伦，他是胡氏家族的塾师。这就意味着，张伦也是位精通传统学问的生员。但与胡文焕相似，他在科举上也没什么建树。另一位是陈邦泰，他帮助胡文焕刻印书籍。胡氏家族在杭州的书店名叫“胡陈大印刷书坊”，可见陈邦泰对这家店的重要性。(47)
    胡文焕是一名官办学校的学生，他可能购买了生员的头衔，以期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与李时珍相似，胡文焕在古典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但也没取得更高的功名。到了晚明，在全国50000名生员中，只有1200人能在三年一次的乡试中脱颖而出，中举的概率不到3 %。因此，像胡文焕这样的人大多会名落孙山。按照明代的规定，如果生员要保持特殊的法律地位，他们就要参加两年一次的续期考试。胡文焕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没有上指定的学校。地方官学的数量不断增加，以满足屡试不第又无处可去的落榜生。(48)
    胡文焕有两处居室，一个是杭州的“文会堂”，另一个是南京的“思淳馆”。他还有一个别称叫“洞玄”，这说明他对大众宗教中的神秘主义感兴趣。作为明朝在南方的首府，南京以及苏州、杭州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出版中心。因此，尽管许多书籍是在杭州印的，但胡文焕非常看重南京的图书市场。胡文焕兴趣广泛，从正统典籍到关乎养生的深奥医书，他都有所涉及。这与他参加科举考试和自幼体弱多病的人生经历有关。(49)
    除了书籍和文献，他还收集古玩和乐器。胡文焕对茶、酒和香料也颇有兴趣，他将这些东西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书店出售各种各样的丛书或单行本，这使他获得了经济收益。虽然胡文焕并未捞到一官半职，但书店的利润还可以使这个兴趣广泛的人维持一种文人学者的生活方式。到了明代晚期，像胡氏家族这样的商人和文人收藏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有所增加。1613年，胡文焕终于在湖南某县的衙门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先是协助县官处理事务，后又从事行政工作。在他离开后，胡氏书坊就逐渐衰落了。(50)
    总之，胡文焕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商人兼学者。虽然后人认为他的书版本价值不高，但他在1613年之前编辑、整理和印刷的大部头丛书还是为当时的人保留了许多珍贵文献。(51)
    文献的内涵
    晚明日用类书的涌现——其中一些收录进了胡文焕的《格致丛书》——说明读者对各类事物、现象和事件拥有广泛兴趣。明代学者的知识积累仍然没有超越道德和哲学的框架，这个框架影响到了正统学说对自然世界的分类，古典知识也与之有关。这些古典知识显然包括了古代的神秘主义大师张华。在帝国晚期，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逐渐定型，张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古代词语和自然史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古代文献及其注解中的知识还是显得不足。(52)
    文人学者按时间或主题为类书和文集作注，这是编排内容的一种方式。事物、事件和各种异常现象通常是以文字形式表述的，但有时也会配有插图。在一段时间之后，注释超越了任何分析，成为了内容在文本中的生命。因此，着迷于词源学的中国文献学学者也会进行自然研究。既然先贤们创作出了表示某些现象的词语，那么在梳理古典学问的系谱时就不应忽视这些词语的重要性。在近代早期欧洲，与自然史相关的物品是展示在博物馆中的。而中国却表现出另一种科学文化，在胡文焕编辑的文集和类书中，自然现象被转化成了文字，这就需要通过分析文本的方式进行解读。(53)
    葆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表达了对自然的新态度，即将自然视为一个可收藏的实体。这位学者还认为，新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文化中的自然史里。普林尼(Pliny)在他的著作《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中给自然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定义，他认为自然包括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收藏了技术和珍奇异物的早期自然博物馆就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文献的广泛传播、不断增多的旅行、航海发现和更为系统的交流方式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出现了爆炸式的增加。建立私人博物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从18世纪起，国家开始资助私人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藏品是声望和权力的象征，无限的知识使17世纪的收藏家感到快乐。(54)
    葆拉·芬德伦的三段式包括了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这种模式使博物馆拥有了思想上和空间上的准确性。博物馆是体验自然、在社会学意义上进行收藏以及体验其文化逻辑的地方。而在帝国晚期的中国，对知识的收集和分类是体现在文集和类书中的。正如博物馆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百科全书目录所体现出的传统，晚明的日用类书也是古典知识的集中体现。在类书中，拥有特权和学识的人有权对这个知识世界进行汇总和分类。其他人可以阅读他们购买的文献，并以此方式参与知识汇总的工作。
    在杭州和南京的出版界，胡文焕兼具商人、学者和出版者的地位使他既参与了高雅的学术研究，同时又能出版面向大众读者的书籍谋利。他从词典和自然史中收集、再现知识，这种学术研究增加了他的威望。胡文焕将自己对事物和现象的好奇心升华成为一种适于绅士举止的美德。而且，李时珍更具分析性的药典使他的身份接近于自然物或信息的收集者，这种身份类似于研究事物的道学家(Learning of the Way scholar)或收藏家。(55)
    如果说博物馆是充满百科全书式的梦想和16世纪人文主义者进行交际的地方，那么晚明时期对事物信息的收集还不能算是展示(在博物馆)和操作(在实验室)的前兆。李时珍当然是位自然学者。而且，他展开了收集中草药之旅，这一过程是通过实地调查和梳理文献而完成的。他的自然研究一直围绕着治疗展开。其次，他也十分关注生物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有助于对草药进行分类的研究。为了使人们恢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健康，医生一直在全国范围内生产着大量的药物及其附属品，但明代类书的收藏者(如胡文焕)从未表现出从实验室中获得纯粹经验性知识的倾向。李时珍也是如此。(56)
