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

叶柏川

发布日期：2010年10月10日

摘要：本文认为嘉庆十年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此次出使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

关键词：中俄关系  戈洛夫金使团  礼仪之争  边境贸易

作者叶柏川，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地址：中关村南大街，邮编100871。

19世纪初，俄国在远东和北美地区遭遇英、美的激烈竞争。为改变处境，亚历山大一世政府派遣戈洛夫金使团来华斡旋。尽管由于戈洛夫金使团半途而废，此次出使对两国关系的走向未能发生实质性影响，但它却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戈洛夫金使华在中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仍是一次比较模糊的外交事件。本文试图利用俄方档案，参之以中文文献，重现戈洛夫金使华的全过程，并探讨文化差异和国家利益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一、俄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与戈洛夫金使团的筹备

俄国人从18世纪末开始在北美拓殖。为开发北美殖民地，1799年保罗一世下令成立俄美公司，专事海外贸易。在北美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后，商品销售却面临巨大的压力。[1]一方面，中国作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市场，虽然对北美商品的需求十分可观，但是俄国对华商品销售渠道长期限于恰克图一地。另一方面，英、美商人将从北美获取的大批货物由诺顿群岛及夏洛特群岛通过廉价的水路运到广州，以远远低于恰克图的价格销售，从而对恰克图的俄货造成强烈冲击。[2]为改变在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应对英、美竞争，俄国政府开始推行进一步开发北美资源与拓展东亚市场并行的战略。该战略在远东地区具体表现为不仅要彻底打开中国市场，还要通过实现黑龙江、黄海通航和开辟广州贸易，将俄国北美殖民地与中国市场（及日本市场）连成一片，并且要打通经西藏前往南亚的贸易通道。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俄国在北美和远东的被动局面将根本改变。戈洛夫金使团来华，正是这一战略调整的结果。

1803年2月20日，俄商务大臣鲁缅采夫（Н.П.Румянцев）向亚历山大一世上折具奏，建议择一“深孚众望之人”考察北美领地，组织物产，并出使日本，努力说服日本人与俄国开展贸易，然后再率领船队直接前往广州贸易。但为促成这支考察队在广州顺利登陆，应在考察队到达广州之前派遣使节出使中国，说服清政府向俄国开放广州市场，对俄国商人与其他欧洲商人一体对待。他认为，开放广州贸易至关重要，因为“俄国一日不开通广州商路，此种现象（英、美在对华贸易中占尽先机）将延续一日”。[3]鲁缅采夫的建议经国会讨论后被采纳。同年11月16日，俄枢密院致函清理藩院，告知俄国政府将向中国派出使团，为避免引起清廷疑虑，函中仅说明使团此行是为庆祝中国新皇喜登大宝和通报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登基。[4]41804年3月，俄枢密院收到清理藩院同意接待使臣的通知，随即开始筹备使团。

关于大使的人选，亚历山大一世经过深思熟虑后，听从外交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А.А.Чарторыйский）[5]的建议，任命二等文官、商务院院长兼总典礼官戈洛夫金伯爵担任此职。尤·亚·戈洛夫金（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кин）出身于古老的戈洛夫金家族，其曾祖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Гавриил Иванович Головкин）曾为彼得一世重臣、俄国首位一等文官及外务院大臣，其祖父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戈洛夫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илович Головкин）曾任俄国驻柏林、巴黎和荷兰公使。但戈洛夫金本人却有着完完全全的西欧背景。他生于洛桑，是新教徒，1783年回到俄国时对母语还一无所知。戈洛夫金从1796年起任枢密官，1800年起任商务院院长，在出使中国前外交经历还十分有限。其主要成就是编写过两部篇幅巨大的通用税则和两部地方税法。[6]关于戈洛夫金其人，同时代人彼·弗·多尔戈鲁科夫（П.В.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回忆道：戈洛夫金“很爱吹牛，是个典型的18世纪的沙龙人物。他个子高高，体态匀称，19岁时的举止就像个50岁的人；他每天早晨沿着涅瓦大街散步，晚上去做客，向女士们献殷勤，围着那些在宫廷有影响的男士转。他14岁（引者注：原文如此）就回到俄国，却始终没有把俄语说好。”[7]使团成员、著名作家维格尔（Ф.Ф.Вигель）则称戈洛夫金“身上除了名字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俄国的东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前的法国人”。[8]

