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争起因研究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他的观点成熟于1931年前后，但是在1932年与美国东亚史权威魁特的学术交锋中，又展现出其对晚清外交思路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思考，试图描绘出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走势逐渐形成的具体历史环境，并以此修正美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中部分学者的偏颇立场。魁特对蒋廷黻观点的反应以及蒋廷黻随后指导学生所做的深入研究表明，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学人，在兼顾调和与超越西方的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定下了研究基调。

       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后果，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在甲午战争起因方面，展开了一次小小的交锋。交锋的一方是美国东亚史研究代表学者魁特(Payson Jackson Treat)，另一方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蒋廷黻。这次交锋的过程展现了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具有开创性的一代民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中外学术话语系统中定位自身，并在兼顾调和与超越西方的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定下了研究基调的。而交锋的结果亦对反思现代化史观派在学理与实践上的问题提供了素材。因而，这段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中美学界关于中日外交关系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的学术交锋，不仅有学术史的价值，亦对百年来中国学术寻求发展之路的得失，具有启发意义。

       魁特是当时美国美日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①，其代表作《美日外交关系史(1853-1895)》(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853-1895)于1932年出版了前两卷，因其首次大量系统地利用当时新出版的美国国务院档案，立即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并得到高度评价②。该著不仅奠定了魁特在美国与东亚外交关系领域的权威地位，也成为一部长期被中国学者作为参考和引述对象的论著，尤其是第二卷中关于甲午外交的部分，“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重要参考书”③。

       当时，由于缺乏史料，甲午外交是甲午战争史及东亚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部分，可以说，谁能掌握史料，谁就能优先掌握这一领域的发言权。魁特利用美国开放档案的时机，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外交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而在中国，利用个人力量，蒋廷黻等少数学者也极力挖掘清室遗留下来的档案，终于在1929年前后发现了《筹办夷务始末》这一大型档案资料，并迅速开始了研读、摘编及向世界推介的行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早的倡导者罗家伦赞誉蒋是第一个“能用中外材料作比较研究”的人④。利用这批档案，他于1932年，以李鸿章为中心，提出甲午战前十年中国朝鲜政策变化论：

       甲午之战是从高丽问题起的。这个高丽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经济及地理的缘故，日本对高丽早存了控制或并吞的野心。同时自西汉到满清，高丽大半时是中国的藩属。但中国的宗主权并不积极，普通可说是限于礼节。到光绪年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就大变了。从光绪五年到十年，李鸿章竭力怂恿高丽与西洋通商国家订条约，想借他们的力量来抵抗有政治和土地野心的日俄。……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李鸿章和袁世凯放弃了这种国际化高丽的政策，反而行了积极的政策。……到了甲午年，日本在高丽的政治势力几等于零。日本此时不能不动手了。⑤

       也就是说，到1932年左右，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与以魁特为代表的美国东亚史学界，已经依据各自的档案史料初步构建起了自己的甲午战争观。不过，到1933年，蒋廷黻专门以英文发表他关于甲午起因的研究，题为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综合分析了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促使他写作此文的直接原因，是当时魁特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创刊号上发表题为《中日早期外交关系》(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的论文。针对魁特此文的问题，蒋廷黻展开了批评，魁特也给予了回应。

       东亚研究的史料原则：反对缺席审判

       蒋对魁特的第一个批评就是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外交史问题，却完全不使用中国的档案史料。他指出：“中日外交关系史首先应该建立在中日两国的资料上。”其实，这条浅显的原则本不必特别提出，因为，“在欧美，没有哪个学者会不考察法国和德国的档案就研究法德关系”。然而，“同样是这些学者，过去却毫不犹豫地在不用中国和日本的档案的情况下就对中日关系下了结论。看起来，他们觉得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并不适用于东方。”⑥因此，蒋廷黻再次强调中国拥有自己的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必须得到西方的足够重视：“辛亥革命后，政府档案被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印刷材料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事实上，过去三年间，中国外交资料的出版非常迅速、卷帙浩繁，也就是说，整个研究领域已经完全向学者开放，过去对中国外交的老的估计必须被修正了。”⑦

