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

韩策

发布时间：2013-11-24

    摘要：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如此“升沉倒置”之象，真切地映照出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时代变迁。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底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留学生教习在进士馆的境遇折射出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科举/留学生/教习/章宗祥/曹汝霖

    清末新政伊始，清政府厉行改科举、兴学堂、奖游学政策。在施行废八股，改试论、策、经义的科举考试新章之后，清政府又令新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业，接受新式学堂的再教育。于是大学堂专设进士馆，而该馆教习则主要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①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②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③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既往的研究，已将进士馆的大致沿革勾勒出来了，④然而，进士馆中实际授课的教习群体的境况却相当模糊。⑤值得注意的是，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文将考察留学生教习群体在进士馆的境遇，侧重于他们面对进士学员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一、“升沉倒置”：留日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⑥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⑦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⑧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⑨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10)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11)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12)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13)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14)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15)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16)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17)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18)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19)
    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20)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21)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22)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23)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24)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25)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26)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27)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28)
    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光绪三十一年夏，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担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曹汝霖、钱承二人的履历中虽与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29)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中，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30)迨至七月十五日，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为进士馆教习。(31)因此，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曹汝霖“初至北京”，即住章宗祥家。(32)与曹汝霖相比，钱承在进士馆任教更久，后来进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他续任教习。所以，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时，钱承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获得了“寻常劳绩”之褒奖。(33)
    至此，诸位留学生教习(他们的经历和任教情况，参见附表1)，终于汇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二、“教习非师”：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科举时代，尤重尊师，天地君亲师并列，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前三者皆亲炙教诲，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的考官，受知者，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人们普遍重视。
    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进士馆开课，留学生登上讲堂，却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教习不过是新自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都为翰林先辈，循例认为老师；至于一般教员，除外国人不能不优崇外，中国教员，不过新自外洋毕业，犹属一介布衣，学员往往自称学员，而对称教员，以示与寻常师弟有别，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34)学员郭则澐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其称学员曰某某君，或曰诸君。”(35)可见，在进士馆中，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师”(36)关系。
    其实，进士馆刚开馆时，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学生不服教习”，在进士们的压力下，馆内很快作出调整，“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以明不敢当师生之称”。(37)百年之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甚至不无自欺。不过，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新点翰林肄业庶常馆中，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那些在进士馆肄业的翰林们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这是学员以为不可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原因颇多。
    首先，从年龄来看，1905年时，7位教员25岁—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员要小，与少数学员年龄相仿。(38)其次，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为余族长亲，科举时代，余兄(引者注：章宗元)曾从之学八股，是时余尚未入学；数年以后，乃从余听讲。”此外，宗祥族叔章祖申，与其同年考中秀才，“今亦在新进士之列”。(39)再次，从科举功名来看，7人中4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游学正兴，但科举尚未立停，且习惯殊难顿改，社会仍甚重之，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从社会地位来看，诸教员系聘用关系，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而进士学员无疑已在官员之列。双方地位高低有别。(40)开馆不久，学员与教员颇生冲突。《大陆报》评论曰：“嘻!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41)《警钟日报》短评称：“张(奎)以一留学生，位在诸生下，而高坐指画，俨然为之师，宜其积不能平，而吹毛索瘢，以图一报者矣。”(42)此类报刊均由留学生主办，倾向性很强。两篇评论的用意，均在讥讽进士学员。但“名位”低者欲做“名位”高者之师，确实点出了进士馆内留学生教员身份尴尬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学问来讲，中学方面，学员中“旧时有文名，在乡里称宿儒者，亦不乏其人”，(43)诸教员自是无法望其项背；即西学方面，时代在变，科举已改，此辈学员系考策论者，对西学也多少有所涉猎，且有一批学员，进士及第前，或在新式学堂任教，或在京师大学堂肄业，知识结构早已部分更新。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令年龄大，甚至辈分高，“名位”在上的学员，以门生自居，称年纪轻轻的留学生教员为师，以普通人情论，实在也叫不出口。