大使选定后，一支由242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迅速组建起来。使团成员形形色色，包括外交人员、科学家、画师、医生、技师、工匠、护送卫队、厨师和乐队等。[9]外交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亲自过问礼品的备办，为使团购置了包括玻璃制品、毛皮、锦缎、丝绒、天鹅绒、纪念章、军舰模型、数学工具等在内的价值152 248卢布的礼品，其中纺织品由皇家私库拨放，玻璃制品从皇家工厂订制。[10]总体算下来，政府为使团支付的各类费用共计506 498卢布，[11]其中仅拨给戈洛夫金的启动费就有35 000卢布，大使每年的薪俸及伙食费是50 000卢布。[12]

如此豪华的使团，其所担负的使命自然非同寻常：

第一，使团应要求在布赫塔尔玛要塞开辟一个新的贸易口岸。布赫塔尔玛到莫斯科的距离比恰克图近2000公里，路途十分便捷，而此前俄国人只能混迹于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的商队中到塔城和库车贸易，俄国商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并且只能同官方贸易。俄国政府希望获得在中国西部边境从事贸易的合法权利，作为回报，同意放宽恰克图税则中禁止出口的某些商品。[13]

第二，要求允许俄国船只在阿穆尔河（黑龙江）自由通航，至少在阿穆尔河河口处建一货仓，作为与北美之间运送货物的中转站，为俄国扩大同广州和日本贸易提供更多的物资。[14]通航阿穆尔河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为俄国带来好处：一是扩大同北美、日本和中国本土的贸易；二是趁机向无人居住的岛屿移民；三是解决勘察加、鄂霍次克等边远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等。正如戈洛夫金所言，“阿穆尔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为了实现这项权利，亚历山大一世指示可在限制俄方船只的数量、装备及司法诉讼问题上与清廷妥协。[15]

第三，要求允许俄国商船进入广州，享有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权利。提出这项要求的理由是，既然广州对所有欧洲人开放，那么也不应该禁止俄国人前往，并且俄国人也应获准在广州设立贸易代办。但是为避免遭致其他欧洲人和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国人反对，戈洛夫金应谎称俄国人要求这项权利是为了收购由中国南方诸省运往广州的商品，而非销售毛皮。

第四，要求允许俄国商船通航黄海，因为“黄海与堪察加和美洲毗连，贸易可一年周转数次”。[16]

第五，要求允许以俄国政府名义向中国所有内地城市和边境城市，或仅向北京、呼图克图领地等地自由派遣商队，要求允许俄国向中国内地商业中心城市派驻商业代表。

第六，要求允许通过中国内地开辟通向西藏地区、印度和喀布尔的商路，目的是通过波斯将贸易拓展到印度。

第七，要求允许即将到达广州的俄美公司商船进行贸易。

第八，顺利完成第八届传教团换届。[17]为了协助使团完成该项使命，外务衙门还通过耶稣会俄国总会长格鲁伯，派遣三名耶稣会士前往北京，并且为了掩盖三人的身份，专程安排他们先从广州登陆。[18]

第九，戈洛夫金被授权在他认为有利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谈判边界，即乌第河与阿穆尔河左岸有争议土地划界问题。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认为，“目前如没有明显理由就提出讨论边界”，对俄国“既无好处，也不合适”，因此要求戈洛夫金尽量回避这一问题。[19]

可见，使团肩负的使命相当广泛，但其中俄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在中国边境及沿海开辟新的贸易口岸及阿穆尔河通航问题。亚历山大一世对此寄予厚望。他甚至提醒使臣，“万一中国人顽固坚持野蛮的礼仪”，使臣不应置此次出使所期待的利益于不顾。为获得在阿穆尔河口和广州派驻商务代办的权利，使臣“应委婉地陈述理由，并保证选派最称职的人员担当这些职务，保证若有些微令当地政府不满之处，可随时撤换”。[20]但是对于划界问题，他要求在划界问题上拥有更广泛的权利，并提出划界方案：（1）沿离乌第河最远的一道山脉，即沿尽量靠近阿穆尔河的那道山脉来划分；（2）将争议土地平均划分，尽量争取以图呼勒河为自然边界；（3）以乌第河的右岸为界。[21]