       蒋廷黻很可能是最早向西方展示《筹办夷务始末》文件的学者。事实上，早在以《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季外交档案正式出版之前，他就在英文论文中运用了其中一些文件。1929年，在一篇发表于《剑桥历史杂志》的英文论文中，他首次利用了当时尚未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中的三份档案。⑧此后，他主要在中华政治学会的会刊《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⑨上利用新出史料发表英文札记及论文⑩。1930年，《筹办夷务始末》正式出版。1931年，蒋廷黻向西方学界大力推介包括《始末》在内的新出版的中国档案史料集(11)。在他看来，这些档案史料的出版，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道曙光，“是所有研究中外关系的学者所欢迎的一件大事。”(12)因这种亲自发掘史料、促进档案的出版、首先将原始档案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经历，1931年，蒋廷黻提出了研究外交史的一条基本准则：“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13)

       而魁特的论文恰恰没有搜集中国方面的材料。在论文中，蒋廷黻对魁特仅仅依据过去的间接史料所形成的论述予以批驳。如在描述《中日修好条规》出炉过程时，魁特认为，“在日本的精心部署下，中国最终签订了一个看上去与日本结成了防御同盟的条约”(14)。蒋廷黻依据中国史料提出，与日本结盟的想法，是1870年日本向中国提出订约请求后，由李鸿章首先提出来的。李鸿章“敦促总理衙门接受日本的请求。他的理由主要是政治性的。他认为，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日本同中国的处境类似，都被西方民族压迫。要是处理得当，中国和日本可以联合起来抵抗西方；至少可以防止日本被西方利用做侵犯中国的基地。”(15)后来又说，“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16)但是，早在日本方面负责谈判的伊达宗城出发前，他就已经受到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询问，日本此举是否意在结盟，伊达宗城的回答是：“等看到最终条约时自然会真相大白。”可见结盟一事，并不是日本的目的。因此，当看到中国的条约草案中有类似结盟的条款时，日本就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会招致西方势力的猜疑”。(17)李鸿章强硬地表示，要避免西方猜疑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签订任何条约。后来他又对柳原前光说，如果没有这一条也能互相调停的话，那么有这一条也没什么坏处。日本是一个独立民族，她不该在与中国谈判时，对一个西方民族言听计从。如此一来，柳原前光最终屈服于李鸿章的想法。(18)因此，魁特说，这一条导致中日似乎结成了防御同盟的条款是日本的“功劳”，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蒋廷黻同时强调，“我已经解释过李鸿章坚持这一条及伊达宗城反对的动机：我只想再多说一点，那就是这并不意味着联合，而且在条约存在的二十年间，这一条一次也没有被诉诸实现过。”(19)

       日本出兵台湾前是否正式通知过中国，是一个关系重大的细节。魁特认为日本确实通知了，并且还愤愤不平地说：“这只是后来若干次出现过的那种情况的第一次：当日本从负责的中国官员处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陈述，并把它当做采取适当行动时可以以之为依据的正式承诺时，他们就会一再地得到教训，那就是，除非这约定经过正确地签署，盖章，批准和换文，才真正具有效力。跟总理衙门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君子协定。”(20)针对魁特的说法，蒋廷黻仔细梳理总理衙门和柳原前光之间的往来函件后指出，“一些通行的认识是错误的。首先，非常清楚的是，在1873年两者间的交涉中，双方没有达成过任何一致；实际上，柳原前光以及之前的副岛种臣，都认为这样的一致是没有必要的。其次，柳原前光在1873年并未提及出兵台湾；他只是说派‘一些人去调查和处理。””为什么魁特会有这样的误会呢？蒋廷黻对这次争端的缘起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说，“日本，出自她自身的原因，想派一支军队去台湾。……在众所周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采取行动而不告诉中国，这会制造麻烦，陷日本于不义。但如果日本已经给中国发了正式照会，或假如日本虽不太正式但清楚地告诉了中国，她计划中的行动是派遣远征军，中国确定无疑会表示反对。”因此，日本只敢“泛泛的说派一些人‘去调查和处理’，这样可以做多种解释的说法。”而中国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询，总理衙门的王大臣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当日本说派‘一些人去调查和处理’时，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并且不经质问就同意了。并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交涉所带来的责任方面的后果，因此告诉柳原前光说他们将根据记录作出书面答复，而柳原前光马上就表示他不需要。”(21)这样一来，中国史料显示，日本出兵台湾不仅从未明确通知过中国，并且还事先狡猾地在外交活动中为自己留了一手。这就推翻了魁特为日本辩护的事实基础。

