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下嘉道银贵钱贱问题研究

戴建兵/习永凯

发布时间：2013-5-28

    摘要：嘉道年间发生于中国的银贵钱贱，一般认为是鸦片输入引发白银外流所致。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美洲金银大幅减产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白银购买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世界范围内白银购买力的上升。处于世界白银流动末端的中国，这一时期白银购买力上升更为显著，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其白银购买力变动趋势与国外白银购买力上升密切相关；同时，中国银钱比价与白银购买力变动一致，钱计物价相对稳定。因此，这一时期银钱比价上涨的长期变动原因是银贵，而非钱贱。   

 关键词：白银购买力/银贵钱贱/白银外流/嘉道年间/全球视角

    19世纪上半叶，鸦片输入、银贵钱贱、白银外流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通常的叙述是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引发银贵钱贱、加重财政困难，加剧阶级矛盾。①而制钱减重、局私民私夷钱的流通、制钱存量的增加，钱票的使用，货币领域贵金属对贱金属的排挤(即重银轻钱)等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银贵钱贱的重要因素。②前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内状况的变化，较少将这一现象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析③，而当时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国内及国际贸易均以金银为币，并且这两种贵金属有着比较稳定的比价，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国际金融理论，从全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另外，由于国内19世纪上半叶经济数据的不足及数学工具的缺乏，前人的讨论也多限于定性分析，未能进行充分的定量分析。本文在严中平、汤象龙、王业键等学者所整理的国内账簿、雨雪粮价折等历史数据及国外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显示这一时期我国白银购买力变动与世界白银购买力变动高度相关，并通过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直隶宁津银钱比价及白银购买力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银钱比价的变动主要是白银购买力变化所致。
一、清代的制钱制度及银钱比价
“银两是清代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清代已形成了大额交易用银，小额用钱，国家税收、支出用银，而小民日用以钱的货币流通局面。”④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地方及不同时期，则有较大差别。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的制钱，用于兵饷及各种工程支出。地方铸局铸造的制钱也用于当地的兵饷及政府支出，制钱铸造后的第一次使用多由政府来完成。有些地方大额交易时也使用制钱，如江苏常州府无锡、金匮县“邑中市易，银钱并用，而昔则用银多于用钱，今则有钱无银矣。康熙中，自两以上率不用钱，虽至分厘之细，犹银与钱并用……自乾隆五、六年后，银渐少，钱渐多，至今日率皆用钱，虽交易至十、百两以上，率有钱无银。”⑤福建建瓯地区卖田契计价也“多用钱文”。⑥
货币的形态方面，银和钱都是非常繁杂的。钱有制钱和私钱，制钱为北京宝泉、宝源两局及各省官局铸造。“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砂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者也。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杂之多少而大分别。”⑦
在实际交易中，各地有不同的制钱使用制度。如江苏扬州府高邮州，“道光间，他处私铸者多流入境，其时市上分三种钱，曰西典，乃山西典商所用，绝无小钱；曰徽典，乃徽州商人所用，每百两头有小钱八文、十文不等；曰毛钱，则或二八搭、三七搭、四六搭矣……(咸丰时)钱法渐坏，私小外，更有红砂、白板诸劣钱充斥于市，惟官项及田房价必用西典，其他贸易搭用红砂、白板、私小，官府亦不能禁。”⑧江苏阜宁县，“惟纳赋及不动产之交易，均用制钱，俗名足西，即通足大钱也”。⑨
福建龙岩县，“清道光以前，至铜钱之使用，分净典、沙坏两种。每千钱中，净典七、沙坏三，名三七掺。如净典六、沙坏四，则名四六掺。兑价有至二千余者。净典则以九百余兑六九银一元。又有一种名粮典，以八百四兑七三银一元。”⑩
此种实例各地均有。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交纳赋税及大额交易时使用的铜钱必定是足重的制钱，白银与足重制钱之间比价的变动才会影响到民众的税负水平，讨论银钱比价只需研究足重制钱与白银的比价，对局私民私等小钱可不予考虑。(11)日常交易中使用的民私局私等不足重铜钱，已经逐渐通过省陌等货币制度的安排，取得了相应的购买力，不会引起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官方及商业记载的银钱比价应该是白银与足重制钱的比价，如常用的银钱比价序列源于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的账簿，其“账本中出现银钱兑换的时间大都集中在阴历二、七日，而据地方志记载，大柳镇集期恰是每逢二、七日”。(12)直隶完县志记载的该县县城自同治元年至民国22年的银钱比价，是由钱商于三、八集日共同议定的“官价”。(13)
图1是根据资料整理的1800-1850年全国各省的银钱比价(数值见附表)，它清楚地显示全国银钱比价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山东1802年、湖北1807年除外)，可见各地银钱比价并没有受到当地制钱停铸的影响，沿海省份也没有因为银元的流通及白银外流较多而与内地省份发生不同的变动趋势。形成连续数据序列的宁津银钱比价与全国的比价也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从而显示了宁津数据的代表性。(14)