二、戈洛夫金使团的出使经过

（一）行进中交涉人数

使团完成筹备工作后，分作三批，分别于1805年5月、6月和7月初从彼得堡出发，[22]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抵达伊尔库茨克。但使团尚未到达边境，双方就因削减使团人数、呈交礼单等问题发生了争执，并为此信函往来，持续将近三个月。

首先，清廷提出戈洛夫金使团人数超出以往历届，有违惯例，建议使团削减人员，并且以历届使团皆单独前来为由，拒绝传教团与使团一道赴京，同时要求提供礼品清单。但清方的要求遭到戈洛夫金的拒绝，理由是，使团中的随员是为了配合大使的职衔、官阶和身份，不可削减；至于礼单，要到达北京后方可出示。[23]清朝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为此致函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告知因俄使不同意清朝的接待条件，他拒绝向北京转递戈洛夫金的信函，[24]并随即派人将戈洛夫金的拒绝函送往北京。[25]嘉庆皇帝得到奏报后，心中不悦，命军机处传旨，坚决要求俄使缩减人员、提供礼单、保证遵守礼仪，并加上一条，令使臣于库伦先行演习叩头礼，只有俄使“中矩行礼如仪，潜心静虑，面容虔敬”，方可按原定日期赴京觐见，此四项俄使若有一项不能完成，立即遣回，不得姑息。[26]戈洛夫金见清朝方面态度强硬，表示同意削减使团成员，并提交了缩减后的人员名单，但以玻璃礼品易于损坏为由，称在抵达京城前不能提交礼品清单。[27]

10月13日，蕴端多尔济复函俄使，要求俄使在159人的基础上继续削减人数至60—70人，因为根据大清律，前来中国贡献礼物的使臣，至多不过几十人。[28]10月19日，戈洛夫金派遣使团一秘巴伊科夫赴库伦就削减使团成员等问题进行谈判，提出使团削减人数的底线是萨瓦（Савва Лукич Владиславич）使团来京时的人数120人。[29]在巴伊科夫转呈给清廷的复信中，戈洛夫金称，两国条约中并未规定俄国使团应遵守大清律法，且清政府曾经允许萨瓦使团120人入境，而他本人的级别远远高于萨瓦。但10月28日，清廷军机处传嘉庆皇帝旨意，要求使团人数削减至40人以内，并由库伦办事大臣为其传授宫廷礼仪，如“戈洛夫金等能完成礼仪，虔敬庄重，毫无被迫之态”，可按大清国皇帝对洋人恩典，着蕴端多尔济为戈洛夫金等人赐宴，皇帝委派钦差前往库伦，与蕴端多尔济共同护送使臣前往京城，于12月20前后入京朝觐。[30] 11月初，军机处又传旨：令将俄国使团人数减至100，再次强调使臣应在库伦演练叩头礼。[31] 11月14日，蕴端多尔济就俄使团一秘巴伊科夫前来谈判的结果致函戈洛夫金，要求戈洛夫金继续削减人员，并且在复函中写明使臣将保证按旧例行三跪九叩之礼。[32]在争执两月后，11月25日，蕴端多尔济上奏嘉庆皇帝，称俄使态度已较为恭谨，将使团人数削减至124人，且同意遵守礼仪，但使臣实在无力将人员减至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认为俄人“确已是山穷水尽，诚心恳请允其入朝”。[33]

嘉庆帝得到奏报后，态度有所缓和，于12月2日前下旨，准俄使入京觐见，并着蕴端多尔济派医生前往诊治“因焦虑过度致病”的俄使。圣旨对俄使入京时间做出规定，令俄使“最好能于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1806年2月1—2日）入京，如此则可于二十八日命大使等觐见”，“亦可于新年过后元月初四、五日到达，倘如此则可于元月初十前觐见，以便赴宴，领取恩赏。此时政通庐园内有戏演出，施放烟花，来使可应邀与他国使臣同乐”。嘉庆帝命前库伦办事大臣佛尔卿额前往萨伊尔乌素驿站迎接使团，刑部侍郎瑚素通阿前往张家口迎接，[34]直隶总督裘行简督办所需人员、车马，并一再强调“事涉外国”，应“全力设法解决”，“不可有丝毫纰漏”。[35]

