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清代北美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

郭卫东

内容提要：北美皮毛对华商路的开拓者是英国人，美国随后介入。美、英皮毛输华量在1801年达到顶点；两相比较，早期，英国占有优势地位，略后，美国反超。中国人原先穿用皮种多为陆地动物，而北美输华的主要是海洋动物皮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一般的国际贸易多为资源性经营，但人类的过量捕杀势必造成珍贵动物资源濒于灭绝。这是18和19世纪之交的国际皮毛贸易由盛转衰留下的深刻教训。

关 键 词：皮毛 贸易 北美 清代

   北美皮毛对华商路的开拓者是英国人，具体年份说法不一。据说，1742年，在白令海峡失事船只的船员曾杀死海獭充当食品，带了千张獭皮到亚洲，被华商高价购买。但此交易未必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又有记述：1776年后随同英国著名探险家库克船长(Capt.Cook)的水手们在“西北海岸”(Northwest Coast——泛指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及加拿大西岸等太平洋沿岸地区)捡到一些海獭皮，“到广州时将它们出卖，获得一笔数目惊人的价款，这事使他们感到很惊奇。”①较确切的说法是：1779年，英国两艘探险船“坚定号”(Resolution)和“发现号”(Discovery)由西北海岸驶抵广州，揭开北美至广州海运皮毛贸易的序幕；1785年，英国人汉纳(James Hanna)率船开启了西北海岸与广州间皮毛交易的首次商业航行②；178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两船从北美运来兽皮，以5万元售给广州行商石琼官③。年份上众说纷纭，国别的指认却不约而同——英国人。

   继英国人之后，刚刚建国的美国人也介入此项贸易，曾随库克船长探险的黎亚德(John Ledyard)在1782年返美后，遍告多地商人，在“西北海岸”以6便士购得的一件海獭皮在广州可以卖得100美金。对此，人们将信将疑。但随后的实践部分证实了他的说法。1784年2月22日，美国第一艘来华航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放洋，8月28日到达广州黄埔。该船运入的货物有人参、羽纱、棉花等，还有毛皮2600张，售得银子约5000两④。此次试航表明外国毛皮在中国具有市场，只是售价远不如黎亚德宣称的价码。

   1785年，恰克图闭市，由于缺少了另一皮货输华大国——俄罗斯的竞争，广州皮货市场呈现替代性繁荣。在1788年之后的四五年间，毛皮价格攀升了20%⑤。1791年，除了英国船运来海獭、海狸、狐狸和兔等皮品外，另有普鲁士船“诺特卡号”(Nootks)运来海豹皮9616张，这是较早在皮货市场上出现的新品种，这一新品在未来的贸易中将成大宗。皮毛贸易也有了更多国家的介入。但好景不长，这年的3月13日，负责专营的广州行商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员会：中国与俄国交恶，故禁止输入海獭皮，因为中方怀疑这些皮张“是从俄罗斯人那里购来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意在打击俄国，却连带了所有西方国家，英船“亚尔古号”(Argonaut)“载有很多海獭皮，但由于最近的禁令而无法售出”。还有悬挂西班牙旗的英国私商船“皇家公主号”(Princess Royal)“运来约3000张海獭皮，经过很大困难，中国人才答应将它存入该处的税馆，由官员将其封存，等候皇帝的决定。”⑥因为各类皮的混装是那时来华商船的通例，中方又不可能分类核查，所以皮品的禁令虽然是獭皮，实际却牵连其他皮种，有英国船在圣保罗岛(Island of St.Paut)和纽约获得海豹皮8000张，“下碇澳门，并企图驶入黄埔”，被拦阻。皮毛贸易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利器。不过，禁令实施时间不长，1792年便取消。贸易即时恢复，并报复性地开展起来，该年度，英国船运入兔皮195650张，每张售价2钱，售得银39130两；海狸皮68856张，每张4两，售得银275424两；海獭皮8314张，每张10元，售得83140(元)。美国也运入兔皮60288张，海狸皮1974张，海獭皮5425张，海豹皮24000张⑦。北美对华皮毛贸易蓬勃发展，因为有利可图，迅速出现了很多经营单位，形成了多个对华贸易港，诸多公司的“船只由撒冷、波士顿、斯通宁顿、哈得福、新伦敦、新港、纽约、菲列得尔菲亚出发，照例是由许多人出资的。”⑧