图1　全国银钱比价变动图(1800-1850年)
二、19世纪上半叶我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
清代以银为主要货币，政府收支、贸易等大额交易中均使用白银。“近代白银的传统货币形态是银锭，分为官炉和私炉铸造”(15)，是称量货币，称为银两。银两的成色互不相同，各地的平砝多种多样。在19世纪上半叶，除银锭外，东南沿海还有从外国流入的银元及一部分民间仿铸的银元银饼。银两与银元有相互交换的比价，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甚至畸高畸低，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重量、成色为基础的。并且某一地区或行业使用的银两、银元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因此在进行某一地区某类商品价格变动分析时，可以暂不考虑各种白银货币之间的差别，通过商品银计物价的倒数即可反映这一地区的白银购买力。同样各地银钱比价变动的对比，也不会太多受白银、制钱两种货币各自内部种类差别的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我国物价数据主要来自雨雪(水)粮价折、账簿、田契、笔记等记载，对此很多学者进行了整理研究。吴承明根据自己整理及其他学者所辑数据，讨论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田价、粮价、棉价、布价、丝价，其中田价数据多表现出了18世纪90年代、嘉庆末年及道光年间银计物价的下跌，苏州米价、直隶小麦小米及高粱、奉天小米大豆的价格也表现了这种变动趋势，布价、丝价根据广州出口价格整理，其变化并不明显。(16)
从田契、笔记等辑出的数据较零散，只能进行趋势观察，不能使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可以形成时间序列进行数量分析的物价数据主要是粮价折和账簿资料。雨雪(水)粮价折开始于康熙年间，积累了延续长达170多年的粮价档案，是清代史料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分。经过整理的雨雪(水)粮价折有：《清代粮价资料库》，是王业键先生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粮价清单》搜集及建档，包括了1736-1911年各府及直隶州厅的粮价资料(17)；《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珍藏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1821-1911年)的粮价抄档，囊括清代21个行政省域内各府、州、厅、县各种主要粮食的月度价格数据(18)；此外还有个别省份的粮价细册。《清代粮价资料库》所录数据时间跨度大，但一些省份粮价数据缺失较多；《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数据比较完整，二者可以互补(两种数据重复部分个别有较小差异，应不影响研究使用)。利用粮价折进行研究的主要有王业键、陈春声、威尔金森等。(19)王业键利用苏州米价的31年移动平均值进行长期趋势研究，陈春声对18世纪的广东米价进行了研究，威尔金森则利用20世纪初陕西的粮价细册进行了研究。
账簿数据主要是严中平先生等根据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整理出的“白银外流下的中国银钱比价(1798-1850年)”和“北直隶宁津县零售物价和银钱比价指数(1800-1850年)”。(20)
关于以上数据的可靠性，全汉升、王业键、陈春声都有专门的讨论，彭凯翔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账簿数据的可靠性最高，雨雪(水)粮价折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也存在不真实的数据。(21)
从《清代粮价资料库》及《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资料分析，各省省内各类粮价及省内各府粮价的关联性较高。河南、甘肃、浙江、湖南、四川、广东、贵州、云南8省在1800-1850年期间均有多个年份粮价数据相同的现象，本文暂不使用这8省粮价数据，直隶数据录入量较大，未进行数据分析。将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湖北、福建、广西8省90个府、直隶州1800-1850年间粮价数据(1821-1826年数据源自《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其他年份源自《清代粮价资料库》)与直隶宁津的农产品(包括大米和花生两项)价格数据进行的相关性分析(22)，显示各地粮食最低价序列中，7省71个府、直隶州的上米、稻米价格序列有57个与宁津粮价存在中度以上相关，6省69个府、直隶州的小麦价格序列有40个与宁津粮价存在中度以上相关，3省39个府、直隶州的小米价格序列有19个与宁津粮价存在中度以上相关，3省29个府、直隶州的大麦价格序列有20个与宁津粮价存在中度以上相关。(23)各地最高价序列与宁津农产品价格序列的相关性较差，反映了各地粮食最高价受地域条件影响较大。
将广西(上米)、福建(上米)、陕西(大米、小麦、小米)、安徽(上米、大麦、小麦)、江苏(上米、大麦、小麦)、山西(小麦、小米、高粱)、湖北(小麦、上米、大麦)、山东(稻米、小麦、粟米)8省粮价指数(24)及8省平均粮价指数，与宁津粮价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相关系数如下。

