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外籍雇员的构成

向中银

发布日期：2010年11月10日

〔摘要〕晚清时期，在中国新式事业各领域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外籍人才，他们以各级专门学校毕业者居多，且以实践经验丰富或管理能力较强见长；其国籍以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为主，多充当顾问、教练、工师、教习。他们在聘期内多能发挥技术指导、建言献策与培养华人的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新式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晚清；外籍雇员；构成；作用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05jzosk059）

〔作者简介〕向中银，196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

晚清时期，随着各种新式事业的创办，在中国境内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掌握着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外籍人才，学术界对此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对外籍雇员的构成尚无专文研究，笔者拟作一探讨。

一、       以专门学校毕业为重的学历构成

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种新式事业的举办，清政府迫切需要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才进行指导，如奕所说“：今中国意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1]郑观应从实业家的切实体会出发亦认为“：所有海关、制造、矿务、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局，创办之时因华人未谙其事，亦不得不借材异地。”[2]但清廷内部对聘请的外国人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经过考察具备相应条件者才能受聘来华。

首先，外籍雇员应是接受过专业培养、具有专门知识者。

李鸿章认为：选择矿师应当注意“必其人在本国矿务学堂出身，领有头等考单及开过矿务凭据”[3]“，断不可凭洋行一、二人之推奖信为实”[4]。如，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聘英国优秀矿师郭师敦，三证皆优，从师学习矿学已5年，其师罗伯生推荐书称其“能于煤铁各矿学讲究入微，洵是善理矿务之才”。美国煤铁公司也证明：其办理矿务“精通矿艺”“，安排一切，无不精当”“，将来凡属矿务，俱可委其经办也”；且英国内部考单也称：“业经遵照东史考伦例规考验，该员实系真才”“，该员持躬严肃，练达老成，足征品学兼优”[5]。盛宣怀考察其勘矿后认为“：该矿师于矿学、化学、绘图一切甚为熟悉”，“办事亦极认真”[6]，聘用郭师敦为以后荆门、大冶煤铁的开采奠定了基础。李鸿章对出使大臣李凤苞所雇的德弁李宝等“皆由该国武备院读书出身，技艺优长”甚为赞赏，认为“堪充学堂教师之选”[7]。《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总教习合同》规定：“教习为学堂始基要着，该教习必须由驾驶学堂出身，考领超等文凭者，庶教法得其上乘，乃克膺此重任”[8]，而充任“江裕”船主有年的鼎愿担此任。张之洞致电驻英公使，提出广东西艺学堂聘请教习条件为“须学优艺精，有书院凭照者为要”[9]。据笔者统计，1897—1909年，有姓名可查的日籍教习就达450余人，他们一般为专门学校毕业，如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宇之吉乃“当时日本总教习，后文学博士，东大教授”，岩谷孙藏为“当时法学士，后法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10]；重庆府中学堂所聘理化教习日本人藤川勇吉为东京高师毕业“，对理化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又富有责任感”，他在教学中的“启发式，用得最灵活”，而且传授知识注意“循序渐进，边讲边练”，效果很好，学生“所得的知识很多”[11]。

其次，外籍雇员应以实践经验丰富或管理能力见长。李鸿章指出：海军教练“必须专门名家，才能出众而又恪听调度者”[12]；1882年李鸿章聘请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为威海卫鱼雷营教习，“该洋员熟精鱼雷秘要，操练有法，纪律严明，并将一切口令编成中国语言，俾弁兵易于明晓，洵属课导认真”，“现在旅顺营厂规模，皆其口授指画，弁兵得资循守，实于海防军政有裨”[13]；1883年，左宗棠聘请精通水雷之英国总兵夏威富勒都列来江阴教习勇丁，经一年教演，颇见成效，由曾国荃奏请再留一年，以便教导兵勇、学生学习“水雷电理各法及测量、绘图、勾股等事”[14]；在北洋海军所聘5位总教习中，琅威理的指导最为得力，该员乃英国水师副将，颇有本领，自聘为总教习后“，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顿为整肃”[15]，因他“教演水师尤为出力”[16]，1886年海军大阅操后由奕奏赏提督衔并二等第三宝星。张之洞在编练自强军时，致函出使大臣许景澄“：务须精选曾经战阵之员为要”[17]，结果许景澄代聘德国将弁35人来华，以编练自强军，并“委派洋员德国游击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其营官、哨官均以洋将弁为之”[18]。为了发展机器织布，郑观应请容闳“代选聘一在织布厂有历练、有名望之洋匠到沪商办”[19]；当美国织布工师丹科抵沪后“，试验花布，勘选基地，诸务商有端倪，当经订立合同，令其仍带华花前赴英、美各厂，躬自试织，酌定机器”[20]。对于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洋雇员，一般都要留用，如福建船政学堂驾驶教习邓罗自1880年抵华至1891年回国，其间多次展留，船政督办裴荫森指出“：详加察看，该教习于督课各学生甚属尽心教导。”[21]热河承平银矿矿师哲尔者颇为有名，其来华则是由美国前总统嘉兰保荐的。[22]

