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举办了“灾害与社会”系列首次学术沙龙活动，特别邀请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高建国担任主讲，朱浒副教授主持。美国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副主任侯深博士一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此讲座的主题为“应急，还是防治？——当代中国防灾减灾之反思”。高先生首先利用新闻图片向与会者呈现出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及其触目惊心的社会后果；继而通过大量数据统计，揭示了我国自然灾害之经济损失与人口死亡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阶段性变化特征，指出在第一阶段（1940-1970）,死亡人口多，损失小，第二阶段（1980-2000年）死亡人口少，损失大，而在第三阶段，也就是2005年以来，因灾死亡人口呈上升势头，经济损失更是极为巨大，而且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左右。如何有效地应对灾害，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灾害看似随机发生，实则有规可循。高先生介绍了美国海洋学家斯蒂文•黑尔发现的“拉马德雷”现象（在气象和海洋学上被称为“太平洋十年涛动”），并提出在该现象作用下，世界地震灾害在时间上表现出周期性特征。自1833年至2030年间，世界9级地震的三个活跃期均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所处时期之内，暖位相阶段则较少发生。另一方面，灾害在空间上也表现出地域性特征，之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近年来则逐渐西移，而西部地区正是我国目前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

在灾害的应对问题上，高先生以大量生动的案例对相关政府部门偏重“应急”的做法提出商榷。他指出，地震灾害并非不可预测。大量观测表明，地震发生前后均会发生强烈的放气现象。地震与其他自然灾害或自然现象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利用气象、地质灾害之间的关联性特征，也可成功预测地震。例如，根据台风的趋暖性特征可对地震做出预判，亦可通过地震与洪水、地震与旱灾之间的灾害链关系对地震灾害进行提前预防。他认为，地质地震灾害的防治工作，不仅要依靠政府，更要意识到群众的力量。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群测群防工作系统，成功预测过多起地震。其后，因种种历史问题，该制度未能始终贯彻。当前灾害频发的危机，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新时期、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重新开展群测群防工作，使社会力量更加有效地参与到防灾救灾活动中来。高先生还引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灾前防御的重要性：灾前预防不仅比灾后救灾更人道，而且更为经济。我国古代圣贤荀子，也有“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观点。

高先生对当代中国在灾害预防方面做出的贡献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以我国地震多发的新疆和云南地区为例，生动阐述了灾前防御实施的具体效果。新疆乌恰县地震频发，威胁极大，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大地震达50多次,中小地震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4年喀什地震后，新疆开始全面进行抗震安居房的建设。乌恰抗震房的建成使该地的震后损失大大降低，改变了此前“大震大灾”的传统受灾模式。据对比，其减灾效果达30%以上。现在，新疆约有一千万人住进了抗震安居房。然而，防灾工程效果的好坏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云南地区，由于抗震安居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这项防灾工程不仅未能发挥应有效用，甚至推波助澜，加重了震后受灾程度。此种情形值得深思。

从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到2011年日本大地震，活跃的地震活动促使中日两国不断调整与改善灾害的应对机制。日本在灾后重建问题上，曾与中方进行过多次积极交流。但高老师认为，中国政府在大灾之后能够迅速调拨中央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种救灾方式很难成为日本灾后复兴之参照。

在讲座的最后，同学们就历史上中国政府的灾害治理政策和当前中国灾害防治思路等问题与高建国老师展开了深入交流。本次讲座信息涵盖量大，传递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灾害的前沿性研究成果，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同时，通过反思当代中国防灾减灾的实践活动又与历史学研究者探讨灾害、环境问题形成互动，提供了借鉴。