（二）库伦谈判礼仪

12月20日，戈洛夫金终于在中国军人鸣放的礼炮声中进入中国境内，开始了双方交涉的第二个阶段。

1906年1月2日，适逢天气酷寒，大雪纷飞，使团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终于抵达库伦。双方尚未见面，库伦王爷与使臣就因谁先拜见谁的问题产生分歧，但在清朝官员向使臣说明中国从无本地官员先拜访外来客人之理后，戈洛夫金主动前往拜访蕴端多尔济，后者很快回访，双方会面融洽友好，[36]蕴端多尔济告知使臣，皇帝恩典，将于后日为使臣赐宴。1月4日，蕴端多尔济率领官员着朝服，为戈洛夫金设宴，但宴前要求戈洛夫金同清朝官员一起对着象征嘉庆皇帝的香案行三跪九叩之礼。戈洛夫金回答说，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要举行此种仪式，因此拒绝行礼，并声明见到嘉庆本人时才会行跪拜大礼，此时只能以俄国礼节，鞠躬祝嘉庆皇帝身体健康。双方互不相让，结果不欢而散。接下来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

双方先是拒绝接见对方派来谈判的代表，后来则互通信函进行辩论。嘉庆皇帝也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北京与库伦之间500里廷寄函札交驰。戈洛夫金宣称：蕴端多尔济等人事先并未告知皇上赐宴也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萨瓦来华时一路上都是站立为中国皇帝的健康干杯，因此他本人也不能向嘉庆皇帝的牌位叩头，赐宴之礼涉及新规定，应到北京后与理藩院协商。[37]蕴端多尔济则对此加以反驳，称萨瓦来华时，“亲王与昂邦大臣尚未总领此间边境事务，本地仅有当地之土谢图汗及其部副头领居住，故当时无此赐宴之礼。此外，此处亦无王大臣、军团总兵之类重要大臣驻守，无札萨克、贝勒、贝子、理藩院官员等备宴观礼”，他指责俄使：“既声言已检视旧档，岂会不知此理！”警告：“倘不能虔心行三跪九叩之礼”，决不容其觐见圣上，并要求使臣即刻返程。[38]戈洛夫金则坚持要求出示嘉庆皇帝关于使臣必须在库伦行叩头礼的“圣旨”，声称见不到“圣旨”不会回国，重申没有俄国皇帝的允许，不能履行新的礼仪规定，并表示有意派遣信使前往北京交涉。[39]1月21日，军机处传嘉庆谕旨，训示如俄使再次拒绝演习叩拜之礼，则向使臣宣读皇帝圣旨，将使团遣返回国，其所携纳贡贺表及礼品一并遣返，并着蕴端多尔济火速进京，汇报库伦发生之事。[40]同日，军机处传旨召回派往张家口迎接俄使的刑部侍郎瑚素通阿。[41]

1月22日，军机处再次传达嘉庆皇帝谕旨，发出最后通牒，命蕴端多尔济“率领当地所部蒙古诸王、古纳、台吉、章京等腰佩武器，整列队伍，然后邀戈洛夫金等人，命其行跪拜之礼后，由蕴端多尔济复行跪拜大礼，对戈洛夫金宣圣上谕旨。如戈洛夫金拒绝前来，则命纳木吉勒多尔吉等前往，为戈洛夫金宣喻此旨译文。如戈洛夫金听旨后确有所惧、面有悔容，并愿于库伦演练叩头之礼、赴京来朝，则蕴端多尔济等应先行即发快马500里廷寄速报皇上，然后宴请戈洛夫金一行，演练‘叩头’之礼，再由蕴端多尔济、佛尔卿额会同戈洛夫金一行自库伦出发，沿途于使团慎加护卫，计日赴京，抵达时间应不晚于来年正月十五日。如戈洛夫金行为傲慢如前，不尊圣命，着蕴端多尔济等发500里快马廷寄，速向皇上禀明真相，再着纳木吉勒多尔吉等携可靠护卫，将戈洛夫金等递解出境”。[42]