表1显示1810-1850年间8个省的粮价与宁津粮价多高度相关，且高于1800-1850年间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嘉庆前期粮价剧烈的U形变动在各地时间与幅度上的差异造成的。8省平均粮价与宁津粮价在1810-1850年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达0.95。图2为1800-1850年8省平均粮价与宁津粮价图，显示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并且显示了1830年代初期的自然灾害对粮价的影响。
从表1和图2综合分析，可以认为直隶宁津的物价数据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物价情况，这样，依据直隶宁津数据中的零售物价总指数(原数据所缺1837-1842年及1846-1849年间数据采用三次样条插值补入)和银钱比价可以得出1800-1850年间我国银购买力的变动情况(1821年=100)，如图3。图中可以明显看到19世纪上半叶我国白银购买力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吴承明研究的田价也表现了这一趋势。(25)

图2　8省粮价与宁津粮价(1800-1850年，1821年=100)

图3　中国白银购买力变动(直隶宁津，1800-1850年)
三、19世纪上半叶世界白银购买力变动
19世纪及以前，金银在世界货币领域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金银产量的变化均会影响到世界白银购买力的变动。由于美洲白银的流入，欧洲发生了物价革命，“西班牙的一般物价水平在16世纪中叶便开始上涨，17世纪初涨成四倍。而英法的上涨则晚于西班牙五十年，到17世纪中叶才达到顶点……中国物价的上涨，比英法又慢一百年，而且上涨的程度没有英法那样厉害。”(26)这是“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地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大官僚所囤积，所以，18世纪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27)
19世纪上半叶，“受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气候因素的影响”(28)，世界金银大幅减产，1820年代的白银产量比1800年代减少48.5%，黄金产量1810年代比1750年代减少53%。直到1860年代白银生产才开始超过1781-1810年间水平，黄金产量在1840年代超过了1741-1760年间水平。1811-1830年间生产金银的总价值降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仅为1801-1810年代的60%左右。

19世纪上半叶，除英国于1816年实行金本位外，其他主要国家均实行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制度，白银是世界货币。在这半个世纪里，金银比价波动较小，在世界货币领域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金银产量的变化均会影响到世界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世界金银的减产不仅对金银货币的供给造成影响，也影响到纸币的发行数量(29)，对全球白银购买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图4是欧美4个主要国家英、美、法、德1800-1850年间白银购买力变动情况，表明这4个国家白银购买力在19世纪上半叶均有上升趋势，并且开始于世界金银减产的1810年代。(30)1840年代世界金银生产的恢复并没有立即改变物价水平的走势，直到1850年前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及1859年在美国发现了重要银矿，世界金银生产快速增长，世界物价下跌才得以结束。

图4　欧美主要国家白银购买力变动(1800-1850年)
资料来源：英国、美国数据根据Roy W. Jastram, Silver, The Restless Metal(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1),Table 18: the index of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silver England, 1560-1979(pp. 197—199),Table 22: the index of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silver United States, 1800-1979(pp. 208—209)，调整为1821=100。法国、德国数据根据[英]B.R.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H1批发物价系数”，第903—904页。(31)
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和南亚的印度半岛在19世纪上半叶也出现了白银购买力上升的趋势。(31)从表3中看出，1800-1839年期间土耳其以银表示的CPI指数下降了41%，相应的是白银购买力的上升。根据Asiya Siddiqi整理的粮食价格序列(图5)表明，19世纪上半叶印度粮食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其中以孟买省的浦那(Poona，1824-1842年)表现最为显著，其他地区如德里(1800-1835年)、北部城市阿格拉(Agra，1813-1833年)和马德拉斯(Madras，1801-1850年)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32)由于粮食价格易受气候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代表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但也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印度白银购买力的上升趋势。同期英国低价棉织品(33)在印度的大量销售(34)，也会带动印度物价水平的下降，即白银购买力的上升。

