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5日，应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的邀请，我国灾害社会学奠基人、人民大学1958届毕业生王子平教授，为大家讲述了37年前他所亲历的唐山大地震，以及他对灾害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层思考。

年近耄耋之年的王子平教授，在讲座中首先回顾了唐山地震对其研究的深刻影响。作为1976年唐山地震的幸存者，王老对地震当日一次余震过程中地震波掀动大地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指出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认为人则应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不可轻言抗拒或改造。在其自传《创造幸运—我的心灵史》中，王老将这一点具体解释为：“在整体宇宙中，人只能臣服于自然界。与其将力量放在遥遥难期的地震科学、地震预报上，不如花更多一些时间与精力，用来提高社会公众防御地震（以及其他）灾害的认知和应对能力。”

之后，王老又讲述了震后唐山震区民众自救的情形。据他回忆，震后唐山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自救活动。1976年唐山市区总人口共约70余万人，其中90%被埋压在废墟之中，只有约10万人未受大的影响。最后，埋压者中有50万人幸免于难。除解放军及其他支援者救出约1.5万人外，其余幸存者均得益于这场自救运动。让王老感触最深的是，面临巨大灾难，人性表现出了“善”的一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唐山人在救援中没有因“阶级”之分而放弃任何救助的可能。王老认为“这就是人性，是情感和爱的发扬”。而这一情感，恰恰贯穿了王老此后数十年的灾害研究。

王子平先生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纪念唐山地震十周年而编写的《唐山抗震救灾史》（即《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为重要标志。该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总结、概括了唐山地震灾害、灾后救援与灾后重建这三方面重要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与其合作者又撰写了《地震社会学初探》，初步构建了中国地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由于该书使用了大量的新概念，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故此王子平先生与邹其嘉先生（已故）又着手展开社会调查，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编写成《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对其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与此同时，王子平先生主持了河北省地震社会调查，涉及1949年后的几次重要地震，例如邢台地震（1966）、唐山大地震（1976）等。

在大致完成了地震社会学理论构建、实证研究之后，王子平先生又将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尝试对人类面临的整个灾害体系与趋势做出更为深入、抽象的思考。其思想之精要凝集为《灾害社会学》一书。该书以人是灾害问题的灵魂为主旨，集中反映了王子平先生的灾害哲学观。

讲座中，王老还围绕灾害定义、灾害分类、社会应对、精神救灾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王先生提出：“灾害是人的需要过程的非正常中断”。灾害体系又可被分为自然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社会灾害（政治灾害、经济灾害、文化灾害）、人为灾害（人工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灾害、人为科技灾害）三大类别九个小项。王老认为，灾害一方面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经历的每次灾难也推动了人类更好地认识、抵御灾害。但可悲的是，社会在应对灾害的同时，也在制造灾害。人与社会之间这种双效互动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他进而指出，唐山地震前，我国历史上的救灾活动，均以物质救灾为中心而开展；唐山地震之后，开始出现大规模精神救灾的实践，人们在救灾过程中更加关注地震经历者心灵世界的重建。由于唐山地震发生仅几天后，唐山就在党的思想动员下投入到恢复生产的运动中，因而使唐山的精神重建和物质重建的过程结合在一起。汶川地震后，我国采取了广泛的心理干预、心理救助活动，但这只是精神救灾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精神救灾，最核心的部分应是找到新生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是心灵重建的完成。精神救灾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救灾思想，推进力中国救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王老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研究的体会，给与会的同学提出了三点临震应对的方法：首先，要保持镇静的心态，其次要有坚定的得救信念，三是平时要多加学习与积累灾害知识。

在讲座接近尾声之时，王子平先生用三句话将其对地震灾害的认识进行了高度概况：地震是很可怕的自然灾害；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要掌握地震科学知识。

王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大家阵阵掌声与积极的回应。同学们结合自己对地震灾害的了解，就地震初期人的心理感受、冯小刚《唐山大地震》电影、唐山地震后唐山人的信仰转变、四川汶川地震与唐山人的心理调适期等问题，与王子平先生进行了深度交流。本次讲座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同学们对地震灾害、灾害学的探索热情，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