1月30日，贝勒纳木吉勒多尔吉、贝子宁博多尔济前往使臣驻地，面宣嘉庆皇帝圣旨，警告戈洛夫金如“一味因循，拒绝于库伦叩拜如仪”，则敦促其携带“贡物”，“即刻回国，无需再度交涉”；如使臣“感念皇上恩德厚爱”，当面“演示如何在京礼拜”，蕴端多尔济等仍将“奏报圣上，护送入京觐见”。[43]鉴于戈洛夫金固执己见，蕴端多尔济建议他致函理藩院，请求免于在库伦行叩头礼，但要求俄使在信函中补充几点内容：（1）俄使将于觐见前几日按照旧例当特派御前重臣之面演练跪拜礼；（2）俄使诚愿履行博格德汗陛下及其圣先祖所订之礼仪；（3）俄使本应在库伦行跪拜礼以谢中国皇帝之隆恩，然因未经俄国皇帝批准，故难以成礼；（4）俄使到库伦后未行跪拜，罪在不赦，恳请郡王及昂邦代为奏明圣上，请求宽恕，并请降恩，允俄使如前赴京，觐见圣颜时将行三跪九叩首之礼。[44]但戈洛夫金在信中却重申，只有见到嘉庆皇帝他本人才会行三叩九拜之礼，提出此前由使团一秘在朝臣面前演习叩头礼，同时指出，其他与旧档记载相去甚远的规定，不经俄国皇帝批准，他都不会执行。[45]鉴于此，蕴端多尔济立刻致函戈洛夫金，敦促其马上回国。[46]

 2月3日，戈洛夫金使团在清朝官兵的护送下，在冻馁交加中踏上回程，于2月11日回到恰克图。[47]这次出使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三）广州商船事件

在戈洛夫金同清廷的上述交涉期间，发生了“涅瓦号”和“希望号”商船进入广州海域事件。按照俄国政府预先的计划，戈洛夫金使团到达北京之后，由使臣与清廷交涉，要求对俄开放广州贸易口岸，允许随后到达广州的俄美公司商船靠岸进行贸易，但由于戈洛夫金在边境受阻，俄国“涅瓦号”和“希望号”商船提前到达广州海域。戈洛夫金曾担心，商船提前到达广州，将影响他同清朝方面的谈判。[48]

正是在戈洛夫金同清廷在边境的交涉期间，12月7日，广州海关督办延丰上报朝廷，称先后有“露臣国”克鲁施特森和利香斯基率领商船到达广州水域请求贸易，后经查明，“露臣国”即俄罗斯国谐音。[49] 1806年1月16日，清理藩院致函俄枢密院，质问俄国船只违反只许在恰克图贸易的规定而到达广州，要求俄方将俄商交付有司处置，以儆效尤。[50]1月22日，军机处传旨两广总督吴熊光，按律处置擅自允许俄人卸货贸易的延丰，前两广总督那彦成、广州巡抚孙玉庭交吏部议处，并重申只许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一处贸易，旧制不可更张，着令俄船尽速返航，俄人不得在广州贸易，也不得转赴其他港口贸易。[51]

三、清朝政府对使团的态度

从上述使团的交涉过程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只是如同俄枢密院所通报的那样，按照一次礼节性的出使活动来对待该使团。嘉庆皇帝坚决维护“天朝”、“上国”的礼仪规范，不允许有丝毫违拗，目的在于彰显“天朝”威仪。这也体现在嘉庆皇帝的一系列内部安排方面。

他先后设计了木兰秋狝、万寿节、农历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和元月初四至五日等四个觐见时间，以便“入宴赏赉，以示怀柔”。[52]在蕴端多尔济发出要求俄使削减冗员的信函之前，嘉庆就预先降旨：如俄方回信不甚恭顺，则令蕴端多尔济“立即回信，坚予拒绝”，“此后若俄人中途止步不来，亦无所不可，勿须再频频奏报，请求指示”。[53]当收到关于俄使拒绝削减人数、提供礼单，且“来信颇为不敬，其中多有炫耀及显赫之辞”[54]的奏报后，嘉庆皇帝大怒，立刻传旨，宣称：“俄人本性桀骜不驯，以往邀请其使臣之事本不多见。去年俄人多次请求遣使入朝，辞色甚恭，故朕方颁谕准其所请。但此事绝非我方邀请。今彼等来信颇有不恭，且信中行文时将彼国汗谕旨置于朕谕旨文字之上（指此前收到的俄枢密院致理藩院关于第八届传教团换届的国书）。由来信得知，来朝人数并未减少，信中亦未告知献时是否已备好上皇帝之贺表，且不肯呈报贡品为何物，显系别有用心。其行何其卑鄙！桀骜蛮横如此，如何还能邀请！蕴端多尔济等此次已去函告知我方拒绝之意，并命彼方信使送交使臣，何其正确。如俄使收到我方拒绝后半途止步，倒也甚好”。[55]他令蕴端多尔济等人，接见俄使的四个条件，“如俄方有一项条件不能完成，立即予以坚拒，将其遣送回程，决不可优柔寡断”[56]随后，就削减使团人数问题三次颁旨，直到得知俄人已逐渐恭顺后，才允许使团124人入境。[57]