    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学有根底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也。”(44)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45)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46)另据章宗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47)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48)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销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宗祥的族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49)
    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50)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
    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51)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52)
    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是为人尊崇的科举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三、为“师”不易：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从附表1看，7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留学年限多在4年以上，其中5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日后只学一年半载的速成生可望其项背的，“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53)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长的科目。从1904—1905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底，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54)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55)
    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3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56)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57)然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58)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馆的。既入馆做“学生”；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1910年4月29日日记中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复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之字，始叹制作之难。”(59)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洋新名词。(60)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61)就颇招不满。
    留学生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讲授内容和知识水准方面。如附表1所列，进士馆确定开设过的课程有：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商法、经济理财诸学、外国地理等，算学、东文等作为随意科也均开设过。物理、化学诸科，据《奏定进士馆章程》，亦在必修之列。不过，很可能在学员的抗议之下，理化课程后来取消了。郭则澐谓：“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62)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开课不久就有了变化，《大公报》报道曰：进士馆“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63)
    事实上，中国地理起初由张奎讲授，但很快停罢，充分显示出部分学员对教员知识水准的质疑。张奎“讲解地理之时，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64)不料演讲未终，学员邵章“拍案倔起，怒叱曰：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65)随后，众学员哄堂。张奎辞职不干，经监督、教员等人坚留，始收回辞呈，但辞去了地理课一席。(66)
    邵章字伯絅，浙江仁和人，1872年生，乃邵懿辰之孙，硕学名儒之后，才气横溢。自1897年以来，历任浙江蚕学馆馆正，养正书塾塾正，杭州中学堂监督。(67)其办新式教育，可谓资历颇深，同时，他比进士馆所有留学生教员都大。以他这种背景，在进士馆做“学生”，其不服甚至鄙夷年轻的教员，便丝毫也不奇怪。张奎初登进士馆讲堂，“邃于学而讷于言”，难保上课效果不甚佳，且其所授之地理，进士多研究有素，不比章宗祥、曹汝霖、钱承等人所授的刑法、诉讼法、商法之类，进士相对陌生，以故更易贻浅显空泛之讥。类似的哄堂之事并非仅见。郭则澐称：“教员某讲生理学，谓人身如炉，其进食如添炭，因大画火炉于板，同人为之哄堂，且揶揄之，因惭而谢去。”(68)
    学员既不认教员为师，又对教员的讲授，大不以为然，以致“每日上堂，多所驳诘，不留余地”，使得诸教员“皆欲告退”。(69)郭则澐后来赋诗曰：“疥骆当时难就勒。秃鹙几辈怯登台。”诗注云：“翰林向有疥骆驼之目，馆中教员皆留日学生，多未留发，目为秃鹙，每授课有所问难，辄至词穷。”(70)该诗状学员与教员极肖。“难就勒”的翰林学员着实强势，不仅视“教习非师”，更将教员目为“秃鹙”，问难驳诘，令人不堪。因此，教员为“师”不易，真不免要“怯登台”了。
    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馆内学员，更有来自朝中批评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附片上奏，请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71)片内一则谓“进士馆教员多在洋毕业之留学生，年轻望浅，不能镇服”，(72)再则谓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甚至词连学务大臣，称其“择师不精，糜费无益”，故“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俾收实效”。(73)
    与此同时，学员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欲使西学淹通且资望允孚的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六月廿二日，严复在致熊季廉的私函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昨京中来信，有云新进士拟合词公禀学部，以复为该馆总教习。然京中忌复者最多，恐其事未必遂济。”(74)后来果然“未必遂济”。
    张元奇这道封奏虽然很可能意在批评学务大臣用人不当，且有为同乡好友严复入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但是，文中提到的“年轻望浅，不能镇服”、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却是对教员的致命批评。“年轻望浅”自不待言，至于“讲义问题”尚可稍作申论。
    首先，大学堂开课之初，既无教材，参考书亦少，故教习的讲义就最为重要。中国教习的讲义“先由教习编示大纲，上堂时详细解说，学员笔记之”，日本教习的讲义“由助教译演，学员整理笔记”。(75)后来，经过整理，京师大学堂陆续铅印了一批教习讲义，其中就包括杉荣三郎的《经济学》和《经济各论》。(76)可惜，尚未见到留学生教习所编之讲义。不过，据章宗祥回忆，自编讲义颇不容易。他说：“余所担钟点，每星期十小时，自讲刑法四小时，为岩谷译讲民法六小时。译讲先期预备，不甚费力；至自讲之刑法，参考各种书籍，悉心编订，每一小时之讲义，预备时间须费至三四小时，尚未敢自信为确当。”(77)
