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永教授在《去全球化下的生态转机与危机》的发言中，立足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经济制裁到能源禁运等现实问题，提出当前地缘政治学的改变引发公众对于冷战重现的担忧。冷战的高峰期是各方领导人的政治成熟期，也是不重视环境和生态、强调消费和滥用资源的时代。重新审视冷战经验对于21世纪发展路径的思考不可或缺。刘教授认为，透过冷战史视角观察当代地缘政治将会发现，国家安全和区域结盟的口号甚嚣尘上，而地球和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思想则在崩坏。若从环境经济学的最优效益原则出发，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化思想和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既具有经济效益，也最符合环保价值。然而，现在由于疫情和战争，全球日益割裂，污染又重新回到每一个国家，国家又重新回到经济和生态双重不利的状态，这些现象值得学者进一步思考。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田松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联结科学史与环境史》，他重点介绍了科学史和环境史研究路径的差异与重合。他倡导在科学社会学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范式基础上，融合环境史思想，提出联结科学史与环境史的新范式——STSE，这里的“E”是指代生态与环境（Ecology & Environment）。对于STSE，田老师做出两类解读：第一个是将“E”作为与科学、技术、社会并列的一个要素；第二个则将“E”作为科学、技术、社会的基础，一切STS活动都必然会在“E”的背景下展开，也必然会对E产生影响。田老师指出，以往科学史和STS的叙事隐含着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观念，即相信科学进步必定导致技术进步，科学和技术进步导向社会进步，这种叙事与工业文明的运行机制“科技产业链”密不可分。但是，“科技产业链”并非在实验室中真空运行，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和环境中运行，必然有社会和环境后果，所以他提出“科技产业污废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瑾副教授在《非洲生态观/文明的话语体系和现代回想》的发言中，围绕着非洲生态观、本土话语体系和现代性等概念展开。她从“班图”入手，点明非洲生态观或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基础是自然力量的复合，这种复合力量的基础是统一与和谐。她认为非洲生态观的另一重点是“关系”，强调连结的普遍性和归属的同一性。在现代性出现之前，非洲人把所谓的宇宙力量和山、水、森林、天空等特定的宇宙元素联系在一起。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生命体、无生命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体系和神灵结合形成一个秩序，进而构成了整个非洲宇宙的完整体系。张老师最后提出，学者可以通过反思非洲本土生态观来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并通过分析非洲生态观或话语构建的元素来重新思考西方现代化和功利化思想。

本论坛讨论环节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贾珺副教授主持，参会者就如何从地缘政治学和环境资源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乌克兰的生产、生态与全球化或区域化的联系，如何在“STSE”构想中确定人类的作用、顺序与权重，如何认识“生态非洲人”的建构与颠覆、非洲文明特殊性背后的情感倾向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沈大军教授的分享《水权与社会：洪洞通利渠的分析》，以山西省洪洞县通利渠为例，展现水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回顾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两大切入点，即以水利为落脚点研究水利事业的发展和古代水利技术、以水利为切入点研究人与人之间非平等权力关系的构建及其演化（主要包含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和水利社会三大方法论）。由此，他引出“水权”概念，即水资源的所有和用水权利的分享与义务的分担，建立“水权—水利—组织—社会”的研究框架，探究水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沈教授从宏观环境和微观事件两方面介绍了洪洞县和通利渠的基本情况、水权制度和支撑制度，并总结民国六年前洪洞县通利渠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最后提出，历史上的通利渠水权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通利渠社会生态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的发言——《科学还是政治？气候变化争论中的末日论和怀疑论》，呈现了气候变化议题与全球政治的联系。他从科学史、气候史和政治史等维度梳理了不同群体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他认为全球变暖议题具有两重复杂性，一是作为科学议题时，“末日论”或“怀疑论”观点相对立，前者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类文明将走向崩溃，后者质疑二氧化碳增加与气候变暖的相关性；二是作为政治议题时，“末日论”者指责“怀疑论”者将科学问题引导为政治议题，为各国政府逃避责任提供借口，而怀疑论者则认为全球变暖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政治正确”宣传。徐老师指出，全球变暖问题的争论反映了科学和政治的复杂关系，末日论和怀疑论都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

