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泊之战新研——以黑龙江兵丁为中心

张建

发布日期：2010年11月10日

雍正九年( 1731 )六月的和通泊(Khoton-nor)之战,清军损失逾万,是统一蒙古过程中最大的军事灾难(militarydisaster)[1]。关于这场战争,前辈学者已有所考证[2],但主要依靠《实录》、《方略》,辅以《圣武记》、《啸亭杂录》,至于《八旗通志》和奏折史料,则多未采用,尚有讨论余地。本文试图以黑龙江兵丁为中心,采奏折等史料,对这一史事进行考证,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         黑龙江鸟枪兵丁的秘密调发

雍正六年(1728)正月,新任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在圆明园陛辞时,奉雍正帝密谕,要其到任后,在布特哈(Butha)衙门属下索伦、达斡尔壮丁中挑选精干者2000名,练习鸟枪,预备调用。那苏图到任后,殷勤从事,于六月间将部队组建完毕,事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称《全译》):

奴才陛辞之际奉旨:于布特哈索伦、达斡尔内挑选二千人,尔务必亲自会同塔尔岱验看,选精干历练者一半,精壮者一半,此二千人俱令操练鸟枪,二人合给兼人一名,其子弟或跟役自愿携带。本年八九月或来年草出时用之,俱未可料。准备停当,视朕旨一到,即由副都统塔尔岱率领前往。尔带银十万两,赏给派出官员二年俸银,兵丁一年钱粮,整治兵器。剩余银两如何措置之处,尔等详议具奏。其之行粮,照前派赴阿尔泰之例拨给。此事甚密,切勿声张。[3]

这次调兵,表面上看是清准休战后,清朝在北路轮戍制度的延续。当时双方虽停战,但清朝仍制定了一套制度以备不虞。包括颁给喀尔喀三部副将军敕印[4],并在雍正二年(1724)推行轮戍制度,规定八旗军驻防扎克拜达里克( zakbaidalik)、茂岱察罕叟尔(Mudai tsagan sul)两城,并巡视卡伦,每四年轮戍一次。其中黑龙江兵被安排守护卡伦[5]。但由于雍正已密谋用兵准噶尔[6],这一举措本质上是通过密折制度进行的战争准备[7]。除黑龙江外,盛京亦同时接到调兵的命令[8]。对黑龙江而言,一次调发数目如此众多的布特哈人丁,且全员装备鸟枪,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需要指出一个概念:布特哈衙门下的打牲索伦、达斡尔人丁不等同于黑龙江驻防[9],从民族学角度,亦不能与今日鄂温克、达斡尔族完全对等[10]。清入关前收集入旗的黑龙江流域各部落民,在八旗组织中属于“佛满洲”(fomanJu)[11],而在康熙年间,通过新编八旗满洲佐领进入旗下的索伦、达斡尔人,属于“依彻满洲”( iche manJu)[12]。布特哈衙门下的打牲人丁,在这时尚未编旗,并不隶八旗驻防[13]。如此大规模的单独调遣,实际上是打破惯例之举。之所以简选打牲人丁,是出于他们精于骑射,“挽强命中,是其所长”[14],和黑龙江地域广阔,甲丁较少两个原因[15]。

然而雍正最终放弃了全由打牲人组成部队的想法,改为一半用黑龙江驻防中的索伦、达斡尔披甲,一半用打牲人丁[16],此举可能是为了强化组织纪律。在人事安排上,以伯都讷(Bedune)副都统,齐齐哈尔驻防下依彻满洲人塔尔岱总管,并派侍卫西弥赖、双伯前往[17]。

为组建部队,一向节俭的雍正一次即拨银10万两,所需鸟枪2000支全部由兵部解送[18]。黑龙江地处边陲,受康雍时物价上涨因素影响较小。雍正六年秋,粮价每石仅银2钱2分,次年甚至跌至每石1钱8分[19]。所拨银两中,皇帝赏赐侍卫、官员二年俸禄,兵丁一年钱粮,合计银53970两。打牲布特哈人丁平时并无钱粮,而当时黑龙江披甲一月钱粮多少,亦无确切史料。那苏图奏折中提到兵丁每月行粮2两,按此数做粗略统计,每名被选拔上的兵丁会得到24两白银的赏赐,对兵丁而言可谓是一笔巨款[20]。从皇帝对这支部队的投入上,不难一窥其决意平定准噶尔的雄心。