嘉庆皇帝对接待工作的精心部署，也反映出他对这次使节活动的期待，是维护“天朝”体面，彰显“天朝”威仪。他安排要员参与此事，令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总兵佛尔卿额陪同俄使入京，派刑部侍郎瑚素通阿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张家口迎接，[58]交待直隶总督裘行简亲自督办人员车马。[59]此外，要求使团的“沿途供应等事观瞻所系，不可不予以整肃”，“所用车辆，凡有人乘坐者，其棚席必当周备，车内酌添毡片，使御风寒。应用骡马皆需膘壮，其尖宿房屋俱著收拾洁净，炭火、煤烟，俱就温暖，所有食物从优供给，妥为经理。至关沟地方，路较崎岖，该国贡物中有玻璃等件，车载不便，当酌派人夫与预备护送……届期前往，护送不可迟误，并饬该镇，酌带兵四百名随同照应”，并且一路应严加防范，“勿致所过地方有宵小偷窃之事，致为外国轻视”。[60]办事人员一干人等，“对待洋人应务求和气，使其心存敬畏”，且不得有丝毫纰漏，[61]以致有失“天朝”之体面。[62]等等。

除了以上内容，在北京和库伦的往来函件中，并未提及戈洛夫金担心的划界问题。究其原因，也许是嘉庆皇帝受国内事务困扰，无暇顾及此事。

四、关于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思考

关于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观点——礼仪之争、广州商船事件的影响、使团出访目的缺乏中俄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63]哪一种观点更加接近历史史实？戈洛夫金使团出使前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荷兰的铁俊甫和文谱兰使团也曾经来华，皆无功而返，这中间是否存着某种必然？学界通常以“礼仪之争”解释上述使团的失败，如果说“礼仪之争”是早期中西外交的死结，那么如何解释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中俄双方都曾不止一次在外交礼仪上做出妥协？这些疑问，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礼仪之争”背后的诸多问题。

（一）中、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直接导致了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

外交礼仪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外在表现，在代表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嘉庆皇帝与戈洛夫金之间发生的这场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整个事件中，嘉庆皇帝高度专注于俄人的态度、朝贺时间、沿途观瞻、所用车辆、尖宿房屋等问题，这正是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的具体体现。同时，嘉庆皇帝当时的心理状态，又强化了其对政治传统的高度维护。这一时期，国库空虚、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嘉庆皇帝对“天朝”的信心逐渐丧失，在对外政策上不但不可能超越自负的乾隆皇帝，相反，他推行的对外政策更加内敛，其外部表现更加严厉，这成为冲突激化的重要因素。

而俄方代表戈洛夫金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同样成为强化这场冲突的催化剂。

戈洛夫金的欧洲背景，赋予他对欧洲文明的过度优越感，加之他对东方国家文化知识的缺失，成为他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同马戛尔尼有着惊人相似，两人都想以欧洲的辉煌征服大清国的统治者，只不过马戛尔尼展示的是科技，[64]而戈洛夫金炫耀的是排场，如60人的卫队，整齐划一的着装，银制的餐具，使团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等。当使团成员以马戛尔尼和传教士为例劝说戈洛夫金时，他却回答：“传教士都是些说谎的人，马戛尔尼是个书呆子，而利用好的厨师和上等的葡萄酒可以走遍世界，保证获得成功。”可见这位大使比马戛尔尼还多了一份法国式的浪漫，但可惜中国人对他的排场、厨师和美酒都不屑一顾。使团成员斯特鲁维记载道：“我们看到了，满洲人和蒙古人对我们的葡萄酒是怎样撇嘴的。”[65]

因此，戈洛夫金坚决抵制对着象征嘉庆皇帝的香案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要求，他同马戛尔尼一样对这个国家的礼仪规定感到不解和愤怒，在长达33天的库伦交涉中，始终没有妥协。

