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宝顺”号轮船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但许多基本史实尚不清楚。中外史料表明，宝顺轮是英国在华公司宝顺洋行委托美国John Gray公司于1851年在纽黑文建造的，建成之时就根据该洋行的名字被命名为“宝顺”。这是一艘由螺旋桨推进的轮船，而不是像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明轮轮船。该轮船1852年3月从英国驶抵香港，此后主要航行于香港与印度之间，为宝顺洋行贩运印度所产的鸦片。1854年冬，宝顺洋行决定将宝顺轮出售给宁波北号商人。1888年7月，宝顺轮完全为宁波北号商人所有，并且进入了宁波港，但依然沿用其原名“宝顺”。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它标志着轮船时代的到来。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轮船 宝顺轮 宝顺洋行 宁波商人 

       “宝顺”号轮船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但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关注①，不过许多史实依然不清。本文根据中外文资料，对若干基本问题做一探讨，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②。

        清代的宁波人以舟山定海为分界线，将中国沿海分为“南洋”和“北洋”：“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1]91。与此相对应，行驶在南洋、北洋的船只分别被称为“南船”和“北船”[2]178，从事南洋、北洋贸易的商人则被分别称为“南号”(或“南帮”)、“北号”(或“北帮”)③。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3]1，宁波北号商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海路为朝廷运送漕粮。而漕粮海运的最大危险则是海盗的劫掠。在此背景下，宁波北号商人最终决定集资购买外国轮船。清末宁波学者董沛(1828-1895)在《书宝顺轮始末》中写道：运送漕粮的海船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4]408董沛在这里所说的“甲寅”，即清朝咸丰四年(1854)。

       那么，宝顺轮是一艘什么样的轮船？它本来的船名是什么？宁波商人是什么时候、从哪个“粤东夷商”手中购得这艘轮船的呢？对这类问题，董沛并没有明确的叙述，其他中文史料也无记载。2009年底，在宁波发现了宝顺轮1855-1856年的一些工资单、采购发票等，其收藏者是当时宝顺轮一位股东的后代[5]。这批史料多数是用英文写的，上面将宝顺轮写作Paoushun Steamer或Paou Shun，并且载明船长(master)名叫Toms，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宝顺轮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我们知道，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在19世纪后半期的《北华捷报》上经常出现一艘名为Paoushun的轮船，而且，1855年该船船长的名字也叫Toms。特别是1855年7月21日第204页的《北华捷报》在报道宁波消息时，选录了“玛高温(Macgowan)医生中文报纸”上的一些内容④，其中第二条是“螺旋桨轮船‘宝 顺’号”(Screw-steamer“Paoushun”)，全文如下：“此船现在属于那些从事山东贸易的商人，价格超过7万元，但它继续悬挂英国国旗。船上共有60多位船员，9门火炮。从早到晚，一群群令人尊敬的访客聚集在船上，船长Toms及船上的其他官员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些访客。”显然，这里所说的“从事山东贸易的商人”就是宁波北号商人，这艘以Toms为船长的Paoushun轮可以肯定就是宝顺轮。董沛说此船“定价银七万饼”，《北华捷报》说是“价格超过7万元”，两者相符。此外，董沛在《书宝顺轮始末》中所介绍的宝顺轮战绩在《北华捷报》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记载，而且更加详细。例如，董沛写道：“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在《北华捷报》1855年9月8日第22-23页上有长篇报道：8月19日(农历七月七日)，船长Toms驾驶的宝顺轮船以及英国战船“比特恩号”(Bittern)在复州(Fuhchau)洋面与38艘海盗船交战，击沉、击毁多艘海盗船；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宝顺轮和“比特恩号”在南返的途中，在山东黄县(Hwang)沿海再次大败海盗，多艘海盗船被击毁，还有“6艘被焚烧”。在《书宝顺轮始末》中，董沛还讲述了宝顺轮在石浦两次围剿海盗的事迹。而在《北华捷报》上则有专门的文章，如1855年9月29日第35页的《在石浦港剿灭海盗》(“Destruction of Pirates in Shih-Poo Harbour”)、10月13日第42页的《在石浦港剿灭一支悍匪船队》(“The Destruction of a Strong Piratical Fleet at Shipoo”)等。因此，《北华捷报》所说的Paoushun轮无疑就是宁波北号商人所购买的“宝顺”号轮船。