法国人日意格担任船政正监督达5年之久，船工告竣，左宗棠对其管理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一切均符前议，具见监督实心任事，不辞劳瘁，筹画精详，布署周妥，带来师匠，教导勤恳，故艺局学生于制造、驾驶诸事均能领会，欣慰殊甚”，“监督心地才气非寻常可比，洵名邦杰出之才也”[23]。张之洞致电驻外使臣许景澄，请其为汉阳铁厂“代觅精于炼西门马丁钢、贝色麻钢、炮钢”的洋总管一人“，须老成历练，曾在洋厂充总管，兼晓英文者”，因为“总管者，必才望过人，方能服众”[24]；该厂1890—1896年间，共聘用洋技术员达40余人[25],白乃富、德培先后担任该厂洋总管，从事管理工作与技术指导。赖伦一直担任萍乡煤矿总矿师，对萍矿的发展颇有贡献，盛宣怀在1908年指出“:该洋员心地忠实，办事勤敏，经营缔造，实心实力”“，综其劳绩，实逾寻常”[26]，经盛氏奏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郑观应曾指出“：我国轮船招商局开办三十余年，所有船主、大副、二副、大小机器，皆用外国人”[27]；总船主蔚霞“在局多年，当甲午庚子有事之秋”，盛宣怀“筹保南北航路交易，设法顾全商本，一切赞画颇得其力”[28],1911年2月，经邮传部奏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1908年，上海电政局总管洋员丹人德联升由于“在局办事多年，甚为得力，凡工程学务及与各国交涉订立合同等事，均能不辞劳瘁，竭诚赞助”[29]，经邮传部奏准赏给二等第三宝星；1912年1月，北京电话局工程师野朔次郎、天津电报局总管毕得生、云南电报局前总管孟纳尔，因“供差有年，办事得力”[30]，经邮传部奏准分别给三等第三宝星。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20余年，培养人才成效卓著，1885年经奕奏请赏给三品衔。[31]

当然，由于主持聘用洋员的各级官员不具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门技能，难以判断洋员水平的高低，有时造成误聘；有的洋雇员虽然出自专门学校，但因缺乏经验也可能毫无成效。如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聘英国矿师马立师“，不谙地学、化学，遂致旷时糜费”[32]，毫无成效，合同期（6个月）满，即行辞退。张之洞聘请的植物教习、英国人葛路模“种植未宜，毫无成效”[33]，原订3年合同被提前解除，辞退回国。福州船政局所聘管轮教习、英国人理格，“教授年余，未甚得力”，原订3年的合同提前解除，“遣令理格回国”[34]。

二、       以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为主的国籍构成

晚清时期，清政府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丹麦、比利时、葡萄牙、日本、俄国等国家引进了不少的人才，如北洋水师总查、英国人琅威理，船政正监督、出洋留学生洋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北洋鱼雷教习、德国人哈孙克赖乏，北洋无线电报洋匠、意国人葛拉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天津电报局总管、丹麦人毕得生，湖北铁政局矿师、汉阳铁厂洋总管比利时人白乃富，北洋旅顺船坞监工、葡萄牙人路笔纳，直隶学校司和直隶师范学堂顾问、日本人渡边龙圣，船政监工、俄国人贝锦达等，他们带来了近代中国所急需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与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新式事业的发展。