    其次，张元奇批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似应结合教员所任课程的特点来理解。以章宗祥所任课程来讲，岩谷孙藏讲民法，他做助教翻译，又亲自讲授刑法。岩谷孙藏系日人，章宗祥又在日本学的法政，则其所讲自以日本民法、刑法为归，而当时日本法律又以学习法、德等国为多。法学较落后国家学习借鉴法学较发达国家，在法学教育中常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某一问题的探讨，常常先胪列甲国如何规定，乙国如何规定，丙国、丁国等等，然后讲自己应该或学甲，或学乙，或兼容，或损益。至今国内法学教育亦然。于是，这种“说东道西”的讲义，在进士们看来，自不免“东涂西抹”之嫌和“粗浅陋略”之讥了。
    余论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卒业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在这个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他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底的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对留学生教习而言皆非易事。因此，留学生在进士馆传授“新知”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常常遭到批评甚至嘲讽。
    然而，形势逼人强，自从张百熙1902年春集体辞退了以丁韪良为首的西方教习后，京师大学堂已开始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78)此时，京师大学堂由日本教习主导，(79)进士馆亦以日本法政为宗。所以，馆内离不开这些既通日语，又懂法政、理财诸科的留学生。一旦学员与教员冲突，学堂方面必然想方设法加以调解；教员一旦因此提出辞呈，或有事欲他就，当局也会真心挽留。另一方面，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进，新政人才显得日益短缺，像章宗祥等留洋学生身价顿增：考察政治大臣争相调用，地方督抚也闻名奏调，新政衙门则陆续奏留。事实上，这些资历浅显的留学生在后来修改法律、推广工商，以及推动立宪等新政活动中果然大显身手。(80)留学生的时代到来了，科举进士再也抵挡不住了，甚至他们也联翩出洋，加入到留学和考察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那些新科进士虽然在情感上乃至行动上，曾对“诏开进士馆”有过抵拒，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中，在清末民初历史上的各界闻人，多是那些毕业于进士馆，或者先在进士馆肄业，随后由馆资派出洋游学的人士。他们完成了知识更新，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既怀“旧学”，又握“新知”，成为特殊的一代。
    注释：
    ①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页。
    ②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938页。
    ③《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
    ④参见佚名：《进士馆沿革略》，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8—159页；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9页。
    ⑤周君闲依据奏章材料，简述了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等，不过没有关于教习的信息。参见周君闲：《晚清进士馆述略》，《文教资料》2007年第7期。宋方青注意到了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并列举了进士馆部分中外教习名单，但可能是笔误原因，竟将两名留日归国教习当做日本教习，且名字错误。“来进士馆执教的日本教习有日本法学博士严谷孙藏、法学士彬容三郎、林菜、钱承，还有接受日本法政教育的留日法政生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其中“彬容三郎”应为“杉荣三郎”，林菜应为“林棨”，“钱承姑”应为“钱承”，林棨、钱承均为留日归国教习。参见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⑥武安隆、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54、55页。日记整理者还细心地作了人物注释，严修笔下“仕学院”应为“仕学馆”，亦经注出。唯张奎的注释，整理者“疑为”毕业于东京帝大农科的山西人“张联魁”，误，详下。
    ⑦张亨嘉：《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奏请留章宗祥等在馆授课片》(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⑧参见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承印，1925年，第2页。
    ⑨参见那桐：《那桐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99页。
    ⑩参见陆宗舆：《五十自述记》，第3页。陆宗舆在日曾向那桐递“整顿财政说帖四条”，或即《财政四纲》。那桐：《那桐日记》上，第391页。
    (11)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5页。
    (12)参见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日本三省堂书店，明治三十五年，第1、20、73、77页；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1—932页。
    (13)《时事要闻》，《大公报》第459号，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第三版。
    (14)《大学汇闻》，《大公报》第465号，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第四版。
    (15)京师大学堂编：《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北京：锦合印字馆，光绪二十九年，第11页。
    (16)参见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4、935页。
    (17)《学馆纪闻》，《大公报》第694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九日，第三版。
    (18)《奏请赏给进士》，《大公报》第839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七日，第二版。
    (19)参见张百熙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下称“一档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224-074。
    (20)参见《政法类典(乙)·政治之部》，上海：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
    (21)参见沈家本：《政法类典序》，见《历代刑法考》(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42页。另据实藤惠秀的说法，此书的编辑除戢翼翚、章宗祥外，尚有日人马岛渡和宫地贯道。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22)严修：《严修日记》(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8页。
    (23)参见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99—1000页。
    (24)参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卒业生》，《大公报》第11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九日，第三版。
    (25)参见张百熙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一档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224-074。
    (26)《学务处奏请留林棨任进士馆教习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87页。
    (27)参见《署理提调》，《大公报》第1463号，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第四版。
    (28)参见《会奏任学进士两馆办学员请奖折(并单)》，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第315—316页。
    (29)参见张百熙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一档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224-074。
    (30)参见《电传东洋留学毕业生殿试全榜》，《大公报》第1084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第三版。
    (31)参见张亨嘉：《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奏请留章宗祥等在馆授课片》(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81页。