       魁特引用豪斯(E.H.House)所著《1874日本远征台湾》(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in 1874)认为，在中国官员潘霨与西乡从道之间的交涉中，答应“偿付日本军费并有效地控制原住民以防止类似暴行的再次发生”(22)，而正是基于这项约定，西乡从道才同意从台湾撤兵。蒋廷黻依据中方史料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奇怪的是，在官方报告中，潘霨既没提到西乡从道愿意撤兵也没提到其前提是赔偿军费。如果潘霨真的跟西乡从道有这样的约定，那他没必要不汇报给自己的长官，因为不汇报会让他令自己变得不可信……而且，他知道他不可能向北京隐瞒任何事情；日本使节可能已经提交了这份协定，以便要求赔偿。”(23)蒋廷黻指出，日本后来的确提出了赔偿，但参与交涉的日方人员没有提到过在西乡从道和潘霨之间达成过这样一个协定。豪斯原著及魁特引述的来源，大概是后来接近7月末的时候，柳原前光的随员郑永宁曾提及，对西乡从道的补偿要求，潘霨表示他会同沈葆桢商量一下。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两人之间早已有之的约定。

       通过中国方面的史料，蒋廷黻澄清了魁特文中对中国进行缺席审判的部分，对模糊不清的历史细节加以补充，从而使更全面的历史观察和更公道的历史解释成为可能。综合全文来看，依据中国各种新旧史料，蒋廷黻讲了一个内容和一个观点：甲午战前十年，李鸿章和袁世凯强化对朝鲜的控制的经过；李—袁政策的形成，与日本将朝鲜视为未来战略争夺要地、以近代化为首要目标而暂缓对外侵略的整个国家发展策略，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甲午战争的起因，他主张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结论。(24)当然，这不是魁特论文的关注点所在。对魁特来说，重要的是论证近代化的日本，更值得美国信赖。

       近代化的日本：史料之外的价值观

       魁特不重视中国史料，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已有的结论已经满足了他在构建近代美国东亚外交关系史时的需要。魁特的亲日立场(25)决定了，他真诚相信“日本人总是在相信君子协定这一点上吃中国人的亏”。然而，贯穿于魁特论文的隐性前提还不止如此。导致魁特采取亲日立场的根本原因，是他衡量中日是非的标准乃是近代化。魁特在论文中说：“当主要与沿海居民有密切关系的《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以及那以后的若干年中，该条约没有对中国政府造成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时，在日本，经过几年论战，日本决定汲取西方文明所提供的养分，开始实施近代化，这使她成为东方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国家。她从西方观念中接受了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这与在中国仍然盛行的那一套相当不同。”(26)这种偏爱“近代化的日本”的情感倾向贯穿了魁特对整个甲午战前中日关系的描述。

       以魁特为代表的美国学界对中日这种判然有别的立场，在西方并不新鲜。实际上，从他的引述文献即可看出，他继承的不过是西方自20世纪初以来即大为流行的美化日本的论调。前文提到的《日本人论日本》就是一个典型。这本书由阿尔弗雷德·司代德(Alfred Stead)(27)约集当时日本各界杰出人士及各领域专家(28)分章撰写，编辑出版于1904年。而他编辑此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断革新、追求近代化、拥抱西式价值的国家，是世界历史上于最短时间内取得了最大进步的国家。他甚至认为，对亚洲、对世界而言，日本是唯一能够起到粘合整个亚洲作用的强大正面力量。而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西方人却还不够了解。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关于日本的研究书籍，都是来自西方人的二手货。为了让西方得到关于日本的准确认识，他决定编辑这样一本书，由日本人自己来讲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巨大变化。司代德甚至替日本人宣称，“尽管日本一直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成为东方不列颠，但这是一种和平的野心，目的是追求工业化和商贸利益，而非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29)