   陡然增长的皮毛货品使得中国市场吃不消，1793年，“伦敦运来发票价值12075镑的毛皮，现款交易者出价不超过20000元；后来有一位行商出价22300元，条件是按本季合约价格以色种茶作价款；按主要成本计，亏损达56%。”这发出了一个信号，说明供求失衡，因为当年黄河沿岸水灾，影响了毛皮的内地销售，进而牵动进口皮毛在广州市场滞销。鉴于此情，东印度公司驻穗“委员会通知董事部，毛皮已大量过剩，1793年的状况就可以证明”。但西商对此警告并不在意，1794年的输华量仍然不少，美国船运来上等毛皮43770张，英国船运来上等毛皮62790张和兔皮262095张⑨。市场法则是不容违背的铁律，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降，“海豹皮充斥于广州市场，因而使价格跌到无利可图的地步。”⑩市场之手的逆转不可改易，从1795年开始，皮毛输华量连续几年减少，在低位徘徊。1796年，东印度公司船从伦敦运来5149张，另一艘从美洲西北海岸来的单桅船运来2400张，请注意，英国运皮张入华的已经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行为，而是“私人吨位”；美国船运来19846张。次年的情况也不好，多集中于毛色不佳皮块较小的兔皮(11)。

   经过几年的消化，到1798年，贸易恢复上升势头，美国入华优质毛皮首次超过十万张的水平。1800年，美国输华皮毛更有巨量增长，一举突破40万张的量级，运来优质毛皮411167张，其中仅海豹皮就有387304张。完全摆脱了前几年的颓势，海豹皮也渐被中国人认可，成为高级皮草，需求量增大。这一时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并驾齐驱，成为皮毛输华的双轮驱动。要知道，此间输华的英国人的优质皮毛(兔皮等除外)也多来自北美。1801年，美国船运来优质毛皮444087张，英国运来42650张，至于兔皮，英船运来80364张。广州市场价格：海豹皮每百张为80元，海狸皮每张6元，海獭皮每张22元(12)。此乃北美皮毛输华的鼎盛年份。

   1805年，俄国运来广州口岸各种毛皮约15万张。除了传统的恰克图等北方市场外，俄罗斯极力向中国南方市场渗透，企图介入先前由西欧、北美国家控制的广州市场，加剧多国纷争的局面。但此举未能成功，俄国的试探当即遭到中国广州当局和英、美等国的联合抵制。这年“美国与广州的贸易有新的发展”，表现在美洲西北海岸成为皮毛的重要产地；另从南太平洋运来一些海豹皮(13)。由此一来，美国的皮毛来源地延伸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诸多海岸。1807年，美国船运来海豹皮230670张，英国没有；其他优质毛皮，美国19735张，英国1136张，英国还运来20150张兔皮。除了兔皮以外，英国运入的皮张大幅减少，特别是缺乏海洋动物的皮毛，隐显英国在北美受到美国的挤压。以后几年的情况延续这一趋势。1808年，美国船运来海豹皮35486张，海獭皮3000张；英国船运来狐皮400张和兔皮7000张，这些陆地动物皮应该主要产自英国本土。1810年，美国船运来海豹皮27764张，英国船运来狐皮等4440张和兔皮46850张。1811年，英国一度恢复海豹皮的输华，但不稳定，这年，美国船运来海豹皮330315张，英国运来海豹皮1400张，另有兔皮5690张(14)。