兰州大学生态学院尚占环教授的发言主题为《藏族女性牧民与草原碳管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性别平等》，他展现了化石燃料进入牧区导致牧民大量放弃使用牛粪做燃料，牛粪堆积在草原上难以分解进入碳循环；高原牧区牧民性别不平等现象存在，女性的劳动时间超过男性，但是女性牧民通过加工和燃烧牦牛粪，减少引入外部化石燃料，显著降低碳排放，有助于维护碳循环和碳库稳定。他引出两个问题：如何建立“性别碳补偿协调机制”？如何根据碳管理贡献，促进青藏高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他认为，“性别碳补偿协调机制”应包括社会碳计量工具的创建和使用以获得性别碳补偿的数据依据，并进一步制定分区、分类的女性牧民的碳补偿方案，还需普及气候变化知识让女性牧民更好认识到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等。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姜虹博士分享了《玛丽·米特福德的村庄：性别视野下的阿卡迪亚博物学》，她考察了英国女性博物学家玛丽·米特福德的自然写作。她从唐纳德·沃斯特的“博物学的两种进路”（卡尔·林奈为代表的帝国传统和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传统）出发，提出米特福德是怀特的追随者，延续了阿卡迪亚式博物学传统。米特福德的代表作《我们的村庄》以其生活的三里口村庄为背景，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是文学与博物学融合的经典之作。姜老师指出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对米特福德博物学研究的影响，即米特福德在生活上接受了女性作为家庭天使的设定，在研究中虽批判林奈、伊拉斯谟·达尔文及其支持者，但仍谦逊地对待自然和学识，倡导文学化的自然写作。姜老师认为女性在阿卡迪亚博物学上可以走得更远，阿卡迪亚博物学与生态文明、女性在生态文明中的角色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乔瑜副教授主持讨论环节，参会者从水利共同体与林田湖沙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水利工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全球气候变化争论和人文学者考察历史上气候与文明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别碳补偿机制的困难和碳足迹的计算原则、博物学研究如何推进公众生态意识等问题展开交流。

厦门大学历史系钞晓鸿教授分享了《制度、空间与环境演变：来自近代中国的一项实证研究》，他以近代黄河中游地区河套平原西蒙旗地的开垦为例，分析开垦对于当地及黄河中下游环境演变的影响及其程度，强调制度与空间的重要性。他提出蒙旗、旗地是清代一项重要制度，到了近代河套出现盟旗与行政机构双轨运作模式。对近代盟旗辖区的忽视或含混是阻碍、误导人们研究的重要原因。尤其出现私垦之后，清末官方蒙古西部旗地正式放垦，但因盟旗不同、空间地方差异等原因多种不同的制度与操作形式，对于此类制度本质的理解是分析评估不同地区开垦力度、进程及其影响的基本前提。钞老师认为，西蒙旗地的开垦不仅改变了当地的土地利用形式、景观面貌，而且对黄河中下游产生了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周琼教授的发言《自然演替史的转向：近代中国西南环境变迁历程的新开启》，以近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物种入侵为切入点，探讨西南边疆生态屏障建设，保障生态安全等问题。周教授从全球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从传统到近代、从单向到多元四个维度阐述近代西南地区环境演替过程。她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原有的自然生态演替被人为力量打破，大批物种跨界繁殖，西南尤其是云南地区成为东南亚热带物种入侵的前沿地带，出现了一种从全球到地方的传播模式。交通运输等近代科技的推广运用使局部地区环境破坏的速度加快，新的经济作物引种加快了本土生态系统的改变，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和战争导致空气、土壤及水等污染，但也促进了生态危机意识与思想的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付成双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森林边疆到玉米—生猪生产带：美国中西部农村的现代变迁》。他在界定“农村”概念时，提出农村既是一个生态的概念，又是一种产业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随后他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农业生产从森林边疆到玉米—生猪生产带的变迁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从不同发展视角分析农业发展会产生不同看法。农村的农场形态、小屋、篱笆等方面皆体现出农业发展对农村形态的影响和塑造，中西部农村农业形态的变迁是农村环境变化的缩影，也是美国农业变迁、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变迁的典型，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的发言《从私有到公用：美国公共土地政策的环保转向（1891—1934）》则从环境史角度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共土地政策的环保转向，即从快速私有化到建立各种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他认为，19世纪末美国原始公共土地的快速私有化与当时政府土地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宅地法》的颁布加速了公共土地的私有化，这种持续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弊病不断显现。但是，西部干旱地区的农业开发遭遇困境，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用途的新需求以及不断涌现的环境危机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连美国土地私有化政策的终结。联邦政府出面介入，将大量公共土地保留起来建成保护区，并颁布《泰勒放牧法》来废止土地私有化政策。这一过程表明美国从片面追求强调开发到推进自由资源保护的重大转变，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讨论环节由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曹牧副教授主持，参会人员就物种交流和入侵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引入物种的生态适应性、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观念对外来物种的态度变迁、美国公共政策变化过程中土地法案出台的争议问题和群体贡献、边疆开发的空间内涵等问题展开交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利华教授以《一本正经说脏活儿：道在屎溺》为题，阐发了自己对环境史学科建构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王教授的“一本正经说脏活儿”一方面是要鼓励环境史学者关注废弃物的处理（脏活儿）这一重要议题，尽力帮助人们理性认识和正确处理包括粪便在内的各种污废脏物；另一方面则指出当今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就是脏物问题，如何处理废弃物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密切联系。因此，环境史研究者要将这两层面问题联系起来，从日常生活出发，理从史出，而非空谈理论。最重要、深刻而影响久远的人与自然关系道理，或即存在于最低俗甚至秽气的事项之中。