       司代德的立场及其编辑的《日本人笔下的日本》在学术界长期发挥着作用。魁特的论著即大量引用其中有贺长雄所撰的《外交》一节。不难想象，在主要以日本立场、中国以外的史料为基础构筑的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史论述中，对于中国立场、政策的描述和评价，是难以客观准确的。不同于现实中那些为日本摇旗呐喊的声音，此类披裹着历史研究外衣的看似客观中立、理性冷静的话语，所传达的信息和所起到的作用，更具隐秘性，也更有杀伤力。因此，在文章的开头，蒋廷黻含蓄地针对一战以来的西方学者，批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盲目维护日本，使学术独立求真的功能大打折扣：“过去六十年里，中日间冲突不断，偏见和感情会令学者戴上有色眼镜甚至变得盲目。……一种自然的情绪油然而生，不是维护中国就是维护日本。在历史研究的外衣下，在寻找为现实服务的历史之光的过程中，逐渐、巧妙地形成了一种宣传。世界大战对历史书写带来了影响，各国学者好像都应该发奋努力，防止战争思想这种毒药侵入到远东外交史这块领域。”(30)

       通过对中日外交事件的回顾，魁特认为，近代化的日本有着近代化的外交要求，而这种正当要求却被中国一再拒绝，尤其表现在中日韩三方关系中。在他看来，中国固守传统、抗拒近代化，造成在外交领域不肯放弃传统的宗主权，而妄图在朝鲜继续其影响力，因而与近代化了的日本对朝鲜提出合理的外交要求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他认为，自从中国促成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相继与日本、美国及欧洲强国签订条约后，中国所宣称的那种宗主权就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此后一切宗主式的行事乃至后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以扣留大院君为标志的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就是不可理喻的。(31)

       早在魁特如此提出之前，蒋廷黻在其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朝鲜与他国外交关系的改变，并未影响到中国在处理对朝事务时的传统心态。这个传统就是中国的宗藩观念。而日本据以冲击中朝传统关系的武器，是“近代的国际公法之宗藩观念”，亦即事实上的保护与依附的关系。(32)两种观念格格不入，导致“我们的体制一再破坏我们的外交”(33)。在对待传统体制问题上，“日本的立场合乎时潮，我们的则不合。”(34)也就是说，在蒋廷黻看来，从传统宗藩观念角度而言，中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并不依该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中国用这种观念和心态去处理近代中朝关系，是不合时宜的。

       但在这篇英文论文中，蒋将重点放在向西方学界解释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对日本之“进步”与中国之“不合时宜”，则没有集中明确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的藩属体制是一种类似“国际家庭”的松散联合：

       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十分特别。在法律和仪式上，几乎看不到征服的影子。朝鲜国王从北京得到登基的授权；每年都派人进贡。中国皇帝继任及死亡时，朝鲜必须派使参加。中国使者去朝鲜时，朝鲜国王要向他磕头。在藩属国发生国内麻烦或者受外国侵犯时，宗主国有义务加以援助。除此以外，朝鲜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这样一种关系与在西方生长起来的国际国家体系是不相符的。中国与她的朝贡国形成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中国是老大哥，而其他人都是小弟。(35)

       蒋廷黻在向英语世界解释和定义宗藩体制时，强调中西国际国家体系之不同，将中国与藩属喻为地位不同的家庭成员，显然是针对英语学者的对华认识而发。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为自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百般自辩(36)。在若干学者和政府的努力下，日本不仅一时成功地蒙蔽了国际社会的视听，并且还置中国于野蛮落后、不求上进、腐朽无望的国家形象之中。诚然，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并未立即猛醒，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落后于日本。但是，日本自我宣扬的深刻了解和自觉遵循国际法，乃是表面文章，不过是掩盖侵略实质的构思巧妙的手段。蒋廷黻透过描绘中日外交的具体过程，向西方学界传达了对事实的另一种观察方法：虽然中国学习国际法知识稍慢，更由于传统体制和思想的影响，在日本老谋深算的外交攻势之中，常常有看似不可理喻的举动和失误，但是，中国人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却是透彻的，愿意向西方学习、愿意采纳新的外交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在该文中，蒋廷黻特意翻译了李鸿章和森有礼之间的对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一晚，盛大的晚宴上，酒过三巡，森有礼同李鸿章讲了一番激情洋溢又饶有趣味的话。先是李鸿章询问森有礼在北京的经历，他的年纪，所受的教育以及对学习西方的看法。随后，两个人谈到了西方对东方的压迫。李鸿章认为，在面对欧洲势力时，东方各民族应和平、和谐。这时，森有礼迸发了：在我看来，条约这东西是靠不住的。