   观此统计可以看出，英、美两国为北美皮毛输华最重要的国家，在统计时段的20年时间内，总计向中国出口毛皮近500万张。是时还有一个俄国，但其主要是中国北方市场的陆路贸易，皮毛的来源地也有不同。除此三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无非都是些小打小闹、零星输送的配角。从历时动态分析，皮毛输华量在1795年短暂下滑之后，逐步走高，到1801年达到顶点，美、英两国相加为567101皮张，此乃空前绝后的数字，之所以是空前，是因为此数超迈此前的任何年份，经过数年的市场培育，中国对外来皮货的容纳有了大量扩展，中国人对海洋动物皮毛的认知度有了大幅提升，外贸皮毛对中国内地的营销渠道大为通畅，此前出现的市场难以消化的现象不再，说实话，面对时有四亿人口的偌大中国市场，区区50多万张的毛皮年输入量，实在算不得什么。之所以是绝后，是因为从这年的高点之后，北美皮毛的输华量缓慢下坠，这不能归因于中国市场，而是由于外方货源的渐趋萎缩。从英、美两国的数据比较分析，在1799年之前，是英国占有优势地位，步入19世纪后，美国大幅反超；整个统计时段，美国的皮毛输华量超过英国一倍有余，这主要是地缘地理方面的因素，英国的海獭、海豹等皮毛主要来自北美，跨洲越洋，距离较远，辗转来华，成本居高；而美国近水楼台，得地利之便，且出口的多为优质皮，海洋动物皮占多；而英国则次等皮较多，陆地动物皮(特别是兔皮等)不少。相比之下，美国货品的低成本高质素自然具有竞争力。

   皮毛的洲际贩运，全程充满凶险，有“无法无天的叛变者所造成的危险”；至于猎捕地和途中遇到的“土人所造成的危险则更甚”；还有海上“失事的危险”，那时的海船多不能抵御飓风大浪，例如1797年前往西北海岸的“鹦鹉螺号”，因遭风浪袭击，多次改变航向，未能抵达目的地。而对国际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国际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美国恢复“私掠默许状”，美船在东亚海面捕获英船后，将战利品运往中国销售。海上力量远更强大的英国的反制措施更加严厉，美船“猎人号”从广州黄埔启碇后，即被英国战船捕获。中国当局要求释船，英方申辩捕获行动“是在中国管辖权之外，所以复称，美国与大不列颠之间存在战争状态”，遂将美船押往“圣乔治要塞海军法庭受理”(15)。战争对美国输华皮毛生意产生重大影响，1813年，美国船的来华商道被完全拦截，英国人遂独占了广州市场。第二年，战争消歇，贸易始得恢复，美国船运来海豹皮58225张，其他毛皮13168张；英国船运来海豹皮4639张，其他优质毛皮41486张。1815年，美国船运来海豹皮68189张，其他毛皮46937张；英国船运来海豹皮4214张，其他毛皮24896张(16)。战争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战后的皮毛运入量比战前减少一半多。

   嗣后，因为资源败坏，皮毛输华更是急剧衰减。1817年，美国毛皮入华销售所得250000元，其他国家竟然未见销售。届1819年，先前的运送大户英国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毛皮入华。1820年，英国输华毛皮略有恢复，也只是售得微不足道的3900元(17)。索性，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退出此项贸易，转由英国散商承接，皮张输华量也从1825年之后始终处在5位数的低位，1829年，散商运入皮毛价值7660元；1830年，运入皮毛价值6650元(18)。以后的市道愈发不振。