    在近代早期欧洲，绅士们会增加博物馆中的动物骨骼和化石，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丰富收藏体验。实验性展示所表现出的新文化使博物馆成为了蕴涵医学知识的地方。在那里，药剂师和医学教授展开了对知识控制权的竞争。不过，自然科学的现代分类对16世纪欧洲自然学者的意义并不比它对晚明学者的意义更大。如果将表现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文化的文献和表现晚明自然知识的文集和类书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就应该质疑过去作为序言的历史目的论。(57)
    作为一种研究，收藏改变了欧洲自然研究的界限。在自然研究中，新与旧并存，无形的神秘和可见的展示并存，这些特点在欧洲和晚明的早期自然史中普遍存在。即便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中国和欧洲没人将自然科学加以区分，也没人给予自然科学特殊待遇。在之后的17世纪，在培根(Bacon)的影响下，欧洲学者用新的经验主义取代了旧有的自然哲学。在耶稣会士抵达中国之后，伽利略(Galileo)、笛卡儿(Descartes)和牛顿(Newton)又将经验主义变成了欧洲物理学的基础。(58)
    明代中国努力将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常化，这种努力将收集来的信息转化成了一种通过研究类书就能得到的古典知识。上述过程以正统的道德教化为后盾，“格物致知”就是一例。早期词典和明代类书成为了文本博物馆，而不是自然的缩影。16世纪90年代，胡文焕努力收集各种类书，将其编辑成一部合集，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他的努力并非绝无仅有。胡文焕的经济实力可以使他印制、出版许多他认为符合“格物致知”思想的书籍。他对古典文献的重建使他能够以这些文献所体现出的正统主义为基础去扩充他的丛书。这套丛书所蕴涵的知识超越了官方知识的界限。
    注释：
    ①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17，作者认为，社会主义者通常会将“社会”视为导致历史现象的唯一原因，但社会参与者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更合理的解释。同样，我们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是大量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应将其单纯地归因于经济现象。一个膨胀的概念既有客观的成分，又有虚幻的成分。
    ②Karl Marx, Dispatche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p. 3-47、212-258.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资本”的形成，它的影响不容小觑。对照Albert O. 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 69-113。感谢乌尔里希·施泰因沃特(Ulrich Steinvorth)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
    ③对照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pp. 173-218。
    ④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3-81.另见Su Yongqiang苏勇强，Bei-Song Shuji Kanke Yu Guwen Yundong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Northern Song Book Printing and the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⑥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参阅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ucson, AR: AAS reprint series,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
    ⑦参阅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1959, pp. 1-10。
    ⑧Mi Chu Wiens居蜜，"Changes in the Fiscal and Rural Control System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ing Studies 3(1976), pp. 53-69.对照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Fall 2002), pp. 391-427。
    ⑨Edward Farmer, "Social Regulations of the First Ming Emperor," in Kwang-Ching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16-123.对照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6。明代的经济发展也部分得益于唐宋时期的经济革命，以及之前几个朝代的传统贸易和税收系统。参阅Yü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and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⑩对照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K: Polity Press, 1991, pp. 141-165, and Tim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9-138，他们考察了朱熹和王阳明在晚明的影响力。另参阅Cynthia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7-27。
    (11)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91-115, and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p. 190-228.
