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座预告 | 关于捐纳制度与晚清赈捐问题的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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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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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与社会”学术沙龙第16讲：关于捐纳制度与晚清赈捐问题的若干思考
主讲人：白莎（Elisabeth Kaske，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
与谈人：吴四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清史室副研究员）
主持人：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607
时间：11月24日15:00-17:00
腾讯会议：793126655
会议密码：421421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晚清捐纳通常被看作补救财政而破坏吏治的不良措施，而谈到捐纳制度的学者多以捐纳实官为研究对象，认为捐输虚衔（以及封典、翎枝等项），与捐纳实官截然不同，大致无害于政体，不过也无助于财政。本研究发现，第一，赈捐不是补救财政，而是提供公共品，即赈灾。第二，劝捐赈灾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即总督、巡抚），但是受赈地区不一定是本地本省。第三，如何奖励赈捐，即是否以实官做“议叙”还是只给虚衔等，地方政府（即总督、巡抚）和中央政府（即户部）之间不断进行了拉锯战式的谈判。第四，受益者（即通过“议叙”得官升官的人）并不都是那些捐赈的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劝捐的人。第五，许多人认为捐官是为了做官，但是在太平天国后捐例大开，大部分捐过官的人补缺无期，反而做候补官谋求“差使”，而劝捐、赈灾为谋差使的人正好提供了一个劳动市场。第六，在赈捐中作为主要奖品的虚衔、封典、翎枝等项，集腋成裘，收数可观，并非所谓的无济于事。
捐纳制度在晚清形成了一个“中央——地方——精英”三足鼎立的利益模式。1880年代后各地都争先开赈捐，这样各地方政府提高自己的能力给社会提供公共品。
三角形利益模式的粘合剂是清代的身份制度。在晚清社会，虽然说有士农工商的四民概念，但法律上的分界线实际上是官绅和平民之间。晚清“绅商”“绅董”的出现，也与捐纳制度的扩大（包括赈捐）密切相关。
捐纳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近代义赈，但是身份制度也是近代义赈迈向中国赈灾现代化的一个绊脚石。
白莎（Elisabeth Kaske），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德关系史，著有《“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中国教育中的语言与政治1895-1919年》等。近年致力于探讨帝制晚期中国的捐纳现象及其对财政和官僚体系的影响，正在撰写《官老爷的黄昏：捐纳与中华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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