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世纪末之前，澳大利亚以畜牧、早期灌溉农业推行为主要内容的殖民农业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19世纪中后期以小麦的科学种植，牧草培育和灌溉农业种植为目标的殖民农业实际上是对生态帝国主义在新大陆引发的环境后果的回应。而19世纪末殖民农业的发展部分地成为环境修复手段，也成为生态进一步退化的原因。

相对稳定的地质条件、独立的生物进化进程成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生态景观，塑造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与精神世界。这些渡海而来的先民们也为澳大利亚殖民农业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殖民者到来时见到的天然牧场，是干旱的气候与土著的火把共同造就的顶级群落。掌握比土著居民更强大和复杂技术的殖民者引入旧世界的物种，对环境进行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改变。牛羊涌入内陆平原时，距离最近一次巨型动物在这里踱步午餐已有万年余。不同于英国人在其他地方的农业垦殖，大洋洲是一个完全没有被有蹄动物踩踏过的地方。牧羊人越努力地将内陆改造成英格兰的围场，草原的退化就会越迅速，沙尘暴就会越肆虐。坚硬多刺的原生植被“入侵”草原，数十种小型哺乳动物灭绝，兔子在沙土中失控狂奔，土壤硬化，溪水断流。一度与欧洲殖民者在平原上殊死搏斗的土著居民也因生计受迫、斗争失败和疾病而衰落。在这些地区，欧洲殖民者尽管实现了人口替代。经典意义上“新欧洲”却从未真正建立。温带作为一种气候类别未能区别澳大利亚大陆土地的多样化生态；作为一种垦殖概念，也只能涵盖澳大利亚适宜于欧式农耕的极少量土地。征服还是适应干旱是澳大利亚新欧洲建设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议题，影响着殖民农业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科学农业为基础的小麦种植、以水利工程学为基础的灌溉殖民地的建设被视为解决牧区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两种可行性方案——以种植业的田园畅想取代牧民青睐了半个世纪的自由放任。在澳大利亚语境中，以农耕定居为代表的垦殖者（settler）与垦殖（settling）是与牧场借用人（squatter）的强占（squatting）滥用相对的一组词汇，“更紧密的安置”（closer settlement）不仅代表了不断拓展的农业边疆，还意味着乡村环境重建与社会秩序的改良。但是，以征服干旱为目标的灌溉农业推进并非小农的田园牧歌，缺水断流与土壤盐碱化是帝国扩张的生态限度。尽管土壤科学家对农业生态的发展持更长久的眼光，但他们提出的改良方式也多受制于工程学的影响。而当帝国内的灌溉工程被当作开发边疆的捷径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停留在了实验室内。植物育种家选育杂交小麦品种以适应新世界土地的旱作条件，为欧洲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大片生态学意义上的处女地。但是澳大利亚小麦种植王国由于其所享有的优势而动摇，富饶的麦地再次吸引了土地的投机，健全的耕作制度迟迟未能建立。以征服干旱或者顺应干旱为目标的殖民农业都是以与自然剥离为肌理、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剥削型工业农业，并无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

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19世纪以来的生物学、气象学以及与遗传、文明有关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共同影响了殖民农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干旱的环境是“干旱说”诞生的土壤，但“干旱说”并非纯粹的环境知识，而是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知识话语。它与灌溉农业的进步叙事以及小麦边疆的文明叙事，共同构成推动殖民农业开疆拓土的理论工具。小麦也因被认为孕育了白人在身体和智力的优势而符合“文明”的标准。小麦的文明叙事创造了农作物和人类共同进化理论的极端版本。以进化理论和遗传学为基础的生物学是19世纪的科学创见。但是它与关于人种差异、文明等级的文化观念结合，并被用作论证社会问题具有预先确定的生物学或遗传学基础的手段。将“自然”作为人类差异的根源，实则是将入侵、暴力、掠夺和不平等合理化。

澳大利亚的探险神话记录的是边疆的人地关系。从最初的牧场借用人，淘金热后的选地人，伐木工人，赶牲口的人，小麦种植者，葡萄园种植者……丛林中存在过数十种职业，它们相继出现，然后消失，几乎从未共存。这是农人与自然讨价还价的方式，不断试探，抗争或者合作，边疆的推进最终奠定了澳大利亚农业地理的分布格局。土壤的贫瘠、天气的恶劣、市场的不稳定、连同选地者的挫折、孤独与压力一起被融入边疆的英雄主义认同：勇敢付出与坚忍不拔。澳大利亚是严重依赖初级产业的第一世界国家，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增长轻而易举消解掉欧洲人定居给环境造成的破坏。这种流行至今的边疆农业思维和功利主义伦理是在牧场与农地里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