   中国市场委实太大，随着对华皮毛贸易的发展，也搅动着国际皮毛市场发生若干显著变化。

   经销国的变化。中国人较早就关注到外域皮毛，但主要是周边近地。明人张燮记述，柬埔寨产“獭皮”，大泥(今马来半岛中部之北大年)、交趾(今越南)亦有出产。所指主要是近邻国，并局限于獭皮等品种(19)。洲际远洋皮毛贸易的兴盛得益于北美皮毛产地的崛起，北美国际皮毛贸易的经营者最初是法国人，16世纪，欧洲的毛皮业迅速发展，戴海狸皮帽蔚然时尚。很快，西欧的海狸被捕杀灭绝。法国帽商转向北美寻求更加廉价的毛皮，到16世纪末，魁北克地区的萨格奈河(Saguenay)下游已成为毛皮贸易中心，欧洲的商船在这里停泊(20)。只不过，法国皮毛贸易的销售地主要是西欧，未及中国。向中国规模化出口皮毛最早的应该是俄国人，俄罗斯北部盛产狐鼠貂獭，又近临中国，于是乎，“这方面的开路先锋是俄国人”(21)。俄国商队早在《尼布楚条约》签署前就已来华贸易，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皮毛贸易成为“合法”，此后很长时间，恰克图成为中俄皮毛贸易的主要口岸。俄国人甚至还把毛皮“从西伯利亚运到北京”(22)。如果说，皮毛对华陆路贸易的发起者是俄国人，那么，皮毛对华海路贸易的开创者则是英国人，特别是广州皮毛市场的开辟。但英国人同法国人一样，皮毛来源主要的不是欧洲本土，而是遥远的北美，从事北美皮毛的转手倒卖，英国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家名副其实的“英国西北毛皮公司”，该公司的“毛皮常常经由纽约和菲列得尔菲亚运到广州市场上”(23)。正因为此，清人指认英国的皮货是辗转腾挪，“多从商舶采自远洋”(24)。这一认知是正确的。有欧洲人树立的榜样，美国甫一建国，便知道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皮毛需求市场，更由于美国的国土就在北美，岂能对此天时地利人和的紧俏货品拱手相让？继“中国皇后号”输华皮毛大获成功后，运送皮毛的美船纷至沓来，1785年，“一万三千件皮货送到纽约之后，又由一艘双桅方帆船‘艾利奥诺拉号’运往加尔各答和广州。在1790年，新港的艾利亚·奥斯丁由于听到这次航行的消息，他装载了两船货开往福克兰群岛和南佐治亚岛去了。其中之一载着皮货向广州出发，经过三年之后，才取道好望角回到美国。”(25)美国人参与后，迅速成为对华皮毛贸易的最大经销国，“其地产皮”遂成国人对美国的最初印象(26)。经销国的变化也反映出国势强弱的替代转移和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

   市场的变化。若说法国人对北美皮毛的开拓市场是欧洲，那么，后来居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将中国作为皮毛的重要运销地，国际皮毛市场的重心因此从欧洲转到中国。市场竞争有时很惨烈，“1804年，美国的海豹猎取者与在澳洲的英国人发生冲突，这样的事件，一年之内在那里就曾经发生过三次。”(27)至于中国国内的皮毛市场也有变化，即从北方到南方的拓展，北方外贸皮毛市场的霸主是俄国人，南方外贸皮毛市场的主导者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但俄国人却不以此南北既成格局为满足，1805年俄国船“希望号”(Nadejda)悄然到达广州，船上“载有一种到这个市场试销的皮毛”，暴露出俄人企图插足广州市场。中方对此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径严重不满，“皇帝陛下对俄国人另寻其他途径与中国人贸易，似乎表示惊愕与不快，因为他们已获准在边境的恰克图进行贸易，皇帝陛下的意图是要把他们今后严格限制在内陆贸易范围之内。”(28)也就是说，俄国人只能参与中国的内陆皮毛市场，海路市场则不许染指。

   产出地的变化。北美皮毛的产地最初集中在加拿大，但“当毛皮贸易的商路不断向北美大陆内部延伸时，运输与贮存毛皮的成本都不断增加，这就使欧洲人获取毛皮必须付出高额代价。为了获得较便宜的毛皮，商路不断向大陆内部延伸，印第安人也不遗余力地捕捉和猎杀动物，以至于在许多地区出产毛皮的动物不复存在。反过来，这种情况又进一步使商路推向大陆深处。”(29)继之，皮毛产地扩大到美国和其新领地，开辟了三个毛皮的供给地：一是西北海岸；再是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还有就是南美洲西部海岸的岛屿(30)。皮毛生意直接地刺激了美国“开疆拓土”的历程，1811年，阿斯特(J.J.Astor)“建立了阿斯特里亚(Astoria)要塞。但他在1814年又将这一地产卖给了西北公司，而且他自己的美国皮毛公司也从有争议的俄勒冈地区撤了回来，并控制了大平原和洛基山区的毛皮贸易”(31)。为了寻踪皮毛，美国人进入哥伦比亚河，还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海岸，甚至远赴夏威夷，美国商船的踪迹几乎遍历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广大范围。李定一先生如是评断：“早期中美贸易，是促成美国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美国从偏居北美大西洋之一隅，于短短数十年间，便俨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雄踞两大洋岸，更进而发展成为太平洋上的大帝国(1898年)。分析造成美国这种局面的原因，如果说它主要是受中美贸易之赐，亦非过分。”(32)列为美国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或许还不能说，但视之为重要因素则是可以肯定的。皮货贸易还引出了其他货品的对华贸易，比如，美国人在寻找皮毛的时候，发现了檀香木在中国也有很大市场，“从这些报告似可断言，最初载运檀香去广州的美国船就是从事皮货贸易的那些船，而且檀香也就是他们发现的，是当他们按照他们的惯例在夏威夷岛上停留的时候发现的”，“檀香的贸易与皮货的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运檀香去广州的船只，最初是出航猎取海豹的。”(33)商品具有连带性，由此及彼，每每带出新货品，另辟新货源。