    (12)参阅《透过历史的棱镜：16至18世纪中国美术中的古物学传统》(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Past: Antiquarian Trends in Chinese Art of the 16th to 18th Century), Taib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社2003年版，passim.另参阅Wu Renshu巫仁恕，“Wan Ming de lüyou huodong yu xiaofei wenhua-yi Jiangnan wei taolun zhongxin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Jindai shi yanjiu suo jikan近代史研究所集刊(Academia Sinica, Taiwan)41(2003)，pp. 87—141。
    (13)Wang Yangming, Wang Wencheng quanshu王文成全书, Taibei: Shangwu yinshu guan, 1983, p.2.9a
    (14)Craig Clunas, "Jade Carvers and Their Customers in Ming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50(1985-1986), pp. 69-85.
    (15)参阅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1368-1644),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1 。另参阅Mark Elvin, "Skills and Resource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in Elvin, ed.,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Canberra: Wild Peony, 1996, p. 73。
    (16)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p. 30-57.
    (17)Craig Dietrich, "Cotton Culture and Manufac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W. E. Willmon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Nishijima Sadao 西嶋定生,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Cotton Industry", trans. Linda Grove, in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77。对照Tanaka Masatoshi 田中正俊,"Rural Handicraft in Jiangn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 Grove, in Grove and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p. 79-100。这些文化含义, 参阅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p. 218-222。
    (18)Shigeta Atsushi重田德, "The Origins and Structure of Gentry Rule," trans. Christian Daniels, in Grove and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p. 335-385.
    (19)Mi Chu Wiens居蜜,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2(1974), pp.515-534.
    (20)Shih Min-hsiung, The Silk Industry in Chíng China, translated by E-tu Zen Su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pp. 9-28, 介绍了丝绸生产。对照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21)Brook, Confusions, pp. 219-222, and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53-158.
    (22)Angela Leung,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Chí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8.1(1987), pp. 134-166.
    (23)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p. 2-6.另参阅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08-117。
    (24)John Ayers and Rose Kerr, Blanc De Chine: Porcelain from Dehua,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02, Chuimei Ho, "The Ceramic Trade in Asia, 1602-1682," in A. J. 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39, and Brook, Confusions, p. 206.另见第5章的讨论。
    (25)参阅Mingdai taoci daquan明代陶瓷大全, Taibei: Yishujia chuban she, 1983, pp. 8-71.另参阅Zhongguo taoci shi中国陶瓷史, Beijing: Wenwu chuban she, 1982, pp. 357-414, and Craig Clunas, "The Cost of Ceramics and the Cost of Collecting Ceramics in the Ming Period,"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8(1986-1988), pp. 47-53 。
    (26)Michael Dillon, "Jingdezhen as a Ming Industrial Center," Ming Studies 6(Spring 1978), pp. 37-44, and Song Yingxing, Tien-kung k'ai-wu: Chinese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E-tu Zen Shun and Shiou-chuan Su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66.
    (27)Sakai Tadao酒井忠夫，"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 Works"，in Wm. Theodore de Bary et al.，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1-341.类书通常是逐字引证，而不是对知识进行概括。参阅Michael Loew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cyclopedias, London: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25, 1987。
    (28)Wang Zhenghua王正华，“Shenghuo, zhishi yu wenhua shangpin: wan Ming Fujian ban‘riyong leishu’yu qi shuhua men”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Jindai shi yanjiu suo jikan近代史研究所集刊(Academia Sinica, Taiwan)41(2003)，pp.1-83.
    (29)参阅Patrick Hana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0-61, and Hanan, "The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10(1963), p. 60。对照Shang Wei,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Harvard Asian Monograph Series, 2003, pp. 187-231, and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Wang and Shang Wei, eds., Dynastic Declin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 63-92。
    (30)对照Irene Bloom, "On the‘Abstraction' of Ming Thought: Some Concrete Evidenc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 Ch' inshun,"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Bloom,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6。
    (31)Onozawa Seiichi小野沢精一et al., Ki no shisō: Chūgoku ni okeru shizenkan to ningenkan no tenkai気の思想: 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73-489, and Elman, "The Revaluation of 'Benevolence'(Jen)in Chíng Dynasty Evidential Research," in Richard Smith and Daniel Kwok, eds., Cosmology Ontology, &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íng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í Press, 1993, pp. 59-80.另参阅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8-112。
    (32)对照Nicholas Jardine and Emma Spary, "The Nature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Jardine, J. A. Secord, and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3。
    (33)Yü Ying-shih,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1975), pp. 105-146.
    (34)参阅Sir David Percival, trans., 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y, London: Faber, 1971。对照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1-13。
    (35)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1433], trans. and ed. J. V. G. Mi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tra Series No. XLII, 1970, pp. 69-180.