二、         出师北路与和通泊之战

雍正九年六月,鸟枪技艺已训练娴熟的黑龙江兵丁出师,经扎克拜达里克前往扎布韩(zabakhan)河畔的德尔苏托桂(drsutogoi)[21]。越冬后,按照轮戍制度的成例,部分兵丁被派往阿尔泰山的交通孔道,如布鲁尔(Burul)、布拉罕(Bulgun)路,守护卡伦[22]。余下者因号为精锐,被北路大帅傅尔丹留在大营,恃为左膀右臂[23]。

根据雍正帝最初的构想,北路清军应该在雍正九年初越过阿尔泰山,打击准噶尔本土。然而八年(1730)年底,西路清军的科舍图(kouchetou)之败打乱了旧有的战略部署。是役清军损失惨重,据奏折记载,阵亡、失踪汉蒙官兵3243名,而畜力损失尤巨,仅骆驼即折损14177头,西路军机动能力尽失[24]。此战后,雍正为增强力量,于九年二月再次从黑龙江征兵2000名,前往北路[25]。但还没等这支生力军赶到,和通泊之战便爆发了。

和通泊位于今蒙古国巴彦乌列盖(Bayan-Olgiy)省境内的阿尔泰山脉中,是一个淡水湖。附近的奇兰(kran)路,据卫星照片和军用地图显示,部分地段的高差达到+/-600m,根本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双方之所以在此交战,已有定论,即傅尔丹中准部诱敌之计[26]。从另一个角度看,傅尔丹可能没有想到准噶尔会在这种地形条件下迅速集结多达30000人的军队[27]。昧于准噶尔俘虏的谎言,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率8000官兵深入准噶尔的军事经验[28],以及地理条件,傅尔丹只投入清军11000人,其中黑龙江兵丁1000人[29]。

六月十八日,清军进至博克托(Bogdo)岭,由参赞大臣苏图、海兰、副都统岱豪、舒楞格统率的京旗官兵1000名先遭遇准噶尔军。据《圣武记》、《啸亭杂录》记载,清军甫一交锋,即兵败如山倒[30]。这一说法为前辈史家所采用。然而根据奏折史料显示:当前锋与敌遭遇后,傅尔丹“随派前锋统领丁寿领兵2000名,应援前来”,合兵进攻,“厄鲁特俱各零星四散”。这3000名清军立即后撤,与大营会合。六月二十日,清军“于和通呼尔哈地方交战一日至日落,数次败贼,夺占北山、西山”。可见清军此时并未落于下风[31]。

战局发生关键转折,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当日,傅尔丹感觉准军有备而来,移营后撤,“向和通呼尔哈淖尔返回近三十里”[32]。此时清军尚能保持阵形,并控制撤退道路两翼山头,有序撤退。但后卫定寿部被围困,引起战局变化,奏折载有当时后卫队中委署前锋章京金柱的口述,证实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是导致后卫清军被围的原因:

大兵起程,走不多时,贼兵愈加增添前来,丁寿即率兵打仗,因时值天晚,丁寿随传令兵丁俱各下马,且战且走,前奔大将军营盘会兵。正走之间,忽然天阴下雨,风雹大作,彼此搅战一处。因地势不好,步行排列方营,攻取高阜之处,随登山头。贼兵将我兵四面围困……。[33]

阿尔泰山脉中气候变化无常, 19世纪初英国探险家阿特金森(Atkinson)也曾遭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可为一旁证[34]。由于后卫清军兵力、弹药有限,在装备火器的准噶尔军围攻下,于次日全军覆没,定寿自尽[35]。

和通泊一带的奇兰路呈西北—东南走向,为掩护大营撤退,塔尔岱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衮布率归化城蒙古兵保护西山梁;东山梁则由西弥赖带领黑龙江兵丁守护。后卫军被分割包围后,西山梁亦遭到进攻,马尔齐阵亡,衮布投降,塔尔岱被大营救援而出[36]。

为何黑龙江兵丁驻守东山梁时,塔尔岱却在西山梁?这里固然存在临时调拨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还要从旗制的角度寻找答案。在八旗驻防制度成熟后,每逢战事,各地驻防兵丁以旗纛颜色分列方位。《会典》载,乾隆十七年(1752)规定:各地驻防均使用上三旗纛。在此之前,纛色由统兵大员所属旗分决定[37]。驻防纛色的改变,实际上体现了顺治到雍正之间,旗主逐渐消失,皇权控制力加强的制度变化。但黑龙江驻防在康熙时便使用上三旗纛色,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出兵时,由京师颁给“羽林大纛”,实际上就是上三旗护军纛[38];雍正四年(1726)派出轮戍兵时,也是使用上三旗纛[39]。至于雍正七年出兵时,黑龙江兵很可能是沿用前几次出兵的纛色。从乾隆朝定黑龙江纛色为正白旗来看,黑龙江兵的纛色可能是上三旗左翼两旗(镶黄、正白)旗色之一。这样,以镶黄旗的西弥赖,而非镶蓝旗的塔尔岱统率,并防守东山梁,就显得合乎旗制[40]。