资料来源：小麦(阿格拉)、高粱(阿格拉)：Asiya Siddiqi, Agrarian Change in a Northern Indian State: Uttar Pradesh, 1819-1833(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 190;小麦(德里)：W. Stanley Jevons, 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London: Macmillan, 1909), pp. 216—217；大米(马德拉斯)：A. Sarada Raiu,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adras Presidency, 1800-1850(Madras：University of Madras, 1941), pp. 228—229；小麦(浦那)、高粱(浦那)：Bartle Frere, "Memorandum on Prices in Western Indi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19, 28 March, 1871, pp. 617——618。以上均转引于Asiya Siddiqi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Empire: India and Britain 1760-1840",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3—4(1981),pp. 231—263。
四、19世纪上半叶中外白银购买力变动理论与实证分析
学术界分析近代中国白银价值的变动，一般是基于贸易顺差国家现金流入造成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国家现金流出引发通货紧缩的理论，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是我国银贵的原因。而蒙代尔在分析金本位制度下贸易与黄金流动关系时，认为黄金的流动并不造成“一些国家通货膨胀，另一些国家通货紧缩，相反，绝大多数国家同时经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金本位制是一个货币区，成员国经历同样的货币现象。”(35)
同样，银本位时代(或者说白银作为世界货币的时代)世界各国同在一个货币区内，也经历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19世纪及以前，金银在世界货币领域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金银产量的变化均会影响到世界白银购买力的变动。美洲白银流入引发欧洲物价革命，处于世界白银流动末端的中国，在白银内流时期，银计物价变动发生得最晚，变动幅度也较小。在银计物价上涨的同时，中国金银比价与世界金银比价也日趋一致，18世纪欧洲金银比价一直在15∶1上下波动，中国的金银比价则由18世纪初期的10∶1升至18世纪中后期的15∶1左右，即在18世纪中后期开始与欧洲的金银比价基本持平。(36)18世纪末东西方金银比价差距的缩小，表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银作为世界货币功能的增强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强。(37)因此19世纪上半叶，与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其白银购买力更不可能因国内白银数量的多寡单独发生变动，而是随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的白银购买力变动而发生同方向的变动，并且变动趋势更为显著。西方白银购买力受美洲金银减产影响的程度，仅限于自美洲输入金银数量的减少，并且减少的数量部分由自中国流入的白银所抵消。而在美洲金银减产的背景下，不但由外部输入中国的白银减少，中国的白银还大量外流，因此中国白银购买力波动更大一些。
总之，中国白银购买力与世界白银购买力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下面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与欧美4个有完整数据的国家的白银购买力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38)
上文依据1800-1850年中国及欧美主要国家白银购买力，生成了图3、图4，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时间序列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下文先进行白银购买力序列之间的相关分析，探讨各国白银购买力的关联性，然后进行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的因果性思想是原因对结果应该有预测性(39)，即两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及关联性。
表4是中国(宁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5个国家白银购买力相关系数矩阵(1800-1850年)。如表所示，中国与英、美、法3国白银购买力的相关系数都接近0.8，具有较强的相关性，4个欧美国家之间白银购买力的相关系数大都在0.8以上，属于高度相关，这表明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同步性。

从图3和图4中可以发现上述各国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具体年度有一些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世界金银减产而造成的白银流动变化的结果，上文已有所阐述，在此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分析。由于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故只对中、英两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40)
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LNEN与LNCH互为格兰杰原因；在1%显著水平下，LNCH是LNEN的格兰杰原因。中、英白银购买力之间格兰杰原因分析结果与上文中分析世界金银减产对中国白银购买力的影响大于欧美国家是相符的。
五、白银购买力与银钱比价变动
清代官定银一两等于制钱一千文，但市场上很少存在这个比价，每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并且是经常变动的。银价在清前期从“每两七八百文到八九百文”(41)之间变动，到乾隆后期涨到千文左右，19世纪上半叶是银钱比价变动剧烈的时期。对于这一阶段银钱比价变动的原因，有多种阐释，下文主要通过数据进行探究。
如上所述，直隶宁津数据序列具有可靠性和代表性，因此，笔者由宁津银钱比价数据和以制钱表示的物价数据，计算出白银购买力数据系列(银计物价指数=钱计物价系数/银钱比价系数，白银购买力为银计物价的倒数)和制钱购买力(钱计物价倒数)数据系列。(42)图6是白银购买力、制钱购买力及银钱比价变动图，显示了这一时期制钱购买力较平稳的变动及白银购买力与银钱比价同步的变动，说明在这一时期银钱比价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白银购买力的上升。