晚清时期，中国从所有的西方先进国家中都引进过人才，但并不是均等引进，重点是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而着重从这些国家引进人才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们在近代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地位。英、法两国率先迈向近代化，它们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培养和储备有较多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因此清政府在举办洋务之初即重点从英、法两国引进相关人才。同治元年，李鸿章所部淮军开始聘请英、法军官加以训练，以便更好地发挥洋枪洋炮的作用，据统计，在24名淮军教练中，英籍教练就占了15名，法籍教练2名[35]，此后清政府实施“练兵”计划，在天津（大沽）、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地区分别聘请英、法兵官用西法训练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国陆军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四大军工企业也主要是聘请英、法两国技术人员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指导和经营管理的。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指导以英国人为主，该局机器与炼钢两厂的监工是英人彭脱，造炮与炮弹两厂的监工是英人柯尼施等；[36]轮船厂所造第一艘兵船“恬吉”号即有英、法两国工匠参与建造。[37]福州船政局从选址、购料、雇匠、制造舰船到培养人才都由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主持，并分别担任该局正、副监督，他们主要从法国聘用技术人员，也有少量英国人被聘为学堂教习，因为当时人们“以法国优于制船学，乃觅工师于法国；以英国优于驶船学，乃求教员于英；合英、法所长者而组织之”[38]。金陵机器制造局由英国人马格里协助创办并主持军火制造;天津机器制造局在1867年创建时，崇厚即“札派密妥士总办其事”[39]，而密妥士乃英国人，崇厚还托他从英国购买机器、延聘技师。北洋海军聘请的外籍教练主要是英国人，因为“泰西之水师莫强于英、法，而兵船之制度则尤以英为最精”[40]，在北洋海军的六任总教习中，英国人就承担了4任，而琅威理两任相加时间长达4年之久。

德国、丹麦、日本则各有所长，清政府根据各国长处分别引进相关人才，以期变为中国之所长。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德国陆军的强大开始为世界瞩目，而以练兵自强为目标的洋务派则更是极力推崇，李鸿章云“: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41]，许景澄也说“: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国为最”[42]，而张之洞不仅认为“陆军以德国为第一”，而且商托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代聘德国将弁35人来华编练自强军。[43]盛宣怀认为“地学推德国为最精”，而李鸿章则称“:英、德二国皆重矿政，德矿二千六百余所，英矿每岁出煤约六千六百七十万吨，铜、铁称是，与德不相上下。果得此两国煤师高手，当冀得力”[44]，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晚清时期多从英、德两国聘请矿师。丹麦在电报技术上有优势，且该国大北电报公司较早在中国沿海从事架设电报线的活动，所以“光绪七年，当中国开办电报之初，华人并无能造电线并谙熟电务之人，必须延雇洋人为之教导，因是中国电局，遂与丹国大北电报公司交通，由该公司荐举精熟电务之丹人若干人，或充工师，办理设线诸事，并帮同局员办理局务，或充教习，教导报生”，于是中国“电局一切规模，自开办以来，皆效法丹国，是以延用丹人最为相宜”[45]，因而中国电报各局聘请丹麦人最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积极向欧美各国学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力迅速增强，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战败，极大地震撼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一批中国人开始把学习的目光由欧美转向日本，而引进人才的重心也相应发生转移。张之洞称“:倭陆军采德、法两国制，又参以其国之宜，地近薪廉种同，文字语言风俗又相近”，因此建议“合鄂湘之力，延倭教习，先练一军为各省倡”[46]；又云“:日本法律学最讲究，其法学共分六门，民法一门极为西人称赞佩服，于东方风土民情尤为相宜”，因此“改定律例，必须由外务部告蔡星使，在日本访求精通法律学之博士一两人，来华助我考订编纂，尤为有宜”[47]。于是一批日本军事教练和部分法律学人才相继受聘来华。北洋筹办新政“，参酌东西各国成规，而日本步武泰西，最著明效，近年所译西政各书，尤为完备”[48]，所以佃一豫等被袁世凯聘为译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旧有的教育制度逐渐被抛弃，新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新式学堂大量涌现，急需大量师资，清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从英、美、法、德、日等国聘请教习，在所聘教习中，日本教习人数最多，“1905—1906年已有五、六百人之多”[49]，其原因如吴汝纶所言“:应诏兴学，刻难延缓，惟中国风气未开，师资难得，求师欧美，所费不赀，非一县一邑力所能逮。独日本维新三十余年，教育规制不亚欧美，其学校卒业人员最多，与中国邻近，招延甚易。”[50]

无线电报“以意国人马康呢所造机具，能达一百五十英里者为最适用”，袁世凯“因与意国驻津副将阿米理阿逐一筹商，延聘该国海军游击葛拉斯承办购置机器、挑练学生诸事，并雇洋员蒲来司暨璧勒吉林聂利二人为帮教习”[51]；“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上年即经电致外洋，选募美国农学教习二人来鄂”[52]，于是美国人布里尔等受聘为湖北农学堂教习。由此可见，晚清时期引进人才的国度为率先开始近代化的国家，但主要为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储备有较多的人才；当然该国是否有中国使馆、已受聘洋员在华的表现、该国是否借款给中国、中国新式事业主管官员对该国的印象等，也是影响从某国引进人才的重要因素。