相比西山梁的苦战,守护东山梁的黑龙江兵丁却不战而溃,从而使准军在合围定寿部,并夺取西山梁后,未付出多少代价便占领东山梁,得以纵向迂回包围清军,西弥赖自感罪责重大而自尽[41]。索伦兵的溃逃,无疑是这场战役的“胜负手”,清军自此满盘落索。奏折对其溃逃之因记载含糊,仅称“扎营不定”,“俱弃营帐,前往科布多城”[42]。惟《八旗通志》称“贼兵设伏山谷,枪炮猝发”[43],考虑到准噶尔在以前瑞典炮兵士官列纳特(J. G.Renat)为首的俄国俘虏帮助下,自行生产火炮[44],且射程优于清军火炮[45],故可将黑龙江兵丁的溃败归因为准噶尔“包沁”(Pūchin)投入战斗的缘故[46]。

对黑龙江兵丁的溃败,傅尔丹应负有一定责任,他将塔尔岱调往西山,致使黑龙江兵群龙无首。西弥赖虽身为副都统,与索伦、达斡尔兵相处四年之久,却在关键时刻无法控制部队,对比一年后额尔德尼召之战索伦兵的表现,可见塔尔岱个人对索伦兵的影响力确实无可替代[47]。此外打牲索伦、达斡尔兵丁涣散的战术纪律,也并未因与黑龙江驻防同胞共处而改观,索伦兵溃时“黑龙江佐领巴都马始虽劝阻索伦,后亦伙逃妄报”[48],其涣散的表现反而影响到驻防甲兵,令人有出乎意料之感。

黑龙江兵面对准噶尔军突袭,不坚持奋战而溃散,不仅令清军丧失侧翼,导致大营被围,也给其它队伍树立了很坏的榜样。被围后,清军在营房周围掘壕固守,此时全军尚有8000余人,若能上下一心坚守或突围,不至于损失惨重。但清军组织复杂,各部不能有效协调的矛盾开始显现。二十三日夜,蒙古、绿营兵纷纷弃营,逃往科布多[49]。大营惟余八旗官兵4000余人,反而迸发了惊人的战斗力,连续打退准噶尔骑兵的冲击[50]。二十五日,苦等后援不至,清军集结方阵突围,以火器布列于外,卫护辎重,且战且走,三日间东行三百里,至哈尔哈纳河,弹药、箭矢用尽,已无法保持方阵,有马官兵护卫傅尔丹冲出,“塔公尔岱冒锋矢出,中枪穿胫,血殷征衫”[51],其余高级官佐如副将军查弼纳、巴赛等俱战殁,陆续撤回科布多的清军,仅2000余人[52]。

余论:和通泊之战对黑龙江旗制造成的影响

　　和通泊之战对蒙古局势转变起到的重要意义,前辈学者已作详尽论述[53]。笔者仅就此役对黑龙江旗制带来的影响聊作叙述。作为导致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黑龙江兵丁的低, 劣表现令对其寄予厚望的雍正帝痛心疾首。九年十一月,他在上谕中斥责傅尔丹“伊所恃者,惟数索伦耳。岂知首先溃散,几致伊于危殆者,即索伦乎”[54]。这种记忆甚至影响到乾隆帝,乾隆十四年(1749)上谕:“索伦兵……质性犷悍。曩时和通呼尔哈之战,彼即先奔。”[55]由此可见黑龙江兵丁的溃败对和通泊之战产生的影响。

鉴于此战之失,雍正决定调整对打牲索伦、达斡尔人丁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八旗制度,强化军事职能。雍正十年(1732),正式将布特哈人丁编为“布特哈八旗”,在原有的血缘、地缘组织上编设108个佐领,每佐领人丁并不划一[56]。同年,清朝又从布特哈人丁下抽调3000丁,迁往呼伦贝尔地区驻防。相比布特哈八旗,他们无须承担贡貂等义务,更接近黑龙江驻防[57]。此前研究多认为这些举措是出于御俄的目的,但综合雍正十年前后,清准战争的局面来看,以上措施均可视为清朝借鉴和通泊之战的教训,在准噶尔侵入喀尔喀的局势下,对旗制作出的灵活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雍正的改革精神。将索伦、达斡尔人丁陆续编旗,不仅扩充了黑龙江的兵源,使之逐渐军事化,而且为乾隆二十年(1755)到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打下了基础。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