下面使用Eviews对白银购买力(YGML)、制钱购买力(QGML)及银钱比价(BJ)三个数据序列进行分析。由于1800年物价数据偏离较大，而原数据缺少1846-1849年间的物价数据，本文分析采用了1801-1845年间数据。
表6是白银购买力(LNY)与银钱比价(LNBJ)的格兰杰检验结果(43)，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银钱比价是白银购买力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银钱比价变动先于白银购买力变动(44)，二者存在长期同步变动关系。
钱购买力(LNQ)与银钱比价(LNBJ)之间明显没有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原因，不再列出检验结果。
六、结论
通过上文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世纪上半叶世界白银购买力的上升在白银流动的末端——中国开始较早(LNCH是LNEN的格兰杰原因)，中国白银购买力的上升与世界其他国家白银购买力的上升高度相关，19世纪上半叶的银贵是全球普遍现象，不是单独在中国发生的事件。
从直隶宁津数据分析可知，这一时期银钱比价的上涨与白银购买力的上升是密切相关的。1801-1845年间两序列相关系数达0.95，属于高度正相关(45)，并且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884529，说明两个序列在短期内偏离长期稳定趋势后有很强的回调力量。而这一时期钱计物价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动，白银购买力的上升是世界白银购买力上升的区域表现，因此19世纪上半叶银钱比价上涨的长期变动原因是银贵，而非钱贱。(46)政府收支以银计算，在白银购买力上升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及政府支出的刚性，政府并未节减开支(47)，从而导致民众税收负担加重，引发社会经济危机。(48)