   皮毛品种的变化。中国人原先熟悉的皮种多为陆地产，诸如虎、狐、羊、兔等，尤以獭皮、貂皮等珍贵。皮毛也作为藩属国的指定贡品，崇德元年，后金大军攻陷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室后妃及王子等。翌年，朝鲜仁祖请降，签城下之盟，盟约出自皇太极之手，其中规定朝鲜每年进贡一次，方物包括豹皮百张、鹿皮百张、水獭皮400张等(34)。同样，珍皮也作为清廷的国礼赏赐，雍正三年，意大利使节来华，中方给其国王的“赐物”中便有“貂皮”(35)。獭皮也是优品，不过，中国人原先所认知的主要是旱獭特别是水獭，《埤雅》曰：水獭“似狐而小，青黑色，肤如伏翼……今人集其皮为裘”(36)；清人屈大均也述：“水獭，一名猵獭，类青狐而小，喙尖足骈，能知水信高下为穴。……《淮南子》云：畜池鱼者必去猵獭。”(37)而西方人输华的主要是与水獭小有区别的海獭及其他海洋动物皮毛，“海豹皮和海獭皮的需求最多。海獭皮的售价高达每张40元。海狸皮、狐狸皮和兔皮都有需求，但供应有限。”(38)相比起来，生活在海水中的海獭皮毛比生活在淡水和陆地中的獭皮毛更密实保暖，“海獭毛皮色光亮，质地柔软，密度为哺乳动物之最，每平方英寸的毛发达百万根”(39)，很受欢迎。美国人输华最早的便是海獭皮，在“西北海岸”，美国商人用一个铁项圈就可以向土著换3张海獭皮，在1817年以前的25年间，美国年均销往中国的海獭皮约14000张，年值350000美元(40)。海豹也使中国人开了眼界，1682年康熙巡行盛京，来自朝鲜半岛的几名朝鲜人敬献活海豹。康熙询问随驾的耶稣会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欧洲何书中记载这种‘鱼’？”南怀仁回答：在北京教会的“图书室中，有一册关于这种‘鱼’的写生画和说明的书籍”。皇帝立即命令将那本书寄来。于是从北京快递传书，“皇帝看到那书上的画和说明，同朝鲜送来的实物完全一样，大喜，命令将这种‘鱼’精心送到北京养治。”(41)海豹皮在华销路的打开纯属偶然，颇具传奇色彩。库克船长的水手们在西北海岸检到一些海豹皮，到广州尝试出卖，不期想，居然售出，价款不菲，使西人感到惊奇，也从中发现商机。参加这次航海的美国人黎亚德，回国后就热衷于利用这个发现来获利，他向波士顿、新伦敦、纽约的商人们接洽；还赴欧洲，到“皮毛之都”巴黎，试图得到赞助未果；又想穿过俄国，也未成功，在折回途中丧命(42)。又有说法：1787年，美国商船“国会号”(States)在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运回13000张皮货，本以为是海獭皮，在纽约检验后发现是海豹皮，遂以50美分一张的低价拋售。翌年，“爱林诺纳号”(Eleanora)将这批货运往广州，居然以买价的“10倍价格售出”，“美商极为鼓舞，大量采购”；1792年，有皮货商“在圣亚姆布罗斯弄到了一万一千张海豹皮”，同时发觉在福克兰群岛猎取海豹已有相当基础。实际上，最早经营海豹皮贸易的是俄国人，但美国人后来“主导”了此项交易。附带说明：“并非任何海豹都有价值，只有软毛海豹才是他们的目标。包括海狮在内的粗毛海豹毛皮则不够软滑，因此需求量也较少。”(43)品种的变换，说明西人的外销量大，中国的需求量更大，经过无节制的大肆猎捕，传统优品已经衰减到难以规模化提供的局面，于是造成皮张品种的转换和新品种的开发，海豹渐成输华皮货的大宗(详参下列数据比较)。“与西北海岸贸易关系极密切的是猎取海豹皮航运事业。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同样的动机，即为了获取皮毛供给中国市场的需要。”经营此业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商号“经常是由新伦敦(New London，属于康涅狄格州)、新港(New Haven)、斯通宁顿、纽约、菲列德尔菲亚(Philadelphia)、撒冷(Salem)出航，有时也从波士顿出航，他们的目的在于获取海豹皮”；经营也与前此主要是同土著之间以货易货的獭皮方式不一样，而是贩运者的直接捕杀，“这些航运的通常计划是，在福克兰群岛、马萨夫洛，或在某些海豹多的岛屿上度过一季或两季的时间，然后再开往广州，用他们的皮货去换取中国货物，然后取道好望角回国。一艘船经常往返航行几次，每次留下一部分水手在有海豹的岛上收集海豹皮，一直等到这艘船驶回该岛。”(44)