三、       以充当顾问、教练、工师、教习为中心的职业构成

与外籍雇员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相一致，他们主要承担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的相关工作。

首先是充当开明官僚的技术顾问，为其所创办的新式事业出谋划策。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身边就集中了一批洋顾问，这些洋顾问以其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为雇主效力，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如：洋员马格里在促成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时起了重要作用。据马格里手书札记（1863）载：他告诉李鸿章：“欧州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但是他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我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便造出了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当李氏征求了英国提督士迪佛立的意见后，他“立刻授权给我雇用50名工人，在邻近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53]。该局军火制造的成功，对李鸿章创办其他工矿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意格和德克碑对左宗棠决心创办福州船政局影响颇大。1864年，左宗棠觅匠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西湖而行驶不速，他“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左氏正与太平军作战，无暇顾及，而德克碑则继续促之，该洋员回到法国后即“绘具船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经过“彼此往返讲论”，左宗棠终于“渐得要领”[54]，于是左宗棠在1866年奏准开办船厂。张之洞将汉阳铁厂厂址选择在大别山下，曾征求过洋工师的意见“，外洋各工师佥以为宜，洞亦亲阅可用”[55]，该厂聘贺伯生任总监工，指挥一批英国技师安装机器设备，经4年努力，全厂告竣“，在事各洋匠监修营造尽力图维，随时补救，亦无不殚竭心力”[56]，由张之洞奏请奖励。

其次是充当海陆军教练，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

1862年后，李鸿章的淮军聘请了白礼、毕乃尔等24名洋员前往执教，他们“大多出自常胜军，或戈登介绍，只有少数系由英法军直接投效”[57]。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清军武器的不断更新和西洋军事操练方法的不断进步，受聘来华充教练的西洋军官尤其是德国军官仍络绎不绝。德国人李劢协、瑞乃尔等来华教习克虏伯后膛钢炮和快枪各操法；中法战争爆发时，经出使大臣李凤苞密聘德国兵官24人来津，由李鸿章陆续“派往海防水陆各军，教练枪炮技艺及西洋战阵新法”[58]。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南京创练自强军，聘请德国将弁来春石泰等35人担任统带、营官和哨官，并实施训练，3年之后，“马、步、炮队各营，军容壮盛，队伍整齐，阵法进退有方，枪炮施放灵捷，倘遇有事，可期得力”，刘坤一认为“：该洋将弁等远来中国，劳苦三年，训练精勤，成效卓著”[59]，由刘氏奏请分别赏给宝星；同时，袁世凯在天津编练新建陆军，聘请巴森斯等德国军事教官前来训练。这两支军队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谙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1875年，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从英、德等国船厂订购的舰艇一般聘有2—3名洋人帮同教练。而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雇用洋教练达43人。1880—1895年，北洋海军还聘有5位总教习:葛雷森、琅威理、式百龄、汉纳根、马格禄，其中琅威理的指导最为得力。

第三是充当军用、民用企业的工师、监工、匠目等职务，既进行技术指导，促进军民用工业的发展，又教导华人，使其成为初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由清政府创办的重要军工企业都有洋员参与建造。在江南制造局，李鸿章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后即把“铁厂的机器运到高昌庙，在科而与史蒂芬生的监督下，把它建成为一个兵工厂的核心”[60]；受聘洋雇员所起的作用可以从总办袁树勋的评价中看出“：江南制造局机器兼炼钢两厂监工英人彭脱，艺事精敏，亲往英、德各厂考求机器，创办炼钢，费省工速，克底于成，教授华匠，亦复不辞劳瘁。又造炮及炮弹两厂监工英人柯尼施，精细和平，督匠仿造大小快炮，考验制药速率涨力，懋著勤劳。又前子药厂监工德人毕第兰，坦直精详，考究枪子内膛作法，剖析毫芒，于工匠殷勤指授，从无隐秘。”[61]在福州船政局，开办之初，日意格来闽与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并“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62]，此后日意格、德克碑即回法国购器雇工，1867年10月返回福州，“即躬督中外工匠，日在船坞，将应办工程妥速布置”[63]，在日意格等52名外籍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船政各厂相继建成。此外，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杭州机器局、台湾机器局炮弹厂、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分别在洋员马格里、密妥士、孔恩、步特勒、迈尔的监督下建成。在民用企业上，受聘洋员参与了电报、矿务、冶铁、铁路、纺织、航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洋匠摩喇、麦岑、占臣因“创办两广官商各局电线出力”[64]，1886年7月，李鸿章奏准分别赏给四等宝星；萍乡煤矿创办之时“，所有安机设炉一切事宜责任繁重，悉系已故道员张赞宸及总矿司赖伦循序布置，历十余年始观厥成”[65]。 