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如何生态何以文明——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塑造》。梅教授从环境史视角出发，思考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联，并提出三个核心问题：什么是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联和区别在哪里？她认为，“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一大进步，是面对生态危机时产生的转型认识。最早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学者费舍尔强调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体的自觉意识，所以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多数人的转变而非少数专家。从历史学者角度，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则要落脚到教育和培养人才之上，要转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要求环境史研究者具备“生态世界观”，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以生态世界观加以审视才能更好地警惕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非生态、反文明的问题。梅教授最后也展示了多年来自己从事环境史研究成果转化的努力，包括创建绿色公众史学中心和支持环境保护运动等。

山东大学文学院程相占教授的发言《生态美学关键词“生态” 的三个义项——再论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回顾了生态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他从“生态”概念入手，回应了学术界的质疑焦点——生态学和美学联结合法性的问题。程教授认为，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是“生态”概念存在歧义。“生态”义项可被划分为名词（自然、状态、生态学）、形容词（生态价值观）和副词（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方式）三种。质疑生态美学的学者通常将“生态”等同于“自然”，从而混淆了生态美学和自然美学之间的区别。生态美学中的“生态”首先是应被理解为“生态学”，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互动”，而非“审美活动”。“审美互动”的范围包含生态的三种义项：“审美互动” 不但是根据生态学（义项一） 的定义对于美学研究对象的新界定，而且是包含生态价值观（义项二）的新型审美方式， 即生态地审美（义项三）。只有明确“生态”的三个义项，才能解决生态学和美学联结的合法性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张玉林教授《他们在说些什么？——中国的高产/高被引学者的“生态文明”言说》，通过回顾国内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高产/高被引作者的系列论文，反思“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根基。张教授首先从检索得到的量化数据出发，分析论文的发文时间和作者学科分布，随后对比分析了“两高”学者文章中的“生态文明”定义及其研究问题。张教授认为这些学者在使用此概念时，存在内涵不一、缺乏同行对话等现象。最后，张玉林教授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尚需学者们仔细辨析和严密论证。

讨论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羚靖博士主持，参会者围绕如何在学术层面上如何定义、理解、使用“生态文明”概念，西方学界如何认识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环境人文学者探讨生态与文明的意义和贡献何在等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