       如果进一步放宽视野，我们还可以在其他英文资料中找到关于Paoushun轮船的更多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当推英国劳氏船级社(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所编的《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Lloyd's Register of British and Foreign Shipping)。在这部国际权威的船舶年鉴中，1852年首次出现了如下记载：Paou Shun号，第一级船舶，螺旋桨纵帆轮船(Scw Sr)，1851年在美国的纽黑文(Newhaven)建造，按照旧方法计算为461吨，按照1836年元旦后执行的新方法计算为386吨，船主是L.Dent，属于伦敦港，首航从美国纽黑文至英国纽卡斯尔(Newcastle)，船长是J.Wade[6]54。由于此船是在1851年建成的，所以在1851年的《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中并无相关记载，而1853年及1854年的《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都收录了这艘轮船。《美国海事学刊》(The American Neptune)上还有更多的记载：“1851年，John Gray公司在纽黑文为Dent and Co.建造了一艘木质螺旋桨轮船，总吨位为386吨，此船根据该商号的名字被命名为Paou shun……1854年10月26日，Paou shun轮离开加尔各答，船长是11天前才被任命的Walter Toms。”[7]118-119

       《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说Paou Shun轮的主人是L.Dent。《美国海事学刊》说此船属于一家名为Dent and co.的商号(该商号的另一个名字就是Paou Shun)，船长名叫walter Toms。1855年的《北华捷报》多次提到，宝顺轮受雇于一家名为Dent，Barle and Co.的商号，船长为Toms⑤。据此，《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和《美国海事学刊》所说的Paou Shun轮就是《北华捷报》上的宝顺轮。那么，该船最初的主人L.Dent是什么人？那家名为Dent and Co.或Dent，Barle and Co.的商号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呢?上海出版的《1856年上海年鉴》(Shanghae Almanac for the Bissextile or Leap Year of 1856，and Miscellany)在介绍上海的洋行时清楚地写道：Dent，Beale & Co.的中文写法是“宝顺”[8]68，即宝顺洋行。这样，董沛在《书宝顺轮始末》中所说的“粤东夷商”其实就是宝顺洋行。由此看来，宁波商人并不是专程跑到广州或香港去商议购船之事，而是在上海与“粤东夷商”宝顺洋行进行谈判的。

       关于宝顺洋行，章文钦有过一段精炼的概述：“宝顺洋行原称Thomas Dent & Co.，中国人称为颠地洋行，为英商托马斯·颠地(Thomas Dent)所创立，后由其侄大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接手，发展成为与另一家英商洋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及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鼎足而三的大洋行。鸦片战争后，该行借用天宝、同顺两行的行名，将其中文行名称为宝顺洋行。”[9]204今天，广州依然保留着“宝顺大街”的地名。1852-1854年《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所载的宝顺轮主人L.Dent，就是“大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初到达广州查禁鸦片时，颠地带头对抗禁烟[10]142-143。为此，林则徐于3月22日专门颁发了逮捕颠地的通缉令，指出“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诚为首恶，断难姑容”[1]244。颠地最后于1853年在英国伦敦去世，所以宝顺轮于1851年在美国建成时，他还是主人。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宝顺洋行迅速向其他城市扩张[12]159，于1843年进入上海口[13]，并在“1844年租得今九江路靠近黄浦江的第8分地”，成为“在上海最早实现租地的”洋行[14]。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还与怡和洋行一起“继续在鸦片贸易中起着领袖作用”[15]138。“在那些贩卖鸦片的‘行家里手’中，宝顺洋行最先购置了一条轮船加入到运送鸦片的船队之中，这就是该行于1852年购买的‘宝顺’号轮船。”[16]104因此，宝顺轮最初是宝顺洋行为了更好地贩运鸦片而特地订制的，并且根据该洋行的名称而被命名为“宝顺”。也就是说，宁波商人购得此船后，并没有将其更名，而是继续沿用原先的船名。

       19世纪初，欧洲人研制出了实用的蒸汽轮船。1807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建造的蒸汽轮船开始从事纽约与奥尔巴尼(Albany)之间的客运，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投入商业营运的轮船。不过，早期轮船是由装置在轮船两侧或尾部的“明轮”推进的。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又发明了由螺旋桨作为推进器的轮船[17]250-255，使人类的造船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螺旋桨是完全淹没在水中的，在水面上无法看到，所以又被称为“暗轮”。由于文献的缺乏，学界一直推测宝顺轮是一艘明轮轮船。目前陈列在宁波“浙东民俗海事博物馆”(宁波庆安会馆)以及宁波“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中的宝顺轮模型，也都将其复原为明轮轮船。但根据《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等资料的记载，宝顺轮其实是由螺旋桨推进的。1855年宝顺轮刚到宁波时，在宁波生活的玛高温也明确地将其称为“螺旋桨轮船”(Screw-steamer)。此外，浙江图书馆所藏《浙东镇海得胜图》[18]上卷，106-113、北京大学所藏《浙江镇海口海防布置战守情形总图》[18]上卷，114-129[19]285-302、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甲申浙东海防图》[20-21]上面所绘的宝顺轮图画，其两侧及尾部也均无明轮。根据这些可靠的史料，宝顺轮无疑是一艘暗轮轮船，而不是明轮轮船。

