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盛老师基于整体观点和经济生态学原则，具体分析制定相应的减灾对策与技术，讲述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战棉铃虫的历程。他借鉴前辈治蝗的成功经验，认识到防治棉铃虫需要建立适宜的统一防治体系。
组织上，需要政府动员社会的整体力量。防治技术应具备三重要素：一是监测预报害虫的发生时间、空间、数量、质量（虫态、日龄）；二是科学制定受害损失与防治代价相平的经济阈值；三是组建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防治手段。
就具体防治手段来说，应综合考量自然及农作因素和人工理化因素，优化集成技术体系，包括气象、天敌、作物抗虫耐害补偿能力，使用抗虫品种，种植诱集作物，实行水、肥管理，同时使用性诱剂、喷洒生物杀虫药剂Bt、NPV或者辛硫磷、灭多威、菊酯类等常规化学农药。喷洒化学农药，需尽量推迟棉田首次用药的时间，保护天敌，以便控制中后期的棉蚜、棉叶螨。为了减缓棉铃虫的抗药性，使用农药当注意轮换品种，二元混配。在喷洒过程中，应减少剂量，增加喷液量，使用机喷、低容量喷雾。
盛老师回忆，1992年，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棉铃虫大爆发，发生量超过前20年的总和，棉花减产45%。次年，根据上级指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棉铃虫减灾项目领导组，委托盛老师为法人代理，处理棉铃虫防治项目一切事务。盛老师及其团队与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科技委一起前往济宁市汶上县，依靠当地党政领导，多次召开防治动员大会，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建立治虫专业队，适时布放棉铃虫性诱剂诱杀水盆，喷洒Bt和常规化学农药，在治虫大战中取得胜利，全县棉花皮棉亩产量创历史新高。受到国内外普遍重视和好评。
1996年，新疆东部、南部棉铃虫爆发，全区棉花减产20%以上。当年11月，盛老师被聘请为新疆自治区农业顾问。随后，遵照自治区党政领导的指示，党委农工部领导带领盛老师团队及农业厅、农科院专家，前往全区重点地州，分别召开各级防治技术培训会议，并纠正“棉铃虫在新疆不能越冬”等错误认识。其后，各级政府大力组织实施盛教授制定的挖蛹、诱蛾、喷药“三大战役”。1997年，新疆棉铃虫爆发势头得到遏制，防治大战成效卓著，全区棉花较上年增产22%，再次表明棉铃虫是可以防治的，棉花生产是可以正常发展的，从而受到各方面的肯定与赞扬。
盛老师最后说，大战棉铃虫之所以取得胜利的主导因素，在于合理的目标、及时的任务、坚强的领导、配套的组织、先进的理念、得力的团队和全程的跟进。他指出，人虫博弈由来已久，是生态史、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化学防治在保障农作物产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单纯依赖农药治虫是不可持续的。彻底消灭棉铃虫，不符合整体、协调、平衡、共生的原则。应当适当控制棉铃虫的时空量质，避免引起较大的经济损失，采取生态防治、持续控制、绿色防控等综合防治的手段。
盛老师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述令在场师生受益匪浅，为研究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启发与思考。
在交流环节，在场全体师生与盛老师就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管理技术的结合、生物多样性与虫灾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发挥政府的治虫职能，以及作物的超补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盛老师补充介绍了作物超补偿的机制，认为生态系统普遍存在生长冗余，而减小冗余就能提高人类的经营效益。例如，轻度的棉铃虫危害，往往可以刺激棉花的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