       李：各民族间的和平要靠条约。你怎么能说是靠不住的呢？

       森：条约只是针对寻常的商贸关系而言。但伟大的民族计划是根据相对的民族实力做出的，而不是根据条约做出的。

       李：这是旁门左道。依靠实力，违反条约，为国际法所不容。

       森：国际法也是无用的。

       李：(指着一杯酒说)和平是一种精神；条约就是用来装这种精神的东西。人心就像这酒，酒杯使它不会无边无际。

       森：和平的精神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之中。一个杯子怎么能限定它呢？(37)

       这段话从侧面反驳了魁特等人所持的“日本崇尚国际法的精神、处处遵循国际法”的观点。比如魁特曾在《中日早期外交关系》中说：“日本帝国政府一成立，就寻求与她的强邻、老主子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日本提出要签订条约，而中国，带着老大帝国对弱小邻国的傲慢，同意承认该条约。对条约的重要性有更好理解的日本人，并未对中国要求什么特殊权利。”(38)假如仅听日本的一面之词，日本当然处处有理。可是一旦让世界听一听她在中国面前的真心流露，孰是孰非，则不言自明了。

       魁特的回应及甲午战争起因研究的后续

       蒋廷黻的英文论文首先引起了美国国际法学界的关注。该文发表三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国际法学报》(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期刊文献列表之中(39)。魁特也立刻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40)采纳了很多文中提供的史料。对蒋廷黻研究中国外交史必须运用中国史料的观点，魁特表示接受。他说：“很明显，美国人的报告可以由中国，日本，俄国，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档案加以补充……其中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41)魁特认为蒋廷黻该文在这方面很有价值：“蒋文主要运用中国出版的档案，尤其是有关李鸿章的文件，从而填补了西方记录所留下的某些重要空白。”(42)

       可是，对蒋廷黻的研究，除采纳部分资料外，魁特却仅据自己的需要接受了蒋廷黻的部分观点。他觉得蒋文最重要的贡献是那些能证明日本并非承担战争责任的唯一过错方有关的资料。“从表面上看，蒋文关于甲午战争起因的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由他自己做出的，而是隐藏于对另一个事件的表述中。”这个表述就是中国扣留大院君后，大院君对中国官员的谈话。大院君曾在1885年向李鸿章建议往朝鲜派一个类似太上皇的管理人，现在的朝鲜国王和王妃均要听其指挥，魁特认为“这解释了随后十年在朝鲜所发生的一切”，“解答了任何一位美国公使都未能解答的疑惑。假如早在1885年就知道这回事的话，日本很可能在1894年之前就会跟中国摊牌。”(43)第二条根据就是蒋廷黻的总结，蒋廷黻认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在甲午战前在朝鲜所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而错误的根源在于“中国与朝鲜之间那种传统关系在现代已经不合时宜了。”(44)因此魁特依然坚持认为，“需要质疑的不是过去在明清时期长久存在的那种旧依附关系，而是这种直接干涉内政与外交的新政策。这一政策由李鸿章开创于1885年，由他的门徒袁世凯执行于1885-1894年。引起中日间战争的正是这一新政策，而并不是日本想要破坏旧秩序的某种企图。”(45)

       而对蒋廷黻关于宗藩体制的解释，魁特也并不接受。在他看来，蒋廷黻与其他人都坚持说，按照传统宗藩思维，中国有义务帮助自己的藩属国，可是，“与西方的保护理论不同，中国的藩属理论中，宗主国对藩属国的行为不负责任，也不对藩属国提供保护。”(46)显然，魁特不同意以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思路来解释甲午前中朝关系的演变。换言之，作为现实政策制定的一种借鉴，近代化是一条价值标准，历史主义的态度是不重要的。

       魁特所代表的美国外交史学界关于中日甲午战争起源的看法，实际上是20世纪初以来，受日本的国际舆论宣传所影响的亲日立场在学术界的表现。因此，蒋廷黻所针对的亦是发源于日本、播及于世界、影响于美国的特定思潮。蒋廷黻对日本的这种舆论操控十分警觉。在关注东三省问题并于皇姑屯事件后实地访问过东三省后，1929年夏，他花半年时间去考察了日本的中国研究情况。通过观察，他认为日本的资料我们一定要去掌握，而日本人的史学研究思想，则可谓落后，在这方面，要发挥中国人所占有的优势。(47)因此，尽管他关于甲午的研究，在1932年前，除比较零碎的中文表述外，只有针对魁特的这篇长篇论文，但他真正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美国学界。可以说，从形式上看，这篇英文论文是在与美国学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与世界范围内受到日本宣传误导的国际舆论对话。在甲午研究上，以及在整个中日关系研究上，中国的真正对手还是日本。