    (32)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33)参见《会奏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各员请奖折(并单)》，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第315—316页。
    (34)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8页。“犹属一介布衣”云云，容有夸大，因为诸教习中四位已有廪贡、诸生功名，章宗祥此处意在说明教员、学员功名地位之悬殊，确系实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曹汝霖一则称自己做进士学员的教员，战战兢兢，再则谓“他们到底有传统尊师的观念，对于教员执礼很恭，即对助教，亦称老师”。或许可以解释如下：首先，不排除某些学员谦恭一些，对留学生教员也称老师。但毫无疑问，不少进士确是不对教习叙师生。曹汝霖就明说徐谦“傲慢无礼，对我尤甚”。另外，曹汝霖入馆已在1905年夏天，科举学堂形势的此消彼长较前一年更甚。曹汝霖诸人也通过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分别获得了进士、举人功名，授职做官，地位已大为提高。同时，不少“强势”学员此前已被“调赴”出洋，因而进士馆内的“师生”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37页。
    (35)孑厂(郭则澐)：《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中和月刊》1940年第11期，第51页。
    (36)林纾：《畏庐琐记》“教习非师”条，见《近代笔记大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2页。
    (37)《学生不服教习》，《大公报》第712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第三版；《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
    (38)张仲礼根据1835年、1868年、1894年3次会试的《会试同年齿录》，估算出3次进士及第时的平均年龄分别约为36、34、33岁。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齿录记载来看，平均年龄似略小一些。不过，考虑到科举考试中，士子往往将年龄填小，则7位教习比大多数学员年龄小自是肯定的。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39)(43)(44)(47)(48)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8页。
    (40)迨至1905年夏天，诸教习通过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获得进士、举人功名，授职做官，地位顿增，则可能略有变化。
    (41)《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
    (42)《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
    (45)(46)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37—38页。
    (49)(50)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8页。
    (51)林纾：《畏庐琐记》“教习非师”条，见《近代笔记大观》，第92—93页。
    (52)金梁亦谓：“古重师生，自改学制，无复师生之礼。大学初立，诸生尚循谨，尊教职员为先生，而自称学生，其署受业者，不多见也。”金梁系甲辰科进士，亦在进士馆肄业，后曾任职京师大学堂。“大学初立，诸生尚循谨”云云，似知后来诸生渐出范围。参见金梁：《光宣小记》“大学师生”条，1933年，第65页。
    (53)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08页。
    (54)参见《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第14—15页；《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光绪三十年刻本，第13—14页。
    (55)参见《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三十年刻本，诸人履历。
    (56)《进士递禀》，《大公报》第615号，光绪三十年正月廿九日，第三版。
    (57)温肃：《清温侍御毅夫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
    (58)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7—938页。
    (59)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60)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3页；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33页；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61页。张之洞不喜“手续”、“取缔”等名词，谓是外国语，更不喜“公民”字样，定要改为“选民”。
    (61)《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进士馆之风波》，《时报》，第3号，1904年6月14日，第三版上。
    (62)孑厂(郭则澐)：《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51页。
    (63)《添设科学》，《大公报》第708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三日，第三版。
    (64)(65)《进士学员上书》，《大公报》第701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廿六日，第三—四版。
    (66)参见《进士风潮后闻》，《大公报》第704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廿九日，第三版。
    (67)参见邵章：《倬盦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93)，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3—64页。
    (68)孑厂(郭则澐)：《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51页。
    (69)《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学生不服教习》，《大公报》第712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第三版。
    (70)孑厂(郭则澐)：《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51—52页。
    (71)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三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72)《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第157页。
    (73)陈宝琛等：《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光绪三十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3页。
    (74)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此信无年份，编者系于1904年，甚是。此时学部尚未成立，“学部”云云，系当时人对学务处的别称。当时报刊亦常称学务处为学部。
    (75)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6页。
    (76)该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77)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937页。
    (78)郭卫东：《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郭卫东：《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
    (79)史学教习陈黻宸在家书中怒称：“日人名服部宇之吉，权力甚大，全学堂事务均在他掌握，监督、提调但画诺耳!”此系陈黻宸与日本教习争吵后之言，容或稍有夸张，但日人主导京师大学堂则系实情。陈黻宸：《致醉石弟书第三二》(1904年4月下旬)，见《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67页。
    (80)清末新政中，“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称为“四金刚”的汪荣宝、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进士馆留学生教习中便占其三。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62页。钱承、林棨等人虽略逊色，实也参与了不少新政活动。^

（转引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