       《劳氏英国及外国船舶年鉴》记载，宝顺轮于1851年在美国纽黑文建成后，航行到了英国的纽卡斯尔。根据其他报刊，我们还可以复原出宝顺轮从英国到中国的航程：1852年1月15日，宝顺轮经过43天的航行之后，从英国的普利茅斯(Plymouth)抵达南非好望角之北的塔布尔湾(Table Bay，又译作“桌湾”)，1月21日起锚前往中国⑥，同年3月14日最终来到香港，船长是wade。但3月21日，这艘轮船就离开香港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了，船长还是wade⑦。此后，宝顺轮主要为宝顺洋行运送印度所产的鸦片。这里，我们根据当时几份英文报纸上的一些记载制成表1，从中可以看出宝顺轮是多么频繁地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之间。

       董沛在《书宝顺轮始末》中写道：宁波北号商人“向粤东夷商”购买宝顺轮后，不仅设立了“庆成局”，而且还“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现代学者都根据这段含糊的记载，认为1854年(甲寅)宁波商人就已购得宝顺轮。其实，从附表中可以知道，1854年宝顺轮还在香港与印度之间穿梭往来。不过，可以肯定，1854年冬天，宁波商人在上海与宝顺洋行定下了购买宝顺轮之事。正因如此，1855年(乙卯)开始，宝顺轮船逐渐退出了从香港到印度的航运，转而经营从香港到上海之间的航运。在表1中可以看到，1855年2月8日之前，宝顺轮经常出入加尔各答港，但后来就出现在上海了。另一方面，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上，1854年并无关于宝顺轮的记载，但在1855年6月9日第182页上，有两处提到了宝顺轮(船长都是Toms，货主是宝顺洋行)。第一处是在介绍停泊在上海港内的船只时说，宝顺轮是在5月3日进港的。第二处是在介绍“抵达的船只”时说，宝顺轮于5月22日从香港出发，载着鸦片，于6月3日进入上海港。这就表明，宝顺轮来到上海港至迟是在1855年5月3日；在5月3日之后到5月22日之前，宝顺轮还从上海回到了香港。不过，虽然宝顺轮依然在为宝顺洋行忙碌地运送鸦片，但它的主人实际上已经换成了宁波北号商人。1855年5月，上海官员吴煦在一封信中说：“惟山东石岛洋面，昨有盗艇拦截，南来卫船及北去沙船均有损失。浙省已购火轮夷船，俟由粤驶到，拟即往捕。”[22]第4辑，96此处所说的“浙省已购火轮夷船”，就是宝顺轮。可见，至少在1855年5月，宁波北号商人已经购得宝顺轮，只是付款、移交等手续可能还在办理之中。

       《北华捷报》上的一些记载还向我们展示了宝顺轮更易主人的具体过程。1855年5月22日，宝顺轮载着鸦片从香港起锚，6月3日抵达上海，船长是Toms，货主是宝顺洋行⑧。但此时宁波商人大概完成了购船手续，所以宝顺轮此次从香港北上的真正目的，是要转入新主人手中。1855年6月23日第190页的《北华捷报》在介绍停泊在上海港内的船只时这样写道：宝顺轮，6月3日进港，船长是Toms，准备开往宁波及福州。6月28日，宝顺轮付清进出口关税、办妥结关手续(clearance)后，装着一批“压舱货”(Ballast)准备前往宁波⑨。7月初，宝顺轮进入宁波港。《北华捷报》在介绍7月16日停泊在宁波港内的船只时就提到了宝顺轮，并且说它将前往山东去护航⑩。1855年7月21日第204页的《北华捷报》，在“玛高温医生中文报纸”选登中报道了宁波人参观宝顺轮的盛况。这样宁波北号商人购买宝顺轮的过程大体如下：1854年冬，在上海与宝顺洋行谈妥购轮之事；1855年上半年，宝顺洋行已经决定将宝顺轮出售，只是相关手续尚未完成；1855年7月，宝顺轮进入宁波港，完全由宁波商人所有。

但宝顺轮在宁波港首次停留的时间大概只有十来天，因为7月23日，宝顺轮又驶入了上海港(11)。《北华捷报》说，8月4日，宝顺轮在上海办完结关手续；8月8日，宝顺轮与其他几艘船只一起离开上海港前往北方沿海追剿海盗(12)。中文史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海的商人萧缙于农历六月二十六日(8月8日)向吴煦报告说：“宝顺与和通今日驶往，大约廿八日可抵石岛矣。”[22]第4辑,108,110。这里所说的“和通”，是萧缙向在沪外国公司租借来的一艘轮船。