（二）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对等，是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

仅以文化碰撞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戈洛夫金使团被拒事件，因为戈洛夫金出使中国之前，中、俄之间曾多次发生礼仪之争，并且大多情况下能够妥善解决。此次使团的失败，从深层次讲，是随着准噶尔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和边界逃人问题的困扰相对减弱，清政府对俄国的国家利益诉求相对弱化所致。

在早期中俄关系中，由于存在着边界、逃人、准噶尔和贸易问题的诸多牵绊，国家利益成为两个文明的最高代表首先考虑的因素。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互有所求，礼仪问题不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决定因素。在国家利益面前，外交传统已经退居第二。尽管俄国使团来华时，双方仍因递交国书、行跪拜礼、俄使如何接受清帝礼物等问题争执不休，但礼仪问题基本能够妥善解决。1720年，伊兹玛伊洛夫（Лев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змайлов）出使中国时，彼得一世在国书中仅留下自己的教名，以示对大清皇帝的尊重。另一方面，清廷也不再固执于外交传统，甚至待俄使以殊礼，如伊兹玛伊洛夫使团和萨瓦使团来华期间，清廷不但隆重接待，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还破例亲自从使臣手中接过国书。[66]这时，在其他西方国家无法打开礼仪之争的死结时，中、俄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正常的国家关系发展时期。

但是，1755年后，中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因为在这一年，乾隆皇帝成功平定准噶尔部，消除了心腹大患，俄准联合的威胁不复存在，而中俄东段、中段边界也已划定，在对俄关系中掣肘清廷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戈洛夫金来华前后，中俄关系相对平稳，嘉庆皇帝安于当时两国关系状况，对俄国使团来访并不期待，因此在谕旨中多次提到“朕见俄人行为恭谨，下令顺其所请，绝非朕有意邀请渠等”，[67]如果俄人就此止步，也无不可等语。

再从俄方来看，俄国外交部门没有制定出引起清廷兴趣的谈判计划。戈洛夫金带来的主要是一揽子贸易诉求，而清廷本身对贸易并无兴趣。以往清廷历次满足俄国的贸易要求，都伴随着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如签订《尼布楚条约》，允许俄商来京贸易，是以划分东段边界为前提；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建立恰克图市圈，是以中段划界和俄国对清准事务保持中立为前提，等等。而19世纪初，中国对于俄国的立场，用戈洛夫金的话说，“中国人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有根据判断，他们目前在重大问题上对我们并无所求，而且他们既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也不需要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替他们说话”。[68]虽然戈洛夫金勉强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印度洋和东海集结兵力可能对俄国或中国造成共同影响视为两国利益的交汇点，但是对于疲于应付国内事务的嘉庆政府而言，这些潜在的危险已经退居次位。因此，戈洛夫金预料到，俄国政府的各项计划，即使能够解决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它们同中国的政策原则和思维直接对立”。为此，他不得不制订了“无论是在谈判之前，还是在谈判过程中，都尽量不要谈贸易”的策略，因为在中国“贸易”是个禁忌的字眼，所以“要尽量表现出让中国人以为我们对政治比对商业更感兴趣，因为政治问题会引起他们恐惧不安，但却不会像贸易问题引起他们鄙视”。[69]这再次表明，戈洛夫金使团出使中国，在使团到达之前就已经注定失败。

至于“希望号”和“涅瓦号”商船突然进入广州事件与使团被拒的关系，从嘉庆皇帝在1806年1月22日同一天颁布了两道谕旨，分别对广州事件和库伦事件进行了处理的事实来看，两件事情应该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从上述使团的出使经过看，嘉庆皇帝遣返使团的决定是在同俄使的不断交涉过程中酝酿形成的，并且在得知广州事件之前已经产生拒绝俄使入境的想法。因此，只能说广州事件对事态进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并非决定作用。

综上所述，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以“礼仪之争”来解释。外交礼仪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具有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进行交往时，往往会发生文化的碰撞，但礼仪问题在重大的国家利益面前，有时是可以相互妥协的。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与嘉庆皇帝的心理状态、俄国使节的文化背景以及两国的外交传统都有着直接关系，但国家利益因素才是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且中国长久以来对贸易的排斥，也是导致使团失败的深层原因。

（转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