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校清史研究所邀请，2013年3月18日上午9点，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进行了题为“从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所长黄兴涛教授、副所长夏明方教授主持，华林甫教授、胡恒讲师和清史所、历史系以及其他院系、年级的数十位研究生们聆听讲座并积极参与了讨论。

在演讲中，邹先生首先举出司马迁《史记》里关于“天人之际”的三处记载，尤其是特别点出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名言，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地关系”。邹先生提出，在史学视阈下讨论人地关系，就直接引发了他关于如何从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接着，他从空间、时间、民族三个角度论证了多角度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必要性。邹先生认为从空间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有强烈的地域差异，如果要研究历史上国情的变化用一种模式、一个标准来研究，难以有客观、全面的结论。其次，从时间而言，从秦始皇至晚清，社会结构没有质变，但生存环境的变化则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再次，从民族而言，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如果单一用炎黄子孙系统的历史观去解释，未免会掩盖历史真相。从这种多角度的必要性出发，邹先生认为今后的历史研究应该着重探索以下六个方面：一，中国历史研究应该从区域研究着手；二，人地关系以人为因素为主；三，重视人地关系中政治体制因素；四，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的两个特点：凡是首都建立的地方，环境破坏最快；中央势力的扩展、人口的迁徙、少数民族避迁造成环境恶化；五，我国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各种区域，在两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六，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在商品流通不发达的时代，人口流动滞缓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区域的各种特色曾长期保留着。

邹先生在学术报告中强调：“只有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才能认识历史，才能对现在的人地关系有所借鉴。”黄兴涛教授从邹先生的讲座，联想到中国当下的人地关系，比如城镇化问题等，值得反思。夏明方教授认为邹先生所言，也是当前环境史（生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内容，具体研究之中，涉及断代研究、区域研究比较多，而缺乏“通古今之变”的贯通式的深度拓展性思考。华林甫教授谈了一点学习体会，以前在复旦大学受教于邹先生，先生一直强调“小题大做”，今天讲座主题的宏阔视野则让他震撼。

其后，邹先生还热情地回答了在场同学们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南北地域差异等问题。其中，围绕我国都城的设置问题，从地理位置、历史变化、经济社会因素等方面，邹先生也与大家展开了深入地讨论，慷慨分享了其诸多见解。有同学询问王士性研究、历史民族地理等方面的学习思路，邹先生认真推荐了相关著作、版本和研究现状。

讲座从九点开始，十一点结束时要询问的同学仍有很多，会议室济济一堂，即使加了许多凳子，仍有不少同学一直站立着。讲座在讨论中结束，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学者简介：

邹逸麟：男，祖籍浙江宁波，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五十年代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后调入复旦大学。1982年复旦大学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副所长，1986年任所长，直到1996年主动辞去所长职务。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7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3、1998、2003年被选为第八、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首席教授。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社联委员、上海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民盟复旦大学主委、上海市副主委、中央委员。1994年被聘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一直至今。

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历史地理》集刊主编。2008年退休。学术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除了长期参与谭其骧院士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集体著作之外，还有：1、主编类，有《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等；2、个人论文集，有《椿庐史地论稿》；3、教材类，有《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本）；4、古籍整理类，点校胡渭《禹贡锥指》；5、工具书类，《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任第一副主编；6、通俗读物类，有《千古黄河》等。

其学术之路，可参见其自撰《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收录于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