注释：
①早在嘉道之际，包世臣、黄中模、黄爵滋、许乃济、冯桂芬等学者、官员即提出，当时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造成的，清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其最终措施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翦伯赞、胡绳认同这一说法。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8页。吴承明认为“嘉道的银贵和市场不景气，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当然是个重要原因，但也往往被夸大了。”(《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7页)彭泽益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货币流通中发生的银贵钱贱问题，是由白银大量外溢直接所引起”。(《鸦片战争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叶世昌认为白银外流造成三方面的后果，即引发货币危机、加重财政困难、加剧阶级矛盾。(《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518页)
②针对这些现象，清政府在乾隆后期及嘉道年间采取了停铸制钱，收买小钱，打击私铸私运小钱，扩大政府支出中制钱的比重等措施。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货币制度的动摇”，中华书局1964年版。有关银贵钱贱的研究可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3期，以及王德泰、林满红等学者的论文。
③林满红将当时中国的白银外流放在世界金银减产的环境中进行了研究，提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的鸦片及棉丝品输入的同时伴随的是白银内流，否认鸦片输入是19世纪上半叶白银外流的原因。见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版。
④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⑤黄印辑：《锡金识小录》第1卷，“备参上·交易银钱”，清乾隆十七年辑，光绪二十二年木活字本，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页。
⑥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51页。
⑦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2编，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98页。
⑧胡为和等修，高树敏等纂：《三续高邮州志》第1卷，“食货志·钱币”，1922年刻本，《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1069页。
⑨焦忠祖等修，庞友兰等纂：《阜宁县新志》第5卷，“财政志·钱币”，1934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1069页。
⑩郑丰稔纂：《龙岩县志》第17卷，“实业志·附币志考”，1945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1071页。
(11)银贵钱贱引发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其造成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变化，影响对象主要是政府财政收支相关各方，即财政收支中使用银两的政府、官员及使用制钱的百姓的利益变化。商人固然在经营中受到银钱比价变动的影响，但由于钱计物价的稳定，银钱比价变动对商业的扰动不应是构成商业萧条的主要因素，对商人影响最显著的是银钱比价上升后增加的政府税收、盘剥及由此而减少了的民众购买力。财政收入以银两为计量单位，而银计物价在嘉道年间大幅下降，这相当于增加了2倍的纳税负担。私钱影响的是交易秩序，仅私铸私贩者获得一些利益，对普通民众的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
(12)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50—60页。
(13)彭作桢等修，刘玉田等纂：《完县新志》第7卷，“食货·第五”，1934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1049—1050页。该志记载：“清道光、咸丰以前，银块每两不过兑京钱二吊有奇。至同治初，始涨成二吊六、七百文。”与道光年间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通常说法不一致。
(14)郑友揆曾根据皖南屯溪市资料整理了1761-1864年银钱比价，与宁津县的银钱比价变动趋势一致，但两者银钱比价的数值不同，应该是两地货币制度差异造成的。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27页。
(15)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第20页。
(16)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48—269页。书中田价数据多根据卖田契，粮价根据粮价折、账簿、家谱等，布价根据《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版，丝价辑自《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物价数据除吴承明自己整理外，还引用了赵冈、陈铿、张正明、陶富海、彭信威、王业键、陈春声、全汉升等人数据。此外对清代物价的研究还有[日]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109.152.38。所示数据除以100后单位为两/石。
(1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第1—2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Yeh-Chien Wang,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in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5—68.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E. P. Wilkinson, 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New York: Garland Pub, 1980).
(2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38页。
(21)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第16—31页。关于数据的代表性，彭凯翔只是对彭信威在1950年代整理的米价与王业健1992年整理的苏州米价进行了代表性分析，未对雨雪(水)粮价折进行全面研究，数据量较少。《清代粮价资料库》中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可以较好探讨数据的代表性问题。数据的代表性需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地区的代表性，一方面是商品种类的代表性。《清代粮价资料库》有全国各省各府州的多种粮价数据，在地区范围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其数据仅限于粮价，商品种类较少，对白银购买力，即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反映缺乏代表性。直隶宁津账簿数据包括各类商品价格，符合商品种类代表性的要求，但在地区代表性方面有欠缺。因此本文对这两种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弥补两种数据各自的缺陷。
(22)各省粮价序列有间断，本文取其上下两年平均值，如山东、陕西、广西1815年，山西1814年，福建1807年，安徽1804、1815年。
(23)相关系数|r|＞0.95表示两变量存在显著相关，|r|≥0.8表示高度相关，0.5≤|r|＜0.8表示中度相关，0.3≤|r|＜0.5表示低度相关，|r|＜0.3表示关系极弱，视为不相关。
(24)取各省主要粮食价格指数的平均值为其粮价指数。
(25)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48—269页。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当时物价变动问题，根据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中山东、江苏、湖北三省粮价计算得出三省粮价指数(1867-1911年)与中国进出口货趸售价格指数(1867-1911年)的相关系数高达0.94，自然灾害(1830年代初及1870年代的丁戊奇荒)、太平天国起义后赋税政策变动等因素对粮价的短期影响都有清楚的表现。三省粮价与英国银计物价(1800-1911年)的变动趋势也是相似的，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7。晚清粮价的变动除了受到自然灾害、赋税政策变动等因素的短期影响，长期变动更多地受到银价变动的影响。
(2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32页。
(27)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65—81页。
(28)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第21页。
(29)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第22页。
(30)当然物价水平的下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欧洲战争的结束及工业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但19世纪上半叶持续几十年的金银减产应该是物价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
(31)英国和美国的白银购买力数据也可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计算得出，其结果与Silver：The Restless Metal中结果一致。《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中1800-1850年间消费物价指数数据量较少，而同期的批发物价指数完整，因此本文采用其批发物价指数。英国批发物价指数与消费物价指数在1800-1850年间的相关系数达0.97，属高度相关，反映了在长时期内二者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本文中代表中国物价的直隶宁津物价指数属于零售物价指数，而清代粮价折记载的数据“应为产地价格或批发价格”[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清代经济史论文集》(2)，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两者在长期内也有较强的相关性。
(32)Asiya Siddiqi,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Empire: India and Britain 1760-1840," The Indian Economic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3—4(1981),pp. 231—262.
(33)英国“1770年-1820年间棉纺织业的机械化使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0—200倍，棉线的实际价格降低到以前水平的1/15”，[英]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王宏伟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4)马克思说：“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
(35)[加]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4卷(宏观经济学与国际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3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对照表”，第648页。又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六·金价)中记载“余于(乾隆)五十五年至滇省时，黄金一两换白银十五两，数年无甚更改。时江南亦略相等，又闻西洋各国时黄金一两换白银十六两。”说明当时中国国内金银比价相差不大。
(37)这一时期，日本与世界经济联系较弱，金银比价与外界相差较大。“日本经济与世界的隔离程度也可以用金银比价来显示，1850年前后日本的金银比价相差8倍，西方则是16﹕1”，见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142页。日本19世纪上半叶白银购买力没有上升，是日本锁国政策的表现。日本物价数据见三井文库编《近世后期における主要物価の動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
(38)欧美4国白银购买力指数由各国批发物价除以金银比价(或白银价格)得出，中国宁津白银购买力指数由当地钱计物价除以银钱比价得出。宁津物价属于零售物价。在长时期内，同一地区的批发物价与零售物价应该有相似的变动趋势。
(39)曹永福：《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评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40)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为序列是平稳的，如果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必须是协整的，而协整的前提是两个序列必须是同阶单整的。对中、英两国白银购买力序列取自然对数，得到LNCH和LNEN两个序列，采用Eviews 5.0软件处理，在ADF检验(单位根检验)中，对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ΔLNCH、ΔLNEN的ADF值均小于1%，即LNCH、LNEN是一阶单整序列。协整检验采用E-G两步法，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LNCH和LNE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中英两国白银购买力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方程为：