       尽管蒋廷黻掌握了中国的史料，但却缺乏日本史料作为旁证。为弥补这一缺陷，蒋廷黻命学生王信忠(48)到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指示他尽量利用东洋文库以充实资料。在王信忠借助日文材料修改其硕士论文的过程中，蒋廷黻又在“史料之搜集鉴别”、“史实之叙述解释”、“政策之演变”、“情势之推移”等方面，对他“一一详加指导纠正”(49)。1936年，在日本潜心钻研两年之后，王信忠从“近代中日外交关系”研究课题下，以优秀的学业成绩毕业回国，(50)而他修改成熟的著作《甲午战前之外交背景》于1937年4月出版。

       王信忠此著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不仅填补了中国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51)，并且，与同时期诞生的日本同类著作(52)相比，其研究水准更胜一筹(53)。在这一研究上，取得了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成就，亦在与日本学界的无形竞赛中，为中国学术赢得了一席之地。戚其章认为，王信忠“独具只眼”，“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54)从观点上看，王信忠亦有重大推进。蒋廷黻在对魁特所发的论文中着重强调：战前十年，日本出于将来的侵略需要在朝鲜奉行了怂恿中国的政策，此亦应视为甲午的重要起因(55)；日本的主战与主和两派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侵略，而在于何时侵略以及如何能够从侵略中获得最大利益。王信忠广泛阅读反映其侵略思想演变发展的日文史料，更进一步指出，不仅在战前十年，并且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政府推行的就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政策，其在朝鲜的或退或进，不可以短期或局部视角视之，而应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将其视为对外扩张战略的不同时期的表现。戚其章认为，通过王信忠的“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56)

       回顾蒋廷黻与魁特的学术交锋，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再次提出。一是蒋廷黻之所以能够发出重视中国史料的呼声，是因为他不仅信奉西方的科学方法，更从科学方法的内在逻辑中，找到了寻求民族平等的可能通道。借由甲午战争研究方面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实际上提出了民族平等在东亚史研究中是必须尊重的普世性原则。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时期在科学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二是近代化史观在民族史学成长过程中的双刃剑特性。近代化史观强调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拥抱现代化，对发展民族经济、培育国家实力而言，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当近代化不仅仅是一种方式选择，而且是用以判断国家行为的正当性的标准时，这一名词就变得充满了意识形态性。由于坚信近代化所具有的价值，蒋廷黻在采纳中方材料，展现历史的更多面相之时，也在逻辑前提上，陷入无法与魁特所本进行清楚切割的困境。他一方面希望，中国特殊的传统外交心理与体系得到西方学者的理解(57)，而另一方面，魁特所依仗的“近代化的日本”，似乎成了蒋廷黻攻而不破的一道屏障。而魁特所代表的那部分美国中国学也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近代化的价值偏爱，因此，一旦将以近代化为线索的中国近代史放到国际学术竞争的环境中去就会发现，“近代化”本身，既是当时的舆论氛围，也是近代史叙述中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

       此文发表之后，对魁特的回应，蒋廷黻没有再做跟进，但他在甲午起因方面的见解在其学生的后续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到1938年写作宣扬近代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时，蒋廷黻将他的上述观点隐含于事实叙述当中，刻画出甲午战前，中国在日本侵略压力下所作出的军事与外交抉择过程，而未再过分强调李—袁政策的不合理性。而甲午作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关键一役，被嵌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近代化”这一主线中，更凸显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改革迟滞所带来的历史后果。因此，尽管蒋廷黻立足于民族，开创性地将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并且向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提出了研究准则的普世性这一问题，但是，在具有更本质性意义的近代化问题上，却可以说尚未提出能够据以反击日本侵略借口的有力证据。这是他在与魁特的论争中仅能在公平运用史料上赢得尊重，而未能脱出近代化的设定主题去抢占正义制高点的根本原因。