    (36)参阅Cao's Preface序to the Gegu yaolun, p. 1a, entitled Gegu lunyao格古论要，in Hu Wenhuan胡文焕，comp., Gezhi congshu, Hangzhou, 1590s edition; National Library[Taibei]Rare Books Collection, and SKQSZM四库全书总目，pp. 123.4a-5a。另参阅L. Carrington Goodrich, et al,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明代人物传记辞典]，2 vols.，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pp. 1026-1027, and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1-12。
    (37)参阅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Ⅱ.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3，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446-489、556-566。
    (38)Michael Ryan,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1981), pp. 519-527. 对照Pamela Smith and Paula Findlen, eds., Merchants and Marvels: Commerce, Science, and Ar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and Anthony Grafton, New Worlds, Ancient Text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2, pp. 148-157 。
    (39)Ryan,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 527-538. 另参阅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45, and Erik Zürcher, "In the Beginning", pp. 152-153。
    (40)Cf. Elvi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03-234.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参阅Nathan Sivin, "Imperial China: Has Its Present Past a Fu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2(Dec., 1978), pp. 449-480。
    (41)参阅Sakai Tadao酒井忠夫，“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 Works”，in Wm. Theodore de Bary, et al.,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1-341。另参阅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pp. 239-294, and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234-239。
    (42)参阅Wang Baoping王宝平，“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 ni kan suru kan suru satsu”明代の刻书家胡文焕に关する考察，Ky ko 汲古36(1999)，pp. 47-57。关于日本的版本，参阅Wang Baoping王宝平，“Riben Hu Wenhuan congshu jingyan lu”日本胡文焕丛书·经眼录，in Lu Jian陆坚and Wang Yong王勇，eds.，Zhongguo dianji zai Riben de liuchuan yu yingxiang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播与影响，Hangzhou: Hangzhou daxue chuban she, 1990, pp. 322-347。关于中国的丛书，参阅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nd] ed.,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1, pp. 190-191。
    (43)SKQSZM四库全书总目，134.14b-15b. On the 200 versions，参阅Wu Weizu吴慰祖，compiler, Siku caijin shumu四库采进书目，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60, p.81。另参阅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34、37-38、118。
    (44)虽然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98-1599年途经杭州，但在1611年三名耶稣会士应当地文人之邀来到杭州之后，杭州才成为耶稣会传播基督教的中心。参阅David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3, 15-18, and Matteo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3-1610, translated into Latin by Father Nichola Trigault and into English by Louis J. Gallagher, S. J.,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passim。
    (45)John Haeger,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sion: The Origins of the T'ai-p'ing yü-l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3(1968), pp. 401-410.参阅Y. W. Ma, "Pi-chi,"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50-652, and Peter K. Bol, "A Literati Miscellany and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ase of Chang Lei's张耒Ming-tao tsa-chih明道杂志,”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1995), pp. 121-151。
    (46)Daiwie Fu, “A Contextual and Taxonomic Study of the 'Divine Marvels' and 'Strange Occurrences' in the Mengxi bitan梦溪笔谈,” Chinese Science 11(1993-1994), pp. 3-35. 对照Nathan Sivin, "Shen Kua沈括," in Siv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Great Yarmouth: Variorum, 1995, Ⅲ, p. 10。另参阅Russell Kirkland, "A World in Balance: Holistic Synthesis in the T'ai-p'ing kuang-chi,"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3(1993), pp. 43-70。
    (47)Wang Baoping王宝平，“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明代の刻書家胡文焕に関する考察，pp. 47-57。
    (48)参阅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pp. 646, 661-665。
    (49)Wang Baoping, "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 pp. 53-56.
    (50)对照Daston and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pp. 68-88，涉及了近代早期欧洲收藏者和自然观念。
    (51)Wang Baoping, "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 pp. 52-55.另参阅Chum Shum, comp., An Annotated Catalog of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hanghai: Cishu chuban she, 1998, Vol.1，312(#054)，339(#0588 and 0590)，其中包括了《格致丛书》的若干分册。
    (52)对照William Ashworth, Jr., “Emblematic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Jardine, J.A.Secord, an E. C.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37。
    (53)对照Paula Findlen, "Courting Nature," in Jardine, Secord, an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pp. 57-74。
    (54)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1-3, 94, 396, 407.
    (55)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8, 15, 98, 121, 293.
    (56)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153-156, 198-201.
    (57)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208, 232, 286, and Lorraine Daston, "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93-124.
    (58)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10, 18-27, 32, 46, 398-405, and Anthony Grafton,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

（转引自：《全球史评论》(京)2012年第5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