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项的系数反映了序列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模型中该系数为-0.686049，是显著的，负值表明模型符合反向误差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68.6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中英两国白银购买力变动都是世界白银产量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格兰杰检验的目的是确定二者变动的先后顺序，协整检验中的回归方程不具实际意义。
(4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09页。
(42)直隶宁津账簿中价格数据以制钱表示，其银计物价通过以制钱表示的价格与银钱比价计算得出。计算得出的银计物价与粮价单中以银表示的粮价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这也说明当时虽然不同商品使用不同的货币计价，但应该不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使用银钱比价来换算钱计物价与银计物价是可行的。
(43)银钱比价和白银购买力两个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LNBJ和LNY，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LNBJ和LNY均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得到的序列ΔLNBJ和ΔLNY都不存在单位根。LNBJ和LNY均为一阶单整序列。钱购买力序列取对数后的序列LNQ是平稳序列。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对LNBJ和LNY进行回归，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衡序列。因此，LNBJ和LNY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宁津白银购买力与银钱比价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构建LNY与LNBJ之间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方程为：

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项的系数反映了序列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模型中该系数为-0.884529，是显著的，负值表明模型符合反向误差修正机制。当两个序列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88.45%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4)银钱比价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但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银钱比价的变动对白银购买力的变动有预测性，即银钱比价的变动先于银计物价的变动，这是由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最先表现为银钱比价的变动。因此在协整检验中构建的回归方程以银钱比价为解释变量，以银购买力为被解释变量，这与通常理论叙述的因果关系相反，而与数据分析中格兰杰因果相符。
(45)“乾隆五十三年(1789)以后广东用银两表示的米价有下跌趋势，这大概与当时银价上涨，钱价下降的变化有关。”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171页。
(46)当时政府针对钱贱在制钱领域采取的众多对应措施，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银钱比价的变动不是由制钱方面的因素引起的。19世纪后半叶银钱比价回落，当时银购买力变动不大，其主要原因应是铜价上涨，对此将另文探讨。
(47)御史李维翰于道光三十年在“地丁折钱十年间几增加一倍浮收”折中提到，“即以山东一省而论，州县征纳钱粮，相沿皆以钱折交。道光初年，交制钱一千七八百文，即作完银一两；自十八年至今，已交至二千八九百文矣。十余年间，多增几至一倍……河工每岁修防，发解帑金，动盈巨万，就现在银价计之，每银千两较前已多易制钱八九百串，有盈无绌，经费正可由此节省，无如在工之员，藉报险为开销张本，以冒支为浮华地步，纨绔挥霍，工所呼为酒地花天，万两工料，到堤不过二三千，此固彰彰在人耳目也。”《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32—33页。政府官员的薪水、铸钱所用滇铜洋铜购买、兵饷发放并没有因为银贵而减少开支。嘉道年间滇铜的生产没有引起官员的太多讨论，可能是滇铜生产的利润在银贵环境下有所改善。
(48)参见王业键《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清代经济史论文集》(2)，第251—287页；习永凯：《白银购买力波动影响清末财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4日，A06版。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京)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