       宝顺轮是第一艘出现在山东沿海的轮船，所以，当山东官员于1855年8月14日发现宝顺轮及其他几艘船只后，惊惶失措。山东巡抚崇恩疑神疑鬼，借题发挥，特地向咸丰皇帝上奏，要求严查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浙江官员[23]366-367。咸丰皇帝接到崇恩的奏章后，一阵紧张。他不分青红皂白，认定宝顺轮就是一艘外国“夷船”，下令“查明严参，不得曲为解释”[24]卷一一,7。随后，各级官员不得不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推卸责任。两江总督怡良故意将宁波商人所购买的宝顺轮说成是“浙商所雇”[23]373。浙江巡抚何桂清、宁绍台道段光清则把宝顺轮说成是广东人“仿制”的，只是里面的机器是从“西洋”买来的：“该船系粤人仿西洋式制造，惟火轮不能仿制，由粤人买自西洋。”[1]102-103[23]374-375这番说辞显然是在糊弄咸丰皇帝，因为宝顺轮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建造完成的，根本不是由广东人组装起来的，当时的中国人更没有能力进行“仿制”。不过，咸丰皇帝还是很相信这些说辞的。他不仅怒气尽消，没有追究浙江官员的责任，而且还在1855年11月3日的上谕中说：既然宝顺轮“据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产办，与夷人毫无牵涉”，因而也就可以承担漕粮海运的护航任务，“以清洋面而利漕行”[22]第6辑,15-16。1855年，正是咸丰皇帝登基后的第五年，许多欧美人士都期待这位年轻的中国皇帝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对外开放。但生活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则认为咸丰依然是个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传统皇帝，其证据之一就是下面这段话：“宁波道台听任该城的一家商号从英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轮船，咸丰皇帝对此甚为恼火；但这位道台仅仅因为对皇帝说了以下这些话就避免了降级的处分：这艘轮船是从广东人手中购得的，而非购自英国人。咸丰皇帝竟然听信了这个愚蠢的谎言。"[8]440丁韪良的这篇英文文章就发表在上海出版的《1856年上海年鉴》上。幸好，堂堂大清帝国能够阅读丁韪良这篇文章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咸丰皇帝本人更是不识英文，否则何桂清、段光清很可能会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杀头。不过，也幸亏咸丰皇帝对轮船的无知，才使宁波商人所购买的宝顺轮得以在中国沿海合法地行驶，从而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

       总之，宝顺轮是由英国宝顺洋行委托美国John Gray公司于1851年建成的，并且自建成之日起就以该洋行的名字而被命名为“宝顺”号；这是一艘由螺旋桨推动的暗轮轮船，而不是像现在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艘明轮轮船；它于1852年3月从英国普利茅斯抵达香港，此后频繁往返于中国与印度之间为宝顺洋行贩运鸦片；1854年冬，宁波北号商人在上海与宝顺洋行谈妥购买宝顺轮之事；1855年上半年，一方面，宁波北号商人积极办理购船手续，另一方面，宝顺轮逐渐退出了前往印度的航运，转而航行于香港与上海之间，以便移交给宁波北号商人；1855年7月，宝顺轮完全为宁波北号商人所有，并且进入了宁波港，但宁波商人依然沿用其原来的船名“宝顺”。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尽管是购买而来的)，它标志着中国轮船时代的到来。

注释：

①参见俞信芳《中国第一艘现代海轮—宝顺轮的若干问题试探》，见柴英主编《浙东文化集刊(2005年卷)》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9页；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2-16页；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56页；张守广《宁波商帮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5页。

②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宝顺轮的由来及其得名之原因。至于这艘轮船在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宁波商人及官府各自发挥了哪些作用、宝顺轮被引入中国之后各类船员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当容另文再议。

③参看林雨流《早期宁波商业船帮南北号》，见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港务局编《宁波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印行，第64-73页。

④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gowan)在宁波创办了中文报纸《中外新报》，此即《北华捷报》所说的“玛高温医生中文报纸”。从1858年12月开始，该报改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应思理(E.B.Inslee)主编。参见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3页。

⑤可见《北华捷报》以下各期：June 9，1855，p.182；June 23，1855，p.190；Jul.28，1855，p.210；Aug.11，1855，p.8；Sept.8，1855，p.24；Oct.6，1855，p.40；Nov.10，1855，p.60；Nov.17，1855，p.64。

⑥The Times,Mar.15,1852,p.5.

⑦The Indian New,May 18,1852,p.231; Allen's Indian Mail,May 18,1852,p.299.

⑧The North-China Herald,June 9,1855,p.182.

⑨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14,1855,p.202.

⑩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1,1855,p.204.

(11)The North-China Herald,July 28,1855,p.210.

(12)The North-China Herald,Sep.8,185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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