①魁特于1910年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受到校长乔丹的影响，认为亚洲势必在未来的世界事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斯坦福占据地利，理应成为东亚研究的桥头堡，因而投入了这一研究领域。他先是研究澳大利亚，随后扩展到日本、中国。1912年、1922年和1936年，曾三次前往东亚和澳大利亚。从1912年起，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东亚研究的文章，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1922年被选举为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海岸分会主席。1922-1929年，出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主任。参见http://historicalsociety.stanford.edu/pdfmem/TreatP.pdf。阅读时间2014年3月1日。

②该著出版后反响很大，Harold J.Noble,Frederic H.Soward,Harold S.Quigley,Charles C.Tansill,Tyler Dennett,Norman MacKenzie,W.W.McLaren等学者先后为该著撰写了书评。Tyler Dennett认为，该著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方法的原创性，“在外交史研究领域开创出一条极富意义的新路”；二是所使用的史料几乎是全新的，没有其他学者能够提供如此细节丰富的叙述。(Tyler Dennett,Review,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8,No.2(Jun.,1933),pp.262-263.)其他学者评价说，该著“周密详尽”(Norman MacKenzie,Review,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2,No.5(Sep.,1933),p.695.)；不易读懂，但仍然是这一时期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Frederic H.Soward,Review,Pacific Affairs,Vol.6,No.2/3(Feb.-Mar.,1933),p.116.)；完全符合已被接受的研究准则，是一部“杰作”(W.W.McLaren,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9,No.1(Oct.,1933),p.147.)。魁特该著第二卷主要论述日本修订条约的过程与甲午战争外交史，尽管这一部分在当时就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他的亲日和仇外的立场常常打败了他自己”(W.W.McLaren,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9,No.1(Oct.,1933),p.149.)，以及“三国干涉还辽的部分应该提出来单独成文，因为这一部分与欧洲以及当今的满洲形势都存在密切关联”(Tyler Dennett,Review,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8,No.2(Jun.,1933),p.264.)，但是评论者们几乎没有针对魁特对中国的立场进行评价。

③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年12月18日。

⑤蒋廷黻：《评R.Stanley McCordock著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1894-1900》，《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1932年。

⑥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1.

⑦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2.

⑧该文为：China，England and Russia in 1860，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Vol.3.No.1,1929。所用的三份档案分别为：《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参赞大臣法福礼奏据俄官员建议请攻印度牵制英兵摺》、《扎拉芬泰等又奏再论迳攻印度似俄人及廓尔喀均可收为我用片》、《扎拉芬泰等又奏下届应交俄茶如有争论请由此次备茶酌补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册第47卷，第1782—1787页。

⑨该刊为创始于1926年的中华政治学会会刊，英文刊，定位为较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蒋廷黻于1931年4月到1934年8月任该刊主编。将其英文论文发表在此，既与其主编职责有关，亦符合该会研究外交学的宗旨。参见孙宏云《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4—286页。

⑩这些论文有：Origins of the Tsiungli Yamen; Bismarck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o China；The Secret Plan of 1858; 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After the Treaty of Nank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hong of Canton,1839.

(11)参见T.F.Tsiang,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1836-49,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No.4,December 1931.

(12)T.F.Tsiang,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1836-49,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No.4,December 1931,p.578.

(13)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11月版，第1页。

(14)Payson J.Treat,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Mar.,1932),p.19.

(15)T.F.J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p.5.

(16)《奕等奏已允日本定约摺》，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第3158页。

(17)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10.

(18)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p.13—14.

(19)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12.

(20)Payson J.Treat,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Mar.,1932),p.20.

(21)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p.28—29.

(22)Payson J.Treat,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853-1895,Vol.1 p.553.

(23)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p.24—25.

(24)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pp.1—106.

(25)魁特的亲日立场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同样明显。“1930年代，他致力于平静那些慷慨激昂的情绪，力图使他的美国同胞理解日本，在东亚，日本处于那样一个位置，有它必须考虑的目标和雄心。正因为他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提升美日关系，日本天皇于1935年授予他三等瑞宝章。”参见http://historicalsociety.stanford.edu/pdfmem/TreatP，pdf。阅读时间2014年3月1日。

(26)Payson J.Treat,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Mar.,1932),pp.18—19.