受聘洋员多能认真履行职责，尽心教导华人。如：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沈葆桢“与监督日意格约：限满之日，洋匠必尽数遣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如中国匠徒实能按图仿造，虽轮船未尽下水，即为教导功成，奖励优加，犒金如数，必不负其苦心。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就令如数成船，究于中国何益？则调度无方，教导不力，臣与该监督均难辞其咎”[66]；在50余名洋员匠的教导下，5年限满之时“，该监督日意格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67]，洋匠按期撤遣，中国近代制舰技术工人逐渐成长起来。

第四是充当学堂教习，以培养人才。

清政府创办的各级各类新式学校都聘请有为数不少的外籍教习，据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全国聘用的外籍教习就达313人[68]，这些外籍教习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如天津中西学堂在1895年创办之前，盛宣怀就秉承李鸿章的意旨，与内定为总教习的丁家立“共同拟定开办大学的章则办法”，而“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学制为蓝本的”[69]。二是承担新式课程。从19世纪60年代创办新式学堂后，由于师资极度缺乏，初时几乎全部聘请外籍教习担任新式课程的主讲教师，后来虽华人也能承担一些课程，但洋教习仍然不可缺少。京师同文馆从1862年开办到1898年归并京师大学堂前，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化学、天文、格致、医学课程分别由54名外籍教习担任；[70]三是认真教导学生，造就人才甚众。清政府内主管教育的各级官员和相关人士对受聘洋教习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这种肯定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对成绩突出的外籍教习常给予宝星、顶戴、职衔的嘉奖。如：京师同文馆，“迄今二十余年，所有延请外国教习，指授学生各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算学、化学、医学等项，冀于洋务有裨。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者已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其各教习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勤奋尤为可嘉”[71]，1885年12月，经奕奏请赏给总教习丁韪良三品衔、法文教习华必乐和化学教习毕利干各四品衔。二是相关人士的评价。如江南陆师学堂“延聘德国将弁为教习，三年以来，无间寒暑，各学生悉心探讨，造就均有可观。迭经德国亲王亨利、英国议绅贝思福、美国使臣康贝请赴该堂阅操，极口称许，咸谓中国如此教练，何患不强”[72]。正因为洋教习们多能尽心教导，所以黎兆棠指出:“洋人薪水虽稍费，然究系专门，且能认真，少徇情虚饰等习”，“丁雨翁、李丹崖尝言，不用洋教习，往往貌是神非，似亦确论”[73]。

由于中国的新式事业主要集中于军事和教育领域，因此外籍雇员的职业构成亦以顾问、教练、工师和教习为主，他们多能认真履行职责。1893年，周景勋对受聘而来的洋员做了深刻分析，他在上张之洞《论铁政书》中指出:受聘洋员“良莠不齐，约分三等。其上者聪明卓绝，别具奇思，大抵业精于专，质刚而锐，崇信重义，戒惰恶贪，操作有恒，朴诚无华，认真办事，出于性成，此其所长也。其中者，亦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遇事躬亲，不旷厥职，至别出心裁，非尽人皆得，此其次也。下等者，骄悍欺人，不遵约束，资质多钝，固执不通，垄断居奇，党同伐异，至若眈淫酗酒，更甚华人，近来到中国愈久，习染愈深，轻薄中华，夸张傲恃，其黠者，每妒人之师其技也，或秘不尽传，或不为心力，耽延时日，恋取薪金，诡诈相师，狡狯百出。间有本非专业，挟技售欺”[74]。周景勋对洋员的三个等级的划分是有道理的，反映了晚清时期引进人才的概貌，但从总体上看，清政府聘请的“下等”洋员比例较小，绝大多数洋员能尽职尽责。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在中国新式事业各领域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外籍人才，他们以各级专门学校毕业者居多，且以实践经验丰富或管理能力突出见长；其国籍以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为主；其职业以充当顾问、教练、工师、教习为中心。在聘期内多能发挥技术指导、建言献策、培养华人的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新式事业的发展。

                             （转引自《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