   税率的变化。皮毛为中国传统的进口货，很早就列入国家的关税名录。万历十七年明政府的税则标定：“獐皮每百张税银六分；獭皮每十张税银六分。”届万历四十三年时小有变化：“獭皮每十张税银五分二厘”(45)。至清代，粤海关的税则“皮张”条目下列有：“象皮、犀牛皮每百斤各税一两，山马匹、麂皮每百斤各税二钱六分，鹿皮、小花片獐皮每百斤各税二钱五分，银鼠皮、灰鼠皮、貉獾皮、獭皮每百张各税二钱四分，牛皮每百斤、兔皮每百张各税二钱，貂皮、虎皮、豹皮每张各税一钱，狐皮每张、小者每二张作一张，各税五分。”(46)品种增多，琳琅满目，与清人入关后服用皮草的风习大兴有关，也印证了那个时代皮品的丰沛。鸦片战争后，税率又有变动，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五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进口海獭皮(又称“海虎皮”和“海龙皮”)每条一两五钱；獭皮“每百条贰两”。可见海獭皮(Sea-otter)比一般陆生獭皮(Land-otter)的税率要高出不少。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按此税率执行。1858年11月8日，再签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还是此税率(47)。1902年8月29日中国和外国签订《续修增改各国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不见海狸皮的条目，前此大行其市的海豹皮也不见踪影，说明业已退市；而獭皮的税率上涨至每百张8两银(48)，佐证货源减少，货品稀罕，税费因应售价有了大幅抬升。除了正税，还有各种规费。18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送出一批皮毛，主要成本33515镑，交货成本35577镑，售得款却只等于27716镑。档册记载了购货者所付税额如下：每百张海獭皮在广州售得款2160两银子，税费却达到174.14两银子(包括：广州进口税141.5两，规费12两，广东转口税9.64两，广州至陕西税捐11两)，税费率达到8.062%还多。若是运到苏州就更高，广州至苏州税费为192.04两银子(包括：广州税捐和规费163.14两，赣州的规费5.9两，杭州的规费13两，广州至苏州的税捐10两)，也就是途经各地的税关均须收取规费，雁过拔毛，不一而足，税费率达到8.89%(49)。高成本低售价加上各种税费，这趟买卖只能是亏本。这是不常见的极端案例，一般对华皮毛贸易是能够赚钱的，但清政府的高税费也是事实。