(27)未能检索到关于司代德的信息。但他很有可能是受雇于明治政府的技术顾问。20世纪早期，明治政府从欧洲雇佣了一批技术顾问，这些人有机会和有可能观察、介绍日本情况。据石塚裕通《日本资本主义成立之研究》，1868-1875年间日本工部省聘用外籍专家580名；三枝博音在其所著《近代日本产业技术的西欧》中说，从1860年到1914年，日本聘请的外籍专家，单有姓名可考的，就在一千一百人以上。见汪向荣《明治维新后日本是怎样学西方的》，《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

(28)其中包括政治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三宫义胤、金子坚太郎、大山岩、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

(29)Alfred Stead,Japan by the Japanese,London,1904.pp.1—5.

(30)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1.

(31)Payson J.Treat,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Mar.,1932),p.31.

(32)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第365页。

(33)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第65页。

(34)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第365页。

(35)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 p.55.

(36)甲午战后，日本立即涌现多部从国际法角度来解释战争起因的著作，而且其中有些著作设定的听众正是国际社会。如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乃先以法文在巴黎出版，高桥作卫的《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是用英文撰写，在英国出版，还求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胡兰德(T.E.Holland)亲自为之作序。“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7)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pp.58—59.蒋廷黻对原话稍有改写，为保持蒋氏表达原貌，由英文译出。原文见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4卷，收入沈云龙编《近代和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8—2949页。

(38)Payson J.Treat,Earl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No.1(Mar.,1932),p.19.

(39)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7,No.3(Jul.,1933),pp.604—605.

(40)如《中国与朝鲜(1885-1894)》(China and Korea,1885-1894,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9,No.4(Dec.,1934),pp.506—543.)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The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Jun.,1939),pp.149—157.)

(41)Payson J.Treat,China and Korea,1885-1894,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9,No.4(Dec.,1934),p.506.

(42)Payson J.Treat,The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Jun.,1939),p.155.

(43)Payson J.Treat,The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Jun.,1939),p.155.

(44)Payson J.Treat,The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Jun.,1939),p.156.

(45)Payson J.Treat,China and Korea,1885-1894,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9,No.4(Dec.,1934),p.510.

(46)Payson J.Treat,China and Korea,1885-1894,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49,No.4(Dec.,1934)p.511.

(47)蒋廷黻：《游日见闻》，《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0年9月26日。

(48)王信忠(1908-？)，笔名王迅中，江苏南通人。192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21届师范本科，1927年7月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后入研究生院，专攻日本史、中日外交史。1934年毕业后，由清华大学公费派遣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193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次年升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中日外交史。1943年8月10日由重庆赴美研究，定居美国。1952年后，留日经商。

(49)王信忠：《甲午战前之外交背景·序言》，国立清华大学丛刊，1937年，第1页。

(50)《推荐邵循正王信忠为历史系教师，附履历》，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08.

(51)三十年代以前，只有关于甲午战争史料的汇编和几种很不全面的甲午战史；三十年代，市面上只有王锺麒著《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1932-1934)和吴兆铭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34)这样三种研究甲午战争的著作及资料汇编。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第149—150页。

(52)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出现了两本立论公允、材料详实的著作，一为田保桥洁《〈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一本是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田保桥洁之书写成于1930年，在日本非公开出版，却极受欢迎，不胫而走，1932年被译成中文出版，题目改为《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而信夫清三郎的书初版于1934年，在日很快被禁，后修改为《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版。

(53)从史料来看，据笔者统计，中文方面，田保桥洁仅参考了《李文忠公全书》、《中东战纪本末》等两三种，时《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尚未出版。1932年来，这两种中文史料相继出版，信夫清三郎在田保桥洁所用史料基础上，添加了这两种新出史料。而王信忠所使用的中文资料，包括这新出的两种史料在内，总共有36种。日文及西文资料而言，王信忠共参考了西文书籍20种，日文85种，亦毫不逊色于日本学者。

(54)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第153页。

(55)T.F.Tsiang,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April 1933,p.106.

(56)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第153页。

(57)关于中国宗藩体制的解释，无疑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尝试，然而他的看法却并未以中文在中国学界公开宣扬，因而少有人知。然而，该文在外交史、政治史研究学者中影响较大。如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时昭瀛，后来在评价蒋氏学生邵循正在《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关于宗藩体制的论述时就说，其师蒋廷黻关于“国际家庭”的论述十分允当。见时昭瀛《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4期，第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