   北美皮毛在华盛销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市场广阔。皮毛是人类最早的御寒蔽体的“服饰”之一，衣被众生，温暖人间，中国人自来便服用皮毛，葡萄牙人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在1580年完成的《游记》中描述北京集市上有大量的貂皮、鼬皮出售，使外人看得“目瞪口呆”(50)。皮毛在中国具有广泛销路还与满族入关并统治中国有关，其先前的居住地——兴安岭与辽河之间，“地处这样的自然环境，方圆67500里的满洲自然就是一个辽阔的高山地区了，其地形难以发展畜牧业，而茂密的山林却适合狩猎。”(51)满族对皮毛有传统的穿用习惯，入主中原后，更增强了关内人对皮毛的喜爱。一本1688年出版的西方人写的北京观察纪实这样写道：“京城的四千名官员从头到脚穿戴价值极其昂贵的紫貂皮，在皇宫正殿里朝贺天子。有钱人简直就是裹在裘皮里过日子，他们的鞋子、马鞍镶着毛皮，座椅有毛皮垫子，帐篷用毛皮做衬里。钱少一些的人用羔羊皮御寒，穷人穿老羊皮。”(52)衣貂服裘是上流社会的奢华享用，平民百姓也有自己的皮毛穿戴，皮毛成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的衣用，如此一来，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世界皮毛的大吸纳地也就不奇怪了。

   而在此时，国际主流商品交易市场也出现变局。进口皮毛主要是为了交换中国茶叶。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首宗。西方国家东来之际，多利用来自美洲的白银购茶。但银的开采毕竟有底限，到18世纪末，美洲银矿呈现衰落，进而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81至1800年是28261779盎司，到1821-1830年降至14807004盎司(53)。加上19世纪初美洲独立运动的开展，殖民地转身独立国，不再向昔日的宗主国供银。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交换，到19世纪初叶，几乎所有先前与中国有传统贸易关系的欧洲大陆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普鲁士、瑞士、瑞典等)都淡出了中国市场(54)。这当中，独有英、美等少数国家不同，对华贸易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大幅发展。其所以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找到了白银的替代品——洋参、鸦片、棉花等，皮毛在其中也居重要地位，用这些“新开发”物品来和中国进行交易。

   兹以美国为例：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说明中国茶叶在新大陆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1783年9月1日《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北美13州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羁绊，但新问题也伴随新国家的诞生接踵到来，战前美国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主要依赖英国，战后，纽带断裂，难题呈现：美人不可或缺的茶叶等如何运送经销？以何物来换购？解题之一便是中美皮毛贸易的应运而生。这也与美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起初，美国对华贸易处在摸索阶段，“中国只需要很少的人参，因此美国有一个时期似乎没有其他土产足以吸引中国人的爱好。然而，不出几年，便发觉它对于皮货、檀香和南洋的各种产品的需要。”如此这般地便演绎了一出皮毛流向中国，茶叶流向美国的贸易大剧。据估计，从1793至1807年，单从马萨夫洛岛就有350万张海豹皮被运到广州出售；而自1805至1834年，美商在输华的海豹皮上就获利350万美元以上；在整个毛皮贸易过程中，美商入华的毛皮价值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55)。

   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一般的国际贸易多为资源性经营，但依赖资源赚快钱的营生终究难以持久。皮毛生意亦如此，其赖以存在的疯狂猎杀基础上的野蛮增长很难长久维系。对华皮毛贸易在1800年后步入高峰，却好景不长，“西北皮毛贸易的全盛时期是在1808年以前的几年。在1808年以后，尽管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辟了新的园地，但贸易却开始衰落了。”原因所在，有国际竞争的影响，就是人与人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俄国人的侵入，盛极一时的西北海岸皮货贸易不多年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因为俄国人雇佣考地亚克印第安人猎捕，成本很低，“猎人的所得，除了打猎糊口之外，几无所得，所以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对手竞争”，到1826年，仅有一艘美国船开往西北海岸，“这种贸易已经过了它的繁荣时代，并且已经不再是和广州通商的重要因素了”。因为猎捕地在以前每每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被“发现”，属于不同国别不同公司的“猎人们”蜂拥而至，“相互竞争的船公司在猎海豹的群岛上想必常常发生纠纷。1802年在马萨夫洛有200人，其中约170人不属于任何船只。”也有来自国家政府的干预，西班牙政府就不断阻挠，“因为在西班牙国王统辖的岛屿上是禁止猎海豹的；而有些船只有时竟企图走私偷偷进入南美洲的港口”，1803年，西班牙的快速舰曾限令孔塞普辛岛上“所有的猎海豹者在四个月内离开该岛，否则即作战俘处理”；1805年11月，在西属领地上有5名猎捕者果然“被西班牙人监禁”。毫无疑问，对华皮毛贸易的衰落与上述国际地缘争执有关，但最主要还是资源的枯竭，就是人与自然的争拗。有人总结美英战争的影响后称：“虽然贸易并没有从1812年战争所给予的打击恢复过来，基本的弱点倒不是和英国的纠纷，而是难于得到皮毛”(56)，1810年，就有人发现“在马萨夫洛的海豹已经几乎绝迹了”；1814年，两年前曾发现大量海豹的福克兰群岛已经“没有海豹，因此无人问津”。北美对华皮毛贸易的迅速衰落，与动物“猎取事业也有迅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一致，“它是自行衰落的，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保护海豹，几年之内就看见它们差不多完全在岛屿上灭迹了。而这些岛上从前海豹是最多的。”(57)“1815年10月25日从新港出发的最后一次猎海豹航行是失败的”。南设得兰群岛(South Shetland Islands)是海豹捕猎者的最后一块园地，“1820-1821年，南设德兰群岛迎来了捕猎的高峰，云集了30艘美国船只……甚至连英国和俄罗斯的船只也闻风而至。”(58)随即，乐土成为荒芜。在1828年，美国人甚至“觉得必须立刻派遣一个探查队到南洋去，以开发贸易的新资源”。在这些已经被人类“深度开发”的地方自然不可能发现什么“新资源”。资源的减少导致价格的昂贵，1832年出版的西人著作指出：“毛皮以前是能够运到中国市场的利润最高的商品之一。但由于它们的价格昂贵以及毛织品的输入，使毛皮的进口减少了。”(59)人类过量的滥捕滥杀势必造成本来与人类共处一个地球的珍贵动物资源濒于灭绝，莫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无尽的贪婪与缺乏的约束，年复一年，几十艘船只满载着上万件毛皮离开，但若此光景也不过维持了几十年。这是18和19世纪之交的国际皮毛贸易由盛转衰留下的极深刻教训，人类只有与周遭环境其他物种和谐相处，维持生物链的不至断裂，才是绵延永续的共生共荣之道。

①[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页。

②皮毛对华贸易前此有若干研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中外研究先进有：美国学者Eric Jay Dolin所著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W.W.Norton & Co,2010.中国学者周湘所著《“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清代毛皮贸易中的广州与恰克图》，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等。但是该议题在准确性和系统性方面仍有深入论述的空间。

③④⑥[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418、502—504页。

⑤周湘：《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⑦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518、504、510、520页。

⑧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5页。

⑨(11)(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529、570—571；590—591、606—607；624、656—657、666—667页。

⑩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6页。

(13)(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2—4；52、74、128、154页。

(15)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5页。

(16)(1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187、203、227；325、342、381页。

(1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第208、206页。

(19)张燮：《东西洋考》卷3《西洋列国考》，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54、58页。

(20)姜芃主编：《加拿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60页。

(21)(23)(25)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6、51、35页。

(22)[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24)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48页。

(26)梁廷枬总纂：《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校注本，第476页。

(27)(30)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5、26页。

(2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3页。

(29)姜芃主编：《加拿大文明》，第43页。

(31)[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注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页。

(32)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33)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9、54页。

(34)《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430—431页。

(35)梁廷枬：《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第226页。

(36)张燮：《东西洋考》卷1《西洋列国考》，第15页。

(37)屈大均：《广东新语》下，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541页。

(38)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359页。

(39)[美]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著、朱颖译：《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40)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6、37页。

(41)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42)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6页。

(43)转引自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5页；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第101—108页。

(44)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6、34—35页。

(45)张燮：《东西洋考》卷7《税饷考》，第143、145页。

(46)梁廷枬总纂：《粤海关志》，第174页。

(4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125页。

(48)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99页。

(4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第95—96页。

(50)[葡]费尔南·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51)曹天生主编、张琨等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页。

(52)[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44—645页。

(53)[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7页。

(54)郭卫东：《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55)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25—26、36—37页。

(56)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5、51页。

(57)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36页。

(58)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第146页。

(59)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359页。

（转引自《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